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虞崇勝：警惕特權現象的蔓延和制度化趨勢

虞崇勝：警惕特權現象的蔓延和制度化趨勢

30年前，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中“主要的弊端”之一，并且認為如果不堅決消除這一弊端，則“勢必使我們的干部隊伍發生腐化”[1]。30年后的今天，雖然我國經濟社會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鄧小平所說的“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反而是借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大發展之機進一步發展起來，以至于形成了人們十分耽心的制度化趨勢，嚴重地影響著改革開放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因此，擺在中國執政黨面前的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從思想上和制度上遏制和消除政治和社會領域中大量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一、特權現象的種種表現

特權現象是一種反社會、反權利、反法制、反制度的政治現象。一般而言，特權是指個人或集團憑借經濟勢力、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所享有的特殊權利或權力。這些權利或權力有的為法律所規定，有的在法律規定之外，它們都是建立在對權利或權力分配的不公正的基礎之上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里，它是建立在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之上的，并且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所決定。在非階級社會里，各種特權現象則主要是由社會權利和權力的分配原則的不公正所導致的。作為特權現象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集團，其個人或集團所享有的特權可以是特殊的權利，也可以是特殊的權力，或二者兼而有之。

在當下的中國，雖然制度化的特權現象并不存在，但是由于對特權現象打擊和清除不力，加之變革社會新舊制度交替所帶來的制度間隙，致使特權現象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反而憑借其特別能擴張的本能迅速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并且呈現出一種值得高度警惕的制度化趨勢。綜合目前中國不同領域存在的特權現象，大體呈現出如下特征：

其一，權力的壟斷性和擴張性

權力是調整政治和社會關系的強制性力量。只要存在政治和社會關系，權力就有存在的必要。問題是，權力集中和擴張的自然秉性決定了凡是沒有受到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被濫用。任何權力，只要沒有制約，就容易形成壟斷;而權力一旦形成壟斷，就必然演化為一種特權;一旦形成特權，他人不能染指，掌權者就可以為所欲為。近年來媒體爆出許多類似于園林管理處，殯葬管理處、街道辦事處、村委會等所謂“清水衙門”的重大腐敗案件，說明腐敗現象與是否是“清水衙門”或“油水衙門”沒有關系，只要是有權部門，只要權力是壟斷性的，即權力是沒有受到制約的，就有可能甚至是必然導致腐敗。上述一些“清水衙門”之所以會產生重大腐敗案件，就是因為這些“清水衙門“的人事權和決策權是一種非制約性的權力，而被其主要領導人所壟斷了，故而這些領導人就可以利用這些壟斷的權力設租和尋租，撈到非法的種種好處。

與權力的壟斷性相伴隨的是權力的擴張性，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借改革之名增設新的官員職位。改革開放以來，每次機構改革都沒有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存在著特權現象，可以說官員職位的擴張是特權存在的必然產物。近年來，機構改革雖然不斷推出了一些新招，比如實行“合署辦公”、試行“大部制”等等，但官員的職數始終減不下來，甚至出現越改革官員職數越多的趨勢。比如，各級黨委常委和行政首長本來是有職數規定的，但有的地方借工作需要之名，拼命增設常委職數和副職。本來一個廳級單位規定的職數是1正5副，但如今的廳一般都達到1正7副或8副;一個地級市黨委常委規定的是9位，但山東省東營市委常委竟有14名之多;本來在副職中設立常務是為了便于協助正職工作，有1個足矣，而有的單位竟設了2個常務副書記和2個常務副市長(副校長);作為貧困縣理應盡量減少干部編制以減輕財政負擔，而安徽省有名的貧困縣——望江縣竟有12名副縣長;深圳市實行大部制改革后，將不同的部門合并在一起，的確撤并了不少機構，但機構撤了人員并沒有減下來，甚至出現了一個市直機關有1個正職20個副職的奇怪現象;最近北京市將宣武區和崇文區撤銷分別合并到東城區和西城區，也明確宣布不撤減任何人員。何以會屢屢出現機構精減而人員不但不減反而擴張的現象呢?毫無疑問是特權在作怪，特權以其慣性邏輯推進著各級機構官員職位的擴張。

