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

《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

“政府間事權劃分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全局”

專訪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 “政府間事權劃分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全局”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2014年8月18日 記者：王爾德

本報記者 王爾德 北京報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并明確了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的地位，從而也將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空前的位置。

今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該方案提出要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促進權力和責任、辦事和花錢相統一，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政府間的事權劃分不僅僅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部門問題，而且是事關國家治理體系的全局問題。這是一個兼具復雜性和艱難性的改革課題，這也是我在新近出版的《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與陳旭東合著）一書重點討論的話題。”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對記者說。

在《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一書中，田國強提出了“明道、樹勢、優術、抓時”的四位一體改革方法論。田國強認為，財稅體制改革的勢和時已初步形成，還需要道與術的配合，即明確改革的愿景、目標、戰略，注意改革的方式、方法，才能將財稅體制改革包括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引向深入。

他建議，隨著財稅改革的推進，地方稅體系在弱化，未來應重構地方的主體性稅種。“從理論基礎和國際經驗來看，未來我國省級政府應建立以消費稅為主，市縣政府應建立以財產稅為主，以行為稅、目的稅為輔的分級主體稅種。”

事權劃分是事關國家治理體系的全局問題

《21世紀》：分稅制的前提是事權的劃分，但從1994年啟動分稅制改革以來，二十年過去了為什么中央與地方的事權依然不是特別明晰？

田國強：1994年分稅制改革還是以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為重點的，其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盡管有過多次的微調，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上下貫通、一一對口的事權分布格局。這與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有關。與聯邦制國家相比，單一制國家的中央政府更具有權威，而在我國獨有的中央、省(直轄市自治區)、地市、縣市和鄉五級政府架構下，中央的這種權力觸角又可以通過上下對口的機構設置直通底層。

在這一國家結構和政府架構之下，大量的事權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容易出現權力責任錯位、要權卻不擔責、互相扯皮推諉的現象，從而中央的很多政令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執行，很多好的政策目標往往難以落到實處。并且，一直以來，我國單純依靠政令、政策來實施政府間的各項權責，也缺乏穩定性、規范性，迫切需要用法律來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邊界，并建立相關監督機制和法律程序，為制定縱向的權責清單提供法律依據而不僅僅是上下級工作意義上的劃分。

因此，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及其關系調整，已經不僅僅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部門問題，而且是事關國家治理體系的全局問題。

《21世紀》：你認為，應該依照什么標準來劃分不同層級政府間的事權？

田國強：不同國家受各自歷史、文化、政治等特定國情因素的影響，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間事權劃分模式，但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通常圍繞以下三個基本原則來處理此議題：

一是外部經濟性。政府的基本職責可用兩個詞概括，就是維護和服務。這二者都需要公共產品來實現，而公共產品具有外部經濟性，而這種外部經濟性也存在著受益或影響范圍的差異，從而就存在一個事權分布的最適度。即，那些全體民眾受益的公共服務如國防、外交等應統一由中央政府負責，而那些以特定區域民眾為服務對象的公共服務如消防、治安等則由地方政府負責。對于外部性是跨區域的公共服務如環保、部分社保，則應該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負責。

二是信息有效性。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往往更加了解所轄區域內民眾對于公共服務的特定偏好和不同需求。面對不同事項所對應的不同信息分散分布情況，其監督成本尤其是信息成本是不一樣的。一個原則是信息越不易對稱、處理越復雜的事項應該賦權由地方政府來單獨或與中央政府合作管理。這也是喬治·施蒂格勒—夏普的最優分權論所持的基本觀點，即地方政府分權的必要性。

三是激勵相容性。一個好的事權劃分體系，應該是使所有參與主體按照自身的目標和利益動機去運作，也就是發揮了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同時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也就是機制設計理論之父赫維茨最早提出的“激勵相容”概念。

在此基礎上，國家還應該通過法律形式將各級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加以明確地界定，使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連續性和規范性，如果需要調整需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方可進行。

未來省級政府應以消費稅為主

《21世紀》：“分稅制”對應的是“分錢制”，我們過去在實踐分稅制的過程中，通過從事權與財權、事權與財力到事權與支出責任對分稅制進行了適應性調整。有觀點認為，前述調整一定程度上使分稅制已經退回到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前的分錢制了。對此，你怎么看？

田國強：這里，你提到了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四個基本要素：事權、財權、支出責任、財力。前二者對應權，后二者對應錢。分權和分錢，從而是界定和衡量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兩個重要維度。在多級政府體系下，事權劃分是整個財政稅收體制的運轉基礎，基于此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支出責任，進而通過轉移支付等來調劑上下級政府的財力盈缺，使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

其實，即使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前，也不僅僅是分錢可以涵括的，其時也伴隨著權力的下放。因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初的主基調就是放權讓利，財稅體制從而也是從中央下放財權和財力入手的，然而1980年至1993年間五花八門的財稅包干體制、極度紊亂的財政運行體制，使得分權缺乏規范性，分錢缺乏一致性，二者也未能很好地匹配，使得中央財政限入空前困境。

分稅制改革后，財權上移、中央財政收入占比提升成為我國政府間財政關系的一個明顯特點，這當然也是1994年這場改革主導者的初衷之一。從大的趨勢上來看，這與我國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背景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是相適應的，與各國強調中央稅權約束地方稅權的稅權治理共性也是一致的。

但是，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地方的財權壓縮而支出責任卻不斷增加。面對自上而下不斷累加的任務和指標，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財政和增加收費項目，來填補缺口，偏離了現代公共財政的發展軌道。

所以，財稅體制改革不能僅僅是分錢了事，必須觸及到更深層次的事權和財權的結構性再分配，不能將地方事權壓得過重而財權統得過死。從而，一方面要對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做出科學合理的法律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則要賦予地方一定的相對獨立稅權。《21世紀》：從2002年的所得稅改革到2012年的增值稅改革，地方稅體系在逐步弱化，未來是否應該以及如何重構地方的主體稅種？

田國強：確實如此，“營改增”將地方重要稅種營業稅改為了中央占大頭的增值稅之后，地方財政又少了一大塊收入。所以，重構地方的主體稅種有其必要性，應該將那些對地方資源配置影響較大的、地方更容易掌握充分信息、稅基也相對更加穩定的稅種，劃為地方稅。作為參照，美國州級政府的主體稅種是銷售稅，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則是財產稅，教育經費主要也是由州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提供的。

從理論基礎和國際經驗來看，未來我國省級政府應建立以消費稅為主，市縣政府應建立以財產稅為主，以行為稅、目的稅為輔的分級主體稅種。具體來看，房產稅改革、環境稅改革等的推進，將有利于培育地方財力。當然，如前所述，在賦予地方相對獨立稅權的同時，也需要在制度設計上確保對地方稅權的監督與約束，防止稅權濫用。

應該考慮給地方一定的稅收立法權

《21世紀》：三中全會《決定》在財政體制改革基本方向中，提到要發揮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你認為如何發揮兩個積極性?

田國強：發揮好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實質上是如何處理好財政集權和分權的關系。高度集權和過度分權，對于中國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發揮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以使中央和地方在求解各自目標函數的過程中實現整體福利的改進。

立足中國國情，在實行中央集中較大稅權的前提下，逐步賦予地方適當稅收立法權的模式是可取的改革路徑。前者可以極大地調動中央的積極性。當然，在中央集中稅權的同時，也要通過更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來均衡地區間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為下一步新型城鎮化建設、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勞動力等要素的合理流動提供保障。

目前的稅收立法權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這有防止地方濫用此權力的考量，但顯然不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也不利于探索建立完整的地方稅體系。隨著稅收法治化、預算民主化的推進，應該考慮給地方一定的稅收立法權，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盡管各國的稅權分配模式和分散程度有所差異。

當然，地方的稅收立法權應該僅限于省一級，并且必須受到中央的監督和制約，新設稅種應以地方稅收法規形式予以頒布實施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中央政府或國家立法機關有權對與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稅收法規予以廢止或責令修改。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財稅體制不能發揮了政府的積極性，卻打壓了市場和個人的積極性。比如，現有的按每一個人來繳納所得稅的方式，就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方式應該是按家庭收入，扣除家庭的贍養負擔等基本支出之后再計稅。這在中國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等華人文化圈已推行多年，是鼓勵贍養老人、弘揚傳統孝道的有效舉措。

第二篇：2015上海財經大學經濟法學考研經驗分享

想起考研的日子，不知道該用什么話來形容。可能真的要用前人總結的一句經典的話來說：考研孽我千百遍，我待考研如初戀！或許有些許夸張，但也并非全無道理。下面就讓我說說我的“被孽史”吧，也僅以此文獻給即將創造個人“被孽史”的孩子們，希望你們能把這段歷史改寫！

一、復習計劃

我是去年四月中旬的決定考上財，同時準備的司法考試，我把我的流程說說吧。三月開始上自習，主要是找感覺，看英語單詞，看司考的東西四月中旬，決定考上財，買書，聯系學姐，討教經驗，開始復習。

五月底，經濟法看了四分之一，民法一大半，法理看完了，民訴沒動。四五月英語看了三四套真題，做的很慢，一晚上一篇吧，主要是查單詞，翻譯，一篇大概做五遍以上吧。六月開始了，準備六級（第二次考，汗顏了！），還有期末考試，司考那會也很緊張了，反正這段時間是沒怎么看考研的東西，但是英語單詞還是每天都看吧。

七月到司考完，結束期末考，開始司考的沖刺，考研的東西都拋了，單詞基本就是幾天看一次，但是建議大家還是每天堅持看看單詞。

九月司考完了，回家待了一周，收起心大概就十月國慶完了，這個階段復習時間很緊張了

詳細說下這個階段的復習計劃吧，先說專業課。

由于參加了司考了，所以民法和民訴都進行的很快，十月底就看完第一遍了，慢的主要是經濟法，但是大概十月底知道大綱了，那會覺得自己解脫了，那么多的東西不用看了，其實考試的時候腸子都悔青了。那是后話。

十一月，第二遍開始，主要是整理經濟法大綱上的東西，上面的東西很多都沒聽過，還好，我當時買了了兩本參考書：《上海財經大學法學綜合課考研復習精編》和《上海財經大學法學基礎課考研復習精編》，這兩本書是精學上財考研網上的，在碩考商城也有，有這兩本書的幫助，到中旬的時候差不多就整理的八九不離十了。這個時候法綜合主要是看第二遍書，主要是法理，那會真是很糾結，恨死沈那本書了。但是還是忍住把東西整理一遍。另外，大家可以加一下這個考研群，2015上海財經大學考研群170204560，里面的學長都很熱心的。

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開始背的環節了，第一遍用了大概快半個月吧，第二遍用了十天，第三遍就快了，大概就是一周吧，反正到十二月中旬，緊張巴巴的背了三遍書。

十二月下旬，發現背書效率很低，主要是法綜的東西太多，背不進去了，于是我就開始列大綱的方式在本子上把課本的結構和主要的大題列了個大綱，可是我發現自己做的很多都是無用功，因為《上海財經大學法學綜合課考研復習精編》上都已經有了完整的知識結構圖，我自己還花了十幾天的時間去整理，感覺效率真心的底啊，在此也要為大家提個醒，如果有買參考書一定要好好利用，別浪費了。

進入一月，時間就很緊張了，主要是那會人心很浮躁，于是我就開始把之前些的提綱拿著，在外面開始背，那會圖書館自習室外面氣氛很好啊，大家背的熱火朝天的，哈哈，在那樣的氛圍里面，把大綱和經濟法筆記背了一遍，大概能基本復述的程度吧。在考前包括臨進場前大概翻了一遍整理的大綱。

二、論文

上財的老師的論文大概主要是那么幾個人的吧，王全興的比較多，但是很多是勞動法的，適當看一點就行，王老師的經濟法的論文要認真看。還有就是劉水林和單飛躍的論文，也是比較多，但是他倆的主要思想還是容易把握的，劉老師的是是經濟法的整體主義解釋，單飛躍老師主要是經濟憲政方面。院長是鄭少華，主要研究環境法，適當關注。副校長周仲飛，主要研究金融法，這個要認真對待，上財畢竟是財經類學校，大家考的是經濟法，所以對財政和金融這塊，即使大綱里沒有，大家也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考的時候大綱里也沒有財政法的東西，但是考試的時候就有財政法的體系的簡答題。總之，在整理筆記的時候要把老師的論文和學校出的大綱結合起來。

最后說的就是，上財初試的題目，一般還是以課本的基本知識為主，建議大家還是基礎為本，把課本的基本知識搞扎實了，適當關注下論文和熱點，前沿問題一般關注下當年的經濟法年會即可。還有強調的是真題，建議大家有時間應給把真題答案整理下，因為我們考的時候真題重復率還是蠻高的，特別是法理和經濟法，一定要重視。

第三篇：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

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

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

美國德克薩斯A&M大學

2009年7月

首先歡迎大家參加上海財經大學“現代經濟學”全國高校教師暑期師資課程進修班暨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今年有700多人報名，我們從其中挑選了300多位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辦了7個班，每門課程都是參照國外一流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的現代經濟學高級課程而制定的，由我們經濟學院近些年來新引進的海歸教師授課。在此期間，我們還會邀請一些在國外獲得終身教職的知名華人經濟學家給大家開設講座，希望大家珍惜這一個月的學習機會，學好所選課程，一個人回去教幾百個學生，十年下來，幾百個教師就能讓幾十萬學生受益。

今天想給大家談談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思想和方法，讓大家對其信息對稱，消除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誤解、誤會和誤區，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學好和教好現代經濟學。在經濟學領域，誤區特別多，我經常聽到和看到許多人對現代經濟學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進行批評。但這方面的批評大多不太正確，存在著許多誤區，這些誤區不澄清將會誤導人們對經濟學的學習和指導作用，影響它在現實中的運用。實際上，現代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威力是巨大的，不光可以用來研究經濟問題，解釋經濟現象和人的經濟行為，更重要的是進行內在邏輯分析，對經濟問題和結果作出預測，也可用到其他許多社會學科和領域，甚至對做行政管理也特別有用，我在上海財經大學運用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從事行政工作，效果顯著。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通過這次講座對現代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有所了解與收獲。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都談過，像錢穎

