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俊慧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本質是“龐氏詐騙”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本質是“龐氏詐騙”

2015年10月30日 10:22 閱讀 1030

李俊慧

2012年6月16日

最近，國家打算推遲退休年齡（實際上是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消息引起很大的爭議。專家坦言，這是為了緩和社保高達18萬億（！）的缺口。如果你對國外的社會保險制度有所了解，你就會明白，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收益奇劣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社會養老保險有很嚴重的問題，是個可怕的財政黑洞，遲早會將一國財政、甚至一國財富吞沒殆盡，不死不休！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能解決得了，毫無例外。中國好不容易才從改革開放前的、屬于“企業辦社會”的國企醫療養老制度擺脫出來，卻一轉身又跳進“社保”這個更可怕的陷阱里去！

從表面上看，社會養老保險的問題在于收益率低下——是極其的低下，低下得駭人！有美國的經濟學家計算過美國的養老金計劃的現值對所有人來說都是負值！而且學歷越高、越晚出生的人虧得越厲害（見下面的閱讀材料《社會保障是一項好投資嗎？》）。要知道，一項投資（儲蓄）的收益率越高，現值就越高。而且人們原則上絕對不會選擇現值低于零的投資（儲蓄）項目，因為這意味著投資是虧損的。

這可不是美國特有的例外，剛才都說了，所有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全都深陷嚴重虧損的重重危機之中！據說，美國有很多地方政府在財政上面臨破產，最大的債務包袱就來自于社會保險的負擔。同樣地，如今多個歐洲國家陷于主權債務危機，但為什么這些國家的財政支出那么龐大、無法削減？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吞噬了大量的財政收入，是名符其實的“財政黑洞”。香港十年前開始推行“強制公積金計劃”，本質上也是社會養老保險制度，10年過去了，收益率為0！這跟前述的歐美國家虧得一塌糊涂相比其實算是很不錯的表現了，但那只是時間不夠長而已，隨著時間過去，收益率一定會跌到零以下，而且虧損越來越嚴重！

為什么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收益率會這么低下？直接原因是行政壟斷！可想而知，任何一家商業保險公司如果拿出前面的閱讀材料中的那么一張現值全是負數的表格來給客戶看，根本不可能有人愚蠢到會去購買那樣巨虧累累的養老金計劃。也就是說，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下的養老金計劃在市場競爭中是不可能生存得了的。它能生存下來，靠的就是政府強制所有人都去購買！因為這是儲蓄型保險，支付保險費在前，年金返還要等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后，所以剛一開始的時候，只要購買的人足夠多，社會保險制度可以用其他人支付的保險費作為年金返還給那些才投保沒多久就已經開始退休的人。然而，前面已經指出“儲蓄型保險”應該是以本人支付的保險費來返還年金，不能像“消費型保險”那樣用沒發生風險事件的其他人的保險費來補償，因為儲蓄型保險嚴格來說不是保險，而是儲蓄。投保人會在指定的時間退休，要求獲得年金返還，這件事毫無風險可言，是確定無疑的！可是這樣用一個人的投資（儲蓄）帳戶里的錢去作為投資（儲蓄）收益返還給另一個人，本質上屬于“龐氏詐騙”的手法！

所謂“龐氏詐騙”，屬于“金字塔詐騙”的一種，是20世紀初的一個波士頓美國商人發明的投資詐騙手法，他的名字是龐氏，因此用他的名字命名。龐氏向大眾聲稱他有一個復雜的投資計劃，是到歐洲去購買某種郵票，然后運到美國出售，通過賺取兩地的差價獲利，45天之內可獲得高達50％的回報。為了騙取人們的相信，最初一批投資者全部都在規定的時間內收到龐氏所承諾的回報，于是吸引了大量投資者跟進。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多達4萬波士頓市民上當受騙，交給了龐氏約1500萬美元的資金，平均每人“投資”幾百美元。未被揭穿騙局之前的龐氏被人盛贊為與哥倫布、馬爾孔尼（無線電發明者）齊名的最偉大的三個意大利人之一（龐氏是意大利裔的），因為他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錢”。當某個金融專家揭露龐氏的投資騙術時，他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反駁金融專家，說金融專家什么都不懂。實際上龐氏的詐騙手法很簡單，就是以新投資者交給他的“投資本金”用于支付老投資者，也就是中國俗話所說的“拆東墻補西墻”。只要新進來的投資金額的增長速度高于他所承諾的投資回報率，他就總能兌現這天方夜譚一般的承諾。這種詐騙手法屬于“金字塔詐騙”的類型也是這個緣故——新投資者是塔底，用來支撐老投資者的塔尖。然而，前面在生產者理論里介紹過的“邊際收益遞減定律”是鐵律，遲早都會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新投資的增長速度遲早會慢下來，要求得到回報的老投資卻越來越多，終于有一天會到達塔底無法再支撐塔尖的地步。

自從龐氏詐騙手法發明出來之后，不斷地被人們反復地使用，只是用了更漂亮的包裝來掩飾其本質而已，如傳銷就是其中的典型。最新一起龐氏式金融詐騙案是轟動一時的納斯達克前主席麥道夫所創立的投資證券公司的案子，被稱為華爾街歷史上最大的詐騙案，使投資者損失高達500億美元。中計者不乏投資老手，他們的智商不可謂不高人一等，經驗不可謂不豐富老到，但照樣上當受騙！

然而，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可怕的龐氏詐騙，應該是各國政府一手主導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如前所述，以各國養老金計劃那糟糕透頂的收益率表現，社會養老保險根本不可能吸引到公眾購買。最一開始時這項制度能得到接納，就是因為早期的參保人只需交幾年的錢便能得到遠高于這些錢所能支撐的養老金返還。這樣超常的投資回報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只可能是從那些要交很多年的錢才開始領取養老金的人所支付的保險費那里“挪用”過去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擴大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說得好聽是要盡可能把所有人都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中予以保護，其實就是隨著參保人不斷增加，進入退休階段需要領取養老金的人也越來越多，也就是那個金字塔的塔尖越來越大，那支撐起他們的塔底當然是更加要越來越大才行。

由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強制所有人參加，實際上就是行政壟斷，社會養老保險機構哪會像商業保險公司那樣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強制參保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是使得那塔底在政府的強力支持下可以名正言順地迅速擴張，但另一方面反過來說，卻也導致社會養老保險機構不能拒絕投保，并且不能根據風險的高低不同來收取不同的保險費率。事實上，社會養老保險的收益率如此低得駭人，行政壟斷一貫會造成效率低下還不是唯一的原因，無法像商業保險公司那樣調整保險費率、甚至索性拒絕風險太高的投保人，導致這些人給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造成巨大的成本虧損，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強制參保的雙刃劍有利的一面會越來越弱，因為一個國家的人口在一段時間內的增長速度根本不可能超過塔尖的增長速度。事實上，政府在前期越能強有力地增加參保人口，在后期就會面臨著越大的塔底增長速度趕不上塔尖增長的壓力。不需要到真的所有人都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那一刻到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末日早在那一刻之前就會大難臨頭！

于是，一方面是最一開始時的那種交幾年保險費就已經能夠領取養老金的超常高回報迅速消失、甚至下跌為負值，另一方面則是政府不得不對社會保障體系注入財政資金來確保它不會破產。所以，有目共睹的事實進程就是：保險費（社會保險稅）無可避免地要提高！——最近我國研究推遲退休年齡就是一種變相手法。

