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運動型”治理到“可持續型”治理

從“運動型”治理到“可持續型”治理

——中國公共治理模式嬗變的邏輯與路徑

作者:王洛忠 劉金發 2012-7-3 來源:《未來與發展》2007年第 5 期

【摘要】“運動型”治理的邏輯根源在于對中國傳統治理模式的依賴、對自上而下行政運行體制的遵循以及將短期政績作為政府治理目標的錯位, 最終表現出治理效果不明顯、公共權力異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弊端?！翱沙掷m型”治理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治理模式, 遵循既定的制度、規則和程序, 涵蓋了制度治理、依法治理、參與治理和長效治理等理念。實現“運動型”治理向“可持續型”治理轉變, 確保公共治理績效的可持續改進, 是轉型期中國公共治理模式嬗變的路徑與方向。

【關鍵詞】運動型治理;可持續型治理;路徑轉換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全面轉型,各種利益矛盾和社會沖突不斷涌現并積聚。傳統的“運動型”治理已經無法對復雜多變、日益專業化的公共事務作出快速反應和有效處置, 在理論上逐漸出現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機”,在實踐中亦無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長效機制。“可持續型”治理作為一種全新的治理模式, 在理論上將實現公共治理理念與范式的轉換, 在實踐中將增強政府對公共事務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 并在此基礎上真正推動中國公共治理模式的嬗變與創新。

一、“運動型”治理的邏輯根源與主要弊端

(一)“運動型”治理是政府公共事務治理的傳統模式

從名稱上來看,“運動型”治理稱謂繁多。從經濟建設領域到刑事(行政)執法領域, 再到社會治理領域, 各種口號式、運動式的“突擊檢查”、“行業整頓”、“集中整治”、“統一行動”、“嚴打”等“專項治理”行動層出不窮。

從過程上來看,“運動型”治理的大體程序如下[1]: 首先, 有重大社會問題發生, 引起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高度重視;然后, 上級領導作出重要指示,下級主管部門召開緊急會議, 出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特定事件的專門文件, 部署專項整治行動;進而, 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聯合在一起, 在全行業、全系統、全地區范圍內進行聲勢浩大的政治動員, 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行政檢查和行政處罰行動, 雷厲風行地對不法行為進行集中清剿;同時, 為了確保治理的成效, 上級領導以督導、檢查或驗收者的身份對下級主管部門的治理成果進行驗收;最后, 開會總結表彰, 撰寫成果報告, 向全社會公布“專項治理”的一系列數字, 宣布整治取得豐碩成果。

從本質上來看, 盡管“運動型”治理可能在短時間內取得顯著成效, 但它是一種“無規則可循或有規則不循的非常態化管理,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政府的行為隨意, 政府的一些官員辦事因人而異有一定的相關性”[2]。當這種針對特定事件, 集中大量人力、財力、物力, 在特定時間、空間進行颶風式大檢查、大整頓的治理方式較為普遍時, 我們不得不承認“運動型”治理儼然已成為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常見模式。(二)“運動型”治理的邏輯根源

1.從傳統的社會治理路徑來看,遺傳下來的體制框架使中國公共治理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建國以后,中國公共治理的制度供給嚴重匱乏,國家不得不采取高度控制的集權模式, 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行為帶有相當的隨意性。“運動型”治理在響亮口號的鼓舞與廣泛社會動員力量的支持下, 以極大的力度對社會治理中的突出問題進行控制和打壓, 以取得暫時的管理成效。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的法制建設得以加強, 公共治理的制度供給不足態勢極大改觀。但是,“運動型”治理的思維邏輯仍然根深蒂固,政府的治理行為并沒有隨法制建設的改善而完全走向規范化, 對具體的社會問題仍然傾向于采取“運動型”治理模式。中國的公共治理陷入了“突擊解決-迅速見效-問題反彈-再突擊解決-再反彈”的惡性循環之中。

2.從現行的體制邏輯來看,“運動型”治理是積極落實上級領導指示與命令的應然表現。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 公共治理模式實際上是沿著人治向政策之治、再向法治轉變的路徑不斷演化。盡管中國正努力構建一個法治社會, 但是公共治理模式沒有完全實現從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轉換, 在實踐過程中仍帶有強烈的人治色彩。“運動型”治理的動力機制來自上級領導對某一社會問題的高度重視。如果說建國后的一段時期內是因為 治理機制缺乏以及規章制度不健全導致公共治理失范的話, 那么在轉型期, 雖然治理機制不斷優化,規章制度不斷完善, 但是執行權威不能夠堅持規范, 造成治理的混亂和失效。公共治理無法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所帶來的各種沖突予以有效地回應, 只能在“無所作為”和“運動式”整治兩極之間徘徊, 期望的社會和諧也只是治理過程中短暫的一瞬, 難以持續。3.從政府行為的動機選擇來看,“運動型”治理意味著政府將短期的“政績”目標作為其行為的出發點。眾所周知, 公共治理機制不能建立在過于功利性的基礎之上, 必須超越公共部門自身的私利。一旦制度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礎之上, 那么隨著官員個人利益的凸顯與變化, 公共治理機制必然是多變的、脆弱的, 并且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在“運動型”治理過程中,部分政府官員往往傾向于強加某種秩序, 發布種種指令;力求樹立在傳媒中的形象, 搞象征性的政治, 大張旗鼓地宣傳其治理“政績”, 把政府工作中更為實際的要素放到一邊[3]。以功利性為出發點的公共治理運作模式必將陷入“合法性危機”, 更無法達到公眾期望的善治狀態。(三)“運動型”治理的主要弊端

