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學漫步穿越星際 托馬斯詩歌引發翻譯競賽

文學漫步穿越星際 托馬斯詩歌引發翻譯競賽

克里斯托弗·諾蘭的新片《星際穿越》持續熱映，用“蟲洞”“五維空間”等名詞征服一批理科生后，片中的文學元素也讓“文青”們躍躍欲試。影片中，狄蘭·托馬斯的那首詩引起了一陣翻譯熱潮，音樂人高曉松、詩人伊沙等都嘗試了不同的翻譯。對于中國科幻迷來說，則免不了拿這部影片與中國科幻大神劉慈欣的《三體》進行比較，也有不少文學愛好者把視線對準了墨菲的書架。

京華時報記者田超

托馬斯詩作哪個譯版好？

作家陸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

克里斯托弗·諾蘭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主修的是英國文學專業，而狄蘭·托馬斯被看作是自奧登以來英國最重要的詩人。片中為何多次響起托馬斯的詩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night(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諾蘭曾這樣回答記者：“很重要的一點是這首詩全篇都在講人是怎么樣對抗死亡，怎么樣面對死亡，關于這個主題我再也沒有看到任何人用英文寫得比它更好。”

這首詩歌在中國引起翻譯熱潮，除了巫寧坤、海岸的譯本外，音樂人高曉松、詩人伊沙和不少網友都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解讀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night。青年作家陸源今年策劃出版了托馬斯帶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集《青年狗藝術家的畫像》。他說：“看電影時，聽到狄蘭·托馬斯的詩歌心里很震撼，我很早就讀過這首詩，知道它是說什么，跟電影場景聯系在一起時很震撼。”

陸源覺得，諾蘭對托馬斯的這首詩理解很透徹，“他不是為了用而用，而是把很多意象化的東西表現在電影里。影片中有兩個場景印象深刻：一個是布蘭德教授在彌留之際讀出‘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白晝將盡，暮年仍應燃燒咆哮’，這是他個人在生命最后依然在努力，暮年仍在燃燒。這首詩是托馬斯寫給晚年父親的，聯想到電影場景很讓人感動。”

讓陸源感到震撼的另一個場景是當火箭升空時，響起了這首詩，“如果把整個人類比作一個人的話，他同樣到了暮年，面對將要滅亡的時刻，暮年的人類依然做著最后一搏。這種大的意象化含義很震撼。”

陸源接受采訪時手里拿著海岸、傅浩、魯萌翻譯的《狄蘭·托馬斯詩選》，這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黃皮書幾乎快被他翻爛了。談到幾個翻譯版本之間的比較，他舉例說書中譯者海岸把“goodnight”翻譯成“良宵”，此前巫寧坤老師翻譯為“良夜”，這兩種翻譯沒太大區別。他說：“我不屬于特別挑剔的讀者，只要翻譯得不是特別離譜，還是能接受的。我這兩天也看到幾個不同的版本，它們之間是相互補充、相互借鑒的，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讀，不必爭個你死我活。作為讀者和觀眾，也可以從不同的版本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詩人伊沙 無法接受巫寧坤“良夜”版

問及對翻譯版本的看法，詩人伊沙接受采訪時稱自己作為詩人還是很較真的，“有的人喜歡吃粗糧，那沒辦法。看電影的時候，我發現觀眾離場最多是穿越時，影片拋出來大量的科學知識，很多人主觀上不想去接受這些知識。作為詩人來講，我無法接受巫寧坤的譯本，在影院看到時就不相信它，第二天我就翻譯了一個版本，之前我也翻譯過托馬斯的詩”。

在伊沙看來，翻譯詩歌的譯者最好是寫過詩的，“詩人翻譯詩歌可能最有發言權，比如此前版本里把goodnight翻譯成良夜，這種新造詞語我不喜歡。并不是說新詞不好，而是用的方式和傳達的思想。還比如，我把聰明的人翻譯成智者，善良的人翻譯成仁者，狂暴的人翻譯成勇者，這都是很詩人化的表達。”

談到對《星際穿越》帶火了托馬斯這首詩的說法，詩人伊沙很不贊同。他說：“這其實是一種很第三世界的說法，還有媒體說是電影激活了一部舊作，不能這么說，其實很多中國讀者根本沒讀過這首詩。但它在英國、英語世界是家喻戶曉的，是他們中學課本中讀到的詩。電影院里是聽到自己耳熟能詳的詩，就像中國觀眾看一個中國電影聽到李白的《靜夜思》。”

