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未來二十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上) 課程的考試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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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共 4 小題，總分: 40 分)1.海聞教授指出，2011年底，我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

A.28% B.38% C.48% D.58% 2.“起飛理論”是由下列哪位經濟學家提出的？

A.羅斯托 B.羅斯福 C.亞當·斯密 D.帕累托

3.世界貿易組織于（）1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

A.1994年 B.1995年 C.1996年 D.1997年

4.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2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之一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A.7% B.7.5% C.8% D.8.5%

二、多選(共 2 小題，總分: 20 分)1.海聞教授指出，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和（）的市場價值的總和。

A.產品 B.文化 C.資源 D.服務

2.海聞教授指出，起飛理論中“突變”過程的兩個變化指的是（）

A.產業結構的變化 B.社會結構的變化 C.文化結構的變化 D.生態結構的變化

三、判斷(共 4 小題，總分: 40 分)1.海聞教授指出，體制改革本身能夠起到提高生產率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正確 錯誤

2.海聞教授指出，本輪國有企業改革主要解決公平競爭問題。

正確 錯誤

3.海聞教授指出，在起飛理論“突變”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變化指的是從原來以農業為主逐步變成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

正確 錯誤

4.《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的作者是羅斯托。

正確 錯誤

第二篇：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

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級13班

摘要：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問題一直是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歷了 30 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然而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之間的兩難沖突已經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二者關系的探討也逐漸成為各領域的熱點問題。如何將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成功的結合起來，則成為我國環境保護學者與經濟學者至今仍在探索的問題。在此，針對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行詳細的探討。

關鍵詞：環境污染；經濟增長；中國；環境政策；工業發展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在2006年末已超過20萬億元，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依賴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經濟的快速增長加劇了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導致環境污染日趨嚴重。

同時，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資源稟賦、環境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研究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在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科技水平、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積累、環境污染指標的現狀和區域差異，進而探討各地區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齊飛，2014）

而為了有效突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瓶頸”，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環境政策，例如將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作為“十一五”規劃中重要的約束性指標，不斷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等。那么，這些環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們是否能有效的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這些問題對于正確制定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環境政策，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深人研究。

二、歷史發展

當前，環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圍內頻繁發生，2010年發生的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2012年廣西龍江河突發環境事件以及近年來國內頻繁發生的鉛污染事件，給人類生命財產、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巨大損害。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危及海洋、陸地、河流、地下水、環境空氣等各類環境介質，損害范圍包括健康、財產、文化、資源、環境等各個方面，造成環境污染損害評估的研究和實踐涉及環境法學、環境經濟、環境倫理、環境管理、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及環境監測、環境化學、環境工程、環境風險、環境健康、污染生態等自然學科和工程領域。

事實上，當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環境污染問題與經濟增長同樣、甚至更加受到關注。污染是企業將內部治理成本推向公眾，由社會承擔。環境管制后,這種格局發生變化，企業將承擔越來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嚴重的企業甚至可能被關閉。在資源投入不變的條件下，企業的總產出會相應減少。環境管制越嚴格，產出減少越多。因此，必須協調工業增長與環境保護兩者間的矛盾，在節約資源同時，盡可能多生產好產品和盡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與人類從環境中獲益的歷史相比，人類對環境和環境保護的關注開始得太晚，標志著人類歷史巨大飛躍的工業革命開始于十八世紀，而關注環境保護的國家和國際政策僅僅出現于二十世紀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人們仍認為無限的資源可以被國家乃至全球所用,而無須規制性和保護性政策。

環境保護的國家和國際政策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國家性自然資源保護政策；第二階段是：各個國家乃至全球范圍的環境治理政策。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保護資源是環境政策的主題。典型的例子是美國于1872年建立黃石國家公園，于1879年通過立法保存美國廣大的自然森林系統。（方化雷，2011）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與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環境資源問題達到觸目驚心的程度。為適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和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國已建立專門負責環境保護的政府機構，尤其在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有關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和措施，加大環保政策的實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實際發展中，仍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因而無法準確的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結合。換而言之，即在兩者發展的過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發展水平低，城市化進程緩慢。（2）環境資源問題嚴重。