其實，這問題不是今天才出現的，從社保制度誕生的第一天起，“社保帳戶需要做實”的新聞就已經屢見報端，那意思就是社會保險帳戶里根本沒有錢！是虛的，要注入資金進去把它“做實”。而這種“做實”，并不是以直接提高保險費的方式來做，而是政府注入財政資金。可是這種方式其實比直接提高保險費更糟糕！因為，政府哪來的錢呢？政府不是企業，不從事生產活動，它沒有在市場上出售產品獲取收入的來源，它的錢就來自于稅收，也就是來自于你我這些納稅人。所以，注入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資金一定還是來自于稅收，只是沒有明確地以社會保險稅的名義收取而已。資金來源如此含糊不清，只會讓參保人對于他的社會保險的投資回報率到底有多糟糕缺乏清醒的認識——如果是直接提高保險費，他會知道享受社會保險的代價上升了；但如果是其它方面的稅收上升，他并不知道這成本原來是加到社會保險那方面去的。還有些人天真地主張從靠壟斷賺錢的國企那里轉移利潤去填補社保缺口。可是那些國企這樣減少了利潤，你以為它們不會一個返身就向我們廣大消費者加價來填補這額外的支出？中國古話說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答非所問

然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收益率低下還只是這項制度的表面問題，它的深層次癥結，在于這是一項答非所問的糊涂制度！思考一下：為什么人們需要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回答是：因為要解決人們的養老問題。繼續追問：養老問題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可不是現在才需要解決的，為什么以前不需要社會保險制度，現在卻需要？是的，自古以來人們都要養老，都是以私人養老的方式來解決的，而現代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試圖以公共養老的方式來解決有關問題。但為什么要以公共養老來取代、或至少是協助私人養老？幾千年來，私人養老不是把這問題都解決得很好嗎？到底是什么局限條件在現代發生了變化，使得私人養老沒法解決這個問題，以至于要政府出手來實行社會保險制度，以公共養老的方式來對付呢？

不妨先來分析私人養老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么。私人養老的方式其實有兩種：其一是存錢養老，就是年輕的時候賺到錢不是全部花光，而是留下一部分存起來，等到年老的時候就花這存款，這是自己養自己。其二是養兒防老，年輕的時候養個兒子，到你老的時候兒子長大了賺錢養你，這是跨代養老——以年輕一代養年老一代。再轉向分析公共養老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什么。仔細一看，其實還是模仿私人養老的那兩種方式：其一是年輕時交納保險費，本質上是儲蓄，存進社會保險帳戶中，年老的時候以退休金的形式逐月從該帳戶中提取。其二是跨代養老，即從有工作的人（年輕一代）那里收取保險費（社會保險稅），直接轉移給已經退休的人（年老一代）。

也就是說，公共養老并沒有創新出任何與私人養老有什么不同的神奇方式來解決養老問題。那到底公共養老有什么意義？或者換個提問的方式：幾千年以來都運作良好、成功地解決無數代人的養老問題的私人養老，在現代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難是它沒法解決的，于是需要公共養老來解決呢？困難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是由于醫療衛生的進步，現代人的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人們在年輕時本來普遍預期自己會活到60歲（因為“七十古來稀”嘛），但到退休時預期壽命卻增加到70歲、甚至更高，于是以前根據60歲的預期壽命所存起來的錢不夠花了！另一個則是通貨膨脹。古代通貨膨脹不是常態，現代卻成了家常便飯，于是年輕時存的錢被通貨膨脹所蠶食，到退休時也不夠花了。

然而，公共養老能解決這兩個困難嗎？顯然不行！公共養老相對于私人養老而言，非要說前者有什么優勢的話，其實也只有兩點優勢：一點是這世界上有人小心謹慎地存錢，但也有人大手大腳地揮霍。另一點是這世界上有人養了孝順的兒子，但也有人養了忤逆不孝之子。如果只有私人養老而沒有公共養老，后一種人到了老年的時候就會沒錢養老，晚景凄涼。但有了公共養老，因為社會保險制度是強制參保的，就算是亂花錢或是養了不孝兒孫的人，老了之后至少還有社會保險金可以領取。

可是，人們需要公共養老不是想它解決有人亂花錢或養了不孝之子那樣的問題，而是想它解決預期壽命大幅提高和通貨膨脹造成儲蓄存款的購買力下降的問題！有人亂花錢或養了不孝之子，這是一種非系統風險；而預期壽命大幅提高和通貨膨脹造成儲蓄存款的購買力下降，卻是一種系統風險。所謂系統風險是指整個系統都存在的風險，因此系統之內所有人都無法幸免于難。而非系統風險卻并非存在于整個系統之內，只是系統中的部分人會遭遇不幸。舉例來說，好比一個人去買股票，剛好碰上股災，整個股市所有股票都在下跌，他買進的股票也不可避免地跟著大市下跌，這是系統風險。但如果不是整個股市都在下跌，而是因為他判斷不準而買錯了股票，結果別的股票在漲，他買的那只卻在跌，這是非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來自于個人的犯錯，但系統風險與個人無關，是大勢所趨，個人是無法抗拒的。顯然，非系統風險只影響部分人，不影響大局，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不需要去擔心的問題。社會需要擔心的是系統風險，因為它不但影響全局，而且單靠個人的力量是對付不了的。也就是說，人們需要公共養老解決的是屬于系統風險的問題，它卻答非所問，解決的是屬于非系統風險的問題！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收益率低下，那是它回答問題回答得不好；公共養老根本沒有解決預期壽命大幅提高、通貨膨脹造成儲蓄存款購買力下降這些私人養老難以應付的系統風險，只是解決了有人不存錢、有人養了不孝之子的非系統風險，那就是它連要它回答的問題都沒有回答！作為老師，改卷時遇到前一種學生，我還會給他打點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分；但遇到后一種學生，就只剩下直接給他打零分的份了！

正因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根本沒能解決這兩個系統風險，因此它必然還是要面臨這兩個系統風險所導致的之前存進來的錢（保險費）到后來越來越不夠花的困局。前面說了，如果是用一個人的投資（儲蓄）帳戶里的錢去支付另一個人的養老金，那么在本質上這項投資（儲蓄）計劃已經變成“龐氏詐騙”——雖然私人養老里也有用兒子的錢養父母的方式，但父母與兒子之間的權利關系有家族血緣的清晰界定，跟社會保險制度里年輕一代存的錢天曉得會是給了年老一代之中的誰有本質上的區別，后者會出現類似公有制下“名義上人人所有，但其實人人沒有”的產權界定模糊的問題。

有人會說，那只要讓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只應用“自己養自己”的模式，即某人的社會保險帳戶里的錢只能用于支付給他的養老金，不允許挪用，不就行了嗎？然而，由于上述兩個系統風險的存在，再加上行政壟斷的低效率導致社會保險的收益率長期來說一定是負值，個人的社會保險帳戶里的錢根本不可能足夠支付政府所承諾的退休金。為了不讓社會保險制度破產，政府要不就是提取其他未退休者的社會保險帳戶里的錢去支付，要不就是注入其它財政資金進去填補虧空。前者是直接從“自己養自己”轉向跨代養老，也就使得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淪為“龐氏詐騙”；后者其實還是間接地變成跨代養老，因為政府的錢來自稅收，而交稅的主要群體當然就是正在工作的年輕一代！

更麻煩的是，一旦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轉向“跨代養老”的形式來使它免于破產，這項制度就很難再被取消。因為年輕一代一直在交錢來支撐這個制度，還從來沒有享受過好處，現在如果政府突然向公眾宣布：這個制度收益率低下、吞噬大量財政收入，難以為繼，還是讓它破產了吧！這其實是壯士斷臂，至少是免去整個社會無窮無盡地繼續往那虧空無底的黑洞中投入資金，是長痛不如短痛。但這個決定怎么可能得到公眾的同意？——尤其是在那非常民主的西方國家！正在享受的老年人固然不會同意，一直在交錢、從來沒享受的年輕人更加不能同意！雖然他們未必不知道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虧空累累、繼續維持下去遲早是死路一條，但他們當然是自私地認為，這個制度就算要破產也得至少挨到自己享受完之后再破！所謂“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正是這種并非只有法國的路易十四國王才會有的想法，讓各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再怎么千瘡百孔仍然要垂死掙扎，不到將國庫——甚至是整個社會——的最后一塊錢都掏空的那一天到來，它都無法破產！哪怕其實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盡早讓這制度破產，將所剩無己、但至少還是有點剩下的錢歸還公眾，讓他們重新選擇私人養老，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在這里，自私之害，又再表現無遺！

