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山的增長一個國家和市場互動的故事

佛山的增長一個國家和市場互動的故事

佛山一環高速公路，是一條由當地投資建設的公路，連接了佛山的許多專業市場集群，并通過制度設計巧妙緩解了困擾許多其他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問題。（CFP/圖）

佛山的增長：一個國家和市場互動的故事

——城市在中國增長模式演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編者按：在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對關系。新一屆領導班子也在中共十八大報告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多次表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所在。

這一對關系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與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合作的一項調研，歷時一年，試圖以一個中國先鋒城市的鮮活案例，來理解這對關系，并展現這對一個城市及國家的增長究竟有多么重要。

佛山被選擇作為標本——這個普通卻又發展迅速的城市，無論是過去的發展歷程還是今天面臨的諸多挑戰，都是中國城市的典型代表。對其進行研究，也便因此對其他地方更具借鑒意義。

在這項一共包括十四篇中文報告、八篇英文報告的研究付梓之際，南方周末征得課題組同意，刊發這一研究的概要版，以及部分內容的摘要，以饗讀者，并希望以此開啟更多討論。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僅為6156美元，處在世界銀行標準所規定的中上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未來可能面臨兩條截然不同的增長路徑：

中等收入陷阱路徑：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增長；

新增長秩序路徑：包容、創新和可持續的增長。

我們的研究表明，隨著中國增長模式的不斷演化，無論是佛山這樣的城市，還是整個中國，都有可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朝著以包容、創新和可持續為主要特點的新增長秩序邁進。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可連接全球重要港口和航線。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地區的華僑遍布世界各地，并一直與國際貿易伙伴保持著密切聯系。作為一個擁有七百多萬居民的經濟重地，佛山在市場發展中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和在應對中國工業化及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結構失衡挑戰，都具有代表性。

佛山的發展模式對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這種傳統觀點一般認為中國的增長特點是政府主導、出口為主、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供給，但缺乏創新。我們的研究則表明，這種傳統思想可能只有一半是正確的，而演化中的政府-市場互動對佛山的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

可能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地方財政失衡

由于國家的貸款利息低并且財政狀況不佳的城市不能破產，地方政府有動力進行大量具有潛在風險的借貸。2012年佛山的債務還本付息成本占其預算財政收入的47%，并且還債資金目前主要靠不可持續的預算外土地銷售收入。

獲得信貸的可能性與項目的生產率與回報之間不匹配

中國尚未制定出適當的工具來抑制不可持續的債務積累。國有企業和政府資助的項目往往能獲得優先貸款，從而擠占有高生產率的民營項目的融資。影子銀行利率目前超過20%，而正規銀行部門僅為7%，無論是在佛山，還是在中國其他地方，中小企業都難以獲得足夠的信貸。

污染和生活質量

由于缺乏可執行的機制來保護環境資產，工業污染泛濫，居民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最終有可能削弱城市留住人才的能力。

可能邁向新的增長秩序的因素

跨越中等收入的增長

2012年，佛山的人均GDP達到14828美元，高于上海的13553美元，遠遠高于世界銀行設定的12616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中國還有16個城市也超過了這個標準，再加上佛山，這些城市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約11%，它們的GDP占全國GDP的約30%。

中產階級財富的快速積累

佛山的經濟增長導致了土地的穩步升值，相應增長的財富廣泛分配給集體土地所有者，催生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推動了生產力、收入和購買力的提高。這個過程始于佛山工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并持續至今。2010年，佛山人均房產價值幾乎達到了50000美元，是2005年的四倍并且超過了當年人均GDP的四倍。

高質量基礎設施支持了增長

地方政府建設了強大的實體基礎設施以支持佛山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2012年佛山的城市化率已達到了94%，位列中國第三。這種成功離不開市、縣和鎮級地方政府與民營部門之間的密切協作，也離不開不斷進步的、有效的財產權制度框架。

可被其他城市復制的佛山經驗

雖然佛山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故事，但佛山的改革和經濟增長比中國的其他城市先行一步。自1979年以來，佛山的人均GDP從300美元增長到14828美元，其動力主要來自以下六個方面，并可供中國其他地區參考學習甚至復制。

1.民營經濟帶動的增長

1978年至2012年間，佛山的名義GDP從大約7.74億美元增至1977億美元。特別是最近幾年，這種增長大部分是由該市的民營經濟所拉動。2012年，民營經濟貢獻了佛山62.5%的GDP增長。截至2011年底，佛山有34萬家民營企業，大約每20個居民就有一個民營企業。即便是僅考慮收入超過320萬美元的企業，民營經濟在2012年的增長也是最快的，高達13.1%。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增長率僅為5.7%。

2.日益由國內市場拉動的增長

2010年，佛山的工業產值超過了2410億美元，在中國所有地級城市中位列第五名。在中國30個重要制造產業中，佛山在其中22個產業的產值超過了全國總產值的1%，而佛山的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0.5%。

截至2011年底，佛山僅有2%的外資企業。2012年，雖然佛山整體經濟持續增長，但凈出口值僅占GDP的18%，與2006年的30%相比穩步下降。這使得佛山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大大低于溫州（25%）、東莞（32%）和深圳（37%），表明佛山正成功地轉向以國內消費為主的生產。

3.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本地產業集群拉動的增長

佛山各區鎮的經濟活動十分活躍，三十多個專業化的產業集群鎮，主要以本地供應鏈和中小型企業組成。市場制度的不斷改善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擴大了這些產業集群鎮的市場力量。例如，一個鎮專門經營家具和照明燈具的批發和零售市場，另一個鎮專門從事家具和照明燈具的制造，第三個鎮專門生產家具行業的機械產品，而第四個鎮則專門經營鋼材批發和零售市場。

