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辯論中的關系

辯論中的關系.txt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個不如一個。真懷念小時候啊，天熱的時候我也可以像男人一樣光膀子！作為哲學系的教師，我自然對邏輯、修辭學和雄辯術懷有一定的興趣。據說，古希臘的德謨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來發憤苦練，竟至于把石塊含在嘴里練習發音，結果成了古希臘的第一雄辯家；也據說，當時智者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普魯泰哥拉和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辯論：究竟是標槍，還是扔標槍的運動員，還是主持競技會的人應該對不幸被標槍刺死的人負責。古希臘人的這種論辯的熱情尤其表現在蘇格拉底的身上，這位自詡為“雅典的牛虻”的哲學家整天蓬頭赤足，到處找人辯論，柏拉圖的三十余篇膾炙人口的對話記錄了蘇格拉底輝煌的辯論業績。這些夾雜著滔滔雄辯和奇妙神話的記錄就是在今天看來，仍然是辯論術中卓越的范本，更何況，正是在唇槍舌劍的辯論中，才產生并發展出對西方文化傳統形成經久不衰影響的辯證法精神！

然而，哲學上的關注和實踐中的參與畢竟是兩回事。當我成為１９９３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復旦代表隊的領隊和教練；當我擱下正在研究的數個科研項目，全身心地卷入辯論隊隊員的選拔、訓練，并帶領他們赴新加坡參加辯論會后，我才真正體會到辯論中的種種酸甜苦辣，在華麗動人的辯論詞背后，發現了準備辯論必然會付出的艱辛的勞動。

換言之，我在實踐中獲得了一些辯論經驗，雖然是一孔之見，也未經過認真的提煉和總結，但對類似的辯論說來，或許會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可能是出于專業的限制吧，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力圖從哲學上來理解并闡明這些實證的經驗，于是便有了這篇文章。下面，讓我們逐一討論在辯論中必然會遭遇到的這十大關系。

人格形象與辯論員形象的關系

由雙方各組織四名隊員，確定題目進行辯論，無疑地具有游戲的性質。道理是明擺著的：雙方都不是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辯論，他們只是給聽眾這樣一種感覺，即他們都在為真理而辯論，實際上，雙方的立場都是由抽簽決定的。比如，“金錢是萬能的”這樣的辯題，不管哪一個隊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為它辯護，哪怕每個隊員都不認為金錢是萬能的，也不得不維護這一辯題。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斯多葛派哲學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給我一個學說，我將為它找到論證。”所以，在辯論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堅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能夠表現出高超的辯論技巧，尤其當一個辯論隊抽到很不利于立論和發揮的辯題方向時，它的隊員不得不采用種種詭辯的手法進行辯論。因此，作為比賽的辯論和歷史上已發生的、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辯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正因為這種差別，不少人把參加辯論比賽僅僅看作是一種游戲。

既肯定辯論比賽從根本上具有游戲的性質，又反對人們僅僅把它看作一種游戲，這是否是一種邏輯矛盾呢？不，一點也不。這是因為，辯論比賽不光是一種智力上的游戲，從更深沉的思想層面上來看，也是辯論隊與辯論隊之間的文化交流；辯論隊員在辯論過程中顯示出來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辯論技巧，更應該是他的光采奪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種蘊涵于辯論之中，但又超越于辯論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東西，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東西。

無論是訓練的實踐，還是這次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華語辯論的實踐都告訴我們，如果以”玩辯論”的態度來對待辯論，難免會“走火入魔”，最后成為辯論的輸家。

首先，“玩辯論”必然導致對對方人格的蔑視乃至否定。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須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辯論”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對方都僅僅理解為辯論員而不是理解為獨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辯論中說出一些有辱對方人格的話來。在這次新加坡辯論中有一個辯題是：“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辯論的雙方是香港大學隊（正方）和臺灣大學隊（反方）。在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臺大隊指責對方關于“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觀點是像哈巴狗一樣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趨；港大隊在反駁中說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這樣的句子，雖然孔子在《論語》中也有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說法，但不管如何，在辯論中出現“哈巴狗”、“好色”這樣的詞，而且明顯地是指向對方的，總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對方的表現。

其次，“玩辯論”必然會導致在辯論中的胡攪蠻纏。如前所述，由于辯題的限制，在辯論中進行某種詭辯是難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但如果辯題要你證明“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詭辯的手法進行論證，但這樣的詭辯不等于胡攪蠻纏，后者的涵義是：當一方把問題闡述得清清楚楚時，另一方仍然聽而不聞，繼續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對方的身上。在臺大隊與我隊辯論人性問題時就出現過這種情況。我方已再三闡明：“惡”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然而臺大隊卻硬說我們的觀點是把惡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來。他們先是制造了一輛“風車”，然后就像唐·吉訶德一樣拚命地與這輛“風車”作戰，這樣的胡攪蠻纏在高水平的評委面前，不但不會得逞，反而會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辯論”必然會導致辯詞的庸俗化、貧乏化，使之失去理論上和知識上的豐富內涵。凡是把辯論看作是技巧游戲的人都不會花力氣認真地去閱讀有關資料，認真地從理論上去解剖分析辯題，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實例和趣味低劣的噱頭進行辯論，甚至以感情取代理論，故作姿態地煽動聽眾的同情心。偶爾，這種低劣的辯論手法也會得逞于一時，但從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誤區，如不幡然醒悟，必將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們的觀點，辯論隊員猶如一棵樹，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樹干的話，他的辯論技巧不過是枝葉。只有根深才能葉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辯論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在訓練隊員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如下的原則：先學會做人，然后才學會做辯論員；先學會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學會遵守辯論的規則。這里的“先”不是時間在先的“先”，而是邏輯在先“先”。也就是說，不論是在臺上還是在臺下，不論是在何時何地參加何種辯論賽，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決條件或絕對命令。

在訓練中，當有的隊員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實例和語句時，我們就馬上進行糾正，我們甚至不允許隊員指責對方“篡改辯題”，覺得“篡改”這個詞用得太重，有損對方的人格，我們主張用“改變”這個中性詞，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也只能用“偷換命題”的說法；我們也不允許隊員用“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這樣的說法去批評對方；在新加坡參賽的過程中，隊員們在臺上臺下都顯得彬彬有禮，不失大家風范，給聽眾和評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輪比賽獲勝，我們都告誡隊員不要驕傲，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其他參賽隊的隊員。

在平時的許多生活瑣事上，我們也努力要求隊員們尊重他人，學會做人。

賽事結束后，好幾位隊員都有這樣的體會，即在選拔、訓練和整個參賽的過程中，不光學會了如何辯論，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如何做人，而后面這一點是終生享用不盡的。所以，辯論比賽雖然具有游戲的性質，但是我們卻不能用純然游戲的態度去對待它，只有確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有魅力的辯論員。

自我表現與聽眾接受的關系

我很同意王滬寧教授打過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辯論好比是捧在兩只手中間的一汪水，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出色，水是不會漏掉的；反之，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差的話，捧在手中的水就一點點漏掉了。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每個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關系到辯論的勝負。

那么，一個辯論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眾所周知，在辯論過程中，在臺上表現的是雙方八個隊員，而在臺下觀看的則是評委和聽眾，評委當然也是聽眾，但是特殊的聽眾，他們的評分將決定對壘的哪個辯論隊取勝。評委主要根據雙方隊員的表現，如立論是否嚴密，陳述是否條理清楚，語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態是否大方、瀟灑等來打分；但事實上，評委在對辯論氣氛和雙方隊員表現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聽眾情緒的影響。聽眾好比“無冕的評委”，他們雖然無權給隊員打分，但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在一定范圍內左右評委的打分。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隊員的自我表現是否出色，并不依據于他自己的感覺，而是依據于評委和聽眾是否接受并認可了他的表現。正如人們不會根據某個人發表的宣言去評價這個人一樣，評委也不會根據辯論隊員自己的感覺去評價他們。

當然，在理論上認識到這一點并不是很困難，但要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在一個辯論經驗尚不豐富的隊員身上，最易見到的是以下兩種沖動：一是自我表現的沖動。

隊員在上場前已經準備好一套辯詞，他上場后的第一個愿望就是把辯詞統統傾倒出來，特別是對辯詞中他自認為是比較精彩的部分，總是希望能在場上說出來。打個比方，這種心情就像一輛裝滿了黃沙的翻斗車，一開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車上的黃沙全部卸下來，卸完之后，十分輕松，便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不妨把這種心理稱之為“自我表現中心主義”；二是說服對方的沖動。既然是辯論，每個隊員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試圖說服對方的意向。殊不知，對方隊員是不可說服的，他們既然來辯論，就一定會把自己的觀點堅持到底，即使他們的觀點已陷入矛盾之中，也會千方百計地進行辯護，甚至進行詭辯。所以，在辯論過程中雖然對對方的基本立論要進行有力的打擊，但要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立論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把這種沖動稱之為“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無論是“自我表現中心主義”還是“說服對方中心主義”，其共同的錯誤都是以自己在辯論中的主觀意向去取代評委和聽眾的評價意向，這常常會導致場上的失誤。

這兩種中心主義有點類似于托勒密和亞里士多德的“地心說”，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評委和聽眾看作是圍繞自己旋轉的行星，事實上，我們應當像哥白尼的“日心說”一樣把這種關系完全顛倒過來，即放棄“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確立“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新思路。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十分注重引導隊員們完成這一觀念上的“哥白尼轉變”，從自我表現的立足點轉向評委和聽眾接受的立足點，從我想說什么轉向評委和聽眾希望我說什么。”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解構既能使隊員們迅速適應場上的氣氛，對自己的陳詞作出切合評委和聽眾理論取向的改變，又能達到相互之間的密切配合，使團隊精神達到最佳的發揮。

在與臺灣大學隊的決賽中，我方的立論是“人性本惡”。在國內準備這一辯題時，我們已撰寫了陳述詞的初稿。這一初稿主要從我方立論的主觀意向出發，片面地強調人性中的惡根，比如，在分析歷史中的惡行時，辯詞中有這樣的話：“縱觀歷史，又有哪一頁是用玫瑰色寫成的？”辯詞初稿給人的印象是，我們對人性本惡的論證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團，有一種強烈的悲觀主義情調，這顯然不利于聽眾和評委的接受。在新加坡決賽的前一天，我們擬出了“人性本惡”辯詞的第二稿，這一稿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過教化可以后天地向善的內容，雖然沖淡了初稿的悲觀主義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人性本惡的主題反倒顯得語焉不詳了，這當然也不利于評委和聽眾的接受。最后，從評委和聽眾的最廣泛的接受性出發，我們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辯題分成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是事實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事實，講真理，理直氣壯地把人性本惡闡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二是價值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價值，講理想，大聲疾呼要通過好的教化來使人性向善的方向發展。把這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突出了人性本惡這一鮮明的主題，又表達了我方抑惡揚善的主張，從而使評委和聽眾覺得，我方的立論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臺大隊在立論時，只是一味地頌揚孟子的人性本善說，對荀子的人性本惡說則予以簡單的否定，這就使評委在接受他們的立論時，心理上產生了阻撓。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擺脫“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影響，確立“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視角，乃是辯論取勝的重要前提。

知己與知彼的關系確立了“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開對方，我行我素。辯論不同于唱歌之類純表演藝術，它畢竟是兩個隊的對壘，要是在場上回答不出對方提出的問題，在理論水平和氣勢上壓不住對方，怎能贏得辯論的勝利？如前所述，要說服對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對方理屈詞窮，明顯地處于劣勢卻是可能的。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軍事上是如此，辯論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辯論前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先說“知己”。這里的“己”當然不僅是指每個辯手自己，而且是指整個辯論隊本身。毋庸諱言，每個隊員都弄清楚自己在辯論過程中說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個隊員作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辯論隊之“大我”之中，是對“大我”的一切意圖都了如指掌；同時，每個“小我”對其他“小我”的意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為了達到“知己”這一境界，我們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訓練。一是角色流動和定位訓練。四個辯手就是四個不同的角色，從理論上看，一、二、三、四辯要起到起、承、轉、合的作用；但從實踐上看，當四個隊員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要馬上確定哪個隊員充當哪個角色顯然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讓每個隊員都有機會去充當一、二、三、四辯手，“角色流動”有一個好處，即讓每個隊員對一、二、三、四辯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體驗。在“流動”的基礎上再來“角色定位”，已定下來的角色（如第二辯手）就不光知道自己這一“小我”，而且對第一、三、四辯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這樣，相互配合也就比較容易了，而每個辯手在有利于自己擔當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辯論技巧和才華表現出來。

二是整體配合訓練。這里說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第一，對辯題的基本概念獲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惡”五個，每個辯手對每個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都應有確定的、一致的認識；第二，對辯題立論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認識，如“人性本惡”的立論是：人性先天地、與生俱來地是惡的；思想境界則是：人性本惡是一個事實，但我們并不鼓勵惡，我們主張抑惡揚善；第三，對自由辯論中的主要戰場的一致認識：如我們設計哪幾個戰場？這些戰場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辯手開辟哪個戰場？等等。為了使隊員們做到透徹地“知己”，每次辯論前，我們都要求每個隊員把我方立論、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義、自由辯論的戰場等獨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處，馬上進行糾正。由于每個隊員對我隊在辯論中的總體意圖都有明確的、一致的認識，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團隊精神發揮得比較好，隊員們在場上能做到“心有靈犀一點通”。比如，在與臺大隊辯論“人性本善”時，臺大一辯引證了一段康德的語錄，這段語錄對康德的人性理論作了斷章取義的理解。我方二辯和三辯幾乎同時把自己做下的關于康德人性理論的另一段語錄卡片遞給我方一辯，供其反駁時使用。更有趣的是，為了論證“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熟讀金庸小說的我方二辯引證了《天龍八部》中的“四大惡人”，而這一點，未能赴新加坡辯論的一名候補隊員居然也想到了。可見，由于我們在“知己”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四個隊員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只要聽到一位辯手說什么，就馬上知道他（她）的意圖和下文是什么了。”

總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說來，訓練有素的隊伍在這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剛組成的隊伍則明顯地比較差，有的隊員只關心自己的陳詞，對其他辯手的陳詞漠不關心，他們在陳詞中出了錯也不馬上去彌補，這就很容易給對方隊抓住矛盾，各個擊破。當然，光是“知己”還是不夠的，還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勝之道。如果只對自己的情況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對對方的情況則一無所知，漆黑一團，那對方只要提出一個新概念，使出一個新招，我方就會招架不住。

在場上最忌諱、最令人難堪的情況是：對方提出的問題、概念或資料，我方壓根兒沒有考慮過。碰到這樣的情況，不僅失分，而且會失大分。

與“知己”一樣，“知彼”的難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要了解：對方可能采用怎樣的思路來立論？如我們和劍橋大學隊辯的題目是：“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劍橋隊是正方，我們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條不同的思路來立論。第一條思路是”欲望理性說”。這條思路認定，在前溫飽階段，支配人類相互關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說，欲望壓倒了理性，所以在這樣的階段不可能談道德；等到溫飽實現了，基本的生存問題解決了，這時談道德才變得可能，因為在這一階段，人的理性已壓倒欲望，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道德作為自覺的理性意識才可能真正地確立起來。這一條思路的前提是：當人們為生計所迫而謀求溫飽時，談道德是不現實的；其弱點是：在前溫飽階段，如果欲望支配著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話，恐怕連人類社會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溫飽狀態的來臨。第二條思路是“道德認同論”。這條思路主張，在前溫飽狀態，每個人面對的直接問題是生存問題，當時不可能形成具有整體社會性的道德學說，于是，談道德也無從談起。達到溫飽狀態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出現了分工，這時，才可能出現真正的道德學說和觀念，在這種情況下，談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學說是在溫飽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點是：“談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統的道德學說，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道德”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并發展起來的，但作為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觀念，卻是人類一誕生就已有了的。把這一點澄清，對方的立論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條思路是“習慣——人格——道德論”。根據這一思路，道德是主體的自覺意識，在普遍的獨立人格形成之前，換言之，在獨立的主體確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溫飽階段，維系人際關系的是外在的風俗習慣，因而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只有在達到溫飽，確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談。這一思路的前提是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其弱點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種比較高級的道德學說（如受主體良心制約的康德的道德學說）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實，道德同時也是受外在社會輿論制約的，所以，雖然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卻包含種種道德觀念，所以在前溫飽狀態我們仍然可以談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設想了對方可能采取的三條思路，因而在辯論過程中能夠從容應對，不為對方所亂。“知彼”還不止于了解對方的基本思路，還要了解對方對辯題基本概念的認識。在“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的辯題中，涉及到“溫飽”、“談”、“道德”、“必要條件”這些基本概念，出于論題的需要，對方會把“溫飽”的概念無限擴大，特別是把“溫飽”和“生存”等同起來，而我方則要確定“貧困”（相當于“生存”）、“溫飽”、“富裕”三大生活狀態，盡量把“溫飽”限制在確定的意義上；同時，對方又必然會把“道德”的概念無限窄化，從而為“談道德”設置種種障礙，而我方的目的則是把“道德”概念盡量寬泛化，從而為我方之立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談道德創造條件。

最后，“知彼”還要分析清楚對方在自由辯論中可能采用的戰術。第一，“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比較接近于唯物主義和經驗論的立場，對方可能用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來駁難我們，于是，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主要是肯定馬克思也強調道德對經濟狀況的反作用；第二，對方力圖把辯論納入到“溫飽”的前提下，我方則竭力把討論擴大到“前溫飽”和“走向溫飽”狀態，從而擴大自由辯論的空間；第三，對方可能引入“禁忌”、“風俗習慣”、“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權”、“倫理”等新概念，與“道德”對應起來，而我方則要強調，所有這些概念都蘊涵道德，談這些東西，也就是談道德。

我們還全面地分析了劍橋隊隊員的年齡和知識結構。他們的年齡總和比我方大２２歲，因而擅長說理，但說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辯論的時間早早用完；另外，年齡大了，學歷高了，相互之間又不易統一，相互之間會出現矛盾，反應也不一定會很敏銳。鐘對這些情況，我們采用了相應的戰術，比賽的結果自然是比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只有對雙方的情況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確立獲勝的信心。

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的關系

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種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出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識結構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幾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１．本學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３．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種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與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發展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與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一些專家講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準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現在，可調動的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機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聽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準確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據各個隊員知識結構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懷著感激之情。另外，在國際大專辯論賽的辯題下來后，我們還請一些專家進行“會診”，進一步強化了專題知識，從而在辯論中能達到引經據典、揮灑自如的境界，獲得評委和聽眾的一致好評。

知識積累是重要的，但不講究辯論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許適用于作學術報告，但卻不適用于辯論。劍橋隊之所以負于復旦隊，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知識積累上，而是出在辯論技巧上。尤其在辯題上不利于某一方時，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對方一籌，是很難取勝的。在辯論技巧上，我們以為，以下幾點是比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的要害是：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種技巧是必要的。比如，當對方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機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一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不好的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勝，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與劍橋隊辯論時，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種見解顯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機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一辯起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后來在我方的凌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這就是與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３．“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

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么？”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為不致于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一辯站起來亂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于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４．“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截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調要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這樣一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氣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這一戰術之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我方立論中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技巧。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關系

在辯論中，邏輯思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維顯得嚴謹、條理，使立論變得牢不可破。但邏輯思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語言變得枯燥、抽象，如果沒有另一種思維——形象思維緊密配合的話，場上的氣氛就會顯得過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就說過，我在黑格爾的《邏輯學》面前顫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顫抖一樣。只有在辯論中融入形象思維，整個辯論過程才會充滿活力，辯論賽也會真正地具有觀賞價值。

先來看邏輯思維。這種思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須運用邏輯思維透徹地分析辯題，明了辯論雙方的真實的邏輯地位和邏輯困難。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正方）和“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反方）的辯題在邏輯上都把“醫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割裂開來，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擊對方的這種邏輯上的割裂，因為對方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指責我們。又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中的“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含義是“無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這一辯題中的邏輯困境顯要證明：沒有溫飽就絕對不能談道德。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人們在不溫飽的狀態下也能談道德，正方在邏輯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雙方在辯題上的邏輯關系是確定對方立論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達上必須講究邏輯層次。許多辯論新手在剛上場時，觀點的條理和層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幾層意思混在一起說，評委和聽眾聽了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重視邏輯層次，每個辯手的陳述稿都應層次分明，第一點講什么，第二點講什么，第三點講什么，條分縷析，清清楚楚；同時，四位辯手的陳詞在總體上也應體現邏輯層次，如一辯從理論上闡明立論，二辯從歷史上闡明立論，三辯從現實上闡明立論，四辯總結陳詞，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四個人的陳詞合在一起，猶如一篇文章，給人以氣勢宏大、錯落有致的印象。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來分析，他們常常有一種惰性心理，即希望辯手把問題的層次闡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氣去整理、歸類。所以，辯手們的表達愈是井井有條，就愈是容易為評委和聽眾所接受。

第三，必須善于進行歸納。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見解，一說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領的話，他在辯論中是很難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樣地，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迅速地歸納對方的見解，他常常會在辯論中隨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邏輯上善于歸納的人，才會在辯論中緊緊抓住對方的要害，有針對性地打擊對方，使對方真正陷入被動的局面。必須補充的是，對于第四辯手來說，歸納法具有更突出的意義，因為他不僅要迅速地歸納出對方四位辯手的基本見解，予以總體上的駁斥，而且要迅速地歸納出本方的基本見解，清清楚楚地陳述出來，從而贏得評委和聽眾對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當地使用歸謬法。所謂歸謬法就是沿著對方的邏輯把其觀點推向極端，使其荒謬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予以否定。比如“經濟發展了，文化才能繁榮”這個命題建立了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之間的簡單的邏輯聯系，如果我們對這種簡單的、線性的邏輯關系進行歸謬的話，就可以說，“按照對方的邏輯，只要把經濟抓好了，即使沒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會自然而然地繁榮起來，這豈不是把經濟和文化等同起來了嗎？”也可以說，“根據對方的邏輯，凡是經濟不發展的國家，文化一定是不會繁榮的，哪又怎么解釋古希臘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經濟和制度走向衰退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雖然在經濟上比較落后，在哲學文化上卻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對方的邏輯錯誤本來是不明顯的，使用了歸謬法，就使其錯誤明明白白地擺在評委和聽眾面前，從而能幫助他們迅速地判明對方的邏輯弱點。當然，歸謬法的使用要注意適度性，如果用得過多過密，反而會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比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悉尼隊有這樣一個邏輯，既然稱艾滋病為病，它當然是醫學問題。我方馬上對這一邏輯進行歸謬：“政治病、社會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醫學問題呢？”這種方式的歸謬只要點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則過猶不及，適得其反。