“運動型”治理依賴政府強制性的公共權力, 通過特殊手段取得階段性成果、獲得令人拍手稱快的“治理政績”, 滿足了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一時需要。但是, 由于這種“運動型”治理缺乏穩定的制度基礎, 不存在有效的治理結構, 由此凸顯出諸 多弊端: 1“.運動型”治理不僅行政成本高, 而且大多治標不治本, 治理效果差。在“運動型”治理框架內, 政府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事先缺乏全面、科學的研究與規劃, 盲目調動人力、物力、財力, 必然造成行政資源的極大浪費, 行政成本高昂[4]。政府對某一特定問題的過度關注往往以犧牲日常事務的管理為代價, 暴露了職能部門日常管理工作的“不作為”, 使得特定公共問題久拖不決, 特定問題看似解決, 但只是一時之效。周期性、階段性的“運動型”治理強化了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在“突擊檢查”與“靈活應對”策略框架下的博弈行為, 對違法者的威懾效用遞減, 降低了公共治理的整體效益?！盎春又挝邸本褪恰斑\動型”治理失效的典型。運動式治理中的高效運轉、協手聯動, 由于并沒有形成日常的制度規范, 在運動過后就變成了推三阻四, 低效低能, 結果 10 年治淮, 成效不彰[5]。

2“.運動型”治理容易滋生官僚主義作風, 強化權力尋租行為。“運動型”治理動輒把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 由此助長了公共治理的隨意性、形式化和政治化, 使得治理手段缺乏必要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法律淪為公共治理的工具, 而不是約束政府行為的規范。治理的隨意性意味著公共權力缺乏法律的規制與社會的監督, 關于利益再分配的治理政策頻繁變化,為權力尋租提供了適宜的溫床。公共權力不但沒有實現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的目的, 反而讓部分公共治理主體將其部門化、個人化。一個 顯著的例子就是對“網吧”的“運動型”治理,其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尋租空間。部分執法部門疏于執法、怠于履行職責,對問題避重就輕, 甚至為違規經營者架起“保護傘”。一旦發生重特大事故便進行“地毯式”檢查, 不論合法還是非法經營, 一律“全行業停業整頓”。而整治運動的期限一過, 非法經營仍舊相當普遍。

3“.運動型”治理容易違背法治原則, 危害個人權利?！斑\動型”治理的臨時性、運動性、反復性特點與法治的穩定性、規范性、確定性要求背道而馳?！斑\動型”治理是一種事前疏于管理、事后矯枉過正的治理方式[6], 它用臨時政策、口頭指示代替長久生效的法律原則和制度規范, 使得法律制度變成了可松、可緊、可寬、可嚴、可硬、可軟的橡皮泥。

在政府管理實踐中,“運動型”治理不但難以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 而且時常法外行事, 侵犯公民個人合法權利。這方面最為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嚴打”。在政策運行過程中, 有些部門對“嚴打”政策目標定位模糊,將其作為純粹的政治性任務來抓, 使法律變得過于隨意, 更有甚者竟突破法定刑限度, 不僅對嚴打范圍內的犯罪分子施以重刑, 而且就連一般刑事犯罪在嚴打期間也常常從重處罰, 實行“水漲船高”;把衡量嚴打成效的標準界定為“抓得多, 判得重”[7]。案件審理重效率輕程序, 辦案質量下降, 公正性不足, 個人的正當權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4“.運動型”治理將對自發秩序與一般規則產生嚴重破壞。哈耶克認為,社會秩序分為“自生自發的秩序”和“人造的秩序”。導向自生自發秩序的協調與和諧, 必定涉及到一般性規則的問題, 如果要達到社會的自我協調,那么社會秩序的參與者就必須共用某些規則并嚴格遵循這些行為規則。相反,“人造的秩序”則是一種命令與服從的等級關系, 在這種關系中, 命令詳盡地規定了每個成員的具體活動[8]?！斑\動型”治理試圖通過行政權力構建某種強制性秩序, 但卻破壞了自發形成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和市場秩序。強制性秩序無法成為約束個人行為的規范, 反而為違法者提供了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平時的違法行為不會受到懲罰,“運動型”治理期間只要采取游擊策略, 便可逃避懲罰, 由此導致社會秩序極度扭曲;強制性秩序也無法成為政府官員恪盡職守的規范, 反而為部分官員逃避公共責任提供了借口:平時可以怠于履責, 關鍵時刻只要來個“集中打擊”、“轟轟烈烈的大會戰”就可以制造出“規模效應”、“眼球效應”, 取得不俗的“政績”, 由此導致政治秩序嚴重失范;強制性秩序更無法成為市場規范運行的制度性基礎,對市場秩序的極左或極右整治顯示出這樣一種奇怪現象: 問題發生之前, 是“政府最小化”狀態, 政府對市場上發生的破壞游戲規則行為聽之任之, 無所作為;問題發生之后, 是“政府最大化”狀態, 政府幾乎耗費所有的資源去應對某一問題, 整個市場規則為此停擺, 政府與市場為此都付出了太多的代價[9]。5“.運動型”治理將會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是其強烈的公共責任意識, 而這種公共責任又帶有明顯的時間維度, 即構建公共事務治理的“全天候”長效機制, 從而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長期穩定。一旦政府以“運動型”治理作為其實現公共責任的邏輯出發點, 單純依靠行政強制力對公共事務采取應急之策, 那么就不能不讓普通公民生疑: 既然一抓就靈, 為何平時不抓?倘若對違法現象“露頭就打”, 何以會“養鼠成患”? 這種疑問容易使公民懷疑政府是否有純潔的行為動機與足夠的治理能力, 久而久之, 它給人們帶來的不是對法律的信任, 而是蔑視;不是對權力的警惕, 而是崇拜;不是對政府的愛戴, 而是恐懼[10], 最終將破壞公眾對政府治理的信任和支持,破壞公共管理者的社會動員能力。