佛山正在發展兩個重要的新商業區，來作為這些專業市場集群鎮的補充。一個是中德工業服務區，目標是提升佛山市政府在支持中小型企業方面的服務水平；另一個是廣東省金融高新技術服務區，大中華地區的許多高端金融機構正在此設立后臺支持中心。佛山產業集群的做法正被許多有工業規模的中國城市所仿效。

4.通過吸引及留住外來人才促進增長

佛山的成功極大地得益于外來勞動力的貢獻，佛山能否持續增長取決于能否吸引和留住他們。外來人口占據了佛山幾乎一半的人口和幾乎三分之二的勞動力。盡管他們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于佛山市民，但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來到佛山后生產能力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明顯改善。由于當地的改革，他們也越來越能夠享有與當地人一樣的社會服務，特別是在職業培訓、醫療保健、住房和社會保障領域。佛山的這一做法對其他城市有借鑒的價值。

5.地方政府權力下沉帶來的增長

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期間，佛山市政府已把很大一部分的職責下放給了下一級的區縣、鄉鎮和村/街道。這是廣東省各城市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

從1980年到2012年，市政府的財政收入占佛山市地方政府總財政收入的比重從34%下降到14%。自1998年以來，佛山市南海和順德兩個區（均為中國的百強工業區）的財政收入已超過了佛山市政府。基于對當地企業的第一手了解，權力下沉有助于地方根據具體情況做出及時有效的決策。這種更加分散及下沉的權力結構也激勵各個地方政府在軟硬件基礎設施方面展開更為有效的競爭與合作，從而對公眾、企業和市場采取一種務實并且適合的工作方法。

6.通過社會發展創新來支持增長

佛山活躍著一千多個行業協會和非政府機構，位于中國的地級城市之首。社會組織的發展反映出地方政府向社會放權的成果。2011年，佛山市將其財政收入的33.6%用于教育、促進就業、健康保健和社會保障方面。佛山的社會服務水平相對全國較高，并且包含許多地方創新。

順德區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先鋒，減少了腐敗和官僚主義，鼓勵了有利于公眾及企業的政府服務。順德區還在基層試點建立了長期性的黨務辦公室，利用在線平臺收集、報告和跟進市民對腐敗和社會問題的意見。

佛山對中國下一階段改革、增長和城市化的啟示

我們的研究表明，隨著中國增長模式的不斷演進，像佛山這樣的城市乃至整個中國有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朝著新增長秩序邁進。首先，積極的政府-市場發展互動的核心要素在中國大多數城市可保持和復制，正是這些核心要素把佛山帶入了高收入城市之列。其次，2013年11月，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宣布進行重大改革來解決增長風險，強調將允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對于前進中的中國，如果能借鑒以下十條從佛山發展歷程總結出來的經驗，其未來改革將會受益匪淺：

1.建設能夠推行有時會非常艱難的改革的領導班子和體制；

2.創建一個具有不斷學習和適應能力的政府，便于對最佳實踐、知識和業績進行有效融合和優化；

3.通過給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權來試點體制改革和市場實踐，為地方政府培育一個健康、守紀的競爭環境；

4.建立通往全球和國內市場的可靠供應鏈和運輸鏈；

5.建立并執行土地、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有效產權設施，包括有關排放和污染的清晰權利和責任；

6.建立類似于美國破產法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的讓失敗企業和城市退出或重組的機制，對表現不好者予以懲罰，同時對為了社會效益而承擔風險者予以獎勵；

7.建立為有生產力的創新型中小企業融資的機制與平臺，特別是服務行業的中小企業并且最好是通過股權投資的方式，因為它們是創造就業以及地方乃至全國經濟動態增長的關鍵；

8.確保勞動力流動并且推動持續的企業人力資源升級；

9.為民營企業家建立一個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

10.建立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制度反饋機制，確保來自社會各界的市民能夠有效參與當地治理。

三中全會的啟示

2013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傳達的主要信息是允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加強政府為包容性、創新性以及可持續增長提供物質和制度基礎的作用。

會議提出的各項改革與我們從佛山獲得的經驗一致，并且由于以下因素而非常有可能被付諸實施：

改革的壓力和意愿：許多高級官員都有擔任市長或省長的重要實踐經驗，他們承認，中國的經濟如果由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機構替代市場，是難以發揮其全部潛力的，因為這會滋生腐敗和社會不穩定。

領導層：黨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建立將有助于協調和推動改革日程，尤其是在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方面。

戰略：改革藍圖是綜合性的、系統性的和務實的，并以2020年為實施期限。這一階段改革藍圖的重點是建立基本的經濟制度，涵蓋產權、競爭政策、公共財政、城鄉一體化、通過國有企業的公司化來建立公私混合所有制并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鼓勵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同時也包括政治、社會、法律、文化、生態和國防領域內眾多相互聯系的改革。

經驗和務實：會議提出的改革方案反映了從經營不良的企業、城市和部門中所學得的教訓。改革方案也借鑒了佛山等開拓性城市的經驗，這些城市正引領著全國的增長，許多三中全會提出的政策和制度改變已經在這些城市實施了。

動力和動態因素：城市間的競爭對中國的增長起著關鍵作用。運營良好的城市能夠吸引外來人員，通過制度和實踐創新增加收入和財富，而運營不好的城市則失去人員和資源。這種通過適應性實驗和通過學習當地及國際實踐而形成的競爭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的官僚機構中，并且在他們計劃、試點、評價、調整和執行改革的方式中反映出來。

注：此研究項目由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杰出研究員劉明康和學術副總裁肖耿主持，并由該院與佛山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辦公室分別組織的研究員團隊合作完成。來自內地的研究團隊由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組織領導。