其二，權利的特殊化和等級化

本來權利是普遍的，即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權利平等是權利思想和權利制度的基本原則。如果將某種權利賦予某些特定的人，特別是賦予握有公共權力的個人和群體，就必然形成特權現象。毛澤東當年針對蘇聯的高薪制度曾提出，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而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要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但是，毛澤東時代并沒有能夠解決權利特殊化和等級化問題，當下中國權利的特殊化和等級化現象反而借助現行體制的漏洞和改革的間隙有所滋長。比如，有的地方在招聘公務員時，對官員子女、家屬給予許多特殊照顧。前幾年，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委組織部、人事勞動局、監察局招考公務員時明確將非干部子女排除在外，其招錄公務員的紅頭文件的名字就是《關于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的補充規定》。最近江西九江市寧武縣在錄取事業單位負責人員時特別規定了一個條件：只招正科級干部子女，其他人員一律免談。還有的省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時，不是強調社會全覆蓋，而是將公務員單獨出來作為一個特殊的系列，公務員退休后的福利待遇明顯高于企事業單位。本來作為人民公仆的國家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其所享有的權利應是平等的，但事實上黨政機關等級森嚴，不同等級的機關人員其待遇是很不相同的。一些壟斷性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不僅享有高薪，還享有諸多的特殊權利。高校本來是教學和科研單位，沒有什么特殊權利，但有的高校也將教授們分為三五九等(什么資深教授、特聘教授、長江學者、等)，每個等級都給予不同的待遇和權利，人為地撕裂了教師隊伍，導致教師之間隔閡和冷漠，挫傷了不同類別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諸如此類的特權現象實在是太多，不盡一一列舉。

權利的特殊化和等級化的直接結果是導致人們對權力的崇拜、敬畏和盲從。在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社會氛圍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向權力傾斜了，近年來的“考公務員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人們的這種心理變化。據人力資源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公務員考試共有64萬人通過審核參加考試，考錄比約為46∶1;2009年的全國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更是一路飆升，達到百萬人，各職位平均競爭比例為73∶1。2010年全國公務員考試竟出現了“萬里挑一”的局面。這種追逐權力的現象甚至也蔓延到被稱為象牙塔的高等學校，如今大學里的行政人員往往比教師更吃香，南方的一所大學竟發生過40多名教授爭搶一個處長職位的事情。之所以有這么多教授爭搶處長職位，是因為處長們握有重要資源的分配權和處置權。

從理論上來說，在民主體制下，任何人都不能獨享某種權利，因為只要有某種權利被某人所獨享，就必然構成對其他人權利的侵害，甚至奪走了別人的自由。

對此，西耶斯有過深刻的闡述：“同樣地，任何人也不應對法律未予禁止的事物擁有獨一無二的特權;否則就是奪走公民們的一部分自由。我們亦已指出，凡法律未予禁止的都在公民自由的范圍之內，都是屬于大家的。讓某一個人對屬于大家的東西擁有獨一無二的特權，這等于為了某一個人而損害大家。這種作法既表現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現了最荒誕悖理的思想。”[2]

其三，職務的終身制和世襲制

職務的終身制和世襲制是專制時代的產物，也是維持專制制度的體制或制度保障。從本質上講，職務終身制和世襲制與社會主義和民主體制是背道而馳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體制就是要從制度上廢除職務終身制和世襲制。在我國，自鄧小平提出要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以來，制度化的職務終身制似乎遭到了否定，但是變相的或事實上的終身制仍然存在。比如，有的機關和單位的領導可以無限制地轉換職務，在一個部門任期滿了可以轉到另一個部門繼續任職，有的局長因重大事故被免職卻能轉任黨委書記職務;有的部長、局長名義上已經退休，但事實上仍然握有所在部門的重要人事權和決策權;有的學術機構和教學單位也存在職務終身制的問題。比如，目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是不退休的，有的學校的文科資深教授也是不退休的。盡管這些是學術性的職務和稱謂，但是只要是不退休的，且享有特別的待遇，并握有一些重大事務的決策權，就必然形成一種特權，即一種少數人享有的權利。誠然，兩院院士和資深教授們都是在學術上或教學上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應該給予充分肯定和鼓勵。但是，這并不能成為他們享有特權和不退休的理由。事實上，許多人在評為院士和資深教授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再作出什么重大成就，因為任何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且讓一個80歲以上的老人不退體繼續滿負荷地工作，那不對他的健康和生命的一種摧殘嗎?

