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專家稱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完成起草 預計12月出臺

專家稱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完成起草 預計12月出臺

東方網10月20日消息：難產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終于出臺在即。

10月1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談到四季度各項工作時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

受訪的多位接近相關部門的專家均證實，收入分配總體方案目前已經完成起草并上報國務院。曾參與該方案內部討論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預計，方案可能在12月份出臺。

據悉，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其基本框架中，包含建立健全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等多方面內容。同時，對于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等，方案中也可望給出明確目標。

“經過多年醞釀、討論和修改，即將出臺的方案已經比較成熟了。” 曾參與該方案內部討論的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馬小麗透露，最終版本的方案將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組合設計，也更加著重于如何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水平。

方案曾兩次提交均未通過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啟動，由國家發改委具體負責，財政部、人社部、國資委等多個部委參與制訂。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曾兩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均因高層領導認為需要繼續修改而未獲通過。

關于方案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課題組負責人李實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加大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由于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方案從一開始制訂就產生各種分歧。從2007年至2009年，國家發改委曾就此前后舉行過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各部委及各方專家圍繞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斷、控制壟斷行業薪酬、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等敏感議題，一直爭議不斷。

“對收入差距的估計就有分歧，因為涉及到如何定義‘收入’，不光是現金，還包括實物收入、補貼、暗收入。又比如限制壟斷部門高收入，怎么界定‘壟斷部門’？還有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有人認為這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政府政策起不了多大的調節作用。”李實說。起草中的分歧與爭執

關于“兩個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還是不低也有分歧，有人拿出金磚四國的數據做橫向比較，認為中國的“兩個比重”并不低。

關于當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偏大，各方已基本形成共識，但對于問題產生的原因、改革的著重點是放在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上，又形成了分歧。有人認為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造成的。應該首先通過改革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來解決；有人則認為現階段改革重心應放在初次分配領域，包括對財稅體制、工資制度、農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壟斷行業進行改革。

“方案討論過程中爭議較多的還有‘提低’，在相關財稅減免相關的支持很難達成共識，難以操作。”蘇海南透露，比如有人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稅該減的也減得差不多了，沒必要再減了。還有意見認為企業減稅和工資增長沒法掛鉤，而且這樣操作容易形成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過度干預，不妥當。

關于上市公司的薪酬問題也遲遲未達成共識。“有人認為上市公司的事就由市場去定，由薪酬委員會提方案，董事會批準股東大會決策，沒多大問題；有人指出這本質上還是高管自定薪酬，應該修法，形成內部制衡機制，在這方面沒有完全形成共識。”蘇海南說。

據相關人士介紹，收入分配涉及財稅體制改革、社保制度設計等多個層面，而且方案涉及到多個具體部委的操作執行，部委之間又缺乏規范的磋商溝通機制，“有些部門對此難免有抵觸情緒。”這也使得方案的出臺更為困難。

在蘇海南看來，收入分配是對體制和利益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不愿受到損失，形成阻力，所以就拖得比較久。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經濟社會體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改革的復雜性，注定了各方從達成共識，形成清晰思路，到明確各種可行性政策，都需要較長的時間。

拉大差距的因素仍存在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久攻不下的八年里，居民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轉折期的中國收入分配》報告顯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不到0.3，到2001年攀升到0.45左右，至2007年進一步上升到0.48。

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造成的財產性收入差距急劇擴大，行業壟斷造成行業收入差距擴大，被認為是造成城鎮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報告顯示，金融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與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

由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也指出，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企業內部近5年來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

國有和私營部門員工的收入也差距巨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2452元，而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24556元，僅相當于城鎮非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的近58%。

李實領導的課題組則更多關注城鄉收入差距。他們估算，在考慮公共醫療、養老、教育補貼等社會福利項目后，2002年城鄉居民的人均“暗收入”大約為4200元，而農村居民為250元。如果將這部分收入計入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中，那么城鄉居民的收入比率會上升到4.35:1。

研究還顯示，最近3-4年全國收入分配差距處于相對穩定狀態，但是灰色收入、腐敗收入等因素給總體收入差距變化帶來不確定性。

“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在一段時期內仍持續存在，收入差距將在較高水平持續一段時期，然后才走向下降。這個時期的長短，取決于未來的政策選擇。”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認為。

收入分配問題拖而不決，會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風險，同時利益集團反對改變既有格局的力量會更加強大，使政府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努力面臨更大的困難。

第二篇：專家稱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尚在高層協商 由官員小組起草

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如今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焦點始終隨著中國改革的經濟現實而不斷變遷。CFP/圖

編者按：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于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臺，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于12月出臺——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后才會公布。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里？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周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于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系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后形成了若干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并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于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后，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于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咨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征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系到民眾利益，也關系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么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里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道，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采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準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于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并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后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盡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盡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徑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托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于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于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么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占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后，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并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并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于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

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并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于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于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凈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于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板給雇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后，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么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于多數發達國家已征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征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征收什么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征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并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復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并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后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系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后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于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于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后，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并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同樣的爭論也存在于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布的2008《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于這一被廣泛采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于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制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制。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并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第三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本月或瘦身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本月或瘦身出臺

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縱論十八大“倍增計劃”

收入分配改革，從哪里切入？

從2004年就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出臺。

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財政、稅收、社保等等，那么，它與個稅改革、養老金改革、國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這個問題非常復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經濟學家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未來的總體方案，應該是進一步將近幾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規范化，明確改革的目標、路徑和采取的措施。“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案視同為十八大報告里有關收入分配改革原則的具體化”。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眾稱之為“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分配，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勝阻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縮短差距。”