相關的子報告分期完成后，南方周末網站將與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同步刊載。

第二篇：努力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努力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屈指算來，我闊別南開中學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師生，這還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機會同大家談談心。我于1942年農歷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興埠一個書香門第。我爺爺在村子里辦學校，曾祖父是農民。再往前，我家都是農民。我們家是從什么地方來到天津的，至今也沒有人能說清楚。據說是從山西來投奔這里的溫氏家族的。因為家里窮、沒有地位，溫氏家譜始終沒有把我們家列入其中。

爺爺辦的鄉村小學，是沖破地主豪紳的阻力，第一個招收女生的學校。我記得，他常年為兩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師，一件是為學校籌款。就是這樣一所小學，很多教師都是大學畢業生，有的解放后當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開一個小藥店謀生，家里還種著幾畝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時，我坐在板車上的玉米堆里從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大“掃蕩”和實行“三光政策”的時期。媽媽對我講的一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日本侵略者將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機關槍，用刺刀殺死無辜的平民。當時，媽媽把我緊緊摟在懷里。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腦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為“堅壁清野”，放火燒了宜興埠。我的家連同爺爺辦的學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藥店，全部化為灰燼。我們家逃難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濟院。外婆在逃難中生了病，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愛我的人。孩提時代，她抱著我，我常常揪她的頭發，她一點兒也不生氣。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個不眠之夜。解放軍包圍了駐扎在救濟院里的國民黨軍隊，當晚進行了激戰，手榴彈扔進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鋪下，我卻一點兒也沒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戰爭和苦難中度過的，窮困、動蕩、饑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深知，這不是我們一個家庭的苦難，也不是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的苦難，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苦難史。我逐漸認識到一個道理：中華民族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求實、民主、奮斗，才能拯救中國。“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只有推翻封建專制和官僚買辦的統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斷革新，中國才能進步。

在我上小學、中學期間，家境十分貧寒。父母和我們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間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當于一袋面粉錢，那時父親月工資最低時只有37元。我患過一次白喉，父親把僅有的一塊手表賣掉，買藥給我打針。此后，他多年沒有戴過手表。因為經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我從小就富有同情心，這尤其表現為對普通百姓特別是窮人的同情，對不公道事情的憎惡。一種樸素的平等觀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平等相處。

我的中學是在南開上的。從12歲到18歲是一個人成長的關鍵時期。因此，南開六年的學習生活，對我人生觀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也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南開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她的建立、成長和發展始終同國家的興衰和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她都為國家輸送了大批人才，這就是南開的道路。南開中學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我戴紅領巾的時候，我就從校長、老師那里了解到敬愛的周總理早年在南開的革命活動和學習生活，知道馬駿等許多革命先烈的事跡，為母校曾經培育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類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這所學校里學習，首先懂得的就是一個人必須有遠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從小就應該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和人民。我努力學習知識，堅持鍛煉身體，刻苦自勵，從學習和生活的點點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開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八個字就是南開的靈魂，它提倡的是為公、進步、創新和改革。

我上中學時就愿意獨立思考，渴望發現問題，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記得，那時除了學習課本知識以外，我還廣泛閱讀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書籍。南開永葆青春，這就是南開精神。在求學期間，我和同學們總是朝氣蓬勃，不怕困難，勇往直前。除了學習以外，我還喜歡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我不僅愛讀書，還是體育愛好者。南開永遠年輕，她的學生也都充滿活力。我們要堅持走南開的道路，崇尚南開的風格，發揚南開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學以后，我家里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爺爺在1960年因腦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進醫院的。現在他教過書的學校還留著他的檔案，里面裝了一篇篇的“檢查”，小楷字寫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間流露出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父親也在1960年因被審查所謂的“歷史問題”，不能教書，被送到郊外一個農場養豬，后來到圖書館工作。我考上大學向他告別，就是在離城很遠的養豬場。父親告假回家幫我收拾行李。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勤勤懇懇。今年他過世了，可謂“生的安分，走的安詳”。盡管家里出現這樣一些情況，我仍然追求進步。

我是個善于思考的人，我總是把書本里學到的東西同現實加以比較，立志為改造社會而獻身。因為父親喜歡自然地理，我從小就對地球科學產生了興趣。在北京地質學院，我在地質系就讀5年。大學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又考取了研究生，專攻大地構造。回憶在北京地質學院近8年的學習和生活，我曾概括為三句話：母校給了我地質學知識，母校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母校給了我接觸群眾的機會。那段時期同樣是難忘的。參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時間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極其艱苦的祁連山區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區工作。這期間，我一邊工作一邊接觸基層群眾，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我來自人民，我也有苦難的童年，我同情每一個窮人，愿為他們的幸福獻出自己的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用整整10年時間，深入農村、廠礦、科研院所調研。在農村，我白天坐在農民家的炕頭上了解情況，晚上開座談會。我住過鄉里，住過糧庫，經常在一個縣一待就是一個星期。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同科學家交朋友、談心。我認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占多數。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愛窮人，窮人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在中國，不懂得窮人，不懂得農民和城市貧困階層，也就不會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更不可能樹立窮人的教育觀。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梁柱，失去了它們，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人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政府是窮人最后的希望，民眾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為本”的含義。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必須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干部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甚至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好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潔這幾件大事。這都是人心所向，無論哪個方面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擔任總理已近9年了。這段時期，我們國家遇到許多災害和困難。從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幾乎沒有中斷過。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已持續4年之久，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民沒有畏懼，沒有退縮，總是滿懷信心、堅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十分清楚，實現現代化目標，任務還十分艱巨，需要許多代人的長期艱苦奮斗。這一歷史任務必將落在你們青年人肩上。未來是屬于青年的。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但愿青年朋友們以青春之人生，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講到這里，我又想起了南開。中國需要像南開這樣的學校，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領、勇于獻身的青年，這是中國命脈之所在。張伯苓先生自創辦南開之日起，就善于借鑒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堅持自主辦學，重視教育改革和創新，提倡個性教育和多樣化教育，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57年前，當我坐在這座禮堂里第一次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楊堅白校長和楊志行校長穿著一樣的米色中山裝，并肩站在講臺上，用他們特有的氣質給大家講話，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這一幕我至今難以忘懷。南開之所以涌現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為她有自己的靈魂。人是要有靈魂的，學校也要有靈魂。讓我們牢記“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共同努力把南開辦得更好，使“巍巍我南開精神”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里的一塊圣地。我是愛南開的，過去如此，現在依舊，而且愈發強烈。南開精神像一盞明燈，始終照亮著每一個南開人前進的道路。我愿同師生們一起奮斗，做一個無愧于南開的南開人!

