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風險社會理論以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和英國社會理論家吉登斯的理論為代表

風險社會理論以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和英國社會理論家吉登斯的理論為代表。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現代性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后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與貝克相比，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有兩個鮮明特點。一個是前面提到的他對制度性風險的強調，另一個是他分析了風險社會對個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在吉登斯看來，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種機遇與風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的風險與現代制度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同，是人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吉登斯的風險社會不僅僅意味著社會中的風險不斷，更重要的是根據規避風險的原則來組織社會，風險社會是關注人類未來的社會。（徐艷晴-p32）

風險社會理論告訴我們作為眾多社會現代化努力方向的工業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風險社會，如技術發展帶來的風險（核污染、電子污染等）、環境風險、金融風險以及各種可能的突發事件帶來的社會震蕩等等，一旦發生，就將會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這些作為現代性本身后果的諸多社會風險也同樣是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我們所同樣不得不面臨的問題。近些年的汶川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南方雪災以及去年的海南的40年一遇的超強臺風威馬遜等自然災害給當地人民生活和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些充分說明了我們抵抗突發風險的意識和能力還需要提高，啟發我們政府及社會組織要提高風險意識，防患于未然。在實踐中，要求政府及社會做好災害的應急預警和預防，做好自然災害前的應急動員工作。（徐艷晴-p34）

第二篇：第五講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研究生)

第五講

貝克

一、貝克其人及其主要著作

1、個人簡介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德國社會學家，德國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英國社會學雜志百年訪問教授。

貝克1944年5月15日出生于斯武普斯克市的波美拉尼亞鎮[④]。1966年，貝克進入弗賴堡大學（Freiburg）學習法律，但在第二學期，他就轉到慕尼黑大學（Universit?t München）主修社會學、哲學、心理學和政治學。1972年，貝克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PhD），并留校任職。1979年，晉升為講師。1979年—1981年，貝克擔任明斯特大學（Münster）教授，1981年—1992年，擔任班貝格（Bamberg）大學教授。自1992年起，貝克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社會學教授，并任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97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聘請貝克為英國社會學雜志百年訪問教授。

1980年以來，貝克一直擔任《社會世界》（Soziale Welt）雜志的編輯。目前發表文章150多篇，著有多本著作。1995年至1997年，貝克曾擔任德國未來委員會的委員[⑤]。1999年至2006年，貝克擔任的德國研究協會（DFG）自反性現代化研究項目的負責人。貝克獲得眾多國際獎項和榮譽，如1997年，獲得慕尼黑市文化榮譽獎，1999年，獲德—英論壇獎，2006年和2007年，貝克分別被意大利的馬利拉塔大學和西班牙馬德里聯合大學授予榮譽博士頭銜。

2、代表著作 《風險社會》、《什么是全球化》、《風險社會及其超越—社會理論的批判性爭論》、《個體化—制度化的個人主義及其社會和政治后果》、《全球的美國—全球化的文化后果》等等。

二、風險社會理論

貝克(U.Beck)是一位特別關注風險社會、生態啟蒙、生態政治和全球化的社會學家。他的《風險社會》一書于1986年在德國出版，接著于1991年出版了英文版；他又于1999年出版了另一本英文版論著《世界風險社會》。[①] 這兩本書的中文版于2004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在其德文版的《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一書中貝克首次使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用來描述當今西方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從社會學層面反思、批判現代性出現以來風險因素日益突出的社會現象。

關于風險的爭論 1、20世紀50年代

主題：核能（安全使用和評估）

主體：專家和管理員（公眾被排斥在外）2、20世紀60年代

主題：全球環境和核危險（社會承受力）主體：專家和公眾 3、20世紀70年代

主題：從對技術經濟的爭論到對新舊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爭論 主體：公眾 4、20世紀70年代迄今 全球風險社會