在分析了邏輯思維的一些主要表現形式后，下面，我們再來看形象思維的問題。形象思維注重的是用具體的東西去打動評委和聽眾，其主要表現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類比取代抽象的說理。在與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題目時，我方必然要指責對方把艾滋病這么大的問題局限在醫學問題的小范圍內，如何形象地表達我方的見解呢？我們采用了夸張地加以類比的表達手法，比如，“請對方辯友不要讓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種不下參天大樹的”等等，使聽眾和評委形象地感受到對方的理論錯誤。

第二，用具體的數據取代經院哲學式的說教。在辯論中，準確無誤的數據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了說明艾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列舉了以下的數據：到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達１４００萬，患者達２５０萬，到２０００年，感染者將達５０００萬—１億，患者將達１４００萬。不用更多地說理，這些天文數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為當今世界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能用數字說明的地方要盡可能用數字，因為數字只要準確是無法駁斥，也是無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動的事例取代煩瑣的論證。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準確無誤的事實和數據一樣，在辯論中是最有力的東西。比如，在論述“人性本惡”的辯題時，我方舉了不少例子來闡明這一點，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路易十五則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歷史和現實中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謀殺、搶劫、綁架、欺詐、偽善等等。難道不都是“人性本惡”的表現形式嗎？生動的事例不僅使我方的立論顯得豐滿和充實，而且也易于為評委和聽眾欣賞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語言取代貧乏枯燥的陳述。在辯論中語言運用的優美與否，是評委打分的主要依據之一。在我隊的辯論經驗中，對語言優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比如，為了駁斥劍橋隊的“溫飽決定論”，我方三辯對裴多菲的詩作了如下的改動：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溫飽故，兩者皆可拋。

這一幽默的駁斥在場上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我方三辯又幽默地說：“如果哪個人給艾滋病‘愛’上的話，恐怕會‘此恨綿綿無絕期’吧！”，在批評對方把艾滋病局限于醫學領域，必然會延誤治療，從而給全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時，我方三辯又機智地引證了柳宗元的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從而生動地刻畫出對方在理論上孤立無援的窘態，為我方贏得了長時間的笑聲和掌聲。語言之幽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語言之詩化上，也表現在機智的應對上。在辯論“溫飽”問題時，劍橋隊的第四辯手一口氣向我方提出了三個問題，可是，他在講話中錯誤地稱李光耀為新加坡的“總統”，我方第四辯手站起來，立即指出了他的這一常識性的錯誤，引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把嚴謹的邏輯思維與生動的形象思維結合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訓練中，我們既設置了對辯題進行嚴密的邏輯分析的項目，又設置了形象地表達思想的項目，從而使隊員們善于把這兩種對立的思維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整個辯詞顯得嚴謹而又生動，條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從而得到了評委和聽眾的高度評價。

預定陳述與臨場應對的關系

辯論中的全部臺詞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預先準備好的陳述詞，可以說是“死的東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在陳述前和自由辯論中靈活應對的東西，可以說是“活的東西”，辯論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就是要把這兩部分東西有機地結合起來。

我們知道，一、二、三、四辯手發言的時間分別是３、３、３、４分鐘，自由辯論單方累計４分鐘，單方共有發言時間１７分鐘，假設一、二、三、四辯手分別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鐘用于臨場辯護和駁斥，加上自由辯論的４分鐘，共有靈活應對的時間約６．５分鐘，占總發言時間的３８％左右。換言之，從時間上劃分，１７分鐘中有１０．５分鐘是陳述“死的東西”，而６．５分鐘則陳述“活的東西”。這兩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辯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先來看預定的陳述。這部分內容是在辯論前已準備好的、隊員已熟讀乃至背誦出來的東西。我們對這部分內容的要求是：在集體討論、明確總體思路的情況下分頭寫出來，務求立論鮮明、說理透徹、語言形象、境界不俗。這部分內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應在反復斟酌辯題的基礎上，在反復權衡各種思路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因此，在辯論過程中，不管對方的論點和論據出現什么變化，也不管對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問題，我們都要求，辯論隊員無權擅自改動其中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臨場組織起來的語言如何好，在邏輯嚴密性、語言的條理性和華美性上都不可能超過已經形成稿子的、精心準備的東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隊員有權在場上擅自改動已準備好的陳述詞，弄得不好就會把整個辯論隊的思路、立論和底線都搞亂，后果不堪設想。

當然，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陳述詞并不是教練的“硬性命令”，而是辯論隊員自己已接受的東西。如果教練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隊員，隊員上場后的表現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為他們有心理障礙，他們講的不是他們所想的，這就難免出岔子。所以，在準備陳述詞時，隊員們的任何一個疑問都應得到回答和解釋，要鼓勵他們提出各種顧慮，竭盡全力予以解決。總之，一句話，要使陳述詞成為每個隊員自己的東西。這樣，他們在場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會擅自去改變陳述詞。當精心準備的陳述詞能完整無遺地表達出來的時候，它遠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動評委和聽眾的心。

再來看靈活的應對。如前所述，辯論的任何一方可靈活支配的時間是６．５分鐘左右。這一時間是短暫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雙方的激烈交鋒就發生在這一段時間里。靈活應對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辯論的勝負。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看，這部分“活的東西”具有更大的觀賞價值，因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機智的應變能力的集中體現。乍看起來，這部分內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實，是有規律可尋的。一個人的知識面愈是寬廣，可供調動的事實和素材愈是豐富，他對某個辯題的準備愈是充分，對可能出現的各種交鋒想得愈是深入，臨場應變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語愈能驚人。

對靈活應對的東西，我們的要求是：第一，準確性。即用于臨場應對的語言、事實、數據、典故必須準確無誤，不能出半點差錯。一個人名的偏差、一句話的口誤、一個典故或引證的差錯、一個數據的不實，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窮追不舍的話，就有可能把我方擊敗。第二，針對性。即必須重點攻擊對方陳述中的基本概念、問題和觀點。對方辯手在陳述中也許會出現許多問題，有不少“小辮子”可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駁斥，一是會影響陳述的時間，使已經準備好的陳述詞無法完整地說出來；二是多中心等于無中心，抓的問題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與主題無關的細枝末節上去了，結果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那就太慘了。因此，強調針對性，就是要使我們的隊員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削除枝蔓，著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包括對我方立論有根本威脅的問題）實施堅決的打擊。第三，效果性。凡是靈活應對的內容，尤其要注意場上的效果。如果出語不驚人，即不可能構成對對方立論的有力打擊和對我方立論的有效維護，那就應當換一個角度進行進攻，千萬不可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說一些沒有效果的廢話。舉例來講，在與劍橋隊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在短短４分鐘自由辯論中引經據典，出語幽默，竟贏得了１５次掌聲和笑聲，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陳述和自由應對的時間比例是容易的，困難的是在辯論過程中真正地使兩者水乳交融，換言之，是把握好兩者關系的“度”的問題。有的辯論隊偏重于陳述詞而對靈活應對部分缺乏認真的準備，在場上會給人留下過于呆板、僵硬的感覺；也有的辯論隊過于重視靈活應對部分而輕視陳述詞，給人的感覺是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和深度，且有支離破碎的感覺。顯然，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只有同時重視兩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才能在辯論中立于不敗之地。

正與奇的關系

《孫子兵法》強調在軍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要兵不厭詐，這里涉及的正是“正”與“奇”的關系問題。拿破侖用兵如神，被他打敗的將領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規律，實際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規律，而是用兵已達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勝。在辯論中，也涉及到“正”與“奇”的關系。

所謂“正”，也就是對立論、自由辯論的設計都合乎常規；所謂“奇”就是在整個設計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東西，往往使對方在辯論中措手不及，從而陷入被動的局面。在辯論中應當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果只講“正”而不求“奇”，會給人以呆板的感覺；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確的方向，也會“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們的看法是：辯論應以“正”為基礎，應從大處著眼，作充分的準備，然后在可能的條件下，即在不損害立論，不嘩眾取寵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達方式，以有效地打擊對方。

比如，就“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來說，當然重點是討論“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根據對方的設想，我方在立論中將會割裂“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可是，我方的立論卻有出奇不意之處。我方并不否認溫飽了可以談道德，我方否認的僅僅是把談道德局限在溫飽條件下的觀點。另外，道德不光與人們的經濟情況有關，它的部分內容（如性道德）與人們之間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關。即使在非溫飽的狀態下，只要人們之間存在性關系，就會有相應的性道德。這是我們原來在設計自由辯論時準備的一只“殺手锏”，后來由于時間關系在場上沒能打出來。如果打出來的話，對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辯論中，我方準備了一個出奇不意的問題：“艾滋病的發生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醫學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模棱兩可，對方很難回答。如果對方回答是社會出了問題，那我們就說艾滋病是社會問題；如果對方回答是醫學出了問題，那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責問對方：同性戀、吸毒等都是醫學問題嗎？我們還準備了另一個十分刁鉆的問題：“如果一位老太太給一輛車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個人把她救了起來，那么，這個事故的責任應該由哪個人來負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傷了，當然要通過醫學手段給她治療，但事情的起因卻在社會上，應是社會交通事故，即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辯論中突然提出來，對方要馬上理清思路，進行回答是困難的；如果貿然回答，則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動。

再如，在“人性本惡”的辯題中，我方估計對方為了針鋒相對地強調人性中的善根，肯定會提到“人與動物相區別”的問題，因為常人，包括我們的好多理論家在內，也常常會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中蘊涵的邏輯錯誤是：人和動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動物是人的種概念，而人則是動物中的一類，盡管是最高級的一種，但歸根到底，人仍然是動物。不管我們給人下怎樣的定義，如“政治動物”、“社會動物”、“制造工具的動物”等等，這些定義的最后兩個字總是動物。由此可見，“人與動物相區別”這個提法就是錯誤的，因為它在邏輯上否認了人是動物。正確的提法應是，“人與人以外的動物相區別”。如果抓住這一問題，出奇不意地攻擊對方的話，這對我們將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辯論中，對方果然提到了這一問題，遺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時抓住這一問題，予以展開。這是應當加以總結的重要經驗。

綜上所述，在辯論中把“正”和“奇”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場辯論中都要準備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問題，才能在心理上震懾對方，并乘機突破對方的防線，長驅直入，戰而勝之。

規范與描述的關系

當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進行分析時，都會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導致人口的老齡化”這一辯題，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齡化”、“必然”、”導致”這些概念。在通常的辯論準備中，人們總是通過查閱詞典的辦法試圖給這些概念下定義。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因為下定義的方法，即規范的方法，常常會出現漏洞，從而被對方抓住。如“老齡化”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齡”，六十歲以上，還是七十歲以上，這是很模糊的問題；而“老齡化”到底是指人口總數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總之，我們在平時的談話中提到各種概念時，它們的含義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對它作具體的分析，特別是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變得十分困難了。比如，當一個古希臘人把人定義為“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時，另一個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雞扔在他的面前，問他這是不是人，他無言以對。

可見，在辯論中，熱衷于給一個個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辯論隊中，第一辯手的任務就是給辯題中出現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確的定義。這樣做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要辯論總得先澄明概念的涵義，然而，規定同時也就是否定，規范概念的結果常常為對方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中國人有句古話叫“水清無魚”，把辯題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沒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實，第一辯手的任務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他（她）的任務應是雙重的，即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在這種情況下，不對概念下定義，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顯得很重要。所謂“描述”，也就是不進行概括和規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質涵義，只是從現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復的描述。

比如“溫飽”這個概念，聽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義卻很困難。如果我把它定義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我：“你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體、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還是８０％？”對這些問題，假如我繼續回答，就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只要我們不采取規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會產生了。什么是溫飽？我們的回答是：“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回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以后的辯論過程中，當我們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我們就顯得比較靈活、自由，不至于給對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孔子的學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

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治階級欲望的無節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

總之，要準確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

收斂與發散的關系

在辯論中常常會發生兩種極端化的現象。一種現象是，拘泥于辯論內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氣。比如，“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知識進行辯論，那聽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種現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離譜，評委和聽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價值的。

要避免這兩種現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斂性思維方式和發散性思維方式的關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問題或與主題無關的問題上去；所謂“發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離開枯燥晦澀的專業語言，擴 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異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視界，給聽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種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于第一種，可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于第二種，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只有把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汪洋恣肆； 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氣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蕩氣的史詩，令辯者意氣風發，令評委和聽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辯證地結合起來的境界。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２０分鐘時間內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問題上。這 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問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極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聯想和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結合起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機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當然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鉆的問題：“如果醫學能治好艾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與“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種發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方強調艾滋病毒是在醫院里發現的，因而只能是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院里發現的東西都是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在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成了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與“艾滋病”也是毫無關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進行性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鉆，但我方三辯運用發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兒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聽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兒”發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對方張口結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萬變，萬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散性思維中保持必要的張力。

于是，我們確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合”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 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適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 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聽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確定 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 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與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一般說來，自 由辯論表現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種“流 動的整體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而在這一藝術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 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 站起來發言，把問題重新撿回到主題上來：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

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而會產生一種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勝這種誘惑，緊緊地抓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定的軌道中去。

光確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散者”。“發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發言似乎常常游離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論。“發散者”最好由處在“轉”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識面寬，聯想能力豐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刁鉆之論。

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在場上常常表現得十分活潑，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在聽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應對。“發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來辯論，離開主題來發散，“流動的整體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正如在科學研究中一樣，在辯論中，保持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之間的“必要的張力”也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篇：辯論中的十大關系

辯論中的十大關系

作為哲學系的教師，我自然對邏輯、修辭學和雄辯術懷有一定的興趣．據說，古希臘的 德謨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來發憤苦練，竟至于把石塊含在嘴里練習發音，結果成 了古希臘的第一雄辯家；也據說，當時智者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普魯泰哥拉和偉大的政治家 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辯論：究竟是標槍，還是扔標槍的運動員，還是主持競技 會的人應該對不幸被標槍刺死的人負責．古希臘人的這種論辯的熱情尤其表現在蘇格拉底的 身上，這位自詡為“雅典的牛虻”的哲學家整天蓬頭赤足，到處找人辯論，柏拉圖的三十余 篇膾炙人口的對話記錄了蘇格拉底輝煌的辯論業績．這些夾雜著滔滔雄辯和奇妙神話的記錄 就是在今天看來，仍然是辯論術中卓越的范本，更何況，正是在唇槍舌劍的辯論中，才產生 并發展出對西方文化傳統形成經久不衰影響的辯證法精神！

然而，哲學上的關注和實踐中的參與畢竟是兩回事．當我成為１９９３年首屆國際大專 辯論會復旦代表隊的領隊和教練；當我擱下正在研究的數個科研項目，全身心地卷入辯論隊 隊員的選拔、訓練，并帶領他們赴新加坡參加辯論會后，我才真正體會到辯論中的種種酸甜 苦辣，在華麗動人的辯論詞背后，發現了準備辯論必然會付出的艱辛的勞動．

換言之，我在實踐中獲得了一些辯論經驗，雖然是一孔之見，也未經過認真的提煉和總 結，但對類似的辯論說來，或許會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可能是出于專業的限制吧，我自覺地 或不自覺地力圖從哲學上來理解并闡明這些實證的經驗，于是便有了這篇文章．下面，讓我 們逐一討論在辯論中必然會遭遇到的這十大關系．

人格形象與辯論員形象的關系 由雙方各組織四名隊員，確定題目進行辯論，無疑地具有游戲的性質．道理是明擺著的 ：雙方都不是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辯論，他們只是給聽眾這樣一種感覺，即他們都在為真 理而辯論，實際上，雙方的立場都是由抽簽決定的．比如，“金錢是萬能的”這樣的辯題，不管哪一個隊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為它辯護，哪怕每個隊員都不認為金錢是萬能的，也不 得不維護這一辯題．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斯多葛派哲學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給我一個學 說，我將為它找到論證．”所以，在辯論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堅持了真理，而 在于哪一方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能夠表現出高超的辯論技巧，尤其當一個辯論隊抽到很 不利于立論和發揮的辯題方向時，它的隊員不得不采用種種詭辯的手法進行辯論．因此，作 為比賽的辯論和歷史上已發生的、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辯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正因為這 種差別，不少人把參加辯論比賽僅僅看作是一種游戲．

既肯定辯論比賽從根本上具有游戲的性質，又反對人們僅僅把它看作一種游戲，這是否 是一種邏輯矛盾呢？不，一點也不．這是因為，辯論比賽不光是一種智力上的游戲，從更深 沉的思想層面上來看，也是辯論隊與辯論隊之間的文化交流；辯論隊員在辯論過程中顯示出 來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辯論技巧，更應該是他的光采奪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種蘊涵 于辯論之中，但又超越于

辯論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東西，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東西． 無論是訓練的實踐，還是這次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華語辯論的實踐都告訴我們，如果以” 玩辯論”的態度來對待辯論，難免會“走火入魔”，最后成為辯論的輸家．

首先，“玩辯論”必然導致對對方人格的蔑視乃至否定．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人格要得 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須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辯論”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對方都僅僅理解 為辯論員而不是理解為獨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辯論中說出一些有辱對方人格的話來．在這次 新加坡辯論中有一個辯題是：“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辯論的雙方是香港大學隊（正方）和 臺灣大學隊（反方）．在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臺大隊指責對方關于“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 觀點是像哈巴狗一樣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趨；港大隊在反駁中說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 色的”這樣的句子，雖然孔子在《論語》中也有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說法，但不 管如何，在辯論中出現“哈巴狗”、“好色”這樣的詞，而且明顯地是指向對方的，總是在 人格上不尊重對方的表現． 其次，“玩辯論”必然會導致在辯論中的胡攪蠻纏．如前所述，由于辯題的限制，在辯 論中進行某種詭辯是難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但如果辯題要你 證明“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詭辯的手法進行論證，但這樣的詭辯不等于胡攪蠻纏，后者的涵義是：當一方把問題闡述得清清楚楚時，另一方仍 然聽而不聞，繼續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對方的身上．在臺大隊與我隊辯論人性問題時就出現 過這種情況．我方已再三闡明：“惡”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然而臺大隊卻 硬說我們的觀點是把惡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來．他們先是制造了一輛“風車”，然后就 像唐·吉訶德一樣拚命地與這輛“風車”作戰，這樣的胡攪蠻纏在高水平的評委面前，不但 不會得逞，反而會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辯論”必然會導致辯詞的庸俗化、貧乏化，使之失去理論上和知識上的豐富 內涵．凡是把辯論看作是技巧游戲的人都不會花力氣認真地去閱讀有關資料，認真地從理論 上去解剖分析辯題，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實例和趣味低劣的噱頭進行辯論，甚至以感情 取代理論，故作姿態地煽動聽眾的同情心．偶爾，這種低劣的辯論手法也會得逞于一時，但 從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誤區，如不幡然醒悟，必將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們的觀點，辯論隊員猶如一棵樹，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樹干的話，他的辯論技巧 不過是枝葉．只有根深才能葉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辯論技巧才能臻于游刃 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在訓練隊員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如下的原則：先 學會做人，然后才學會做辯論員；先學會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學會遵守辯論的規則．這里的 “先”不是時間在先的“先”，而是邏輯在先的“先”．也就是說，不論是在臺上還是在臺 下，不論是在何時何地參加何種辯論賽，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決條件 或絕對命令．

在訓練中，當有的隊員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實例和語句時，我們就馬上進行糾正，我們 甚至不允許隊員指責對方“篡改辯題”，覺得“篡改”這個詞用得太重，有損對方的人格，我們主張用“改變”這個中性詞，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也只能用“偷換命題”的說法；我們 也不允許隊員用“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這樣的說法去批評對方；在新加坡參賽的過程中，隊員們在臺上臺下都顯得彬彬

有禮，不失大家風范，給聽眾和評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 一輪比賽獲勝，我們都告誡隊員不要驕傲，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其他參賽隊的隊員．

在平時的許多生活瑣事上，我們也努力要求隊員們尊重他人，學會做人． 賽事結束后，好幾位隊員都有這樣的體會，即在選拔、訓練和整個參賽的過程中，不光 學會了如何辯論，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如何做人，而后面這一點是終生享用不盡的．所以，辯 論比賽雖然具有游戲的性質，但是我們卻不能用純然游戲的態度去對待它，只有確立起良好 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有魅力的辯論員．

自我表現與聽眾接受的關系

我很同意王滬寧教授打過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辯論好比是捧在兩只手中間的一汪水，如 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出色，水是不會漏掉的；反之，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差的話，捧 在手中的水就一點點漏掉了．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每個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關系到辯 論的勝負．

那么，一個辯論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眾所周知，在辯論過程中，在 臺上表現的是雙方八個隊員，而在臺下觀看的則是評委和聽眾，評委當然也是聽眾，但是特 殊的聽眾，他們的評分將決定對壘的哪個辯論隊取勝．評委主要根據雙方隊員的表現，如立 論是否嚴密，陳述是否條理清楚，語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態是否大方、瀟灑等來打分；但 事實上，評委在對辯論氣氛和雙方隊員表現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聽眾情緒的影響．聽 眾好比“無冕的評委”，他們雖然無權給隊員打分，但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在一定范圍內左 右評委的打分．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隊員的自我表現是否出色，并不依據于他自己的感覺，而是依據于評委和聽眾是否接受并認可了他的表現．正如人們不會根據某個人發表的宣言去 評價這個人一樣，評委也不會根據辯論隊員自己的感覺去評價他們．

當然，在理論上認識到這一點并不是很困難，但要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在 一個辯論經驗尚不豐富的隊員身上，最易見到的是以下兩種沖動：一是自我表現的沖動． 隊員在上場前已經準備好一套辯詞，他上場后的第一個愿望就是把辯詞統統傾倒出來，特別是對辯詞中他自認為是比較精彩的部分，總是希望能在場上說出來．打個比方，這種心 情就像一輛裝滿了黃沙的翻斗車，一開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車上的黃沙全部卸下來，卸完之后，十分輕松，便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不妨把這種心理稱之為“自我表現中心 主義”；二是說服對方的沖動．既然是辯論，每個隊員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試圖說服對 方的意向．殊不知，對方隊員是不可說服的，他們既然來辯論，就一定會把自己的觀點堅持 到底，即使他們的觀點已陷入矛盾之中，也會千方百計地進行辯護，甚至進行詭辯．所以，在辯論過程中雖然對對方的基本立論要進行有力的打擊，但要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立論卻是 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把這種沖動稱之為“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無論是“自我表現中心 主義”還是“說服對方中心主義”，其共同的錯誤都是以自己在辯論中的主觀意向去取代評 委和聽眾的評價意向，這常常會導致場上的失誤．

這兩種中心主義有點類似于托勒密和亞里士多德的“地心說”，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 上，把評委和聽眾看作是圍繞自己旋轉的行星，事實上，我們應當像哥白尼的“日心說”一 樣把這種關系完全顛倒過來，即放棄“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確立 “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新思路．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十分注重引導隊員們完成這一觀念上的“哥白尼轉變”，從自我表 現的立足點轉向評委和聽眾接受的立足點，從我想說什么轉向評委和聽眾希望我說什么．” 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解構既能使隊員們迅速適應場上的氣氛，對 自己的陳詞作出切合評委和聽眾理論取向的改變，又能達到相互之間的密切配合，使團隊精 神達到最佳的發揮．

