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述評——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

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述評 ——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

摘要：近三十余年來，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具體而言，主要關注的問題如下：其一，南京臨時政府的自身問題；其二，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問題；其三，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此外，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民族問題、教育問題、文書問題等亦有所涉足。至于不足之處，主要為研究范式的制約，研究思維的狹隘。摘要：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辛亥革命給予清政府致命一擊，與此同時，南京臨時政府應運而生。若置其于數千年漫長的中國史中，南京臨時政府僅存短暫的三個月時間，微乎其微，不足為道；然轉化視域，若置其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史或民主發展史中，南京臨時政府則異同尋常，值得大書特書。近三十余年來，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進行了一定的關注，亦取得一些成果，鑒于此，筆者擬對其研究成果作以梳理，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之處，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以作紀念。

一、主要關注的問題

1.南京臨時政府的自身問題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自身問題關注重點在失敗原因和政府性質問題。

失敗原因：

緣于側重點不同，學界在尋求南京臨時政府失敗之因時亦持不同看法。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觀原因。李益然之文《簡論南京臨時政府迅速夭折的主觀原因》[1](p1-5)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最終失敗，“是由許許多多客觀和主觀的必然因素促成的。”其中，主觀因素主要有對袁世凱陰謀篡權沒有采取正確的對策；“推翻清朝政府便是革命成功”的自我窒息；沒有建立一個堅強統一的領導核心；沒有用正確的政策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含忍屈從、妥協退讓的對外政策的嚴重危害。之外，還有許多主觀原因，如迷信議會政治，使革命黨日趨分化、墮落；為了盡快享嘗民國的權益，放棄革命，爭相從事私人投資實業活動；盲目追求“寧靜”的政治環境，大批遣散革命軍隊，等等。

資產階級內部分化的原因。其實，此因素亦可歸其為主觀原因，只是一些學者對此方面原因有意側重。如梁仲明之文《南京臨時政府夭折原因新探》[2](p49-54)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主體成份是商業資本家，在敵我雙方殊死搏斗的緊要關頭，這個階層卻醉心于自己眼前的短淺利益，不愿承受革命的暫時痛楚，最后竟背棄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權，容忍和擁戴衰世凱墓權竊國。失去本階級主休成分的有力支持，是導致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根本原因。

經濟原因。持此觀點的學者較為繁多，如賈德臣的《財政問題對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影響》[3](p88-93)、張世均與胡大澤合著的《論辛亥革命失敗的經濟因素》[4](p137-140)、楊振華與楊德慧合著的《論南京臨時政府失敗的財政因素》[5](p132-134)等文章，均認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無力應對諸多現實問題，財政危機日趨加深，最終導致政權滅亡。

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

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歷來說法不一，近年來學界仍有分歧，莫衷一是。

資產階級政府觀。趙矢元所著《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6](p70-76)頗具代表性，該文是其六十年代所撰《論南京臨時政府》稿中一個問題，但發表之時仍持其固有觀點。趙認為一個政權的性質，取決于它由哪一集團掌握和它所實行的政策，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革命黨人占主要地位，政權基本上掌握在他們手中。此外，觀察一個政權的性質，還要看它施行的政策，要分析政策對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的態度，即政策的階級性，臨時政府發布的政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服務于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故而，“南京臨時政府是革命的資產階級臨

時政權。”

彭明之文《論南京臨時政府》[7](p94-114)對“國外的一些研究中，又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辛亥革命”，“認為辛亥革命和南京臨時政府都不是革命派領導”的論點，在第一部分從政權問題和《臨時約法》來論證南京臨時政府“不但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而且是一個革命的政府。”劉桂五的《論南京臨時政府》[8](p24-31)、石芳勤的《武昌起義和南京臨時政府》[9](p59-60)、王文素的《南京臨時政府性質初探》[10](p41-43)等文章亦持類似觀點。

聯合政府觀。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際，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著有《南京臨時政府評析》[11](p59-64)一文，認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實現了各種反清勢力的大聯合，在各部部長、次長的人選中，有同盟會革命黨人，有立憲派人士，也有舊官僚。顯而易見，其主張南京臨時政府為各種勢力的聯合政府。

在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南京大學史全生做了《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問題》[12](p47-53)學術演講，之后發表于《史學月刊》，提出異于此前嶄新的觀點，認為所謂的“立憲派”、“舊官僚”是未參加革命以前的身份，自從加入革命陣營，宣布獨立，脫離清朝以后，就已經是革命分子。因此，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以同盟會、光復會等革命黨組織為核心的，包括已投入革命的原立憲派、舊官僚和一切贊同革命的愛國人士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或聯合陣線的臨時政府。而且是一個走出了中世紀的資產階級現代民主共和政府，一個按照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念建立起來的民主共和政治體制。