關于風險的爭論經歷了從專家和公眾對技術和環境的關注到對社會的制度基礎的關注的轉變，工業生產的無法預測的后果轉變為全球的生態困境，揭示工業社會本身是一種意義深遠的制度性危機。

“風險社會”是貝克首次系統提出來的理解現代性社會的核心概念。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突出特征有兩個：一是具有不斷擴散的人為不確定性邏輯；二是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系向更加復雜、偶然和分裂狀態轉變。所以，現在的風險與古代的風險不同，是現代化、現代性本身的結果。

（一）風險社會的概念

貝克所說的風險，指稱的是完全逃離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的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它們引致系統的、常常是不可逆的傷害，而且這些傷害一般是不可見的。風險概念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

風險社會的概念意味著：（1）風險既非毀壞也非對安全的信任，而是“虛擬的現實”；（2）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未來變成了影響當前行為的參數；（3）風險直接地和間接地與文化定義和生活是否可容忍的標準相聯系，它涉及“我們想怎樣生活？”這一價值判斷；（4）“人為制造出來的不確定性”暴露了國家——政府控制風險能力的匱乏；（5）當代的風險概念關涉知識(knowledge)和不意識/無知識的某種特殊的綜合；（6）新的風險類型可能同時是地區性的和全球性的；（7）日常的認識遮蔽了危險的傳播和活動，因此知識和風險的潛在影響之間存在差距；（8）風險社會的概念消除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差異。

風險社會的概念是相當有潛力的，因為它闡明了三個尖銳的問題，即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有害技術的無處不在以及還原主義科學研究的缺陷。由于沒有能夠找到有效控制的制度性控制手段，也沒有認識到還原主義科學的局限性，整個社會因為技術的威脅而惶恐不安。[④]風險社會的概念意味著人們思維觀念的轉變：首先，人們認識到社會和自然，文化和環境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其次，人們對安全和風險的認識和理解發生了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對傳統社會秩序的基本假設提出了質疑；最后，傳統工業社會文化的階級意識、進步信念等集體觀念正在退化，個體化的觀念日益強化。

（二）風險社會的邏輯

正如現代化消解了十九世紀封建社會的結構并產生了工業社會一樣，今天的現代化（即自反性現代化）正在消解工業社會，而另一種現代性（即風險社會）則正在形成之中。[⑤]貝克用日常語言表達了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的區別，他說：“階級社會的推動力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餓！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以用另一句話來概括：我怕！”[⑥]在古典工業社會中，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著風險生產的“邏輯”；而在風險社會中，這種關系就顛倒了過來，風險生產和分配的邏輯代替了財富生產和積累的邏輯作為社會分層和政治分化的標志。

工業社會的軸心原則是財富的生產，運作邏輯是社會生產的財富是如何以不平等的、但又“合法的”方式實行分配

風險社會的軸心原則是風險的分配，關注的是如何避免、減弱、改造或疏導在發達的現代性中系統產生的風險和威脅。

（三）階級社會和風險社會的風險性質

1、階級社會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可感知性和可計算性；風險社會具有全球性、不可感知性和無法計算性

2、階級社會的風險：“殘余風險”

不是公共討論的主題或政治沖突的中心 風險社會的風險居于核心地位

3、認識和消除風險的方法： 階級社會：“污染者補償原則”

風險社會：“有組織的不負責任”

（1）難以承擔起事前預防和事后解決的責任；

（2）無法準確界定幾個世紀以來環境破壞的責任主體

（四）風險社會風險的特征

1、它們是人類知覺系統感覺不到的，風險的嚴重程度走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后處理的能力；

2、它們能夠全球傳播，甚至傳給下一代，并且不分貧富差距；

3、它們阻止風險原因的傳播和受害者的賠償，風險計算無法操作，導致保險失靈；

4、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它們超出了現代社會的控制能力，風險的排除不再是可能的；

5、它們是理性決策信賴的，今天的風險就是昨天的理性決策。從根源上講，風險是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工業制度、法律制度、技術和應用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