第三篇：1977年恢復高考：一個國家和一代人的拐點

1977年恢復高考：一個國家和一代人的拐點

導讀：1977年，鄧小平一錘定音，作出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關閉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門再次打開，全國57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中國莘莘學子的命運因此發生重大改變。在今年高考帷幕即將拉開之際，重拾那段被人漸漸淡忘的歷史記憶，開啟我們飲水思源之旅??

十年內亂，教育革命、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大學的門似乎是緊閉的。1970年，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要從有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于是北大、清華開始恢復試行招生。招生對象是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農兵，招生辦法為“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1972年，周恩來提出要恢復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考大學生。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背景下，他的意見沒能施行，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關在校門之外。面對我國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出現的人才青黃不接的嚴重局面。1977年5月，鄧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說:

一、恢復高考的關鍵性會議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開了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與會者聲討“四人幫”，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討論到最主要的議題時卻舉步維艱。那時，高等教育領域的上空仍籠罩著兩片陰云: “七二一道路”、“兩個估計”，這都是毛澤東親自批示或點過頭的。于是，會上提出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方針，而稍許進步的地方表現在：除招“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外，在應屆高中畢業生中試招4000-10000人，不足計劃招生數的2-5%。而且試招的高中畢業生也以政治條件為選拔的主要標準。由此，形成的招生方案于8月4日上報中央。

在太原招生會議結束后的7月16-21日舉行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和他的一切職務。鄧小平復出后立即自請分管教育。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著手辦恢復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即召集30多位科學家、教育家開座談會，對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是一次關鍵性會議。在座談會上，鄧小平認真傾聽了科學家們談論高等教育令人不滿和焦慮的現狀。8月6日，會議討論的重點轉移到高校招生問題上。在此之前，教育部已在太原召開的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形成的“群眾推薦”的招生方案，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對，紛紛揭露這種辦法的弊病，并主張立即恢復高考。其中，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現中科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在下午的發言中強烈呼吁，從今年就改進招生辦法，再也不能忽視新生質量了。

在查全性發言時，鄧小平插話問在場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高考招生還來不來得及改？” 查全性趕緊插話說，還來得及，今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要不然又會誤招20多萬不合格的學生，浪費可就大了。接著，他又問劉西堯:“報告送出去沒有?”“今天上午剛送出去。”“那還來得及追回來。”鄧小平略沉吟后，一錘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高考！”劉西堯說今年來不及了，招生會議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

查全性的講話大約15分鐘左右，包括鄧小平插話表態，直到最后的拍板，整個過程也就是20分鐘。可以說，恢復高考的決定，是小平同志主持的這次科教座談會的壓軸戲，査全性成為面諫鄧小平恢復高考的第一人。這次座談會就在高潮當中結束。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就這樣確定了。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結束時的講話中再次明確宣布：“今年就要下定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二、歷時44天的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會議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飯店（后來移師友誼賓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一年之內召開兩次高校招生會，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它還是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馬拉松”式會議，歷時44天。會議期間，鄧小平于9月19日召見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尖銳批評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談到招生問題時，他如是說：

鄧小平對招生具體工作抓得極細，他親自看招生文件草稿，親筆修改招生對象條件。招生文件初稿對政審規定得繁雜瑣細，鄧小平批評“你們起草的招生文件寫得很難懂，太繁瑣”。他指示修改:“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而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由于第二次招生會議遲至9月底才結束，所擬文件還有待中央和國務院批準，之后還有層層傳達部署、籌備組織等大量實際工作要做，所以決定把1977年招生工作推遲到年底進行，本擬恢復秋季入學的77級新生，也只能延至1978年春季始業。

三、高校招生終于恢復統一考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并原則通過了恢復高考的問題。10月12日，國務院轉發了《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恢復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制度。至此，施行7年之久的“群眾推薦”制被廢除。

當時，人們都注意到，在報考條件中附加了一小段雖不顯眼卻關系重大的文字:“另外，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并鉆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兩屆高中畢業生)。” 報考條件中附加的這一小段文字，“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找回了高考的機會。1968年底，全部在校的1966一1968年6屆中學生統統畢業，大部分上山下鄉，小部分進廠，失去了高考的機會。這些后來被稱為“老三屆”的高中、初中畢業生，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們的年齡分別是:25歲、26歲、27歲、28歲、29歲、30歲。這樣，除了68屆初中生可以在年齡線內正常報考外，其余5屆中學生全部過線。

恢復高考的消息一見報，立即傳遍城鄉。從10月21日起，到年底高考結束，兩個月中，從通衡大邑到窮鄉僻壤，高考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文革”中離開校門的11屆總計1000多萬中學畢業生，更是如聞春雷，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四面八方涌向新設立的各級招生委員會，從各個角落搜出塵封蟲蛀的中學課本。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學習大復習隨處可見，朗朗書聲隨處可聞，勃勃生機再現于校園學舍。

