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子夏山隱堂洞隋開皇五年石刻碑文考

子夏山隱堂洞隋開皇五年石刻碑文考

劉新創

【簡介】

子夏山隱堂洞也稱隱泉山隱唐洞，位于山西省文水縣馬西鄉神堂村西。隱堂洞石刻群是子夏山區人文遺產的核心，隋開皇五年石刻是目前發現刻石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石刻。對研究子夏三晉講學及子夏山佛教文化有很大的史料價值。

此碑文在隋開皇五年（585）正月勒石，為摩崖石刻，現存文水縣子夏山隱堂洞。形制為長方形，其碑身高43厘米，長205厘米，厚13厘米。碑文約370字，計41行，滿行9字，整齊工整，字體為隸楷過渡體楷書。現在石刻部分碑文字跡脫落。碑文內容首句引申于《通玄真經卷八·自然》的“仁德”學說；次句又用儒家禮教思想辨析；而后借用佛家說教，闡述了勒石的原因和過程；最后傾訴了作者的宏愿。

本文就此碑刻民間存在兩大爭議：碑文作者和“慧遠比丘僧”進行了考究。【碑文】

□□□同三司許昌公賀蘭志侍佛時 □□慧遠 比丘僧和 比丘道弁

□帝地載天臨，春生夏長，乃神乃聖。亭之毒之。□以七德九功，其利未博；五禮六樂，厥道弗弘。乃廣布慈雲，遍流法雨，投施妙藥，濟扷群生，載以寶船，昇於彼岸。貴臣良將，先沐聖道，善因緣業，多樹福田。開府許昌公賀蘭志、上儀同三司郁久閭相貴等，或鳴玉垂纓，柳楊槐鼎；或治戎練武，升降偏裨。並斂衽法門，濯身德水，共於福地，同建寶坊。隱泉山者，蓋西河之巨鎮。長汾遠亙，衝波淼其蕩薄；疊章迴臨，高樹欝其森聳。又有子夏遺稱，僧光舊跡。行雨行雲，登年不爽；或祈或報，神聽無違。於是妙選良工，式刊靈石，遙希尊相，敬圖安養。神儀映迥，融若聚金；瑞景騰空，皎如衆日。凌波藕葉，對寶塔而俱開；拂霧仙衣，雜天花而共下。閑房肅敞，高行所歸，飲露餐松，經行宴坐。清凈之業已遠，汲引之路方弘。勒銘巖阿，其詞云爾：靈山作鎮，巖岫陵虛。達人運力，經營凈居。右橫龕隱，寺遠鐘踈。道心有願，妙果無餘。開皇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建 【譯文】

（黃帝）順應天地萬物的自然規律，推行仁德，便被尊為神圣。如果停止或破壞這些規則，雖然文洽九功，武苞七德，也不會帶來太大的好處利益；五禮六樂這些治國安邦之術也不會得到弘揚。因此，請求佛祖大發慈悲，普度眾生，讓每個人都度過劫難，修得善果。各位將軍吏官都接受過圣人教誨，更應該多行善積德。今天開府許昌公賀蘭志、上儀同三司郁久閭相貴等人，雖遠離朝堂，官職有升有降，卻穿著整潔的衣服，精心梳理一番，齊聚于這個福地，修建寶坊為眾生祈福。這個福地叫隱泉山，是西河郡的一個重要軍鎮。這里山前有遠遠長流的汾河水，山上樹木郁郁蔥蔥，峰巒疊嶂。還曾是卜子夏設教、釋僧光修行的場所。常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山上圣靈有求必應。于是聘請優秀的工匠在石壁上開鑿神龕，雕塑神像，讓神靈永遠庇護大家。佛像神情儀表遠遠望去，端莊祥和；空中祥和的日光照耀著大地。天空仿佛出現一妙境：仙池的水面盛開著鮮艷的荷花，池邊仙塔矗立，仙女在迷霧中飛舞，向人間撒下了五顏六色的花瓣。寬坦的房屋是得道高圣的居所，而佛陀和弟子們常在野外風餐露宿靜心修行。清靜修行的道路已與我們遠馳，但立功報效國家的大門為我們敞開。勒銘巖阿，其詞云爾：靈山作鎮，巖岫陵虛。達人運力，經營凈居。右橫龕隱，寺遠鐘竦。道心有愿，妙果無馀。【考證】