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如趙矢元所言：“多數重要著作認為它是封建勢力、立憲黨人和革命派三種勢力的‘聯合政府’。”[6](p70-76)但今天來看，資產階級政府觀成為主流觀點已是不爭的事實。

2.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問題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問題研究重點在于經濟政策和財政危機的影響。經濟政策：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危機，為了維持政權的正常運轉，采取了一些列財政措施，韓森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問題》[13](p19-22)歸其為九個方面：對外借款；發行公債；發行軍票；設立中央造幣廠；收取稅款；設立銀行；向私人借款；查收清政府及前清反動官吏的財產；捐款。之后，雖有文章論及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措施，然并未超出韓文所述范圍，如馮君之文《淺析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14](p73-77)、易棉陽之文《南京臨時政府之金融作為述論》[15](p41-44)、裴媛慧的碩士論文《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財政》[16](p6-13)等。

財政政策是經濟得以正常運行的重要條件，然根本解決之策在于工商業的發展，對此亦采取相應措施，朱英之文《論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17](p43-51)列舉七個方面：明令保護工商業者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確立其自由經營工商礦務交通運輸等各種公司及企業的權利；頒布商業注冊章程；制定銀行條例；鼓勵創辦各類公司和企業；恢復市場經濟秩序；倡導興農墾殖；支持成立民間實業團體。馮君則簡單的歸納為四個方面：在中央成立實業部管理農工商礦漁林牧獵及度量衡等經濟事務；制訂《商業注冊章程》；力圖建立資產階級的法律體系，保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嘗試推行民生主義。[14](p73-77)以上所述經濟政策主要從整體出發，宏觀把握，此外，學界亦著眼于具體經濟政策，主要對于幣制金融政策進行探究。于彤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措施》[18](p109-113)認為南京臨時政府對幣制金融采取措施如下：中央銀行的創辦；中央造幣總廠的籌建；軍用鈔票的發行和開國紀念幣的鑄造；專業銀行法規的厘訂。湯可可、尤學民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問題》[19](p159-172)認為幣制金融政策體現于如下幾點：致力于實現幣制統一；建立貨幣、金融的監督考核制度；鼓勵興辦銀行。崔曉峰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幣

制政策及措施》[20](p87-89)亦如湯、尤之文從上述三點進行述論，無甚創新。

財政危機的影響：

賈德臣之文《財政問題對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影響》[3](p88-93)認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所產生的影響是多重方面的。對內決策方面：臨時政府領袖們為解決財政奔波，分散了政治、軍事方面的精力；巨大財政赤字使得重大決策未能實施，如北伐中止；軍費匱乏，迫使黃興大量裁軍；興辦實業沒有必要資金只好擱淺。對外政策方面：所有財政中外債占61.3%，靠外債度日勢必對外政策表現軟弱。對南北和議方面：財政困難迫使孫中山對和議態度及議定條件不得不屈就。梁仲明之文《淺論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及其影響》[21](p83-87)則指出另外不同于賈文的一點，即財政困難導致了人們對臨時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對于財政危機的影響，學界之落腳點多為最終導致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其理論來源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中尋求原因，正如梁仲明所言：“我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無以克服的軟弱與妥協使然。”[21](p83-87)階級偏見之下，無論在近代史中前輩如何努力之過程即被斷言，其結果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而失敗無疑，近代史研究在此桎梏之下失去了其固有活力，猶如套上籠頭的馬匹，無以還原其繽紛的色彩。

學界普遍看到的是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失敗狀況，政府數種措施的努力似乎不值一提。其實不然，南京臨時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亦多有肯定之處，朱英對經濟政策的積極影響就曾有所關注，首先，促進了更多新式企業的創辦，直接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其次，各類民間實業團體的創立日益增多，開創了民初民間實業團體興盛的起點，再次，南京臨時政府實施保護和鼓勵實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并采取了許多相應的具體措施，在社會各界人士思想觀念的更深層次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17](p43-51)

3.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研究重點在于法律制度和《臨時約法》。法律制度：

在宏觀研究方面，邱遠猷之文《試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22](p17-21)主要肯定了南京臨時政府法制的進步意義，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專制，在立法、刑罰、訴訟的方面均適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原則，并把吏治改革提到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興衰存廢的高度。但在對待帝國主義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等方面又存在局限。

唐上意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建制》[23](p115-135)對南京臨時政府擬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令從總體方面進行論述，主要涉及政權機關方面、武裝力量方面、司法制度方面、財政制度方面、發展實業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保護人民權利和革除社會惡習方面、國家根本大法方面。劉海燕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實踐及其歷史啟示》[24](p139-143)則另辟蹊徑，從五個方面論及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狀況：第一，憲政立法，包括臨時憲法和國家根本大法；第二，行政性法規，包括政府組織法規、整頓吏治的法規和整飭軍紀的法規；第三，保障人權的法規；第四，社會性立法；第五，發展經濟的法規。至于歷史啟示，該文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之一，加強憲政建設,構筑民主與共和的法律機制；之二，依法治國，構建尊重和保障權利和人權的法律機制；之三，推進法治建設，必須走“自上而下”之路。袁應武、徐漢明之文《南京臨時政府司法制度改革》[25](p24-26)所述立法狀況與劉海燕之文無多差異。