至于職務的世襲制，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來，早已從理論上和根本制度上給予了否定。但是，近年來隨著“官本位”現象和“官本位”思想的抬頭，職務世襲制的現象也有所滋長，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所謂“官二代”現象。本來，官員的子女與平民的子女一樣，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法定程序進入政界工作。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公務員職業穩定、待遇好、地位高和社會就業壓力大等原因，人們對于公務員職業趨之若鶩，而一些在位的公務員則利用自己種種關系拼命地將自己的子女納入到公務員隊伍中來。還有人為了使這種做法合法化，特別制造出一種貌似合理的理論：那些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來的人難以保證他們信仰社會主義，為了使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還是將國家權力交給紅色子弟比較放心。“官二代”現象的出現，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破壞社會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場體制或官場形態，它已經觸及到社會最敏感的政治神經，理所當然要受到一般公民和社會輿論的指責。

其四，體制的保守性和僵滯性

在當下中國，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就會耳濡目染很多“官員腐敗的故事”。從中央到鄉鎮，甚至是一個村支部書記，腐敗案件層出不窮，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從我們身邊的經驗出發，很難找到哪位官員是沒有給上級送禮送錢就升任的，尤其是地方政府，也很難有哪位官員不在位上撈取一點好處的。甚至連一些傳統被認為的“清水衙門”，如園林管理處，殯葬管理處、街道辦事處等等，也不斷有腐敗案件被曝光。有一句笑話講，“把如今的官員拉出去，全斃了有冤枉，隔一個斃一個有漏網”，不論實情如何，這起碼反映出一般民眾的焦慮和憤懣心態，也反映出腐敗現象的常態化趨勢。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以權謀私已經成為大眾看待官員的一種常有心態。特別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腐敗現象不只是存在于官場，甚至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人們日常的生活中，只要涉及到權力的分配和使用的事務，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吃拿卡要的情形。對此，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其實，這才是最可怕的，它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現行的體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現行體制的保守性和僵滯性。

在通常情況下，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與特權現象的存在是表與里的關系，也就是說特權是產生腐敗的終極根源。而特權現象之所以存在，與個人品性無關，從根本上來說，它是體制的保守性和沒落性的必然產物。我們知道，任何體制都內含有進取和保守兩個層面的因子，當經濟社會生活已經發生重大變革而體制沒有進行及時的調整和更新的時候，原有體制的保守性和僵滯性就會顯露出來，于是體制就只能在舊軌道上惰性運行。一旦體制的保守性大于其進取性，就必然產生特權現象，因為這時候要維護原有體制就只有鞏固原有的權力關系，賦予官員以某種特權，使之能夠效忠于原有體制。而官員一旦享有了某種特權，而且得到了舊體制所賦予的某種“正當性”，官員隊伍就會拼命地去推護這些特權。于是，官員隊伍就會因此而板結化，形成為一個凝固的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形成，體制內的變革就十分困難了，體制的僵滯性就會明顯地體現出來，因為既得利益集團不會主動地去改變它，只有通過類似于革命式的變革才能打破原有權力和權利格局，通過建立新的體制來重新配置權力和權利關系，而這正是前蘇聯原有體制崩塌的深層原因之一。

二、特權現象的嚴重危害

如前所述，特權是反社會、反權利、反法制、反制度的。西耶士在《論特權》中以反問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特權的危害：“讓我們設想一個組織得盡善盡美，無比幸福的社會，要徹底搞亂這個社會，只要將優免給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喪氣就足夠了，這點不是很明顯嗎?”[3] 可見，特權現象從本質上講，是與我們倡導的和諧社會和法治國家是背道而馳的。那么，特權現象又是從哪些方面危害著和諧社會和法治國家的呢?

