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貪官外逃論文

金融1103班

2011030477

于帥軍

根源抓起各方聯手整治貪官外逃

貪官問題可謂是一直貫穿著中國的歷史，有了權力便容易滋生腐敗，傳統的打擊治理手段已經越來越難治理當今的貪官問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今社會貪官問題更有越演越烈的趨勢，貪官逃避刑罰的手段更可謂是層出不窮，其中貪官外逃已經成為貪官逃避制裁的溫床。

貪官外逃不僅造成國家巨額的財產損失，更影響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嚴重損害了我國的聲譽。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某些貪官攜款出逃后“成功”地逃避了國內刑法的刑事追究，當他們逍遙法外并在一些發達國家享受紙醉金迷的高檔生活的消息傳回到國內的時候，可想而知會使多少心存僥幸的“潛在”腐敗分子冒險效仿。官員貪腐后紛紛外逃，不僅會嚴重敗壞黨風黨紀，更會降低政府和法治體系的公信力，減低人們對于社會公正的信心。隨著更多的公務人員廉潔奉公的信心和決心被動搖，我們的社會面臨著倫理喪失和道德崩潰的危險。整治貪官外逃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貪官外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黨和國家也高度重視貪官外逃的問題，但在治理該問題上扔存在許多難點。

首先是出逃的機會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護照，但對他們來說，辦幾個護照根本就不算問題，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國官員公費出國考察的機會非常多，成為‘干部福利’，有些貪官正是利用這些名正言順的機會外逃。

其次任何貪官的背后都會牽涉不少人，出逃不僅僅是保護自己的問題，而是為了保護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更高級別的領導。這便導致了官官相互情況的出現，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會向相關部門通報消息，對其外逃的準備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還暗中相助。

再者如今國際反腐尚未達成共識，在沒有雙邊引渡條約的情況下，對于外逃的貪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這就為貪官引渡造成許多困難。

想要治理貪官外逃問題必須從源頭抓起繼續推進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針對容易誘發貪官外逃現象的具體體制、制度和薄弱環節，通過改革建立起良性的權力運行機制。

（一）加強國際司法合作，嚴厲打擊外逃貪官

一是修改和完善相關國內法律。二是加快與其他國家簽訂引渡協議和司法協助協議。重點加強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歐盟成員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簽訂引渡條約。因為這些國家物質生活豐富，社會現代化程度高，成為外逃貪官的天堂和聚集地。三是建立聯合偵查機構，進行跨國聯合偵查。

（二）加強對出境資本的監督和管理

遏制資本外逃，需要各有關部門加強協調，齊抓共管，特別是銀行系統要建立大額資金轉移監測制度，實施金融交易報告制度。我國應采取措施消除多頭管理的現狀，明確國家外匯管理局作為全國管理外匯資金的責任部門，對進口付匯的報關單位嚴格查驗其真實性。完善外匯管理制度，對國內出境的外匯進行嚴格的審查制度，對在國外的外匯必須加強監督和審計，對公職人員的境外財產進行監控或審查。

（三）加強對公職人員出境和護照的管理

針對我國目前出境和護照管理存在的漏洞，應加強對護照、簽證等出境證件的管理，對領導干部護照、簽證進行登記備案制度并由專門的審查機關進行必要的審查。要重點加強對縣處級以上政府和國有企業公職人員因公護照和因私護照的管理，建立全國各地邊境關口聯網的可疑名單制度。同時，加強邊防和海防管理，嚴厲打擊各種各樣的偷渡行為。此外，還應在全國推行“黨政領導干部和國企廠長經理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申報備案制度”，真正建立起防止貪官及其配偶、子女外逃的防控體系。

（四）建立和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

針對我國公職人員在財產申報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要改革官員財產申報主體粗略、范圍狹窄、形式單一等弊端，對官員的財產申報等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規定和完善。在財產申報主體上，不應當限定在 “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或“省部級領導干部”，而應當延伸為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財產申報范圍、方式上，申報的內容應當為所擁有的財產而非僅僅是收入，包括動產、不動產、債權和債務等，同時，擴大對官員家庭共有財產及家庭成員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購置財產等方面進行申報。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懲處機制，對拒不申報或不如實申報家庭財產的公職人員，根據情況輕重給予相應的紀律或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外，要建立和完善黨員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報告和備案制度。