（3）政府對環境治理和保護方面發揮的作用不夠。

調查顯示，僅在中國的4個城市：重慶、北京、上海和沈陽，每年就有一萬人因接觸空氣中的污染顆粒而過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間，黃河先后斷流了18次，根據每年斷流天數預測，2010年黃河將斷流200天，2020年黃河下游將全年斷流。中國科學院公開發表的《90年代中期中國環境污染經濟損失估算報告》顯示，科學家計算得來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1875億元，而該數字只包含部分可計量的環境損失（除了大氣、水、固體廢棄物、酸雨等可計量損失外，無形損失尚未包括在內）

而關于東、中、西部的環境污染比較如下：（1）東、中、西部地區工業廢水排放量比較

考察東、中、西地區在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這一指標的差異性特征時，發現1995-2010 年間東部地區無論是人均排放量還是總排放量都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人均排放量角度來看，大部分年份數值高于 20 噸，人均年排放量為 23.47 噸；總量角度來，大部分年份排放總量在 1000000 萬噸以上。相比也東部地區而言，中、西部地區該指標處于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別為 14.85 噸和 14.2 噸，數值上差異不大。（2）東、中、西部地區固體廢棄物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人均固體廢棄物排放量這一指標，西部地區要高于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人均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為 355.76 萬噸，其次是中部，東部地區最低，人均年產生量分別為 156.34 萬噸 和 47.47 萬噸。（3）東、中、西部地區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東、中、西部地區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區要高于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過 16.2kg，東部地區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區最低在 10kg 左右。

（4）東、中、西部地區工業煙塵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三大區域人均煙塵排放量，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相對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別為 7.24kg 和 7.33kg；東部地區人均排放量處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為為 5.42kg。

（5）東、中、西部地區工業粉塵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考察東、中、西部地區在工業粉塵排放量指標上所表現的差異性特征可以發現，東部地區人均年排放量處于較低水平，為 5.74kg，中、西部地區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東部地區，但二者差異不大，數值分別為 6.8kg 和 6.4kg。（齊飛，2014）

從而看出，經濟增長方面，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區域比較之中占據絕對優勢，無論是經濟發展總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長速度，還是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積累、第三產業占比都呈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

環境污染方面，從總量上看，東部地區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煙塵、粉塵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固體廢棄物排放量高于中、東部地區；從人均排放量來看，由于東部地區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區人均排放量呈現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區的產業結構、環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關，從趨勢上來看，各地區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來均呈現出下降趨勢，這與近些年來高度重視產業優化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保護環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產能有很大關系。

四、結論和建議：

為此，在這里提出幾點建議：

（1）未來隨著人們對清潔環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綠色 GDP的政策導向和環保政策，重型污染企業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環境質量會有所改善，這也要求東、中、西部地區能明確自身特點，尋求各自可持續發展之路。

（2）加強排污監督，科學制定環境標準，強化環境與經濟的綜合決策。在加快經濟發展時，必須始終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環境保護放到重要位置，決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一時的發展，而應當使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科學的制定相關環境標準體系，建立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機制，把環境保護目標列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總體戰略目標之中，用標準限制環境污染，保護環境。

（3）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問題已經不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是我國環境法制建設所面臨的一個實際問題，需要國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時機已經趨于成熟。在工業化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的保護受害者，盡童減少社會和國家的報失，有必要借鑒國外環境保險的經驗，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

（4）改革我國目前的環保投融資體系，增加環保投入。我們應當按照“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原則，逐步使排污者和開發者成為環保投資的主體。

（5）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國的環境資源配置體系。走出“環保靠政府，經濟靠市場”的誤區，開展排污權交易，將市場機制引入環境保護事業之中，實現環保制度的創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經濟激勵與約束機制可以給經濟主體提供充分的刺激，將環境保護與企業利潤最大化或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目標聯系起來，實現生產、消費與環保的和諧統一。