在與臺灣大學隊的決賽中，我方的立論是“人性本惡”．在國內準備這一辯題時，我們 已撰寫了陳述詞的初稿．這一初稿主要從我方立論的主觀意向出發，片面地強調人性中的惡 根，比如，在分析歷史中的惡行時，辯詞中有這樣的話：“縱觀歷史，又有哪一頁是用玫瑰 色寫成的？”辯詞初稿給人的印象是，我們對人性本惡的論證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 漆黑一團，有一種強烈的悲觀主義情調，這顯然不利于聽眾和評委的接受．在新加坡決賽的 前一天，我們擬出了“人性本惡”辯詞的第二稿，這一稿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過教化可以后 天地向善的內容，雖然沖淡了初稿的悲觀主義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人性本惡的主 題反倒顯得語焉不詳了，這當然也不利于評委和聽眾的接受．最后，從評委和聽眾的最廣泛 的接受性出發，我們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辯題分成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是事實層面，在這個 層面上，我們主要講事實，講真理，理直氣壯地把人性本惡闡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二是價 值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價值，講理想，大聲疾呼要通過好的教化來使人性向善 的方向發展．把這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突出了人性本惡這一鮮明的主題，又表達了 我方抑惡揚善的主張，從而使評委和聽眾覺得，我方的立論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 相反，臺大隊在立論時，只是一味地頌揚孟子的人性本善說，對荀子的人性本惡說則予以簡 單的否定，這就使評委在接受他們的立論時，心理上產生了阻撓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擺脫“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影響，確立“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視角，乃是辯論取勝的重要前提． 知己與知彼的關系確立了“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開對方，我行我素．辯論不同于唱歌之類純表演藝術，它畢竟是兩個隊的對壘，要是在場上回答不 出對方提出的問題，在理論水平和氣勢上壓不住對方，怎能贏得辯論的勝利？如前所述，要 說服對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對方理屈詞窮，明顯地處于劣勢卻是可能的．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軍事上是如此，辯論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辯論 前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先說“知己”．這里的“己”當然不僅是指每個辯手自己，而且是指整個辯論隊本身． 毋庸諱言，每個隊員都弄清楚自己在辯論過程中說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個隊員作為” 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辯論隊之“大我”之中，是對“大我”的一切意圖都了如指掌 ；同時，每個“小我”對其他“小我”的意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為了達到“知己”這一境界，我們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訓練．一是角色流動和定位訓練 ．

四個辯手就是四個不同的角色，從理論上看，一、二、三、四辯要起到起、承、轉、合的 作用；但從實踐上看，當四個隊員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要馬上確定哪個隊員充當哪個角色 顯然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讓每個隊員都有機會去充當一、二、三、四辯手，“角色流動” 有一個好處，即讓每個隊員對一、二、三、四辯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體驗 ．在“流動”的基礎上再來“角色定位”，已定下來的角色（如第二辯手）就不光知道自己 這一“小我”，而且對第一、三、四辯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這樣，相互配合也就比 較容易了，而每個辯手在有利于自己擔當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辯論技巧和才 華表現出來． 二是整體配合訓練．這里說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第一，對辯題的基本概念 獲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 ”、“惡”五個，每個辯手對每個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都應有確定的、一致的認識；第二，對辯題立論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認識，如“人性本惡”的立論是：人性先天地、與生俱來地 是惡的；思想境界則是：人性本惡是一個事實，但我們并不鼓勵惡，我們主張抑惡揚善；第 三，對自由辯論中的主要戰場的一致認識：如我們設計哪幾個戰場？這些戰場的次序如何？ 由哪位辯手開辟哪個戰場？等等．為了使隊員們做到透徹地“知己”，每次辯論前，我們都 要求每個隊員把我方立論、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義、自由辯論的戰場等獨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處，馬上進行糾正．由于每個隊員對我隊在辯論中的總體意圖都有明確的、一致的認識，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團隊精神發揮得比較好，隊員們在場上能做到“心 有靈犀一點通”．比如，在與臺大隊辯論“人性本善”時，臺大一辯引證了一段康德的語錄，這段語錄對康德的人性理論作了斷章取義的理解．我方二辯和三辯幾乎同時把自己做下的 關于康德人性理論的另一段語錄卡片遞給我方一辯，供其反駁時使用．更有趣的是，為了論 證“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熟讀金庸小說的我方二辯引證了《天龍八部》中的“四大惡人”，而這一點，未能赴新加坡辯論的一名候補隊員居然也想到了．可見，由于我們在“知己” 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四個隊員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只要聽到一位辯 手說什么，就馬上知道他（她）的意圖和下文是什么了．” 總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說來，訓練有素的隊伍在這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剛 組成的隊伍則明顯地比較差，有的隊員只關心自己的陳詞，對其他辯手的陳詞漠不關心，他 們在陳詞中出了錯也不馬上去彌補，這就很容易給對方隊抓住矛盾，各個擊破．當然，光是 “知己”還是不夠的，還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勝之道．如果只對自己的情況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對對方的情況則一無所知，漆黑一團，那對方只要提出一個新概念，使出一個 新招，我方就會招架不住． 在場上最忌諱、最令人難堪的情況是：對方提出的問題、概念或資料，我方壓根兒沒有 考慮過．碰到這樣的情況，不僅失分，而且會失大分． 與“知己”一樣，“知彼”的難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要了解 ：對方可能采用怎樣的思路來立論？如我們和劍橋大學隊辯的題目是：“溫飽是談道德的必 要條件”．劍橋隊是正方，我們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條不同的思路來立論．第一條思路是” 欲望理性說”．這條思路認定，在前溫飽階段，支配人類相互關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說，欲望壓倒了理性，所以在這樣的階段不可能談道德；等到溫飽實現了，基本的生存問題解 決了，這時談道德才變得可能，因為在這一階段，人的理性已壓倒欲望，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道德作為自覺的理性意識才可能真正地確立起來．這一條思路的前

提是：當人們為生計所 迫而謀求溫飽時，談道德是不現實的；其弱點是：在前溫飽階段，如果欲望支配著一切，人 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話，恐怕連人類社會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溫飽狀態的來臨．第二條思路 是“道德認同論”．這條思路主張，在前溫飽狀態，每個人面對的直接問題是生存問題，當 時不可能形成具有整體社會性的道德學說，于是，談道德也無從談起．達到溫飽狀態后，體 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出現了分工，這時，才可能出現真正的道德學說和觀念，在這種情況下，談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學說是在溫飽的前提下形成的，所 以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點是：“談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統的道德學說，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道德”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并發展起來的，但作為 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觀念，卻是人類一誕生就已有了的．把這一點澄清，對方的立論就不攻 自破了．第三條思路是“習慣——人格——道德論”．根據這一思路，道德是主體的自覺意 識，在普遍的獨立人格形成之前，換言之，在獨立的主體確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 德的；在前溫飽階段，維系人際關系的是外在的風俗習慣，因而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只有在達 到溫飽，確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談．這一思路的前提是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其弱點是：把 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種比較高級的道德學說（如受主體良心制約的康德的道德學說）取代 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實，道德同時也是受外在社會輿論制約的，所以，雖然風俗習慣不等 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卻包含種種道德觀念，所以在前溫飽狀態我們仍然可以談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設想了對方可能采取的三條思路，因而在辯論過程中能夠從容應對，不 為對方所亂．“知彼”還不止于了解對方的基本思路，還要了解對方對辯題基本概念的認識 ．在“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的辯題中，涉及到“溫飽”、“談”、“道德”、“必要 條件”這些基本概念，出于論題的需要，對方會把“溫飽”的概念無限擴大，特別是把“溫 飽”和“生存”等同起來，而我方則要確定“貧困”（相當于“生存”）、“溫飽”、“富 裕”三大生活狀態，盡量把“溫飽”限制在確定的意義上；同時，對方又必然會把“道德” 的概念無限窄化，從而為“談道德”設置種種障礙，而我方的目的則是把“道德”概念盡量 寬泛化，從而為我方之立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談道德創造條件． 最后，“知彼”還要分析清楚對方在自由辯論中可能采用的戰術．第一，“溫飽是談道 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比較接近于唯物主義和經驗論的立場，對方可能用馬克思關于經濟 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來駁難我們，于是，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主要是肯定 馬克思也強調道德對經濟狀況的反作用；第二，對方力圖把辯論納入到“溫飽”的前提下，我方則竭力把討論擴大到“前溫飽”和“走向溫飽”狀態，從而擴大自由辯論的空間；第三，對方可能引入“禁忌”、“風俗習慣”、“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權”、“倫理 ”等新概念，與“道德”對應起來，而我方則要強調，所有這些概念都蘊涵道德，談這些東 西，也就是談道德． 我們還全面地分析了劍橋隊隊員的年齡和知識結構．他們的年齡總和比我方大２２歲，因而擅長說理，但說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辯論的時間早早用完；另外，年齡大了，學歷高了，相互之間又不易統一，相互之間會出現矛盾，反應也不一定會很敏銳．鐘對這些情況，我 們采用了相應的戰術，比賽的結果自然是比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只有對雙方的情況都了然于心，才 能真正地確立獲勝的信心． 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的關系 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種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 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 出

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 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 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 識結構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 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 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 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 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 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幾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 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

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 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１．本學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 ３．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 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 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種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 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 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與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發展 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與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 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一些專家講 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 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 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準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 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 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現在，可調動的 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機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 聽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 準確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據各個隊員知識結 構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 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懷著感激之情．另外，在國際大專辯論賽 的辯題下來后，我們還請一些專家進行“會診”，進一步強化了專題知識從而在辯論中能 達到引經據典、揮灑自如的境界，獲得評委和聽眾的一致好評． 知識積累是重要的，但不講究辯論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許適用于作學術報告，但 卻不適用于辯論．劍橋隊之所以負于復旦隊，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知識積累上，而是出在辯論 技

巧上．尤其在辯題上不利于某一方時，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對方一籌，是很難取勝 的．在辯論技巧上，我們以為，以下幾點是比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 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 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 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的要害是 ：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 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種技巧是必要的．比 如，當對方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機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一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不好的 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 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勝，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 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與劍橋隊辯論時，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種見解顯然是相互 矛盾的，我方乘機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一辯起 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后來在我方的凌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這就是與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于急切之中，理 屈詞窮，無言以對． ３．“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 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 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 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 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 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么？”對方四位辯 手面面相覷，為不致于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一辯站起來亂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 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于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 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４．“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 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 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截 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 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 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 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 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

調要用” 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 ．這樣一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氣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 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這一戰術之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我方立論中 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技巧． 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關系 在辯論中，邏輯思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維顯得嚴謹、條理，使立論變得牢不 可破．但邏輯思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語言變得枯燥、抽象，如果沒有另一種思維—— 形象思維緊密配合的話，場上的氣氛就會顯得過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國人本主義 哲學家費爾巴哈就說過，我在黑格爾的《邏輯學》面前顫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顫抖一樣 ．只有在辯論中融入形象思維，整個辯論過程才會充滿活力，辯論賽也會真正地具有觀賞價 值． 先來看邏輯思維．這種思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須運用邏輯思維透徹地分析辯題，明了辯論雙方的真實的邏輯地位和邏輯困難 ．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正方）和“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 ”（反方）的辯題在邏輯上都把“醫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割裂開來，因此任何一方都不 可能去攻擊對方的這種邏輯上的割裂，因為對方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指責我們．又如“溫 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中的“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含義是“無之必不然，有之 不必然”．所以，正方在這一辯題中的邏輯困境顯要證明：沒有溫飽就絕對不能談道德．也 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人們在不溫飽的狀態下也能談道德，正方在邏輯上就 已被打倒了．明了雙方在辯題上的邏輯關系是確定對方立論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達上必須講究邏輯層次．許多辯論新手在剛上場時，觀點的條理和層次常常 是不清楚的，把幾層意思混在一起說，評委和聽眾聽了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重視 邏輯層次，每個辯手的陳述稿都應層次分明，第一點講什么，第二點講什么，第三點講什么，條分縷析，清清楚楚；同時，四位辯手的陳詞在總體上也應體現邏輯層次，如一辯從理論 上闡明立論，二辯從歷史上闡明立論，三辯從現實上闡明立論，四辯總結陳詞，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四個人的陳詞合在一起，猶如一篇文章，給人以氣 勢宏大、錯落有致的印象．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來分析，他們常常有一種惰性心理，即 希望辯手把問題的層次闡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氣去整理、歸類．所以，辯手們的 表達愈是井井有條，就愈是容易為評委和聽眾所接受． 第三，必須善于進行歸納．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見解，一說 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領的話，他在辯論中是很難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樣地，一個辯手如果不 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迅速地歸納對方的見解，他常常會在辯論中隨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 只有在邏輯上善于歸納的人，才會在辯論中緊緊抓住對方的要害，有針對性地打擊對方，使 對方真正陷入被動的局面．必須補充的是，對于第四辯手來說，歸納法具有更突出的意義，因為他不僅要迅速地歸納出對方四位辯手的基本見解，予以總體上的駁斥，而且要迅速地歸 納出本方的基本見解，清清楚楚地陳述出來，從而贏得評委和聽眾對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當地使用歸謬法．所謂歸謬法就是沿著對方的邏輯把其觀點推向極端，使其荒 謬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予以否定．比如“經濟發展了，文化才能繁榮”這個命題建立了 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之間的簡單的邏輯聯系，如果我們對這種簡單的、線性的邏輯關系進

行 歸謬的話，就可以說，“按照對方的邏輯，只要把經濟抓好了，即使沒有人去搞文化，文化 也會自然而然地繁榮起來，這豈不是把經濟和文化等同起來了嗎？”也可以說，“根據對方 的邏輯，凡是經濟不發展的國家，文化一定是不會繁榮的，哪又怎么解釋古希臘的文化是在 其城邦經濟和制度走向衰退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雖然在經濟上 比較落后，在哲學文化上卻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對方的邏輯錯誤本來是不明顯的，使用了歸謬法，就使其錯誤明明白白地擺在評委和聽 眾面前，從而能幫助他們迅速地判明對方的邏輯弱點．當然，歸謬法的使用要注意適度性，如果用得過多過密，反而會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比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悉尼隊有 這樣一個邏輯，既然稱艾滋病為病，它當然是醫學問題．我方馬上對這一邏輯進行歸謬：“ 政治病、社會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醫學問題呢？”這種方式的歸謬只要點到即可，不宜多 用，否則過猶不及，適得其反． 在分析了邏輯思維的一些主要表現形式后，下面，我們再來看形象思維的問題．形象思 維注重的是用具體的東西去打動評委和聽眾，其主要表現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類比取代抽象的說理．在與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 問題”的題目時，我方必然要指責對方把艾滋病這么大的問題局限在醫學問題的小范圍內，如何形象地表達我方的見解呢？我們采用了夸張地加以類比的表達手法，比如，“請對方辯 友不要讓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種不下參天大樹的”等等，使聽眾和評委形象地 感受到對方的理論錯誤． 第二，用具體的數據取代經院哲學式的說教．在辯論中，準確無誤的數據往往起著十分 重要的作用．為了說明艾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列舉了以下的數據：到１９９３ 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達１４００萬，患者達２５０萬，到２０００年，感染 者將達５０００萬—１億，患者將達１４００萬．不用更多地說理，這些天文數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為當今世界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能用數字說明的地方要盡可能用數字，因為數字 只要準確是無法駁斥，也是無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動的事例取代煩瑣的論證．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準確無誤的事實和數據 一樣，在辯論中是最有力的東西．比如，在論述“人性本惡”的辯題時，我方舉了不少例子 來闡明這一點，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 又如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路易十五則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又如在歷史和現實中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謀殺、搶劫、綁架、欺詐、偽善等等．難 道不都是“人性本惡”的表現形式嗎？生動的事例不僅使我方的立論顯得豐滿和充實，而且 也易于為評委和聽眾欣賞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語言取代貧乏枯燥的陳述．在辯論中語言運用的優美與否，是評委 打分的主要依據之一．在我隊的辯論經驗中，對語言優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比如，為了駁斥劍橋隊的“溫飽決定論”，我方三辯對裴多菲的詩作了如下的改動：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溫飽故，兩者皆可拋． 這一幽默的駁斥在場上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我方三辯又 幽默地說：“如果哪個人給艾滋病‘愛’上的話，恐怕會‘此恨綿綿無絕期’吧！”，在批 評對方把艾滋病局限于醫學領域，必然會延誤治療，從而給全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時，我方 三辯又機智地引證了柳宗元的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從而生動地刻畫出對方在理論上孤立無援的窘態，為我方贏得了長時間的笑聲和掌聲． 語言之幽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語言之詩化上，也表現在機智的應對上．在辯論“溫飽” 問題時，劍橋隊的第四辯手一口氣向我方提出了三個問題，可是，他在講

話中錯誤地稱李光 耀為新加坡的“總統”，我方第四辯手站起來，立即指出了他的這一常識性的錯誤，引起了 長時間的掌聲． 把嚴謹的邏輯思維與生動的形象思維結合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訓練中，我 們既設置了對辯題進行嚴密的邏輯分析的項目，又設置了形象地表達思想的項目，從而使隊 員們善于把這兩種對立的思維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整個辯詞顯得嚴謹而又生動，條理分 明而又感情充沛，從而得到了評委和聽眾的高度評價． 預定陳述與臨場應對的關系 辯論中的全部臺詞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預先準備好的陳 述詞，可以說是“死的東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在陳述前和自由辯論中靈活 應對的東西，可以說是“活的東西”，辯論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就是要把這兩部分東西有機地 結合起來． 我們知道，一、二、三、四辯手發言的時間分別是３、３、３、４分鐘，自由辯論單方 累計４分鐘，單方共有發言時間１７分鐘，假設一、二、三、四辯手分別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鐘用于臨場辯護和駁斥，加上自由辯論的４分鐘，共有靈活應對的時 間約６．５分鐘，占總發言時間的３８％左右．換言之，從時間上劃分，１７分鐘中有１ ０．５分鐘是陳述“死的東西”，而６．５分鐘則陳述“活的東西”．這兩部分交接得是否 好，是辯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先來看預定的陳述．這部分內容是在辯論前已準備好的、隊員已熟讀乃至背誦出來的東 西．我們對這部分內容的要求是：在集體討論、明確總體思路的情況下分頭寫出來，務求立 論鮮明、說理透徹、語言形象、境界不俗．這部分內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應在反復斟酌辯 題的基礎上，在反復權衡各種思路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因此，在辯論過程中，不管對方的 論點和論據出現什么變化，也不管對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問題，我們都 要求，辯論隊員無權擅自改動其中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臨場組織起來的語言如何好，在邏輯嚴密性、語言的條理性和華美性上都不可能超過已經形成稿子的、精心準備的東西； 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隊員有權在場上擅自改動已準備好的陳述詞，弄得不好就會把整個辯論 隊的思路、立論和底線都搞亂，后果不堪設想． 當然，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陳述詞并不是教練的“硬性命令”，而是辯論 隊員自己已接受的東西．如果教練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隊員，隊員上場后的表現不可能是很 出色的，因為他們有心理障礙，他們講的不是他們所想的，這就難免出岔子．所以，在準備 陳述詞時，隊員們的任何一個疑問都應得到回答和解釋，要鼓勵他們提出各種顧慮，竭盡全 力予以解決．總之，一句話，要使陳述詞成為每個隊員自己的東西．這樣，他們在場上不但 信心十足，而且也不會擅自去改變陳述詞．當精心準備的陳述詞能完整無遺地表達出來的時 候，它遠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動評委和聽眾的心． 再來看靈活的應對．如前所述，辯論的任何一方可靈活支配的時間是６．５分鐘左右． 這一時間是短暫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雙方的激烈交鋒就發生在這一段時間里．靈活 應對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辯論的勝負．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看，這部分“活的東西”具有 更大的觀賞價值，因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機智的應變能力的集中體現．乍看起來，這部分內 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實，是有規律可尋的．一個人的知識面愈是寬廣，可供調動的 事實和素材愈是豐富，他對某個辯題的準備愈是充分，對可能出現的各種交鋒想得愈是深入，臨場應變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語愈能驚人．

對靈活應對的東西，我們的要求是：第一，準確性．即用于臨場應對的語言、事實、數 據、典故必須準確無誤，不能出半點差錯．一個人名的偏差、一句話 的口誤、一個典故或引 證的差錯、一個數據的不實，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窮追不舍的話，就有可能把我方擊 敗．第二，針對性．即必須重點攻擊對方陳述中的基本概念、問題和觀點．對方辯手在陳述 中也許會出現許多問題，有不少“小辮子”可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 駁斥，一是會影響陳述的時間，使已經準備好的陳述詞無法完整地說出來；二是多中心等于 無中心，抓的問題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與主題無關的細枝末節上去了，結果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那就太慘了．因此，強調針對性，就是要使我們的隊員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削除枝蔓，著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包括對我方立論有根本威脅的問題）實施堅決 的打擊．第三，效果性．凡是靈活應對的內容，尤其要注意場上的效果．如果出語不驚人，即不可能構成對對方立論的有力打擊和對我方立論的有效維護，那就應當換一個角度進行進 攻，千萬不可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說一些沒有效果的廢話．舉例來講，在與劍橋隊辯論“溫 飽”問題時，我方在短短４分鐘自由辯論中引經據典，出語幽默，竟贏得了１５次掌聲和笑 聲，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陳述和自由應對的時間比例是容易的，困難的是在辯論過程中真正地使兩者水 乳交融，換言之，是把握好兩者關系的“度”的問題．有的辯論隊偏重于陳述詞而對靈活應 對部分缺乏認真的準備，在場上會給人留下過于呆板、僵硬的感覺；也有的辯論隊過于重視 靈活應對部分而輕視陳述詞，給人的感覺是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和深度，且有支離破碎的感 覺．顯然，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只有同時重視兩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才 能在辯論中立于不敗之地． 正與奇的關系 《孫子兵法》強調在軍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要兵不厭詐，這里涉及的正是“正 ”與“奇”的關系問題．拿破侖用兵如神，被他打敗的將領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規律，實際 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規律，而是用兵已達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勝 ．在辯論中，也涉及到“正”與“奇”的關系． 所謂“正”，也就是對立論、自由辯論的設計都合乎常規；所謂“奇”就是在整個設計 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東西，往往使對方在辯論中措手不及，從而陷入被動的局面．在辯論 中應當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果只講“正”而不求“奇”，會給人以呆板的感覺；反 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確的方向，也會“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們 的看法是：辯論應以“正”為基礎，應從大處著眼，作充分的準備，然后在可能的條件下，即在不損害立論，不嘩眾取寵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達方式，以有效地打擊對方． 比如，就“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來說，當然重點是討論“溫飽”與“談 道德”的關系．根據對方的設想，我方在立論中將會割裂“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可 是，我方的立論卻有出奇不意之處．我方并不否認溫飽了可以談道德，我方否認的僅僅是把 談道德局限在溫飽條件下的觀點．另外，道德不光與人們的經濟情況有關，它的部分內容（如性道德）與人們之間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關．即使在非溫飽的狀態下，只要人們之間 存在性關系，就會有相應的性道德．這是我們原來在設計自由辯論時準備的一只“殺手锏”，后來由于時間關系在場上沒能打出來．如果打出來的話，對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辯論中，我方準備了一個出奇不意的 問題：“艾滋病的發生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醫學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模棱兩可，對 方很難回答．如果對方回答是社會出了問題，那我們就說艾滋病是社會問題；如果對方回答 是醫學出了問題，那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責問對方：同性戀、吸毒等都是醫學問題嗎？我們還 準備了另一個十分刁鉆的問題：“如果一位老太太給一輛車撞倒了，肇事