事實上，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歐洲各國，根源并不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而是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耗費巨大才是主因之一（其它社會福利制度、貿易保護主義制度等極為耗錢的制度也都是主因）。因為早在2008年之前，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破產在即，只是當時計算出來的破產時間表會是在21世紀中期，沒想到一場金融風暴使得各國政府為了應付危機而更大量地揮灑金錢，使得國庫空虛的速度加快，也就使得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破產的時間表被大幅提前了。法國政府為此好不容易通過了一項法案，將退休年齡從60歲推遲到62，然而這只是把定時炸彈的時鐘撥后，根本就沒有拆彈！盡管如此，這項法案的通過還是大費周章，引起民眾強烈反對。以如今西方政府的魄力，還有可能做出壯士斷臂之舉嗎？大概只有逐一淪為希臘那樣的悲慘景況，國庫之內實在是空空如也、彈盡糧絕，民眾再怎么哭再怎么鬧也沒法讓政府憑空地哭出鬧出錢來的時候，就是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也包括其它社會福利制度、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大限臨頭的末日了吧。

前面說系統風險是個人無法解決的，但這是理論上的說法。在真實世界里，其實私人養老多多少少還是可以做點事情來應付那兩個系統風險的。對于預期壽命提高，別忘了醫療衛生的進步不僅僅是延長了人們活著的時間，也延長了人們身體健康、適合繼續工作的時間！既然壽命延長，不夠錢花，那就繼續出來工作嘛！只要沒有強制規定退休年齡，人們自然會作出適當的選擇，解決遇到的問題。然而，恰恰是因為推行了社會保險制度，而社會保險制度明確規定了退休年齡，到了年齡卻不退休、繼續工作的人會沒法領取退休金（我國的社保沒這種規定，但外國的社會保險制度有），這反倒鼓勵了明明還有能力繼續工作、自食其力的人選擇退休，安坐家中等著收錢，從而妨礙了人們對預期壽命提高的局限條件變化作出適當的反應。

至于通貨膨脹，當然最好是由政府出面來解決——因為通貨膨脹是政府搞出來的，要治本就得政府出手。然而，政府解決通貨膨脹的方法當然絕對不是搞什么社會保險制度這種答非所問的公共養老，而是要控制貨幣供應量——，但個人也并非完全無所作為。例如，把年輕時的收入存在收益浮動、因此可以對抗通脹的資產（如房地產）之上。

甚至即使是那所謂的非系統風險，雖然公共養老能有效解決，但最好還是不要采用這種強制的方式。在古代，道德觀念都提倡勤儉節約、孝順父母，這正是社會用道德說教來解決非系統風險的方式。而私人的慈善行為也會照顧那些老無所養、晚景凄涼之人。雖然這些自發產生的傳統道德、慈善行為不像公共養老那樣強而有力，但它們也不會像社會保險制度那樣帶來負面效果。什么負面效果呢？顯然，當人們有了社會保險制度，就會變得沒那么愿意存錢，父母子女的親情關系也變得意義不大——這也是需求定律在發揮作用而已。眾所周知，西方人不如東方人那樣積極地儲蓄，家庭觀念、尤其是孝道的道德觀更是淡薄得多。但不是眾所周知的是，長期實施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其中一個罪魁禍首！也就是說，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更深遠的禍害是敗壞道德良俗！事實上，社會福利制度會養懶人，這早就不是什么新聞啦。

別以為這是危言聳聽。我的確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感受到，我國才實施沒多少年的社保制度已經開始動搖、削弱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我曾聽到一個老年親戚跟我父母聊天時說起這樣的事情：有一天，她去社保局辦事，聽到一個人在那里說：“安仔是最好的，每個月準時存錢進我帳戶！”她以為那人的兒子叫“安仔”，便說：“那不是很好嗎？你養了這么一個孝順兒子！”對方卻回答她：“你也有安仔的啊？?安仔?不是我兒子，?安仔?是?X安公司?（那是社保局在我們那里設立的保險公司的名字，當地人俗稱它為?安仔?）。”然后他們一群老人家就在那里笑談出最后的結論是“有?安仔?好過有乖仔”（按：“乖仔”是“好兒子”的粵語說法）。有了社會保險制度，年輕一代心安理得不去照顧父母，在古代這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承受巨大的道德壓力，但現在沒有了利益維系，就很難再持續下去了。可想而知，再過幾代人，中國人難免也會變得像西方人那樣各代之間各管各的生活了吧。

第二篇：李俊慧：我是怎么愛上經濟學的

李俊慧：我是怎么愛上經濟學的

在《我為什么要寫〈經濟學講義〉》一文的最后，我說到愛是要說出來的，而《經濟學講義》一書就是我對經濟學的“愛的宣言”！

然而，其實我對經濟學并非“一見鐘情”，亦非簡單地“日久生情”，而是經歷過一些曲折的，值得趁此《經濟學講義》出版之際作一個詳盡的回顧。也歡迎閱讀此文的讀者也來說一下，他（她）又是怎么愛上經濟學的。

以我自小的志趣而言，我喜歡的是文史哲方面的學科。早在初中的時候我已經利用圖書館的資源獨自“研究”歷史——“研究”這個詞很大，用在那時的我那樣一個小孩身上顯得很夸張。但雖然知識與信息的局限很大，我認為我當時所抱持的熱誠專注、嚴謹認真與全情投入的確是當得起“研究”這個大詞的。即使是這些學科之內的專業人士，恐怕也比不上當年的我。而以我所熟悉的領域而論，我不怕說一句“大話”：我比那些專家強！

高一的時候，有師范大學的學生來我所在的中學實習當語文老師。他們回去之后，我給他們寫了一封長信。他們在回信中極力地游說我去讀他們大學的“作家班”。然而，當高二分科的時候，我選擇了理科、而不是文科！消息一傳出，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為之震驚與不解。我這樣選擇的理由是：如果把我喜歡的東西作為終生的職業，生存壓力之下恐怕我要為五斗米折腰而犧牲所愛。我不想這樣，我只想一直把喜歡的東西作為一種業余愛好，以保持著我對它們最純粹的愛。——這個理由后來我跟周燕說起，她吃驚而感慨地說：“那時你才一個高一升高二的中學生，已經這么會想啦？你真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不管怎么樣，我在高二分科時選擇了理科，而在高三選專業時則又一次面臨著人生路向的選擇。其時，父母給我聯系了一個在中山大學里任教職的朋友馬老師，在她的牽線搭橋之下，打算給我辦理保送中大的資格。剛開始時，我考慮的專業是跟醫學有關系的“生物技術”，因為我的父親和哥哥都是醫生。但馬老師是計算機專業的老師，她很想將我羅置于門下，所以說服了父母為我選擇計算機專業。可是我想來想去，還是不想讀純理工科的專業，因為我始終對于所愛的文史不能完全地斷念。那時保送的事情都差不多辦好了，我才說不愿意，害得我爸左右為難，因為已經托請了人情。幸好后來因為我所就讀的中學不是省一級中學——那中學雖然已經是本地最好的學校，但因為本地的行政級別不高，導致它沒有這個級別——，按規矩是沒有資格保送學生去中大的。最后跟中大達成的協議，是只要我的高考分數達到中大整個學校的最低錄取線，大學內任何一個專業隨便我挑。——據馬老師事后說，高考結束后，她所在的計算機專業的系主任看到我的高考成績時，羨慕得眼睛發光。不過，我既然趁機擺脫了這個專業，自然是不會再選擇它的。