但以上措施畢竟還是治標不治本，從客觀上看，貪官外逃現象則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演化出的一種新的腐敗孽胎和社會病。處于經濟急遽轉軌的中國社會，新舊體制相互交錯、碰撞，體制、機制和制度中的某些層面呈現出失缺、倒錯狀態。少數政府官員、國企管理者以及經濟、金融系統的工作人員鉆了體制轉軌進程中的種種漏洞，通過貪污受賄等大肆攫取非法財富。

主觀上一些領導干部亂了陣腳，失了方寸，精神支柱向私欲傾斜。外逃貪官中，相當一部分人早已背叛了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信念，與黨和國家離心離德。相反，他們異常迷戀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逐漸發生動搖，喪失了共產黨員的立身之本。于是，他們趁大權在握時狠撈一把，積極為自己準備“后路”。

想要在根本上杜絕貪官外逃還要加強干部的思想建設，必須狠抓黨政干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強化理想信念教育，高筑拒腐防變的精神堤壩。

只有從源頭抓起、標本兼治、各方聯手才能杜絕貪官外逃情況的發生，貪官外逃已經成為中國政府一個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甚至已經影響到了民心向背，黨和政府必須下狠心、下決心、揪到根查到底，徹底治理貪官外逃。

第二篇：如何治理貪官外逃論文

如何內外聯合治理中國貪官外逃

班級：工管

1102

學

號

:201117060064

姓

名

;

劉

巖

摘要：中國貪官外逃問題始自上世紀８０年代末期。貪官外逃案件頻繁發生不僅給中國造成許多經濟危害造成大量資金的外流，而且造成許多政治影響危害中國的正常司法和法律權威

據２００４年商務部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４０００人，攜走資金約５００億美元。２００５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通過加強國際司法合作進一步打擊貪官外逃，使得近年來收獲到不少成功案例。這些案例，對中國加大打擊外逃貪官提供了積極的啟示。

第一，貪官外逃現狀。

在我國，因為司法制度等原因，對于外逃的腐敗犯罪分子，中國司法機關常有“鞭長莫及”的苦惱，因此，外逃已成為腐敗分子躲避法律制裁的一個絕好選擇。外逃官員中不光有金融系統、國有公司等經濟部門的干部，也有政府機關的官員。今年春節前夕，又一個官員外逃的驚天大案浮出水面——有媒體披露，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外逃，隨著這名行長外逃的是，高達６億元的資金“神秘蒸發”了。

那些“撈了就跑”的貪官，往往選擇歐美等發達國家作為外逃目的地，在那里他們用卷走的巨額財富，過著自在逍遙的奢華生活，比如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曾任溫州市副市長的女貪官楊秀珠就逃往美國，利用腐敗資金在紐約購置了多處房產。

美國ＦＢＩ高層岑曾為此表態，向貪官傳達了一個明確信號，即美國并不是貪官外逃的天堂，只要觸犯了中國法律，不論你逃到什么地方，總會被捉拿歸案的。這無疑對打擊外逃貪官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我們也不能高興過早，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打擊貪官外逃，我們在積極爭取國際合作的同時，更需要眼睛向內，因為打擊腐敗關鍵還在國內，還在強化反腐制度上。

第二，治理貪官外逃的機制與措施。

治理貪官外逃需要國內預防和國際合作雙管齊下,內外聯合，既應注重加強引渡領域的國際合作，加大打擊外逃貪官的力度，更要重點加強對流出資本和出境護照、簽證的監管；同時，還要逐步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并在可能的情況下探索建立刑事案件缺席審判制度。

（一）外部;加強國際司法合作，嚴厲打擊外逃貪官

作為打擊跨國腐敗的國際性公約，我國于2003年分別加入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應當充分利用兩個公約中規定的打擊跨國腐敗的國際合作機制，加快與外逃貪官經常逃往國政府的談判和協商，訂立雙邊或多邊國家間引渡條約，使外逃貪官無處可逃。一是修改和完善相關國內法律。二是加快與其他國家簽訂引渡協議和司法協助協議。重點加強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歐盟成員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簽訂引渡條約。因為這些國家物質生活豐富，社會現代化程度高，成為外逃貪官的天堂和聚集地。三是建立聯合偵查機構，進行跨國聯合偵查。

（二）內部;加強對出境資本的監督和管理

遏制資本外逃，需要各有關部門加強協調，齊抓共管，特別是銀行系統要建立大額資金轉移監測制度，實施金融交易報告制度。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先后頒布了《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人民幣