伊沙認為，除了影片中的黑洞、五維空間等元素構成的敘事結構，最打動人心的是對人類命運的憂患意識。“前段時間我在美國待了一禮拜，那里的風景還是挺美的，在這種環境下依然能拍出這樣的電影。反觀我們國內的自然環境，其實真的應該反思，那種對人類命運的關切。”

伊沙表示，這首詩升華了電影的內涵，是點睛之筆，如果明年諾蘭拿了小金人，最應該感謝的就是狄蘭·托馬斯。

《三體》和《星際》哪個強？

《科幻世界》副總編 都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延續

隨著《星際穿越》的熱映，很多中國科幻愛好者把它跟劉慈欣的《三體》進行比較。《三體》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被認為是中國科幻文學的里程碑之作，將中國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有網友說：“沒看過《三體》的人會覺得這是一部神片，看過《三體》的會覺得劉慈欣探討宇宙生存下的人性更加宏偉和深刻。”

《科幻世界》副總編姚海軍接受采訪時說：“很多科幻愛好者在看《星際穿越》的時候，會不自覺地聯想到劉慈欣的《三體》，實際上一部小說和一部影片是沒法正面比較的。兩者都是有超凡的想象，也都足夠宏大。雖然寫的是浩渺的太空，《三體》甚至寫到了宇宙的終結，它們都和我們的現實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都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延續。”

姚海軍認為，《星際穿越》之所以有這樣的熱度，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飽滿的情感在里面，這也是跟《2012》等電影不同的地方。“從生命個體的角度有父女的親情，宏觀的角度是科學家對整個人類的愛，這種愛對留在地球上的人來說是殘酷的，但對物種來說卻是最終極的一種愛。”另一方面來說，由《星際穿越》熱度引起觀眾對國內科幻作品的關注，也是一件好事。

談到中國科幻電影的問題，姚海軍說：“主要是好的科幻作品太少，這些年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是很迅速的，但是比起讀者的期待來說還是不足的。劉慈欣這樣的科幻作家太少了，我們掰著手指頭數，可能也就數出四五個來。《三體》這樣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數的，跟美國的那種產業化模式比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前不久《三體》的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姚海軍表示，從他收到的一些反饋來說，評價都比較好。

劉慈欣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兩者在題材上比較接近，都是將地球上的大災難和太空聯系起來。他不覺得諾蘭會從《三體》中受到啟發，影片中的黑洞、時間旅行、五維空間在科幻小說里是非常常見的。“其實它關于黑洞的那部分更像咱們國家的另一部科幻小說，叫《飛向人馬座》，是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寫的，幾乎跟里面的情節一模一樣，可是很多人沒有看過那個小說。”

墨菲書架上有哪些書？

在影片《星際穿越》中，墨菲書架不僅僅是串聯起“五維空間”與現實世界，同時也架起了庫珀和墨菲這對父女之間“愛”的橋梁。正如片中所說：“唯有愛能使我們超越維度、時間和空間。”而那個龐大書架上的書，也被細心的影迷挖出書名。

其中，能夠看到書名的包括伊恩·班克斯的《捕蜂器》、T.S.艾略特的《詩歌選集》、斯蒂芬·金的《末日逼近》第一版、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簡·奧斯丁的《愛瑪》、瑪德琳·英格的《時間的皺紋》、博爾赫斯的《迷宮》、萊·波·哈特利的《送信人》、艾勃特的《平面國》。

在電影上映之前，就有影迷通過一個畫面截圖發現了6本書，包括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馬克·哈普林的《冬日傳奇》、馬丁·阿米斯的《時間箭》、特德·摩根的《毛姆傳》，以及伊莎貝爾·沃爾夫的Out of the Blue、柯蒂斯和戴安·歐伯漢斯利夫婦的《下風口：一個原子的故事》。

此外，也有資深科幻小說愛好者列出了可以與《星際穿越》并駕齊驅的科幻大作，比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西蒙斯的《海伯利安》系列，威爾森的《時間回旋》，以及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等。

第二篇：美國文學詩歌名篇翻譯賞析

I shot an arrow……

我射出一支箭……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我把一支箭射向空中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不知它落在何方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飛得那么快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ight.眼睛難以追尋它的方向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我對著天空輕輕唱歌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不知它消逝在何方

For who has the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誰的眼光能如此敏銳犀利

Tha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a song.能跟上歌聲的翅膀

Long, long afterwards in an oak,很久很久以后，在一棵橡樹上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我找到了那支箭，仍未折斷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也發現了那支歌，自始自終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在朋友的心中歡唱

This poem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iambic form with the feet “aabb aacc ddee”.In the poem, Longfellow sings the friendship implicitly and skillfully.The arrow and the song in this poem stand for the friendship.When he shot an arrow and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he did not expect to find them any more.But many years later, he came across with the arrow and found that his song was always in the heart of his friend.This suggests that the friendship is everlasting.I’m Nobody!