二、“可持續型”治理的具體內涵與根本特征

關于政府治理模式的選擇, 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例如, 實現“運動型治理”向“常規式治理”、“制度化治理”、“一般性治理”、“常態管理”、“日常管理”、“長效管理”、“精確管理”、“正規化管理”、“規律性治理”的轉變, 等等。這些理念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但是概括程度不夠, 有的只是換個說法而已, 并沒有為政府治理實踐變革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 反而給人一種內涵模糊的印象。

“可持續型”治理作為政府治理思維和行動的替代路徑, 是我們重新思考有效的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催化劑;它是遵循一 系列制度、規則和程序的結果, 是對政府治理時間維度的深刻詮釋, 是一種“前瞻式”的治理態度、治理思維和治理路徑;在概念上涵蓋了制度治理、依法治理、參與治理和長效治理等理念;它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未來視角, 激勵公共管理者實現從內在管理理念到外在管理行為的全方位變革。

“可持續型”治理與“運動型”治理的根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公共治理的邏輯基礎不同

“運動型”治理以政策、口號作為政府治理行動形式合法性的基礎, 而政策、口號帶有強烈的意志性, 只具有短期的適用性, 甚至不同時期會出現反復和自相矛盾。因此, 政府不能僅僅依靠政策和口號進行公共治理,而是要制定并遵循具有確定性、普遍性與權威性的制度、規則, 并以這些制度、規則作為公共治理的基礎?！翱沙掷m型”治理就是以制度、規則作為政府治理行動實質合法性的基礎, 政府治理機制的運行遵循法律制度、社會制度、倫理制度和市場制度的規范。更重要地, 以制度、規則為基礎的“可持續型”治理可以防止政府管理行為的隨意和混亂, 確保“政府所采取的每一特定強制行動的正當性, 必須源出于一般性規則”[11], 最終實現政策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路徑轉換。(二)公共治理的邏輯依據不同

“運動型”治理囿于傳統的行政觀念, 強調行政權力的工具價值和目的理性;強調行政體系的縱向管理職能, 強調行政 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管理和服從關系;強調行政行為的“權力”要素, 強調行政行為的單向性、強制性[12], 強調公共治理的“權力行政”價值, 最終導致“權力”迅速膨脹,“法律”日益萎縮。法律的嚴肅性、強制性和威懾性降低, 其代價則是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扭曲、依法行政和以法治國的弱化。“可持續型”治理則將法治作為行政權力運行的前提、作為政府治理實踐的原則, 強調行政權力的價值理性;強調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服務和需求關系;強調法律不但規范公民的行為, 更制約政府的行為;強調公共治理的“權利行政”價值, 從而糾正了“運動型”治理對行政權力的錯誤理解, 最終實現權力治理向依法治理的路徑轉換。(三)公共治理的邏輯方式不同

“運動型”治理是以政府為單一中心的治理模式, 往往從政府管理者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 表現出“由內而外”的特點, 缺乏對公民需求的有效回應。而現代治理理論則認為, 公共治理并不是政府的專利, 治理機制的有效性不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權威和制裁, 公共秩序的建立是相互影響的行為者積極互動的結果。“可持續型”治理秉持這一理念, 強調公共治理中公共和私人機構的共同參與, 強調多元治理主體在公共管理過程中的參與、互動與合作, 強調各行為主體在變化不定的環境中對公民需求作出有效反應的行為能力, 表現出“由外而內”的特點, 最終將實現單一中心治理向多元參與治理的路徑轉換。(四)公共治理的邏輯著眼點不同

“運動型”治理著重公共治理的產出數量, 在產出既定的情況下, 治理必須投入大、費時短、見效快, 從而迅速打造“政績工程”?！翱沙掷m型”治理在重視公共治理產出數量的同時, 更重視產出的質量, 認為公共治理是一個集中解決現實問題并滿足社會需要的持續互動過程, 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活動, 更不是一種機械的運動。在這一過程中, 治理是前瞻性的思考、戰略性的規劃、持久性的行動、系統性的改進, 最終實現低效治理向長效治理的路徑轉換。

三、實現“可持續型”治理的路徑轉換與機制創新

在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期, 政府要想對全天候發生著的、日益專業復雜的公共事務作出積極回應與有效治理, 就必須重新思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在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 政府要想以有效的機制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真正滿足社會公眾的多元需求, 就必須轉換治理模式, 提高治理能力, 保證公共治理的可持續性。

(一)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看,“可持續型”治理是中國公共治理的優化選擇

有效的公共治理模式能夠保證公共秩序和集體行動的規范?！斑\動型” 治理過分強調政策、權力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試圖通過政府單中心治理構建行政強制性秩序, 盡管能夠獲得短期的、甚至是“巨大”的收益, 但這種收益往往具有不可持續 性, 長期來看必將造成集體行動的失范和社會心理的異化?！翱沙掷m型”治理則拒絕眼前利益和機會主義, 通過完善治理機制和制度規則, 構建公共治理行為自我約束、自我規范的基礎。一個擁有適宜的制度和政策的政府, 能夠以相對低廉的成本維持充分的法律和秩序, 以促進經濟發展[13], 走出公共治理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困境, 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期待, 創造持續繁榮的未來。

(二)從價值取向與行為導向的角度看,“可持續型”治理模式強調公共服務的優化與公共責任的承擔

“運動型”治理描繪了部分公共管理者服務自我、為(替)民做主的權力本位型公共治理的景象。然而,“在民主政治環境下, 公共管理者最終應向公民負責。正是因為這種責任, 我們的工作才顯得崇高神圣”[14]。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是其高度的公共責任意識、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積極有效的社會回應。公共治理模式要“激勵人們去做那些有長久效益的事情, 而不是僅僅做那些立竿見影的事情”[15]。與“運動型”治理相反,“可持續型”治理堅持這樣的價值取向與行為導向:公共管理者不是統治、控制、管理社會的主體, 而是服務社會、服務民眾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服務意識與責任行為是公共治理過程中的必需品;必須實現以人為本的權利本位型公共治理。