者已逃之夭夭，另 一個人把她救了起來，那么，這個事故的責任應該由哪個人來負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 撞傷了，當然要通過醫學手段給她治療，但事情的起因卻在社會上，應是社會交通事故，即 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辯論中突然提出來，對方要馬上理清思路，進行回答是困難的；如果 貿然回答，則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動． 再如，在“人性本惡”的辯題中，我方估計對方為了針鋒相對地強調人性中的善根，肯 定會提到“人與動物相區別”的問題，因為常人，包括我們的好多理論家在內，也常常會提 出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中蘊涵的邏輯錯誤是：人和動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動物是 人的種概念，而人則是動物中的一類，盡管是最高級的一種，但歸根到底，人仍然是動物． 不管我們給人下怎樣的定義，如“政治動物”、“社會動物”、“制造工具的動物”等等，這些定義的最后兩個字總是動物．由此可見，“人與動物相區別”這個提法就是錯誤的，因 為它在邏輯上否認了人是動物．正確的提法應是，“人與人以外的動物相區別”．如果抓住 這一問題，出奇不意地攻擊對方的話，這對我們將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辯論中，對方果然 提到了這一問題，遺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時抓住這一問題，予以展開．這是應當加以總結的 重要經驗．

綜上所述，在辯論中把“正”和“奇”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場辯論中都要準備 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問題，才能在心理上震懾對方，并乘機突破對方的防線，長 驅直入，戰而勝之． 規范與描述的關系 當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進行分析時，都會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導致 人口的老齡化”這一辯題，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齡化”、“必然”、” 導致”這些概念．在通常的辯論準備中，人們總是通過查閱詞典的辦法試圖給這些概念下定 義．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因為下定義的方法，即規范的方法，常常會出現漏洞，從而被對方抓住．如“老齡化”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齡”，六 十歲以上，還是七十歲以上，這是很模糊的問題；而“老齡化”到底是指人口總數中老年人 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總之，我們在平時的談話中提到各種概念時，它們的含義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對它作具體的分析，特別是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變得 十分困難了．比如，當一個古希臘人把人定義為“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時，另一個人很幽 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雞扔在他的面前，問他這是不是人，他無言以對．

可見，在辯論中，熱衷于給一個個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辯論隊 中，第一辯手的任務就是給辯題中出現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確的定義．這樣做看起來是理所當 然的，要辯論總得先澄明概念的涵義，然而，規定同時也就是否定，規范概念的結果常常為 對方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中國人有句古話叫“水清無魚”，把辯題和概念交待得太 清楚了，就再也沒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實，第一辯手的任務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他（她）的任務應是雙重的，即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在這種情況下，不對概念下 定義，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顯得很重要．所謂“描述”，也就是不進行概括和規范，不揭 示概念之本質涵義，只是從現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復的描述． 比如“溫飽”這個概念，聽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義卻很困難．如果我把它定義為一 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我：“你 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體、一

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我： “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還是８０％？”對這些問題，假如我繼續回答，就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只要我們不采取 規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會產生了．什么是溫飽？我們的回答 是：“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回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 人的感覺是，我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 以后的辯論過程中，當我們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我們就顯得比較靈 活、自由，不至于給對方抓住什么矛盾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 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 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 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 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 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 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 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 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 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主義的思潮 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孔子的學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問的 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的．由于盡量避免下 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 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 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 ．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 ．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 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 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 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治階級欲望的無節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 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 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 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 總之，要準確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 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 中根本性的東西．

收斂與發散的關系 在辯論中常常會發生兩種極端化的現象．一種現象是，拘泥于辯論內容本身，不越雷池 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氣．比如，“中國加入關貿 總協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知識進行辯論，那 聽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

種現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果差之毫厘，謬以 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離譜，評委和聽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 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價值的． 要避免這兩種現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 斂性思維方式和發散性思維方式的關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 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問題或與主題無關的問題上去 ；所謂“發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離開枯燥晦澀的專業語言，擴 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異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 視界，給聽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種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于第一種，可 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于第二種，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 ．只有把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汪洋恣肆； 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氣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 蕩氣的史詩，令辯者意氣風發，令評委和聽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辯證地結合起來的境界 ．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２０分鐘時間內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 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 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問題上．這 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問 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 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生什 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 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極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 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聯想和 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結合起 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機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 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當然 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鉆的問題：“如果醫學能治好艾 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 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 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與“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種發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 方強調艾滋病毒是在醫院里發現的，因而只能是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散性 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院里發現的東西都是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 在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

把鑰匙也成了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與“艾 滋病”也是毫無關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 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進行性 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鉆，但我方三辯運用發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 兒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聽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 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兒”發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 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 對方張口結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 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萬變，萬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 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散性思維中保持 必要的張力． 于是，我們確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合” 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 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適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 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聽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確定 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 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與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

一般說來，自 由辯論表現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種“流 動的整體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而在這一藝術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 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 站起來發言，把問題重新撿回到主題上來：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 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 而會產生一種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勝這種誘惑，緊緊地抓 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定的軌道中去． 光確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散者”．“發散者”的使 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 的發言似乎常常游離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 論．“發散者”最好由處在“轉”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 識面寬，聯想能力豐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刁鉆之論． 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在場上常常表現得十分活潑，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 在聽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 然不知如何應對．“發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 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 來辯論，離開主題來發散，“流動的整體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 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正如在科學研究中一樣，在辯論中，保持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之間的“必要的張力” 也是至關重要的． 辯論運思與哲學運思的關系 眾所周知，辯論運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達的嚴密性、一貫性和明晰性，辯論語言常要 求能體現出巨大的邏輯力量，猶如章魚之足把對手、評委和聽眾緊緊地抓住，使他們乖乖地 跟著辯手的思想走．而哲學運思則不同，特別當它達到思辨的境界時，它追求的是一種差異 或對立的溝通和融合，常常會體現出辯論運思所達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評委和聽眾產生一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即他們不僅在聽辯論，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種新的感召．如果說，辯論 運思旨在取勝，因而是一種求器的意識的話，那末哲學運思則旨在展示一種思想意境，因而 是求道的意識． 當然，要是在辯論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學運思中，這樣的辯論是很難吸引普通 的聽眾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學運思，這樣的辯論也會顯得索然無味．哲學運思不僅能 體現思想的深度，顯示思維的偉力，也能幫助辯論運思更透徹地分析并領會辯題．我們不妨 把見之于辯論運思中的哲學運思稱作為“辯論中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主要表現在以下關 系上．我們先來看辯論雙方的辯證關系： １．正方與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場確定的辯論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確定的．一般說來，正方是在明處，辯題已經規定好了，其任務是對辯題本身進行論證，而反方的見解又不得而知，很難進行 有針對性的準備．所以，正方一般說來比較被動．反之，反方在暗處，其立論不易為正方所 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這一辯題，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論的話，至少有以下三條思路：第一，人性本惡；第二，人性有善有惡；第三，人性無善無惡．因而反方的立場是很難捉摸的，而正方立論在明處，反方可給他有力的進攻．所以，在辯論過程中，反方的主動性常常是比較強的．但反方也 有弱點，由于受到進攻正方的“誘惑”，對自己的立論的嚴密性常常缺乏縝密的思考，一旦 正方反守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用辯證的目光來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較易產生防守 心理，為了克服這種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對方看作是“正方”，這樣就能 強化進攻心理，不滿足于單純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進攻心理的支配下，較易忽 略防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設想自己是“正方”，對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識就 增強了． 總之，從哲學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不能把它們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對方的心理優勢集中起來，以便牢牢地把握辯論的主動權． ２．強隊與弱隊 ①從本屆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辯題反方也被明確規定，這樣一來，反方原來的優勢不 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辯論中正方先發言，而四辯總結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 立場顯示出愈來愈多的優勢． 一個辯論隊是強隊還是弱隊，是比較容易判別的，這從隊員的素質和他們在場上的表現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一般說來，碰到強隊，人們既會產生害怕心理，又會扎扎實實地去準 備，務求在比賽中得到較好的成績；反之，如果碰到弱隊的話，人們常常掉以輕心，準備也 不會很認真，因而常會發生“陰溝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辯論中碰到強隊未必是壞事，碰到弱隊則未必是好事，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 在新加坡辯論中，當我們在初賽中遇到劍橋隊這一強勁的對手時，一方面，我們扎扎實 實地做好準備

工作，嚴陣以待；另一方面，我們又深入地分析了該隊的弱點，如年齡大，反 應不快，學歷高，觀點不易統一等，使隊員們看到他們“強”中有“弱”，因而確立了必勝 的信念．在半決賽中遭遇到的悉尼隊可以說是比較弱的，但只看到對方“弱”的一面，我方 的斗志就會松懈下來，這是很危險的．于是，我們及時地給隊員分析了悉尼隊的優點，如一、四辯手陳詞懇切，有很大感染力，辯題也有利于他們立論．這樣一分析，隊員們認識到，悉尼隊既是“弱隊”，又是“強隊”，決不可大意失荊州． 上述辯證的分析，使我們處在強隊面前“不餒”，處在弱隊面前“不驕”，從而在三場 辯論中過關斬將，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３．辯護與反駁 在辯論雙方的關系中，辯護與反駁是一對基本的關系．我們在辯論中經常見到兩個極端 ：或是只講辯護，結果辯來辯去，戰場都在自己一方，對對方的立論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 或是只講反駁，對對方提出的問題采取避而不答的態度，這也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這樣的印 象，即反駁者從來不敢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至少是心理上膽怯的表現． 顯然，這兩種極端都是于辯論不利的．正確的做法是把辯護和反駁有機地結合起來．在 這兩者的關系中，辯護是基礎．當對方追問我們一些枝節問題時，我們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當對方對我們的基本立論提出疑問時，采取“繞著走”的方式卻是很失策的．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必須簡明扼要地回答對方的問題，立即進行自我辯護．辯護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澄明 我方的基本立場．這樣的辯護正是反駁的必要的階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辯護，反駁就會顯得 強詞奪理，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辯護也就是反駁．當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辯 護后，對方如果繼續糾纏不清，或對方提出的問題，我方在前面的陳述中早已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沒有必要重復地進行辯護，而是要迅速地轉移到反駁的層面上，把矛頭指向對方的基 本立論和要害問題． 反駁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進攻性的，而進攻乃是辯論取勝之道．這就像踢足球一樣，光是防守的話，至多不過是對方進不了球，但球卻不可能滾進對方的球網中去，只有反駁和 進攻，才有可能把“球”踢進對方的球網中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反駁是最有效的辯 護．然而，從辯論的全局來看，既應當有辯護，也應當有反駁，兩者的結合才能顯出理論上 的從容、嚴密和大度，也能顯出作風上的沉著、儒雅和寬容． 在分析了辯論雙方和辯論方式上的辯證關系后，我們再來看看辯題分析中的辯證關系． １．可能與現實 在辯論中，常常會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辯題，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學和臺灣大學決 賽的題目是：“和平共處是人類可能實現的理想”．這一辯題之要害是“可能”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臺大是反方．臺大舉了現實生活中許多關于戰爭、擴軍的例子來駁斥南大，其 實，“現實”是無法駁倒“可能”的，因為可能的東西是尚不存在的東西，現實的東西是已 經存在的東西，后者怎么能夠駁倒前者呢？比如，在飛機發明之前，人能飛到天上去僅僅只 是一種可能．當時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人從未飛到天上去過．我們能用這樣的“現實”來 否定飛機發明的可能性嗎？ 這層邏輯關系對于臺大來說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時抓住這層關系，等到后 來意識到時，已經太晚了．這就告訴我們，在分析辯題時，一定要搞明白，辯題所要論證的 是可能性問題，還是現實性問題．如要論證現實性，大談可能性就沒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與必然 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必然性的命題，如“教授‘下海’必然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時，我 們一定要認清“必然”這一概念的涵義．所謂“必然”，也就是無條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學質量，就可 把上述命題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我只要舉出

世界上某處存在著 哪怕一只黑天鵝，這一命題就被攻破了． 這就告訴我們，面對著“必然性”的辯題時，作為反方，只要抓住一個偶然的實例，就 足以在邏輯上摧毀正方．當然，如果在辯論前抽到了正方怎么辦呢？這就需要為這一“必然 性”的命題設置一些條件，從而弱化其在邏輯功能上的極端性，但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詭 辯手段才能做到；同時要大大強化正方立論在理論、事實層面上的說服力，以彌補這一邏輯 上的弱點． ３．主流與支流 有許多辯論題目會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問題，如“衛星電視的發展利大于弊”（正 方）和“衛星電視的發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這樣的一個辯題．不論是哪一方，總要把 自己為之辯護的方面作為主流，把另一方則視為支流．對這層邏輯關系，在整個辯論的過程 中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對這層關系，現實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說明．如在吃飯的整個過程中，” 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爾發生的事情，是支流，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誕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帶出一些臟東西則是支流，能因為這些東西的存在 就拒絕生小孩嗎？再如，交通發展了，便利了大家，這是主流，每年發生的交通事故則是支 流，能因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車子都停開嗎？顯然不能．自覺地意識到主流和支 流的關系，就能對這類辯題應付自如． 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哲學運思在辯論中的作用．顯然，辯論運思還停留在形式邏輯 的層面上，而哲學運思則超越形式邏輯，達到了辯證邏輯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觸微，充分顯 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談的十大關系是我們在辯論中必定會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辯論中所有的問題都言 窮了．辯論是一個活生生的、永遠開放的過程，辯論的經驗也可以在實踐中不斷地創造出來 ．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我想，辯論經驗和辯論實踐之間的關系 也應該如此．也正如黑格爾在批判康德時說的，在岸上學游泳是學不會的，只有跳進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學會游泳．因此，對有志于辯論事業的青年人，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勸告： 大膽地走向辯論壇吧！

第三篇：辯論的十大關系

辯論中的十大關系

作為哲學系的教師，我自然對邏輯、修辭學和雄辯術懷有一定的興趣．據說，古希臘的德謨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來發憤苦練，竟至于把石塊含在嘴里練習發音，結果成了古希臘的第一雄辯家；也據說，當時智者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普魯泰哥拉和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辯論：究竟是標槍，還是扔標槍的運動員，還是主持競技會的人應該對不幸被標槍刺死的人負責．古希臘人的這種論辯的熱情尤其表現在蘇格拉底的身上，這位自詡為“雅典的牛虻”的哲學家整天蓬頭赤足，到處找人辯論，柏拉圖的三十余篇膾炙人口的對話記錄了蘇格拉底輝煌的辯論業績．這些夾雜著滔滔雄辯和奇妙神話的記錄就是在今天看來，仍然是辯論術中卓越的范本，更何況，正是在唇槍舌劍的辯論中，才產生并發展出對西方文化傳統形成經久不衰影響的辯證法精神！

然而，哲學上的關注和實踐中的參與畢竟是兩回事．當我成為１９９３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復旦代表隊的領隊和教練；當我擱下正在研究的數個科研項目，全身心地卷入辯論隊隊員的選拔、訓練，并帶領他們赴新加坡參加辯論會后，我才真正體會到辯論中的種種酸甜苦辣，在華麗動人的辯論詞背后，發現了準備辯論必然會付出的艱辛的勞動． 換言之，我在實踐中獲得了一些辯論經驗，雖然是一孔之見，也未經過認真的提煉和總結，但對類似的辯論說來，或許會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可能是出于專業的限制吧，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力圖從哲學上來理解并闡明這些實證的經驗，于是便有了這篇文章．下面，讓我們逐一討論在辯論中必然會遭遇到的這十大關系．

人格形象與辯論員形象的關系

由雙方各組織四名隊員，確定題目進行辯論，無疑地具有游戲的性質．道理是明擺著的：雙方都不是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辯論，他們只是給聽眾這樣一種感覺，即他們都在為真理而辯論，實際上，雙方的立場都是由抽簽決定的．比如，“金錢是萬能的”這樣的辯題，不管哪一個隊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為它辯護，哪怕每個隊員都不認為金錢是萬能的，也不得不維護這一辯題．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斯多葛派哲學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給我一個學說，我將為它找到論證．”所以，在辯論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堅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能夠表現出高超的辯論技巧，尤其當一個辯論隊抽到很不利于立論和發揮的辯題方向時，它的隊員不得不采用種種詭辯的手法進行辯論．因此，作為比賽的辯論和歷史上已發生的、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辯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正因為這種差別，不少人把參加辯論比賽僅僅看作是一種游戲．

既肯定辯論比賽從根本上具有游戲的性質，又反對人們僅僅把它看作一種游戲，這是否是一種邏輯矛盾呢？不，一點也不．這是因為，辯論比賽不光是一種智力上的游戲，從更深沉的思想層面上來看，也是辯論隊與辯論隊之間的文化交流；辯論隊員在辯論過程中顯示出來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辯論技巧，更應該是他的光采奪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種蘊涵于辯論之中，但又超越于辯論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東西，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東西．

無論是訓練的實踐，還是這次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華語辯論的實踐都告訴我們，如果以”玩辯論”的態度來對待辯論，難免會“走火入魔”，最后成為辯論的輸家．

首先，“玩辯論”必然導致對對方人格的蔑視乃至否定．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須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辯論”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對方都僅僅理解為辯論員而不是理解為獨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辯論中說出一些有辱對方人格的話來．在這次新加坡辯論中有一個辯題是：“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辯論的雙方是香港大學隊（正方）和臺灣大學隊（反方）．在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臺大隊指責對方關于“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觀點是像哈巴狗一樣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趨；港大隊在反駁中說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這樣的句子，雖然孔子在《論語》中也有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說法，但不管如何，在辯論中出現“哈巴狗”、“好色”這樣的詞，而且明顯地是指向對方的，總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對方的表現．

其次，“玩辯論”必然會導致在辯論中的胡攪蠻纏．如前所述，由于辯題的限制，在辯論中進行某種詭辯是難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但如果辯題要你證明“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詭辯的手法進行論證，但這樣的詭辯不等于胡攪蠻纏，后者的涵義是：當一方把問題闡述得清清楚楚時，另一方仍然聽而不聞，繼續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對方的身上．在臺大隊與我隊辯論人性問題時就出現過這種情況．我方已再三闡明：“惡”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然而臺大隊卻硬說我們的觀點是把惡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來．他們先是制造了一輛“風車”，然后就像唐·吉訶德一樣拚命地與這輛“風車”作戰，這樣的胡攪蠻纏在高水平的評委面前，不但不會得逞，反而會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辯論”必然會導致辯詞的庸俗化、貧乏化，使之失去理論上和知識上的豐富內涵．凡是把辯論看作是技巧游戲的人都不會花力氣認真地去閱讀有關資料，認真地從理論上去解剖分析辯題，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實例和趣味低劣的噱頭進行辯論，甚至以

感情取代理論，故作姿態地煽動聽眾的同情心．偶爾，這種低劣的辯論手法也會得逞于一時，但從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誤區，如不幡然醒悟，必將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們的觀點，辯論隊員猶如一棵樹，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樹干的話，他的辯論技巧不過是枝葉．只有根深才能葉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辯論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在訓練隊員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如下的原則：先學會做人，然后才學會做辯論員；先學會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學會遵守辯論的規則．這里的“先”不是時間在先的“先”，而是邏輯在先的“先”．也就是說，不論是在臺上還是在臺下，不論是在何時何地參加何種辯論賽，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決條件或絕對命令．

在訓練中，當有的隊員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實例和語句時，我們就馬上進行糾正，我們甚至不允許隊員指責對方“篡改辯題”，覺得“篡改”這個詞用得太重，有損對方的人格，我們主張用“改變”這個中性詞，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也只能用“偷換命題”的說法；我們也不允許隊員用“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這樣的說法去批評對方；在新加坡參賽的過程中，隊員們在臺上臺下都顯得彬彬有禮，不失大家風范，給聽眾和評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輪比賽獲勝，我們都告誡隊員不要驕傲，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其他參賽隊的隊員．

在平時的許多生活瑣事上，我們也努力要求隊員們尊重他人，學會做人．

賽事結束后，好幾位隊員都有這樣的體會，即在選拔、訓練和整個參賽的過程中，不光學會了如何辯論，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如何做人，而后面這一點是終生享用不盡的．所以，辯論比賽雖然具有游戲的性質，但是我們卻不能用純然游戲的態度去對待它，只有確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有魅力的辯論員．

自我表現與聽眾接受的關系

我很同意王滬寧教授打過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辯論好比是捧在兩只手中間的一汪水，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出色，水是不會漏掉的；反之，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差的話，捧在手中的水就一點點漏掉了．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每個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關系到辯論的勝負．

那么，一個辯論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眾所周知，在辯論過程中，在臺上表現的是雙方八個隊員，而在臺下觀看的則是評委和聽眾，評委當然也是聽眾，但是特殊的聽眾，他們的評分將決定對壘的哪個辯論隊取勝．評委主要根據雙方隊員的表現，如立論是否嚴密，陳述是否條理清楚，語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態是否大方、瀟灑等來打

分；但事實上，評委在對辯論氣氛和雙方隊員表現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聽眾情緒的影響．聽眾好比“無冕的評委”，他們雖然無權給隊員打分，但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在一定范圍內左右評委的打分．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隊員的自我表現是否出色，并不依據于他自己的感覺，而是依據于評委和聽眾是否接受并認可了他的表現．正如人們不會根據某個人發表的宣言去評價這個人一樣，評委也不會根據辯論隊員自己的感覺去評價他們．

當然，在理論上認識到這一點并不是很困難，但要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在一個辯論經驗尚不豐富的隊員身上，最易見到的是以下兩種沖動：一是自我表現的沖動．