我是無名之輩

Emily Dickinson

I’m nobody!Who are you?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Are you nobody, too?

你也是無名之輩嗎？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don’t tell!

那么我們就是一對兒了！千萬不要透露出去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

不然我們都會被他們驅逐，你知道。

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做一個某某，是多么沉悶無聊

How public, like a frog

眾人像是青蛙

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整日地把你談論啊

To an admiring bog!

對著他們傾慕的泥沼

This poem is Dickinson’s most famous and most defense of the kind of spiritual privacy she favored, implying that to be a Nobody is a luxury incomprehensible to a dreary somebody—for they are too busy keeping their names in circulation.But to be somebody is not as fancy as it seems to be.A traveler comes to a fork in the road and needs to decide which way to go to continue his journey.After much mental debate, he picks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The poem describes the tough choices people stand for when traveling the road of life.The words “sorry” and “sigh” make the tone of poem somewhat gloomy.Different choices will lead to different life journeys.And all these depend on one’s momentary decision.The road not taken

未選擇的路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黃色的樹林里分出兩條路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我在那路口久久佇立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向著一條路極目望去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直到它消失在叢林深處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但我卻選擇了另一條路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顯得更誘人，更美麗

Though as for that passing there

雖然在這條小路上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跡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那天清晨落葉滿地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兩條路都未經腳印污染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啊，留下一條路等改日再見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但我知道路徑延綿無盡頭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恐怕我難以再回返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也許多少年后在某個地方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我將輕聲嘆息將往事回顧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Dreams

夢想

------------Langston Hughes

Hold fast to dreams

緊緊抓住夢想

For if dreams die

夢想若是消亡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生命就像折了翅膀的鳥兒

That cannot fly.再也無法飛翔

Hold fast to dreams

緊緊抓住夢想

For when dreams go

夢想若是消失

Life is a barren field

生命就像貧瘠的荒野

Frozen with snow.雪覆冰封，萬物不再生長

The theme of the poem is to tel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dreams.Without dreams, one will be like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 never fly.Without dreams, one’s life will be like a frozen barren field, full of sorrow and desolation.Also, dreams here also refer to the black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 equality and civil right.

第三篇：國內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大突破――讀廖七一《文化轉型中的胡適詩歌翻譯》有感

海上譯譚之七

國內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大突破

――讀廖七一《文化轉型中的胡適詩歌翻譯》有感

謝天振

回顧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以來國際學術界的最新發展，有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一個意味深長的景象，那就是不少當代國際頂尖級的文化學家、哲學家、文學理論家，像福柯、德里達、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爾、尼南賈納、希利斯·米勒等，都不約而同地對翻譯產生了莫大的興趣，并對翻譯發表了相當獨特而又深刻的見解。而與此同時，國際譯學界一批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像安德魯·勒菲弗爾、蘇珊·巴斯奈特、韋努蒂、西奧·赫曼斯等，都跳出了原先翻譯界比較狹隘的、僅僅關注兩種語言轉換的層面、而共同致力于從更為宏大的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翻譯、研究翻譯、闡述翻譯。這個景象我們稱之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我以為這兩個轉向非常值得我們國內學術界、尤其是翻譯界的人士重視并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