但是，選什么好呢？那時在中學里的班主任老師也說我選擇計算機專業是“太浪費”了，因為其時該專業還不是最熱門的，錄取分數也就不是最高的，那老師認為以我的成績選那樣的專業是“浪費”了我的高分。好吧，既然是要充分地利用我的高分數，那就選錄取分數最高的專業吧！我就按著這個原則，把記錄前一年中大各個專業所錄取學生的平均分數——注意：不是錄取分數線，而是錄取進去的學生的平均分數——的書拿出來，把各個專業按錄取學生的平均分數從高到低排列，于是便找到最高分的那個專業是……國際金融！再一看這專業是文理兼收的，正符合我不要純粹理工科專業的要求。就是這樣，我糊里糊涂的一頭栽進了經濟類的專業之中……是的，我確實是糊里糊涂地栽進去的。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經濟學，也對經濟毫無興趣！我后來看到有些學生早在中學的時候就已經喜歡看財經方面的報刊與書籍，但我完全不

但考完之后便馬上忘記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了。

就是這樣，雖然對經濟學沒興趣，但教科書上有寫的、該掌握的知識點我至少是記得極為牢固。

一開始時我對經濟學沒興趣固然是有我自己的原因在內，但學校老師的問題也不能不說是個重要的原因。我當年學經濟學，居然是先學“宏觀經濟學”，然后才學“微觀經濟學”的。如此“顛倒”的學習順序，只不過是因為給我們上這門課的老師所使用的教材印刷量不夠，于是只好安排我們國金班與另外的國貿班“錯峰”學習——國貿班正常地先上“微觀”再上“宏觀”，我們國金班就顛倒過來先上“宏觀”再上“微觀”。平心而論，給我們上經濟學的老師在當時的中國來說算是不錯的了，雖然用的是他自己編的教材，但基本上都是把國外的教科書里的內容抄過來。只是他當然也是半路出家的，照本宣科還行，卻是經不起我稍有點興趣就開始動起腦筋而向他提問題。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問過這老師一個問題：教材上說交易使消費者獲得消費者盈余，生產者獲得生產者盈余，怎么會因為交易就憑空多了盈余出來呢？這盈余是從哪里來的？他啞口無言。于是，我再也不提問了。從此只是記下書上寫的結論而已。

但這位老師真的算是很不錯的了。至少教學態度是很良好的，上課非常用心，不像當時有些老師只是顧著在外頭炒股或干著別的什么自己的事情，根本是無心教學；或者就是憤青一枚，一堂課站在講臺上滔滔不絕破口大罵國家長達40分鐘，在最后5分鐘里以開火車的速度把書上的內容飛快地過一遍……說到這里，我倒是要為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同學完全忘記了在“財務管理”那門課里學過“內涵報酬率”的計算公式的事情作一下“辯護”的。這實在也不能全怪那位同學，因為那門課的老師正是這種人，上課基本上是在不著邊際地東拉西扯，甚至從來就沒翻開過教材講上一頁。不過對一般的同學來說，他的口才不錯，如此東拉西扯聽著也毫無壓力，還可以大笑一場，甚是快慰。我卻是聽了幾句之后就知道這老師根本不打算教我們什么，就自個

讓我心花怒放的是，當年我選擇讀經濟類專業的決定雖然確實是源自于糊涂，最后的結果卻是如此的美好！

最初、最初讓我對經濟學萌動了些許興趣的，是一門叫“發展經濟學”的課。這個經濟學分支的內容早被張五常教授批得體無完膚，而且現在回想起來，我也幾乎不怎么記得起這門課的老師有真的講過正統的“發展經濟學”里的內容。

所以，我完全不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本身而喜歡上經濟學的，而是那門課的老師在某一次課上大概是純屬偶爾地說起“經濟思想史”的內容。我記得他在黑板上畫了一棵樹那樣的形狀的圖，形象地介紹經濟學這棵大樹是怎么最初由亞當·斯密出發，發展到李嘉圖，其理論體系包含著互相矛盾的成分，馬克思繼承了其中的“勞動價值論”而形成一個分支，馬歇爾則繼承了與之矛盾的成分而形成西方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當時這老師說的話我已經不太記得特別確切了。根據我現在對經濟學的認識，在以后的《國際貿易講義》里我就會指出，李嘉圖一方面主張“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又提出“比較優勢理論”，而后者所賴以成立的“比較成本”的本質就是“機會成本”，與“勞動價值論”的本質之一是以歷史成本為成本的概念是針鋒相對的。所以，這老師的話有其正確的地方，只是當時他應該不是這樣分辨李嘉圖的經濟思想里包含著的矛盾成分，他具體是怎么區分的我已經不記得了。

不管怎么樣，當時雖然聽得是似懂非懂，但一下子就撩撥起了我對經濟學——不，嚴格來說，是經濟思想史——的一絲絲的興趣。前面我說過了，我自小就喜歡歷史，而本科的時候逃了本專業的課去聽政法學院的課，也是為了聽名為“東方政治思想史”、實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課。“經濟思想史”恰好就是“經濟學”與“歷史”的一個交叉學科，通過激發我對歷史的固有興趣，也就

人——不一定是專攻政治哲學方面的——都不可能不知道休謨的名字。至于穆勒，那更是天才中的天才，在政治哲學與經濟學兩大領域里，都是得享盛名的大師級人物，他在兩邊的成就都堪稱輝煌彪炳，是最厲害的“兩棲動物”——據我所知，他在心理學方面也是殿堂級的圣賢，其實應該稱他為“三棲動物”了。

總而言之，一下子在“經濟思想史”里遇到那么多“熟人”，那種“他鄉遇故知”的驚喜交集，就別提有多讓我高興了。也于是，不但是借助著對歷史的固有興趣，也多加了“政治哲學”這“新寵”的助力，我對“經濟學”這“妻子”的熱情之火便被“煽動”得高漲了起來。

一切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有興趣！這是至理名言。一旦有了興趣，老師好不好，甚至有沒有老師，都已經不再重要！我感興趣，我要學習！我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利用一切accessible的資源去了解經濟學，去學習經濟學，去思考經濟學！

在那個時候，雖然已經有了互聯網，但網絡還不是那么發達，所以我能找到的最多資源的來源地還是圖書館。然而，書庫里的書太陳舊了，要找最新的資料當然是去閱覽室。我也記不清自己是從什么時候起，養成了一有空就往學院圖書館里的現刊閱覽室跑的習慣。在眾多的學術期刊與報紙中，我最感興趣、每期必看的是一刊一報，一刊是一份關于國際經濟的刊物，而一報就是《經濟學消息報》！

《經濟學消息報》對我的影響之大，是必須隆而重之地介紹它的。這份報紙應該是國內最早采用張五常教授的“經濟學理論是解釋真實世界中的現象，要以真實世界中的事實驗證經濟學理論”的標準來選稿的學術性報紙。它既沒有像當時大部分的學術報刊那樣連篇累牘的只是在宣揚意識形態、價值觀的純文字類文章，也沒有像后來“東施效顰”地仿效西方的經濟學期刊那樣

平。顯然，物品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是從物品轉手的角度來理解交易，就無法解釋海爾用說明書里的這種規定來保留與洗衣機有關的部分權利，以進行雖然也是與洗衣機的使用密切相關的另一項交易——維修保養服務的交易。但是如果從權利束的角度來看，問題就變得十分清楚。所謂的物品，無非是各方面屬性的權利的一個載體，洗衣功能是一個屬性，其權利通過交易轉移到消費者手里；打開后殼觸動內部機件是另一個屬性，其權利仍保留在海爾手上。