（6）必須致力尋求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應充分的結合社會的實際本質；應該重新制訂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要制訂一系列經濟環境政策。（7）中國必須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環境問題已日益凸顯出來。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威脅著人們的生存環境，同時還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及身體健康，因而在我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加強環境保護意識。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能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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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菁.2010.環境污染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及影響機制研究[D].湖南.湖南大學 [3]馬麗、金鳳君、劉毅.2012.中國經濟與環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業結構解析[J].地理學報.第67卷第10期 [4]齊飛.2014.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5]吳萍.2011.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探討[J].現代商貿工業.第23期 [6]于楊.2010.環境保護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探討[J].中國城市經濟.第6期

[7]張紅鳳、周峰等.2009.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的規制績效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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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張紅振、曹東等.2013.環境損害評估:國際制度及對中國的啟示[J].環境科學.第34卷第5期 [11]曾昭法，陳青云.2009.中國東中西部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影響的對比研究[J].統計與決策.113-115.

第三篇：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而政治改革則通常屬于政治學家的研究范圍。然而，在象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里，經濟增長卻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命題，它涉及到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制度變革；同樣，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學課題，它的推動和進展與經濟增長有密切關系。把經濟增長和政治改革這兩個課題放到一起來思考，屬于跨學科研究，謹守學科分際的學者往往不愿輕易涉足。于是，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里，把這兩個本來密切相關的課題割裂開來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來。可是，那種就經濟談經濟或就政治談政治的研究方式，卻很可能給種種似是而非的無根之說創造條件，也給政客的詭辯留下了空間。筆者試圖在本文中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雖自知才疏力薄，恐難深入周全，仍欲一試，旨在拋磚引玉，以引起社會科學界學者們的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相互關系的四種假說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談的經濟增長是指健康、穩定、具長期潛力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那種靠“吃老本、欠新帳”、浪費資源、破壞生態而維持的、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及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說的中國政治改革，則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為導向的民主化改革。達倫多夫(Dahrendorf)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個要件：必須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實現公民的（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基本權利；社會沖突應當被認可為積極的、創造性的，解決沖突時應有理性控制；社會利益的多樣性必須通過領導群體（精英）的競爭表現出來；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作為共同利益的“公眾道德”必須發揮其作用。[1]進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權、多元利益、競爭性選舉和對民主價值觀的憲法共識。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時，有兩個流行的假說。流行假說之一是，只要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國的政治改革就自然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并順利實現。筆者在此對這一假說提出質疑和批評。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得到廣泛的認同；否則，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也不會在西方社會科學教科書中占據相當的地位。顯然，在漁獵社會不可能建立國家，農業社會也不會誕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現代人類社會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說的缺陷在于，在現代社會里，適合一個國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謂“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沒有確定性含義，能否作國際比較？這個假說顯然無法解釋歷史。遠在清軍開進山海關的時候，英國國會已經把政府的錢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機制的雛形。那時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國，英國政治制衡機制的出現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發展本身直接相關？上述假說恐怕難以自圓其說。進一步看，今天的中國經濟比16世紀的英國經濟還落后嗎，如果說當時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撐民主政治，為什么今天中國如此現代化的大都市里卻連街道辦事處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那時美國的言論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識字率難道比當時的美國還低，以致于不能開放言論和新聞自由？

大約50年前，劉少奇在制定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由于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還必須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必須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實行多級選舉制，并且在基層選舉中多數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我國的選舉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進的，并在條件具備以后就要實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國民經濟也翻了幾番，究竟中國的人均GDP要達到多少美元，中國公民才能有資格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或國家主席？到底什么時候中國能具備劉少奇承諾過的直接選舉的“條件”，上述假說其實給不出答案。

持上述觀點者有一種錯誤認識，似乎只要有了經濟增長，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會像個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國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種裝置或技術專利，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來”或“引進”。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有了漂亮的憲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憲政機制，憲政的牢固根基必須扎在人們的心中，形成一種保障基本人權、限制政府行為的憲法共識。憲政民主的政治傳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天然“副產品”，而是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漸養成的。發達國家建立比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經過了幾百年的努力，現在還在繼續改進完善；中國具有后發優勢，或許會縮短這一進程，但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啟動得越遲，實現得越晚，沒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長。若國人滿足于只有生存而無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穩穩地做奴隸、臣子、順民；如果還有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夢想，就必須從現在做起，積極穩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標。