一、楊小凱、林毅夫、許成鋼教授和我本人，當然每個人講的側重點不一樣。今年年初，在《經濟學茶座》上，有一篇文章記載了關于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和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一次討論。一些海內外知名學者和著名學術期刊的主編（包括《經濟研究》、《世界經濟》）都參與其中，我也參加了，對如何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對于現代經濟學，我覺得國內經濟學界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看法：第一種看法就是不顧中國的客觀現實約束條件，盲目的崇拜現代經濟理論，照搬模型進行改革，寫文章以為把數學模型加進去就是好文章，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充分考慮中國實際情況與經濟制度環境所決定的約束條件和邊界條件，將一個經濟理論或模型泛用到中國現實問題，這樣簡單的套用，弄不好會出大問題；第二種看法更加錯誤，全盤否定現代經濟學的作用，包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認為現代經濟學是國外的東西，不合乎我國的國情，中國的問題需要用中國的方法來解決。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極端的，錯誤的，不全面的。

過去20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制度平穩轉型和經濟發展問題。我想在這里，把我自己對經濟學的一些心得體會，對經濟學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跟大家作一些學術上的探討。我還在繼續思考，沒有完全成文，在此先和大家交流。

一、經濟學的基本思想

為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容易記住，我想學學國內通常的做法，用一套適應中國國情的“一二三四五”之類口號式的排比句，來總結現代經濟學中涉及行為假設、注意事項、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及分析步驟等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我覺得這些基本思想可用以下幾個排比句來概括：“一個行為假設，二個注意事項，三個制度安排，四個基本原理，以及五個分析步驟”。

1、一個行為假設

一個行為假設指的是，任何一個社會學科都需對人的行為作出某種假設，將人的行為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最本質的差別就在于，社會科學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為，需要對人的行為進行假設。經濟學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問，為什么說特殊呢？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分支，不僅要研究和解釋經濟現象，進行實證分析，同時還要研究人的行為，以便作出更好的預測，并給出價值判斷。這和自然科學非常不同，自然科學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涉及到人的行為，而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常常會牽涉到人。一牽涉到人，問題就很復雜了，最難研究和對付的就是人，在國外行為經濟學現在非常熱門。

2、二個注意事項 兩個注意事項的第一個注意事項是：要注意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不能盲目運用。此點非常重要，許多經濟學家，將書本上一些理論簡單地完全套用到現實經濟中去，而不考慮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沒有意識這些理論是基于理性狀態下所發展出來的理論，主要是為了建立參照系及努力目標和方向而發展的。這種現象在我國經濟學界特別嚴重，許多經濟學家就一些經濟問題發表看法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許是為了獲得媒體的聚焦，故意把一些問題說得聳人聽聞，將某個經濟理論的作用盲目夸大，而不考慮其理論背后的先決條件。由于經濟學理論一般不能拿社會作試驗，檢驗其正確性，如果沒有社會責任感，盲目應用，搞不好會出大問題。社會科學，像數學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樣，都有其邊界條件，是否認識到此點是辨別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和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方法。由于經濟問題和老百姓切身相關，即使一般老百姓對經濟問題也能談出一些看法，比如通貨膨脹、經濟是否景氣、需求供給是否平衡、失業、股票市場等大家都能談一番，由此很多人說經濟學不是科學。這種不考慮任何約束條件和理論依據的“經濟學”當然不是科學，這種人也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經濟變量間關系的成立有其邊界條件，由此得出的結論亦有其內在邏輯。經濟學理論的邊界條件異常重要，我在后面會反復強調這一點，加深大家的印象，使得大家充分重視理論和行為假設的邊界條件。

第二個注意事項是：經濟學理論一般不能拿社會作實驗，從而靠的是它的內在邏輯分析。此點也非常重要，近些年來在國外非常流行的實驗經濟學，主要是通過實驗的手段來檢驗人的行為，檢驗人的行為假設是否理性，而很少通過實驗檢驗理論。其原因是，經濟理論的結論很難拿社會做實驗，比如我經常所舉的例子，為了研究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關系，一個國家能拼命發鈔票嗎？這也是和自然科學非常不同之處。自然科學能夠對自然現象進行實驗研究，通過實驗室可以檢驗和發展理論。自然科學大致只有天文學不能做實驗，但天文學不涉及到人的行為。另外，自然科學可以非常的精確，比如造樓、修橋、造導彈、核武器，可以精確到任意程度，其參數都是可控的，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可做實驗的。比如造一棟樓，可以做到任意的精確度和穩定性，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非常不一樣，經濟學中影響經濟現象的許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經常聽到有人說經濟學家的預測都是不準確的，很多媒體和老百姓公開批評現代經濟學家，“你們經濟學家預測性怎么這么差？” 為什么會這樣，問題出在什么地方？這分兩種情況，一個原因是這些經濟學家本身就非常差，沒有經過嚴格的經濟學基本訓練，不能找出問題的成因，開錯治理經濟問題的藥方；另外一個原因，即使有很好的經濟學訓練，具有經濟學的直覺和洞察力，但影響經濟結果的一些經濟因素發生了突變，使其預測變成不確切。一個經濟問題除了牽扯到人的行為，使得問題變得復雜之外，還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盡管某個經濟學家非常高明，但很多影響經濟結果的因素是他無法控制的，一旦變化就會使得預測發生偏誤。就像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很有威望，能管住中國的事情，但能管到美國去么？能讓美國金融危機不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嗎？即使你有準確的判斷，由于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發生突變，也可能使得你的預測不準確。那么，是不是說，經濟學就不是一門科學呢？不是的。經濟學是實實在在的一門學問。可以說，現代經濟學中幾乎所有的理論，都是來自于現實。既然經濟學不能做實驗，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內在邏輯分析！在我的一篇關于金融危機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論來判斷經濟形勢是不行的，完全靠數據說話也是不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實踐和數據不是預測真理的標準。那么，靠什么來判斷經濟形勢或作出比較準確的預測呢？這就靠經濟學的內在邏輯分析。

一些經濟學家不考慮邊界條件也不進行內在邏輯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條件就建議給政府或發布于媒體，這樣做往往會出大問題。比如，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大幅度下滑，或多或少就是沒有考慮到經濟學的內在邏輯。去年上半年，數據顯示宏觀經濟形勢相當好，外貿出口經濟增長的速度都很高，當然通貨膨脹也比較高，于是有關部門采取各種政策措施打壓經濟和股市。其實，如果用現代經濟學內在邏輯分析，就會有不同結論。

實際上，早在2007年4月份時美國的第二大次貸供應商新世紀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請破產保護，美國資金的流動性幾乎一夜間從高度流動一下子變得極端不流動，這就是預兆。盡管我國的數據直到2008年上半年顯示出經濟好得很，讓人的感覺是經濟過熱，但當時不少經濟學家包括曾在美聯儲當過經濟學家的黃曉東教授和我本人已經看到經濟大幅度下滑的風險。我后面要講五個分析步驟，其首要步驟就是如何界定經濟環境，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就看你能不能把經濟環境的成因界定得比較準確。我和黃曉東教授當時的分析基于以下幾點：第一、國外的流動性已經變得很差，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因而要作最壞的打算。政府的目標在許多情況下，是風險或損失目標函數極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一旦世界經濟進一步惡化，發生世界金融危機，后果將非常嚴重，實際當時已經呈現出許多跡象。第二、國內的《勞動法》出來之后，許多企業特別是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少，并且人民幣升值超過20%左右，讓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上升超過了20%，許多靠低成本優勢占有國外市場的產品已沒有什么優勢，訂單開始大幅度減少（盡管出口數據還很好），許多企業賺不到什么錢了，當時在沿海地區不少香港企業都開始用腳投票，到越南、柬埔寨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去，沿海地區的經濟也已經開始下滑。盡管通貨膨脹的風險大，但不管怎樣，它的風險沒有經濟大幅下滑大。中國的經濟是粗放式的經濟，經濟增長率一旦低于8%，就會很麻煩，可能會帶來大量失業人口，造成社會不穩。第三、股市一再下降，1.2億股民是中國中產階級的基本組成部分，保證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主要靠他們。由于股市大幅度下滑，資產下降了近50%，有些甚至是血本無虧，讓他們的收入大幅度下滑，從而不愿意消費。

同時，解決通貨膨脹和經濟大幅下滑的兩難困境需要綜合治理和有所側重。通貨膨脹麻煩，但經濟大幅度下滑更麻煩。即使通脹超過10%時，能嚴重到什么程度呢？1988年和1994年，通脹都超過了20%，也沒有出大問題，但經濟大幅下滑就很麻煩。這時兩害相權取其輕應該是基本原則。既要治理通貨膨脹，更要防止經濟大幅下滑。這好像開中藥，中藥比西醫好的地方在于它治病是，從宏觀和一般均衡的視角進行辯證而又系統的綜合治理。

于是在去年6月份，我和黃曉東教授寫了一份題為《治理通貨膨脹，更要警惕經濟大幅度下滑的風險》的研究報告，提出了“慎緊縮、穩股市、拉兩頭、控中間、停升值、緩提價”18字的綜合治理方針，遞交給了有關部門，結果沒有引起什么重視。直到去年7、8月份，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取向仍然是打壓經濟，然而到了9月份忽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經濟學的內在邏輯性沒有得到運用和體現。盡管經濟形勢和外界經濟環境不可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測的，另外一些我們能夠控制的，卻發生了誤判，做反了。警惕經濟大幅度下滑，一定要把最壞的可能情況作為約束條件充分考慮。我們現在不少學者型政府官員，是許多學校的博導和教授（不像一個單純的學者，只是一個學校的博導和教授），自視很高，不太會聽得進去意見。當然，能理解的是，他們也面臨著許多約束條件，包括作為政府官員有紀律上不能亂說話，再加上他們也很難知道下面的實際情況，出去考察都是被當地官員事先安排好了，去哪個家庭，要老百姓說什么話，都提前設定好了，領導人的信息非常不對稱，使得我們的一些宏觀調控政策顯得沒有前瞻性、連續性和穩定性，也就不奇怪了。

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這兩句話具有非常深刻的經濟學思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與堅持正確處理好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息息相關。可見，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有時比自然科學大的多！我去年參加教育部和財政部國家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項目評審，當時不少匯報人都認為自然科學非常重要。輪到我發言時，我說社會科學同樣重要，甚至在某種情況下更重要，誰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他的“發展是硬道理”的這句話厲害，同時還有“穩定壓倒一切”，這里指的不僅是國家、政治、社會的穩定，還有經濟政策的穩定。大家可以看到，一旦有什么不穩定，包括自然災害、社會和政策不穩，經濟就會大幅度下降，投資最怕有風險。買股票的應有體會，一有風吹草動，股票就會大跌，中國的股市特別如此，是典型的政策導向型股市。我的老家湖北省公安縣為什么一直發展不起來，因為那是長江的泄洪區，投資有風險，不知道什么時候就要承擔泄洪任務，沒有人敢去投資。

所以說，經濟學不能拿社會做實驗，也不能單靠數據說話，它真正靠的是內在邏輯分析。就像醫生給病人看病一樣的（或者像修車），最難的是找出病因，醫生好壞的主要區別就在于能不能準確地找到病因，一旦把病因找到，開藥方就容易多了，除非他是一個十足的庸醫。對解決經濟問題，藥方就是經濟學的現有理論和發展出新理論。我下面談的五個分析步驟的首要步驟就是界定經濟環境，這一步至關重要。只要把情況調查清楚，人的行為摸得清清楚楚，做起事來就會事半功倍。

3、三個制度安排

三個制度安排是：（1）法規治理；（2）激勵機制；（3）社會規范。無論你做什么事情，做行政、搞管理，考慮經濟問題，想做好都離不開這三個基本的制度安排。我在財大搞改革，就靠這三種基本制度安排綜合運用。法規治理是強制性的，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規則，是長效機制；激勵機制（包括市場、聲譽、誠信等）是誘導性的。由于經濟人追求個人私利，信息不對稱時就必須制定誘導性的激勵機制，使得他們主觀上為自己為個人、客觀上為他人為社會努力工作。市場制度就是這樣，每個人發家致富了，國家也就強大了，經濟水平就提高了；社會規范是既不需強制，也不需激勵，是一種無欲無剛的制度安排。長期堅持按強制性的法規和誘導性的激勵機制來解決問題，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既不需要強制也不需要激勵的社會規范、信仰和文化，比如我們經常講的企業文化、學風、教風、民風、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理念、性格等都屬于這類范疇。這是最節省交易成本的方式。這三種制度安排就是通常說的“曉之以理，誘之以利和動之以情”，分別由政府、市場和社會來實現和實施。

“曉之以理”，相當于運用法律、政策等硬性規定，也包括道理，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就是作為一種規定，必須遵守，這一塊是大棒。是否制定這樣的法則和規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斷（信息透明和對稱），了解信息及監督和執法成本的大小。產權的保護、合同的實施、適當的監管都需要制定規制，從而需要一個監督執行規則的第三者。這個第三者便是政府。為了維持市場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也是經濟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就要求對政府的行為應有明確的程序和規則，這些程序和規則的制定應該是：宜細不宜粗，越明確越好。對經濟人和市場的規制則相反，由于信息不對稱，應該是：宜粗不宜細，就是給人們更多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發現許多誤區都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說，現在一談到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就說要規范，對企業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來規范企業的行為，什么都要制定得詳詳細細，有時候太詳細是不可行的。法律在管制市場的時候，要管基本的規則，而不要把具體怎么去做也規范得細細的，因為信息不對稱。具體的運行規則應該由市場用誘導性的激勵機制去安排，來調動經濟人的積極性，實現激勵相容。