公丕祥之文《共和革命與法律進步》[26](p130-137)認為在南京臨時政府期間，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采取以下四項原則加強法制建設：維護法制統一；倡導依法行政；堅持司法獨立；主張罪刑法定，反對刑訊逼供。邱遠猷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27](p83-86)對于新司法原則論述更為具體，主要在十一個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

重人權；司法獨立原則的提出；推行律師制度；設立陪審制度和公開審判制度；禁止非法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罪行法定，不溯既往；刑罰輕重持平，反對重刑主義；禁止刑訊，重證據不偏重口供；廢止體罰制度，實行新的刑罰制度；罪人不孥，反對株連；改良監獄，尊重人道主義。

在微觀研究方面，張希坡對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進行比較系統的整理，搜集到前人未曾引用的文獻，特別是《民立報》中相關內容，從而著有《南京臨時政府司法行政法規考察研究》[28](p69-78)，該文主要對南京臨時政府行政法規中的司法行政法規進行探究，涉及問題主要有司法部的組織法規、各級審判機關體制建設的初步方案、關于禁止刑訊和體罰的法規、律師法草案與律師公會章程、司法部關于監獄建設的咨文、法政教育的批文和民國法律學校專章、南京臨時政府修訂法律情況概述。

賈暉之文《簡論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個人財產權的憲法保護》[29](p104-108)主要論及《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和《中國民國臨時約法》對個人財產保護相關內容，肯定了其積極意義，同時存在與社會脫節、缺乏民眾參與等諸多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最主要代言人，劉海燕曾指出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原則便是孫中山的法律思想[24](p139-143)，雖有所夸大，但大致如此。因之，學界對于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法律制度有所關注，主要代表論文如陳漢生之文《孫中山法律思想述略》[30](p76-81)、劉世文之文《孫中山法律思想》[31](p77-79)、李學智之文《孫中山與民初法制建設》[32](p31-34)、邱遠猷之文《孫中山與中國法律近代化》[33](p54-58)、龔春英之文《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審判制度建設》[34](p25-28)等。

《臨時約法》：

總體評價方面，劉望齡之文《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5](p41-50)從《臨時約法》的革命歷程、《臨時約法》的歷史地位、《臨時約法》的局限性等方面進行論述。此外，相關研究主要還有劉錫斌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評析》[36](p50-52)、侯貴生之文《重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7](p90-92)以及郭欽的碩士論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研究》[38]。

失敗原因方面，張晉藩之文《<約法>，毀法，護法》[39](p42-46)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制定《臨時約法》后，錯誤地以為民國形式得到了保全，因而放棄了保衛民國的進一步努力，呈現出一派瓦解渙散的狀態，以致隨著辛亥革命的終結，《臨時約法》便遭到撕毀的噩運。王志毅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失敗原因淺析》[40](p59-60)認為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忽視了政權對法律的保障作用，“所以一紙《臨時約法》難免失敗的命運。”音正權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缺陷》[41](p142-147)則從多角度總結《臨時約法》失敗原因：除了當時政治環境的不利影響以及廣大民眾的民主意識低下外，臨時約法本身的缺陷，如制定缺乏代表性、行政權力劃分與現實政治狀況相悖離、權力劃分混亂等，也是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原因。

“因人立法”方面，在法學界、史學界普遍認為《臨時約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是為了限制袁世凱，原來的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長期以來為主流觀點。2000年，劉篤才發表《<臨時約法>“因人立法”說辯正》[42](p152-160)一文，認為該約法規定責任內閣制卻并非針對袁世凱，而是臨時參議院基于利益的考慮所采取的擴大自身權力的措置。其實此前何善川已發文《試論民初“總統制”到“內閣制”的轉變》[43](p90-92)提出類似觀點。學界對此提出了商榷意見，如張學繼的《臨時約法：“因人立法”的產物》[44](p55)、《再論<臨時約法>的“因人立法”問題——兼與劉篤才教授商榷》[45](p35-41)。范福潮發表于《南方周末》的《<臨時約法>為什么會成為廢紙》[46]一文認為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確立《臨時約法》罔顧國情、視人立法、以國家大法為政治斗爭武器的行為，有違客觀、公正的立法精神。武寧在其碩士論文《從<臨時約法>到<約法>》[47]中明確指出革命黨人制定《臨時約法》的目的“就是以此約束袁世凱，以保衛共和，防止專制。”