另一個流行假說是，只有實行民主化改革，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才能夠保持下去。從長時段來看，政治對于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反作用，這一論點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紀，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三分之一強跌至百分之幾，單純從勞動力和資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的。西歐11世紀開始的法律革命、17世紀開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國和法國的不同模式），對19世紀的產業革命具有難以估量的推動作用。而在中國，統治者排拒向法治社會的轉型，這無疑妨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孕育，嚴重影響到技術創新、海外貿易和現代企業的形成。顯然，政治、行政、財稅體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國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從短時段（十幾年乃至幾十年）來看，上述假說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瑞典和德國對政治體制的選擇不同，但它們都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如果用自由指標來衡量80年代以前的東亞“四小龍”，則它們之間相距甚大，從最不自由的軍人獨裁統治的韓國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但這樣的政治制度差異并未影響它們在經濟上同時崛起與騰飛。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時段上并不一定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

有學者指出，泰國就出現過經濟高速發展與政治低度發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國共發生19次政變，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時期，20位首相相繼組建了48屆內閣，其中24屆內閣屬軍人政府、8屆是軍人為主的政府、16屆為文官政府；共通過了15部憲法，舉行了18次大選。從1932年到現在，泰國有80％的時間處在軍人的統治之下，最近的軍事政變發生在1991年，并導致了大規模的沖突。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泰國的經濟仍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并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51年到1961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7.4％；1960年至1970年，泰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8.4％；1970年至1982年為7.1％。[3]世界銀行認為：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泰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經濟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該行專家從泰國模式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說經濟發展意味著給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機會，從而很容易獲得人們的擁護，而政治發展則不僅意味著權力模式的重新構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喪失自己擁有的特權，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價值的轉變，換言之，政治發展意味著整個民族的整體現代化，也意味著人的觀念的徹底現代化。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真正的政治發展比經濟發展更為艱巨、更為困難，一個民族必須付出比經濟發展更為艱苦的長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現代化方面取得相應的進展。”[4]顯而易見，如果以政治改革作為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無論從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很難說得通。

上述兩個假說都有決定論色彩，或強調經濟決定政治，或認為政治決定經濟。丹尼爾?貝爾認為，現代社會不是統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個特殊領域（經濟──技術體系、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組成，它們之間不存在簡單的決定性關系，未必相互一致；三個領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軸心原則加以調節，各有自己的模式。經濟──技術體系的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其調節方式是節儉（本質上即講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換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軸心原則是合法性，在民主政體中它表現為被統治者授權政府從事管理，這種合法統治的暗含條件是關于平等的思想，即認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發言權。政治的軸心結構是代表選舉制或參與制，由幾個政黨或社會團體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體系的管理方式帶有技術官僚傾向，且將日益明顯，然而政治決策主要還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談判協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術官僚的理性判斷。卡西爾意義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領域，現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極其自由地搜撿世界文化倉庫，貪婪吞食任何一種抓到手的藝術形式，這種自由來自它的軸心原則，就是要不斷表現并再造“自我”，以達到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不同領域間的沖突決定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它們存在于官僚等級制的社會結構與要求平等參與的政治體系之間，存在于依據角色和專業分工建立的社會結構與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實現個人“完美”的文化之間。[5]貝爾把現代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視為現代社會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現代的社會或轉型中的社會里，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比現代社會更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會里，政治與（宗教為代表的）文化之間有高度的統一性，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總體性社會里，政治與經濟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過程，而必然會表現為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從這種角度來看，再結合中國現在的國情，可以提出以下兩個假說，中國改革以來的社會現實也基本上支持這兩個假說。