“誘之以利”就是通過獎懲制度激勵，通過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掛鉤，這都是激勵機制，比如市場、按件計算，按產量計算等等。經濟學特別是現代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基本上研究的就是這一塊，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國家、單位、家庭、個人，往往表現出理性，追求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個人利益，這一塊是胡蘿卜。在適當的激勵機制下，每個經濟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有積極性去遵守某種規制和秩序，從而達到他人或社會的目標。早在500年前中國古代思想家王守仁（王陽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觀點類似于激勵相容的思想，他否定了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觀點，承認人欲存在的客觀現實。“知行合一”講的就是理論結合現實，學以致用，要學理論知識，也要在實踐中應用與總結。聲譽和誠信都是一種激勵機制。做生意都靠誠信，并不是說這樣企業主很愿意講誠信，而是不得不講誠信。因為誠信能節省經濟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動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勵，信仰，比如通過關系、友情、感情有時會解決很大的問題，是一種文化、社會的東西，特別是信仰和理念一致，比如大公無私，將會極大地減少交易成本。“動之以情”是一種無欲無剛的社會規范和文化，是一種無需前兩種制度安排的完美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既不需要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也不需要利誘性的激勵機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時間更長。特別當理念一致時，會大大地減少辦事的困難，極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可能會有深刻體會，當理念不一致時，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強迫命令這一剛性方式，胡蘿卜式的誘導性激勵機制或友情關系，解決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問題，又需要重新再來，這樣會造成很大實施成本。長期堅持按強制性的法規和誘導性的激勵機制來解決問題，慢慢就形成這種既不需要強制也不需要激勵、無欲無剛的社會規范、信仰和文化。有時候這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它沒有交易成本，就像很多革命先烈為了共產主義理想，就算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沒有任何利益和強迫的東西。盡管社會規范、企業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必須注意的是，這個制度安排也是有其邊界條件，不能不顧客觀現實，無限擴大它的作用。在人們的思想水平整體不高的客觀現實約束條件下，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它們對維持大量、復雜的交易是遠遠不夠的，并且對于那些非常看重個人利益，個人利益總是大于理念的人來說，是不起作用的，從而需要采用強制性和誘導性的制度性措施。

這三種基本方式應該綜合應用，要因人、因地、因時、因事而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采用何種方式的標準是由法規的重要性，信息對稱的程度，從而監督和執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決定的。總之，這三種制度都是具有邊界條件的，“曉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對稱，法律容不容易監督。如果制定出來的法律監督、執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執行，那法律就沒用。我們經濟學院任何一門課程，老師都要給學生提供課程提綱，相當于老師和學生之間的契約，這個執行成本和監督成本都很小，但是對學生來說幫助就很大。前段時間上海計劃出臺一個政策，為了節省能源，舒緩堵車情況，減少公務用車出行，一三五七單號行，二四六雙號行。之前北京奧運期間，北京也曾經實行過類似政策，但問題是怎么監督，怎么能知道路上行駛的車輛是不是公車？

做領導或作為管理人員，要調動手下的積極性，就應該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這三種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一個領導能夠綜合的、有機的運用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比如，我當院長，如果學院一個學生犯了錯誤，我首先讓他到辦公室來，一頓學校、學院規定大棒對其“曉之以理”；接下來是誘導——“利而誘之”，勸他要好好學習，從長遠來說對他個人的發展和前途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動之以情”，說他父母送他來上大學，賺錢不容易啊，而他卻在這邊玩，怎么對得起自己的父母呢？采用這三種基本制度安排，一般都能讓學生接受，知錯就改。我在經濟學院的改革力度很大，經濟學院、財大的很多學生和教師都是非常認同、支持的，這也與采用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分不開。

4、四個基本原理

四個基本原理是：（1）約束條件；（2）理性假設；（3）信息對稱；（4）激勵相容。經濟學離不開這四個基本原理，對處理日常事務也非常有用。這些說起來很簡單，但真正做到領會貫通，得心應手地應用到現實中卻不太容易。

第一個原理是約束條件下做事。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約束條件，即所有的人都在約束條件下做事情，這是經濟學的一個最基本原理，人們的選擇就是由客觀約束條件和主觀偏好所決定的。作為一個例子和應用，其基本思想體現在消費者理論中預算線。約束包括軟約束，硬約束。這個原理告訴人們做事不要好高騖遠，脫離實際，要充分考慮客觀現實，否則不會成功。任何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是面臨著各種限制和約束條件，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環境、資源等等，如果不把約束條件弄清楚和充分體會，事情很難做成。鄧小平之所有能讓中國重新崛起，就是因為他充分考慮到了中國所面臨的各種約束條件，包括人們思想境界有限這樣一個約束條件，提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太不現實，從而放棄了一大二公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經濟之路。為什么要搞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是因為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的思想境界不高，追求個人利益。按照經濟學術語就是人們的行為滿足單調性假設，局部不滿足性假設。如果這個假設不成立了，我們就不需要經濟學了。經濟學研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欲望無窮的前提下，如何作出權衡取舍的選擇。我們當然希望“動之以情”的這一塊越來越大，但在絕大多數人還在追求個人利益的約束條件下，必須充分認識到客觀現實，包括每個國家都在追求本國的利益。

第二個基本原理是承認理性假設。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理性假設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無私，也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利己性、自利性。這個假設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無論考慮國家、單位、家庭及個人之間關系的時候都是如此。在涉及到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時候，個人必須站在本國的利益上。地區之間、單位之間同樣如此。比如在考慮和處理中美關系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必須維護中國的利益，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行事，如果泄露國家機密，國家安全局就會把你抓起來，判刑；在處理企業和企業的關系時，作為本企業的經理，必須維護本單位的利益，如果把企業機密泄露給競爭對手，國家法律也會判你刑。這些表明了，理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同等層次考慮問題時往往需要采用此假設。前段時間，延安大學的一位老師將她在博客上的文章發給我，認為理性假設有問題。她提出，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個人利益，那為什么要撫養小孩、老婆？事實上，從家庭層次上來分析問題，每個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規情況下，我撫養我的小孩，給我老婆用錢，而不是去照顧別人的老婆和孩子。在研究個人與個人問題時也是如此，大多從自身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設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大公無私與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們是不同環境下的不同行為反應。在天災人禍等非常規性的條件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非理性、大公無私的一面。比如，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威脅的時候，人們都站起來，抗擊日本侵略，拋頭顱、灑熱血，為民族利益不惜獻身。在沒有國哪有家的情況下，人們考慮的往往體現出無私的一面。當國家安定的時候，人們往往體現出利己的行為方式。這是矛盾的嗎？不是，在常規的情況下人們往往體現出利己的行為，但在國家民族危難的時候又愿意付出。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對的。去年汶川大地震，人們都在踴躍捐款，出錢出力，而萬科老總卻不愿意讓公司捐款，說捐款太多，總是捐不完，結果萬科的老總受到社會各界的強烈譴責。我想，如果他聽了我的講座絕對不會說出這種話，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你捐錢是錦上添花，但在全國人民都在關注汶川的時候，說出這種話，讓人不可理喻。我們財大經濟學院當時捐款差不多占了全校捐款的一半，包括一個外籍教師都自愿捐錢。我的父親抗戰參加了新四軍，打日本鬼子，還有我不少初高中同學，也參加了越戰，有些同學在越戰中犧牲了，但是我的父輩老革命和我的同學，一旦不打仗了，過平常生活的時候，和我們的思維都是一樣的，表現為追求個人利益，這也是自然情況。因為當一個國家在危急關頭的時候，需要你，你是必須要付出的，否則連動物都不如。野山羊被獵人追到懸崖邊，老山羊自愿獻身，先跳下去，讓年輕山羊后跳下去，踏著它們的身子逃生。連動物都愿意犧牲，何況人。為什么人們在非常規時期往往體現出大公無私，而在常規時期又體現出利己行為呢？為什么平時人們利己，汶川地震后大公無私呢？這是在不同環境下的行為反應。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即使同樣是利己性，也體現出不同的程度。利己性當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說，當別人需要我們幫助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出來，這和我們所學的理性人假設是不矛盾的，只是不同時期的不同反應。

為什么我國現在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是因為人們的思想境界還不是很高，因而我們需要政治思想工作，讓“動之以情”的這一塊理念擴大，當擴大到其他兩個制度安排沒有必要時，共產主義社會也就可能實現了，但是在沒有達到那種極至狀態之前，人們還在追求個人的利益，我們就需要安心搞市場經濟。短短三十年，中國就取得了舉世無雙的巨大進步，這是和承認人的理性這一客觀現實，從而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不開的。

第三個基本原理是做事時盡可能讓信息對稱。只有信息完全掌握和了解后，才能將事情做好，其結果才可能最優。做到信息對稱，即使對行政工作也是至關重要的。即信息經濟學中所講到的，信息完全情況下，才有可能達到最優（“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對稱的時候，獲得信息需要代價，即使通過激勵機制的方法，也多半只能得到次優結果（“best is second best”）。在很多情況下信息是不對稱的，所以市場會失靈，也才會出現了委托代理問題，但不管采取哪種方法，都是次優，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們會出現激勵扭曲，要誘導信息，必須要付出成本和代價，所以你不能得到first best（最優），這是信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孫子兵法》中所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不知彼，一戰一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百戰百殆”。信息對稱特別重要，許多家庭不和、誤會誤解都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通過與人溝通與己溝通，讓別人了解你，你了解別人，做得信息對稱，消除誤解誤會，盡可能達成理念一致。我在經濟學院行政工作中，非常注意信息對稱，做事情盡可能做到開誠布公，消除可能的誤解誤會，盡可能達成意見一致。比如，經濟學院建立了一套如何獲取信息的機制，所有的院領導參加會議，都要提供會議紀要，做到院領導班子成員之間的橫向信息對稱，同時每一個行政人員周五下午對本周的工作進行回顧和下周所要做的工作進行展望，做到院領導和行政人員之間的縱向信息對稱。

第四的基本原理是制定游戲規則或機制時，要做到激勵相容。激勵相容，指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也就是做事至少爭取做到于國、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激勵問題在每一個社會經濟單位中都會出現。一個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與代價(收益與成本)，只要利益和代價不相等，就會有不同的激勵反應。既然個人、社會和經濟組織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怎樣將自利、互利和社會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呢? 那就是激勵相容。所謂激勵相容就是使自利的個人和人們之間的互利統一起來，使得每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時，同時也達到了其制度安排設計者所想要達到的目標。由于每個人從所要做的事中獲得利益與付出代價，通過對利益和代價的比較，將會對游戲規則作出合理的激勵反應。一個好的經濟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給主觀為自己的個人以激勵，使他們客觀為社會而工作。現實中，很多政策就不符合激勵相容，上面規定的政策下面執行得不好，因為在人的理性假設下，一些預想的激勵效果會發生扭曲，如中國先前的大鍋飯制度就是激勵不相容，都想偷懶，又要收獲，那誰還愿意做事呢？激勵相容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內容。盡管經過30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仍然還有許多經濟政策和規則不是激勵相容的。

5、五個分析步驟

寫一篇規范的文章來研究某個經濟問題，首先需要在引言中說明三點，一是闡明所研究的問題的重要性；二是文獻回顧，所研究的問題如何和別人不一樣；三是要說明文章從技術分析及理論結論有什么創新。然后，正式討論如何解決所提出的問題和得出有關結論的。為此任何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個分析步驟組成：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制度安排、選擇均衡結果、進行評估比較。經濟學任何一個理論，基本上包括了這五個步驟，尤其是前四個，我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事也會以此為標準。

1、界定經濟環境。這是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組成部分，是對所要研究的問題或對象所處的經濟環境作出界定。經濟環境通常由經濟人、經濟人的特征、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以及信息結構等組成,是作為參數給定的，短期不能改變，但長期可能會發生演變。約束條件這一基本思想在這里得到充分體現。

怎樣界定經濟環境呢？這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客觀描述經濟環境，盡可能逼真；二要精煉刻畫最本質的東西，完全的客觀的描述環境是沒有用的。描述經濟環境首先要客觀，然后要根據目的抓住特征。前者是科學，后者是藝術，對經濟環境描述的越清楚、準確，理論結論就會越正確；對經濟環境刻畫的越精煉和深刻，論證起來就越簡單，理論結論也越能讓人理解和接受。界定經濟環境就是根據你所研究問題的目標來確定的，只有既清楚準確的描述經濟環境，又能精煉深刻的刻畫經濟環境的特征，才能抓住所要研究問題的本質。比如，研究消費者行為的時候，我們把消費者刻畫為最簡單的人，無論男女老少，研究偏好關系、消費空間、初始稟賦，因為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要抓本質問題。

有人說現代經濟學沒有用，用幾個基本的假設把復雜的問題搞得太簡單了。可是，做物理實驗的時候不是也是把其他變量固定，只考慮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嗎？為了做一件事情，把每一個方面（即使無關）都搞清楚，有必要嗎？很多人對此不理解。就拿地圖作為例子，如果你到上海，要根據目的和意圖來購買地圖。比如，如果你來旅游，需要購買的是旅游地圖；如果要開車過來，需要購買交通地圖；如果要打仗，需要軍事地圖。盡管這些地圖都描述了上海市，但不是上海的全貌。為什么所需要的交通地圖、軍事地圖、旅游地圖都不一樣呢？因為目的不一樣。

經濟學完全是用這種基本的邏輯思維方法，一個高明的經濟學家，就看你在研究問題的時候，能不能準確地界定經濟環境，這一塊是你出好文章的關鍵點，有思想就在這一塊。只有你真正把成因和現狀搞清楚，后面的對策和藥方（所采用的經濟理論）是信手拈來，當然你需要有基本的經濟學理論訓練。