(三)從實踐操作的角度看,“可持續型”治理需要科學有效的治理機制予以保障 1.公共治理要擺脫對傳統路徑的依賴, 就必須構建科學有效的治理機制。首先, 明確政府在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的重要角色,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推進行政體制改革, 實現政府治理行為的法治化、規范化。關鍵在于建立具體而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機制, 使政府治理遵循各類法律、制度、規則的約束, 讓政府的職能、政府的權力、政府的規模、政府的行為等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 有效遏止有法不依、侵害公民權利等政府失范行為。其次, 對公共事務的處理必須有詳細的計劃、規劃、方案, 公共政策的變化始終要圍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杜絕“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現象。再次, 政府行為過程必須公開和透明, 接受公眾的質詢、監督和評價, 既增強社會公眾對政府管理和決策的參與、監督意識,又強化政府在公共事務中的責任意識。

2.建立并完善政府治理績效的科學評價機制, 強化公共部門以社會和諧發展為目的的長效治理行為, 弱化以追求政績為目的的短期投機行為。現有的政績評價機制重視對顯性政績和數據報表等方面的考核, 缺乏對政績成本的定量評價;重視上對下的績效評估以及官方自我評估, 缺乏下對上的績效評估以及民間第三方評估。政績評價機制的缺陷使得公共部門往往追求效率等短期政績目標, 忽略了對合理運用公共權力以實現其他有價值的公共目標的追求。由此可見, 要保證“可持續型”治理機制的有效運行, 就必須建立并完善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實 現定性考核與定量考核相結合、經濟性指標與社會性指標相結合、官方評價與民間評價相結合, 從而對公共部門的治理績效作出客觀、全面的評價。

目前, 中國公共治理模式正按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目標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在治理的邏輯思維上更富有前瞻性, 在治理實踐中更為科學理性。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因素均日益增加的時代里,“運動型”治理不但成本高昂, 而且效益低下;它尋求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卻失去了和諧;它尋求強制性的社會秩序卻陷入了混亂;它顯示了行政權力的強大卻降低了治理過程中的創造性與多方參與;它在被動應對公共事務的同時, 削弱了公共組織的適應能力。而“可持續型”治理則主動回應了上述問題, 實現了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優化, 必將推動公共治理能力的進一步提升與公共治理績效的可持續改進。參考文獻(References)[1] 童大煥“.運動執法”何時了[EB/OL].Http:// [2]張華青.社會公共管理必須從運動化范式走向常態化范式[J].探索與爭鳴,2003(11):26 [3]俞可平.治理與善治[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46 [4]朱曉燕,王懷章.對運動式行政執法的反思——從劣質奶粉事件說起[J].青海社會科學,2005(1):137 [5]劉效仁.淮河治污:運動式治理的敗筆[J].生態經 濟,2004(8):25 [6]朱曉燕,王懷章.對運動式行政執法的反思——從劣質奶粉事件說起[J].青海社會科學,2005(1):136 [7]游偉,謝錫美“.嚴打”政策的回顧與科學定位[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4(1):50～51 [8][英]弗里德利?！ゑT·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17～18 [9]畢舸,翟明光.劣質米粉抖出救火式執法弊端[N].華西都市報,2004-11-16(A02)[10]姜峰.從“運動”走向“規則”——對“平安”話語的思考[J].青年思想家,2004(5):62 [11][英]弗里德利?！ゑT·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272 [12]陳保中.權力邊界、政府信用與行政法治——以對“網吧”的治理為例[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6):62 [13][美]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M].蘇長和,嵇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83 [14][美]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張成福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03 [15][加]加里斯·摩根.駕馭變革的浪潮: 開發動蕩時代的管理潛能[M].孫曉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08

第二篇：國有資產從管理到治理

國有資產從管理到治理

2014年01月27日 第A4版：市場經濟

作者：詹正茂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3282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治理”確立為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執政理念，適應了改革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體現。從管理向治理變革，是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也折射出國家、社會及公民關系的變化。具體來講，從管理到治理，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轉變：行為主體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運行模式由單向垂直型向交互復合型轉變，踐行理念從管控、強制、命令向法治、協商、民主轉變。

國有資產治理的新方向國有資產管理是指對所有權屬于國家的各類資產的經營和使用，進行組織、指揮、協調、監督和控制的一系列活動的總稱。在我國，國有資產大體上可以分為企業、公共產品、金融資本、資源等四種基本形態，其中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產經營的重要載體，是國有資產管理的重中之重。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于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斷進行探索，對國有資產監管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初次提出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思想；1988年國務院決定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行使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能；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國有資產實行國家統一所有、政府分級監管、企業自主經營的體制，首次明確了政資分開的概念；1998年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國有資產管理局被撤銷并入財政部，機械、化工、煤炭等多個主管行業內國企的政府部門改組為隸屬于國家經貿委下設的局級單位，并明確不再直接管理國企；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級管理國有資產，授權大型企業、企業集團和控股公司經營國有資產”；2001年國家經貿委下屬的九個國家局被撤銷；2002年十六大明確了在堅持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根據黨的十六大部署，2003年經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準，國務院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履行出資人職責，監管國有資產。各?。▍^、市）和部分市（地）也相繼組建國有資產監督機構。國資委這一機構體系也一直延續至今。其后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作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和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論述。2007年十七大進一步強調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2012年十八大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用治理的思維方式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再設計，開啟了國有資產從管理向治理變革的新歷程。

行為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國有資產由管理向治理轉變，將引入多元社會力量參與國有企業的管理，進一步彰顯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的性質。一方面，國資委通過制定導向性的政策，執行國資監管方面的法律政策，繼續在宏觀上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另一方面，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集體資本、民營資本等社會資本將通過交叉持股等方式參股國有企業，參與到對國有資產的治理進程。此外，公民個體、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內部員工等也可以通過國有企業市場化選聘等途徑應征職業經理人等職務，從而實現作為行為主體參與國有資產的治理。

