第一篇：購買絕對化用語宣傳的產品索賠 法院判決工商部門不予受理合法

購買絕對化用語宣傳的產品索賠 法院判決工商部門不予受理合法

——葉某不服廣州市工商局不予受理決定行政訴訟案評析 發布時間：2017-04-11 09:01 來源： 閱讀提示

經營者使用絕對化用語對產品進行宣傳，消費者購買該產品后要求賠償，行政機關和人民法院應當支持嗎?新《廣告法》施行后，基層執法部門遇到此類涉及絕對化用語的消費糾紛投訴舉報日益增多，法院接到的此類訴訟案件也屢見不鮮。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的(2016)粵71行終268號終審判決指出，廣州市工商局在投訴人葉某無法證實自己合法權益受到實際侵害的情況下，對其投訴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符合法律規定。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8日，廣東省廣州市工商局收到葉某郵寄的投訴舉報材料，反映其通過移動客戶端在廣州唯品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稱唯品會)設立的平臺上購買了上海飛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飛科公司)生產的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唯品會在銷售該商品時，宣傳網頁上使用了“中國馳名商標”“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違法宣傳用語及絕對化用語，對商品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涉嫌違反《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規定。葉某要求被投訴舉報人唯品會、飛科公司賠償其購買商品款570元以及誤時、交通、文印、通信等支出9400元，并要求市工商局查處被投訴舉報人的違法行為。葉某提交給市工商局的投訴材料中，附有其購買該剃須刀的發票以及剃須刀網絡銷售廣告的網頁截圖，截圖上顯示有“中國馳名商標”“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字樣。

廣州市工商局收到投訴舉報后，作出以下處理：一是對葉某上述舉報事項進行登記，轉廣州市工商局專業市場管理分局處理和答復；二是認為葉某提供的材料無法證實其權益受到侵害，決定不予受理葉某要求被投訴舉報人賠償的投訴事項。

2015年3月26日，廣州市工商局向葉某作出穗工商舉復(2015)44號《關于舉報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事項的答復》，其中第二項答復內容為：“關于你要求唯品會和上海飛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賠償損失的投訴，由于你提供的材料無法證實自己權益受到侵害，根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消費者投訴辦法》的有關規定，我局決定不予受理該項投訴事項。”2015年4月6日，廣州市工商局將該答復書郵寄送達給葉 某。行政復議

葉某對廣州市工商局作出的第二項不予受理的答復不服，向廣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申請。市政府于2015年6月9日作出穗府行復(2015)347號行政復議決定，以葉某提供的材料無法證實自己人身、財產權益受到侵害為由，維持廣州市工商局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的穗工商舉復(2015)44號《關于舉報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事項的答復》中不予受理申請人投訴事項的決定。葉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判決

一審法院認為：市工商局依法具有受理消費者投訴、處理消費者權益爭議的職權，市政府具有處理對市工商局具體行政行為不服而提起行政復議的職責。葉某提交給市工商局的投訴材料中，附有其購買該剃須刀的發票以及剃須刀網絡銷售廣告的網頁截圖，截圖上顯示有“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廣告字樣。該廣告語屬于《廣告法》禁止的絕對化用語，具有誤導性，對包括葉某在內的廣大消費者的選擇可能產生一定的非理性引導，客觀上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經營者“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屬于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對于這種行為，消費者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主張權利，也可以向工商部門投訴要求處理。葉某提交給廣州市工商局的投訴材料有涉案產品網絡銷售廣告的網頁截圖，截圖上顯示有“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廣告字樣，已經初步證明其權益受到侵害。市工商局未進行調查，直接以葉某無法證實自己權益受到侵害為由，決定不予受理葉某的投訴事項不當。市政府在行政復議中以同樣理由維持市工商局不予受理葉某的投訴事項的決定亦不當。葉某的訴訟請求有理，原審法院予以支持。

一審法院因此作出判決：

一、撤銷被告廣州市工商局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的穗工商舉復(2015)44號《關于舉報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事項的答復》中的第二項決定。

二、被告廣州市工商局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對其2015年3月18日收到的原告葉某投訴唯品會、飛科公司利用“第一品牌”等用語作商品介紹及廣告并銷售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一事中，原告葉某要求唯品會和飛科公司賠償損失的請求重新作出處理。

三、撤銷被告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9日作出的穗府行復(2015)347號行政復議決定。二審改判

廣州市工商局不服一審判決，向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理由主要有：

一、被上訴人葉某提交的投訴材料未能證明被投訴人侵害其消費權益的情況，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已經證明其權益受到侵害的意見缺乏事實依據。被上訴人提供的投訴材料包括商品銷售網頁截圖及消費發票等，上述材料僅能證明其存在消費行為，未反映消費行為對被上訴人造成的損害結果，不能證明被上訴人的人身、財產權益受到侵害(如涉案產品存在質量問題，無法正常使用等)。