隊員在上場前已經準備好一套辯詞，他上場后的第一個愿望就是把辯詞統統傾倒出來，特別是對辯詞中他自認為是比較精彩的部分，總是希望能在場上說出來．打個比方，這種心情就像一輛裝滿了黃沙的翻斗車，一開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車上的黃沙全部卸下來，卸完之后，十分輕松，便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不妨把這種心理稱之為“自我表現中心主義”；二是說服對方的沖動．既然是辯論，每個隊員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試圖說服對方的意向．殊不知，對方隊員是不可說服的，他們既然來辯論，就一定會把自己的觀點堅持到底，即使他們的觀點已陷入矛盾之中，也會千方百計地進行辯護，甚至進行詭辯．所以，在辯論過程中雖然對對方的基本立論要進行有力的打擊，但要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立論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把這種沖動稱之為“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無論是“自我表現中心主義”還是“說服對方中心主義”，其共同的錯誤都是以自己在辯論中的主觀意向去取代評委和聽眾的評價意向，這常常會導致場上的失誤．

這兩種中心主義有點類似于托勒密和亞里士多德的“地心說”，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評委和聽眾看作是圍繞自己旋轉的行星，事實上，我們應當像哥白尼的“日心說”一樣把這種關系完全顛倒過來，即放棄“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確立“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新思路．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十分注重引導隊員們完成這一觀念上的“哥白尼轉變”，從自我表現的立足點轉向評委和聽眾接受的立足點，從我想說什么轉向評委和聽眾希望我說什么．”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解構既能使隊員們迅速適應場上的氣氛，對自己的陳詞作出切合評委和聽眾理論取向的改變，又能達到相互之間的密切配合，使團隊精神達到最佳的發揮．

在與臺灣大學隊的決賽中，我方的立論是“人性本惡”．在國內準備這一辯題時，我們已撰寫了陳述詞的初稿．這一初稿主要從我方立論的主觀意向出發，片面地強調人性中的惡根，比如，在分析歷史中的惡行時，辯詞中有這樣的話：“縱觀歷史，又有哪一頁是用玫瑰色寫成的？”辯詞初稿給人的印象是，我們對人性本惡的論證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團，有一種強烈的悲觀主義情調，這顯然不利于聽眾和評委的接受．在新加坡決賽的前一天，我們擬出了“人性本惡”辯詞的第二稿，這一稿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過教化可

以后天地向善的內容，雖然沖淡了初稿的悲觀主義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人性本惡的主題反倒顯得語焉不詳了，這當然也不利于評委和聽眾的接受．最后，從評委和聽眾的最廣泛的接受性出發，我們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辯題分成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是事實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事實，講真理，理直氣壯地把人性本惡闡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二是價值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價值，講理想，大聲疾呼要通過好的教化來使人性向善的方向發展．把這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突出了人性本惡這一鮮明的主題，又表達了我方抑惡揚善的主張，從而使評委和聽眾覺得，我方的立論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臺大隊在立論時，只是一味地頌揚孟子的人性本善說，對荀子的人性本惡說則予以簡單的否定，這就使評委在接受他們的立論時，心理上產生了阻撓．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擺脫“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影響，確立“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視角，乃是辯論取勝的重要前提．

知己與知彼的關系確立了“評委和聽眾中心主義”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開對方，我行我素．辯論不同于唱歌之類純表演藝術，它畢竟是兩個隊的對壘，要是在場上回答不出對方提出的問題，在理論水平和氣勢上壓不住對方，怎能贏得辯論的勝利？如前所述，要說服對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對方理屈詞窮，明顯地處于劣勢卻是可能的．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軍事上是如此，辯論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辯論前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先說“知己”．這里的“己”當然不僅是指每個辯手自己，而且是指整個辯論隊本身．毋庸諱言，每個隊員都弄清楚自己在辯論過程中說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個隊員作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辯論隊之“大我”之中，是對“大我”的一切意圖都了如指掌；同時，每個“小我”對其他“小我”的意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為了達到“知己”這一境界，我們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訓練．一是角色流動和定位訓練．四個辯手就是四個不同的角色，從理論上看，一、二、三、四辯要起到起、承、轉、合的作用；但從實踐上看，當四個隊員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要馬上確定哪個隊員充當哪個角色顯然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讓每個隊員都有機會去充當一、二、三、四辯手，“角色流動”有一個好處，即讓每個隊員對一、二、三、四辯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體驗．在“流動”的基礎上再來“角色定位”，已定下來的角色（如第二辯手）就不光知道自己這一“小我”，而且對第一、三、四辯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這樣，相互配合也就比較容易了，而每個辯手在有利于自己擔當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辯論技巧和才華表現出來．

二是整體配合訓練．這里說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第一，對辯題的基本概念獲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惡”五個，每個辯手對每個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都應有確定的、一致的認識；第二，對辯題立論和

思想境界的一致認識，如“人性本惡”的立論是：人性先天地、與生俱來地是惡的；思想境界則是：人性本惡是一個事實，但我們并不鼓勵惡，我們主張抑惡揚善；第三，對自由辯論中的主要戰場的一致認識：如我們設計哪幾個戰場？這些戰場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辯手開辟哪個戰場？等等．為了使隊員們做到透徹地“知己”，每次辯論前，我們都要求每個隊員把我方立論、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義、自由辯論的戰場等獨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處，馬上進行糾正．由于每個隊員對我隊在辯論中的總體意圖都有明確的、一致的認識，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團隊精神發揮得比較好，隊員們在場上能做到“心有靈犀一點通”．比如，在與臺大隊辯論“人性本善”時，臺大一辯引證了一段康德的語錄，這段語錄對康德的人性理論作了斷章取義的理解．我方二辯和三辯幾乎同時把自己做下的關于康德人性理論的另一段語錄卡片遞給我方一辯，供其反駁時使用．更有趣的是，為了論證“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熟讀金庸小說的我方二辯引證了《天龍八部》中的“四大惡人”，而這一點，未能赴新加坡辯論的一名候補隊員居然也想到了．可見，由于我們在“知己”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四個隊員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只要聽到一位辯手說什么，就馬上知道他（她）的意圖和下文是什么了．”

總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說來，訓練有素的隊伍在這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剛組成的隊伍則明顯地比較差，有的隊員只關心自己的陳詞，對其他辯手的陳詞漠不關心，他們在陳詞中出了錯也不馬上去彌補，這就很容易給對方隊抓住矛盾，各個擊破．當然，光是“知己”還是不夠的，還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勝之道．如果只對自己的情況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對對方的情況則一無所知，漆黑一團，那對方只要提出一個新概念，使出一個新招，我方就會招架不住．

在場上最忌諱、最令人難堪的情況是：對方提出的問題、概念或資料，我方壓根兒沒有考慮過．碰到這樣的情況，不僅失分，而且會失大分．

與“知己”一樣，“知彼”的難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要了解：對方可能采用怎樣的思路來立論？如我們和劍橋大學隊辯的題目是：“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劍橋隊是正方，我們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條不同的思路來立論．第一條思路是”欲望理性說”．這條思路認定，在前溫飽階段，支配人類相互關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說，欲望壓倒了理性，所以在這樣的階段不可能談道德；等到溫飽實現了，基本的生存問題解決了，這時談道德才變得可能，因為在這一階段，人的理性已壓倒欲望，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道德作為自覺的理性意識才可能真正地確立起來．這一條思路的前提是：當人們為生計所迫而謀求溫飽時，談道德是不現實的；其弱點是：在前溫飽階段，如果欲望支配著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話，恐怕連人類社會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溫飽狀態的來臨．第二條思路是“道德認同論”．這條思路主張，在前溫飽狀態，每個人面對的直接問題是生存問題，當時不可能形成具有整體社會性的道德學說，于是，談道德也無從談起．達到溫飽狀態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出現了分工，這時，才可能出現真正的道德學說和觀念，在這種情況下，談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學說是在溫飽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點是：“談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統的道德學說，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道德”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并發展起來的，但作為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觀念，卻是人類一誕生就已有了的．把這一點澄清，對方的立論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條思路是“習慣——人格——道德論”．根據這一思路，道德是主體的自覺意識，在普遍的獨立人格形成之前，換言之，在獨立的主體確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溫飽階段，維系人際關系的是外在的風俗習慣，因而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只有在達到溫飽，確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談．這一思路的前提是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其弱點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種比較高級的道德學說（如受主體良心制約的康德的道德學說）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實，道德同時也是受外在社會輿論制約的，所以，雖然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卻包含種種道德觀念，所以在前溫飽狀態我們仍然可以談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設想了對方可能采取的三條思路，因而在辯論過程中能夠從容應對，不為對方所亂．“知彼”還不止于了解對方的基本思路，還要了解對方對辯題基本概念的認識．在“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的辯題中，涉及到“溫飽”、“談”、“道德”、“必要條件”這些基本概念，出于論題的需要，對方會把“溫飽”的概念無限擴大，特別是把“溫飽”和“生存”等同起來，而我方則要確定“貧困”（相當于“生存”）、“溫飽”、“富裕”三大生活狀態，盡量把“溫飽”限制在確定的意義上；同時，對方又必然會把“道德”的概念無限窄化，從而為“談道德”設置種種障礙，而我方的目的則是把“道德”概念盡量寬泛化，從而為我方之立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談道德創造條件．

最后，“知彼”還要分析清楚對方在自由辯論中可能采用的戰術．第一，“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比較接近于唯物主義和經驗論的立場，對方可能用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來駁難我們，于是，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主要是肯定馬克思也強調道德對經濟狀況的反作用；第二，對方力圖把辯論納入到“溫飽”的前提下，我方則竭力把討論擴大到“前溫飽”和“走向溫飽”狀態，從而擴大自由辯論的空間；第三，對方可能引入“禁忌”、“風俗習慣”、“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權”、“倫理”等新概念，與“道德”對應起來，而我方則要強調，所有這些概念都蘊涵道德，談這些東西，也就是談道德．

我們還全面地分析了劍橋隊隊員的年齡和知識結構．他們的年齡總和比我方大２２歲，因而擅長說理，但說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辯論的時間早早用完；另外，年齡大了，學歷高了，相互之間又不易統一，相互之間會出現矛盾，反應也不一定會很敏銳．鐘對這些情況，我們采用了相應的戰術，比賽的結果自然是比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只有對雙方的情況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確立獲勝的信心．

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的關系

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種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出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識結構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幾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１．本學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３．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種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與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發展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與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

一些專家講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準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現在，可調動的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機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聽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準確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據各個隊員知識結構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懷著感激之情．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種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出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識結構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幾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１．本學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３．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種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與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發展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與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一些專家講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準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現在，可調動的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機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聽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準確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據各個隊員知識結構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懷著感激之情． 另外，在國際大專辯論賽的辯題下來后，我們還請一些專家進行“會診”，進一步強化了專題知識，從而在辯論中能達到引經據典、揮灑自如的境界，獲得評委和聽眾的一致好評．

知識積累是重要的，但不講究辯論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許適用于作學術報告，但卻不適用于辯論．劍橋隊之所以負于復旦隊，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知識積累上，而是出在辯論技巧上．尤其在辯題上不利于某一方時，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對方一籌，是很難取勝的．在辯論技巧上，我們以為，以下幾點是比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的要害是：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種技巧是必

要的．比如，當對方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機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一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不好的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勝，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與劍橋隊辯論時，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種見解顯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機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一辯起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后來在我方的凌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這就是與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３．“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

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么？”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為不致于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一辯站起來亂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于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４．“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截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調要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這樣一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氣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這一戰術之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我方立論中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技巧．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關系

在辯論中，邏輯思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維顯得嚴謹、條理，使立論變得牢不可破．但邏輯思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語言變得枯燥、抽象，如果沒有另一種思維——形象思維緊密配合的話，場上的氣氛就會顯得過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就說過，我在黑格爾的《邏輯學》面前顫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顫抖一樣．只有在辯論中融入形象思維，整個辯論過程才會充滿活力，辯論賽也會真正地具有觀賞價值．

先來看邏輯思維．這種思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須運用邏輯思維透徹地分析辯題，明了辯論雙方的真實的邏輯地位和邏輯困難．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正方）和“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

（反方）的辯題在邏輯上都把“醫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割裂開來，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擊對方的這種邏輯上的割裂，因為對方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指責我們．又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中的“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含義是“無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這一辯題中的邏輯困境顯要證明：沒有溫飽就絕對不能談道德．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人們在不溫飽的狀態下也能談道德，正方在邏輯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雙方在辯題上的邏輯關系是確定對方立論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達上必須講究邏輯層次．許多辯論新手在剛上場時，觀點的條理和層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幾層意思混在一起說，評委和聽眾聽了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重視邏輯層次，每個辯手的陳述稿都應層次分明，第一點講什么，第二點講什么，第三點講什么，條分縷析，清清楚楚；同時，四位辯手的陳詞在總體上也應體現邏輯層次，如一辯從理論上闡明立論，二辯從歷史上闡明立論，三辯從現實上闡明立論，四辯總結陳詞，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四個人的陳詞合在一起，猶如一篇文章，給人以氣勢宏大、錯落有致的印象．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來分析，他們常常有一種惰性心理，即希望辯手把問題的層次闡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氣去整理、歸類．所以，辯手們的表達愈是井井有條，就愈是容易為評委和聽眾所接受．

第三，必須善于進行歸納．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見解，一說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領的話，他在辯論中是很難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樣地，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迅速地歸納對方的見解，他常常會在辯論中隨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邏輯上善于歸納的人，才會在辯論中緊緊抓住對方的要害，有針對性地打擊對方，使對方真正陷入被動的局面．必須補充的是，對于第四辯手來說，歸納法具有更突出的意義，因為他不僅要迅速地歸納出對方四位辯手的基本見解，予以總體上的駁斥，而且要迅速地歸納出本方的基本見解，清清楚楚地陳述出來，從而贏得評委和聽眾對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當地使用歸謬法．所謂歸謬法就是沿著對方的邏輯把其觀點推向極端，使其荒謬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予以否定．比如“經濟發展了，文化才能繁榮”這個命題建立了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之間的簡單的邏輯聯系，如果我們對這種簡單的、線性的邏輯關系進行歸謬的話，就可以說，“按照對方的邏輯，只要把經濟抓好了，即使沒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會自然而然地繁榮起來，這豈不是把經濟和文化等同起來了嗎？”也可以說，“根據對方的邏輯，凡是經濟不發展的國家，文化一定是不會繁榮的，哪又怎么解釋古希臘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經濟和制度走向衰退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雖然在經濟上比較落后，在哲學文化上卻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對方的邏輯錯誤本來是不明顯的，使用了歸謬法，就使其錯誤明明白白地擺在評委和聽眾面前，從而能幫助他們迅速地判明對方的邏輯弱點．當然，歸謬法的使用要注意適度

性，如果用得過多過密，反而會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比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悉尼隊有這樣一個邏輯，既然稱艾滋病為病，它當然是醫學問題．我方馬上對這一邏輯進行歸謬：“政治病、社會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醫學問題呢？”這種方式的歸謬只要點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則過猶不及，適得其反．

在分析了邏輯思維的一些主要表現形式后，下面，我們再來看形象思維的問題．形象思維注重的是用具體的東西去打動評委和聽眾，其主要表現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類比取代抽象的說理．在與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題目時，我方必然要指責對方把艾滋病這么大的問題局限在醫學問題的小范圍內，如何形象地表達我方的見解呢？我們采用了夸張地加以類比的表達手法，比如，“請對方辯友不要讓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種不下參天大樹的”等等，使聽眾和評委形象地感受到對方的理論錯誤．

第二，用具體的數據取代經院哲學式的說教．在辯論中，準確無誤的數據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了說明艾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列舉了以下的數據：到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達１４００萬，患者達２５０萬，到２０００年，感染者將達５０００萬—１億，患者將達１４００萬．不用更多地說理，這些天文數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為當今世界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能用數字說明的地方要盡可能用數字，因為數字只要準確是無法駁斥，也是無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動的事例取代煩瑣的論證．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準確無誤的事實和數據一樣，在辯論中是最有力的東西．比如，在論述“人性本惡”的辯題時，我方舉了不少例子來闡明這一點，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路易十五則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歷史和現實中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謀殺、搶劫、綁架、欺詐、偽善等等．難道不都是“人性本惡”的表現形式嗎？生動的事例不僅使我方的立論顯得豐滿和充實，而且也易于為評委和聽眾欣賞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語言取代貧乏枯燥的陳述．在辯論中語言運用的優美與否，是評委打分的主要依據之一．在我隊的辯論經驗中，對語言優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比如，為了駁斥劍橋隊的“溫飽決定論”，我方三辯對裴多菲的詩作了如下的改動：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溫飽故，兩者皆可拋．

這一幽默的駁斥在場上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我方三辯又幽默地說：“如果哪個人給艾滋病'愛’上的話，恐怕會'此恨綿綿無絕期’吧！”，在批評對

方把艾滋病局限于醫學領域，必然會延誤治療，從而給全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時，我方三辯又機智地引證了柳宗元的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從而生動地刻畫出對方在理論上孤立無援的窘態，為我方贏得了長時間的笑聲和掌聲．

語言之幽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語言之詩化上，也表現在機智的應對上．在辯論“溫飽”問題時，劍橋隊的第四辯手一口氣向我方提出了三個問題，可是，他在講話中錯誤地稱李光耀為新加坡的“總統”，我方第四辯手站起來，立即指出了他的這一常識性的錯誤，引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把嚴謹的邏輯思維與生動的形象思維結合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訓練中，我們既設置了對辯題進行嚴密的邏輯分析的項目，又設置了形象地表達思想的項目，從而使隊員們善于把這兩種對立的思維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整個辯詞顯得嚴謹而又生動，條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從而得到了評委和聽眾的高度評價．

預定陳述與臨場應對的關系

辯論中的全部臺詞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預先準備好的陳述詞，可以說是“死的東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在陳述前和自由辯論中靈活應對的東西，可以說是“活的東西”，辯論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就是要把這兩部分東西有機地結合起來．

我們知道，一、二、三、四辯手發言的時間分別是３、３、３、４分鐘，自由辯論單方累計４分鐘，單方共有發言時間１７分鐘，假設一、二、三、四辯手分別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鐘用于臨場辯護和駁斥，加上自由辯論的４分鐘，共有靈活應對的時間約６．５分鐘，占總發言時間的３８％左右．換言之，從時間上劃分，１７分鐘中有１０．５分鐘是陳述“死的東西”，而６．５分鐘則陳述“活的東西”．這兩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辯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先來看預定的陳述．這部分內容是在辯論前已準備好的、隊員已熟讀乃至背誦出來的東西．我們對這部分內容的要求是：在集體討論、明確總體思路的情況下分頭寫出來，務

求立論鮮明、說理透徹、語言形象、境界不俗．這部分內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應在反復斟酌辯題的基礎上，在反復權衡各種思路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因此，在辯論過程中，不管對方的論點和論據出現什么變化，也不管對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問題，我們都要求，辯論隊員無權擅自改動其中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臨場組織起來的語言如何好，在邏輯嚴密性、語言的條理性和華美性上都不可能超過已經形成稿子的、精心準備的東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隊員有權在場上擅自改動已準備好的陳述詞，弄得不好就會把整個辯論隊的思路、立論和底線都搞亂，后果不堪設想．

當然，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陳述詞并不是教練的“硬性命令”，而是辯論隊員自己已接受的東西．如果教練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隊員，隊員上場后的表現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為他們有心理障礙，他們講的不是他們所想的，這就難免出岔子．所以，在準備陳述詞時，隊員們的任何一個疑問都應得到回答和解釋，要鼓勵他們提出各種顧慮，竭盡全力予以解決．總之，一句話，要使陳述詞成為每個隊員自己的東西．這樣，他們在場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會擅自去改變陳述詞．當精心準備的陳述詞能完整無遺地表達出來的時候，它遠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動評委和聽眾的心．

再來看靈活的應對．如前所述，辯論的任何一方可靈活支配的時間是６．５分鐘左右．這一時間是短暫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雙方的激烈交鋒就發生在這一段時間里．靈活應對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辯論的勝負．從評委和聽眾的接受心理看，這部分“活的東西”具有更大的觀賞價值，因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機智的應變能力的集中體現．乍看起來，這部分內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實，是有規律可尋的．一個人的知識面愈是寬廣，可供調動的事實和素材愈是豐富，他對某個辯題的準備愈是充分，對可能出現的各種交鋒想得愈是深入，臨場應變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語愈能驚人．

對靈活應對的東西，我們的要求是：第一，準確性．即用于臨場應對的語言、事實、數據、典故必須準確無誤，不能出半點差錯．一個人名的偏差、一句話的口誤、一個典故或引證的差錯、一個數據的不實，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窮追不舍的話，就有可能把我方擊敗．第二，針對性．即必須重點攻擊對方陳述中的基本概念、問題和觀點．對方辯手在陳述中也許會出現許多問題，有不少“小辮子”可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駁斥，一是會影響陳述的時間，使已經準備好的陳述詞無法完整地說出來；二是多中心等于無中心，抓的問題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與主題無關的細枝末節上去了，結果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那就太慘了．因此，強調針對性，就是要使我們的隊員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削除枝蔓，著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包括對我方立論有根本威脅的問題）實施堅決的打擊．第三，效果性．凡是靈活應對的內容，尤其要注意場上的效果．如果出語不驚人，即不可能構成對對方立論的有力打擊和對我方立論的有效維護，那就應當換一個角度進行進攻，千萬不可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說一些沒有效果的廢話．舉例來講，在與劍橋隊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在短短４分鐘自由辯論中引經據典，出語幽默，竟贏得了１５次掌聲和笑聲，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陳述和自由應對的時間比例是容易的，困難的是在辯論過程中真正地使兩者水乳交融，換言之，是把握好兩者關系的“度”的問題．有的辯論隊偏重于陳述詞而對靈活應對部分缺乏認真的準備，在場上會給人留下過于呆板、僵硬的感覺；也有的辯論隊過于重視靈活應對部分而輕視陳述詞，給人的感覺是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和深度，且有支離破碎的感覺．顯然，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只有同時重視兩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才能在辯論中立于不敗之地．

正與奇的關系

《孫子兵法》強調在軍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要兵不厭詐，這里涉及的正是“正”與“奇”的關系問題．拿破侖用兵如神，被他打敗的將領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規律，實際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規律，而是用兵已達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勝．在辯論中，也涉及到“正”與“奇”的關系．

所謂“正”，也就是對立論、自由辯論的設計都合乎常規；所謂“奇”就是在整個設計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東西，往往使對方在辯論中措手不及，從而陷入被動的局面．在辯論中應當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果只講“正”而不求“奇”，會給人以呆板的感覺；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確的方向，也會“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們的看法是：辯論應以“正”為基礎，應從大處著眼，作充分的準備，然后在可能的條件下，即在不損害立論，不嘩眾取寵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達方式，以有效地打擊對方．