運行模式由兩層架構向三層架構轉變。國有資產從管理向治理變革，將形成“國資委—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企業”的運行模式，克服傳統的“國資委—國有企業”運行模式中政資不分的弊端。在三層運行模式中，國資委僅與其直接下層即國有資產運營公司進行聯系，其職能從管理全口徑的資產向管理出資人投資資本轉變；國有資本經營公司作為連接國資委和國有企業的中樞，一方面接受國資委的監督管理，另一方面專門以股東身份從事國有資本的經營管理和運作。處于第三層的國有企業則定位于國有資產的具體運營，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踐行理念由“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以“管資本”為主的理念進行國有資產治理，意味著為國企松綁，大幅減少和取消審批事項，使過去傳統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下政府對國有企業管得過多、過細，干預企業投資經營決策的情況成為“過去時”，切實落實企業自主經營權。將這一理念落實到現實中，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系。國資委將把重心放在依靠法治原則和市場規范管理國有資本的總量、分布及效益上面，以更好地體現國有資本終極出資人的角色。

提升國有資產治理水平從管資產到管資本，從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到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中，中央推進國有資產管理向治理轉變的思維充分顯現。國有資產從管理向治理轉變，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器，也將成為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因此，必須積極創造條件，大力提升國有資產治理水平。

積極引導多元力量參與國資治理，讓一切能夠提高國資治理水平的勞動、知識、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為國有資產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靈活地流動搭建平臺，根據實際情況推動國有企業整體上市、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以混合所有制形式發展公眾公司。另一方面，按照市場化導向全面推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任期制契約化管理，積極引進職業經理人制度，加快建立以職業素養、職業能力等為主體內容的國企管理者資質評價制度；探索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建立有利于企業家管理創新的容錯機制，讓懂市場會經營的企業家“以企業為家”，讓國資治理的活力充分涌現。

國資委要進一步轉變職能，進一步處理好自身和國資、國企的關系，著力構建監管統一、出資多元新型國資治理體制。一方面，國資委要通過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并和其共建一種新的“國資委體系”，實現出資與監管職能的分離與整合，確保出資人的多元與監管者的統一并行不悖；另一方面，國資委要以產權管理為紐帶，處理好“抓”與“放”的問題，凡是和國有資本出資人有關的事情，都要落實自身作為終極出資人的職責嚴格地抓起來，確保資本監管不缺位；對于國有企業內部具體事務要堅決放下去，不要干預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和法人財產權，確保具體運營不越位，真正做到“放虎歸山”，推進國企的市場化治理，讓市場決定人員的進出和資本的去向，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主體。

在多元主體參與下積極構建國資監管制度體系，用完善的制度安排來保障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治理理念落實。制度帶有全局性、長期性、穩定性、根本性。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對國有資產治理探索而獲得的成果最終都要靠制度來保障。只有堅持制度創新，才能不斷激發國有資產治理的活力和動力。因此，推進國有資產管理向治理轉變，必須在多元行為主體共同參與下，以協商、合作和民主的方式，按照法治精神構建一套相互耦合、系統配套的國有資產治理制度體系。堅持用法律、規則、程序來明確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權責界限，避免國資委作為掌握公權力的政府部門的行政隨意性，保證在國有資產治理中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最終達到對于國有資產的“善治”。

切實發揮人大對國有資產監督的作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人大預算決算審查監督、國有資產監督職能”，強調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完善國有資產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建議全國人大適時啟動對現行《企業國有資產法》的修訂，在法理上明確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在國有資產所有權上的委托代理關系，保障全國人大依法對國資治理的履行監督職能。從當前全國人大組織結構上看，專門委員會偏少，對政府部門監督職能有待完善。建議全國人大根據對口設置的原則，把設立關于國有資產監督的專門委員會提上議事日程。一方面，根據法定程序吸收國資國企治理領域專業人士加入，體現專門委員會的專業性和有效性，履行國資治理領域的立法提案權和議案審查權；另一方面，不斷健全專門委員會的工作體系和運作機制，確保全國人大依法行使對國資委體系監督的規范性與合法性。

第三篇：光明日報-從管理到治理

光明日報/2014年/3月/11日/第010版 兩會特刊

從管理到治理如何實現“一字之變”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用“社會治理”的概念代替了“社會管理”，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提出

“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由“管理”變為“治理”，體現了治國理政理念的與時俱進。

劃清權力與市場的界限

一一訪江蘇省南京市市長繆瑞林代表

本報記者鄭晉鳴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雖一字之變卻內涵深刻?！蹦暇┦惺虚L繆瑞林代表說，正如政府

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推進社會治理創新，要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記者:如何理解一字之變的內涵?

繆瑞林代表:社會管理強調技能和技巧，而社會治理則是更高層次的管理，管理者本身也要被管理，對存在的問題，要先從白身找原因想辦法。治理的外延是要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管理者的權力要受到限制，要劃清權力與市場的界限。其次，管理強調的是政府和人民的“單邊關系”，是政府管人民，而治理則有更豐富的內涵，治理是政府與人民共治，有互動、有協商。只有推進

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才能有效化解矛盾，凝聚起改革發展的強大力量。

今年，南京重點加強社會治理基礎工作，依法深化街道社區體制改革，加強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管理，加強城市志愿服務站點建設等。

記者:如何劃清權力與市場的界限?

繆瑞林代表:劃清權力與市場的界限要求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不能只被動地當“守夜人”，該政府管的必須管到位，如食品藥品安全、生態環境等。

過去一年，霧霆讓南京人民吃了不少苦頭，今年我們要鐵腕治霆，嚴查環境違法行為，深入整治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業，淘汰落后產能企業30家，壓低GDP增長速度，騰出更多改革空問，治理環境污染。

記者:南京在化解社會矛盾方面有哪些有益探索?