從這一點引申開去，洗衣功能是一個屬性，而洗土豆功能也是一個屬性。通常來說，生產者制造的這臺機器既然命名為“洗衣機”，就是假設消費者買回去使用的只是其洗衣功能，根本不會想到還會拿來洗土豆。然而，在物理屬性上，洗衣機確實也有洗土豆的功能，農民“創造性”地“發現”了這個功能，導致機器較快地磨損而需要維修，海爾要不要承擔這個免費保修的責任呢？雖然沒有像說明書里寫著不得打開后殼、觸動內部機件那樣明確的規定，但既然機器的名字是“洗衣機”，實際上已經隱含地規定，消費者購買的只是洗衣功能，支付的價格并沒有包含洗土豆功能在內，農民拿這洗衣機去洗土豆，導致機器較快地磨損，性質上是相當于違反了說明書中的明文規定去打開后殼、觸動內部機件，海爾原則上是不需要負免費保修的責任的。然而，問題就在于，海爾很難監管農民的行為，以確保這個隱含的規定得到履行。也就是說，用洗衣機洗土豆的權利正如打開后殼、觸動內部機件的權利一樣，是保留在海爾手上的，但海爾要保障自己的這個權利是極為困難的（含義著保護有關產權的交易費用很高）。于是，海爾聰明地通過給這所謂的洗衣機增加濾沙功能來將這權利界定給了消費者。它這樣增加了機器功能，成本會上升，價格會提高，仍然愿意購買的人所支付的較高價格就是購買這額外的洗土豆功能的權利——當然，現實的情況很可能不是這樣，而是海爾通過降低其它與洗衣服有關的功能的質量，在那邊減少了成本，于是價格仍然維持跟普通洗衣機差不多的水平，以免農民一看價格比較高就不管這機器有額外的洗土豆功能都已經給嚇跑了。而這些農民反正不會拿這洗衣機去洗衣服的，與洗衣服有關的功能的質量下降也不會影響這類產品在目標客戶群眼中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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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直面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經濟學！而真正的經濟學，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實際上，是魅力無窮！

相信大家看了上述這個例子之后，就能深切地體會到當時的《經濟學消息報》是多么的精彩！當然，這里舉的是最優秀的文章，并非每篇都有那么高的水平，但整體的風格就是這樣的。我被這份報紙吸引，是必然的；而反過來，由于這份報紙的引導，我認識到什么是真正的經濟學，認識到真正的經濟學是多么的有趣。

就是這樣，我一邊翻看著“現刊閱覽室”里的《經濟學消息報》，一邊日漸陷入對這份報紙、從而是對真正的經濟學的熱愛、甚至是迷戀之中。雖然這報紙一個星期就出版一期，比月刊的出版頻率高多了，但我還是覺得等待的日子太過難熬，又跑到“過刊閱覽室”里把那里存放著的以前年份的《經濟學消息報》都翻了出來看。而在翻看那些過刊的時候，一個名字經常地映入我的眼簾——張五常！

跟很多國內的張五常教授的粉絲不同，我并不是因為看了80年代那套“走向未來”的叢書中盜印張五常的《賣桔者言》一書而知道他的名字的。我在文章里與張五常教授“神交”，就是通過《經濟學消息報》。所以，大家就能明白，為什么我之前說，這份報紙對我來說是多么的重要。實際上，大家看下去就更能明白，這份報紙對我的重要性還有很多很多！

自然，《經濟學消息報》刊登張五常的文章也是屬于未經授權、擅自轉載的“盜版”性質，是把當時教授在香港的《蘋果日報》與《一周刊》上寫的專欄文章，選擇其中一些篇章刊登，因此

較便宜才對，現實的情況卻是倒過來。正是這個“奇特”得看似“悖謬”的現象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試圖以學過的經濟學理論去解釋，甚至還在論文里畫了幾何圖來作分析。后來我寫成的論文所給出的解釋，是“空置成本”。大致的邏輯是這樣的：B地是大城市，A地是小城市，從B地到A地的人流量較大，需求較旺，客車的空置率低，空置成本就低，于是價格較便宜。而A地到B地空置率高，客車的車主憑經驗就能事前預計到大致的空置成本，把每個座位的價格略為提高，以彌補這空置成本。

姑勿論這解釋對不對（解釋是提出來了，但沒作驗證，我那時還完全不懂理論需要驗證的道理），如今事后回顧這篇文章，我是有點驚異于當時的自己在對什么叫“經濟解釋”還根本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的時候，就已經至少是隱隱地明白了這個道理。在這文章里，在面對同一路段、只是不同方向卻收不同價格的現象時，我并沒有像那些經濟學門外漢的憤青們那樣條件反射地一想到的就是“對不對”、“應不應該”，沒有情緒化地激烈批評從A地到B地收更貴的10元是剝削、是壓榨、是欺負乘客——我想這是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以邏輯力很強而自傲的人，而一個有邏輯的人絕對不會有那樣的想法，因為他會反過來想：為什么從B地到A地就不搞剝削沒有壓榨不欺負乘客了呢？總而言之，當時我只是好奇地問：為什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

由這一點出發，再回想得更遠，我突然發現，盡管我在上大學之前對經濟（學）毫無認識，而直到大三之前都還是不感興趣，但我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個天生就適合學經濟學的料！

那還是初中時的事情。當時的語文老師要求我們每周上交一篇周記，而我實際上是天天都寫日記的，所以這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額外的負擔，只是從一星期內寫下的七篇日記里挑出一篇自己覺得最好的交上去。有一次我交上去的周記，是寫那天上了一堂地理課，內容是介紹黃河的情況。

績都一樣的好，并沒有哪一科特別不好的（政治課算是個小小的例外，在當時的100分制下只能考到80多分，考不上90多分）——，而是因為我很喜歡物理那種腳踏實地的感覺。做物理題時，我經常都會擺弄桌上的物件，模擬題目里的情況。數學和化學就沒有這種可以親手擺弄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的踏實感。后來我信服張五常教授所主張的要有客觀事實的驗證，大概跟這種偏好也是有點關系的吧？

至于數學，我是喜歡幾何遠勝代數。以前聽“香港五臺”的《百科巡禮》，有一期說的就是代數與幾何的區別，里面的嘉賓說，喜歡代數的人是抽象思維強，喜歡幾何的人是形象思維強。如果這是真的，那似乎又證明了我這種喜歡腳踏實地的感覺。張五常教授在私下里聊天時也跟我說過，他在UCLA讀經濟學時，發現經濟學很厲害的同學，都是擅長使用幾何工具來做分析的，把那些曲線舞來舞去，運用自如，神乎其技，當真讓人嘆為觀止。

平心而論，我覺得經濟學里用到的幾何真是小兒科！因為幾何里最難的可是跟圓有關的證明，經濟學里用到的幾何卻全都與圓無關。想當年高三的時候，每天都要做一份數學卷，卷子里的最后一道超級難題幾乎必定是平面幾何的證明題，也幾乎都是跟圓的證明有關。那時我跟班上幾名數學成績最好的同學（他們幾乎全是男生）暗地里較勁，看誰能最快將最后那道難題給解出來。所以我們幾個都是卷子一發下來就直接翻到最后一頁做最后一題。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最后一節課還沒完，我就已經把那最后一題解出來了。我拿著算出答案的草稿紙，走到圍成一圈還在埋頭苦干的那幾名男生那里，將草稿紙往他們面前的桌子上一摔，道：“我已經解出來了！”我高中時最要好的朋友坐在遠處，趕緊過來，把我拉了出去，說：“你別那么狂！你知不知道現在全班的男生都以把你斗倒為頭等大事？”時至今日，我不做幾何證明題很多年了，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在這方面的能力就像機器太久不用就生銹那樣，比高三那時是大大地倒退了。不過，今天的我比當年更能洞明世事，那是因為要理解世事，其實根本用不上那么