6、它們是廣泛存在的，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成為后工業社會的內在品性。

（五）風險社會的治理機制

由過去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風險治理機制轉向建立風險治理的國際合作機制，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和國際力量，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

二、自反性現代化理論

（一）兩種現代性的劃分

1、第一種現代性：古典工業社會的現代性

以民族國家社會為基礎，其中社會關系、網絡、共同體主要是從地域意義上來理解。

2、特征：

集體的生活方式、進步、可控制性、充分就業和對自然的開發。

3、用來分析第一次現代性概念框架的三原則（1）社會學的地域局限性

（2）服從某種既定的社會集體

（3）進化的原則

（二）第二種現代性：自反性現代性

指由于第一次現代性的副作用而產生的對第一次現代性的質疑和挑戰。

1、確保第一次現代性延續下來的原則成為了問題 例如：社會學的地域局限性、進化的原則

2、對第二次現代性的理解（1）大多數的發展都是第一次現代性極端化后產生的副作用的結果，動力引發了這些結果。（2）得到單獨處理的發展在相互作用中引發了一種新的境況，但我們對此毫無準備。這些變化的根源植根于現代化的動力框架中，但又超越了這些框架，造成了基礎的變化。

（三）何謂自反性現代化

（1）含義：“再現代化”或者說“自反性現代化”是創造性（自我）毀滅整整一個時代——工業社會時代——的可能性。這種“創造性毀滅”的對象不是西方現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現代化的危機，而是西方現代化的勝利成果。

“自反性現代化”意味著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首先進行“破壞”，接著進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現代化應該指這樣的情形：工業社會變化悄無聲息地在未經計劃的情況下緊隨正常的、自主的現代化過程而來、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完好無損，這種社會變化意味著現代性的激進化，這種激進化打破了工業社會的前提并開辟了通向另一種現代性的道路。”（2）自反性與反思的區別

A、自反性并不是指反思，而是（首先）指自我對抗 B、自反性現代化階段包含反思階段，但反之則不然。

“現代化利用自主的現代化的力量挖了現代化的墻角，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看不見的，因此沒有反思。” 自反性既非個人化，也非有意識、有目的的；而反思則是個人化的、有意識的、有目的的，且自反性包括反思性。

（3）自反性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的反思理論

自反性現代化理論（在某些情況下）包含著現代化的反思理論，但反之則不然。

（四）自反性現代化的后果 1.個體化

自反性現代性瓦解了工業社會的軸心即階級、核心家庭、職業工作的模式以及人們對科學、民主的信仰，人們失去了傳統的支持網絡，不得不依賴于自身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個體化工業社會的確定性的瓦解。

貝克指出，個體化不是指個人主義，也不是個性化。個體化是一種結構的概念，它與福利國家有關，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后果。福利國家制度假定個人時期自己個人生活、身份、社會關系網、承諾和信仰的演員、設計師、魔術師和導演。它號召個人進行計劃、理解、設計和行動，或者在失敗的情況下忍受自己造成的后果。個體化不是建立在個人的自由選擇的基礎上，而具有強迫性和命中注定的性質。

個體化過程使個體從傳統的支持網絡中分離出來，個人失去了來自家庭、鄰里、朋友的保障和支持。教育、流動性、競爭是形成個體化的重要原因。教育是個人為謀得一個高的職位尋求向上流動的條件，強調個體自致的職業機會。流動性是個人在面對壓力時把握自己命運的一種方式。競爭原則是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手段。個體化使原有的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必須以自己單薄的力量去面對風險社會，這又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與風險。2.亞政治

由于個體成為自己生活的主體，那么他也就成為風險社會中各種政治活動的主體。各種政治活動由個人而非政黨、工會等傳統的政治行動主體來承擔。亞政治指的是處在并超越于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它關注政治的自組織的跡象，并傾向于將社會的所有領域納入到行動中。個人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社會轉為從下方塑造社會。政治不再被交付給中央政府，而是日益變成各種亞群體以及個體的事情，這些亞群體和個體化比中央政府更有反思和自我批評精神，而且他們也有能力去反思，去更好的處理與高級現代性相連的一系列風險。