2、設定行為假設。對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做出假設是經濟學的根基。也是人們在與人常交往和處事中，首先需對他人行為方式作一個大致判斷所采取的必要步驟。和一個剛結識的人接觸的時候，你會對他作出初步的判斷，是忠厚老實還是老奸巨猾，是比較無私還是非常自私。我們經濟學理論中的消費者理論中對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設，生產理論中對廠商利潤最大化的假設，都是一種行為假設。一個經濟理論有沒有說服力和實用價值，一個經濟制度安排或經濟政策能不能讓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關鍵看所假定的個人行為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如前面所討論的那樣，在常規情況下，一個比較合理和現實而又通常被經濟學家所采用的人類行為假設是理性假設，即人是自利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是自利的”這一人類行為假設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假設。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許就不會有經濟學。我經常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理性假設的合理性：自己用自己的錢精打細算非常小心，自己用別人的錢非常開心，別人用你的錢痛心，別人用別人的錢漠不關心。有限理性是根據掌握的情況作出最優的選擇，不管怎么樣，這些都是理性假設。那么，為什么需要理性的行為假設？第一它比較合乎客觀現實。我剛才說了無論考慮國家、單位、學校、家庭、個人問題都比較合理；第二即使理性假設有誤，也不會造成嚴重的后果。相反，一旦利他行為假設有誤的話，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為假設有誤所造成的后果要嚴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災難性的。當然，如果所面臨的是一個“雷鋒”式的人，所有的大棒、胡蘿卜對他都沒有用，因為他無欲無剛，對他采不采用“曉知以理”或“誘之以利”都無所謂。但是，如果碰到大奸若愚的人，可能會把你搞得傾家蕩產，所以理性的行為假設能讓你的風險最小。這就是為什么即使在非常強調大公無私的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也沒有將國家的法律、會計制度取消的根本原因。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但要考慮可行性，還要考慮風險的大小。

一些經濟學家拿現代經濟學的有限理性來批評理性假設，這十分可笑。所謂有限理性，是假定在所知道的知識范圍內做一個選擇。作為一個正常的人，明明知道有更好的結果，怎么會不去選？所謂有限理性假設，是根據你所掌握的情況選擇一個最好的，對你最有利的。這兩者之間沒有本質的差別，只是程度不同，一個是絕對化，一個是更加合乎現實，但是和非理性是完全不一樣的。

3、給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也就是游戲規則。對不同的情況，不同的環境，面對不同行為方式的人們，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應對策或游戲規則。依賴于所討論的問題，一個經濟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外生給定，也可以是內生決定的。在研究具體經濟組織或單位的經濟行為和選擇問題時，經濟制度安排更應是內生決定的，是根據人的行為和經濟環境所決定的一種游戲規則。當然市場會失靈，就要規制，設計激勵機制，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一旦被政府采用了之后就變成制度安排，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所以這么成功，是因為制定了各種各樣的過渡性的制度安排，符合當時的環境。所以經濟學分析需要合乎邏輯，內生制度安排告訴我們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時候要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異。沒有一個制度和理論能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這是“阿羅不可能定理”的一個基本結論。由于今年經濟環境有了新的變化，如何綜合治理中國經濟，我今年提出一個新的18字方針：“增信心，穩股市，拉兩頭，優中間，擴內需，激出口”。就像中藥有各種藥，醫治不同的藥方由不同種類的藥組成，經濟學也是一樣。

很多人批評“100個經濟學家里面有101種經濟觀念”，因而認為經濟學不科學。這種觀點不一定正確，因為對象、時間、地點及事情發生變化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當然有可能不一樣，正是由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才需要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模型和經濟制度安排。經濟學家之所以對于一個問題會有不同的觀點，恰恰說明現代經濟學的嚴謹和完善，因為前提變了，環境變了，結論自然就要相應的變，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性的“好”結論，否則就不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可以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但決不是不同的“經濟學”。不少人說，由于中國的國情不一樣，需要中國的經濟學，是這樣嗎？世界上千千萬萬的樓房，即使由同一個人設計出來，也都不盡相同，由此我們需要不同的建筑學嗎？不是，修建樓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樣的。對研究經濟問題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國外的經濟問題，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不存在著所謂的“中國的經濟學”和“西方的經濟學”。

4、選擇均衡結果。一旦給定經濟環境和經濟制度安排及其它必須遵守的約束條件之后，人們將會根據自己的行為方式作出激勵反應，在眾多的可行結果中通過權衡取舍來選定結果，稱之為均衡結果。其實均衡概念不難理解，它表示在有多種可供選擇的方式的情況下，人們需要選定一個結果，這個最終選定的結果就是均衡結果。對利己的人來說，他將選擇一個自認為是最有利的結果；對利他的人來說，比如雷鋒，他可能選定一個有利于他人的結果。

需要指出的是，均衡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均衡選擇結果依賴于經濟環境、自己的行為方式(無論是相對于理性假設，有限理性假設，還是其它行為假設)，以及讓他作出激勵反應的游戲規則，它是相對這些因素的“最優”選擇結果。也就是說，不同的行為選擇的結果不一樣，因為人的偏好等都是不一樣的。這樣有時盡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一樣，結果卻是不一樣的，這并不是經濟學理論的方法出現問題。

5、進行評估比較。當經濟人作出選擇后，人們希望對所導致的均衡結果進行評價，與理想的“最優”狀態結果(如，資源有效配置、資源平等配置、激勵相容、信息有效等)進行比較，從而進一步對經濟制度安排給出評價和作出優劣的價值判斷——判斷所采用的經濟制度安排是否導致了某些“最優”結果；還要檢驗理論結果是否與經驗現實一致，能否給出正確預測，或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最后，對所采用的經濟制度和規則作出優劣的結論，從而判斷是否能給出改進辦法。其實就是，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我們會評估這件事情該不該做，就像我們的工作總結一樣，找出缺點不足，到底哪些制度最適合本國的發展，需要對經濟制度安排和權衡取舍后所導致的均衡結果進行價值判斷和作出評估比較。評估比較往往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牽扯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在評估一個經濟機制或制度安排時，現代經濟學通常所采用的一個最重要的評估標志是看這個制度安排是否導致了效率。所謂“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達到最佳效果。經濟學中所用的帕累托最優(有效)意味著：在現有資源約束條件下，不存在改進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讓任何參與人受損的情況下讓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進的資源配置方案。

帕累托最優這個概念對任何經濟制度都是適用的。盡管帕累托最優標準沒有考慮到社會公平問題，但它卻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對一個經濟制度給出了資源是否被浪費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從可行性的角度評價了社會經濟效果。它意味著如果一個社會資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則存在著改進效益的余地。只要想提高經濟效率，人們就應不斷地追求，盡量地接近這一目標。因而它是一把標尺。用這個標尺，人們可以比較、衡量和評價現實世界中各式各樣經濟制度安排的好壞，看它們離這一標準還差多遠，從而得知改進經濟效益的余地，使資源的配置盡可能接近帕累托最優標準。

在討論制度的演進時，經濟學家往往用帕累托改進這一標準來衡量制度轉型的好壞。所謂帕累托改進意味著經濟社會中所有人的福利或多或少有所改進，也就是做加法。這也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讓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否則改革的阻力很大。

當然帕累托最優只是一個標準，還有一種價值觀，就是平等。市場制度是達到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但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大。一個人擁有很多資源，而其他人卻不擁有任何資源，也是帕累托最優的，因而帕累托最優沒有考慮到平等的問題。為什么改革有反復呢？原因之一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但是，絕對的平等不是一個很好的價值判斷。當不分勞動貢獻大小，一律給予同等待遇，對勤勞的人就不公平。還有，我不喜歡吃梨，喜歡吃蘋果，有兩個蘋果兩個梨，你一定要給我一個蘋果一個梨，對我來說，這不是最好的結果。如果另外一個人喜歡吃梨，你最好給我兩個蘋果，給他兩個梨，這就考慮到了主觀效用，每個人都不嫉妒其他人的消費，這樣的消費組合作為平等的定義也許更有意義。當然，一個人擁有一切，一個人什么也沒有，那肯定不平等。采用這個定義，現代微觀經濟理論(參見：筆者的微觀經濟理論講義第九章)告訴我們，只要每人的初始稟賦的價值相同，在通常市場均衡存在假設條件下，市場競爭機制將可同時導致帕累托有效和以上所定義的平等配置。這就是說，在理論上，只要有一個公平的競爭起點(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給每個國民同等基礎教育達到這種起點平等)，然后通過市場運作就可以達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的社會結果。

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結果威力巨大，也可以用來考慮社會結構問題。經過三十年的改革，中國出現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和諧社會構建的目標，以及相關的六個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需要指出的是，目標和過程不能混淆，目標容易提出，但實施過程更為復雜。這六大特征就是要求搞好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也就是要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相處，那么怎么樣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呢？在人們思想水平不夠高，還有個人利益的情況下，建立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就是采用現代市場制度。必要性可用高級微觀經濟學中的經濟核定理來證明。經濟核配置的核心思想是說，在理性假設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設下，只要給人們兩樣東西，自由和競爭，而不考慮任何制度安排，所導致的經濟核就是市場競爭均衡。

民主法治，為什么是和諧社會的首要特征？市場經濟可分為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必須是一個有效的市場，一個有效的市場必須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一個有效的政府肯定是一個法治政府，不僅要規范經濟人行為，而且也要規范政府自身行為。為了讓法律制定的合理，就應充分考慮民意。和諧社會的其余五大特征都可以通過經濟學定理來證明。我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和諧社會那篇文章，說明和諧社會的構建和建立現代市場制度是基本一致的。

公平正義怎么樣達到呢？我們前面談了，只要所有人的初始稟賦相等，然后讓市場去運作，最后會導致既是有效率的又是平等的資源配置。我們所有的公民必須享受基本的公民待遇，比如義務教育等，中國能不能穩定，要重新崛起必須讓所有的小孩享受基本的國民教育。

安定有序，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能較好地解決社會安定有序問題。仍然運用微觀經濟學中的經濟核定理來解釋。經濟核的基本含義是，當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處于經濟核狀態時，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團，對這個資源配置不滿，從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資源來提高他們自身的福利。這樣，當資源配置處于經濟核狀態時，不存在什么勢力，或什么小集團對社會造成威脅，從而這個社會就比較安定。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以中等收入階層占主體作為一個基本特征的，它能較好地解決社會安定有序問題，具有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秩序一般都比較安定，很少有社會不穩的情況發生。中產階層基本上都有產有業，哪個愿意社會不穩定？

誠信友愛，用博弈論里的大眾定理，在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講誠信你不講，那你就會吃虧，如果大家都不講誠信，你講真話，你也會吃虧。誠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是一個社會規范，在市場經濟里面是一個激勵機制，因為你不講誠信，別人就不愿意和你做生意。中國現在的企業也都在慢慢講誠信了，一流的企業創造品牌，二流的企業創造技術，三流的企業生產產品。如果大家都不太講誠信，交易成本將會非常大。

充滿活力，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已經論證了競爭的市場制度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而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則更進一步的論證了在人們的思想覺悟還不是那么高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在每一個人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人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情況下，產權明晰的競爭市場機制是唯一的最節省信息且產生了有效配置的機制。中國3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大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讓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人們的創造活力得到了激發、社會財富的創造源泉也得到了充實。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單純的市場制度在解決生態環境方面也許會失靈，這時需要與政府共同發揮作用，但并不是取消市場制度。當企業對生態環境可能會產生破壞作用時，我們需要政府恰當的干預，現代經濟學也提出了許多方法，如實行庇古稅、合并、科斯資源談判和可實施的所有權辦法、引入缺失的存在的所有權市場、激勵機制的設計等等等，用來解決生態環保的問題。

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以上討論了現代經濟學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將其歸結為：一個行為假設，二個注意事項，三個制度安排，四個基本原理，以及五個分析步驟。對這些基本的經濟學思想真正理解了，不僅有利于經濟問題的研究，發展出新的經濟理論，也對其他社會學科，甚至做行政工作都大有幫助。接下來，我想大致討論談一下現代經濟學中通常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建立基準點和參照系，提供研究平臺，給出度量標尺，提供分析工具，注意經濟理論的適應范圍，其中一些內容的詳細的討論可參見《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上，更完整的版本在我個人網站找到。為了研究現實中的各種經濟問題，進行比較，提高效率和穩定發展，經濟學需發展出各種層次的基本研究平臺、建立各種“參照系”，給出度量均衡結果和制度安排的優劣度量標尺和分析工具。提供研究平臺和建立參照系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它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簡化問題，抓住問題的特征；二是有利于建立評估理論模型和理解現實的標尺；三是有利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理論創新。

首先討論如何看待理論結果與現實相差太遠，從而否定經濟學作用的問題。其實，這里面有很多的誤區。很多人認為理論結果和理想狀態與現實相差太遠而認為沒有用，其實是沒有弄清它們的真正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基準、參照系和研究平臺，并指明努力方向。作為一個年輕人，你無論怎樣聰明，假如沒有努力的目標和方向（就像一把刀無論怎樣鋒利，如不知道砍的方向，就不能發揮作用一樣），就可能一事無成。在年輕的時候如不樹立遠大的目標，想都沒有去想，就不會有大的出息，因為你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努力。一個人不能沒有理想和目標，否則沒有努力的激勵。如果沒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哪有“得來全不費工夫”，沒有“山窮水復疑無路”，哪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人肯定要有一個目標追求。雷鋒就是做人的理想樣板。盡管現實當中沒有雷鋒，活著的雷鋒式的人我沒有遇見過，但學雷鋒仍然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倡，即使只能做到了1%，也比什么都不做強。所以年輕人必須要有遠大的理想和目標，它讓你知道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也許永遠也達不到，但是近似達到也可以啊。自然科學也是這樣的，物理學里的自由落體運動，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但它異常重要。研究經濟問題時也是如此，建立理想的狀態至關重要，做研究首先要把理想狀態弄清楚。