假說之三：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通常會誘發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經濟增長尚屬順利時，往往容易滿足現狀，民眾如此，統治者亦如此。歷史學家發現，絕大多數統治集團主持的改革都是財政危機的結果，而民眾揭竿而起則通常是天災或政府過多征用勞役造成大饑荒、大流亡的結果。回顧2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史，雖然80年代中國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識精英一再呼喚政治改革，但由于城鄉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較快，政治改革的社會動力明顯不足；到了90年代末，雖然見諸輿論的政改呼吁如鳳毛麟角般罕見，但由于農村糧食主產區農民的收入連年下降，城市下崗工人多達幾千萬，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革命情緒的潛流正在暗中滋生與蔓延。歷史的悲劇往往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夠主導改革的時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時候又很難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經濟增長情況尚好的階段，政治保守主義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經濟陷入停滯或爆發危機，他們的觀點對執政者毫無助益，結果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革命的降臨。因此，在歷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為常見。

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發展目標，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決定性關系，但有一定的關聯和相互影響。欲求政治舉措與經濟政策彼此促進、相得益彰，決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擾、政治腐化與經濟失策惡性循環，卻是司空見慣的。要使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就要詳盡地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按照它們各自的特性與軸心原則把握好改革的節奏。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因與政治穩定

基于上一節的分析，筆者不認為政治改革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當然更不認可經濟增長是政治專制所賜。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因，還是要從勞動、資本、技術、市場等經濟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不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狀來看，卻是經濟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說，政治等非經濟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各種經濟因素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充份條件。

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性因素

影響經濟增長的勞動因素主要指勞動力總量和勞動生產率。在德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阻止勞動力總量下降的趨勢已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中國的國情卻是勞動力大量過剩，禁錮在農村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已經為零，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勞動生產率。以往中國經濟學家只關注工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現在則應把注意力轉向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6]，全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單純的工業或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更為重要。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達到頂峰，然后開始了所謂的“逆城市化（郊區化）”進程，它們當然無法再從城市化過程中獲得經濟增長的動力。在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這是近年來東亞經濟初現疲態的重要內因。國內常有人提到，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增長是以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為基礎的。其實，這種見物不見人的說法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由于1957年至1978年間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乃至下降，結果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是比世界平均水準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這為1978年以后經濟的快速增長預留了較大的空間。

其次考慮資本因素，它也包括總量與生產率兩個方面。8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抓住了“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不再奉行“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線，降低了一度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幾的對外援助數額，并一躍成為引入外資和外援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現在，境外直接投資的來源正逐步從港澳臺資本轉向發達國家的大跨國公司，這標志著中國在對外引資和擴大社會資本總量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90年代以來，中國國內資本的性質與品質正在發生意義深遠的變化。眾所周知，國有經濟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會資本增加額，卻只能創造三分之一的新增產值。國有資本比重下降的趨勢將會顯著增加國內資本的生產率，給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勞動與資本所導致的增長在總的經濟增長率中所占份額已經下降，技術創新（包括社會技術創新即體制創新）已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增長要素。技術進步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一是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二是向其它國家學習、模仿，或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的技術進步。技術開發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資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業價值，因此發明技術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由于技術創新的成本高，能長期維持3左右的增長率就已經很難得了。有學者認為，20世紀日本及亞洲經濟發展的奇跡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時間短的模仿或購買方式實現技術進步。從二次世界大戰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維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亞洲四小龍”從50年代末開始也差不多維持了將近40年的快速增長。由于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當年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大，假如說日本能維持40年的高速增長，那么中國從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維持5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7][1][2][3][4][5]下一頁

第四篇：中國如何保增長 80分考卷 課程考試

中國如何保增長

80分

一、單選(共 8 小題，總分: 40 分)1.民生投資的主體是（）

A.政府 B.企業 C.公民 D.社會團體

2.美國通過《社會保險法》是在哪一年？

A.1900年 B.1910年 C.1920年 D.1930年

3.生產性投資的主體是？

A.國家 B.政府 C.企業 D.個人

4.下列不屬于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十大產業的是？

A.裝備制造業 B.船舶制造業 C.汽車制造業 D.房地產業

5.生產性投資的主體是（）A.政府 B.企業 C.公民 D.社會團體

6.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

A.財政政策 B.信貸政策 C.金融政策 D.貨幣政策

7.提高居民個人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的辦法不包括？

A.免稅 B.退稅

C.降低保障金比例 D.提高個稅起征點

8.2008年第四季度，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為（）

A.9.6% B.8.6% C.7.6% D.6.9%

二、多選(共 4 小題，總分: 20 分)1.民生投資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包括？