制定情況方面，張國福之文《關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問題》[48](p89-92)針對以往研究中對起草時間和主稿人多有出入的狀況，通過重新考定認為臨時約法經過兩次起草，第一次起草時間是1月20日以前，27日結束，第二次起草時間是2月7日至3月8日。至于主稿人，并非學界所認為的宋教仁，而先后有景耀月等20余人，其觀點在《關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的問題》[49](p37-39)中有所重申，并指出主持人并非孫中山，而是參議員。張亦工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起草人辨正》[50](p18-20)、鄒小站之文《關于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約法>的幾個問題》[51](p288-295)亦與張國福持相同觀點。

上述之外，學界對于《臨時約法》研究視域亦相當廣泛，較為重要者如劉旺洪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文化透視》[52](p51-54)、王繼洲之文《孫中山不贊成<臨時約法>》[53](p53-

56、楊天宏之文《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54](p100-114)、高天瓊之文《從社會價值認同的角度比較<獨立宣言>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歷史命運》[55](p57-62)、代曉之文《論“新舊約法”之爭的原因及影響》[56](p101-105)、劉勁松之文《南京參議院議員人數與<臨時約法>的效力》[57](p298-304)、郭欽之文《你方唱罷我登場：民國初年法統問題述論》[58](p200-202)等。

4.南京臨時政府的其他方面問題

民族問題：

在宏觀研究方面，李國棟博士論文為《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59]，其中第三章主要論述了南京臨時政府的民族政策，在其發表的《對南京臨時政府民族政策的歷史考察》[60](p22-24)一文中有所體現，該文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民族政策主要來源于孫中山的民族思想，以民族平等為指導，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新型的民族政策；同時發展了孫中山的民族思想，把民族問題納為民族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使反對民族壓迫和實現民族平等、團結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祝方林碩士論文對南京臨時政府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主張有所探究。[61]潘先林之文《略論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及設想》[62](p49-55)對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民族問題的措施進行列舉，并指出其后大多為袁世凱政府所實施。

在具體研究方面，崔巍之文《南京臨時政府與中國新型民族關系的確立》[63](p52-55)認為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民族關系問題上，以近代文明國家民族平等的原則為指導，制定并實施了一套新型的民族政策，并基本上被后來的民國政府所延續，從而逐步在中國確立起了一種以維護國家統一和強調民族平等為內容的新型的民族關系。彭武麟以“五族共和”為考察對象，探析了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的建構問題。[64](p76-85)對此問題，常安在《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認同與國家建設》[65]中亦有所提及。

教育問題：

在教育措施方面，韓榮寶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對教育事業的貢獻》[66](p47-55)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提出的教育措施進行列舉，如宣布教育宗旨，興辦各類學校，派遣留學生，建立師資隊伍，修訂和編寫新教材。通過這些措施，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教育體系初具規模，為保護教育，還對損害教育事業者嚴肅處理。楊憶寧和楊治亞合著之文《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教育事業》[67](p127-129)則從另一視角闡述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措施，主要為確立新教育宗旨，樹立新道德規范；恢復教學秩序，發展國民教育；推行普及教育，倡導女子就學；發展民族教育，重視師資培養。

在教育性質方面，趙德祥之文《試論南京臨時政府教育政策的性質》[68](p67-69)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批判清政府封建教育政策，明確提出了革命教育思想，在此基拙上廢除了以忠

君、尊孔、讀經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廢除了清朝學部頒布的教科書和含有封建專制內容的民間教科書，推行資產階級教育政策，是一次名符其實的資產階級教育革命。

文書問題：

在文書改革方面，朱蘭芳之文《辛亥革命時期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改革》[69](79-80)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改革：設置與資產階級國家模式相應的文書工作機構；公文用語和名稱的改革；公文處理程序上的改革。通過以上措施簡化了公文處理手續，提高了公文傳遞效率，革除了封建官僚機構中公文上下左右往返運轉的繁雜程序。李祚明、孔慶泰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制度》[70](p134-136)則把文書制度分為五個方面：簡化文種，劃一程式；統一公文紀年；革除封建惡稱，確定官民稱謂；“公務以敏迅為歸，事權以分任為主”的處理程序；嚴格收文制度。黃昆源之文《略論南京臨時政府的公文改革》[71](p70-72)基本與上述兩文措施相似。

在文書檔案方面，楚晨梅與牛紅顏合著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文書檔案工作改革》[72](p14-15)指出南京臨時政府文書檔案工作改革如下：設專人負責；廢除封建專制權力的文件名稱；公文處理程序化；重視檔案的編輯公布；利用檔案編纂歷史；檔案工作者備受重視；關心檔案的保存。侯吉永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檔案中的公文紙式及程式變革述論》[73](p13-16)認為從清代到南京臨時政府，公文紙式及程式發生了劃時代變革：最高元首的公文與普通官署一樣，皆用白紙，無圖案，紙張用相同的折式，紙幅無分大小。公文無論上行下行，折面布局趨向簡明統一。