大額和可疑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和《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管理辦法》，這些規定和辦法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金融機構在對外資金流動中的監督和管理作用。我國應采取措施消除多頭管理的現狀，明確國家外匯管理局作為全國管理外匯資金的責任部門，對進口付匯的報關單位嚴格查驗其真實性，對金額超過10萬美元或20萬美元的報關單位進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驗，對弄虛作假的單位及利用單位賬戶外逃資金的腐敗分子通知相關部門嚴肅查處。此外，還應完善外匯管理制度，對國內出境的外匯進行嚴格的審查制度，對在國外的外匯必須加強監督和審計，對公職人員的境外財產進行監控或審查。

（三）內部:加強對公職人員出境和護照的管理

針對我國目前出境和護照管理存在的漏洞，應加強對護照、簽證等出境證件的管理，對領導干部護照、簽證進行登記備案制度并由專門的審查機關進行必要的審查。要重點加強對縣處級以上政府和國有企業公職人員因公護照和因私護照的管理，建立全國各地邊境關口聯網的可疑名單制度。同時，加強邊防和海防管理，嚴厲打擊各種各樣的偷渡行為。此外，還應在全國推行“黨政領導干部和國企廠長經理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申報備案制度”，真正建立起防止貪官及其配偶、子女外逃的防控體系。

（四）內部:建立和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

針對我國公職人員在財產申報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要改革官員財產申報主體粗略、范圍狹窄、形式單一等弊端，對官員的財產申報等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規定和完善。（1）在財產申報主體上，不應當限定在 “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或“省部級領導干部”，而應當延伸為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2）在財產申報范圍、方式上，申報的內容應當為所擁有的財產而非僅僅是收入，包括動產、不動產、債權和債務等，同時，擴大對官員家庭共有財產及家庭成員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購置財產等方面進行申報。（3）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懲處機制，對拒不申報或不如實申報家庭財產的公職人員，根據情況輕重給予相應的紀律或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4)要建立和完善黨員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告和備案

（五）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

從打擊外逃貪官的角度來看，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刻不容緩。只要不與國際人權公約的主旨相悖，按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的相關經濟犯罪，結合中國國情，可探索設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為防止缺席審判權的濫用，對嚴重犯罪的缺席審判，還應附加證據標準、案發年限等一系列限定條件。這樣，才能保證判決文書的公正性與公信力。因此，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既可以使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與國際接軌，又有利于打擊和防范外逃貪官。

應此，隨著我國的制度建設的逐步加強和完善，外逃貪官的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貪官外逃”這一新的腐敗樣式再也不會是貪官們的溫床。正如原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所言：“對于那些仍然抱有僥幸心理、繼續潛逃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無論他們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將其抓獲歸案，繩之以法！”

第三篇：防治貪官外逃,中紀委該如何出招

防治貪官外逃，中紀委該如何出招

（轉載：蝶夢流年的博客）

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20多年來，中國出逃官員最高級別至省部級，案件多發區集中在與經濟相關的政府部門、國企和金融機構。出逃官員，尤其是高官的最終落腳點多為發達國家，出逃前多有籌劃，部分官員已經“裸官”，出逃前妻兒甚至親戚都已定居國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追逃網絡逐步鋪開，貪官外逃越來越難。（新京報3月2日）

盤點這些年貪官外逃案例，不難發現有四個規律：一是外逃貪官呈現出級別由高向低、從“熱衙門”向“冷衙門”蔓延的趨勢。二是是貪官外逃主要有“請假失聯式”、“聽風失蹤式”和“突然消失式”等三種方式。三是貪官外逃的主要有因欠巨額債務無法償還、感情糾紛等原因脫崗外出躲避，因挪用公款無法償還等違法犯罪行為敗露而畏罪潛逃，分管負責財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攜款潛逃，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等四種原因。四是大多數貪官外高權重，人脈廣泛，可以利用權力打通許多關系和渠道，甚至有很多人主動為貪官提供方便，如幫其洗錢、轉移身份、提供放行方便等，再加上我國在制度、監管和法律等方面的缺失，讓這些貪官逃跑起來的難度并不大。