此碑在本地民間存在兩大爭議，現將本人的考證列于下：

1、碑文為何人之作。

有不少書家、學者稱，此碑乃虞世南之作。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漢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觀海衛鎮鳴鶴場）人。南北朝至隋唐時期著名書法家、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陳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內史侍郎虞世基之弟。開皇九年（589年），陳朝滅亡后，虞世南與虞世基始一起到北方隋朝京師長安，兄弟二人都名重一時，當時的人把他們比作西晉的陸機與其弟陸云。由此可見，虞世南與碑刻時各據南北，并未有時空重合。在《文水縣志》載：“······（隱堂洞）石室前壁子夏山澗溝之中，曾鐫刻有唐太宗秘書少鑒、書法家虞世南手跡：‘石門宕雪’”。這一記載誤導了大家。虞世南游歷子夏山留書，是在碑成之后的事了。再則隋初書風相似，而虞世南只是書家代表人物之一，我們不能以點代面。如同《龍藏寺碑》，楊守敬《平碑記》云：“細玩此碑，正平沖和處似永興（虞世南），婉麗遒媚處似河南（褚遂良），亦無信本（歐陽詢）險峭之態”。結果就有人誤傳其為虞世南所書，實為時間本末倒置，卻也體現虞世南書法在民間的崇高地位。

那么，此碑真實作者是誰呢？

碑首刻有一行小于正文字號的刻字：“□□□同三司許昌公賀蘭志侍佛時”。意為“□□□同三司許昌公賀蘭志祭祀奉佛時刻”。正文中也出現“開府許昌公賀蘭志”，碑文內容并寫明此碑文是為賀蘭志和郁久閭相貴等修建寶坊所撰。兩次出現“賀蘭志”為什么官銜有別？因碑刻有損，很有可能正文“開府許昌公”為“開府儀同三司許昌公”略寫。“開府儀同三司”的意思是設置的府邸和進出儀式都跟三司一樣，盡管不是具體的職務，但不僅僅是個榮譽，也是社會地位的肯定。魏晉南北朝時期為表功，官位猥濫程度嚴重。北周分置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等散官號，以酬勛勞。隋初沿襲，分別為三品、正四品、從四品、正五品。賀蘭志與虞世南也并未見史載有過接觸，隋朝初立也不容許官員與南陳官員私交，再次否定碑刻為虞世南所書。

賀蘭志竟為何許人也?查遍史籍只在《隋書·于仲文列傳》和《北史·于仲文列傳》中找到一處：“······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于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可知賀蘭志只是于仲文麾下的一名行軍總管，開皇二年（582年），共同抵御南下的突厥。“白狼塞”在今山西應縣；今呼和浩特與陰山之間有一片白色的沙漠古稱“白道”；高鷹、孫永剛老師的《盛樂考》中得知“盛樂道”在山西定襄一代。說明賀蘭志的軍隊就在山西境內。他被封“開府許昌公”也可能就是在這場戰爭中所賜，這個稱號應得自于賀蘭氏為鮮卑族在許昌是望族。而“郁久閭相貴”可能也是于仲文麾下的一名行軍總管。“郁久閭氏”實柔然汗國王姓，與北魏時有戰事，后歸順。期間有一柔然可汗郁久閭婆羅門一直囚居于洛陽。公元542年，病死于洛南之館。雖不能證實“郁久閭相貴”是柔然可汗郁久閭婆羅門后人，但他祖籍應在河南無疑。也說明碑文中只出現這兩個人名的原因，即他們是同鄉。

碑文是賀蘭志所寫嗎?本人存異。兩次出現的不同官職稱呼，正說明正文祭表為別人書敘，官職應該在賀蘭志之上。而小字應為賀蘭志監刻或后補。只能證明賀蘭志的軍隊就駐扎在文水一帶，最起碼文水一帶的隋兵歸他統轄。

上文中的于仲文。《隋書》和《北史》的列傳中這樣載道：“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實，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齔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于云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嘆之。其后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可見這位于仲文不僅是名門之后，還博學多才，精通儒學。楊堅為丞相，尉遲迥作亂河南相州，于仲文時任東郡太守。于仲文舍家棄子，取大義，助楊堅平定河南之亂。官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楊堅受禪稱帝，廢相州鄴城，打壓北周重臣。于仲文還未上任，就受其叔父于翼牽連下獄。在獄中于仲文上書隋文帝楊堅，行文內容及手法與碑文驚人相似。書表內容為：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沖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昆。摧劉寬于梁郡，破檀讓于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剿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愿下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不難發現開皇元年（581年）于仲文在家族蒙難時，給隋文帝上書之文，與碑文的行文方式如出一轍。獲赦后，于仲文便被派往白狼寨鎮守北疆，遠離自己經營多年的河南。這種謫遷是王者對大臣的御用之術，說明于仲文雖活命，但隋文帝已對他疏遠，重新審核。“或鳴玉垂纓，柳楊槐鼎。或治戎練武，升降偏裨”，“清凈之業已遠，汲行之路方弘”，正是借賀蘭志和郁久閭相貴等口道出了于仲文的心境。