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國際學術界的翻譯研究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世界各國長達一、二千年的翻譯研究歷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討論兩種語言文字的轉換層面上的一些問題上的話，諸如翻譯的技巧、策略，翻譯的標準，以及譯者的風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討論翻譯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也即譯學界所稱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問題；那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翻譯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這些問題上了，他們從各個領域切入到翻譯研究中來，除了語言學、文學、外語教學外，還有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各種各樣的當代文化理論，如符號學、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等等。而且，即使是曾經在當代西方譯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所謂的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到后來也沒有一直局限在純粹的語言轉換層面而不進入到文化研究的層面。譬如奈達，他從功能對等發展到動態對等理論，實際上也已經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語境對翻譯等值的影響。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文化層面上審視、考察翻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翻譯研究正在演變為一種文化研究，成為當代國際譯學研究中的一個趨勢。正如已經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八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一些進展屬于被稱為‘文化轉向’的一部分。轉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不是去問那個一直困擾翻譯理論家的傳統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翻譯？什么是正確的翻譯？’――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這種轉向使我們理解到翻譯與其他交流方式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并視翻譯為寫作實踐，貫穿所有文化表現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也即是說，這一轉向將翻譯界定為一個傳介過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識形態之上，而是穿行其中。”（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p.7）國際譯學研究中的“文化轉向”濫觴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于八十年代蔚為大觀，至九十年代末則通過巴斯奈特之口宣稱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已經“完成”。

代表國際譯學界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文化學派翻譯理論家們的著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陸陸續續地開始介紹到國內來，這其中也包括廖七一教授主持編著的《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和《當代英國翻譯理論》兩書。然而，國內譯學界對國際譯學研究中出現的“文化轉向”及其代表性理論著作的反應卻是比較復雜。一開始他們對國外翻譯研究中出現的“文化轉向”的跡象并不十分敏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結束不久，國門初開，國內譯學界首先注意到的是國際譯學界中于五十年代開始的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他們對卡特福特、紐馬克、尤金·奈達等一批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理論家們的著作及其理論更能理

解和接受，因為“等值”、“對等”的理論與他們關于翻譯的固有理念更為契合，而對于文化學派的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譯論，不少國內譯學研究者多少感到有些隔閡。所以，到了九十年代，隨著國外翻譯研究中代表“文化轉向”的譯論不斷介紹進來，國內譯學界比較多的人首先感到的是他們信奉了幾千年的譯學理念――“忠實”的翻譯觀，受到了猛烈的沖擊。有人因此驚呼：“近十年來，隨著解構主義等西方翻譯理論的傳入，翻譯的忠實觀在我國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其地位已岌岌可危。”同時感到困惑：“翻譯還要不要講求忠實？”（孫致禮《翻譯應該盡量“求真”》，《中國翻譯》2005年第2期）

還有的人面對近年來譯介進來的文化學派的譯論，把它們簡單地歸結為是對“信”與“化境”的消解，因而發出近乎惶惶不可終日的哀嘆：“作為傳統翻譯標準的‘信’（‘忠實’）的‘神話’正在走向終結；作為翻譯最高境界的‘化境’標準也被視作與‘解構主義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凡此種種，人們似乎有理由相信，照此發展勢頭，傳統譯論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也許將日趨式微并最終淡出，亦未可知。”（劉全福《當“信”與“化境”被 消解時》，《中國翻譯》2005年第4期。）

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讀到了廖七一教授的《文化轉型中的胡適詩歌翻譯》（清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讀到了一部明確宣稱“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非規定性的（prescriptive）”翻譯研究論著，我的興奮之情難以言表：國內譯學界終究還是有人能正確理解、把握當前國際譯學界出現的“文化轉向”的實質，終究還是有人能恰當借鑒和應用國外文化學派的譯論。不僅如此，他還能融會這種譯學理念，然后在中國文學翻譯領域里尋找到合適的個案進行別開生面的研究，不僅為國內已經發展到跡近顯學的胡適研究添上獨特醒目的一筆，更為國內譯學界提供了一個鮮明厚重的描述性研究的個案實例。

廖七一教授的這部著作《文化轉型中的胡適詩歌翻譯》具有多重意義和價值。這不僅是國內胡適研究的一個突破，也是國內譯學界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個突破。作為譯介學理論的首創者，我還覺得這是一部最能從實踐研究層面體現比較文學譯介學理論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樣本，是目前國內比較文學譯介學研究的一大收獲。

對國內胡適研究的詳情我了解得不多，但從本書作者收集、提供的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盡管國內研究胡適的文章從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間即多達1444篇，2000年后發表的研究胡適的論文也有733篇，但其中研究胡適翻譯的卻只有25 篇，而研究胡適詩歌翻譯的更只有寥寥4-5篇。僅此一端，即已經足以彰顯本書填補該研究領域的空白的意義。