11月底，高考在全國各地陸續拉開序幕。考場爆出許多趣聞，諸如師生同場，夫妻同考，還有兄弟叔侄一家同試。至1977年12月，全國總共有570萬人參加了考試，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最高記錄，也是世界最大規模的考試。當時一下子拿不出足夠的優質紙張印考卷，為此，中央特批動用印制《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張。

規模盛大的首次高考結束后，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在四屆政協七次會議上作《關于科學和教育情況的報告》，在報告第一部分，專辟第7條談恢復高考情況，可視為一個總結，轉錄如下：

1977年恢復高考，對于經歷了那場偉大轉折的每一個人來說，已成為濃縮了的歷史階段。恢復高考，重新確立了選拔人才的公平、擇優的原則，使得“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成為一個劃時代的新概念。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考試的范圍，它所體現的精神如今已深人人心。從更高的意義上講:恢復高考，不僅僅是恢復了一種考試制度，它也是對“文革”撥亂反正的一個開端，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一個偉大起點。

（本文根據《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1977年5月-12月》、《一九七七年鄧小平關于恢復高考的講話、談話和批示選載(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月)》、《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述要》、《恢復高考: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新起點》、《嚴冬后的早春——中國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始末》、《查全性向鄧小平諫言“恢復高考”始末》等文章整理而成。）

第四篇：母親的故事：一個下崗女工的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摘錄)

母親的故事：一個下崗女工的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摘錄）

引 言①

終于要開始講這個故事了嗎？雖然好幾個凌晨時分都有一股莫名的激情在促使著自己寫下這兩年多來的所有感受，然而真正要開始的這一刻，卻沒有把握可以講好這個關于個人、關于時代、關于人生的故事，但我想，至少試一試。

如果說最初的寫作念頭來自母親的外在叮囑，她告訴我：“以后你可以把外公、外婆，或者我們的故事寫出來，正好你是學新聞的嘛。”到后來讀研期間自己在電腦上點擊那一張張回訪某地留下的照片，給我很多回憶的刺激和喚起，我便從內心開始想要去探究和解答一些問題。這個某地，是我祖輩、父輩們為之奮斗過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成長的地方——原核工業國營“七礦”（代稱，后同）。七礦位于云南省L市（代稱，后同），在距L市區36公里一個叫大田河的山溝溝里，其組建于1976年5月，在當時部隊化工廠和L地區化工二廠的基礎上合并而成，②由原國家二機部③接辦，屬于中央直屬機構。全礦職工最多的時候大約有400多人，加上家屬有1000多人，礦區里配備了醫院、郵政、糧店、百貨店、幼兒園，后又開辦小學、初中，在當時偏遠封閉的山溝溝里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小社會”。

我的母親，李某，1965年6月出生，祖籍四川，現年48歲，她便是建礦以后跟隨我的外公、④外婆、舅舅、姨媽從貴州761礦來到原核工業國營七礦的，她在當時的L縣一中讀完初中后便回礦上當待業青年，1985年我的外公退休，她接替外公，在礦上先后擔任礦廣播員、電影放映員、檔案員的職務。1994年核工業總公司根據國家關于對軍工生產調整的精神，⑤對七礦實行退役及環境治理恢復，所以從1993年開始，七礦便開始陸續進行分流轉人的破產安置工作，于2002年正式破產。母親便是隨著企業破產，買斷工齡，后長期失業在家并重新就業這樣一個受時代裹挾的個體，所以，經過兩年多的好奇、疑惑、探究和反思，我想把關于我母親的故事及其身上折射出來的時代背景以我的方式講出來。

一、“講故事”：理論與方法

（一）講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其實最開始關注的是七礦這個國營礦業的發展史和變遷史，因為自己雖然在那里度過了將近6年的童年時光，但竟然對其來歷和具體情況一無所知，只是偶爾從祖輩、父輩的回憶和講述中獲取片段，跟隨他們暢想一下當年的歲月，或者就如文章開頭時提到的那樣，跟隨父母、親人以及父母的朋友（原礦同事）回訪七礦和聚會，聽他們說了一些什么，看他們做了一些什么，感受著他們的懷舊情緒，感慨著物是人非、世事變遷，所以我想重新探尋祖輩、父輩們的足跡，了解七礦是如何成立的，當時他們為什么會舉家來到這個偏遠艱苦的地方，起初的礦山是什么樣子的，他們在礦上具體做些什么工作、如何生活等問題，以及關注和思考破產后現居L市的原礦職工的生存現狀和精神訴求。至于母親，因為她性格比較活躍，做事情認真負責，當時又是礦上的文藝骨干，所有一開始我便把她作為研究的報告人，希望通過她善言談、好交際的性格幫助我更好地開展田野調查和采訪。但是在深入探討問題的過程中，我卻慢慢意識到她可能才是這個故事真正的主角，對于母親這樣的“4050人員”，⑥她是具有典型性的，并且通過深入到她的日常生活，參與到她的社會互動和人際交往，以及反思了她生命歷程的脈絡，才發現我想要探尋的七礦發展、變遷歷程本就和母親的經歷交織在一起，而那群原礦職工也不時地和母親現在的生活相遇到一塊兒，所以梳理并講述母親的故事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七礦的歷史，折射出個人、群體在時代發展中的故事。