比如，就“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來說，當然重點是討論“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根據對方的設想，我方在立論中將會割裂“溫飽”與“談道德”的關系，可是，我方的立論卻有出奇不意之處．我方并不否認溫飽了可以談道德，我方否認的僅僅是把談道德局限在溫飽條件下的觀點．另外，道德不光與人們的經濟情況有關，它的部分內容（如性道德）與人們之間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關．即使在非溫飽的狀態下，只要人們之間存在性關系，就會有相應的性道德．這是我們原來在設計自由辯論時準備的一只“殺手锏”，后來由于時間關系在場上沒能打出來．如果打出來的話，對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辯論中，我方準備了一個出奇不意的問題：“艾滋病的發生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醫學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模棱兩可，對方很難回答．如果對方回答是社會出了問題，那我們就說艾滋病是社會問題；如果對方回答是醫學出了問題，那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責問對方：同性戀、吸毒等都是醫學問題嗎？我

們還準備了另一個十分刁鉆的問題：“如果一位老太太給一輛車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個人把她救了起來，那么，這個事故的責任應該由哪個人來負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傷了，當然要通過醫學手段給她治療，但事情的起因卻在社會上，應是社會交通事故，即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辯論中突然提出來，對方要馬上理清思路，進行回答是困難的；如果貿然回答，則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動．

再如，在“人性本惡”的辯題中，我方估計對方為了針鋒相對地強調人性中的善根，肯定會提到“人與動物相區別”的問題，因為常人，包括我們的好多理論家在內，也常常會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中蘊涵的邏輯錯誤是：人和動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動物是人的種概念，而人則是動物中的一類，盡管是最高級的一種，但歸根到底，人仍然是動物．不管我們給人下怎樣的定義，如“政治動物”、“社會動物”、“制造工具的動物”等等，這些定義的最后兩個字總是動物．由此可見，“人與動物相區別”這個提法就是錯誤的，因為它在邏輯上否認了人是動物．正確的提法應是，“人與人以外的動物相區別”．如果抓住這一問題，出奇不意地攻擊對方的話，這對我們將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辯論中，對方果然提到了這一問題，遺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時抓住這一問題，予以展開．這是應當加以總結的重要經驗．

綜上所述，在辯論中把“正”和“奇”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場辯論中都要準備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問題，才能在心理上震懾對方，并乘機突破對方的防線，長驅直入，戰而勝之． 當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進行分析時，都會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導致人口的老齡化”這一辯題，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齡化”、“必然”、”導致”這些概念．在通常的辯論準備中，人們總是通過查閱詞典的辦法試圖給這些概念下定義．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因為下定義的方法，即規范的方法，常常會出現漏洞，從而被對方抓住．如“老齡化”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齡”，六十歲以上，還是七十歲以上，這是很模糊的問題；而“老齡化”到底是指人口總數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總之，我們在平時的談話中提到各種概念時，它們的含義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對它作具體的分析，特別是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變得十分困難了．比如，當一個古希臘人把人定義為“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時，另一個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雞扔在他的面前，問他這是不是人，他無言以對．

可見，在辯論中，熱衷于給一個個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辯論隊中，第一辯手的任務就是給辯題中出現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確的定義．這樣做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要辯論總得先澄明概念的涵義，然而，規定同時也就是否定，規范概念的結果常常為對方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中國人有句古話叫“水清無魚”，把辯題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沒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實，第一辯手的任務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他（她）的任務應是雙重的，即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在這種情況下，不

對概念下定義，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顯得很重要．所謂“描述”，也就是不進行概括和規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質涵義，只是從現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復的描述．

比如“溫飽”這個概念，聽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義卻很困難．如果我把它定義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我：“你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體、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還是８０％？”對這些問題，假如我繼續回答，就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只要我們不采取規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會產生了．什么是溫飽？我們的回答是：“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回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以后的辯論過程中，當我們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我們就顯得比較靈活、自由，不至于給對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孔子的學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

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

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治階級欲望的無節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

總之，要準確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

收斂與發散的關系

在辯論中常常會發生兩種極端化的現象．一種現象是，拘泥于辯論內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氣．比如，“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知識進行辯論，那聽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種現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離譜，評委和聽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價值的．

要避免這兩種現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斂性思維方式和發散性思維方式的關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問題或與主題無關的問題上去；所謂“發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離開枯燥晦澀的專業語言，擴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異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視界，給聽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種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于第一種，可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于第二種，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只有把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汪洋恣肆；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氣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蕩氣的史詩，令辯者意氣風發，令評委和聽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辯證地結合起來的境界．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２０分鐘時間內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問題上．這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

扣住主要問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極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聯想和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結合起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機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當然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鉆的問題：“如果醫學能治好艾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與“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種發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方強調艾滋病毒是在醫院里發現的，因而只能是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院里發現的東西都是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在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成了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與“艾滋病”也是毫無關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進行性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鉆，但我方三辯運用發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兒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聽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兒”發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對方張口結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萬變，萬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散性思維中保持必要的張力．

于是，我們確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合”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適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聽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確定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與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一般說來，自由辯論表現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種“流動的整體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而在這一藝術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站起來發言，把問題重新撿回到主題上來：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

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而會產生一種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勝這種誘惑，緊緊地抓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定的軌道中去．

光確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散者”．“發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發言似乎常常游離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論．“發散者”最好由處在“轉”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識面寬，聯想能力豐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刁鉆之論．

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在場上常常表現得十分活潑，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在聽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應對．“發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來辯論，離開主題來發散，“流動的整體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正如在科學研究中一樣，在辯論中，保持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之間的“必要的張力”也是至關重要的．

辯論運思與哲學運思的關系

眾所周知，辯論運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達的嚴密性、一貫性和明晰性，辯論語言常要求能體現出巨大的邏輯力量，猶如章魚之足把對手、評委和聽眾緊緊地抓住，使他們乖乖地跟著辯手的思想走．而哲學運思則不同，特別當它達到思辨的境界時，它追求的是一種差異或對立的溝通和融合，常常會體現出辯論運思所達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評委和聽眾產生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即他們不僅在聽辯論，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種新的感召．如果說，辯論運思旨在取勝，因而是一種求器的意識的話，那末哲學運思則旨在展示一種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識．

當然，要是在辯論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學運思中，這樣的辯論是很難吸引普通的聽眾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學運思，這樣的辯論也會顯得索然無味．哲學運思不僅能體現思想的深度，顯示思維的偉力，也能幫助辯論運思更透徹地分析并領會辯題．我們不妨把見之于辯論運思中的哲學運思稱作為“辯論中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主要表現在以下關系上．我們先來看辯論雙方的辯證關系：

１．正方與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場確定的辯論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確定的．一般說來，正方是在明處，辯題已經規定好了，其任務是對辯題本身進行論證，而反方的見解又不得而知，很難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所以，正方一般說來比較被動．反之，反方在暗處，其立論不易為正方所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這一辯題，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論的話，至少有以下三條思路：第一，人性本惡；第二，人性有善有惡；第三，人性無善無惡．因而反方的立場是很難捉摸的，而正方立論在明處，反方可給他有力的進攻．所以，在辯論過程中，反方的主動性常常是比較強的．但反方也有弱點，由于受到進攻正方的“誘惑”，對自己的立論的嚴密性常常缺乏縝密的思考，一旦正方反守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用辯證的目光來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較易產生防守心理，為了克服這種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對方看作是“正方”，這樣就能強化進攻心理，不滿足于單純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進攻心理的支配下，較易忽略防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設想自己是“正方”，對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識就增強了．

總之，從哲學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不能把它們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對方的心理優勢集中起來，以便牢牢地把握辯論的主動權．

２．強隊與弱隊

①從本屆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辯題反方也被明確規定，這樣一來，反方原來的優勢不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辯論中正方先發言，而四辯總結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立場顯示出愈來愈多的優勢．

一個辯論隊是強隊還是弱隊，是比較容易判別的，這從隊員的素質和他們在場上的表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一般說來，碰到強隊，人們既會產生害怕心理，又會扎扎實實地去準備，務求在比賽中得到較好的成績；反之，如果碰到弱隊的話，人們常常掉以輕心，準備也不會很認真，因而常會發生“陰溝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辯論中碰到強隊未必是壞事，碰到弱隊則未必是好事，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

在新加坡辯論中，當我們在初賽中遇到劍橋隊這一強勁的對手時，一方面，我們扎扎實實地做好準備工作，嚴陣以待；另一方面，我們又深入地分析了該隊的弱點，如年齡大，反應不快，學歷高，觀點不易統一等，使隊員們看到他們“強”中有“弱”，因而確立了必勝的信念．在半決賽中遭遇到的悉尼隊可以說是比較弱的，但只看到對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會松懈下來，這是很危險的．于是，我們及時地給隊員分析了悉尼隊的優點，如一、四辯手陳詞懇切，有很大感染力，辯題也有利于他們立論．這樣一分析，隊員們認識到，悉尼隊既是“弱隊”，又是“強隊”，決不可大意失荊州．

上述辯證的分析，使我們處在強隊面前“不餒”，處在弱隊面前“不驕”，從而在三場辯論中過關斬將，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３．辯護與反駁

在辯論雙方的關系中，辯護與反駁是一對基本的關系．我們在辯論中經常見到兩個極端：或是只講辯護，結果辯來辯去，戰場都在自己一方，對對方的立論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或是只講反駁，對對方提出的問題采取避而不答的態度，這也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這樣的印象，即反駁者從來不敢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至少是心理上膽怯的表現．

顯然，這兩種極端都是于辯論不利的．正確的做法是把辯護和反駁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兩者的關系中，辯護是基礎．當對方追問我們一些枝節問題時，我們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當對方對我們的基本立論提出疑問時，采取“繞著走”的方式卻是很失策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簡明扼要地回答對方的問題，立即進行自我辯護．辯護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澄

明我方的基本立場．這樣的辯護正是反駁的必要的階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辯護，反駁就會顯得強詞奪理，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辯護也就是反駁．當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辯護后，對方如果繼續糾纏不清，或對方提出的問題，我方在前面的陳述中早已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沒有必要重復地進行辯護，而是要迅速地轉移到反駁的層面上，把矛頭指向對方的基本立論和要害問題．

反駁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進攻性的，而進攻乃是辯論取勝之道．這就像踢足球一樣，光是防守的話，至多不過是對方進不了球，但球卻不可能滾進對方的球網中去，只有反駁和進攻，才有可能把“球”踢進對方的球網中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反駁是最有效的辯護．然而，從辯論的全局來看，既應當有辯護，也應當有反駁，兩者的結合才能顯出理論上的從容、嚴密和大度，也能顯出作風上的沉著、儒雅和寬容．

辯證關系．

１．可能與現實

在辯論中，常常會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辯題，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學和臺灣大學決賽的題目是：“和平共處是人類可能實現的理想”．這一辯題之要害是“可能”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臺大是反方．臺大舉了現實生活中許多關于戰爭、擴軍的例子來駁斥南大，其實，“現實”是無法駁倒“可能”的，因為可能的東西是尚不存在的東西，現實的東西是已經存在的東西，后者怎么能夠駁倒前者呢？比如，在飛機發明之前，人能飛到天上去僅僅只是一種可能．當時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人從未飛到天上去過．我們能用這樣的“現實”來否定飛機發明的可能性嗎？

這層邏輯關系對于臺大來說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時抓住這層關系，等到后來意識到時，已經太晚了．這就告訴我們，在分析辯題時，一定要搞明白，辯題所要論證的是可能性問題，還是現實性問題．如要論證現實性，大談可能性就沒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與必然

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必然性的命題，如“教授'下海’必然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時，我們一定要認清“必然”這一概念的涵義．所謂“必然”，也就是無條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學質量，就可把上述命

題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我只要舉出世界上某處存在著哪怕一只黑天鵝，這一命題就被攻破了．

這就告訴我們，面對著“必然性”的辯題時，作為反方，只要抓住一個偶然的實例，就足以在邏輯上摧毀正方．當然，如果在辯論前抽到了正方怎么辦呢？這就需要為這一“必然性”的命題設置一些條件，從而弱化其在邏輯功能上的極端性，但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詭辯手段才能做到；同時要大大強化正方立論在理論、事實層面上的說服力，以彌補這一邏輯上的弱點．

３．主流與支流

有許多辯論題目會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問題，如“衛星電視的發展利大于弊”（正方）和“衛星電視的發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這樣的一個辯題．不論是哪一方，總要把自己為之辯護的方面作為主流，把另一方則視為支流．對這層邏輯關系，在整個辯論的過程中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對這層關系，現實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說明．如在吃飯的整個過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爾發生的事情，是支流，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誕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帶出一些臟東西則是支流，能因為這些東西的存在就拒絕生小孩嗎？再如，交通發展了，便利了大家，這是主流，每年發生的交通事故則是支流，能因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車子都停開嗎？顯然不能．自覺地意識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就能對這類辯題應付自如．

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哲學運思在辯論中的作用．顯然，辯論運思還停留在形式邏輯的層面上，而哲學運思則超越形式邏輯，達到了辯證邏輯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觸微，充分顯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談的十大關系是我們在辯論中必定會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辯論中所有的問題都言窮了．辯論是一個活生生的、永遠開放的過程，辯論的經驗也可以在實踐中不斷地創造出來．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我想，辯論經驗和辯論實踐之間的關系也應該如此．也正如黑格爾在批判康德時說的，在岸上學游泳是學不會的，只有跳進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學會游泳．因此，對有志于辯論事業的青年人，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勸告：

大膽地走向辯論壇吧！

第四篇：辯論中技巧1

辯論中的反對抗技巧

論辯的過程是一個對抗與反對抗的過程，而對抗中又以例證對抗為常見。因此，本文想以例證對抗為例，談點反對抗技巧。

一、從構成對抗的例證本身尋找反對的突破口 95國際大專辯論會半決賽第二場中有這么一節辯詞： 正方：可是我們也知道香港“九七”就要回歸祖國，我們聽說要頒布《基本法》，可沒有聽說要頒布“基本道德”呀!反方：......我深深記得對方三辯同學在前幾天的辯論場上曾經說過：在我一張伶牙俐齒之下是一顆善良美好的心靈（笑聲），那為什么不說是顆“法律心靈”呢？（掌聲）正方立場是“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依靠法律”，于是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為立足點。舉香港將頒布《基本法》為例向反方發難，反方立即就地取材反唇相譏，與之構成尖銳的對抗。贏得了觀眾的喝彩。請看正方是怎樣反對抗的： 對呀！我善良的心靈是要大家認識我才知道的，可是現在大家都知道我首先是一個守法的好公民啊！（熱烈掌聲）......)正方咬定法律不放松，以敏銳的洞察力從反方構成對抗的例證中“竊取”與法律相關的事實，以先主后次的邏輯強調“首先的”就是“主要的”，從而壓制對方的對抗。還有一些對抗的例證，表面看來牢不可破。實際上如果稍作推敲還是可以反對抗的。例如在“女性找男性更需要關懷”辯論中，正方為了論證中國文字反映的男尊女卑，舉例說： 中文有兩個字表示結婚的概念，一個是“娶”字，另一個是“嫁”子。男人是“娶”媳婦，女人是“嫁”給男人，那這個“娶”子它表示一種主動性，“嫁”子它表示一種被動性。（笑聲，掌聲）請回答！反方馬上以牙還牙： 像這個例子，我們也發現了中國字的“好”字和“妙”字。都是一個褒義詞，那么請問“妙”字和“好”字是不是用 “女”字旁開頭呢？（掌聲）當反方舉“好”和“妙”進行對抗時，正方居然束手無策。其實。正方完全可以在反方的例證上做文章，作出反對抗：“妙”可以拆為“女”和“少”，“好”可以拆為“女”和“子”，、從造字角度看，這都是兩個會意字，也就是“女”性 “少”方為“妙”“女”性得 “子”才叫“好”。這豈不正表明了女性受壓抑的社會地位了嗎？ 上面兩個例子表明，從構成對抗的例證本身發掘于己方有利的觀點或材料，可以有效地進行反對抗。

二、避實就虛，攻其不意 不是所有的對抗例證都存在著漏洞，更多的情況下，辯敵的對抗是嚴謹縝密、毫厘不爽的。這時候，避開對抗的沖擊力，從側面突發反問進行“強攻”，是行之有效的反對抗技法之一。但是有一點。這個反問必須直接攻向對方的立論點，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則就會影響反對抗的力度。我們來看關于“治愚比治貧更重要”的辯論中的一段辯調： 正方：中國作家寫了這本書《愚昧比貧窮更可怕》，說明了治愚比治貧更重要，可見對方同學似乎是沒有看這本書呀！反方：中國政府也說：生存權、溫飽權是人的第一權利。對方如何回答？ 這一組對抗中，辯論雙方都選取了權威言論作為例證。權威能制造不容置疑、無以反駁的特殊效應。正方在不可能正面向權威發起攻勢的情況下，突然反問：......如果治愚不比治貧更重要，為什么中國人說“養兒不讀書，不如養頭豬”？（笑聲，掌聲）俗語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產物，多約定俗成的語言的精華，它具有言簡意賅、說理透徹、通俗易懂等特點。正方在這里引用俗語再次證明己方觀點是十分明智的。其力之勁猛，一步到位，收到了相當直觀的反對抗效果。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廣泛收集有分量的材料支撐已方觀點，一方面可以避免辯論的空洞化，另一方面更可以在關鍵時刻加強辯論的說服力度，爭取出奇制勝。[作者: kongxiangyu]

發問與回答的藝術

曾有“全美最紅刑法律師”之名的Edward Bennett Williams，曾在時代雜志(1959年6月)上談到英美法系法庭辯論中最困難的技巧——反對、詢問(cross examination)，他說：“反對詢問是種藝術，它如同要求你把繩圈套在被叫來傷害你的證人身上，并要控制他，反過來教他幫你。你可想象與證人共處一暗室，他手持匕首，隨時都想捅你一刀，此時你必須緊跟著他。決不能在質詢中做試驗，決不能問不知道答案的問題！若你確知答案，而證人卻不是如此回答，你可立即干掉他，否則就是他干掉你。也切勿攻擊不重要的論點。此外，當你問出要點，要按兵不動，別讓證人發現。終結陳詞(Closing argument)才是你在陪審團前，引申破壞的時間。”質詢是奧瑞岡式的一大特色，也是其習自英美法庭的階段。而本章便是要討論質詢的技巧與準備。

質詢者質詢時，質詢者要注意下列十點：(1)當對手發言不太明確時——不論其是否故意為此，你都可用質詢來確定對方立場，例如：問：“您方的計劃中說，高中聯考應加計在校成績，請問是在笑成績中的哪一部分？” 答：“智育，透過此法，我們可??”問：“謝謝您，我已得到我要的答案。”反方透過這簡短的問題，得知正方要加計的是智育成績，就可放棄預先要反駁加計美、群兩育分數的論點，而集中討論智育。(2)也可用質詢來暴露對方證據的缺失，例如：問：“您方認為應給執法機關更大的權利，因為去年的犯罪率上升了十六個百分點，對不對？”答：“是的。不只是去年，每年皆有增加。” 問：“您方的資料來源是什么呢？”

答：“聯合報。” 問：“聯合報的數字又從何而來呢？”答：(看看卡片)“從??呃??我看看，從法務部，對，從法務部。” 問：“從法務部，好的，謝謝您。”此時，下位上場的辯士，即可拿出預先準備的法務部統計資料，想觀眾說明：“各位，法務部的資料上有這樣一句話，這份統計資料不可以用來逐年比較，因犯罪率的增加和人口增加一樣是必然的。”

還有一個例子：問：“您方認為企業回逃避環保工作，是嗎？”答：“是的，他們當然會逃避。”問：“您可以念一下這張卡片嗎？”答：“好的。企業環境研究報告。各企業在遇到太高的稅賦與過量的限制時，會考慮遷移。”問：“這份研究報告指出，企業的考量是基于稅賦與限制，是嗎？”答：“呃??是的，但我認為??”問：“這份報告有提到任何企業會因環保而遷移嗎？”答：“呃，沒有，它沒有提到，但環保問題確是其中一部分，我方還有資料可以加以證實。”問：“我問的是，這份報告有特別提到環保問題嗎？”答：“它有提到過量的限制。”

問：“它沒有提到環境保護。謝謝您。”在這段質詢中，質詢者已指出對方在運用證據上的疏漏。答辯者或其隊友，若未能在以后的發言中提出其他的有力證據，此點恐怕很難成立。(3)也可用質詢強化自己的立場。例如：問：“您方并未回答我方對安樂死審核委員會成員資料的質疑，對不對？”答：“但是，但是我們??”