繆瑞林代表:化解社會矛盾，讓人民群眾實現安居樂業是社會治理的重中之重。只有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促進社會長治久安。2014年元旦，南京市級機關大院向白姓開放，400多名市民與政府工作人員零距離、面對面暢聊，提出不少好建議，我們計劃將這一活動長效化、常態化。此外，南京還建立了社

情民意反映機制，定期開展視頻會議、網絡問政等，使得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能保障。

從問題倒逼到全民合作

一一訪海南省三亞市市長土勇代表

本報記者土曉櫻

在近年游客快速增長及旅游服務標準不斷提高的背景下，作為旅游城市如何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解決好游客需求和城市負荷之問的矛盾?三亞市市長土勇代表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記者:三亞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方面進行了哪些探索?

土勇代表:為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創造良好的旅游環境，我們從2011年就開始實行問題倒逼機制，即白己主動去尋找問題，然后解決問題。2011年4月，市政府辦下發了《關于開展領導干部民生體驗活動的通知》，要求市政府副處級以上干部深入基層，對民生問題進行親身體驗。

體驗者須每周至少向市政府辦公室提交一份體驗報告，費用由個人白理。這一舉措推出后得到各界好評，隨后在全市四大機關推廣。

通過連續3年的民生體驗活動，三亞廣大黨員干部積極回應群眾關切，了解民生疾苦，解決了大量民生訴求，從被動服務轉向主動服務，從外在感受轉為內在動力，有力推動了三亞服務型

政府的建設。

此外，我們還設立了社會公眾舉報平臺，請市民和游客幫我們查找城市發展中的問題。如果問題查實，給予10元至20元不等的獎勵，推進了城市管理者與市民、游客的良性互動。記者:推進社會治理方面三亞下一步有哪些舉措?

土勇代表:社會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市民的合作，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下一步我們將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為企業服務、行業白律、行業協調、對外交往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同時我們還將向國家申請立法權。今年兩會期問，我提交了《關于賦予三亞市地方立法權的建議》。三亞作為國內最熱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城市快速發展，撤鎮設區后成為目前全國唯一沒有建制鎮的地級市，城市發展和城市管理具有不少特殊性。如果有了地方立法權，將更有利于

為三亞的城市和旅游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

一一訪河南省濟源市市長土宇燕代表

本報記者崔志堅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按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努力為人民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這讓我們加強智慧城市建設、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方向更加明確。”河南省濟

源市市長土宇燕代表說。

記者:從“管理”到“治理”，濟源的做法有什么特點?

土宇燕代表:濟源是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示范市，早在2005年就被確定為國家電了政務信息

安全保障試點和中西部地區信息化建設調研基地。先發優勢和示范帶動，形成濟源市城鄉一體化

社會治安管理防控機制，以城市社區、鎮區和邊遠農村為層級，城市社區化、農村城鎮化、管理

網格化、服務社會化的精細化管理服務，以信息化引領，呈現出由管理到治理的體制機制活力。

整合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資源，健全聯動機制，完善崗位責任、服務承諾、首問負責、限時

辦結和過錯追究等制度，積極推廣便民服務新模式，為群眾提供“一站式”和面對面服務，以人

為本的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建設，推動不斷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記者:智慧城市建設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哪些新變化?

土宇燕代表:濟源市去年啟動的城市視頻監控平臺和數據中心建設，一期在全市建設監控探頭760部，數據中心存儲空問達到1000T，這是滿足城市管理、社會治安保障等方面需要的視頻監控管理平臺和數據中心。集公交車、公共白行車、出租車等交通出行方式查詢和出租車電召為一體的公眾出行服務系統已經建成。市民卡項目將整合利用濟源現有的各類平臺和資源，采用“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的建設及運營模式，覆蓋全市各個城市公用事業領域，實現和

公交、智能校園、養老、失業、計生等領域的個人事務辦理系統的整合和對接。

第四篇：從管理到治理的思想革新（最終版）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我們黨首次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并將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不僅如此，“治理”在全會公報中出現的頻次頗多，成為與改革、市場、政府等并駕的關鍵詞，充分反映了從“管理”國家到“治理”國家思維上的巨大跨越，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梢灶A見，在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治理思維、治理理念的引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企業改革進入公司治理改革新階段以來，從營利性組織的公司治理、金融機構治理到非營利組織的大學治理、慈善機構治理、政府治理，再到當前的國家治理，治理改革逐漸滲透到改革的各個層面。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建等領域的全方位制度安排。

全會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部署，體現了一種新的治理思維。

其一，治理的民主性。全會強調“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讓包括人民群眾、人大、政協在內的多元利益相關者更深地參與國家治理，實現民主協商，使其享有利益表達與實現的渠道，進而推動國家在治理層面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利益相關者合作體。

其二，治理的頂層設計。全會提出“加強頂層設計”，把重心放在實現黨和國家事務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界定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突出了治理的頂層設計思維，體現了黨和政府徹底轉變“上層抓管理，基層想治理”這種倒置現象的決心。

第三，治理的“疏”“統”并舉。全會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提上日程，強調“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體現了治理的疏導思維。一方面強調中央與地方政府激勵約束關系的疏通引導，另一方面側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軟權力和硬權力并用，以軟權力為主來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水平。

第四，治理的過程思維。全會特別提出建立相應問責機制，強調“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治理是圍繞“規則、合規和問責”核心要素而不斷演進的建設過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改革深化過程中，除了要建立起制度或規則、程序，還需要提升執行力，加強問責，才能避免國家治理空洞化，流于形式。

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強調“治理思維”在國家、政府和社會層面的全方位貫徹，必將推動改革航船破浪前行。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五篇：從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　論新時代如何持續推進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是現代大多數國家政府改革的趨勢，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治理體系的有效治理能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指示，明確要深入行政體制改革，務必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執行力與公信力，進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并在大會上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來自政府職能部門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表明，必須深化增強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以此推進我國各項事業取得輝煌成績。本文就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與必要性展開探討，希望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改革發展提供實踐路徑。