所以建立基點、參照系和研究平臺非常有用，我們知道完全的競爭市場會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現實生活中沒有，但如向這方面努力，就會增加效率，從而有助于人們制定反壟斷法這樣的制度安排。在研究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經濟問題時，我們需要首先弄清楚完全信息的情況（盡管它非常不現實）。只有將完全信息研究透了之后，才能將信息不完全情況下的經濟問題研究弄清楚。寫文章的技巧就是這樣的，先考慮理想狀態，然后再考慮現實情況，或者先學習好別人研究的成果，然后才能理論創新，發展出新的理論。現在在國內經常看到有經濟學家說他又開創了一門新的經濟學，由于這種所謂“開創”不是基于前人的結果和方法，根本沒有什么生命力。有生命力的經濟學理論和自然科學一樣，一定是基于前人的理論成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正因為有了牛頓力學，才會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了愛因斯坦相對論，才會有了楊振寧的宇稱不守恒和統一場理論。

基準點和參照系：基準點（benchmark）是為了建立參照系而界定的理想經濟環境，如完全信息，完全競爭，無外部性的經濟環境，從而得出這些理想經濟環境下的理想結果，因而基準點是相對于非理性經濟環境和所要發展新的理論而言的。參照系指的是理想狀態下的標準經濟學模型，它導致了理想的結果，如資源有效配置等。參照系是一面鏡子，讓你看到各種理論模型或現實經濟制度與理想狀態之間的距離。一般均衡理論就提供了這樣一種參照系，它主要論證完全競爭市場的最優性，認為它將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將完全競爭市場作為參照系，人們可以研究一般均衡理論中假設不成立(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競爭，具有外部性)，但也許更合乎實際的經濟制度安排(比如具有壟斷性質或轉型過程中的經濟制度安排)，然后將所得的結果與理想狀態下的一般均衡理論進行比較。

通過與完全競爭市場這一理想制度安排相比較，人們就可以知道一個(無論是理論或現實采用的)經濟制度安排在資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壞，以及現實當中所采用的經濟制度安排與理想的狀態相差多遠，并且提供相應的經濟政策。例如，宏觀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學派、后凱恩斯學派、新古典主義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等都是以一般均衡理論作為參照系，來研究宏觀經濟變量的相互作用關系和變化規律，討論和辯論這些宏觀經濟理論和學派的優劣，評價所給出的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從而改進這些理論，給出更有效的經濟政策建議，甚至發展出新的理論學派。

盡管作為參照系的經濟理論可能有許多假定與現實不符，但是它們卻非常有用，是用來做進一步分析的參照系。建立經濟學中的參照系就像生活中樹立榜樣一樣的重要，它們是建立評估理論模型和理解現實的標尺。這些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因此，參照系本身的價值并非直接解釋現實，而是進一步為解釋現實的理論提供基準點或參照系。由于經濟學中所討論的許多問題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似乎懂一些經濟學，都想在上面發一番議論，然而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非經濟學家的區別在于，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問題時總是用一些經濟理論作為參照系，從而在分析問題時具有系統性和一致性。研究平臺：現代經濟學中的研究平臺是由一些基本的經濟理論或方法組成，它們為更深入的分析打下了基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類似于物理學的研究方法，即先將問題簡化，再抓住問題的核心部分。當有眾多因素形成某種經濟現象時，我們需要弄清每個因素的影響程度。這可以通過假定其它因素不變，研究其中某個因素對經濟現象的影響來做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現代微觀經濟學，而微觀經濟學中最基礎的理論是個人選擇理論——消費者理論和廠商理論。它們是現代經濟學中最基本的研究平臺或奠基石。這就是為什么所有的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基本上都是從討論消費者理論和廠商理論著手的。它們為個人作為消費者和廠商如何作出選擇給出了基本的理論，并且為更深入地研究個人選擇問題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平臺。為了研究清楚個人的選擇問題，我們需要先排除其他人的選擇對個人選擇的影響，由此考慮完全競爭市場，假定價格作為參數給點，但其基本思想在一般情況下也是如此，是由主觀因素（如追求效用或利潤最大）和客觀因素（如預算線或生產約束）來決定的。

一般均衡理論是基于消費者理論和廠商理論之上，屬于更高一層次的研究平臺。如果說消費者理論和廠商理論為研究個人選擇問題所提供的基本的研究平臺，一般均衡理論則為研究在各種情況下所有商品的市場互動，如何達到市場均衡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平臺。

最近30年發展起來的機制設計理論則又是更高一層次的研究平臺，它為研究、設計和比較各種經濟制度安排或經濟機制(無論是公有制，私有制，還是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個研究平臺，它可以用來研究和證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和利用信息方面的最優性及唯一性。完全競爭的市場制度安排不僅導致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并且從利用信息量(機制運行成本、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它利用的信息量最小，從而它是信息利用最有效的。研究平臺也為評估各類經濟制度安排提供各種參照系創造了條件，為衡量現實與理想狀態的差距制定了標尺。

分析工具:對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研究，光有分析框架、研究平臺、參照系和度量標尺還不夠，還需要有分析工具。現代經濟學不僅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定量分析，需要界定每個理論成立的邊界條件，使得理論不會被泛用或亂用。這樣，需要提供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數學模型，但也有的是由圖解給出。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比如，需求供給圖像模型，博弈論，研究信息不對稱的委托-代理理論，動態最優理論等。當然，也有不用“分析工具”的，如科斯定理，只要語言和基本邏輯推理來建立和論證所給出的經濟理論。

三、結束語

關于經濟理論的作用，張五常認為完全是為了解釋經濟現象，我認為只說對了三分之一。經濟理論至少有三個作用。第一個作用是，它能夠用來解釋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這是現代經濟學主要討論的內容。第二個作用是，許多理論上的不可能性結果可以用來避免實施許多現實中不可行的目標和項目。這是因為如果一個結論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只要理論的前提假設條件符合現實，這個結果在現實中也一定不可能成立。第三個作用是，它能夠利用內在邏輯性，對給定的現實經濟環境、經濟人行為方式及經濟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導致的結果作出科學的預測和推斷，并指導解決現實經濟問題。我認為，這是經濟理論最重要的作用。只要搞清楚問題和成因，它就能根據內在的邏輯性得出科學的結論，并據此作出科學、正確的預測和推斷，而不一定需要用實驗就能知道最終結果。

總之，要理解和正確運用現代經濟學，特別是掌握經濟理論的內在邏輯性，就需要對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有一個完整的了解。本報告總結了現代經濟學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一個行為假設、兩個注意事項、三個制度安排、四個基本原理及五個分析步驟等。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建立基準點和參照系，提供研究平臺，及提供分析工具等等。掌握了這些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不僅有利于從事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對于人們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及行政管理也是有幫助的。

Q&A環節

Q1、非常感謝田教授的精彩報告，聽了您剛才說的第一個假設行為假設，說人是理性的，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我想就此問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兩個學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引起大家的關注，他們提出人是不是理性的？站在非理性的角度上，他們給出幾個基本的結論，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人是風險厭惡的，而且風險偏好是不可改變的，但是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在某些情況下風險偏好是可以改變的，另外一個假設是暴利并不是完全的，這些觀點引起很多關注，有行為經濟學的分支也延伸到金融學，形成行為金融學，我想聽聽田教授對行為經濟學的看法，對往這個方面發展的學者有什么建議。A1：我說過一個行為假設，并不是說一個理性假設，我剛才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談，理性假設是有邊界的。實際上行為經濟學考慮兩個問題，一是有限理性，這是一個基本假設，二是通過做實驗的方法來檢驗理性假設在什么情況下成立或不成立，這與我剛才講的一點也不矛盾。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人往往體現理性和有限理性，但是在非常規的情況下，根據性格、理念等，人非理性的一面往往會體現得更多一些。行為假設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邊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為經濟學就是要把這個行為邊界找出來，沒有人說理性行為假設總是錯的，我沒有看到過有這樣的人。

Q2：卡尼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理性假設的反思和引起的爭論，您剛才的解釋我有一點不太明確，我不太清楚，有限理性到非理性是怎么樣一個發展脈絡？我最近看到一個報道，世界500強企業中的中國企業（除去香港、臺灣的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只有聯想一家民營企業，您認為中國企業在未來的20-30年的發展中有沒有更多的民營企業能進入世界500強。

A2：我今天主要講了三個制度安排，曉之以理、誘之以利、動之以情。動之以情這一塊的本質是理性假設在這個地方不起作用了，我覺得現在的行為經濟學沒有完全否定理性假設，而只是想研究清楚邊界在什么地方，搞清楚哪一類人非常理性，哪一類人不是很理性，因為非理性的這批人是無欲無剛的，沒有什么交易成本。具體的研究我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我不太清楚。現在很多經濟學家都在關注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往往很多經濟學家忘掉了這種邊界。這次金融危機從根本上來說也是由美國政府、美聯儲、提供政策咨詢的經濟學家共同造成的，他們忽視了市場失靈的地方，盲目相信市場萬能。從里根政府早期過度的deregulation開始，到后來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及至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大肆發展，政府、經濟學家包括格林斯潘都忘掉了市場發揮作用的邊界條件。理性假設也是有邊界條件的。我從來不認為有限理性把理性推翻了，我的導師赫維茨和我都很清楚，無論是經濟學還是數學，任何一個理論、定理都是有條件的，關鍵是要找到這個條件的邊界在哪里。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就是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的前一任院長黃明教授就是行為金融學方面的專家。你剛才問行為經濟學是不是很有前途我也不知道，高風險，高回報，你可以研究一個問題一舉成名，也可能大家不認同你的研究，就像我研究幸福經濟學，很難在主流的經濟學雜志上發表論文。

你問的關于企業的問題很好，我國最大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媒體宣傳的口徑也是國有企業效益非常好，這里面有幾個層次的問題：為什么國有企業效益那么好？這很簡單，它大多是壟斷的企業，有規模經濟在里面。如果讓民營企業去做，可能做的更好，就像在美國，有規模經濟的地方大多也不是由國有企業經營，而是交給私營企業，當然還是需要政府進行必要的規制、定價。

我這里大致說一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有哪些：一是對外保護國家安全，對內維護社會穩定。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強大，社會穩定。二是怎么樣使市場更加有效而公正地運作。這里牽扯到如何合理界定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如果是競爭性的行業根本沒有必要讓政府去做，有些國有企業根本不需要，因為沒有牽涉到國家的安全穩定問題，而是應該讓私營企業去做。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讓市場有序運作、有效運轉的規則。三是在市場失靈的地方發揮作用，比如教育、環境等就需要政府單獨或與市場結合發揮更大的作用。四是作為經濟人有時也參與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一個是希望能夠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同時又怕個別企業獲取壟斷利潤，那就由政府來定價；還有一點，政府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而不是從經濟的效率和追求利潤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時候，就需要有一些國有企業、國營企業。

但是，政府參加經濟活動，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還是規則制定者，三個作用集一身，怎么搞的好呢？如果不直接牽扯到國家的安全穩定，就應該民營化，根據經濟核定理，只要給人們充分的自由，最后就能出現一些大的民營企業。我想中國不遠的將來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型民營企業，現在的情況并不代表將來。中國還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并且這一改革還遠沒有完成，因為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還遠沒有界定清楚，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歸結到政府和市場邊界沒有界定清楚。只要根據政府的這四個作用，我們能看出來哪些地方政府應該放開，哪些地方政府應該管。

Q3：田教授您好，很高興聽您的講座，您剛才的講座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如何針對一個具體的問題進行分析，但是我發現很多時候，如何提出一個比較好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的研究的成敗，發表在什么樣的雜志上。我在做研究的時候也發現，碰到中國的很多農業問題和農村問題，我覺得里面的問題非常多，但是有時候，很難提出一個好的問題，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是假問題，我們自己很難分辨提出的問題是真是假，或者說是不是有意義去做研究。請您介紹一下您在這個方面的研究經歷，或者您的一些看法，謝謝。

A3：毫無疑問，找到一個好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比較容易發相對好一些的刊物。但是，這還取決于你所提出的問題能不能被大家接受。我沒有否認提出問題的重要性，而是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說過首先要確定研究目標，然后提出所要研究和解釋的問題，這里面我沒有展開具體講。到目前為止，經濟學中還有許多大家都知道的重要問題并沒有得到好的回答，比如經濟周期的問題，你能把這個研究透了就拿諾貝爾經濟學獎了；為什么一些國家非常富裕，還有一些國家非常貧窮，這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經濟學中至關重要的問題；還有經濟外部性的問題，科斯提出來的問題迄今還遠沒有得到解決。所以不是沒有問題，有些問題即使你發現了，也不一定能夠解決它。

中國的經濟學雜志和國外的有所區別，前者主要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國外的經濟學雜志不僅研究現實經濟問題，而且還注重理論創新。我國的經濟學家差的就是對一般理論的創新，今后能不能有所突破，研究一些像委托代理問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激勵機制設計的一般性問題等。我個人水平有限，這就是我為什么愿意來到上海財經大學，希望通過經濟學教育改革，擴大到全國去。我們國家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經濟學家，長江前浪推后浪，理論要靠一代一代人不斷的發展創新，為整個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我最近就有一個比較大的理論貢獻，給出了博弈論中納什均衡存在的完全的充分必要條件，針對任何的拓撲空間，無論是連續的還是離散的，都成立。這個結果已經引起理論學界比較大的反響，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就看你能不能解決。還有，看你能不能提出新的問題，或者有一個問題在這里，通過一個新的理論模型來解決。所以有三種情況：一是找出新問題；二是已經有一個問題，理論框架也在，把它的條件等各方面再放松，考慮得更一般化；三是對現有的問題，用新的理論解釋。