我國到底有多少外逃貪官？盡管迄今仍沒有統一的說法，但據媒體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多年來，中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近4000億元人民幣，算起來人均席卷約1億元贓款。同時，還有一個數據無法忽視，就是我國當前“裸官”人數達118萬，可以說“裸官”隨時外逃也已成為社會隱憂。因為貪官一旦逃出國門，我國對其本人和財產就再無執法權，人難抓，贓款難以追回，不但使執法和司法成本驟增，更易誤導其他貪官，覺得只要逃出去，人和財產就都安全了。這種負面的“示范效應”無疑是非?？膳碌模軌驅Α皾摲钡呢澒賯兤鸬酱碳ぷ饔?，助長其僥幸心理，從而讓更多被貪欲奴役和掌控的官員鋌而走險。

總之，筆者認為，貪官外逃已經成為我國反腐的重災區，必須引起我們黨和國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視。而作為肩負黨的紀律檢查和政府行政監察兩種職能的紀檢監察機構更是責無旁貸。筆者看來，防治貪官外逃需要從五個方面下手：一是立法保障。就是要有一部專門為官員量身定做的法案，明確將一切公職人員及其直系親屬納入適用范圍，建檔立案。二是建章立制。為官員們設置“警戒線”，明確規定什么能有什么不能有，一旦越界就將遭受何種懲罰，有何種后果，讓官員們頭懸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謹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三是強化監管。建立一個信息化平臺，隨時監控官員及其親屬在金錢上的異動，同時要求官員及其親屬的財產進行

申報公開。如此，既可以隨時掌握官員的財產來源與動向，也可以對官員形成威懾。四是落實問責。理清相關執法監察機構職能權限，切實保障其在行使職權時不會被外界的各種因素干擾，確保無論是“蒼蠅”還是“老虎”都一查到底，一網打盡。五是加強國際合作。強化與美歐等國家的信息溝通與交流，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反腐機制，切斷貪官的退路，如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暢通無阻的監察機構和廣大人民群眾做保障，困擾我國許久的貪官外逃難題才能迎刃而解。

第四篇：外逃貪官數量3年前已達1

外逃貪官數量3年前已達1.8萬人 攜款8000億元

從APEC高官會中方積極推進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運行，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G20領導人峰會以及與新西蘭總理討論反腐合作，無論是在國際會議與國事訪問期間，還是公安部的專項行動中，“反腐”這一熱詞不斷被提及。中國百姓發現，國內“打虎”、國外“獵狐”，中國反腐“內外并舉”的趨勢逐漸明晰。這也就意味著，通往“避罪天堂”的路越走越窄，貪官可逃之處越來越少。

怎么談？習近平出訪澳新斐 推動反腐合作

海外“獵狐”不比國內“打虎”，面對的國家制度各異。近日，中國積極與貪官外逃可能去往的國家建立合作機制，加緊密織海外反腐的天網。

出訪三國皆談及反腐合作

20日，在出訪新西蘭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舉行會談時強調，雙方要加強防務、執法交流，在打擊腐敗、追逃追贓等方面開展合作。而在習近平出訪澳大利亞期間，澳方表示愿意加強兩國防務和司法執法合作。習近平出訪斐濟時，表示中方感謝斐方協助中國政府開展海外追逃追贓工作，希望繼續加強兩國執法合作。

事實上，從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算起，中國國家元首在外交場合多次推動海外反腐工作。

G20會議通過反腐行動計劃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剛剛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閉幕。習近平出席并發表講話。G20領導人通過了一份反腐行動計劃，同意建設反腐敗合作網絡，包括擴大相互間的司法支持、搜尋和返回腐敗所得收入，以及嚴防出現腐敗官員的“避難所”。

中國反腐敗問題研究學者、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認為，G20會議通過反腐行動計劃是一個重要信號，有力證明中國反腐敗已經全面、系統、規模化地走向國際合作過程。

李成言還表示，此次G20各國在返還腐敗資產上達成共識可以說是反腐敗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突破?！百Y產的返還是我們在國際上反腐敗非常重要的一個斗爭，因為資產返還這個錢絕不是少數。”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詢委員會委員陳明明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領導人在外交場合承諾進行反腐合作非常重要，可以產生強大的國際上的道義與輿論壓力，使得個別國家“不再拿體制與法律不同來說事兒”，克服困難加強反腐合作。

借力APEC設置“反腐議程”