編寫的劇情是否合乎邏輯與人情常理。也就是說，假設那些情況是真的，人會是那樣的反應嗎？事情會是那樣的發展嗎？原則上，其實連“邏輯”也可以由作者設定，但通常來說如果連邏輯都設定成與現實世界大異其趣，會造成讀者理解的困難，是不明智之舉。而人情常理就更是不可違背，因為作品能打動人，一定是要引起讀者的共鳴，與作為人的讀者的人情常理相悖的話，是難以激發感動讀者的。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這樣的：作者是他所寫的作品這個世界里的上帝，可以任意設定作品中的一切（包括人物性格、劇情、命運）；但好的作者不會是個胡作非為的上帝，而是只會設定了起點（劇情起點、人物性格與一些特定的邏輯）之后，就放手讓作品里的人物按著合乎人情常理與邏輯的軌跡自行發展，不會再胡亂插手，強行按自己的意志干預人與事的發展，否則只會讓讀者看了覺得那是強扭的瓜。這種不合理的作品就是失敗之作！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寫到最后把包法利夫人寫死了。他為之悲泣難止，友人大惑不解，問：“你是作者，你可以決定你筆下的人物生死的嘛。你不想包法利夫人死，那寫她不死就是！”福樓拜答道：“不，我已經無能為力。她只能死！”這，才是真正的好作者！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再如《蘇菲的世界》，我對它的評價是：這是一部虎頭蛇尾、前面精彩之極但后面卻是大失敗的半截子英雄之作！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它的結尾是作者強扭而成的甜瓜，是一個為了硬寫成大團圓結局而不惜破壞邏輯的大俗套！蘇菲是上校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用幾何來比喻的話，蘇菲與上校處于不同的維度空間之內。邏輯上，上校可以控制蘇菲的一切，但不可能蘇菲反過來控制上校的一切。作者即使是要讓蘇菲意識到自己沒有自由意志，他也應該是讓上校的女兒出于同情蘇菲而插手寫那小說，讓蘇菲通過上校的女兒的寫作而知道真相。但最后蘇菲甚至是跳出了小說之外，進入上校的世界去捉弄上校，這已經是上校的女兒也無法做到的事情——上

是在那樣的“假定情境”下，人性是真實的！我們不可能像郭靖、楊過那樣武功蓋世、奇遇不斷，但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我們真的能那樣，在那樣的內在性格與外在環境下，我們是不是會做跟郭靖、楊過一樣的事？科學要求進行事實驗證，其實文學藝術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可以進行驗證的，但那是感情的驗證。什么意思呢？因為人是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共鳴的。當感情能夠共鳴，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就產生巨大的愉悅感，這種愉悅感的存在，就是對成功的文學作品的驗證！當然，人心是心理因素，在科學的范疇里不能驗證它，所以這依然不是科學。但是，人生不僅僅只有科學一個維度，也有藝術這個維度。當我們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驗證時，我們說的不是科學，我們說的是藝術。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基本假設或默認許可，我們不能站在藝術的領域去否定科學，當然也沒有必要站在科學的領域去否定藝術。所謂“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這句話又何止適用于政教分離呢？

所以，當我看到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里說，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自私是不需要真實、不需要證明、只需要接受時，我立即就全盤接受了！不是我盲從——在我的思維能力里，這個詞天然地與我絕緣！——而是我在文學批評這個領域內自小浸淫至今達十幾年所得到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對的！

至于科學的特征是“要具有能夠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這觀點我倒是早在高中時看過波普爾的書就知道了。只是那時的書又是翻譯書，也是譯得晦澀難明，看得我云里霧里，沒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記住了“可證偽性”這個術語。當我一看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雖然用的字眼不同，但我立即就想起了波普爾的那個“可證偽性”，也就立即明白了教授的意思，順帶也對波普爾那本當年把我看得頭痛的書的內容在一瞬之間全數頓悟了。

回顧以往，一切指向這一個真理：一理通，百理明！從前我沉醉于文學、歷史、乃至哲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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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信息已經充分的時候，還是不能借助邏輯去分析、判斷出對與錯的區別。

讀者“沄之左使”曾在我的帖子后面寫了一個長評，里面的兩個小標題凝結了這長評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邏輯是檢驗真理的強大工具”！我想，這正是學習經濟學（其實應該是學習一切科學）所最為需要的兩種素質：喜歡腳踏實地的感覺，對了解真正的事實有強烈的興趣與好奇心；有強大的邏輯力，去分析聽到或看到的、往往是夾雜著以訛傳訛或有意欺騙的事實與觀點，從而作出辨別真偽對錯的判斷。

前面說到上“發展經濟學”那門課時，由于老師提到“經濟思想史”的內容而引起了我對經濟學的一絲絲興趣，并由此養成了到學院圖書館的現刊閱覽室中看財經報刊的習慣，很喜歡《經濟學消息報》里的文章風格。

在“發展經濟學”這門課結束時，要求寫一篇課程論文作為考核。我寫了這篇課程論文之后，這一頭上交給老師，另一頭就寄給了《經濟學消息報》。那是我第一次將經濟類文章投稿。而我之所以要向《經濟學消息報》投稿，其實純粹只是為了表達我對這份報紙的喜愛之情，完全沒想過要追求發表什么的。所以稿子投出后，我就已經心滿意足，根本沒期待過能發表。但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收到報社寄來的“樣報”，打開一看，我的那篇文章，已赫然印成了鉛字擺在報紙里了！

其實以往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但當然不是寫經濟類文章投稿了。那時我很喜歡看《讀書》這刊物，作為中國思想界的權威刊物，當時的我對它的感覺只能用“頂禮膜拜”來形容。然后有一天，我有了一個自覺頗有新意的想法，就寫成文章，以筆名投稿到《讀書》那里去。那樣做也完全只是為了表達我很崇拜這本刊物的感情，壓根就不敢想象自己這么個小人物寫的東西能被

資助我們這些大陸去的學生免費讀這個班，就是想讓我們也成為這個班的賣點，讓那些外國學生能與我們直接交流，從而了解中國的情況。浸會大學向那些外國學生可是收足學費的，從他們身上就賺回了我們的費用還有余。然而我們幾個從大陸去的學生的簽證（港澳通行證）都是一次性出入，也就是只能出境一次，再入境一次。如果我們也跟著去做這個fieldwork，就會把那唯一的一次入境給用了。我們出來香港已經使用了一次出境，自然不能再回來，這就意味著我們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可是課程還沒完，考試是安排在這fieldwork結束之后。我們如果回不了香港，怎么參加考試，怎么完成這個暑假班呢？最初，浸會大學的老師的決定是豁免我們這些大陸學生去做fieldwork的任務，這樣我們就繼續留在香港，等大家做完fieldwork回來后一起考試。但我靈機一動，想到一個更好的辦法，向老師建議說：不如我們還是去做fieldwork，但就不回來參加考試了。可是分數怎么辦呢？寫文章怎么樣？如果能夠靈活地調整考試的方式，不是以做試卷的方式來考試，而是寫文章，那么我們這些大陸學生回去之后就不需要再出來，在里面寫了文章，寄到浸會大學來，不就行了嗎？浸會大學的老師聽了我的建議，略一商量，就采納了我這法子。

于是，從這國際暑假班回來之后，我就思考要寫什么文章。雖然浸會大學的老師沒有對文章提出任何要求，但我覺得還是應該要跟那個班是圍繞著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的主題來展開。思來想去，我決定寫自己家鄉的“轉制”，即那里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有化為民營企業的過程，因為這是當時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事情。由于是寫自己家鄉的事情，是我很熟悉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寫好了。一如對待“發展經濟學”的課程論文那樣，我一頭把文章寄給浸會大學，另一頭就也寄了一份給《經濟學消息報》。