且另一行軍總管元滂之兄元諧的史料，可作旁證。“楊堅受禪時，進元諧為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食邑千戶，同時奉詔參修律令。隋開皇元年三月為上柱國。八月西北少數民族吐谷渾入寇涼州，詔令元諧為行軍元帥，前往征討。到開皇七年（578年）四月，由于他的剛愎自用，好議論詆毀時政，且不能取媚于左右已失去文帝寵信，只掛著一個安樂公的頭銜在京城閑住。開皇九年（589年）四月，有人告其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元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文帝大怒，元諧等四人一同伏誅，籍沒其家”。（《隋書·元諧列傳》）反映出平定尉遲迥叛亂后，楊堅受禪。楊堅對北周故臣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新審核，直到開皇九年（589年）南下攻陳前結束，既鞏固了皇權，又收服了實心為自己平定南陳的將帥。而于仲文后來的表現也深得隋文帝楊堅盛贊，他通過了考驗審核。于仲文書此文，不單單是出于上司對同鄉下屬的偏愛，更應該是通過對佛的篤誠，向剛剛結束的對突厥戰爭中死去將士的一種祈禱，同時也是對自己境遇的一種感嘆！

2、“慧遠比丘僧”考

“慧遠”在佛教界有兩位大德高僧，即東晉東林寺慧遠和隋代凈影寺慧遠。后人常以“二遠”并稱。唐劉滄《留別復本修古二上人》詩：“二遠相知是昔年，此身長寄禮香煙。”唐于鵠《贈蘭若僧》詩：“附入高僧傳，長稱二遠公”。因子夏山與凈土宗頗有淵源，故有不少人認為碑文中“慧遠”，為東林寺慧遠。我考據結論是否定的。

東林寺慧遠，法名釋慧遠，俗姓賈氏，（334年-416年），山西代縣人，歷史上著名高僧之一，是佛教宗派凈土宗的開山祖師、創始人之

一、廬山白蓮社創始者。碑文中提到的僧光便是他的門徒。東晉《凈土圣賢錄易解· 慧恭、僧光、慧蘭》中載：“······與僧光、慧蘭等一同追隨遠公學習佛法。僧光等人學習能力雖然不及慧恭，但是對于專心憶想西方凈土，卻比慧恭更為虔誠懇切”。再細品碑文“隱泉山者，蓋西河之巨鎮。······又有子夏遺稱，僧光舊跡”，說明隱堂洞為僧光故道場。因此誤導了不少人，將碑文中的僧光——慧遠聯系在一起了。

另有旁證：

酈道元《水經注》卷六載：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出謁泉山之上頂。俗云：旸雨愆時，是謁 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崖絕險，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 可五十馀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柏綺望。惟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剎。泉發于兩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之名矣。

隱堂洞遺跡只是僧光的修行道場，東林慧遠是否來過無史料考證。“比丘僧” 譯作乞士，除饉男，道士等。其義為：乞士，上于佛菩薩乞法以資慧命，下于萬民乞衣食以種福田，故名乞士。破煩惱：以修圣道而能破煩惱也。怖魔：以出家剃頭著染衣而令魔王、魔民恐怖，怖其能行正道，能入涅盤也。凈持戒：以受持盡形壽凈戒故名凈持戒。除饉男：以其為眾生種福田，令眾生得福而除眾生之饑饉也；又以其為眾生布法，令眾生慧命得法水以資養，除慧命之饑饉也。道士者，舉凡修道之士皆可稱為道士，古時不分，非比現時以道家修道之人為道士也。僧之意為“眾”也，比丘僧，即比丘大眾也。出家男眾稱比丘，出家女眾稱比丘尼。比丘者，受具足戒之出家人通稱比丘。那么“慧遠比丘僧”就成為“慧遠乞士”。隋代將領請尊東林慧遠大師來祈福，就因為這兒是僧光舊跡，僧光是東林慧遠的門徒嗎？再說僧光已經是故道場，說明僧光已圓寂，提他師傅的尊號也無大意義。但子夏山不僅是凈土宗僧光和尚的道場，還是曇鸞與僧光同期在此活動的見證。既彌補了凈土宗對僧光歷史記載的空缺，還為破解凈土宗開山祖師傳承謎案提供了線索。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一條凈土祖師傳承鏈接“慧遠——僧光——曇鸞”的假說，有待進一步論證。