然而，本書的意義決不簡單地在于“補白”。傳統的從文學角度出發的胡適研究多關注胡適對白話運動的貢獻，也都會提到胡適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但像本書這樣對胡適的譯詩做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卻幾乎沒有。而七一教授通過對胡適譯詩全面深入的考察，發現了胡適在詩歌翻譯主題上的轉變――從急功近利和“濟用”主題轉變到宗教、哲學、文學，以及對人性的關注，進而指出這正好表明胡適“救國之道”理念的發展和成熟，表明胡適志趣理念的嬗變。

與此同時，七一教授又考察了胡適譯詩的語言和文體的變化。胡適譯詩的語體也有一個從五七言古體、騷體到白話自由詩的過程。七一教授指出：“胡適用白話譯詩不僅暗示了他平民大眾的階級定位，同時也表現出他平民化的文學觀念。”他更進一步指出：“胡適譯詩的平民化，體現了中國傳統詩歌現代化中的民間化趨勢，適應了詩歌深入民眾、反映現實的歷史必然要求，從而改變了文人士大夫貴族化詩歌的偏狹心理，革新了譯詩的語言，探索了譯詩的表現形式，改變了傳統的詩學觀念，為白話新詩創作提供了借鑒，促進了新詩向語言白話化，文體的通俗化和內容平民大眾化的轉變。”這樣的一些分析，應該說都是很有見地的。

當然，我比較熟悉、也更感興趣的是七一教授如何在當代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大背景下，應用當代西方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學派理論，來分析胡適詩歌翻譯這樣一個中國文化語境

中的獨特個案。

通讀全書，我們可以感覺到，七一教授的這部專著是以西方譯學界的操控學派理論為其研究前提的。盡管書中對此并沒有明說，但作者顯然堅信，翻譯作為一項跨文化交際活動，“必然受制于文化主流意識形態，受制于文化政策和文化發展的需求”，堅信“譯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識形態立場必然左右他對原文的解讀，并左右譯文的傾向和功能”。基于這樣的立場，本書作者就能從胡適的詩歌翻譯實踐中發現譯者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窺見胡適的詩歌翻譯與當時流行的文學理念和翻譯詩學的偏離和叛逆，從而體會到“翻譯文化批評強調譯者的顯形（visibility），強調意義的豐富性與差異性，確有其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對龐德和胡適譯詩的比較研究是本書中最引人注目的章節之一。作者通過仔細的考察，歸納出兩人在詩歌翻譯方面的三個共同點：“其一，他們有明確的翻譯目的，‘極力通過翻譯文本將自己的交際目的付諸實踐’，使翻譯與自身的文學使命聯系起來；其二，超越主流的詩學規范和傳統的忠實觀和翻譯手法，在詩體、詩形和語言上刻意嘗試；其三，他們的譯詩都遠遠超過傳統意義上的翻譯，在譯入語文化中被當作創作來接受，產生了深遠影響。”之所以如此，作者分析說，是因為“龐德與胡適的詩歌翻譯思想實際上與巴斯奈特、本雅明的翻譯觀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高度重視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和原文在譯入語文化中生命的延續（life-hereafter），而不是過分計較譯文是否字當句對。這對當時的主流詩學具有強烈的‘顛覆性和創新性’。”不無必要一提的是，作者在進行這一個案的比較研究時，注意力不在于糾錯正訛，也不在于評判兩者孰優孰劣，他關注的是兩者背后隱藏著的文化與文學轉型時期翻譯文學的價值取向，以及文化傳統巨大差異掩蓋下的“一致性與規律性”，這就把翻譯研究帶上了廣闊的文化研究的層面，也使本書具有了中西比較文化研究的價值。

本書對譯者意圖和文本功能的分析也給人以相當深刻的印象。這一章也許是全書最富理論性的一章，同時也最能透露出作者對當代西方文化學派譯論的嫻熟把握。七一教授非常正確地指出：“但是，翻譯應該如何是一個規約性的標準，并不能代表翻譯研究的全部。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預示著翻譯文本的文化功能將成為譯論研究的重點。多元系統、女性批評和后殖民主義等研究實際上已將翻譯置于更大的文化語境之中，研究翻譯在目的語文化中發生、形成和運作的機制。”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譯學理念的指導下，本書作者在從事胡適詩歌翻譯這一個案研究時，才沒有把精力化在探究胡適在翻譯詩歌時的一字一句的意義得失，而是通過在宏大的文化層面上對譯者意圖、翻譯策略和文本功能轉換之間的相互關系入手，揭示出胡適詩歌翻譯開創中國白話新詩紀元的意義，揭示出胡適的詩歌翻譯為白話新詩在中國的接受所提供的話語支持的價值。由此可見，本書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翻譯研究，而是一部比較文化的著作，一部比較文學的著作。對比較文學，國內學界一直有一個誤解，以為比較文學就是把一個外國作家與一個中國作家進行比較。其實，比較文學界早就對這種膚淺的“X+Y”式的“比附”研究進行過批判了。對比較文學研究而言，更具實質意義是研究者的眼光、切入點和看問題的立場。當我們站在宏大的中西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背景上，能揭示出原先在狹隘的民族（國別）文學的框架內所不能發現、所無法闡明的問題時，我們的研究就具有了比較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廖七一教授的新著也為國內比較文學界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個案研究的范例。