盡管政府和企業想方設法地隱瞞和掩飾風險，但學者和處在風險之中的人們聯合起來了，各種社會力量自下而上地質疑政府的作為和不作為，貝克稱此為“亞政治行動”。在“亞政治行動”的邏輯下，科學界和政治界對專業知識和理性的壟斷被打破了。關于風險不存在什么專家。社會運動提出的問題都不會得到風險專家的回答，而專家回答的問題也沒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撫民眾的焦慮。然而，對工業發展風險的科學關懷事實上依賴于社會期望和價值判斷，就像對風險的社會討論和感知依賴于科學的論證。因此貝克說：“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是空洞的，但沒有科學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

在全球風險的副作用的陰影下，社會因而向亞政治敞開大門。在各個層面如經濟和科學，私人生活和家庭以及政治、行動的基礎達到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它們不得不被重新調整、重新磋商、重新平衡。換言之，因為風險和危險由工業制造出來，被經濟外部化，被法律制度個體化，被自然科學合法化，且被政治變得表面上無害。這種情形正在破壞政治的力量和可信度，而只有這種制度被置于困境時，如綠色和平組織試著做的那樣，這一點才顯得清楚。其結果是世界社會亞政治化。在貝克看來，亞政治化過程絕對不應當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因為它與推舉代表的、各黨派的國家議會民主相比，擁有所有共和整體的現代性標志。世界公司和國家政府的活動正在變得屈從世界公共領域的壓力。全球亞政治將是責任的一種全球連結，其中個人——而不僅僅是其組織的代表——能夠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環保對抗政治，全球亞政治因此也對世界環境政治提出了諸多挑戰。如何建構自下而上的全球亞政治和自上而下的世界生態民主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將是思考法律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困境的解決之道的一個重要課題。

3.性別、家庭和就業體系

20世紀60年代中期，家庭和工作隊現代人來說是兩種重要的保障形式。他們賦予生活一種內在的穩定感。在個體化浪潮的沖擊下，作為工業社會基本要素的核心家庭和充分就業形式解體了。

（1）家庭變得個體化了

在現代化福利國家中，女性越來越多的參與社會實踐，她們逐漸從傳統的對女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女性不再需要男性供養。與此同時，男性也從家庭唯一的供養者的身份中解放出來。這些意味著家庭變得個體化了。隨著個體化向家庭的擴展，家庭和個人生涯的聯系疏遠了。所以，家庭不再是緩解社會風險的避風港，社會危險直接威脅個人。

（2）標準化的就業體系被靈活多元的、不充分就業體系代替

在自動化浪潮中，勞動契約、工作場所、工作時間變得靈活多樣了，所以就業越來越不安全，失業越來越個體化了，個人生存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就業正經歷著從終身的單一的工作場所的全職工作向充滿風險的靈活多樣的和分散的就業體系轉變。對于勞動者個人而言，彈性化的勞動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人們無法預測未來的保障。

（四）全球化與世界社會

1、何謂全球化

（1）全球主義與全球化、全球性的區分（2）全球化的多維度性與矛盾性

2、全球化的全景圖

3、對全球化的回應

（五）結語

第三篇：淺析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以社會控制理論為基礎

論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

———以社會控制理論為基礎

[摘要]

青少年犯罪問題是目前公眾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青少年犯罪的急劇增加，已使眾多犯罪學者投入到對這方面問題的研究中，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諸多原因中，家庭因素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家庭是青少年成長的搖籃，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因此家庭環境對青少年社會化影響至深，父母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青少年的成長。本文將以社會控制理論為基礎，探討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旨在減少青少年犯罪的發生。