A.新投資的可行性論證不夠可能導致資源浪費 B.出現權錢交易和腐敗問題 C.就業任務很難完成 D.可能會損害民營經濟的增長

2.基礎設施投資的四個重點包括下列哪些？

A.軌道交通 B.交通路管 C.農村投資 D.環境投資

3.中國的企業困難有？

A.負擔過重的問題 B.資金融通的問題 C.結構調整的問題 D.發展方向的問題

4.民生投資的組成部分包括？

A.醫療衛生 B.文化教育 C.社會保障 D.基礎設施

三、判斷(共 8 小題，總分: 40 分)1.大幅度降低央行利率，目的是引誘大家投資來消費，多消費。

正確 錯誤

2.當國外市場不能再繼續支持中國出口，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開始萎縮的時候，中國企業因為沒有市場，需求不足，必然會收縮經營，甚至倒閉。正確 錯誤

3.保增長啟內需政策付諸實施之后，經濟學家都保有正向態度。

正確 錯誤

4.提高農民收入的關鍵是改革的問題，即城鄉一體化。

正確 錯誤

5.資產投資主要指資本市場投資和房地產投資。

正確 錯誤

6.2009年，我國免稅3300億左右。

正確 錯誤

7.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我國的經濟增長急速攀升。

正確 錯誤

8.2007年我國遇到的是膨脹危機，物價全面暴漲。

正確 錯誤

第五篇：中國如何保增長 課程的考試-93分

中國如何保增長 課程的考試

各題型提交答案說明：

1.單選題及判斷題點擊圓形按鈕進行單項選擇，多選題點擊勾選框進行多項選擇。2.選擇題和判斷題:直接點擊選項，系統將自動提交答案。

3.未完成考試誤操作推出系統后，在考試時間段內可重新進入系統考試。

4.完成考試后點擊提交答案按鈕，考試結束，不可再次進入系統考試。

5.答題完成后，點擊考試頁面左側“未答題”按鈕，確認無未答題后再提交答案。6.未提交答案的試卷在考試時間結束后將強制提交答案。

一、單選(共 6 小題，總分: 40 分)1.收入性消費的關鍵是？

A.提高收入的問題 B.完善信貸制度的問題 C.提振信心的問題

D.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的問題 2.生產性投資的主體是？

A.國家 B.政府 C.企業 D.個人

3.下列不屬于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十大產業的是？

A.裝備制造業 B.船舶制造業 C.汽車制造業 D.房地產業

4.一個國家經濟增長依靠的“三架馬車”不包括下列哪項？

A.投資 B.消費 C.資助 D.出口

5.提高居民個人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的辦法不包括？

A.免稅 B.退稅

C.降低保障金比例 D.提高個稅起征點

6.美國通過《社會保險法》是在哪一年？

A.1900年 B.1910年 C.1920年 D.1930年

二、多選(共 3 小題，總分: 20 分)1.中國的企業困難有？

A.負擔過重的問題

B.資金融通的問題 C.結構調整的問題 D.發展方向的問題

2.銀行把信貸消費分為哪些形式？

A.收入性信貸 B.抵押性信貸 C.房產信貸 D.擔保性信貸

3.中國這種典型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潛在的危險包括？

A.反傾銷、反補貼嚴重 B.貿易順差時容易造成通貨膨脹

C.當國際市場不能支持中國繼續出口，造成通貨緊縮

D.貧富差距拉大

三、判斷(共 6 小題，總分: 40 分)1.現在城鄉經濟體制已經實現了一體化。

正確 錯誤

2.生產性投資的結構會形成供給，一旦生產性投資投錯了方向，投向已經生產能力過剩的領域，就會加重我們現在的困難。

正確 錯誤

3.預期性消費是受預期影響的消費，比如奢侈品的消費。預期性消費的關鍵是要提振信心。

正確 錯誤

4.從現在開始到2012年，我國增加的醫療衛生投資是8500億左右。

正確 錯誤

5.2009年，我國免稅3300億左右。?錯：2200億左右

正確 錯誤

6.生產性投資就是對各個產業的投資。

正確 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