從APEC高官會開始，中國推進海外反腐合作的努力就越來越多地被輿論關注。輿論認為，中國的重要性使它能夠在多邊會議上推動自己關切的議程，尤其是在其擔任東道主時。

11日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各方承諾“通過引渡、司法協助、追回腐敗所得等手段”消除腐敗，還提出加強與腐敗官員及其非法所得跨境活動相關的信息共享，在亞太加大追逃追贓等方面合作。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也于日前正式運行。

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如何運作，如何發揮作用？監察部網站消息稱，一是建立日常聯絡機制，加強各經濟體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聯絡人之間的溝通聯絡。二是開展對腐敗、賄賂、洗錢和非法貿易犯罪的調查、起訴和資產返還方面的務實合作。三是通過研討交流，收集匯編典型案例、偵查技巧與手段等，加強專業培訓，提高反腐敗執法合作人員能力。

美加兩國與中國合作追逃

在APEC會議期間，習近平會見加拿大總理哈珀，哈珀表示加拿大無意收留逃犯，愿意在遣返方面同中方開展合作。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時，兩國元首重申雙方將加強執法合作，繼續在追逃追贓等方面開展合作。

加入國際反腐敗學院提升反腐能力

與海外反腐的努力幾乎同步，國際反腐敗學院宣布中國已經申請加入該學院。據國內媒體援引該學院院長的話報道，目前程序已經履行完畢，中國于本月正式成為該學院簽署“建立國際反腐敗學院協定”的締約國，成為該學院一員。

國際反腐敗學院于2010年9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以南15公里的拉克森堡。這是全球第一所反腐敗的國際學院，由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奧地利政府、歐洲反詐騙局等機構共同倡議成立，國際刑警組織大力支持。

國際反腐敗學院提供反腐敗教育和專業培訓，促進對腐敗所有方面的深入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締約國提供打擊腐敗方面其他相關形式的技術援助、促進國際合作和建立網絡。

北京師范大學（微博）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告訴北青報記者，加入國際反腐敗學院可以更廣泛地與各國就反腐敗進行人員和學術交流，也是中國旨在提升自身反腐能力建設上的重要一步。

如何抓？ “獵狐行動”抓288人 距“最后通牒”時限剩一周

境外追逃的實戰力量是公安機關。反腐海外織網也是為公安機關實施境外追逃追贓鋪路架橋。隨著公安部門通過專項行動從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抓回外逃貪官，貪官可以隱匿的“避風港”越來越少。

從56個國家和地區抓288名逃犯

本月17日，公安部網站公布，全國公安機關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代號“獵狐2014”）開展以來，截至目前，已從美國、加拿大、西班牙、阿根廷、韓國、泰國、香港、臺灣、南非、尼日利亞等56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抓獲潛逃十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21名，從美國、加拿大、日本、比利時等發達國家抓獲84名，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126名。

在反腐敗的大背景下，公安部對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備受輿論關注。而事實上，這一行動抓回的貪官并不少。

公安部表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建立執法合作網絡，加大海外追贓追逃、遣返引渡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將“獵狐2014”向縱深推進。

多省公安部門“曬”獵狐成績單

據北青報記者查詢各省公開報道，省級公安機關已陸續披露了一些外逃人員自首或被逮捕歸案的消息。

山西省公安部門成功將兩名公安部B級逃犯孔彬和朱玉杰勸返，11月1日，央視新聞頻道新聞直播間節目介紹了警方勸返和緝捕的過程，也從側面披露外逃人員的逃亡經歷。兩人逃亡10年自首歸案。疑犯自述稱，飄蕩2年后，在南非辦了工作居留，花費100多萬美元買了別墅，卻遭一伙持槍歹徒闖入搶劫，自稱在外“生不如死”。

11月，赴泰國緝捕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的湖南“獵狐2014”追逃小組展開工作，“美洲礦業”傳銷案、深圳“云數貿”傳銷案6名嫌疑人順利歸案，報道稱，“獵狐2014”專項行動湖南省“行動辦”首次境外緝捕行動取得圓滿成功。

被公安機關“獵”回來的“狐”還包括：潛逃境外14年的某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行長余國蓉，從泰國被逮捕歸案；隱匿韓國的中國海運(集團)韓國釜山公司原財務經理李克江；還有在斐濟被逮捕的轟動一時的“美女高管”、上海泛鑫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陳怡等。

公安部“最后通牒”時限還剩一周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外交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敦促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公安部表示，自通告發布以來，共有66名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主動回國投案。