Q4：田老師您好，我有三個問題想問您。第一個問題，您剛才的講座中提到中國的改革，我也拜讀過您的文章《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現代市場體系的完善——效率、公平與法治》，但是現在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現在的改革已經到了舉步維艱的狀況了，因為以前支持改革的基本上都是既得利益者，我想問一下我們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應該怎么去改？第二個問題，您剛才的講座中提到中國沒有宗教，對市場經濟激發的理性沒有制約，我們也看到不少學者對于把市場經濟介紹到中國也比較擔憂，中國的文化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您這么堅決的支持在中國搞市場經濟，這個問題該怎么去解決？第三個問題是您對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育怎么看，您覺得中國現在培養的經濟學博士和國外的博士差距有多大？我們現在在學習過程中有很多問題，很多雜志之要你給錢都能發，這個問題我也平常也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去面對。

A4：這三個問題都非常好。對于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中國的改革下一步很難走，因為和諧社會構建的關鍵是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那么就牽扯到法治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甚至涉及到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些問題躲不過去。談行政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比較敏感，但我們可以討論政府模式的轉換，政府管理的創新。我和我們學院的海歸教授沈凌合寫了一篇文章，文章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往往需要冒較大的風險，而不需要太多的民主。有兩個數據，在整個世界的經濟里面，發達國家和比較民主的國家他們的平均增長率是4%，方差小，不發達的國家他們的平均增長率只有2.6%，但是方差大，這說明，如果我們完全照搬英美模式的話，按照4%的增長，永遠也趕不上發達國家，但采取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增長達到了近10%，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另外一個結論是，中國經濟在發展到一定地步的時候，要有可持續性的發展和穩定的市場，必須建立長效機制，需要比較好的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是首先要談的原則和目標，但是現實就像你說的確實相差很大，因為牽扯到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要看誰有那么大的智慧，或許中產階級越來越多的時候，大家會更加關注自己的權益，從而需要更多民主。不管怎樣，我不認為短時間內就能達到，中國制度的平穩轉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第二個問題，由于人們仍然考慮個人利益，思想境界有限，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經濟要發展，搞市場經濟是必然選擇，這已經被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所驗證。通過市場化改革，人們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了，但是經濟發展到了現階段，越來越需要文化的東西來進行社會規范，進行平衡。怎么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很麻煩，包括西藏、新疆問題，民族和諧的問題。中國曾經有很好的文化來進行社會規范，如儒教、佛教、道教。如何充分發揮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作用，來解決這個平衡問題，需要我們領導人具有長遠的重大的戰略眼光。在財大經濟學院，我們從最基本的做人的規范抓起，如誠信規范、寬容心態、感恩意識以及奉獻精神。在這方面，如果我們能正確處理好理性假設的邊界，正確處理好大公無私和理性的關系，處理好國家、社會與人生的辯證統一關系，大家都這么做，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就會穩定。所以，中國的文化與市場經濟是可以相容的，我在講座中也論證了，在人們仍然還追求個人利益的客觀現實條件下，和諧社會的構建是與現代市場制度完全一致的，相容的，必須由建立現代市場制度達到。中國大學現在在德育方面還有所欠缺，思政教育大多來自于理論和書本，和中國現實比較脫節，同學們不太容易聽得進去，抓基本的道德規范學生反而能夠接受。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非常重要，中國要崛起，靠的是培養大批德才兼備高層次的，具有自我學習，知識自我更新能力的創新型人才。另外，中國的國情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國策是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培養大量的懂市場經濟的人才。反觀我們國家的教育，盡管學生的素質是一流的，但我們的師資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距離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還相差太遠。我們的博士生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相差太遠，我國的本科生和美國的相比不會差，中國的許多留學生去美國留學，一開始基本上不占優勢，但是由于基本素質高，聰明努力，很快就成為好學生了。我們現在要進行經濟學教育改革，光靠留學生學成回國還不夠，必須要自己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辦這個暑假班的原因。拿到博士學位只是進入了學術的門檻，也許還沒有入門，關鍵是要把基礎打好，形成自我學習和知識自我更新能力。我們想通過學科建設、狠抓學風教風、碩博連讀項目、教師考核機制改革以及行政管理機制改革，形成一整套培養人才的體系。

在財大進行全方位教育改革的同時，我希望其他高校也這么做，希望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也這么做，他們的學生更優秀。復旦大學一位同仁說，“我們一搞，你們財大就沒有戲”，我說你說的太對了，我希望大家一起關心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因為都在為國家培養人才，競爭辦學才能產生效率。我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我們財大經濟學院的博士生課程體系扎實，開設三個學期高級微觀、三個學期高級宏觀、三個學期高級計量，在亞洲是處于一流水平的。現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只開設一個學期的高級微觀、高級宏觀和計量經濟學，他們一年只招三五個，沒有形成規模，而我們一年招二十幾個，我們學院的博士生畢業后講授經濟學課程基本上沒有問題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老師同學們在上海財經大學一個月的學習肯定是值得的，各位研究生中有很多想考博，出國的，希望通過這一個月的學習把基礎打好。我們的海歸老師如被國外、國內其他高校挖走我很高興，這證明我們所引進的老師有實力，水平高。現在引進高水平的人才仍然很難，我們經濟學院曾開高價150萬年薪聘請資深教授，但是沒有成功。真正資深的教授由于家庭或其它方面的原因，不會輕易回來，這就是在約束條件下做事情。我每天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為財大工作至少6-8個小時。只要你用心去抓，成效是非常明顯的。Q5：我想問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經濟學這么多領域，文獻也浩瀚，如果跟著您念博士的話，基本上也就是兩年的時間，還要論文開題，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傳統的經典與時尚的關系，用您的一個比喻來講，兩年的時間用多長時間來搞經典，多長時間搞時尚，兩者之間有比較好的結合點，四年時間才能有所成就。

A5：在財大念博士，需要更長的時間。博士項目已由三年改為四年了，碩博連讀是五年，和國外的年限差不多了。讀博士，我覺得既不是只讀經典也不是只讀時尚的東西。我們博士項目，需要在兩年的時間內，把12門核心課程上完（三門高級微觀、三門高級宏觀、三門高級計量，一門數理經濟，再加兩門資本論），還有兩個系列的專業課。無論讀經典也好，時尚也好，如果沒有把基礎打好，就不能做研究，即使做了，也好不到哪里去，把基礎打牢，將內功練好，磨刀不誤砍柴工。

Q6：田老師，謝謝您精彩的演講，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國家宏觀經濟決策部門對本論經濟下滑的判斷是有滯后的。我去年在武漢市下面一個區的財政局掛職，從當時的那個區財政局的財政收入狀況開看，那邊的工作人員都能看出經濟衰退的跡象，為什么地方官員都能查看到經濟衰退的跡象，而中央的高層部門卻看不到呢？第二個問題，昨天的股市已經快沖到3200點，我看到央行的數據表明原因是資金鏈很寬松，面對這種形勢的增長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郎咸平曾經說過現在民間投資有很多障礙，很多閑散資金只好流入股市和樓市，結果就會出現社科院宏觀研究所研究員所講的中國經濟啟動易剎車難？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個吹大泡沫還是國民實際財富增長的表現？請問您是怎么樣看待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經濟增長局面？

A6：第一個問題實際上我剛才的講座內容已經回答了，包括黃曉東教授和我都看到問題的所在，你說的確實沒錯，只要真正了解現實的就會知道，當時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很多企業都感覺到經濟下滑，因為很多訂單都拿不到。現在中國的行政體制是激勵官員高度與上級保持一致，下面的人明明知道真相也不敢說，就像我們的報告沒有人愿意幫助遞交給中央，擔心有風險。領導人到下面去考察，得不到真實的資料，信息不對稱，所以導致上半年大瀉藥，下半年大補藥。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信息不對稱。其次有很多學者提建議，建議太多了，領導也不知道哪些是正確的，哪些不正確。

第二個問題，中央的這次大補藥，我有兩種看法。首先，我基本上肯定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需要補一補身子，現在房市和股市穩定了，老百姓的內需開始擴大，這個作用毫無疑問必須承認。現在中產階級的購買力大幅度上升，否則的話，他們沒有信心，擔心“生、老、病、居、教”，就不愿意消費，但僅上半年就發放7萬多億信貸資金，我覺得太多了。我們希望穩股市，但也不希望天天大漲，造成泡沫。聽說這些信貸資金中有20%都進入了房市和股市，容易出現泡沫。其次，政府拉動投資，對老百姓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作用不大，他們對世界經濟復蘇的信心還不是很充分，還在觀望，特別是實體經濟，中小型企業沒有拉動起來，只有政府拉動肯定不行，怎么樣提高企業家的信心，增加民間投資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另外，我們需要保持政策的前瞻性、持續性和穩定性，避免大起大落，避免讓政策在一兩個月時間內發生180度的大轉彎。

Q7：尊敬的田院長，我覺得一般均衡理論對經濟現象過度簡化了，多均衡體系才更符合經濟事實，中國有中國的經濟，美國有美國的經濟，多種經濟經過加工利用都在經歷演化，在演化過程中，制度、社會、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特別大，中國現在還有很多制度方面的問題，一些不好的制度長期存在，致使我國的經濟、金融長期處于比較低級的狀態，沒有辦法實現長期的、公平的、有效率的發展，我想出現這些問題，肯定和我國的行政制度有關，我們感覺到在制度的制定和創新方面，權力機構都是缺位的。各級人大通過什么樣的機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社會長期地向高效率和公平的方向發展。A7：當然中國和美國是不一樣的，但是需要從動態和靜態兩方面看問題。首先一般均衡理論是考慮在環境給定的情況下，市場均衡存不存在，是不是唯一的，穩定的，這些都是一般均衡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當然，中國有中國的市場、美國有美國的市場，在中國的市場上能達到均衡，和在國外的市場上達到的均衡很可能會不一樣。給定一個經濟環境，我們能找到一個均衡，我們希望均衡是唯一的。從短期和靜態角度看，政治制度環境是作為參數給定的，在這些約束性的條件下制定各種過渡性的制度安排，符合當前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環境，但從長期和動態的角度來看，制度環境就慢慢內生化了，這當然就不能按照靜態的一般均衡理論來考慮問題，特別是考慮制度轉型的時候。

在改革制度方面的缺失的時候，單靠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是不夠的，部門利益的存在可能會阻礙制度創新，這就需要權力機關的介入和監督，也就牽扯到你所問到的人大怎么樣改革。雖然現在也有一些人大代表能談自己的觀點，但是總的來說，還很有限。我剛才談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怎么樣把法制定地最好，就要充分尊重民意。不管怎樣，我們的人大代表跟30年前的比起來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以前選人大代表都是勞模，代表不了各個階層的人。靠什么把真正的人大代表選出來，靠大家，把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選出來，慢慢的就可能發揮作用。總的來說，中國的法律制度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只是有些地方太局限，思想還可以再解放一點。中國的制度發展能不能再快一些，需要我們拿出理論研究和論證，這些論證應充分考慮約束條件，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領導們現在最關心的是穩定，有沒有風險，在作政策建議時，一方面要提出積極的建設性意見，另一方面也要講清楚，為什么按照你建議的做沒有風險。

Q8：田老師，我久仰您的大名，非常榮幸能與您對話，您剛才講關于誠信建設，提到無名氏定理，在博弈論當中，如果有一個足夠大的概率的話，就是說他越有耐心，他的行為就越趨向于理性，但我對這個誠信問題有點質疑。我有這樣一個想法，為了充分表達我的想法，我需要把我的問題限定在一個環境里，需要一些假設，假設沒有第三方的機構，只有純粹的經濟主體，他們非常離散的相遇，沒有連續性，隨機性非常大。每一次他們兩個在做決策的時候，考慮自己的行為會不會對對方產生影響，可能因為對對方完全不了解，只能基于一個主觀的判斷，現在的決定可能成為下一個決策的依據，但是在這個社會有誠信意識的人還沒有足夠多的時候，他遇見不誠信的人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這樣反過來他就會站到不誠信的一邊，如果用數學模型的話，就會收斂到不誠信的狀態，因為我的假設建立在一定的條件下，在這樣的假設下，收斂到一種不誠信的狀態，這可能是種穩定的狀態，但如果希望這種狀態突然變好，大家都講誠信了，這簡直就是一種突變，我很難想象這樣的一種情況發生，請田老師給我解釋一下，更重要的是想請教一下您得出這種觀點背后的邏輯，您是如何思考并得出這個結論的。謝謝。

A8：這個問題非常好，而且你的思路也是對的，實際上你已經把結論說了，如果有一個足夠大的discount factor，也就是大多數人都講誠信，一個人也會講誠信，但問題是它不占大多數，大多數不講誠信時，你講誠信你會吃虧。在folk Theorem（大眾定理）里面是把discount作為給定的，在經濟學里面還沒有考慮將其內生化，我剛才談三個基本制度安排，就是說不同的discount factor下就會產生不同均衡，也就是誠信或者不誠信都有可能。在研究問題時，我們總是先考慮理想狀態，先考慮靜態情況，然后再考慮如何去演化。在博弈論中有一個比較新的分支——演化博弈論就是談這個問題的，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這方面有許多的研究。

在這里面，經濟學的一個直覺就是在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講誠信，那么你也會講誠信，問題是如何讓大部分人越來越講誠信，這是不會突變的。把人從誠信變得不誠信很快，但讓不誠信的人變得誠信，很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比如溫州模式，一開始大家做生意，都不是那么講誠信，做的是一錘子買賣，但是賺到錢后大家都會趨向于誠信，因為想長久地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得講誠信，做出品牌來。慢慢的，中國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就會從不那么講誠信，到越來越規范，講誠信。改變當然很難，但可以通過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去引導。我覺得這不光是一種社會規范，而且也是一種激勵機制，企業講誠信才能夠長久的生存，我覺得要順著這個思路研究問題。我只能靠經濟學的基本直覺和結論告訴你這些，但怎么去做，還有待仔細研究。我覺得，曉之以理加上誘之以利，慢慢就會形成一種文化，雖然這需要時間，但我們不能太悲觀，如果想都不去想就麻煩了。大家都講誠信，就會減少交易成本，不講誠信就會得到懲罰，要靠產品的質量，品牌的建立，品牌就是內在的動力，這就是一種內在邏輯分析。