之外，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研究還涉及諸多方面內容，主要有南京臨時政府的社會改造[74](p77-80)、南京臨時政府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75](p106-111)、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76](p93-107)(p107-111)(p27-31)、南京臨時政府報律**[77](p42-44)、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相關立法活動[78](p56-65)(p18-21)、南京臨時政府的軍事制度[79](p63-73)、南京臨時政府的警察制度[80](73-74)、南京政府時期的風俗變革[81](p90-94)、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原因[82](p8-12)等問題。

二、研究的不足之處

從以上筆者林林總總的梳理可知，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涉及面亦相當廣泛，對一些事實有所澄清。與此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如研究范式的制約，研究思維的狹隘。1.研究范式的制約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學術思想領域的開放也不例外，具體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總體而言已由單一的革命范式向現代化范式、沖擊-回應范式、內卷化范式、公共領域/市民社會范式??多種范式進行轉化，基因與此，近代史研究頗顯繁榮。與之難以相對的是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卻略為沉悶，仍在革命范式之內躊躇徘徊，逡巡不前，未能出現較大的成就與突破。

如前文所言，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學界尋求原因為資產階級無法克服的妥協性與軟弱性。其實這僅僅是一個縮影，其他方面莫不如是。

如法律制度方面，邱遠猷在《試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22](p17-21)一文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及其招致的南京臨時政府的短暫性，決定了它的法制建設帶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如果說邱文發表于改革開放之初的帶有時代烙印的話，那么劉海燕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實踐及其歷史啟示》[24](p139-143)則屬于新時代的產物，但該文仍在強調“由于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者——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其所制定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帶有根本缺陷，這些缺陷是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表現。反映到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身上，便是既不愿徹底反帝，更不愿徹底反封建。”法律制度是南京臨時政府

研究中的重點所在，以上舉例只是相應代表，革命范式之下的此類文章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又如民族政策方面，韓榮寶之文《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83](p42-47)認為孫中山的民族政策“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對待國內民族問題上，還存在著不少的缺點和錯誤。”崔巍亦在《南京臨時政府與中國新型民族關系的確立》[63](p52-55)中指出，“由于其資產階級本性，它實行的新型民族政策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局限性。”祝方林在其碩士論文中亦稱資產階級由于“其自身的軟弱性，使得其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理論仍不乏失當之處。”

再如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原因，劉桂五在《論南京臨時政府》[8](p24-31)中指出，“其主要原因有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而起決定作用的則在內部，即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李益然認為“軟弱的階級、軟弱的政黨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卻要對付一個得到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經濟、軍事實力都強于自己的袁世凱北方政權的挑戰，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p1-5)??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種種弊端與局限一言以蔽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究其緣由，乃單一革命范式制約使然。此種研究是史學不成熟的表現，范式的僵化。

范式演變為規律性的東西，使人們提起南京臨時政府，想到其失敗了，再即想到是資產階級領導的緣故。治史者限于此預設的陷阱之中，思維惰性隨之生成，治史者不會去證偽傳統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經驗層次上，固步自封，不能自拔。此種狀況倘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研究沾有時代印記還有情可原，可如今依然亦步亦趨，那么就值得反思。

學術研究重在創造出什么，而并非復制出什么，是創新，非重復，研究南京臨時政府者每篇文章之后冠以“資產階級軟弱性”，學者則扮演了復制機的角色，如此之“創造”惟使史學顯得蒼白無力，猶如“枯藤老樹昏鴉”，毫無生氣可言。

值得指出的是，在革命范式之下一些學者遇到兩難之題，一方面需要痛斥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維護孫中山的形象。如楊華山在探討南京臨時政府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時，指出“值得加以探討的是孫中山的妥協與軟弱。”進而辯解為：“各方面的跡象都可以確定孫中山主持的‘漢冶萍事件’是‘革命的妥協’，而不是‘叛徒的妥協’。革命的妥協是：在形勢不利于己時對敵人作暫時的必要的讓步，臥薪嘗膽，加快國家建設的步伐，增強自己的實力，雖說失去了暫時的小利權，但贏得了長遠的根本利益，時機成熟即起而抗爭，收回利權。”[75](p106-111)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要有所突破需在突破范式上下大力氣。應當承認一些學者在此領域研究運用現代化范式進行嘗試，然為數甚微。值得指出的是，不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筆者并非有意指責革命范式，其亦有閃光點之所在，問題在于范式的單一，使得史學研究教條化、簡約化、公式化，急欲尋求“規律”，豈不知歷史并非自然科學，本無規律可循。

2.研究思維的狹隘

通觀南京臨時政府研究成果，多限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兼及經濟問題、民族問題、教育問題等，而其他方面鮮有論及。再者，對于南京臨時政府及相關問題的宏觀性、整體性的評論、概括多有體現，而具體、深入的探究則尤為不足。