最后，我要特別強調指出并希望引起讀者注意的是，本書寫作中體現出來的嚴謹的學風和標準的學術規范：有簡潔明了的課題史交代，有一以貫之的理論思想指導，有明確出處的引文和注釋，有必要的參考書目和索引，另外，還配有“胡適譯詩年表”和“胡適譯詩”這樣的附錄，從而使得這一個案研究顯得相當嚴謹和完整，同時也充分顯示了作者扎實的前期理論準備和資料收集和占有工作。事實上，我當初一拿到本書的電子文本后，就立即推薦給我的博士生們，要他們好好閱讀這本書，以本書為楷模撰寫他們的博士論文。雖然新時期以來我們國家的研究生教學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像本書這樣嚴格恪守學術規范的論著仍

然不很多見。

我和本書作者廖七一教授認識的時間不算長。此前我一直在比較文學圈內活動，而他是我國新時期以來最早從事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之一，活躍在國內翻譯界，所以我們并沒有機會相互認識。2001年4月，青島舉行全國譯學學科建設專題討論會，我應邀出席。會議報到那天，時任花城出版社總編的羅國林先生拉著我去喝咖啡，走出賓館沒幾步，迎面碰到一位中年學者，獨自一人在散步，于是邀請他與我們同去喝咖啡，他也欣然接受邀請。此人就是廖七一教授。

初次見面，我們就談得非常投機。廖七一教授講話慢條斯理，聲音不高，恰似他的為人：低調而毫不張揚。但他談問題時的理論意識卻非常清晰，分析國內譯學界存在的問題時也頗切中肯綦。當時他還在四川外語學院副院長的位上，但與他交談時，卻感覺不到絲毫的官腔和官氣。事實上，他給自己的人生定位也確實不是“官”，而是學者。也許還可加上一個身份：文人，一個淡泊名利的瀟灑文人。（他喜歡旅游，常常會獨自一人帶著照相機走遍好幾個尚未開發的風景點）所以他從青島回去后不久，就堅決辭去了副院長的職位，而潛心去做他的學問。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看待他的辭職，于我而言，我是非常欣賞的。我甚至想，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讀到這樣一部厚實、規范的學術著作，就與廖七一教授他的這一人生定位和價值取向有著密切的關系。

青島會議之后我們開始有了較多的接觸和往來。我讀到了他與李小均合作翻譯的蘇珊·桑塔格的《在美國》，體會到他不僅擅長于翻譯理論，同時也具有很強的翻譯實踐能力。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廖七一教授在教學方面的成就。我曾兩次應邀赴四川外語學院為他指導的研究生開設譯介學系列講座。當我返滬后收到川外研究生部寄來的這批研究生的學期論文時，我真是大吃一驚，因為二十余名聽課的研究生交上來的學期論文，竟然有一半以上都表現出很強的理論思維和出色的科研能力！（另一半也并不差）我講學過的學校也算不少，但像如此之多的研究生能有如此整齊的理論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卻還是不多見。我想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廖七一教授對他們的嚴謹的學術訓練和指導。

最近幾年來，國內的譯學建設發展很快，成績斐然。但與此同時，如前所述，國內翻譯界不少人士對當今國際譯學界實現文化轉向后的形勢走向及其實質的認識還是不足的，甚至有些模糊。七一教授的新著應該對人們認清“規定性研究”與“描述性研究”的區別、把握文化層面翻譯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有相當的幫助。我希望七一教授、以及其他許多像七一教授一樣有志于中國譯學建設的同行，能不斷貢獻出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如果這樣，那么中國譯學的健康發展和繁榮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原載《文景》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