問：“您方并未回答，我希望能在待會兒聽到，謝謝您。”這簡短的問題，就顯示出對方遺漏了某個論點。在“經濟援助大陸”的辯論中，還有另個例子：問：“我們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急需一筆經費，是嗎？”答：“是的。但他們不會接受中華民國的援助。”問：“我方已說過，他們若不接受，需要這筆錢的大陸同胞會不高興，他們會知道，中共為了面子而害了他們，是嗎？”答：“是的，但是??”問：“只要我們宣布經援，中共若接受，我們就幫助了大陸同胞；中共若不接受，我們就贏得了民心，是嗎？”答：“應該是吧。不過??”問：“謝謝您。”(4)可以用質詢回應對方的攻擊。問：“您方剛才批評我方的政策，認為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假釋后仍可能再犯罪而危害社會，是嗎？”答：“是的，我方證據顯示，他們仍有再犯的例子。”問：“好，他們可能再犯，那該怎么辦呢？”答：“應處死刑，將他們與社會永遠隔離。”問：“一般人可不可能犯罪呢？”答：“可能，但這些人不是一般人。”問：“您方是否有證據，指出這些人的再犯罪率高于一般人？”答：“呃??沒有，沒有證據，不過這是想當然耳的事。”問：“您沒有證據，謝謝您。我的問題完了。例是個運用質詢十分成功的例子，質詢者先挑出對方對己方的攻擊點，再加以反駁。(5)質詢者應避免向“開放式問題”，而讓答辯者有任意回答之機會。例如：問：“您覺得墮胎應合法化嗎？”答：“當然，理由有三??”質詢者若問出“你覺得”、“你認為”這類型的開放式問題，答辯者通常會乘機大發高論。千萬注意，質詢是質詢者的寶貴時間，切勿教答辯者浪費了你的時間。

除上述五點，質詢者還要留意下列六點原則性事項：(6)質詢者應盡量縮短答辯者的回答(但不必縮短到只許他說“是”或“不是”的地步)。得到答案，或認為不宜追問時，可用“謝謝您”來簡短回答。(7)質詢者不應以答辯者的回答來引申論證。質詢是發問并獲求答案的時間。至于回答對己方有多大利益，應在申論或駁論中說，不應放在質詢中。(8)問題應簡短易懂。雜亂無章、含混不明的問題，不僅會教對手摸不著頭緒，也令教裁判感到困惑，而且也可能使對手要求你解釋或重述，因而浪費時間。(9)不可在質詢中申論，但可介紹問題的背景。如“我方這兒有一份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在民國七十四(1985)年的報告，其中談到一個和我的問題有關的概念，請問??”(10)切記Williams的忠告，千萬別不知道答案的問題。別攻擊無關緊要的論點；也避免詢問無法反駁的論點，否則不但顯出你在這點上的失敗，也浪費了本可以完成其他任務的時間。切記：攻擊你能攻擊的。

辯論中的立論戰術

辯論是由立論（辯護）和反駁兩個基本環節構成的，其中立論就是為了證明己方的基本立場，它是反駁的基礎和必要的階梯。辯論中如果沒有必要的立論，反駁就會顯得強詞奪理，蒼白無力，而且，辯論中如果自己的立論不穩，自然會被對方攻擊得只有招架之功，更談不上對對方的攻擊了。可見，立論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因此，辯論中要特別注意加強立論的力度。

下面簡單介紹幾種立論戰術： 邏輯嚴密,框架嚴整 立論中，運用嚴密的邏輯思維，構建嚴密無懈的理論框架，從而使自己的立論堅實。嚴謹，無任何漏洞可尋，這是使辯論獲勝的關鍵。如“萬家樂杯”電視辯論大賽上，北京大學隊與國際關系學院隊的辯論題目是：“我國現階段應該鼓勵私人購買轎車。”這一題目的關鍵是“轎車”“鼓勵”和“我國現階段”這三個詞。如何找準這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形成一條強有力的立論思路，這是能否構建嚴密的攻防體系的關鍵。最后，作為正方的北大隊根據其內在的邏輯聯系推導出了這樣的思路：現階段發展轎車工業是我國工業發展的主導方向之一。由于轎車工業“三高一快”的特點，轎車工業被證明是經濟起飛最有力的助推器，轎車的質量和產量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高低的標志。我國也不例外．要想促進工業發展，必須發展轎車工業。其次，轎車工業要發展，關鍵在市場。如何擴大轎車市場，最便捷的辦法是使轎車“飛人尋常百姓家”。所以，轎車工業同鼓勵私人購買就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在此基礎上，他們再依據其必然的邏輯聯系充分論證了“鼓勵購買”的現實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充分考慮了對方立論中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即我國的公路交通的擁擠憎況，轎車的私人消費是否會是一種奢華的超前消費傾向），并對此一一作了周密合理的論述準備。由于北大隊在立論中充分運用嚴密的邏輯思維來確立自己的論證體系，確保了該體系的嚴整周密，所以他們的立論在實踐中既立得起，又防得住，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出其不意，“破”中求“立” 辯論，說到底是一種知識、智謀的較量，辯論的一方在立論時如能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智謀，在透徹地分析辯題的基礎上，突破對方立論的防線，巧妙地提出一個全新的概念，給對手一個“措手不及”，這樣便能大大削弱對方的攻擊力。如94長虹杯全國大學生辯論賽南京大學隊迎戰吉林大學隊，吉大隊作為正方的立場是：大學畢業生擇業的首要標準是發揮個人專長。南大隊作為反方其立論思路有很多，比如可以說“首要的標準是社會需要”，也可說“是收入豐厚”“是興趣”等等，但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太平常而可能落人吉大隊事先準備好的猛烈進攻中。你說“社會需要”，他講擇業是主觀行為，“發揮個人專長”正是更好地滿足“社會需要”，你說“收入豐厚”，他說：對方辯友在養育自己的祖國最需要的時候，以一己私利為先，向人民討價還價，多么讓人痛心和失望！如此，南大隊將難以招架。最后，南大隊經過縝密的思考，提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觀念：大學生擇業復雜多樣，沒有也不應該有一個統一的首要標準！并指出，沒有證明大學生擇業應當有一個統一的首要標準，就去強調這個首要標準是“發揮個人專長”，這無疑于在流沙上蓋樓。

辯論是由立論（辯護）和反駁兩個基本環節構成的，其中立論就是為了證明己方的基本立場，它是反駁的基礎和必要的階梯。辯論中如果沒有必要的立論，反駁就會顯得強詞奪理，蒼白無力，而且，辯論中如果自己的立論不穩，自然會被對方攻擊得只有招架之功，更談不上對對方的攻擊了。可見，立論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因此，辯論中要特別注意加強立論的力度。

下面簡單介紹幾種立論戰術： 邏輯嚴密,框架嚴整 立論中，運用嚴密的邏輯思維，構建嚴密無懈的理論框架，從而使自己的立論堅實。嚴謹，無任何漏洞可尋，這是使辯論獲勝的關鍵。如“萬家樂杯”電視辯論大賽上，北京大學隊與國際關系學院隊的辯論題目是：“我國現階段應該鼓勵私人購買轎車。”這一題目的關鍵是“轎車”“鼓勵”和“我國現階段”這三個詞。如何找準這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形成一條強有力的立論思路，這是能否構建嚴密的攻防體系的關鍵。最后，作為正方的北大隊根據其內在的邏輯聯系推導出了這樣的思路：現階段發展轎車工業是我國工業發展的主導方向之一。由于轎車工業“三高一快”的特點，轎車工業被證明是經濟起飛最有力的助推器，轎車的質量和產量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高低的標志。我國也不例外．要想促進工業發展，必須發展轎車工業。其次，轎車工業要發展，關鍵在市場。如何擴大轎車市場，最便捷的辦法是使轎車“飛人尋常百姓家”。所以，轎車工業同鼓勵私人購買就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在此基礎上，他們再依據其必然的邏輯聯系充分論證了“鼓勵購買”的現實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充分考慮了對方立論中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即我國的公路交通的擁擠憎況，轎車的私人消費是否會是一種奢華的超前消費傾向），并對此一一作了周密合理的論述準備。由于北大隊在立論中充分運用嚴密的邏輯思維來確立自己的論證體系，確保了該體系的嚴整周密，所以他們的立論在實踐中既立得起，又防得住，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出其不意，“破”中求“立” 辯論，說到底是一種知識、智謀的較量，辯論的一方在立論時如能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智謀，在透徹地分析辯題的基礎上，突破對方立論的防線，巧妙地提出一個全新的概念，給對手一個“措手不及”，這樣便能大大削弱對方的攻擊力。如94長虹杯全國大學生辯論賽南京大學隊迎戰吉林大學隊，吉大隊作為正方的立場是：大學畢業生擇業的首要標準是發揮個人專長。南大隊作為反方其立論思路有很多，比如可以說“首要的標準是社會需要”，也可說“是收入豐厚”“是興趣”等等，但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太平常而可能落人吉大隊事先準備好的猛烈進攻中。你說“社會需要”，他講擇業是主觀行為，“發揮個人專長”正是更好地滿足“社會需要”，你說“收入豐厚”，他說：對方辯友在養育自己的祖國最需要的時候，以一己私利為先，向人民討價還價，多么讓人痛心和失望！如此，南大隊將難以招架。最后，南大隊經過縝密的思考，提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觀念：大學生擇業復雜多樣，沒有也不應該有一個統一的首要標準！并指出，沒有證明大學生擇業應當有一個統一的首要標準，就去強調這個首要標準是“發揮個人專長”，這無疑于在流沙上蓋樓。此語一出，舉座皆驚。由于南大隊的觀點從根本上動搖了對方精心設計的立論，吉大隊毫無準備，頓時亂了陣腳，以致在規范性發言中幾乎未對此進行反駁。南大隊在以前所未有的創新勇氣擊破對方的同時，又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立論：大學生應以個人的自我完善和推動社會進步為擇業方向。如此一來，南大隊便很快占據了場上的主動，收到了十分明顯的場上的效果。

另辟蹊徑，李代桃僵 當辯論中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在立論過程中就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辦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截然分開的。復旦大學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首先做了以下設想：如果讓他們去辯正方的話，他們就會引入“社會影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在辯論時他們卻抽到了反方的簽，要闡述“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他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調要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這樣一來，他們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氣力糾纏在他們提出的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李代桃僵”這一戰術的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己方立論中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少下定義，多做描述 在立論（辯護）中，我們時常會遇到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即給概念下定義。可以說，下定義是明確我們的基本觀點，澄清我們的基本立場的主要方法。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我們在辯論中熱衷于給每一個概念都下明確的定義，很可能因此給對方提供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而且，把辯題和概念交代得大清楚了，辯論中也就沒有了回旋的余地。比如“溫飽”這個概念，如果把它定義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那么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你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體。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60%、70%還是80％？”對這些問題，如果你繼續回答，就又可能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因此，在解釋概念時，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即采用描述的方法來搪塞。所謂“描述”，也就是不揭示概念的本質涵義，只是從現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復的描述。如對“什么是溫飽”的問題，復旦大學隊是這樣回答的：“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口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后面的辯論過程中，當復旦大學隊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他們就顯得比較靈活、自由，不至于被對方抓住什么矛盾。

總的來說，在辯論中要注意恰當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己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來攻擊。辯論中的立論是一個靈活多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運用的戰術也是靈活多樣的，上面列舉的只不過是實踐中幾種最重要的也最常用的故術，還有很多的好的戰術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地積累、總結，這樣，才保證我們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論辯中的反客為主的技巧

反客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過來成為主人。比喻變被動為主動。在論辯賽中，被動是賽場上常見的劣勢，也往往是敗北的先兆。論辯中的反客為主，通俗他說，就是在論辯中變被動為主動。下面，本文試以技法理論結合對實際辯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紹幾種反客為主的技巧。

一、借力打力 武俠小說中有一招數，名叫“借力打力”，是說內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對方攻擊之力反擊對方。這種方法也可以運用到論辯中來。例如，在關于“知難行易”的辯論中，有這么一個回合： 反方：我們要請教對方辨友，今天基本上任何一個中國人或者說任何一個種族的人都知道殺人者死，或者都知道殺人是不對的，“知”是如此容易，那么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人無法克制內心的欲望而去殺人呢？所以說“行難”啊！（掌聲）正方：對啊！那些人正是因為上了刑場死到臨頭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嚴，可謂“知難”哪，對方辨友！（熱烈掌聲）當對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難”的實例論證于知易行難”時，正方馬上轉而化之從：“知法不易”的角度強化己方觀點，給對方以有力的回擊。扭轉了被動局勢。這里，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證反治其身，是因為他有一系列并沒有表現在口頭上的、重新解釋字詞的理論作為堅強的后盾：辯題中的“知”，不僅僅是“知道”的“知”．更應該是建立在人類理性基礎上的“知”；守法并不難，作為一個行為過程，殺人也不難，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內心滋生出惡毒的殺人欲望，卻是很難。這樣，正方寬廣、高位定義的“知難”和”行易”借反方狹隘、低位定義的“知易”和“行難?的攻擊之力，有效地回擊了反方，使反方構建在“知”和“行”表淺層面上的立論框架崩潰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對方論據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換上于我方有利的觀點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兩撥千斤”的奇效。我們把這一技法喻名為“移花接木”。例如．在《知難行易》的論辯中曾出現過如下一例： 反方：古人說“蜀遭難，難于上青天”，是說蜀道難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難，孫行者為什么不叫孫知者？ 正方：孫大圣的小名是叫孫行者，可對方辯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孫悟空，“悟”是不是“知”？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辯例。反方的例證看似有板有眼，實際上有些牽強附會：以“孫行者為什么不叫孫知者”為駁難，雖然是一種近乎強詞奪理的主動，但畢竟在氣勢上占了上風。正方敏銳地發現了對方論據的片面性，果斷地從“孫悟空”這一面著手，以“悟”就是“知”反詰對方，使對方提出關于“孫大圣”的引證成為抱薪救火、惹火燒身。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論辯理論中屬于強攻，它要求辯手勇于接招，勇于反擊，因而它也是一種難度較大、對抗性很高。說服力極強的論辯技巧。誠然，實際臨場上雄辯滔滔，風云變幻，不是隨時都有“孫行者”“孫悟空”這樣現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說，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辯手對對方當時的觀點和我方立場進行精當的歸納或演繹。比如，在關于“治貧比治愚更重要”的論辯中，正方有這樣一段陳詞：“?對方辯友以迫切性來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訴您，我現在肚子餓得很，十萬火急地需要食物來充饑，但我還是要辯下去，因為我意識到論辯比充饑更重要。”話音一落，掌聲四起。這時反方從容辯道：“對方辯友，我認為‘有飯不吃’和‘無飯可吃’是兩碼事??”反方的答辯激起了更熱烈的掌聲。正方以“有飯不吃”來論證貧困不足以畏懼和治愚的相對重要性，反方立即從己方觀點中歸納出“無飯可吃”的旨要，鮮明地比較出了兩者本質上的天差地別，有效地扼制了對方偷換概念的傾向。

三、順水推舟 表面上認同對方觀點，順應對方的邏輯進行推導，并在推導中根據我方需要，設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礙，使對方觀點在所增設的條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與對方觀點截然相反的結論。例如，在“愚公應該移山還是應該搬家”的論辯中： 反方：??我們要請教對方辨友，愚公搬家解決了困難，保護了資源，節省了人力、財力，這究竟有什么不應該？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可愚公所處的地方連門都難出去，家又怎么搬？??可見，搬家姑且可以考慮，也得在移完山之后再搬呀！神話故事都是夸大其事以顯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絕對不能讓反方迂旋于就事論事之上，否則，反方符合現代價值取向的“方法論”必占上手。從上面的辯詞來看，反方的就事論事，理據充分，根基扎實，正方先順勢肯定“搬家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既而均人“愚公所處的地方連門都難出去”這一條件，自然而然地導出“家又怎么搬”的詰問，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后搬家”的結論。如此一系列理論環環相扣。節節貫穿，以勢不可當的攻擊力把對方的就事論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謂精彩絕倫！

四、正本清源 所謂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義而言，就是指出對方論據與論題的關聯不緊或者背道而馳，從根本上矯正對方論據的立足點，把它拉人我方“勢力范圍”，使其恰好為我方觀點服務。較之正向推理的“順水推舟”法，這種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于人才發揮作用”的論辯中，有這樣一節辯詞： 正方：張勇，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的冠軍，就是從江蘇跳槽到陜西，對方辯友還說他沒有為陜西人民作出貢獻，真叫人心寒啊！（掌聲）反方：請問到體工隊可能是跳槽去的嗎？這恰恰是我們這里提倡的合理流動啊！（掌聲）對方辨友戴著跳槽眼鏡看問題，當然天下烏鴉一般黑，所有的流動都是跳槽了。（掌聲）正方舉張勇為例，他從江蘇到陜西后，獲得了更好地發展自己的空間，這是事實。反方馬上指出對方具體例證引用失誤：張勇到體工隊，不可能是通過“跳槽”這種不規范的人才流動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下“合理流動”去的，可信度高、說服力強、震撼力大，收到了較為明顯的反客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鉆的選擇性提問，是許多辯手慣用的進攻招式之一。通常，這種提問是有預謀的，它能置人于“二難”境地，無論對方作哪種選擇都于己不利。對付這種提問的一個具體技法是，從對方的選擇性提問中，抽出一個預設選項進行強有力的反詰，從根本上挫敗對方的銳氣，這種技法就是釜底抽薪。例如，在“思想道德應該適應（超越）市場經濟”的論辯中，有如下一輪交鋒： 反方：??我問雷鋒精神到底是無私奉獻精神還是等價交換精神？ 正方：對方辨友這里錯誤地理解了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就是說，所有的交換都要等價，但并不是說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換，雷鋒還沒有想到交換，當然雷鋒精神談不上等價了。（全場掌聲）反方：那我還要請問對方辯友，我們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還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要求嗎？（掌聲）第一回合中，反方有“請君人甕”之意，有備而來。顯然，如果以定勢思維被動答問，就難以處理反方預設的“二難”：選擇前者，則剛好證明了反方“思想道德應該超越市場經濟”的觀點；選擇后者，則有背事實，更是謬之千里。但是，正方辯手卻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設定，反過來單刀直人，從兩個預設選項抽出“等價交換”，以倒樹尋根之勢徹徹底底地推翻了它作為預設選項的正確性，語氣從容，語鋒犀利，其應變之靈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嘆為觀止！

當然，辯場上的實際情況十分復雜，要想在論辯中變被動為主動，掌握一些反客為主的技巧還僅僅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客為主還需要仰仗于非常到位的即興發揮，而這一點卻是無章可循的。

讓道理說服雙方

我們知道，論辯賽的論辯并不需要說服對方，而只需要說服評委與聽眾；只要評委與聽眾被說服，論辯也就勝利了。以軟化對立為目的的日常論辯則不一樣，它不僅要求說服對方而且要求自己做好被說服的準備（這一點正是論辯賽的大忌），可以這樣說，在日常論辯中，不是一方被另一方說服，而是雙方都被道理說服。在論辯中，只有雙方都講道理，對“能夠找到真正的對立，才能夠真正地軟化對立。因此，日常論辯的要求是：力求讓道理去說服雙方。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講清自己的立場，聽清對方的立場，將雙方的立場辨析清楚，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巧妙地改變自己的立場。

一、自己的立場要講清楚 講清自己的立場，包括講清自己的論點。論據和論證（尤其是論點），講清自己的立場，不致使對方誤解自己，引發不必要的新對立。例如： 四川的小劉和浙江的小楊是好朋友，零花錢經常一塊兒花。一次，兩人買榨萊，小劉買了一袋四川榨菜。小楊很不樂意：“你怎么不買浙江榨萊？”小劉：“浙江榨菜的味道哪能有四川榨菜純正呢？”小楊：“你真不會吃。浙江榨菜的味道才叫純正呢！”小劉：“我不會吃？我是吃榨菜長大的，吃了幾十年，恐怕是你不會吃吧。”?? 雙方都沒有把自己的立場講清楚。什么叫“純正”？這是一個含義模糊的詞。也許雙方真正的對立是：小劉是四川人，喜歡吃麻辣味的榨菜；小楊是浙江人，習慣吃甜味的榨菜。由于沒有講清立場，反倒引發了新的對立：誰更會吃榨菜？

二、對方的立場要聽清 對于對方的立場，重在一個“聽”字。做一個良好的傾聽者，聽清對方的立場，有助于正確理解對方，不致發生誤會。1．對方已說的話，要注意他是在什么意義上說的。聽話聽音，一方面指要聽出對方有意義的弦外之音（如雙關語），這一點做到不難。難的是在另一方面，要聽出說話者本人也不一定意識到的含義，例如： 奧運會亞洲九強賽中國對巴林一役中，李金羽射入兩球讓中國以2：1獲勝。但他又有兩個單刀球沒進，讓中國隊的凈勝球難以超過韓國隊。經常看足球的甲與經常踢足球的乙展開論辯。甲：“李金羽不行，中國前鋒不行。”乙：“李金羽不行？你上去試試看。沒踢過球就不要亂講。”甲：“沒踢過球，難道我就沒看過球嗎？”?? 球迷甲說李金羽不行，也許是在跟世界級前鋒作比較；球員乙說李金羽行，顯然是在跟自己作比較，在這個意義上，雙方并無真正意義上的對立。問題糟糕在：由于互相沒有弄清楚對方的話是在什么意義上說的，反而因虛假的對立而引發新的對立：誰有資格評球----經常看球的還是經常踢球的。2．對方沒有說出來的，不要貿然替對方下判斷。首先，與對方肯定的話相對的判斷，對方不一定否定它；與對方否定的話相對的判斷，對方不一定肯定它。因為相對判斷不是相反判斷。舉個例子，老師斥責小明：“作文里該用句號的地方你怎么不用句號呢？”日常論辯里人們往往認為老師的話包括這個意思：小明在作文里該用句號的地方沒用句號，其實不一定，老師說這句話也許是因為小明的作文里沒有句號，或者是僅僅在某一處該用句號的地方用了別的標點。在日常論辯里這類錯誤也很常見。例如： 主人請客。丁一直沒來，主人等得不耐煩：“該來的怎么還不來。”甲想主人是想說“不該來的卻來了”，于是扭頭就走。主人見狀，說道：“不該走的走了。”乙一聽不樂意了，這不明擺著說：“該走的沒走嗎？”于是起身就走。主人急了，追了出去：“我沒說你。”丙一聽，心想是在說我吧，也回家去了。人們一般從這則流傳甚廣的笑話（其中論辯并未持續，而且語言形式不完整）中引出說話要小心謹慎的教訓；但從另一方面看，又何嘗引不出聽話要小心謹慎的教訓呢？甲乙丙若不替主人下判斷，對立也就不會不可收拾了。其次，不要任意擴大對方的話。任意擴大對方的結論，使之變得荒謬可笑，這是論辯賽的常用技巧。日常論辯要求用道理說服雙方，而非一方戰勝另一方，這樣做就不妥了。例如： 甲乙二人買完體育彩票后，甲說：“發行體育彩票好。可以為體育事業籌集大量資金。”乙說：“我看不好，這是在助長群眾的賭博心理。”甲：“畢竟目的不同嘛。買彩票是為體育事業做貢獻，哪能等同于賭博？”乙：“既然發行彩票可以集資，是不是要發行航空母艦彩票，登月彩票？是不是我家修房子缺錢，也來發行彩票呢？”?? 在這場論辯里，乙擴大了甲的論點，甲贊成發行體育彩票，但他不一定贊成凡是缺錢就發行彩票。乙的這種作法是在給軟化對立找麻煩。

三、雙方的立場要辯析清楚 通過講清自己的立場，聽清對方的立場，從而對雙方觀點的優劣得失有個清楚的了解，明白真正對立之所在，這是從道理上軟化對立的關鍵。例如： 1999年高校擴招，輿論褒貶不一。在某電臺的直播訪談節目里，一個高中畢業的外企總經理與一個大學青年講師為此事展開論辨。總經理認為：擴招無甚意義，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上大學的必要，因為他們同樣可以生活得好好的；少數人也沒必要上大學，因為通過努力他們一樣可以有汽車，有洋房。大學講師則持相反的觀點：高等教育應該向更多的人敞開大門，因為人們應該學習更多的知識。在節目的最后，大學講師總結道：“我與總經理的根本分歧其實并不在于是否贊成高校擴招，而在于：到底是知識還是物質生活應該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 講師與總經理的根本對立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可貴的是講師在表面的對立之下找到了真正的對立。只有軟化了真正的對立，才算是真正軟化了對立。辨 析雙方立場，找出真正的對立，這是軟化對立的前提。

四、巧妙地改變自己的立場 日常論辯要軟化對立，所以不講究論辯賽的“守住底線”。打個比方，論辯賽雙方是兩塊拒絕融化的冰（誰融化誰輸）；而日常論辯的雙方則是兩團燃燒的火（真理之火），湊在一起火焰才旺。為了軟化對立，日常論辯要求適時變化自己的觀點，以與對方取得一致。以下是兩種較好的作法。1．把自己的觀點歸結到對方的觀點中去，讓雙方的立場都得到改造。例如： 某公司市場部經理與開發部經理為一種新產品的開發論辨起來。市場部經理認為：在開發一種新產品之前，應先作詳細的市場調查，看看消費者有無這種需求。開發部經理則認為：新產品的開發必須保密，讓顧客和同業競爭對手都感到神秘才好，兩人論辯了一會兒，都感到自己的立場有問題。市場部經理主動提出：開發部經理的主張是正確的，但開發之前最好進行一次一般性的市場調研。市場部經理把自己的立場從詳細的市場調查調整為一般性的市場調研，以此來符合對方的觀點（要保密），從而軟化了對立。2．把對方的觀點歸結到自己的觀點中來，以引導對方，例如： 目前在校生近視眼發病率很高，醫生 A認為主要是個衛生問題，是用眼不衛生引起的。醫生 B則認為主要是個教育問題。A：“近視眼大多是由看書時間過長。看書姿勢不正確等用眼不衛生引起的，自然是個衛生問題。” B：“你想過沒有，如果學生壓力不重，學生會長時間看書嗎？”A：“也會呀，他們也許會長時間看課外書。” B：“既然這樣，學校又為什么不加強用眼衛生教育呢？”A:“可能教育了沒起作用嘛。”B:“教育居然不起作用，這難道還不是一個教育問題嗎？” 在這場論辯里，醫生B巧妙地把A的觀點引入自己的觀點之中：即便是個衛生問題，也首先是一個衛生教育問題，從而還是一個教育問題。

當詭辯者引用名言時??