何以至此，恐怕學者的研究思維狹隘是一重要緣由。

法律問題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研究的焦點，不足為奇。需強調的是此領域研究，除了史學者的努力，法學者亦參與其中，如邱遠猷、張希坡、張學繼、劉篤才等等。其他領域主要為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者邊界意識強烈，視野不夠開闊，自我圈地。知識結構過于單一化，研究領域過于狹隘化，極大地制約了治史者的視野，這使得科際整合顯得尤為迫切。

受主流意識影響，南京臨時政府研究存在集聚效應，缺乏原創思維的滲入。如湯可可、尤學民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問題》[19](p159-172)與崔曉峰的《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幣制政策及措施》[20](p87-89)兩文的第二章框架大體一致，無甚差異，此種狀況不只一例，多有存在。往往人們喜歡探究熟識者，而漫忽了生僻者；然熟識者研究翻來覆去，毫無新意，味同嚼蠟，生僻者具有深邃的研究潛質，而無人問津，備受冷落。史學研究在于別具一格，所以必須解凍生僻的歷史，激活史學思維。

與其拾人牙慧，不如轉換視角。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拓寬史學思維，轉換研究視角，或許會達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事半功倍，柳暗花明又一村。如劉旺洪指出“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研究已經為人們所熟悉。然而，用文化研究的觀點著力于分析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在我國著實是做得很不夠的。”因之，劉從文化學視角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行了探究。[52](p51-54)陳曉楓在此方面亦作嘗試，認為“從憲法文化上看，《臨時約法》的命運反映的是更廣闊的文化傳統對于‘大典’和‘朝綱’的處理法則。”[84](p33-36)改革開放以來的史學進步最重要的表征是史學研究領域的變化，即由政治史、軍事史向文化史、社會史的轉變。簡言之，關注重點向下層史學蔓延。而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者在此方面關注度卻大為欠缺，所矚目者非孫中山、黃興之流，即資產階級、參議院等等，人民大眾與其失之交臂，擦肩而過，成為“不受關注的群體”。艾萍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風俗變革——以上海為個案》[81](p90-94)主要運用《申報》、《時報》、《民立報》等報刊資料對下層大眾對于政府推行的禁毒、禁煙、剪辮、易服、放足、改易稱呼等等風俗的變革進行探究，即是對下層史學的有力回應。

蘇全有在《對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85](p74-81)一文中指出的：“不僅精英、經典需要思想史濃墨重彩地書寫，很多沒有思想亮色的蕓蕓眾生，他們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們深深思考，著力描繪。也就是說，思想史既應寫凸顯者，也應寫蟄伏者，既要書變異者，又要書‘綿延’者，既要關注主流文化，又要關注邊緣性文化，既要重視精英文化，又要重視民間性文化。”其實，不僅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如此，南京臨時政府研究亦是如此。

此外，研究思維的狹隘表現在缺乏對南京臨時政府具體、深入的探究，學界往往淺嘗輒止，泛泛而談，人云亦云，研究路徑過于宏大。其影響之一是學者只知南京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不知其細節，因此有學者強烈呼吁“應當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條文原貌”。[86](p52-58)史學研究常常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于細微處見真知。影響之二是學界對于一些事件的具體人物、時間張冠李戴，混淆不清，如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時間和主稿人方面，張亦工、張國福、鄒小站等有所澄清，而其他事件呢？是不是都準備無誤，不存在以訛傳訛的現象，難以盡然，這就需要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如要有重大進展，亦需“源頭活水”，即開拓的思維。研究者亟需摒除畫地為牢的邊界意識，敏于沉思，具備反思型的開放理念，使固有視角有效轉換，同時在廣度與深度上狠下功夫。

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之際，筆者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臨時政府研究作以扼要的梳理，并認為此領域研究要有重大突破，需要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思維的不斷拓展。相信隨著這些問題的逐漸解決，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會有顯著的提高。