[關鍵字] 社會控制理論家庭教育青少年犯罪

一、社會控制理論

社會控制理論崛起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犯罪社會學家特拉維斯·赫西。赫西認為，人類是動物，犯罪是每個人的本能，人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傾向，因此，當把文明的外衣拿掉時，人人都會犯罪。大多數人之所以從未犯罪，是由于有外在的社會控制機制將其遏制了。外在社會控制是指諸如學校、家庭、教會等社會力量。如果一個社會中這種控制機制受到削弱或消失，犯罪就會不受約束地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赫西強調個人和社會所建立起的“社會紐帶”可以解釋人何以不犯罪的問題。這種紐帶具有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因為這種紐帶會使青少年增強社會責任感，順從社會傳統規范。當一個人認識到他的家庭或社會上多數人對他的期望值越大，社會道德與社會秩序對他越重要，就表明“社會紐帶”的作用越強烈，這個人就較不會犯罪；反之，如果一個人反對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與信仰，任由其本能做事，完全不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這樣的人就缺少了“社會紐帶”，這種人較容易實施犯罪。

赫西認為社會紐帶由下列四個要素構成：

1．依戀(Attachment)

依戀是指與他人，特別是與家庭和學校的感情聯結。一個人如與他人有親密的感情、尊敬并認同他人，則會在意他人的期待；當不認同他人時，則不會受彼此共有的規范所約束，就可能去破壞規范。按照社會控制理論，依戀程度越高，犯罪行為會越少。對青少年來說，家庭和學校是他們的主要依戀對象，與他們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系，對他們正常社會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2．追尋(Commitment)

追尋意指將個人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對傳統目標的追求和對未來成功的期盼。追求成功，是青少年的重要理想，也是整體社會價值觀的反映。志向越高，投入程度會越高，越不會從事犯罪活動，因為其會考慮由此而引起的代價。許多研究資料表明，一個人如果投入傳統活動(如工作、勞動和教育等)的時間和精力越多，其從事越軌行為的可能性就越低。

3．參與(Involvement)

參與是指對社會傳統活動的參加，參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響青少年的行為方式。赫西認為，較深入地參與傳統活動，就會缺少從事越軌行為的時間和精力，就會將個人從犯罪行為的潛在誘惑中隔離開來，使個人沒有時間和精力感知誘惑，考慮和從事犯罪活動。另外，如果從事的不是傳統活動，而是諸如吸煙、酗酒等活動，犯罪的可能性也會大為增加。

4．信仰(Belief)

信仰是指對傳統價值觀念和道德法制觀念的態度或者接受意愿。這種態度或者意愿依靠個人不斷努力的學習，隨著個人的社會化而形成。當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內化了健康的價值觀和自我概念，就會有健全的“社會紐帶”，就會強化個人的自我控制力，這時人們犯罪的原始本能就可獲得控制或有效紓解，就不會犯罪，否則，如果一個人內化了不健康的價值觀，就會更容易從事犯罪活動。

二 家庭結構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一）單親家庭

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此時他們非常需要父母的關愛和指導，而父母的離異或死亡給他們的心靈留下不可磨滅創傷。由于家庭的不健全，大多數單親孩子心理上和人格上容易出現缺陷，單親孩子往往孤僻、多疑、敏感、自卑，有的甚至有自殺、暴力等傾向。缺少父母的關愛與管教，這些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與社會上的人接觸，以此來尋求安全感與認同感。兒童心理學家認為，孩子在六七歲以后會模仿同性家長的行為而形成自己這個性別應有的行為方式，如果母親獨自把孩子帶大，孩子很少接觸其他男性，他的行為很容易有女性化傾向，如優柔寡斷，扭扭

捏捏，“小心眼”，敏感。

（二）父母外出務工

近年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導致了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的產生。在缺少父母關愛和有效的監護、關心、教育等情況下，“留守兒童”等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不斷增多，“留守兒童”等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以兒童、婦女以及老人等弱勢群體為侵害目標，以侵財為目的，呈現出低齡化、暴力性、團伙作案等特點。“留守兒童”的家庭是一種特殊的家庭，相對于真正的殘缺家庭來說，它是完整的，而相對于一般完整的家庭來說，它又是不完整的”。