生活中常有爭辯或辯論，這些論爭有時合乎邏輯，有時也有詭辯攙雜其中。詭辯者在理屈詞窮之時，往往引用名言對自己的觀點、論題進行證明，“拉大旗作虎皮”，擺出自己與名人、與真理站在一起的架式，使對方“措手不及”而自己“絕處逢生”。遇到這種情況怎么辦？ 這里介紹幾種化解的“招數”：

1.針鋒相對法。意即當詭辯者引用名言佐證時，反駁者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引用名方論證反駁。這樣把對方給你施加的難以辯駁的窘況，如法炮制地施加給對方。有一次，幾位男女朋友相聚，爭辯起家庭教育中父母責任問題，女同胞一致認為父親作為家長應承擔主要責任，男同胞多數則持相反意見，雙方都言之鑿鑿，相持不下，無論東道主如何“調和”（闡明兩者都重要）地無濟于事。忽一女同胞說：“我國古語就說了養不教，父之過而不說母之過，可見做父親的肩負著教育子女的主要責任。”言者有點得意。男同胞們一時語塞，東道主連忙反駁：“這也不盡然。我們知道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他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愛彌兒》中指出：母不母，則子不子，說明母親對教育子女也負有責任。”這下，女同胞也語塞了。東道主接著闡明自己觀點，“我們都可以證明父親和母親對教育子女有重要作用與責任，但是只強調一方而否定另一方，或者把責任推給另一方都是片面的。正如魯迅所說：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這樣旁征博引地反駁與論證，容易使對方心服口服。

2.推至極端法。詭辯得出的結論是荒謬的，即使引用名言來印證也掩蓋不了其荒謬性。某青年夫婦，因新婚不入，男的仍未改單身漢特性，下班后自由自在，不大沾家，甚至與哥們兒通

一辯：一開始陳述觀點。

二辯：提問，提問小節。

三辯：總結陳詞。

自由人：抓住對方辯友漏洞，利用發言機會重挫對方辯友的觀點。

自由辯論的時候大家都是搶機會見機發言。

如果你是初手，有幾招很好用：

1、首先要準備充分的材料，想想對方會怎樣難為自己，會提出什么觀點，你應該怎么回辯；

2、設好一個陷阱，看怎么樣用巧妙的話語把對方一步步討入自己的觀點；

3、細心聽對方的觀點，再把他們的觀點用例子夸張化，夸張到一個可笑的程度。

哈哈，我也是個辯論老手啦，現在高一啦。有什么還可以一起探討探討。我的郵箱：wewin@126.com

回答者：Wewin-秀才 二級 2-8 17:25 提問者對于答案的評價：

謝謝了!~

那我有問題就去問你!~ 你也可以家我的QQ284561599 評價已經被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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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技巧

反客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過來成為主人。比喻變被動為主動。在論辯賽中，被動是賽場上常見的劣勢，也往往是敗北的先兆。論辯中的反客為主，通俗他說，就是在論辯中變被動為主動。下面，本文試以技法理論結合對實際辯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紹幾種反客為主的技巧。

（一）借力打力

武俠小說中有一招數，名叫“借力打力”，是說內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對方攻擊之力反擊對方。這種方法也可以運用到論辯中來。

例如，在關于“知難行易”的辯論中，有這么一個回合：

正方：對啊！那些人正是因為上了刑場死到臨頭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嚴，可謂“知難”哪，對方辨友！（熱烈掌聲）

當對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難”的實例論證于知易行難“時，正方馬上轉而化之從：”知法不易“的角度強化己方觀點，給對方以有力的回擊。扭轉了被動局勢。

這里，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證反治其身，是因為他有一系列并沒有表現在口頭上的、重新解釋字詞的理論作為堅強的后盾：辯題中的”知“，不僅僅是”知道“的”知“．更應該是建立在人類理性基礎上的”知“；守法并不難，作為一個行為過程，殺人也不難，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內心滋生出惡毒的殺人欲望，卻是很難。這樣，正方寬廣、高位定義的”知難“和”行易“借反方狹隘、低位定義的”知易“和”行難…的攻擊之力，有效地回擊了反方，使反方構建在“知”和“行”表淺層面上的立論框架崩潰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對方論據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換上于我方有利的觀點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兩撥千斤”的奇效。我們把這一技法喻名為“移花接木”。

例如．在《知難行易》的論辯中曾出現過如下一例：

反方：古人說“蜀遭難，難于上青天”，是說蜀道難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難，孫行者為什么不叫孫知者？

正方：孫大圣的小名是叫孫行者，可對方辯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孫悟空，“悟”是不是“知”？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辯例。反方的例證看似有板有眼，實際上有些牽強附會：以“孫行者為什么不叫孫知者”為駁難，雖然是一種近乎強詞奪理的主動，但畢竟在氣勢上占了上風。正方敏銳地發現了對方論據的片面性，果斷地從“孫悟空”這一面著手，以“悟”就是“知”反詰對方，使對方提出關于“孫大圣”的引證成為抱薪救火、惹火燒身。

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論辯理論中屬于強攻，它要求辯手勇于接招，勇于反擊，因而它也是一種難度較大、對抗性很高。說服力極強的論辯技巧。誠然，實際臨場上雄辯滔滔，風云變幻，不是隨時都有“孫行者”“孫悟空”這樣現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說，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辯手對對方當時的觀點和我方立場進行精當的歸納或演繹。

比如，在關于“治貧比治愚更重要”的論辯中，正方有這樣一段陳詞：“…對方辯友以迫切性來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訴您，我現在肚子餓得很，十萬火急地需要食物來充饑，但我還是要辯下去，因為我意識到論辯比充饑更重要。”話音一落，掌聲四起。這時反方從容辯道：“對方辯友，我認為’有飯不吃’和’無飯可吃’是兩碼事……”反方的答辯激起了更熱烈的掌聲。正方以“有飯不吃”來論證貧困不足以畏懼和治愚的相對重要性，反方立即從己方觀點中歸納出“無飯可吃”的旨要，鮮明地比較出了兩者本質上的天差地別，有效地扼制了對方偷換概念的傾向。

（三）順水推舟

表面上認同對方觀點，順應對方的邏輯進行推導，并在推導中根據我方需要，設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礙，使對方觀點在所增設的條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與對方觀點截然相反的結論。

例如，在“愚公應該移山還是應該搬家”的論辯中：

反方：……我們要請教對方辨友，愚公搬家解決了困難，保護了資源，節省了人力、財力，這究竟有什么不應該？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可愚公所處的地方連門都難出去，家又怎么搬？……可見，搬家姑且可以考慮，也得在移完山之后再搬呀！

神話故事都是夸大其事以顯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絕對不能讓反方迂旋于就事論事之上，否則，反方符合現代價值取向的“方法論”必占上手。從上面的辯詞來看，反方的就事論事，理據充分，根基扎實，正方先順勢肯定“搬家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既而均人“愚公所處的地方連門都難出去”這一條件，自然而然地導出“家又怎么搬”的詰問，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后搬家”的結論。如此一系列理論環環相扣。節節貫穿，以勢不可當的攻擊力把對方的就事論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謂精彩絕倫！

（四）正本清源

所謂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義而言，就是指出對方論據與論題的關聯不緊或者背道而馳，從根本上矯正對方論據的立足點，把它拉人我方“勢力范圍”，使其恰好為我方觀點服務。較之正向推理的“順水推舟”法，這種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于人才發揮作用”的論辯中，有這樣一節辯詞：

正方：張勇，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的冠軍，就是從江蘇跳槽到陜西，對方辯友還說他沒有為陜西人民作出貢獻，真叫人心寒啊！（掌聲）

反方：請問到體工隊可能是跳槽去的嗎？這恰恰是我們這里提倡的合理流動啊！（掌聲）對方辨友戴著跳槽眼鏡看問題，當然天下烏鴉一般黑，所有的流動都是跳槽了。（掌聲）

正方舉張勇為例，他從江蘇到陜西后，獲得了更好地發展自己的空間，這是事實。反方馬上指出對方具體例證引用失誤：張勇到體工隊，不可能是通過“跳槽”這種不規范的人才流動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下“合理流動”去的，可信度高、說服力強、震撼力大，收到了較為明顯的反客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鉆的選擇性提問，是許多辯手慣用的進攻招式之一。通常，這種提問是有預謀的，它能置人于“二難”境地，無論對方作哪種選擇都于己不利。對付這種提問的一個具體技法是，從對方的選擇性提問中，抽出一個預設選項進行強有力的反詰，從根本上挫敗對方的銳氣，這種技法就是釜底抽薪。

例如，在“思想道德應該適應（超越）市場經濟”的論辯中，有如下一輪交鋒：

反方：…我問雷鋒精神到底是無私奉獻精神還是等價交換精神？

正方：…對方辨友這里錯誤地理解了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就是說，所有的交換都要等價，但并不是說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換，雷鋒還沒有想到交換，當然雷鋒精神談不上等價了。（全場掌聲）

反方：那我還要請問對方辯友，我們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還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要求嗎？（掌聲）

第一回合中，反方有“請君人甕”之意，有備而來。顯然，如果以定勢思維被動答問，就難以處理反方預設的“二難”：選擇前者，則剛好證明了反方“思想道德應該超越市場經濟”的觀點；選擇后者，則有背事實，更是謬之千里。但是，正方辯手卻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設定，反過來單刀直人，從兩個預設選項抽出“等價交換”，以倒樹尋根之勢徹徹底底地推翻了它作為預設選項的正確性，語氣從容，語鋒犀利，其應變之靈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嘆為觀止！

當然，辯場上的實際情況十分復雜，要想在論辯中變被動為主動，掌握一些反客為主的技巧還僅僅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客為主還需要仰仗于非常到位的即興發揮，而這一點卻是無章可循的。

（六）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 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的要害是 ：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種技巧是必要的。比如，當對方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機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一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不好的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勝，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七）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 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與劍橋隊辯論時，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種見解顯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機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一辯起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后來在我方的凌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這就是與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八）“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么？”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為不致于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一辯站起來亂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于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九）“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 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調要用” 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這樣一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氣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李代桃僵”這一戰術之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我方立論中 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技巧。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十）緩兵之計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見到如下情況：當消防隊接到求救電話時，常會用慢條斯理的口氣來回答，這種和緩的語氣，是為了穩定說話者的情緒，以便對方能正確地說明情況。又如，兩口子爭吵，一方氣急敗壞，一方不焦不躁，結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風。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處理”的方法，緩慢地處理棘手的問題。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慢”也是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辦法。論辯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論辯局勢下，快攻速戰是不利的，緩進慢動反而能制勝。

例如，1940年，丘吉爾在張伯倫內閣中擔任海軍大臣，由于他力主對德國宣戰而受到人們的尊重。當時，輿論歡迎丘吉爾取代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自己是最恰當的人選。但丘吉爾并沒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勝”的策略。他多次公開表示在戰爭爆發的非常時期，他將準備在任何人領導下為自己的祖國服務。

當時，張伯倫和保守黨其他領袖決定推舉擁護綏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勛爵作為首相候選人。然而主戰的英國民眾公認在政壇上只有丘吉爾才具備領導這場戰爭的才能。在討論首相人選的會議上，張伯倫問：“丘吉爾先生是否同意參加哈利法克斯領導的政府？”能言善辯的丘吉爾卻一言不發，足足沉默了兩分鐘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沉默意味著反對。一旦丘吉爾拒絕入閣，新政府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沉默，說自己不宜組織政府。丘吉爾的等待終于換來了英國國王授權他組織新政府。

再舉一例，在某商店里，一位顧客氣勢洶洶找上門來，喋喋不休地說：“這雙鞋鞋跟太高了，樣式也不好……”商店營業員一聲不吭，耐心地聽他把話說完，一直沒打斷他。等這位顧客不再說了，營業員才冷靜地說：“您的意見很直爽，我很欣賞您的個性。這樣吧，我到里面去，再另行挑選一雙，好讓您稱心。”“如果您不滿意的話，我愿再為您服務。”這位顧客的不滿情緒發泄完了，也覺得自己有些太過分了，又見營業員是如此耐心地回答自己的問題，也很不好意思。結果他來了個180°的大轉彎，稱贊營業員給他新換的實際上并無太大差別的鞋，說：“嘿，這雙鞋好，就像是為我訂做的一樣。”營業員以慢對快，以冷對熱，讓顧客把怒氣宣泄出來，達到了心理平衡，化解了這一場糾紛。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概括出在論辯中要正確使用“以慢制勝”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點：

其一，以慢待機 后發制人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在時機不成熟時倉促行事，往往達不到目的。論辯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必須的。“以慢制勝”法實際上是論辯中的緩兵之計，緩兵之計是延緩對方進兵的謀略。當論辯局勢不宜速戰速決，或時機尚不成熟時，應避免針尖對麥芒式的直接交鋒，而應拖延時間等待戰機的到來。一旦時機成熟，就可后發制人，戰勝論敵。如第一例中，丘吉爾在時機不成熟時，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機。在討論首相人選的關鍵時刻，以沉默表示反對，最終贏得了勝利。

其二，以慢施謀 以弱克強

“以慢制勝”法適用于以劣勢對優勢、以弱小對強大的論辯局勢。它是弱小的一方為了戰勝貌似強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種謀略手段。“慢”中有計謀，緩動要巧妙。這里的“慢”并非反應遲鈍，不擅言辭的同義語，而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的雄辯家定計施謀的法寶之一。如第一例中，丘吉爾面對張伯倫的追問，裝聾作啞，拖延時間，實際上是假癡不癲的緩兵之計。在這一種韌性的相持中，張伯倫一方終于沉不住氣了，丘吉爾以慢施謀終于取得了勝利。

其三，以慢制怒 以冷對熱

“慢”在論辯中還是一種很好的“制怒”之術。論辯中唇槍舌劍，自控力較差的人很容易激動。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過分激動的人，宜用慢動作、慢語調來應付。以慢制怒，以冷對熱，才能使其“降溫減壓”。只有對方心平氣和了，你講的道理他才能順利接受。如第二例中的營業員，就是以冷靜的態度、和緩的語氣，平息了對方的怒氣，化解了矛盾。

總之，論辯中的“快”與“慢”也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兵貴神速，“快”當然好。可是，有時“慢”也有“慢”的妙處。“慢”可待機，“慢”可施謀，“慢” 可制怒。“慢”是一種韌性的戰術，“慢”是一場持久戰，“慢”是舌戰中的緩兵之計。緩動慢進花的時間雖長，繞的彎子雖大，然而在許多時候，它卻往往是取得勝利的捷徑.他認為，以前的辯論賽一直都是很正統正規的比賽，就連開場白和答辯句式都是統一規定，常常導致比賽比較模式化，像是為了比賽而比賽，很難在觀眾里引起大的反響，也不能讓辯手很自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辯手最需要避忌的就是為了評委而辯論。其實，辯論除了在戰術上可用一些小小的技巧外，辯論的過程都不怎么需要技巧，唯一要做的就是堅持自己相信的真理并盡力讓對手相信自己的觀點，僅此而已。說到比賽的模式化，其實中大在03年的辯論賽就已經突破了這模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所以學長也希望以后的辯手們能往這方面發展。

辯論大師傅，就需要能從容自然地表達自己，隨時都能打動觀眾的心，在賽場上有氣勢而且更有紳士風度。我想，一場成功的辯論比賽應該是：很多觀眾都搶著來看比賽，但他們不再是純粹為了自己院系的利益而來，而是渴望看一場精彩的演出而來，而且臺上每發表一句觀點，臺下都能立刻引起共鳴并忍不住拍手稱好。這樣精彩的比賽，你還會錯過嗎？

第五篇：辯論中的理論研究

辯稿的撰寫和分工

1.陳詞需要完成哪些任務？

a)立場申明 b)邏輯結構（界定概念，概述邏輯結構和基本框架。要有依據，有出處。合乎本意義，合乎題意，有利于本方立場，盡量約定俗成，不能照搬照抄。準確明白，不留縫隙。簡練不繁瑣。）

c)理論論證（三條以上的論據，有三個層次）d)事實論證

e)價值闡述（價值層面或社會效應層面。擴大本方觀點的內涵，提高說服力。要點是充分挖掘出有利于本方觀點的價值因素）

f)觀點深化（對對方漏洞，對辯論交鋒的過程做出總結。同時對本方在辯論過程中的不足加以彌補）

2.分工

一辯立場申明，邏輯建構

二辯理論論證（引用）

（三辯）事實論證

四辯價值闡述，觀點升華 3.陳詞要領

a)思路清晰，結構清楚（往往采用第一第二或首先等關鍵詞）b)總結句

c)陳詞相當于演講，因此需要講究語言。既要理據清楚，有說服力，又要文采斐然，有感染力。

d)主要方法：引用典故，多用修辭，靈活運用句式（整散句），用詞準確精當，口語化與典雅化的結合

e)節奏的變化和音節的和諧（可適當講究韻律和平仄）f)人類普適的價值觀（公平正義平等博愛忠誠善良發展自然 父慈子孝與人為善 整體利益大于個體利益 天下為懷 公權力有邊界 個人利益財產天性愛好不能侵犯 人類文明的生存發展至關重要...)

開卷有益 開卷未必有益 2016辯論作業（姓名）（五號宋體）開卷有益（正方）（三號粗黑）一辯陳詞（姓名）：（小四號粗黑體）正文（小四號宋體）

國際大專辯論會2 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 悉尼大學vs復旦大學 正一

介紹艾滋病，認為是醫學常識，社會問題違背規范。肺結核例子，同艾滋病一樣與醫學分不開。病原非洲缺乏醫療設備。改變思想和社會不能解決問題。反一

人類從古到今的思維定勢。醫學范圍過于太小。在社會中間發展，所以是社會問題。危害文明價值。與管理不當的社會問題相關，病例過多。人人自危，談艾色變，造成家庭毀滅，社會動蕩。社會整體的力量，販毒吸毒，人權問題。采用社會工程，共同反對。正二

艾滋病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每個國家的價值觀和文化不一樣，有些是社會制度和宗教。同性戀和娼妓合法，就不是社會問題。社會角度解決的可行性。社會道德標準沒有治愈希望，醫學工作者的研究才有意義。反二

有了社會影響就可能有社會問題。調查顯示94%患者精神世界出問題，社會機體綜合病癥。醫學勢單力薄，孤掌難鳴，需要社會工程。正三

2/3在醫院不慎被感染。談道德戰爭沒有消失。談道德無法解決問題，空談法律。社會的歧視問題等只是副產品。根本只是一種疾病。人類開始就有疾病，有醫學治愈艾滋病就沒有社會問題了 反三

存在即合理？艾滋病造成恐慌，造成歧視，醫學領域包容不了。戰場上有醫生，戰爭就是醫學問題嗎？

辯論學的邏輯學基礎 1.邏輯學中的基本概念

a)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范圍的思維形式

i.事物：人們的一切認識（可視與不可試的）對象 ii.本質屬性：能夠決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為某一事物，并能將該事物同其他事物區別開來的屬性 iii.范圍（屬概念與種概念）：符合事物本質屬性的所有子類 iv.概念必須用語詞來表達，并非所有語詞都能表達概念，同一語詞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不同的概念 v.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反變關系：在一系列具有屬種關系的概念間，如果一個概念外延越大，則其內涵越少；反之，如果一個概念外延越小，則其內涵越多（人——中國人——上海人，內涵增加，外延減少）vi.通過一個概念去解釋另一個概念叫定義

任何一篇演講使用的詞匯必須與聽眾使用的詞匯一致。凡是你使用的言語和術語超出了一定的范圍，你就必須進行解釋，而且還得下定義

定義的四條規則：清楚規范，相應相稱，下實質定義不得用被定義概念，必須用肯定形式

vii.劃分是明確概念外延的邏輯方法 2.基本的邏輯規律 3.邏輯在辯論中的應用

1993國際大專辯論決賽 人性本善/惡 復旦大學vs臺灣大學 正一

孟子；每一個人都有惻隱之心，有善端就有惡行 外部原因

道德成為手段就不是道德

人性本惡就不會有人性感情愿的去遵守道德規則 反一

例子都是后天 惡行從何而來

人性分為自然天性，社會屬性，惡是本能和欲望的無限擴張，惡行的古今例子 人性通過后天造化改造

人性推波助瀾就會更加墮落。儒家，社會正確引導 價值評判代替社會評判 正二

人的本性中有善的種子，充滿污染的環境中會做出惡行 良心發現，良心未泯，若良心不存在就不會因為惡行而后悔 欲望就會帶來惡嗎？人的本能就是惡行嗎？ 人的本性是惡的話，就不能被教成善良的 反二

外在環境中的惡是從哪里來的。本能和欲望無節制的擴展才是惡 理性認識到人性本惡 人性本惡是不斷向我們

yes: 1.international practise canada 2.4 cents/L africa(enterprises only)2.pigovian taxes economic welfare marginal social cost 3.less developed people will get benefits 4.premier wen and ndrc agree that the best time could be about 2012 5.pay back to people no: 1.survival emission 2.classic economy air is a free commodity ownership? 3.ndrc: researchers: limitation & legislation, fine laws other forms to optimize the situation 4.avoid using: pollute first, protect next 5.the return is not hard to evaluate;exploi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