凈影寺慧遠，（523年－592年），俗姓李，祖籍敦煌，世居建興郡高都霍秀里（在今山西晉城市境內）。隋代高僧，為地論宗重要代表人物。自幼喪父，與叔同居。13歲出家，16歲隨湛律師赴鄴學法，博讀大小乘經論，后從大隱律師學《四分律》，學成后返回高都，在故里結室為庵，創立道場，講經說法，注疏佛教經典，草創硤石寺，即今古青蓮寺。周武帝滅北齊入鄴廢佛，慧遠當眾面斥，從此，隱居太行山中靜修佛法。三年后，武帝崩，恢復佛法，慧遠始出山住持嵩山少林寺。至隋興，于洛邑大開法門，遠近望風來歸，復為文帝所重，敕任洛州沙門都。隋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為他建立凈影寺，故又被后世稱為凈影寺慧遠、凈影慧遠。與天臺智顗大師、嘉祥吉藏大師，并稱為隋代三大師。隋文帝開皇七年（587），被首選為統管天下僧民之事的六名德高望重者之首座而入京，在大興善寺主持法事，注疏佛經。后移居凈影寺。開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敕其主譯經文，刊定辭義。不久圓寂于凈影寺，終年70歲。

對比二者史料記載，及這次開鑿石室的贊助者，既是隋初名宦又都來自河南。他們在當時最熟悉的，也最認同的應該是被隋文帝推崇的凈影寺慧遠。而此時凈影寺慧遠的聲望在長江以北是與日俱增，家戶喻曉的。“比丘道弁”未查到史料，且旁邊另一石室開皇六年（586年）的門額碑刻署名也有他。說明他便是當時主持隱堂洞建筑，皈依佛門的僧人之一。“弁”讀biàn，古時的一種官帽，通常配禮服用(吉禮之服用冕)。赤黑色布做叫爵弁，是文冠；白鹿皮做的叫皮弁，是武冠。后泛指武官帽子。因武官戴皮制的弁，后專指低級武官。這一法號極有可能為看破塵世，皈依佛門的武官。碑尾有“大龕主儀同三司□□□□”的落款，也反映當時隱堂洞為兵家所據。這樣“比丘道弁”雖不名經，當他的法號已對其身份有所暴露，或許他本身就是一名隨軍僧人。因自己名號不大，只得借助于凈影寺慧遠的聲望來主持這場法事。

仔細考察石刻后，及進一步考證周邊石刻文字。終于弄明白“慧遠”并非前面兩位大德高僧。只是由于碑刻右上角字跡殘缺，解讀碑文斷句失誤所致。在小石室門額開皇六年碑文中寫有“比丘僧和”，石刻一側開皇六年佛造像碑文中寫有“比丘僧僧和”。碑文應解讀為“（比丘）慧遠、比丘僧和、比丘道弁”，這三位都是當時隱堂洞的主事僧。【結論】

隋朝初立，突厥族舉兵南下。開皇二年，謫遷“白狼寨”的于仲文受命掛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對突厥的北方大規模戰事結束，但因兵燹饑荒，民不聊生。鎮守文水一帶的賀蘭志、郁久閭相貴等地方官員決定在隱堂洞開鑿一佛龕石室，為民生祈福，穩定人心。開皇五年（585年）正月，隱堂洞大佛龕石室建成，于仲文受下屬賀蘭志、郁久閭相貴等所邀，來隱堂洞參加“（比丘）慧遠、比丘僧和、比丘道弁”主持的祈福大祭。留文作祭，后刻于石室門額為紀。【附錄·參考書籍】

1、《通玄真經卷八·自然》

2、《舊唐書·虞世南傳》和《新唐書·虞世南傳》

2、《文水縣志》天啟五年版

3、《隋書·于仲文列傳》和《北史·于仲文列傳》

4、《隋書·元諧列傳》

5、《續高僧傳》道宣撰

6、《凈土圣賢錄易解· 慧恭、僧光、慧蘭》

7、《水經注》酈道元

8、開皇五年碑拓片

開皇六年碑拓片

9、開皇六年佛造像碑刻

劉新創，***，山西省文水縣子夏山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