過了一段時間后，我又收到了報社寄來的“樣報”。因為有了上次被錄用的經驗，這次本來已經

如果說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登上報紙的頭版頭條的時候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第一次聽到高先生的聲音從千里之外傳來的時候則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一邊把話筒從耳邊拿開，仔細地看它的結構是不是真的是個電話，一邊伸另一手揉揉自己的耳朵，以確認那里的聽力也沒問題。

但高先生就這樣淡定地開始跟我煲起“電話粥”，滔滔不絕地述說他的辦報理念——要尋找中國最好的寫經濟學文章的作者，這“好”是指能以經濟學理論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而且要文筆優美，娓娓道來，不是端起架子說大道理的風格……這種好作者很難找到，所以他一旦找到了，就要親自跟作者溝通，引導他們更好地成長……

聽著聽著，我與“大人物”猝然而遇的緊張與驚惶之情漸漸的退去，開始覺得高先生像個平輩朋友那樣可以開誠布公地交流。于是我開始也說起自己對這份報紙的喜愛，還坦陳看到自己那樣名不見經傳的學生習作文章竟然能登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的那份受寵若驚之情。

高先生也很坦白地告訴我：“將你這樣的新作者的文章推上頭版頭條，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改革創新的嘗試。但我們其實不是盲目地這樣做的，而是有密切地監測著市場的反應的。你的文章登上頭版頭條的那一期，報紙的銷量保持平穩，所以我們就知道市場是接受你那樣的文章的，這就給了我們繼續把你推上去的信心。”然后他又提到，以前他還曾經把當時國內最著名的一位經濟學家的文章放在頭版頭條，結果那一期的報紙銷量就大跌，這教訓了他不要盲目地相信名氣。他也由此明白，這份報紙的讀者都是品味不低的，是不買名氣的賬的，靠名氣而不是靠文章的內容是沒法讓他們掏出錢包的……

來你就是寫那篇文章的作者啊！”

高先生快馬加鞭，又給我寄來一本描寫硅谷企業的書，讓我看能不能在讀了此書之后產生一些靈感，寫一篇文章。結果，最后我寫出來的不是一篇，而是……一個系列！那是關于“創新體制”的一個系列文章，后來還翻譯成英語拿去參加了一個在西安交大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

除了高先生給我定這樣的“命題作文”之外，我自己也有源源不斷的思考成果涌現。在那從碩士一年級到二年級的不到一年時間里，我幾乎是幾個星期就寫出一篇文章，大多都寄給了《經濟學消息報》，而且全都發表了出來，區別只在于是發在頭版頭條，還是頭版非頭條，還是非頭版。我也由此確立了我那擅長寫趣味盎然的經濟學文章的“江湖名聲”——周燕在給我的《經濟學講義》寫的序里說王則柯老師在他上的“中級微觀”的課里提我的名字，應該就是因為他看了我在《經濟學消息報》里頻頻發表文章。其實王老師并不是我的碩士導師，只是給我們那一級的碩士生上過“中級微觀”的課。后來《經濟研究》的編輯詹小洪先生創辦《經濟學家茶座》，其宗旨就是要刊登“有趣味的”經濟文章。這本以書代刊的雜志，風格類似于《讀書》，大部分文章是采用約稿的方式來獲取的，所以里面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經濟學界中的大名家寫的。我卻從第一期開始就隔三岔五地成為這本雜志的作者，就是因為詹先生從《經濟學消息報》那里見識了我的文章之后，直接把我的名字列入了他的作者庫之內。

不過那段時間我其實還寫了一些文章是沒有寄給《經濟學消息報》的。我記得當時我有打算寫一個系列，在那系列的一開頭，就是這么一句：“最近我發現經濟學教材里有好些概念都是很有問題的，我要寫一個系列來逐一批駁這些概念。”——要知道，那時候我還沒認識張五常教授！也沒看到他寫的《經濟解釋》。然而，那時我已經開始意識到經濟學教科書里充滿著錯誤！

寫完后，我把日記分別寄給了高小勇先生與王則柯老師——雖然王老師沒有參加這次筆會，但我還是把日記寄了給他。我這樣做，跟當年寫了思想類的文章就寄給《讀書》雜志、寫了經濟類的文章就寄給《經濟學消息報》是如出一轍的心思，是為了表達對他（它）們的喜愛！如前所述，其實王老師并不是我的碩士導師，但通過上他的“中級微觀”，我終于遇到一位好老師了！本科四年，雖然給我上過課的老師也有態度很認真教學很用心的，但水平……就不要提了吧。像王老師那樣水平與態度都并駕齊驅的好老師，我只恨是遇到得太晚！所以，雖然不是他的碩士生，我卻是“老實不客氣”地就當他是我的導師一樣，對經濟學有什么想法都寫電郵告訴他，與他作很深入的溝通交流。所以，《溫州日記》寫成，除了寄給像高小勇先生那樣的相關人士，還寄給了王老師看。

對我的學術生命影響重大的人，已經一個接一個陸續登場了。但，最重要的那個，還沒出現！不急，不急，快了，快了。看哪，那天邊已經露出黎明的曙光，萬物都在靜謐中屏息等候著那一輪驕陽的噴薄而出！而我，正站在經濟學的殿堂的門檻之上，還不知道馬上就會有一道萬丈光芒照射進來，它將穿透我面前那一片迷霧籠罩的蒼茫大地，為我指引出登堂入室的康莊正道……

2000年，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轄下的《21世紀經濟報道》開始發行（官方資料是說該報創刊于2001年1月1日，但其實之前已經試刊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這一件事是中國的財經報業界中的一件大事，也成為了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因為，它成為了我認識張五常教授的契機！

事情是這樣的：王則柯老師的女兒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里的一名編輯，其時就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該報有意邀請張五常教授為專欄作家，便聯合中大的嶺南學院（經濟學院）一起請教授到中大去講學，順便洽談有關合作事宜。王老師的女兒“近水樓臺先得月”，自然是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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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寫了那篇文章，于今回顧，我寫的那篇文章只是一篇典型的“宏大敘事”之作。是的，那時的我很喜歡宏大敘事——喜歡看，也喜歡寫。因為我擅長寫作，尤其擅長寫氣勢磅礴、感情澎湃、對讀者有極大的感染力的大文章。“宏大敘事”正適合我這種文風，所以寫起來是格外的得心應手。然而，這種“宏大敘事”雖然很有感染力，可以看得讀者熱血沸騰、大呼過癮，但內容其實很空洞，完全不是能以事實驗證的科學分析。然而那時的我就這水平，看文章的讀者也不外如是，大家都在那里看得熱鬧，從來沒想過要做什么驗證。當然，這種文風本身沒有錯，現在我的文風還是這樣，但內里包裹著的是邏輯嚴密、得到事實充分驗證的科學分析。嚴謹的理性加上排山倒海般的感染力，是更能無往而不利的。

在“溫州筆會”時朱錫慶老師也跟我談論過這篇“火耗歸公”的文章，他的意見是：“火耗”的問題類似于“費”，就是具有不確定性，會增加了人們準確預期的困難，所以不好。他還提到古代的蠻夷向中國皇帝納貢，性質也跟這類似。

張五常教授不停地問我關于“火耗歸公”的事，來來去去都圍繞著一個問題：為什么會有火耗？我根據從史料上看到的內容向他解釋：因為古代將黃金、白銀等貴金屬熔鑄在一起時，難免會產生損耗，稱為“火耗”。所以地方收取賦稅再上交中央時，難免也會少交一些。可教授就像個孩子一樣怎么都聽不懂，反反復復地還是問同樣的問題。