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呈現出中央集權式的治理結構，在之后的發展中“集權”下分，從而逐漸激發了政府各階層的積極性。當下，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處于轉型的重要時期，應當加強我國政府治理體系的建設進而增強政府治理能力，以此解決轉型期各階段出現的社會問題與利益沖突。從“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這一重要轉變，是我黨在新時代作出的明智選擇，一方面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我國當前國情的深刻認識，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此舉確定了我黨未來的治國方略。

一、政府治理體系與政府治理能力概述

（一）政府管理與政府治理的內涵

從傳統“管理”到現如今“治理”的轉型，從字面上看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實際卻是一個質的飛躍，它體現了治國理政總模式是包含了權力配置和行為方式的一種重要的轉變?？梢詮闹黧w差異、結構差異、協同度不同、權威性質的不同四個方面，區分其內涵的差異。從主體來看，“管理”的主體是單純唯一的，一般為國家政府的公共權力，相比較，“治理”的主體就豐富多元，包括政府、社會組織與市場組織等；從結構上，“管理”是政府基于科層制體系而形成的垂直型結構，而“治理”則是多元主體基于合作與分工而形成的網絡型結構；在協同度方面，“管理”更多的是政府單部門的封閉式行政，“治理”更多的是政府多部門的協同式行政；從權威性質上，“管理”強調人治，而“治理”強調法治。

（二）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

在我國，“治理能力現代化”一詞是在論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時提出來的，關于“政府治理現代化”一詞沒有統一的范式，主要指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政府治理強調公正公開、民主參與、法治責任、多元協作等理念。政府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指政府在治國理政中需要引領每個行業領域的治理工作，促使它們之間形成攜手進步的互動合作關系，實現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和黨建領域治理的現代化建設。

（三）政府治理體系與政府治理能力的關系

可以從兩個方面概括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之間的關系：一是

沒有政府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不會有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只有科學規范的政府治理體系，才能成就高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二是在實際工作中，需要不斷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才能使政府治理體系的功能發揮至最佳，從而在實踐中完善政府治理體系的構造。因此，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完善的過程中，每個時期都有各自不同的階段性目標。

二、推進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性 （一）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

政府在國家治理體系中都起著不可忽視的絕對領導作用，尤其是上傳下達黨的重要思想和具體實施國家政策時，一線政府都是直接接觸廣大群眾，也是最先了解到政策實施過程中社會和市場的真實反饋和訴求。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會直接影響到當地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政府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核心，對于社會轉型時期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政府應當及時回應并作出處理。政府治理能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到政治經濟建設和社會的良性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推者和治理者，政府背負著巨大壓力與責任。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職責有限的政府，必須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政府治理能力是我國治理能力和質量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它不僅對加速建設服務型和法治型社會起著關鍵作用，而且對強化行政管理及社會治理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由此看來，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革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是完善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前提之下，將市場、政府、社會各歸其位，形成互相支撐又相互管控的合作體系，使其無論在任何一種治理模式中，都能處理各種復雜的社會問題，解決社會矛盾。最大限度地促使政府職能轉變，為開拓創新公共服務管理模式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國計民生的需要

從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來看，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是國計民生的需要：以微觀層面來看，政府有著政策執行者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服務者的雙重身份，也肩負著重要的社會使命，其治理能力的強弱將直接影響民眾的生活質量與幸福感的體驗；從宏觀層面上看，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關系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安定都有著重要影響。

三、持續推進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途徑

法治社會需要有民主作為依托，缺乏民主或者沒有法治的民主是不利于社會健康發展的，容易發生集權、專制的現象，嚴重的甚至可能會導致社會走向混亂無序的深淵。堅持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建設，將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政府科學管理水平。健全宏觀調控體系，需要政府職能部門放低身段，以尊重平等的姿態服務，促成社會各界之間的合作，政府與社會、公民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民主與法治是推進社會文明和諧發展的奠基石，也是實現社會治理發展的保護傘，一旦出現民主缺乏，社會就會出現走向專制與集權的混亂現象。因此，必須遵循民主原則、法治原則，才能使政府治理高效，促進社會和諧

發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中推進行政體制機制改革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行政體制改革，而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要素是轉變政府職能。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開展：一是以政府職能轉變作為突破口，從政府機構的工作流程、職能配備、執行決策權以及互相協調又彼此制約的行政運行機制著手優化完善，以確保權責的統一性，必須嚴格管理績效和落實相關責任。二是為使各項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呈現穩定與成熟，應當構建科學規范、系統完備且能有效實施的制度體系，從而保障政府治理體系能順暢有序地運行。三是基層政府應該在工作中樹立依法行政和權責一致的觀念，積極倡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優良風氣，在治理中體現法治精神。時刻銘記所掌握的權力是來自于人民的信任與托付，在工作中做到秉公用權、依法用權、廉潔用權、為民用權，不可中飽私囊、為己所用，杜絕出現各種越權和特權的行為，堅決擁護我黨的光輝形象，打造和諧有序的社會治理環境，積極倡導依法行政的價值取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強化政府行政決策民主和法治程序，提升科學化管理水平

政府行政決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推行政府行政決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的重要體現，是國家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文化繁榮、社會和諧和人民幸福

安康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要始終把政府行政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作為衡量和評價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執法能力的重點，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水平。如果沒有行政決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就無法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三）積極引導社會多元主體參與政府現代化治理