二、原審法院撤銷上訴人《關于舉報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事項的答復》中的第二項決定及要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的投訴事項重新作出處理，缺乏法律依據。根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消費者投訴辦法》第四條、第十六條的規定，工商部門在處理消費者投訴時履行調解職責，調解中由雙方當事人各自舉證，對消費者無法證實自己權益受到侵害的投訴，不予受理或者終止受理。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經營者利用虛假廣告宣傳，并且導致消費者人身、財產權益受到侵害、遭受損失的情形，消費者才有權請求賠償。根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消費者投訴辦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的規定，上訴人作出不予受理被上訴人消費投訴的決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綜上，廣州市工商局請求：撤銷原審判決，判令駁回被上訴人一審訴訟請求，判令被上訴人負擔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

被上訴人葉某答辯稱：同意一審判決，請求法院予以維持。

原審被告廣州市人民政府答辯稱：同意上訴人上訴理由，請求法院依法改判。

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后認為：

被上訴人葉某2015年3月18日向上訴人廣州市工商局提出的投訴舉報包含兩項內容，一是要求上訴人查處被投訴舉報人的違法行為，二是要求唯品會和飛科公司賠償損失。對于第一項內容，上訴人已轉交其下屬廣州市工商局專業市場管理分局處理和答復，被上訴人對此沒有異議。對于第二項內容，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提供的材料無法證實其權益受到侵害，決定不予受理其要求被投訴舉報人賠償的投訴事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消費者因經營者利用虛假廣告或者其他虛假宣傳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者要求賠償。”《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消費者投訴辦法》第四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其職權范圍內受理的消費者投訴屬于民事爭議的，實行調解制度。”第十六條規定：“下列投訴不予受理或者終止受理：……(六)消費者知道或者應該知道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超過一年的，或者消費者無法證實自己權益受到侵害的……”被上訴人在投訴時提交的被投訴人唯品會和飛科公司帶有“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廣告字樣的網絡截圖和購買剃須刀的發票等證據，僅能證明被投訴人的廣告宣傳具有一定誤導性，影響了包括葉某在內的消費者的消費知情權和選擇權，以及葉某存在購買涉案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的消費行為，不能證明購買行為導致其人身權或者財產權受到實際損害。被上訴人葉某在二審中亦承認其沒有受到實際損害。

因此，上訴人廣州市工商局在被上訴人葉某無法證實自己合法權益受到實際侵害的情況下，對被上訴人的投訴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符合法律規定。原審被告廣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復議維持決定亦符合法律規定。原審判決撤銷上訴人作出的穗工商舉復(2015)44號《關于舉報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事項的答復》和原審被告作出的穗府行復(2015)347號行政復議不當，判決上訴人重新作出行政行為更無實際意義。

2016年6月13日，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對葉某因不服廣州市工商局作出不予受理申請人投訴事項的決定提起的行政訴訟作出(2016)粵71行終268號終審判決：上訴人廣州市工商局上訴有理，本院予以采納。原審判決撤銷不當，應予糾正。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作出判決：

一、撤銷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行初字第302號行政判決，二、駁回被上訴人葉某的訴訟請求。本案一、二審受理費各50元，均由被上訴人葉某負擔。□商 綜 點 評

在商業宣傳中，一些經營者為吸引消費者關注，恣意對產品或服務進行夸大虛假宣傳，在互聯網領域尤為突出。在現實中，這種行為是職業舉報人關注的重點——他們每日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中查找和篩選各種可能存在違法情形的廣告宣傳，固定證據后通過與經營者協商、投訴舉報或訴訟等程序，以達到營利目的。

從本文所述案例來看，飛科公司在唯品會的平臺上銷售飛科FLYCO時尚炫酷智能剃須刀時，宣傳網頁使用“中國馳名商標”“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字樣，被自然人葉某舉報。這起案例舉報投訴的時間正是新《廣告法》施行之前，對飛科公司在網頁宣傳中使用“中國馳名商標”字樣的行為，執法機關會根據相關法律作出處罰。對于使用“第一品牌”“銷售冠軍”等絕對化用語的行為，無論新舊《廣告法》都明文禁止，區別只是罰則有所不同。飛科作為電器行業的知名品牌，因為違法使用絕對化用語，必將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實際上，隨著消費者日漸成熟，經營者使用絕對化用語宣傳除將受到法律嚴懲外，未必能得到消費者的額外青睞。

從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作出的(2016)粵71行終268號行政判決書中可以看出，葉某因飛科公司使用絕對化用語宣傳產品，向工商部門投訴要求賠償，但工商部門認定葉某“無法證實其人身和財產實際受到侵害”，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葉某不服工商部門的決定，申請行政復議，復議機關維持工商部門不予受理的決定；葉某再次提起行政訴訟。通過兩審終審，人民法院最終維持工商部門不予受理的決定，駁回葉某的訴訟請求。

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的終審判決認可廣州市工商局“以消費者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是否實際受到損害，作為司法機關、行政機關是否支持其賠償訴求的重要標準”的處理決定，對于司法、行政機關如何把有限的資源真正用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上，如何遏制職業舉報人借司法、行政之手中飽私囊等問題，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對司法、行政機關處理消費爭議也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以及其他法律規定，經營者不履行法定義務要承擔的法律責任有三類：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有時經營者需要同時承擔三類責任，有時只需承擔其中一類或兩類責任。就本案中飛科公司的行為而言，使用絕對化用語違反了《廣告法》等法律規定，當然應承擔行政責任。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絕對化用語雖然違法，但并不表示消費者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因此而受到實際損害。沒有損害就不能請求賠償，司法、行政機關也不應支持其賠償訴求。