那時我還不清楚教授的性格或風格，所以實在鬧不明白他到底哪里不懂了，我的解釋不是足夠清楚了嗎？現在回想起來，我就明白了。我那解釋是浮于表面的，教授當然不接受！“火耗”只是個借口，其本質應該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稅收分成。只是這分成率顯然沒有明文規定，而是根據所謂的“慣例”在“火耗”的名義的遮掩下含糊其辭地允許地方政府提留一部分。有可能各地的分成比例是不同的（由于當時我沒能力想到這些，所以沒去查雍正年間各地的火耗是否相

人的水平。在水平還不高的時候，是應該多聽少問的。

張五常教授來訪中大的事就這樣很快地過去了。我以為除了他送給我的幾本他寫的書之外，跟他之間的聯系也就此結束了。沒想到就在他回了香港的第二天，宿舍里的電話響起，我拿起話筒，里面傳來這樣的聲音：“李俊慧嗎？”我作了肯定回答之后，對方說：“這里是香港的花千樹公司。你等一下，教授要跟你說話。”

雖然早有高小勇先生千里打來電話的經驗在先，我還是作夢都沒想到張五常教授那樣的大名人會主動打電話找我這樣的無名小卒！在我這大嚇一跳還沒過去之際，電話那頭已經換成是教授那隨便得像是跟我已經結交了幾十年的平起平坐的朋友那樣的拉家常的聲音。開始時我還誠惶誠恐得很，為教授竟然不惜打國際長途電話來找我而很感不安。但他那種像對待熟悉之極的朋友的語氣，很快就讓我也放松了下來。從此我就經常跟教授“煲電話粥”，而且很快不僅同宿舍的人、連附近宿舍的同學也都知道了——因為她們進來找我時，經常能看到我在跟教授煲粥。其中一個同學就曾笑著說：“誰能知道正在跟你車天車地車大炮的竟然是張五常啊？”（按：“車天車地車大炮”是粵語俗話，相當于“侃大山”的意思。）這“煲粥大業”就這樣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甚至連我中間曾以交換留學生的身份到日本去讀了大約一年書的時候，我本來事前很擔心這會導致與教授的聯系中斷一年時間，會使得教授把我給忘記了，可是跟他一說之后，他的電話就直截了當地打到日本去了……

在此之前，我都只是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看教授的文章，在那之后才知道他正在連載《經濟解釋》，上網一搜，發現有一個香港論壇在偷偷地轉載，就在那里跟著看。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因為《經濟解釋》是集教授的畢生功力之大作，而且是系統性地對整個傳統經濟學或教科書經濟學進行了顛覆性的革命。如果一開始看的是他其它的文章，我大概是不可能如此迅速而

說起來，張五常教授對我的要求都還沒像阿爾欽對他的要求那么高呢。但我很早就意識到張五常教授是有挑人說話的。那是他認識了我之后，大概就想起了高小勇先生跟他推薦過的“好作者”，便將朱錫慶老師和王玉霞老師也都找來，一起在白天鵝賓館見面聊天。那天晚上，我見識到張五常教授在學術上的厲害了，他一個話題接一個話題不停地說，全是跟經濟學有關的，但各個話題之間毫無關系，憑空地從一個跳躍到另一個，而且都是“蜻蜓點水”般點到即止，馬上又跳到下一個話題去了，沒有相關的知識背景或哪怕只是反應稍慢的人都難免會聽得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而我則是聽得完全是目瞪口呆了，因為一夜之間有那么多以往視為金科玉律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成果，被教授在談笑之間就全都斬之馬下！幸好，他那“殺人如麻”的速度雖然快捷無倫，我卻還是能跟得上的，而且都聽懂了其中的關鍵，但都來不及一一反應了，就是只剩下吃驚得張口結舌的份兒了。

第二天，朱錫慶老師跟教授和我們吃過早餐之后就坐飛機回去了。他一轉身離開，張五常教授就說：“他（指朱錫慶老師）是我在中國見過的人之中經濟學最好的！”他以如此器重之言高度評價朱老師，我當真是喜出望外。早在“溫州筆會”的時候第一次認識朱老師，我就已經覺得他很棒很棒，在《溫州日記》里把他比喻為《笑傲江湖》里的莫大先生。現在連教授也如此認同他，自然讓我喜不自勝。多年之后，張五常教授再次回憶起這件往事，才跟我說出真相，原來那天晚上他是故意地“試探”朱老師，所以才那樣一口氣地說了那么多與經濟學有關的話題，以此來觀察朱老師的反應。確實，在那之前或之后，我都從來沒見過教授如此整整一晚都“純粹談學術”的。

那一晚還有一件趣事。張五常夫人看到我坐立不安之態，問我怎么回事了。我小聲地說：“我想去洗手間……”她以為我是不知道洗手間在哪里，連忙給我指點。我卻說：“不，我不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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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東莞市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東莞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東莞市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東莞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項制度在東莞的全面實施，是市委、市政府落實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實踐，有利于解決農民（部分居民，下同）老有所養問題，保障農民老年基本生活，推進農村社會各項改革，確保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促進農村的文明和進步。

一、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則和思想

基本原則：自助為主、互濟為輔，個人、村（居）委會、鎮（區）、市四級負擔的原則；隔代扶持，保險與福利相結合的原則；自愿參保與政策引導相結合的原則；實現所有適齡人口的全面保障原則。

基本思想：低保障，廣覆蓋，逐步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意識，并不斷依靠社會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村社會的社會保障水平。

二、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范圍

本市戶籍的未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年滿20周歲起，至男性年滿60周歲、女性年滿55歲，按規定須參加農民基本養老保險。

符合參保條件的，原則上都要參保。應參保而不參保的，本人及其父母等直系親屬不能享受基礎養老金待遇。

三、農民基本養老保險費的征繳

農民基本養老保險費的征繳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辦法，農民養老保險費由集體和個人按比例共同承擔（見下表）。

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費的計征為當年1月至12月，并按月繳交。

集體承擔的農民基本養老保險費，由市和鎮（區）財政各承擔20%；村（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共承擔60%。

四、個人賬戶的建立

參保人的農民基本養老保險金個人賬戶統一按繳費基數的一定比例建立。其中，個人繳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集體繳費的50%劃入個人賬戶。

集體繳費劃入個人賬戶后的剩余部分全部計入農民養老保險基金，屬于參加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全體參保人共同所有。

個人賬戶儲存額只用于參保人養老。參保期間，除參保人出境（含出臺、出港、出澳）定居、戶口遷移市外、或死亡的，其個人賬戶儲存額退還給本人或法定繼承人外，均不得提前支取。參保人享受農民養老金后死亡的，其個人賬戶儲存余額應退還其法定繼承人。

五、申領農民基本養老金條件及待遇

參保人按《東莞市農民基本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在男性年滿60周歲、女性年滿55周歲的當月，開始登記申領養老金，于次月開始領取農民養老金，直至終老。

農民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150元，以后視基金收支及財政狀況調整；個人賬戶養老金月標準為個人賬戶儲存額（含利息）除以120。

基礎養老金從農民養老保險基金中支付；個人賬戶養老金從個人賬戶中支付（個人賬戶儲存額支付完畢，從農民養老保險基金中支付）。

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實施前，具有本市戶籍的男性年滿60周歲、女性年滿55周歲而又沒有在單位領取退休金的農（居）民，其應參保的直系親屬參保后，可領取基礎養老金150元/人，直至終老。

六、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的辦理

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停保、退保、關系轉移等手續辦理事項如下：

所有手續必須首先由各村（居）民委員會登記初審后，送所在鎮（區）的社會保障分局核實匯總，統一上報市社會保障局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