生命歷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主要是社會學領域的一種分析范式，1960年代以來得到迅速發展，主要經歷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初到1940年以前，主要推動者是芝加哥學派，他們研究城市和移民的生活問題，代表人物托馬斯就提出：“研究必須關注不同類型個人的生活經驗和他們在不同環境中生活時間的長短。并且跟蹤這個群體的未來生活，獲得關于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各種經歷的連續記錄”；⑦第二階段是上世紀60年代以后，生活中發生諸如經濟危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社會事實，迫使人們開始認識到生命模式與社會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人們認識到“社會因素是研究生命歷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⑧“生命歷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出現的受到文化和社會變遷影響的年齡及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生命歷程研究范式中主要包括四個主題：第一，人生活在變化著的歷史時空中，兩者相互作用；第二，人類行動主體存在于主動選擇和社會制約中；第三，生命過程中有一個時機的問題；第四，生命存在于相互關聯的社會網絡之中。⑨我的母親便是由單位的一名文藝骨干變成失業下崗的家庭主婦，經歷了社會結構性變遷，承受著市場轉型的代價，錯過了人生中最佳就業階段，不斷面對著社會互動中出現的矛盾和沖突，憂慮著將來老年生活會遇到的困難等等，可以說是具體體現了生命歷程研究主題四個方面的內容。從已有研究看，所謂生命事件一般包括接受教育、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結婚或離婚、生養子女、參加工作或辭退、居住地的變遷、退休等事件，本文中便主要涉及母親參加工作、退職、搬離礦山、再就業、辦理退休等一系列事件,我在文章中也將母親的生命歷程大概劃分成這樣幾個階段：工作階段、退職在家階段、再就業階段、目前生活階段。

不論是朝夕相處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經歷，還是這兩年研究生期間的刻意關注，我都在不斷進入到體現著母親具體生存狀態和生存方式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可避免要參與到她的個人交往和社會互動中，社會互動是一種“相互的社會行為，是人們對其他人發出動作或作出反應的過程，互動中人與人進行溝通，把行動導向他人”，⑩所以我也常常有這樣一些想法和問題縈繞心頭：父母常借節假日組織家人和原礦同事回訪七礦，外省的親人回云南探親、過節，也常常要求回訪七礦，又或者是現居L市的原礦職工們的聚會和相遇，我想知道大家對七礦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情，為什么時不時需要這樣的相聚和彼此傾訴，母親從這樣的交往互動中尋求到什么呢？下崗失業在家并不斷嘗試再就業的母親，她在面對新環境和不同于礦山那些親密群體的L市當地人時，為什么在交往互動中表現出很多復雜的情緒和不同的交往狀態等問題。然而，越深入到母親的生活和交往中，我就越發現太多問題遠遠超過了自己預想的范圍，已不僅僅是停留于對表面交往形式和內容的探討，而是直指內心——探尋母親的“自我”，也仿佛是在不斷考問自己的“自我”一般。“符號互動論”創始人米德便論證了人的心靈和自我完全是社會的產物，“他強調個體的心靈、自我以及相關的思維活動取決于他所參與的社會行為”，[11]他認為個體與社會始終是相互作用的。米德還對自我的基本結構“主我（I）”與“客我（Me）”進行了分析，“主我”是個體對他人態度的反應，是自我主動性、生物性的一面，“客我”則指自我對他人對自我的期望的內在化，客我作為他人在自我內部的積淀，作為自我的一種參照標準，是一種對自發沖動結構的評價因素，也是自我的正在出現的自我形象的因素之一，“主我和客我共同構成了一個出現在社會經驗中的人”。[12]對于符號互動理論者來說，“角色扮演（role taking）”是一個重要概念，其認為人類的行為是社會性的，受到與其他人的交往的影響，人類通過與其他人的互動來認識他們自己是誰，人們借助于與其他人的人際傳播而建立意義。[13]對于母親而言，在單位工作時是一名文藝骨干，因企業破產，買斷工齡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帶領其他原礦職工爭取過利益，后長期失業在家成了一名家庭主婦，再后來是一名社會底層的打工者，或是現在的小有權力的宿舍管理員。根據母親在日常生活中參與的社會活動及其塑造的不同角色的自我，我將母親的交往互動分成“正式的社會活動、社會工作”和“非正式的消遣娛樂活動”兩方面來進行觀察，思考她的社會角色究竟經歷了怎樣的一個轉變歷程，其間，她在社會互動和人際交往中的“自我”又面臨著怎樣的沖擊、調整和重構。

這些便是指引我講述這個故事的不竭動力，加上關于下崗職工、三線工人的研究中[14]大多是社會學認同和社會保障理論層面的探討，個案研究中也沒有關注具體個體的“深描”研究，所以我想結合自己學科特點透過母親的生命歷程對其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進行展現，并分層描述。

（二）這個故事如何講

研究過程中最大的一個顧慮也是來自母親，一個跟我太親近太熟悉的人，我沒有把握能處理好研究要求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的尺度，一方面想要一個豐滿感人的故事，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冷靜和客觀，所以我也在摸索中慢慢尋找最適合自己開展研究的方法，后來接觸到敘事探究的方法，給我很多借鑒和啟發。關于敘事探究，理論上并不完整，它是學者們在不斷地研究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種研究經驗的方法，一個概念特征，其理論來源主要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其就是要努力揭示經驗不僅是個體的，也是社會的，從而達到對經驗的理解和解釋。陳向明在《敘事探究——質的研究中的經驗和故事》一書代序中就說，“敘事探究不是以一個‘問題’（problem）開始，而是以一個研究者感到好奇的現象開始”，敘事探究“是理解經驗的一種方法，它是研究者和參與者在一定時間內，在一個或一系列地點，以及在與周圍環境的社會互動中的合作……敘事探究是經歷的和講述的故事”，敘事探究中強調“現場”、“情境”，要構建一個具有時空、地點以及個人與社會互動的三維結構，要求研究者把“情境中的人”放在思考首位，所以強調要“參與到實際生活中去思考，去‘經歷經驗’，去對經驗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進行探究、詢問”，要求“不僅要把所探究的內容展示給讀者，而且還要把探究過程本身告訴讀者”。[15]所以我制定的研究計劃是從自己好奇的現象和問題入手，一方面循著自己的疑問進行調查和訪談，訪談對象主要集中在身邊的親人和現居L市的原礦職工，其中有幾個重要訪談地點是位于L市區的原礦離退休人員管理處和原礦職工安置點，以及位于大田河的原礦礦址，上面有一個原礦離退休人員管理處設置的護礦班；另一方面便是更加主動參與到母親的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中，從中去發現其生活經歷中有重要意義、代表性的事件和這些事件中的其他關鍵采訪對象，進行深度調查和訪談。