Q9：今天聽了您的講的“誠信、寬容、感恩和奉獻”，我想問一下，29歲的周市長，不管是他讓別人打傘還是別人主動替他打傘，我們對周市長是不是缺乏寬容，我認為沒有人有權力站在道德的層面上去指責別人，而且我覺得如果按照他的行為就算抄襲的話，中國現在的學術界恐怕會抓出一大批人來。A9：我主要批評他抄襲，是一種不講誠信的表現。我們財大經濟學院一年前開始抓畢業論文抄襲問題，為此我至少給學生講過5次話，學生辦也為此和學生溝通不下十次。我們這樣一抓，好了很多，最后只有幾個學生，我們也給了相應的處罰。如果周市長的碩士論文40%都不算抄襲，那怎么樣才能算抄襲！第二點，我并沒有說別人給他打傘一定不好，可能他沒有注意或太忙，我主要批評他不誠信，打傘可能有很多情況，我不做嚴厲的道德規范要求。但我們能不能做到最基本的誠信？作為干部，有外部效應性，和普通百姓不一樣，有外部性，僅僅靠自覺，很可能會失靈，因而必須規范干部行為，在國外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作為一個領導，如果有誠信方面的疑問，我們怎么能相信他呢？盡管他可能不總是會這樣，但選用干部時，還是希望將風險降低到最小。如果一個領導有不講誠信的記錄，你們愿意相信他嗎？在論文抄襲這件事情上面，是應該受到批評譴責的。我還是那句話，如果他是財大的學生，我會極力主張取消他的學位，至少應該受到嚴肅處理，如勒令重新完成論文寫作。

Q10：田老師您好，首先感謝上海財經大學，我們來這邊學習，有很大的提高，您提到在上海財經大學搞現在經濟學教學改革的過程中，談校長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動他這么做？

A10：你問的問題很好，上海財大這些年在引進人才和學科建設方面取得了較好成績，與談校長作為一個校長的領導是分不開的。如果一個校長，只考慮到自己升官發財，就不會有好的理念。我覺得我們談校長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長，讓人尊敬，我們幾位海歸院長都非常尊敬他。我們談校長在思考一些國家發展戰略性的問題，比如大學如何辦等？如果多像談校長這些人做校長，不愁中國的大學辦不好。為什么我在報告《對中國大學辦學理念和杰出人才培養模式的思考——如何才能培養厚德博學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中提出校長要有比較長的任期，而不是四年一換。上面在考察干部時一定要“德才兼備”,辦好學校要建立長效機制。

當然，這些都很難，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現在越來越感到承認理性假設的重要性。很多人說的冠冕堂皇，動不動上綱上線，實際上不少人是牽扯到他個人的利益在里面，他不好意思明說，就找出各種理由設絆，這就是約束條件。能不能走出困境，需要領導人的智慧。同時，作為老師，要從自身做起，要有社會責任感，還是有很多人在自己好的前提下愿意更多的人好。我也有個人利益，但是我不會因為自己的個人利益而太多地影響到學院工作。如果不能滿足條件，我可以走人，但是只要在這個位子上就要遵守職業道德，發揮在這個位子上應該發揮的作用。我覺得自己現在還是很有激情，生命只有一次，但知識是長青的，如果一個人對社會對前途喪失了信心，這一輩子也就完了。Q11：我感覺田老師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中國在二三十年后有可能超過美國，您說的穩定壓倒一切，但是中國現在還存在民族沖突，您怎么看發展與穩定之間的沖突？ A11：中國要重新崛起，發展是第一要義，但發展必須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在穩定中促發展，要在發展中求穩定，這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沒有發展就不會有穩定，自行車不走能穩嗎？所以，我認為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這兩句話具有非常深刻的經濟學思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與很好地處理了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分不開。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講的穩定并不是一成不變，有些風險需要充分考慮，如需要保證國家的安全，不受外來侵略，同時保持社會的穩定。但是，如果中國一味地追求穩定，不進行任何的改革開放，沒有從30年前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現在超過3000美元的話，中國能這樣穩定嗎？之所以現在上上下下都在強調“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因為“發展是第一要義”。那么，怎么樣才算發展？只要一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只要風險在可控的條件下，就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現科學發展。穩定講的是國家、社會、政策的相對穩定，而不是什么都不能改。

第四篇：田國強院長在上海財經大學研究型大學建設工作會議的發言

田國強院長在上海財經大學研究型大學建

設工作會議的發言

2006年12月15日

各位領導、各位老師：

由于發言的時間限定在12分鐘內，時間緊，不能展開，我簡單講幾句。這次會議非常重要，學校的定位關系到我校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長遠規劃。我一直在思考，今天主要談三點，主要是針對一些誤區和誤解來討論。

一、研究型大學應該如何理解和定位？

1.研究型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什么？

許多人對研究型大學的理解和定位有一個典型的誤區，以為研究型大學主要只是為大學和研究機構培養研究型人才。研究型大學真的只是培養研究型人才嗎？實際上不只是如此,研究型大學無論怎樣強調教學還是科研，歸根結底，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的目標，尤其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的目標，就是為政府、社會、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等行業培養出大批具有自我學習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后勁足的高素質、具有領導才能的創新型人才，而不只是，也不主要是為了培養研究型人才。

不少學生認為在大學所學的東西大都是理論方面的，沒有實用價值。我們的學生之所以不重視基本理論的學習，不重視基礎的東西，沒有這方面的需求，就是由于絕大多數學生沒有從長遠看問題，看問題比較短視，看的僅僅是短短的幾年就業情況。也由于是我們沒有很好地講明道理，大學不可能根據一個就業熱點來設置一個專業。我們培養的模式是通識教育，基礎素質的教育，目的是把基礎打好。使學生有自我學習的能力、自我創新的能力和更新自我知識的能力。因為我們處于知識大爆炸時代，日新月異地發展，更新地非常迅速。讓我們的學生能不能走上工作崗位以后５年、１０年、２０年甚至是３０年還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要如此，必須打好基礎，培養自我學習，自我更新知識的能力。2.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什么？

許多人以為，辦研究型大學就是只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學，將教學和科研截然分開、人為對立起來，這是一個誤區，實際上教學與科研的關系不是如此。我們不應把教學和科研完全地對立起來，它們的關系應該是相輔相成。辦研究型的大學并不是說我們不重視教學，因為教學是必要而根本的。但是，要把一個大學辦強，就要強調科研。可以說，教學是立校之本，科研是強校之策，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創新式的精英型人才。如果沒有科研，那就不可能把大學辦強。

3.現實中的研究型大學與一流大學的關系如何？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優秀大學都是研究型大學。其實，我們只要看看哈佛大學培養的本科生、碩士生是否都去做研究，答案就明了了。哈佛大學培養了那么多優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難度哈佛大學期望這些本科生今后都是讀博士做研究嗎？不是。那些碩士生是用來做研究的嗎？也不是。只有博士生、教授才是做研究的。本科生和碩士生是為政府、企業、社會培養高素質的精英式的具有領導才能的人才。一個大學能否把學生培養成高素質的人才，對這個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平就有一個高的要求，這就是要這個大學辦成研究型大學。

所以，一流大學，也就是研究型大學是為社會培養精英式、創新式的、各個領域和階層的領導型人才。當然，對于博士生培養來說，主要是培養研究型人才，但是這些人才除了面向研究領域，也面向社會。因此，研究型大學的關鍵不僅僅在于其最終的培養產品是否流向科研渠道，更重要的是在于創新文化、科研氛圍、精英導向是否貫穿教學培養的始終。

二、上海財經大學是否應該定位為研究型大學？

1、如果上海財經大學不定位為研究型大學，能夠培養出什么樣的學生呢？答案是，很難大規模地培養高素質人才。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從而很有必要辦一批一流大學，辦一批研究型大學。如果從這么一個高度來說，上財就必須定位于研究型大學，將我們教育質量大大改善，我們上海財經大學要為企業、為政府、為社會和為大學本身大量培養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學習這種創新式的高素質的具有領導才能的人才和精英，否則就會退化成一個地方性大學，社區性的大學，只是培養一般的技術型人才，一旦如此，就將會落后于其他研究型大學。

當然，作為一個事實，現今的大學生面臨著很大的就業壓力，這對他們形成了很大的沖擊。不少學生感覺在找工作時似乎還比不上一些中專生，那么辦研究型大學是不是會對我們學生的就業造成更大的壓力呢？ 的確，在短時期內會存在大學生就業不如中專生的情況。因為中專生畢業于技校，他們學的就是短、頻、塊，技術性方面的東西多，基礎理論少，他們當然能很快適應工作，進行具體的操作。但是對于一個基礎熟知的大學生而言，雖然他沒有學過技術方面的具體操作知識，但是他有分析問題的能力，邏輯思維強，以及具有較強的自我學習和更新知識的能力，使他們能夠很快地適應工作并且在未來獲得快速發展。這有點像金庸武俠小說所談論的內功和外功差別一樣，練好內功可能比較慢，但是以后你能達到更高的武功境界。學生踏上社會只是你人生中的第一步，今后的人生還會很長，所以我們應該告訴我們的學生沒有必要擔心今后是否能適應具體的工作。從短期來講，具有技術特長的中專生，大專生也許更能適應工作，但從長期來看，由于研究型大學的大學生的整體素質比較高，必將在不長的時間內會超過中專生。

誤區：上財的學生盡管現在就業率較高，收入也比較可觀，因此沒有必要辦研究型大學。是這樣的嗎？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以后，他們又是什么樣的狀況呢？根據我掌握的情況，盡管現今的上海財經大學的學生非常好找工作，基本上都能就業，但后勁一般不足，基本功不扎實，沒有什么自我學習和自我更新能力。我們大多數的學生畢業工作后，基本處于低層次的競爭中，是單位的底層。這顯然是需要改進的。

2、如果上海財經大學不定位為研究型大學，則科研上不去，今后在競爭中，會落伍，不可能成為名校。

如果不將上海財經大學的發展目標定位為研究型大學，那么老師的水平無法提高。研究型大學主要要求教師都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出成果，掌握前沿知識。若一個教師只是簡單地滿足于應用現有教材的知識而不謀進取之道，就可能遠遠落后于前沿知識。要想培養創新型人才，老師的素質和研究能力必須提高，否則其授課只能照本宣科，沒有創新，沒有思路。這里也有一個誤區：認為我們學校的學科大多數是應用型的，無須學習太多理論，無須學什么基礎課程。其實不然。只有夯實基礎，學好理論，才能做好工作。舉例說，我們最近去北京國家統計局匯報工作，也會見了我們上財的校友許憲春副局長、鄭京平總工程師等

7、八人，他們都是國家統計局司級以上的領導。為什么國家統計局能夠涌現出這么多上財培養出的人才？事實上，他們都是一個班的同學，是國家統計局與上海財經大學在上世紀80年中期聯合舉辦的碩士研究生班，其授課教師均為一流師資，包括許多聘自海外的學者和國內的一流學者。據他們反映，最受益的是幾門最基礎的課程，只要學好這幾門課，打下基礎，后面的課也就都能學好，且相對容易。盡管他們是學數理統計的，在學期間，沒有學到太多的具體的專業知識，但是由于基礎扎實，他們很快就自學掌握了工作中所需要的專業知識，現在他們對經濟統計和國家經濟的運行情況非常了解。我當時就邀請許憲春副局長，希望他能來財大給我們的學生講一講，講清楚研究基礎理論與實證的關系，判斷自己是否有后勁。就那一屆一下子培養出七八個國家統計局領導，在國內也是屈指可數的，說明了一流師資的重要性。

因此，學好理論，打好基礎并不是我們不重視學生的實際的應用，而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的日益更新，我們必須給學生一個很好的基礎的訓練。

另外，從功利的角度，我們也必須有知名的一流師資。如果沒有一流的師資，不可能成為名校，怎樣成為名校呢？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需要有許多知名的學者和大師級的教師，知名的學者和大師會大大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如果一個大學科研水平名列前茅，那么必然會大大提升整個學校的知名度和學術水平。并且，科研、教學水平的提高，為培養優秀的人才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增強了學校整體研究水平和綜合實力。

3、如果上海財經大學不定位為研究型大學，則學校的生存、發展、競爭也許都會存在著問題。現在教育部對高校財政上的支持力度有著明顯的政策取向性，撥款多數明顯在于看一個學校是否是名校，是否是研究型大學。財力上支持力度主要是傾斜于“985”大學和“211”大學，這些大學基本上都定位于研究型大學。我們正在建立“經濟學創新平臺”建設項目，就是想通過引進一流師資，大抓學科建設等措施將我們上海財經大學打造成研究型大學，出產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如果上財不定位為研究型大學，可能就會退化為社區型大學，地區性大學，其重點輻射范圍也就僅能限于華東地區乃至上海周邊，這恐怕絕不是在座諸位希望看到的。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目標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客觀壓力、競爭壓力、發展壓力、生存壓力所決定的，迫使我們必須這樣定位。

三、將上財辦成研究型大學的對應之策

靠什么來支撐上海財經大學成為研究型大學？在具體操作中，這需要考慮到可行性、現實性、可操作性。辦好一所大學，要滿足三個必要條件，一是一流的學生素質，二是一流的師資，三是先進而合理的課程設置，當然還有其它的必要條件，但這三點最重要。我覺得能夠考上大學，特別是像上海財經大學的大學，學生素質應該是非常不錯的。但是這個不歸功于我們的大學教育，而是歸功于我們的高中、初中、小學教育。但是中國高校的整體師資水平不高，課程設置落后，教學、教風需要大大改進，否則會我覺得會影響到學生的培養。課程的設置，教學、教風這些方面都需要大大改進。