以上兩點從社會控制理論角度來講，都是缺少對家庭的“依戀”，由于缺少對家庭的密切聯系，缺少父母的關愛和教育，青少年極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響，從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三 父母的教育方式與青少年犯罪

（一）溺愛型

由于國家控制人口政策，好多孩子都是獨生子女，他們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父母對他們是要星星不給月亮，要月亮不給星星。這種溺愛產生的危害想非常大。父母對他們是凡事都親力親為，在家不讓孩子做家務受委屈，導致孩子自私、虛榮、以自我為中心、動手能力差、任性、冷漠、不會關心別人。在外面闖禍了往家里一躲，反正有父母收拾殘局。總之，孩子是一家之主，而父母卻要惟命是從。

這種溺愛使孩子缺少對積極生活的參與，什么事情都由父母包辦，自己卻無所事事，空閑時間產生空虛，于是開始尋求刺激，為犯罪的滋生提供溫床。

（二）粗暴型

有的家長固守“不打不成器”的思想，對子女的過錯不善于啟發誘導，而是非打即罵，造成子女與家長情緒對立嚴重，特別是易使那些有不良情緒傾向、易被激怒和控制力差的青少年產生消極情緒狀態。消極情緒狀態會讓青少年長期處于一種抑郁、憂愁與不滿的心境之中。父母應戒絕“不打不成器”的管教方式，代之以肯定、支持、鼓勵的管教模式，用溫暖、寬容、真誠的親情來教導子女，建立起和諧的家庭互動關系。對于在學業上有困難或品行上有缺陷的子女應給予更多的關懷、鼓勵和幫助，不應歧視，更不應體罰和虐待。這些子女一般都在學習上缺乏自信心，自尊心更易受到傷害，常常感到前途黯淡，對家庭和學校沒有歸屬感和依戀感。父母此時若不能很好地發揮監管教育作用，他們很容易實施犯罪或其他越軌行為。

（三）自由放任型

這樣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問題本身沒有思考，只是滿足孩子的衣食住行，很少會主動與子女交流思想，了解子女的思想變化。給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間是必要的，但是完全的自由放任則可能會害了孩子。畢竟他們的是非好惡觀念還沒完全形成，辨別能力也比較差。凡事都要孩子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事，很有可能他們有一天會在父母的眼皮底下犯罪。

四 良好的家庭氛圍與父母的積極言行

一個健康、和諧和融洽的家庭關系對青少年心理的健康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氣氛對青少年個體人格的發展產生原發性影響，它既可能對青少年健全人格形成產生良好的影響，也可能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許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人際關系與家庭氣氛有很大關系，家庭中的生活快樂程度、父母關愛度、對父母的滿意度等都對青少年產生影響。如果父母能夠給予子女充分的關愛，保持良好的溝通，將有助于強化子女對父母的依戀減少越軌行為。同時，父母對孩子的志向和興趣要積極鼓勵與培養，增強其心內的“信仰”，使孩子在良好的家庭氛圍中養成積極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結語

本文以社會控制理論為基礎展開分析，但是青少年違法犯罪并非一種簡單的社會現象，而是有復雜的社會背景的。社會控制理論雖然獲得相當多實證研究的支持，有一定跨文化背景的適應性，但是，青少年犯罪的復雜性決定了非單一的理論可以涵蓋，需要整合其他的理論，甚至其他學科的知識，才能更深入了解其本質。當然，青少年犯罪問題牽涉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預防也不僅僅是家庭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必須家庭、學校、社會齊抓共管，從社會多種層面展開。解決這問題，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其工作起點應放在家庭，因為青少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和道德觀最初是在家庭形成并確立的，家庭對防止青少年犯罪起著關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