所以我的故事將分成三條脈絡進行架構和講述，主要脈絡是七礦發展變遷的歷史及其職工的命運和母親生活經歷、社會互動的交融；另一條是作為背景的“國家-社會”框架，梳理母親生命歷程的同時也把國家社會層面的大背景融合進去；還有一條便是在講述母親故事的同時穿插我的訪談筆記和日志，附錄中也會補充部分訪談內容，豐富故事，亦是提供一些客觀的參照和說明。■

注釋：

①此處原文為“緒言”，摘錄時改為“引言”。郭建斌注。

②參閱內部資料《云南軍事工業系列志 第五部 “七礦”志（1976——1988）》，云南軍事工業志編委會國營“七礦”志編輯部，1991年12月，第2頁。注：當時礦里面的職工只有干部才有這本礦志，屬于內部保密資料，不得外借、傳閱，我的這本資料及當時的一些相關政策、文件是從姨爹那里獲得。

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工業部根據不同職能劃分出不同的機械工業部門，“二機部”主要是指核工業和核武器部門，筆者注。

④我的外公、外婆一共養育了6個子女，分別是我的大舅、二舅、三舅、姨媽、幺舅，母親是家里的老六。當時大舅、二舅已在貴州就業，所以跟隨外公、外婆來云南的只有三舅、姨媽、幺舅和母親。

⑤即“軍轉民”：其背景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接著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隨著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中國軍事工業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從過去主要為軍用服務，改為軍民結合，保軍轉民，重點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服務。參閱《當代中國叢書·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第7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⑥“4050人員”指的是女性40歲、男性50歲以上的大齡下崗失業人員，這一指稱已為政府有關部門和當事人普遍使用。轉引自郭于華、常愛書：《生命周期與社會保障——一項對下崗失業工人生命歷程的社會學探索》，《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⑦⑧李強、鄧建偉、曉箏：《社會變遷和個人發展：生命歷程研究的范式與方法》，《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6期

⑨參閱郭于華、常愛書：《生命周期與社會保障——一項對下崗失業工人生命歷程的社會學探索》，《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⑩胡榮：《社會互動的類型與方式》，《探索》1993年第6期

[11][12][美]喬治·H·米德著，趙月瑟譯：《心靈、自我與社會》第4、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

[13][美]E.M.羅杰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第13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比如施文：《“三線人”身份認同與建構的個案研究——以陜西省漢中市回滬“三線人”為例》，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4月；許薇薇：《三線職工第三代地域身份認同研究——以安徽某三線廠南京人為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3月；許坤紅：《社區變遷與地域身份認同——以一個油田社區為例》，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4月。

[15][加]D.簡·克蘭迪寧、F.邁克爾·康納利著，陳向明審校，張園譯：《敘事探究——質的研究中的經驗和故事》第2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五篇：愛國主義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柱

愛國主義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柱，它作為重要的政治原則、基本的道德規范和人生價值取向，是大學生思想道德修養不可缺少的內容。西藏是我們與**集團和支持他們的西方反華勢力斗爭的一個焦點，分裂與反分裂、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面對尖銳復雜的反分裂斗爭，在高校廣泛深入地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目的就是要塑造大學生的人格品質。通過教育，使愛國主義自覺成為大學生人格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祖國觀、打牢反分裂斗爭的思想基礎，這對于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西藏高校廣泛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

今年五四前夕，胡錦濤總書記向全國廣大青年學生提出殷切希望：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把勤奮學習作為人生進步的重要階梯，把深入實踐作為成長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獻社會作為不懈追求的優良品德，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譜寫出更加輝煌的青春樂章。總書記的殷切希望，為西藏高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維護祖國統一指明了方向。《區黨委宣傳部關于圍繞新中國成立60周年深入開展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實施方案》指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以此為重要契機，在全社會進一步深入開展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對于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祖國觀，弘揚愛國主義光榮傳統，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圍繞“一個中心”、抓好“兩件大事”、實現“三個確保”，在建設團結、民主、富強、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征程上邁出新步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高校作為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重要陣地，肩負著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的雙重責任。西藏高校在新時期如何開展好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道德規范，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是每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思想覺悟。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幫助大學生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奠定愛國主義基礎，培養大學生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引導他們成長、成才。

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在新的歷史時期應大力加強以馬克思主義祖國觀、民族觀為重要內容的愛國主義教育，使高校學生懂得要樹立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宗教觀和文化觀，就必須先樹立馬克思主義祖國觀。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增強廣大青年抵御西方反華勢力和**集團侵蝕和分裂破壞活動的能力；才能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自覺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區黨委保持高度一致，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才能以高度負責的愛國熱情，投入到西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和決心，為祖國和西藏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教育好青年學生，悉心培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事關西藏社會的長治久安，事關西藏的穩定發展。特別是新時期新階段面臨的新形勢，反分裂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給我區高校學生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特別是在西藏反分裂斗爭形勢依然尖銳復雜的情況下，西方反華勢力把西藏作為“西化”、“分化”我國突破口的政治圖謀始終沒有改變。同時，**集團加緊與我們爭奪青年一代的步伐，企圖把“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面對嚴峻形勢，只要我們始終清醒、時刻憂患、深刻認識愛國主義教育在西藏的特殊重要意義，弘揚愛國主義光榮傳統，引導廣大青年學生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祖國觀，不斷增強黨的感召力、祖國的向心力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就一定能夠奪取反分裂斗爭的全面勝利，就一定能夠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