“這是自十六大以來中共在黨代會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的量化目標。”辜勝阻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雖然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

“這是一個約束性的指標，”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個確切的事，因為2010年的收入是確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鄭功成認為，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兩個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十八大期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發包括地方官員在內的眾多代表熱議。

此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多項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所以，“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已經行進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經實施，并不是要等到國務院的總體方案出臺后再進行，這是一個認識誤區。”鄭功成說，“但自十八大報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明確了，路徑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層面的改革應該優先進行？

辜勝阻：啟動最易達成共識的改革——擴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辜勝阻：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的財富分配結構。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從改革難易程度來講，這也是最容易達成共識的。

從全球視角來看，“橄欖型”社會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中間階層的壯大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由這種差距引致的對立情緒和社會矛盾。

因此，要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現代服務業，通過經濟服務化培育大量“白領”階層。要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成長，鼓勵創業創新，讓更多的就業者變成創業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過職業技術分層認定制度改革，改變部分勞動者“有技術無地位”的情況。

通過推動城鎮化進程，讓進城農民工變成市民，促進底層農民工向中層的上升流動，改變弱勢群體家庭貧窮狀況的代際復制。

要通過健全法律法規、有效的稅收體制和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保護和提高低收入群體經濟利益的同時，使國民財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體流動。要將教育、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為稅收減免和抵扣的重點，讓中產階層的收入增量能夠拿得到、存得住、經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價、房價或其他生活成本過快上漲對居民消費產生的擠出效應而不利于中產階層崛起的局面。

《中國經濟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國中產階層占就業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在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過程中，您認為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辜勝阻：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過再分配中的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來實現，也很難通過稅收杠桿來實現，政府要創造條件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盡快出臺土地物權法配套法規，讓農村居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在穩定農民對承包地擁有長期物權的前提下，使農民能夠充分享受土地流轉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資本市場體系建設，鼓勵金融產品創新，提升居民理財水平，拓寬居民金融投資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

要研究專利和企業家才能這兩大要素通過“技術資本化”和“管理資本化”參與分配過程的有效實現形式和途徑。

鄭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調存量

《中國經濟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應該優先進行的是什么？

鄭功成：當前是初次分配為重，我主張再分配優先。如果對初次分配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不僅會影響到投資，而且影響到就業。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幾十年時間內形成的，調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時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時間。再分配涉及到財政資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慮到用財政的增量來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認為改革速度應該加快，而有些部門的資源要收縮，也就是要動存量。

如果存量結構不調整，僅僅依靠增量，調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實現不了改革目標。盡管我們的社會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達到“帕累托最優”，就是我們在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沒有受到損害。但是在現階段，這只能是一種空想。所以，在社會差距持續拉大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動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國經濟周刊》：在當前的利益格局下，我們應該先動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鄭功成：比如，壟斷企業的收益，這本身是剝奪其他部分的收益獲得的；再比如靠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違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還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這些就是要被取締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須損害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夠彌補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雖然改革會遇到阻力，但這也是必須的，因為一部分群體拿的收入實在是過高了。對于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須要削減。即使財富總量是寬裕的，這部分收入也必須要取締。三市委書記談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書記王萍：在發展過程中，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等問題應當引起重視。社會要公平、公正，這是最重要的體現。發展當中的問題，是可以通過改革、發展來解決的。

黑龍江省大慶市委書記韓學健：要安頓好低保群眾、離退休人員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上進行科學設計。但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發展，創造社會財富。否則這個蛋糕很小，分起來也是低層次的。結合大慶的經驗，第一，還是發展，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因素，要加快發展；第二，結合地方的實際，將中央的社會保障政策落實好。這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

山東省德州市委書記吳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經箭在弦上，建議進一步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穩妥推進“提低、擴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

一、要縮小行業之間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

二、縮小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公務人員的收入差距，深入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盡快完善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

三、縮小基層與機關公務人員之間收入差距，適當向基層傾斜，激發基層干部職工工作的積極性。(一覽消防英才網）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進入會簽階段 或兩會前后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進入會簽階段 或兩會前后出臺

堅持“提低、擴中、控高”主線

中國證券報記者24日獲悉，醞釀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已向專家征求意見，目前已進入有關部門會簽階段。業內人士預測該方案有望在2013年兩會前后出臺。

該方案可能是著眼于中長期的綱領性文件，仍將堅持“提低、擴中、控高”主線，從宏觀層面對收入分配改革作出整體部署，具體可能就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調節壟斷部門高收入和部分企業高管過高收入以及某些社會群體高收入、繼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著力縮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提出指導意見。該方案出臺后，發改委、人社部和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將陸續出臺配套細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已醞釀多年，但遲遲未出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去年10月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安排部署四季度經濟工作。會議在指出做好四季度各項工作時，提出“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和農村集體土地征收條例”。溫家寶在今年1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八次全體會議。他說，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向人民作出承諾的重點任務，都取得重要進展。為改革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著眼點是，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專家表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仍大，應進一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基尼系數可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0.4是貧富差距“警戒線”，超過這條線則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貧富差距較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2008年達到峰值0.491后，我國基尼系數逐年回落，2012年為0.474。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從數據行駛軌跡看，我國近十年基尼系數水平一直處于“高位運行”狀態，這說明收入分配不合理程度比較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