參考文獻：

[1]李益然.簡論南京臨時政府迅速夭折的主觀原因[J].安徽史學,1984,(5).[2]梁仲明.南京臨時政府夭折原因新探[J].唐都學刊,1992,(3).[3]賈德臣.財政問題對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影響[J].南都學壇,1989,(3).[4]張世均,胡大澤.論辛亥革命失敗的經濟因素[J].探索,2001,(3).[5]楊振華,楊德慧.論南京臨時政府失敗的財政因素[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5,(4).[6]趙矢元.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J].吉林師大學報,1979,(2).[7]彭明.論南京臨時政府[J].近代史研究,1981,(3).[8]劉桂五.論南京臨時政府[J].天津社會科學,1981,(1).[9]石芳勤.武昌起義和南京臨時政府[J].前線,1983,(2).[10]王文素.南京臨時政府性質初探[J].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92,(1).[11]張憲文.南京臨時政府評析[J].南京社會科學,2001,(10).[12]史全生.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問題[J].史學月刊,2003,(5).[13]韓森.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問題[J].歷史教學,1990,(1).[14]馮君.淺析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J].嘉應大學學報,2000,(2).[15]易棉陽.南京臨時政府之金融作為述論[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11).[16]裴媛慧.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財政[D].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4.[17]朱英.論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9,(1).[18]于彤.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措施[J].歷史檔案,1989,(2).[19]湯可可,尤學民.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問題[J].近代史研究,1984,(1).[20]崔曉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幣制政策及措施[J].東南大學學報,2009,(增).[21]梁仲明.淺論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及其影響[J].唐都學刊,1989,(4).[22]邱遠猷.試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J].現代法學雜志,1981,(4).[23]唐上意.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建制[J].近代史研究,1981,(3).[24]劉海燕.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實踐及其歷史啟示[J].江海學刊,2007,(4).[25]袁應武,徐漢明.南京臨時政府司法制度改革[J].赤峰學院學報,2009,(9).[26]公丕祥.共和革命與法律進步[J].江蘇社會科學,2004,(4).[27]邱遠猷.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J].中州學刊,2001,(6).[28]張希坡.南京臨時政府司法行政法規考察研究[J].法學家,2000,(5).[29]賈暉.簡論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個人財產權的憲法保護[J].商業經濟,2006,(12).[30]陳漢生.孫中山法律思想述略[J].上海大學學報,1992,(3).[31]劉世文.孫中山法律思想[J].遼寧大學學報,1993,(1).[32]李學智.孫中山與民初法制建設[J].歷史教學,2007,(11).[33]邱遠猷.孫中山與中國法律近代化[J].新鄉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1).[34]龔春英.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審判制度建設[J].五邑大學學報,2008,(4).[35]劉望齡.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J].華中師院學報,1981,(4).[36]劉錫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評析[J].遼寧大學學報,1989,(4).[37]侯貴生.重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J].東方論壇,1996,(3).[38]郭欽.《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研究[D].貴陽:貴州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2.[39]張晉藩.《約法》，毀法，護法——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J].法學雜志,1981,(4).[40]王志毅.《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失敗原因淺析[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6,(4).[41]音正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缺陷[J].政法論壇,2000,(6).[42]劉篤才.《臨時約法》“因人立法”說辯正[J].法學研究,2002,(5).[43]何善川.試論民初“總統制”到“內閣制”的轉變[J].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92,(2).[44]張學繼.臨時約法：“因人立法”的產物[J].浙江人大,2004,(4).[45]張學繼.再論《臨時約法》的“因人立法”問題——兼與劉篤才教授商榷[J].社會科學評論,2006,(3).[46]范福潮.《臨時約法》為什么會成為廢紙[N].南方周末,2007-08-02(D23).[47]武寧.從《臨時約法》到《約法》[D].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8.[48]張國福.關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1984,(1).[49]張國福.關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的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1991,(3).[50]張亦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起草人辨正[J].歷史研究,1983,(3).[51]鄒小站.關于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約法》的幾個問題[J].近代史研究,1997,(3).[52]劉旺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文化透視[J].江蘇社會科學,1991,(4).[53]王繼洲.孫中山不贊成《臨時約法》[J].石油大學學報,1991,(4).[54]楊天宏.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J].近代史研究,1998,(1).[55]高天瓊.從社會價值認同的角度比較《獨立宣言》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歷史命運[J].晉陽學刊,2003,(5).[56]代曉.論“新舊約法”之爭的原因及影響[J].許昌學院學報,2007,(3).[57]劉勁松.南京參議院議員人數與《臨時約法》的效力[J].近代史研究,2005,(1).[58]郭欽.你方唱罷我登場：民國初年法統問題述論[J].湖南社會科學,2010,(6).[59]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6.[60]李國棟.對南京臨時政府民族政策的歷史考察[J].民族論壇,2007,(2).[61]祝方林.南京臨時政府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主張初探[D].武漢: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8.[62]潘先林.略論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及設想[J].中國藏學,2008,(4).[63]崔巍.南京臨時政府與中國新型民族關系的確立[J].南京社會科學,2003,(2).[64]彭武麟.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之建構——以“五族共和”為中心[J].民族研究,2009,(3).[65]常安.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認同與國家建設[N].中華民族報,2009-10-30(007).[66]韓榮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對教育事業的貢獻[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1,(1).[67]楊憶寧,楊治亞.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教育事業[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1997,(3).[68]趙德祥.試論南京臨時政府教育政策的性質[J].大連教育學院學報,1998,(3).[69]朱蘭芳.辛亥革命時期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改革[J].檔案學通訊,1998,(3).[70]李祚明,孔慶泰.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制度[J].歷史檔案,1982,(3).[71]黃昆源.略論南京臨時政府的公文改革[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2).[72]楚晨梅,牛紅顏.南京臨時政府文書檔案工作改革[J].黑龍江史志,2006,(7).[73]侯吉永.南京臨時政府檔案中的公文紙式及程式變革述論[J].山西檔案,2009,(3).[74]馮君.論南京臨時政府的社會改造[J].嘉應大學學報,1998,(2).[75]楊華山.論南京臨時政府期間漢冶萍“合辦”**[J].學術月刊,1998,(11).[76]胡繩武.民元南京參議院**[J].近代史研究,1989,(5);李學智.南京臨時參議院彈劾案**[J].近代史研究,1997,(2);劉寶東.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組閣**[J].文史天地,2009,(3).[77]劉勁松.南京臨時政府報律**管窺[J].皖西學院學報,2002,(3).[78]李學智.南京臨時參議院立法活動的若干考察[J].史學月刊,2000,(4);南京臨時參議院維護法制的努力[J].歷史教學,2000,(5).[79]茅海建.南京臨時政府軍制初探[J].軍事歷史研究,1989,(2).[80]許彩俊.南京臨時政府警政研究[J].改革與開放,2010,(12).[81]艾萍.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風俗變革——以上海為個案[J].北方論叢,2008,(5).[82李學智.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原因之我見[J].歷史教學,1996,(1).[83]韓榮寶.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3).[84]陳曉楓.《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文化透視[J].武漢大學學報,1999,(6).[85]蘇全有.對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學術探索,2010,(3).[86]張希坡.應當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條文原貌[J].法學家,1997,(2).