目前，與“最后通牒”中所規定的期限還有一周的時間。根據《通告》，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自本通告發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或通過駐外使領館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國的，可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

公安部表示將積極通過移民（微博）遣返、引渡、勸返等多種渠道，充分運用各種措施，不斷實現境外追逃工作新突破。在12月1日前拒不投案自首的，公安機關將盡最大努力將其緝捕歸案，并依法從嚴懲處。藏在哪？ 美加澳曾是首選藏匿地 避罪天堂漸成末路

對于外逃貪官的去向，黃風告訴北青報記者，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外逃貪官比較多的藏匿地。有分析稱，這三國是傳統移民國家，生活質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國與這些國家在司法合作方面曾較為疏離。

李成言則分析認為：“在外逃貪官中，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身份較低者則選擇拉美、非洲、東歐或者周邊國家，例如泰國、韓國。

隨著海外反腐的大力推進，目前，很多國家都與中國建立了反腐合作機制，或者至少已經形成合作意愿。

APEC經濟體中包括了中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智利、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G20成員國包括，八國集團成員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作為一個實體的歐盟和澳大利亞、中國，以及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韓國、土耳其。

中國和澳大利亞盡管沒有簽署引渡雙邊協議，但由于都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締約國，所以兩國可以在這一框架下進行合作。對于美、加兩國來說，據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人黃樹賢介紹，盡管中美、中加之間沒有引渡協議，但是中國已與美國、加拿大建立了司法與執法合作機制。此外，這三個國家也是AEPC和G20的成員，共同承諾加大反腐國際合作力度。

黃樹賢在介紹下一步工作時曾表示，要建立動態的外逃人員數據庫，及時掌握外逃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情況，開辟專欄，廣泛接受海內外的舉報。此外，還要將追逃追贓工作提升至構建國家間政治與外交關系的戰略高度，加快引渡條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資產分享協定等的談判、締約、履約進程，建立與有關國家的反腐敗執法合作機制。據此可預計，貪官可逃之地將越來越少。

多少人？ 中國外逃貪官有多少 尚未發布確切統計

第一問：中國外逃貪官到底有多少？

權威部門一直沒有發布完整、確切的統計。據媒體報道，中國有關部門2006年掌握的情況顯示，中國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在800人左右，涉案金額近700億元人民幣。

另據中國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裸官”在內的各種貪官等有1.8萬人外逃，攜帶款項8000億元人民幣。

第五篇：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構筑貪官外逃防火墻

新英五班 2011070362 傅強

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構筑貪官外逃防火墻

無論是早些年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等人的外逃，還是05年初震驚國內的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攜巨款外逃，亦或是號稱“外逃級別最高的貪官” 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的逍遙法外，近年來，數億元資金的“神秘蒸發”引起了國內的不斷關注。2011年《廣州日報》發表題為《4000外逃貪官，每人卷走近億元》的新聞報道，文中稱“據中國社科院《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的資料估計，中國目前有4000多名官員境外在逃。中紀委稱，近30年來，外逃貪官攜走資金達500多億美元，平均每人卷走近1億元人民幣?！必澒偻馓訂栴}再一次震動中國社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原中國工商銀行總行行長張肖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曾表示，“中國現行金融監管體系中的漏洞，是導致屢屢出現貪官成功攜帶大筆資金外逃的重要原因?！被旧献鳛闃嬛巴馓印狈阑饓Φ娜蠓▽?，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境嚴控以及國際合作被越來越多的媒體輿論提及。而被譽為反腐“陽光法案”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則受到中央及全體民眾的關注。

一、官員財產申報的中國式做法。

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黨員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作為重要的黨內法規將頒布實施。201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要求縣處級副職以上(含縣處級副職)的官員，應當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報告一次上一的收入、房產、投資以及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十四大類情況。中國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實質上就是借鑒、采納世界上通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二、實現官員財產申報，困難重重。

雖然我國公眾對于官員財產申報這一制度本身基本沒有爭議，但制度建設目前卻仍處于膠著狀態中，正可謂是困難重重。

1、核查困難。

在一系列技術條件不完善的情況下，若想對申報的財產進行準確核查，難度幾乎相當于對申報者立案調查，以“有罪推定”的方式逐一核查是不實際的。綜合來看，造成核查難題的因素大致有：金融實名制覆蓋不了現金交易；是身份信息不夠準確、詳實；不動產登記制度不完備；境外資產、珠寶、古董等財產的底數，現有技術與配套制度難以摸清等。核查困難無疑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被輿論廣泛接受卻遲遲無法全面推行的重要原因。