近十年來，我國許多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探索方面，已經蘊含了引導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理念?，F代治理理論表明，政府為達到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目標，需要增強多個主體間的無障礙溝通，清晰分布各自應當承擔的任務職責，進而有效促進整個社會和諧有序地發展。多種治理主體的參與，改變了過去政府作為唯一主體的單向性，而且有效控制了行政權力因膨脹造成的社會風險。首先，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能激發全社會活力，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其次，多元合作模式有別于一元治理模式，是一種比較科學的治理模式，特別是當下社會各行各業利益的訴求呈現復雜和分化，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緊密，這對今后實現社會協同治理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充分發揮政府工作人員的主觀能動性

政府工作人員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特殊時期，群眾利益訴求多樣化，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社會管理日趨復雜，因此，對政府工作人員也提出了進一步要求：一是全面加

強黨建理論的學習，提升解決社會矛盾和處理問題的理論水平和能力。二是不斷進取，從各方面提高工作能力和個人素養。三是更加具備服務人民、掌握政策、落實政策、開拓創新的工作素養，在工作實踐中不斷優化自身的綜合能力。四是強化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勇于擔當的精神、過硬的專業能力以及善于發現問題處理問題的素養。為監督促進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成效，可以優化績效考核，并嚴格按照要求執行監管責任制。政府職能部門承擔著治理社會的重要職責，政府工作人員個人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政府治理的成效，必須做到既不越權，也不當“甩手掌柜”。

1.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建設服務型政府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內容。政府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意識要以人為本，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圍繞著激發和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開拓性地展開工作。由此可見，民生問題不僅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且影響到整個國家發展的大局。為牢固樹立政府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應該做到“兩個必須”：第一，必須強化現代治理理念，認識到穩定和諧的治理局面必須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第二，必須明確公權力是來自民眾、服務于民眾的重要思想，拋棄陳舊觀念，以維持個人權力為主的政績觀念，應當切實把思想意識統一起來，服務百姓，服務社會。

2.完善干部任用考核機制。適應新時代新任務新要求，領導干部需要提升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因此必須在原有基礎上優化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建議從干部任用及考核兩個方面進行。在干部任用考核體系

中，需要特別重視法治政績的考核，對那些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法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類難題的干部，尤其是堅持將法治思維和方式落實到具體工作中的干部，要給予肯定和優先提拔。要在各級干部中明確，只有善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才能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要將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作為衡量領導干部依法履職盡責的重要標準。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教育引導廣大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以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的政治擔當，滿懷激情地投入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

3.強化權力監督問責機制。我國目前對權力制約和問責體制在逐步完善和加強，對各階級領導干部提出了加強法治思維能力的要求，著重強調讓人民監督權力，強化法治手段。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持把對權力的科學配置與對干部的有效監督結合起來，把事前、事中、事后監督結合起來，把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結合起來，不斷拓寬監督渠道，改進工作方法，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推動權力運行的制度化、規范化和公開透明，給各級領導干部行使權力戴上了“緊箍咒”。

（五）加強培育和科學管理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是為實現特定目標而建立的共同活動的群體，與政府組織、經濟組織并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和社會組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社會組織可以說是國家治理有效方法中的重要主體，也是重要推動力量。在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社會治理格局的重任中，不能小覷社會組織所發揮出的能效，這不僅為社會組織的發展規劃帶來了

新契機，同時也對我國所有的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近年來，隨著社會組織的活動專業化越來越強，社會組織專業人才對社會組織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建立專業人才職稱序列對穩定專業人才、發揮專業人才的作用、促進專業人才隊伍結構不斷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針對上述問題，政府應該加快社會組織人才隊伍建設：一是對優秀的社會組織實施更多的大力扶持舉措。這是帶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方法，既能實現社會組織健康可持續發展，又能使我國社會治理取得更大成就。二是我國社會組織種類繁多，功能千差萬別，應當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一批能滿足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高質量、信譽佳，開展服務細致入微的社會組織。三是規范社會組織的管理，必須進一步完善扶持社會組織的政策體系，社會組織開展服務性項目應遵循自愿、公平、公開的原則，引導其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社會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從工作開始前的準備階段就必須一絲不茍按照工作規范一步一個腳印來落實完成，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業自律、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四是進一步加強工作指導。通過開展高質量的專業人才培訓的方式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服務能力，擴大組織人才隊伍，進而促進社會組織的良性發展，引導其在加強服務能力上下功夫，通過對市場需求的清晰認識來主動參與社會發展。為促進社會組織規范運行，提升社會組織自身建設能力，推動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還必須切實加強專項檢查和社會監督。

（六）運用大數據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大數據不僅是一種技術，更是深刻影響社會生活并可以有效利用的重要資源。大數據作為新興技術，不但可以整合碎片化的政務數據，還可以克服條塊分割、信息壁壘等問題，要實現政府內部的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提升，離不開政務智能化系統建設。在大數據賦能的作用下，各級政府統籌協同、各司其職，可以有效集成各類信息資源、快速形成優質信息聚合，從而實現治理職能的配置優化、工作流程的科學可行、操作步驟的簡化合理、運行質量的全面提升。良好的數據分析不但可以透過表象揭示大數據信息背后錯綜復雜的關系本質，更重要的是能夠揭示更多的隱藏價值，使輿情預測更加準確，使政府決策更加科學合理。要推動政府決策由過去的經驗型、估計型向數據分析型轉變，最終實現政府決策機制再造，并借助大數據打造整體政府、開放政府、協同政府、智慧政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為此，政府需要利用大數據技術，對輿情信息進行全面搜集與分析，找到民眾關注焦點，判定輿情變動級別，預測公眾態度走向，挖掘大數據背后的輿情趨勢，最終為政府決策提供技術服務。

四、結語

推進政府治理體系與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構建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國家的需要。必須深入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貫徹落實黨的方針、路線、政策，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著力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必須放權于社會、讓權于市場，實現政府轉型的任務，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必須注重培育和引導社會組織，使其在互動、多元的治理模式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傊?，要加強政府創新管理，加速職能轉變，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下堅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