在如何將上海財經大學辦成研究型的一流大學，可以借鑒采用經濟學院所推進的的三個方面的六大措施，推進科研和教學的全方位、多層次、高起點的改革，核心內容是：打造一流師資、加強學術研究、全方位教學改革、狠抓學風教風、嚴化教師考核、規范行政管理。

第一，引進一流師資、加強學術研究。招收一流的學生，引進一流的師資，對于一流大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國家統計局的一批擔任司局級領導職位的上財校友，獲得如此的成功，就是由于當年一流師資給他們授課。現在學校領導非常重視師資這一塊，這非常必要。財政部、教育部、國務院學位辦以及國家統計局的領導們都對“經濟學創新平臺”和高等研究院寄予了高度的期望，看重的就是上財引進的優秀人才。

加強對教師學術研究方面的要求，無論是理論研究，抑或是實證研究，對學科建設和理論創新做出較大的貢獻。高等研究院數據調研基地就是對應用方面的研究。只有將理論與實際、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才能夠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財大要謀生存之道，樹立影響力，打造品牌，就必須有一流的師資，否則就沒有話語權，沒有知名度，也就爭取不到資源。

第二，全面推進教學改革和學科建設，狠抓教風學風。中國大學學生的基本素質可以認為是世界一流的，他們也是愿意學習的，而且肯努力學習。一旦有了掌握著前沿知識、具有一流研究水平的強大師資隊伍，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全面推行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設計出先進而又合理的課程設置。為此，經濟學院已全面推行教學改革，打通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培養方案，具體為了12項教學改革措施：⑴強化馬克思資本論原著的學習；⑵加強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教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必修《高級微觀經濟學I、II》、《高級宏觀經濟學I》、《高級計量經濟學I、II》和《經濟數學》；⑶數學基礎課程改革，全面推行《數學分析》以代替《高等數學》；⑷經濟學－數學雙學位項目，幫學生打下良好的數理基礎；⑸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班；⑹碩博連讀項目；⑺改革碩士研究生招生方案，實行大口徑招生，分數知曉后填報志愿，分專業錄取；⑻改革博士研究生錄取制度，取消了導師報考制，采用專業方向報考制；⑼全面打通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培養體系；⑽取消碩士研究生文章發表要求；⑾ 優化與完善學科建設；⑿搭建實驗經濟學基地 服務研究教學。

同時，學風、教風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讓大多數學生學好基本知識的一個必要條件。為改善學風教風，經濟學院推行了以下六大措施：（1）規范課程提綱，細化課程要求；（2）引進先進教材、傳授前沿知識；（3）規范成績考核，加入期中考試；（4）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學效果；（5）擬定評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6）強化教學考核，規定硬性指標。這些措施都是北美研究型大學的基本教學要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僅投入少，容易執行，而且見效快，效果大。即使學校投入不多的資源，在現有師資水平和客觀現實條件下，也能大大地改善教風和學風，大幅度提高教學質量，能激勵學生努力學習，最終培養出高素質的學生。

第三，嚴化教師考核，改革教師和行政管理制度。為了充分激勵海歸人才，同時穩定現有師資隊伍，經濟學院建立了開放式的雙軌制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對新進海外博士的考核主要根據其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數量和質量進行評價，并設定職位晉升和聘任的基本要求，完全采用北美模式，以此激勵新進博士緊跟國際學術前沿，多在國際一流刊物發表論文，從而成為經濟學院打造國際一流平臺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改革現有教師崗位提升制度，鼓勵提升教學質量，創造一流科研成果，多出精品。同時，現有教師可以申請進入國際接軌，接受相應的條件并享受相應待遇。

為了提高原有教師認真教學和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的積極性，經濟學院特制定了《經濟學院教學科研人員考核、聘期考核試行辦法》，從教學工作量、課程提綱和學生評教等幾個方面對教師進行考核。

同時，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高等教育規范管理體系，也需要狠抓行政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國際化和職業化，力求建立一個高效率、信息暢通，能為早日辦成研究型大學提供強力支持的現代行政管理系統。我們的改革主要是以信息對稱為基礎，以環節疏通為主線，著力健全和完善院系行政管理系統。通過打通信息渠道，努力建立信息對稱系統。主要采取兩方面措施：一是建立會議紀要制度和院系領導之間的溝通制度，加大橫向信息的對稱性；二是建立行政人員匯報制度和院系領導與員工的溝通制度，加大縱向信息的對稱性。為了保證工作的連續性，經濟學院和高等研究院暑假要求行政人員一律上班。

以上這些措施其他學院可以借鑒，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建議學校最好能從學校的層面上推行。

總之，我們需要務實創新，大家群策群力，廣開思路，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我們要從理念、具體的目標、精神面貌、團隊精神等方面抓起。我們要有具體的工作方針，我們要有遠大而可行的工作目標，科學而精練的管理結構，明確而有效的運作規則，優秀而融洽的師資隊伍，良好而寬松的工作條件，和諧而務實的團隊精神。

同時注重資金的支持。經濟支持跟不上，則研究型大學的建設也就會遇到重重阻礙，因此需要國家、社會和學校共同投入。比如學校可以通過校友建立基金，或者向國家相關部門申請。爭取上海財經大學按“經濟學創新平臺”進入“985”項目，否則就沒有可持續性發展。沒有財政上一定的支持力度，發展與改革就無從談起。因此，既要對外客觀地宣傳、推介和展示自己，讓別人信息對稱，了解我們所作的工作，又要以實干作為基礎，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地做好每一件事，把學校做大、做強，得到社會的認可，得到上級部門的認可，從而把我校打造成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財經大學！

謝謝大家！

第五篇：現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常任軌副教授、公共

耿曙，美國德州大學政府系博士，現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常任軌副教授、公共管理系系主任、經濟學創新平臺博士生導師。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經濟、中國政治經濟、兩岸政經互動、臺商與移民研究、基層與小區治理等，并擔任Issues & Studies、《公共行政評論》等期刊編輯委員。合編有《21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2002）、《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2003）與《臺商研究》（2012）等書。

何思因，臺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何教授曾擔任臺灣“國安會”副秘書長（2008-2010）、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2010-2011）、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富布萊特訪問學者（2011-2012）。其專業方向為國際關系、比較政治經濟學、樣本調查以及中國政治。何教授在相關領域以中英文發表過文章和專著。

洪永泰，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洪永泰教授畢業于美國密西根大學，獲生物統計學博士學位。主要專長為抽樣調查、選舉預測、社會科學統計方法。曾任《選舉研究》主編，《臺灣政治學刊》總編輯，現任《政治科學論叢》主編。

黃紀，美國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政治學博士（1986），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政治系教授及選舉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專長領域包括政治學方法論、計量方法、比較政治、民意調查、選舉制度、投票行為等。為“美國政治學會臺灣研究會”（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發起人之一，亦參與“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 IPM）之創立，自2000年迄今擔任國科會跨校合作研究計劃“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之召集人。論文發表于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Journal of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Electoral Studi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Party Politics等SSCI期刊及《臺灣政治學刊》、《政治學報》、《問題與研究》、《選舉研究》、《政治科學論叢》、《臺灣民主季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等TSSCI期刊；并合著專著《質變數與受限依變數的回歸分析》，合編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政治分析的層次》、《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2008年總統選舉：論二次政黨輪替之關鍵選舉》、《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方法論之回顧與前瞻》等書，以及〈實用方法論〉、〈調查研究設計〉、〈質量并用法〉等專章。

李增元，1981年生，山東日照人。2007年至2013年，在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攻讀碩士、博士學位。2013年7月起始，任職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師，山東新農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從事農村基層治理研究。獨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省部級項目3項。先后在《中國農村觀察》、《東南學術》、《社會主義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中州學刊》、《江漢論壇》等核心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多篇文章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公共行政》、《中國政治、《政治學文摘》轉載。

劉濤雄，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于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分別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曾任日本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客座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訪問學者和美國經濟學會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增長理論、宏觀經濟學、政治與經濟以及國防經濟學。曾承擔國家社科基金，教育人文社科規劃項目等多項課題。發表專合著3部，論文多篇。曾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清華大學先進工作者等。

孟天廣，甘肅省慶陽市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后。于2003至2013年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完成本科和碩博連讀階段的學習，獲得法學學士（政治學與行政學、社會學雙學位）和法學博士（政治學）學位，并于2011-2012年赴哈佛大學聯合培養一年。自2006年起擔任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助理，參與多項社科基金、自科基金項目，和多項全國性調查研究。研究興趣為分配政治、政治態度和行為研究、政治經濟以及政治學研究方法。現階段參與的研究課題主要包括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調查實驗研究；城市社區治理中的政府行為與公民合作；地方政府競爭與民生政治：對地方干部財政支出決策的實驗研究等。

牛銘實，1958年出生于臺灣，1981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政治系。后赴美就讀于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87年獲博士學位后，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政治系任教（SUNY-Stony Brook）。自1988年起，在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政治系任教至今。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博弈論、國際政治、選舉制度與行為、中國研究。牛教授曾在美國學術期刊發表英文論文五十余篇及專書一本，并在中、港、臺三地發表過中文論文多篇。近年來的研究比較關注中國地方自治與民主化的發展、兩岸關系、和制度與治理。

龐珣，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卡耐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美國政治學方法學會多樣性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美國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學士和碩士、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雙學士。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2010－2012）和學術期刊World Politics副編輯（2011－2013）。研究領域主要為國際與比較政治經濟學、貝葉斯統計模型和馬科夫鏈—蒙特卡洛模擬方法。曾獲美國政治學會方法領域多項獎勵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方法、測量和統計”領域研究資助。近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國際發展援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獲得2013年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助。

唐敏，畢業于美國普渡大學政治學系，現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唐敏博士的主要研究圍繞“民主”這一概念在比較政治學的如下兩個核心問題上展開：（1）促進威權國家政治民主轉型的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包括經濟發展、經濟危機、政府與市場關系等）；（2）影響公民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的結構與非結構因素（包括媒體、新媒體、政治制度等）。唐敏博士的最新研究發表在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Democratization等國際期刊上。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並兼亞太研究碩士國際學位學程主任，同時為臺灣政治學刊的總編輯，美國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的編輯委員。其致力于擴展政治學的視野，以兩岸的環境治理與社區發展為題材，長期研究民主化或政治體制改變對于治理結構與行為的影響，曾發表論文于不同學科領域的國際知名期刊，包括政治學的Comparative Politics，區域研究的China Quarterly，環境研究的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計劃與發展的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以及社會學/人類學的Human Ecology。這些成果使其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杰出研究獎（2011）與吳大猷紀念獎（2004）。

席天揚，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導師Adam Przeworski），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導師李維森）和學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研究興趣包括官僚制度、國家形成、投票權演變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以及沖突解決的政治機制等。他最近的論文“Loyalty versus Competence: Internal Conflicts and the Pattern of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hina, 1644-1911”探討了國家在面對內外部不同的沖突威脅和國力強弱消長變化時所導致的對地方官員控制方式的轉變。關于投票權歷史的論文“Reform or Revolu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Rise of Universal Male Suffrage”即將發表于《理論政治學雜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從2013年9月起，他將加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擔任助理教授。

向玉瓊，1979年生，湖北天門人，南京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畢業，現為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學者，研究方向為公共治理與公共政策。

楊良松，1983年6月生，四川宜賓人。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助理教授，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政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央與地方關系、財政分權、官員管理體制和地方財政支出。

張光，1956年生，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2002）。曾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4-09），并在日本靜岡大學社會科學學部（1991-92）和東京大學法學部（1992-1993）擔任訪問研究員。目前兼任中山大學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中美中心和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學術專長為比較政治和公共財政。發表的學術著作包括《為分稅制辯護》（2013）、《解構國會山：美國國會政治及其成員涉華行為》（2013）、《美國國會研究手冊（2007-08）》（2008）、《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研究》（1996）。學術論文發表于Asian Surve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研究》、《社會學研究》等重要雜志。

張健，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健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3（2007），以及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97）。張健的研究方向為比較政治和中國政治，在相關領域發表過多篇學術文章。

張克，1989年生，滿族，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法學院財稅法碩士。研究方向為公共財政法律制度、政府間財政關系、財稅政策過程。

莊玉乙，1987年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博士生，主要研究興趣是中國政治、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預算政治學、社會運動等。本科和碩士均畢業于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在《公共行政評論》、《公共管理學報》上發表數篇論文。第六期中國公共管理與政治學研究方法暑期培訓班結業，能夠熟練使用SPSS和STATA。

鐘揚，1960年生于北京，1983年獲得北京國際關系學院英國文學學士學位，1985年獲得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碩士學位，1987獲得美國阿克隆大學政治學碩士，1992年獲得美國肯塔基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并與1991年起任教于美國田納西大學政治學系。曾任田納西大學國際教育處處長、田納西大學中國中心主任、田納西大學政治學系副主任、美國中國政治研究會會長和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的主編。鐘揚教授還在2006年三月被全國政協選為全球27個海外特邀代表之一，參加全國政協第十屆四次會議。鐘揚教授目前是田納西大學政治學終身教授、中國國家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曾任美國中國政治研究會會長和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的主編。鐘揚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比較政治學理論、國際關系、臺海關系，等。鐘揚教授發表過兩部專著和五本合編學術著作，以及三十多篇學術文章。他的學術文章曾發表在美國一流政治學SSCI學術期刊上，其中包括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比較政治學研究》），Journal of Politics（《政治學學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政治研究季刊），Asian Survey（《亞洲研究》）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期刊》）。

朱天飚，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悉尼大學經濟學（社會科學）學士、劍橋大學管理學碩士、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博士。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所國際關系系博士后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教學方向包括：國際及比較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