二、西藏高校廣泛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

在西藏高校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以“知區情、明歷史、反分裂、促穩定”主題教育為主要載體，重點開展以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活動。

首先，要使青年學生認識到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員的西藏各族人民，在抵御外來侵略、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斗爭中，表現出了熱愛祖國、臨危不懼的英雄氣概。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是青年學生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要深刻認識**集團分裂祖國的圖謀，在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始終做到認識不含糊、態度不曖昧、行動不動搖，必須始終站在反分裂斗爭的前列，始終做到旗幟十分鮮明、立場十分堅定、行動十分自覺，做一個徹底的愛國主義者。

其次，要使青年學生認識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其黑暗、殘酷比歐洲中世紀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經濟的落后和農奴主階級的殘酷剝削，人民群眾處于極端貧窮和悲慘的生活境地。1959年，西藏實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極端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開辟了西藏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新時代，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后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

再次，要培育青年學生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民族精神之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也是鼓舞人們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的內在的精神動力。而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是建立在愛祖國基礎之上的。愛祖國是指關心祖國前途命運和榮辱興衰，并隨時準備為祖國的事業而獻身的一種崇高而熾烈的道德情感。這種情感是愛國主義的基礎。大學生的情感往往是和具體的人物、事件相聯系的。因此，愛國主義教育要在幫助大學生了解祖國和西藏的壯麗河山、悠久歷史、燦爛文化和中華民族對世界的巨大貢獻的同時，激發大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幫助他們客觀分析我國近代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激勵他們刻苦學習、發憤圖強的精神。鄧小平同志曾說，為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實踐證明，學習中華民族的悠久文明史，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用歷史事實告訴青年，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共同責任。認識到“團結穩定是福、分裂**是禍”，用“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翻天覆地的巨變教育學生，使他們懂得西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祖國大家庭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從而增強他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報國之志化為參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自覺行動。從而增強他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報國之志化為參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自覺行動。

三、西藏高校廣泛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塑造大學生人格品質的途徑

加強高校的愛國主義教育、塑造大學生的人格品質是一項系統工程。它不僅僅是一個傳統教育，還包括基本法律教育、中國國情教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等。西藏高校應按照《區黨委宣傳部關于圍繞新中國成立60周年深入開展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實施方案》的精神，結合西藏高校特點，制定出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措施，使教育具有針對性。

首先，愛國主義教育要在知國、愛國、愛藏、報國上下功夫。愛國主義體現在知祖國、愛祖國和愛西藏的基礎上，立報國之志、成報國之才、踐報國之行，其有機統一才是真正的愛國。據了解，西藏高校大學生對祖國和西藏的歷史、對中華民族與藏民族的傳統文化還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有的學生對舊西藏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缺乏深刻的認識，對**打著宗教旗號分裂祖國的本質認識不清。因此，在愛國主義教育中必須引導大學生在知國、愛國、愛藏、報國上下功夫，幫助大學生了解西藏的過去，認識西藏的現在，展望西藏在祖國大家庭中的未來，以此激勵大學生珍重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大力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大學生只有了解祖國、了解西藏的過去，才知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才能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樹立起投身西藏現代化建設的雄心壯志，把愛國落實在努力學習的實際行動上。

其次，要通過多種形式對大學生進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西藏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園廣播、電視、校園網、櫥窗、板報和文化長廊等宣傳陣地，大力宣傳新中國成立60年和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的偉大建設成就，營造愛國主義教育的濃厚校園氛圍；組織開展集中體現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革命傳統的經典格言、詩詞誦讀活動，教唱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歌曲，組織開展征文、演講、講座、知識競賽、歌詠比賽和文藝演出等活動；組織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祭掃烈士墓，緬懷各族英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學習他們的高尚品德和感人事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積極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到城市、農村調查研究，使大學生感受新中國成立60年的奮斗歷程、輝煌成就和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走過的光輝道路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以最直接、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材開展好高校愛國主義教育。

再次，要充分利用課堂教學陣地，做到結合教學講歷史、講傳統；結合教學講愛國英雄和科學家、藝術家的卓越貢獻；結合教學講“老西藏精神”，引導高校學生繼承和弘揚“老西藏精神”，并將其轉化為反對分裂、維護穩定、促進為西藏發展作貢獻而刻苦學習的自覺行動；結合教學講西藏社會主義建設的飛速發展和黨的民族政策實踐的成就；結合教學講愛國主義理論、遠大理想和奮斗精神；結合教學講國情、區情和形勢政策，引導高校學生進一步懂得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惠在何處、惠從何來，懂得知恩、感恩。在高校學生中唱響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人民軍隊好、人民群眾好、偉大祖國好的主旋律。

最后，愛國主義教育要在對比教育中提高認識。為增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效性，還要引導高校學生在生動的對比教育中提高認識。如，通過新舊西藏社會的對比，使大學生認清新舊西藏社會兩重天和百萬翻身農奴當家作主人的事實；認清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才能救西藏、才能發展西藏的歷史事實；通通過對比教育激發大學生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并把愛國與愛黨、愛社會主義統一起來，增強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信心，明確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樹立愛憎分明的情感，使愛國主義成為高校學生的精神支柱，體現高校學生崇高的人格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