2、紐帶障礙。

從我國國情看，公務員個人財產與其家庭財產相互融合，二者界限難以區分。如何確保公務員申報財產又不侵犯其他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多數家屬對于公開私人財產也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礙。官員財產公布本無太大爭議，但家屬紐帶的障礙卻引起了人權方面的思考。這種特殊的紐帶障礙也是官員財產公布難以實行的原因之一。

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局限性。

1、配套的法律及相關制度不完備。

據新華社北京2010年7月11日公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最新規定中提出“，領導干部應當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個人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首次將報告內容進一步填充。然而我國存在的金融漏洞以及還未成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都給了部分貪官可乘之機。這說明配套的法律、法規，相關制度的不夠完善大大消弱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作用。

2、官員財產公開程度有限。

2011年9月份的調研報告顯示，當前，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實施的財產監督措施中，對于公職人員財產的監督方式主要是以向主管機關報告財產為主，一些地方則試點采取了適度向公眾公開相關信息的做法，以機關內部自我監督為主。公眾參與監督的渠道和方式相對不足，財產監督的透明度和開放性不夠高，嚴重制約了財產監督的實際效果。

3、財產監督范圍相對局限。

就監督對象的范圍而言，社科院2010年《公職人員財產監督制度調研報告》指出，近年來實施的收入申報、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制度主要適用于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然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機關中，具體掌握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級別有很大的差異。很多中央機關，一般只有副處級以上的公職人員才可能實際影響公權力的運行。而在基層，如區縣一級地方政府中，一名科級乃至副科級的公職人員即可掌握較為實質的公權力。因此，完全按照行政級別一刀切地劃定監督對象的范圍并不可取。

四、完善官員申報制度的幾點建議。

1、完善財產監督配套措施。

當前，相關的配套措施的不夠健全，以致財產監督本身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既不能確保相對準確地掌握有關公職人員的實際財產狀況，更不能有效地發現報告財產狀況不實甚至隱匿財產的公職人員，進而為實施嚴厲的制裁提供依據。

而為有效實施這些制度，關鍵的則是要加強銀行等金融機構、稅務部門、房地產管理部門等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做到各種相關部門都可以對公職人員的主要財產狀況互通有無、密切配合。而且，還必須加大對申報不實者的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特別是需要繼續完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有關規定。完善金融實名制度、反洗錢制度等是實施信息共享的前提，而信息共享則是上述制度真正發揮作用的保障，是實施好財產監督的關鍵。

2、加大官員財產對公眾的公開力度。

對公職人員實施有效的財產監督，必然要不斷擴大財產公開的對象，擴展各種公開渠道。應將申報情況進行科學整理，酌情將結果定期向社會公開。允許公開查詢，使之真正接受群眾、新聞媒體的監督。加大對公眾的公開力度，允許公眾廣泛參與公職人員財產的監督，將是推進公職人員廉潔從政制度建設的必然出路。此外，還必須進一步完善公眾舉報、投訴的機制，加強對舉報人的保護和保密。

3、擴大財產監督范圍。

近年來，一些地方試點實施的有關制度則相應降低了監督對象的級別，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區就將科級干部納入監督對象范圍，受監督的財產范圍則由過去的公職人員個人收入逐步擴大到個人財產乃至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財產。財產監督范圍的擴大勢必加大了對各級官員的監管度。

4、加強政治教育

在加大監管力度的同時，對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也絕不可忽略。必須以領導階層特別是其中的主要領導為重點，組織學習和培訓，著重以財產申報法的立法背景、重要性、緊迫性以及財產申報法的申報程序和對違法的懲處為內容，真正樹立領導層執行申報法的自覺性和嚴肅性。

古有打油詩云：“來時蕭索去時豐，官帑民財一掃空。只有江山移不去，臨行寫入畫圖中?！必澒僮怨乓詠肀銥槿送倭R，而席卷國家財產外逃則更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國外成功的實踐經驗已然證明，作為一種防止官員貪污腐敗外逃的措施，“官員財產申報”為反腐倡廉最為根本的制度保障。能否在中國發揮其重要作用，還要靠我們長時間的不斷實踐，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