因此，筆者認為，消費者要求賠償的訴求必須理性。在人身財產受到損害時，消費者應該堅持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未受到損害卻“死磕到底”并不可取：與行政機關磕、與復議機關磕、與兩審人民法院磕——不僅個人付出大量精力，還浪費了公共資源。

工商部門是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和維護市場公平秩序的重要職能部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等法律賦于工商部門查處違法行為的行政權力。對有證據表明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工商部門可以責令其修理、更換、重作及賠償，這是行政權力的延伸，經營者拒不履行時可進一步行使行政權力，通過行政處罰督促其履行。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一般性爭議，消費者可以選擇與經營者協商解決、向行政機關投訴、向人民法院起訴。行政機關處理消費者投訴時可以調解，以中間人身份出現，主持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消費者選擇向行政機關投訴解決爭議方式時，投訴人與被投訴人是平等主體關系，行政機關不能以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為由濫用行政權力，去滿足消費者的不合理訴求，損害經營者的正當權益。法律設置行政調解作為消費維權的方式之一，并未要求每一件投訴爭議都要有處理結果，不符合受理條件的可以不予受理；受理后雙方達不成協議的，爭議雙方可以選擇其他方式如訴訟解決爭議。

在本案中，對于葉某的投訴舉報，廣州市工商局區分不同情況，作出兩項有針對性的處理，并及時答復，是依法行政的具體體現。廣州市工商局對于葉某要求賠償的投訴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符合法律規定，在復議和訴訟程序中認真準備、積極應訴，理由充分，因此最終得到二審法院的支持。□特約點評人：湖北省巴東縣工商局 楊成義 相關鏈接

廣告違法不等于廣告欺詐

2015年9月1日新《廣告法》施行后，對商家廣告用語的要求更加嚴格。新法施行后不久，廣州一名消費者梁某認為某品牌手機官網廣告使用了頂尖、最佳、最好等修飾語，以廣告內容虛假夸大、欺詐消費者為由，將手機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款并索取一倍賠償。廣州兩級法院受理后，均認為手機不存在質量問題，駁回梁某的訴訟請求。法官指出，廣告違法不等于廣告欺詐，并提醒消費者網購要理性。

梁某向法院起訴稱，他在相關媒體上看到某品牌手機的廣告宣傳，登錄手機公司官方網站瀏覽，看到有該手機及相關配件在售，宣傳內容為“機體握感堅持亞洲人的最佳手持體驗，當今最好的Android定制系統”。他對此信以為真，于2013年1月在該品牌手機公司官方網站上購買一部手機和一張極清高透貼膜，共計花費2329元。一周后梁某收到手機，但發現手機常在非使用狀態下自動重啟，并有幾次所安裝程序全部丟失，經網絡查詢許多消費者碰到類似問題且并未得到有效解決。

梁某認為該手機的廣告宣傳違法，廣告內容虛假夸大，故以手機公司違反《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構成欺詐消費者獲取非法利益為由，起訴請求手機公司返還購物款2329元，賠償一倍購物款并賠償其他損失5000元。

訴訟期間，該手機公司因上述廣告違法，收到工商部門發出的責令改正通知書。

一審法院認定該品牌手機不存在質量問題，駁回梁某的訴訟請求。梁某不服，提起上訴，廣州市中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本案中，不當的廣告宣傳行為并不等于欺詐。手機公司夸大產品效果確有不當，但其宣傳用語表述上的瑕疵尚不足以認定構成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此外，梁某未對手機產品的型號、硬件配置、技術參數等核心內容表示異議。梁某的購買行為是基于其自由意志作出的真實意思表示，工商部門對手機公司的廣告違法行為的認定和處置，與本案分屬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不影響本案的認定和處理。

法官特意提醒消費者，新《廣告法》進一步規范了廣告活動，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提供了又一個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在國家依法嚴懲違法廣告行為的同時，消費者也要提高警惕，在消費(特別是網絡購物)時盡到基本的合理的注意義務，否則訴請可能無法得到法院支持。

廣州市中院商事庭法官何海濤撰文指出，就本案而言，消費者梁某陷入常見的“廣告行政違法=廣告民事欺詐”的思維誤區，有必要予以厘清。手機公司確實存在廣告違法行為，但是否構成民事欺詐則是不確定的，要看具體個案中的廣告行為是否符合民事欺詐的構成要件。

何海濤指出，手機公司的廣告宣傳行為并不符合民事欺詐的構成要件，梁某的購買行為是基于其自由意志作出的真實的意思表示，梁某訴稱手機公司欺詐消費者理由不成立。可見，工商部門對手機公司的廣告違法行為的認定和處置，與本案是否構成民事欺詐，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是分屬不同法律體系又并行不悖的責任形式，有各自獨立的判斷標準，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