第二篇：改革開放以來南京的生活變化調查報告

【改革開放30年】改革開放以來南京的生活變化調查報告

08-12-06 11:54發表于：《新六合人家》 分類：未分類

前言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現象的出現日新月異的變化。

1、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涉及的對象是主要是鐘山學院的個別人員

2、調查方式

調查采用網上瀏覽、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為主，資料分析為輔的方式，使調查報告更加具有代表性和真實性。

3、調查內容

改革開放涵概的面較廣，本此調查采用是由點到面的方法，了解改革開放在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效，并從中總結經驗特色，進行簡要的分析。

正文

一、調查目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作業

1、衣

從統一、單調的灰、黑、藍、綠的衣著，到如今的色彩斑斕；從過去的中山裝、軍裝，到現在的“不拘一格”的各種樣式；從過去的“的確良”是稀罕貨，到現在的“來卡”、“納米”服裝材料的出現，城市儼然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時裝發表會。

2、食

憑票供應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布票”、“糧票”、“油票”等各種票券變成塵封的記憶。國營的菜站、國營糧店、國營副食店，被“北京華聯”、“沃而瑪”這些大型的連鎖超市取代。

3、住

以前“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

現在“寬敞明亮大廳堂，全家舒心喜洋洋”

人們的居住向著“更高大、更寬敞、更環抱”發展，舒適成了人們選擇時的第一要務，“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園成活就在我們的身邊。

4、行

過去出門只能靠兩條腿，家庭環境很好的才有可能自行車代步。如果去稍遠的路程，只能擠“臃腫不堪”的公交車。對于平民百姓來說，坐小汽車出門，簡直就是個“神話”。

現在，交通工具多種多樣。不必說輕軌、磁懸浮列車，更不必說“地鐵”，單是流通在城市各血脈中的“公交車”就讓你應接不暇。出遠門，火車、飛機、客車、長途車，隨您挑選。

5、用

居民日常耐用消費品由“實用型”向“享受型”方向發展。手表、縫紉機、自行車，這個六、七十年代代表富有的標志，早被彩電、冰箱、洗衣機、電話、空調、音響、電腦所取代，并向是人工智能化發展。

6、其他

在生活方式、消費觀念、思維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年輕人為消費主體。

問卷結果

第1題：總體而言，你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

A、非常成功

B、比較成功12

C、無所謂成敗

D、失敗

第2題：你認為改革開放最成功的方面是什么？

A、經濟體制改革

B、文化教育事業

C、其他1

2第3題：你認為改革開放最有待加強的方面是什么？

A、經濟體制改革1

B、文化教育事業1

C、其他

第 4 題：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進步最明顯的地方在哪里？

A、人民生活水平1

B、民主程度

C、社會治安

D、其他

1第5題：你認為改革開放下一步的重點應主要集中在哪一方面？

A、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建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

B、大力推進改革，加速民主進程1

C、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民文化素質1

D、其他

第6題：您認為改革開放30年給您的生活帶來的不好之處是什么？

A.社會貧富加劇，發展不協調，1

B.社會競爭加劇，生活壓力大，1

C.物價上漲，消費水平降低

D.外來經濟沖擊過大

第7題：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變化改變著你嗎?影響著你嗎？

A.改變很大1

B.改變較大1

C.沒有改變

說明：調查樣本是2人

作者感言：

中國的改變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是中國的經濟、科技、思想、軍事等個個方面都發生著變化。作為我的居住地南京鼓樓區。現在在建設江蘇第一高樓世界第七高樓紫峰大廈，就在我家窗戶前聳立。只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我們正在享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