其一，特權現象助長權力崇拜

曾幾何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說過的“有權的幸福，無權的痛苦，喪權的危險，保權的重要”的話，給人們留下陰森肅殺的印象。又是幾十年過去了，在特權現象沉渣泛起的背景下，“有權好辦事”——人們似乎越來越看重權力的魔力了，這也就是“考公務員熱”的深層動因所在。在調查中發現，不僅一般社會大眾，就連公務員自己也認為目前“考公務員熱”現象產生的根源是公務員的待遇較之其他行業要高。當然，這還只是表層現象，“考公務員熱”的深層原因是因為公務員是官員，掌握著國家權力。而權力是一個利益配置的魔方，在缺乏權力制約體系的政治場景下，只要有了權就能夠謀私得利，福及子孫。于是，追逐官位、追逐權力就成為時下人們熱門的話題。現在的情況甚至嚴重到，連再小、再邊緣的官位(類似前述被稱為“清水衙門”的園林管理處，殯葬管理處、街道辦事處、材委會等)，都能給當任者帶來巨額利益，都有尋租的潛能。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信號。因為在這些追逐權力現象背后，有整個官場勾連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趨勢，從邊緣到中心，從基層到高層，從官場到社會各界，從政就是為了當官，當官就能牟利，還可以蔭及子孫，給子孫的發展帶來諸多便利。于是，本來早些年已經被人們所唾棄的“學好數理化，不如一個好爸爸”的戲言似乎又回到了現實生活中來了。

其二，特權現象危害社會公正

社會公正是社會和諧的前提，沒有起碼的社會公正，整個是社會就是扭曲的，和諧社會就是空話。而特權現象從本質上是反社會的，因而是危害社會公正的。正如西耶斯所指出的：“按照事物性質來說，所有特權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惡的，與整個政治社會的最高目標背道而馳。”[4]

人類社會史反復證明，在一個能夠維持起碼社會公正的社會里，人們雖然從事著不同的職業，但是他們在應享有的權利和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他們通過誠實勞動所獲得的收入雖然也有區別，但大體上是公平的，因而人們不會因為勞動收入的差距而怨天尤人。但是，在一個特權叢生的社會里，由于特權造成某些職業和某些人群的優勢地位和另外一些職業和人群的弱勢地位，致使社會公正的天平發生嚴重的傾斜。在一個缺乏起碼公平正義的社會里，人們之間的關系被復雜的權力關系所裹脅，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也被特權觀念所籠罩，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等價值原則得不到伸張，有的是為利是圖、爭權奪利、欺下瞞上、爾虞我詐，對于這樣的社會而言，公平正義的確顯得比陽光還要珍貴!

其三，特權現象破壞社會信任

本來，中華民族是一個“講信修睦，善鄰友好”的民族，中國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那種“與人為善，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美德曾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贊譽。而反觀當下的中國，由于沒有及時地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信用原則，加之在“加快發展”的口號下，人為地設置了一些新的特權，從而滋生出諸如前述的權力的壟斷性和權利的特殊化、等級化現象。而一旦社會中出現了特殊的權力(指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特殊的權利(指為某些人特設的權利)，和諧的社會就被撕裂了，人們的相互信任就蕩然無存了。因為，人們就會發問：人之作為人都是平等的，他們(特權者)憑什么能夠享有特權呢?于是，人與人之間勢必形成一種不信任狀態，民眾與官員之間勢必形成一種對立的狀態。

社會信任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一個社會一旦出現社會成員互不信任的狀態，這個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西耶斯在《論特權》一文中一開篇就指出：“有人說過，對于獲得特權的人來說，特權是優免，而對其他人來說則是喪氣。如果此話不錯，那就得承認特權的發明乃是一種可悲的發明。讓我們設想一個組織得盡善盡美、無比幸福的社會，要徹底搞亂這個社會，只要將優免給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喪氣就足夠了，這點不是很明顯嗎?”[5] 在這里，西耶斯已經將特權所導致的社會的分裂和不信任講得十分透徹了，值得我們三思。

其四，特權現象加劇制度惰性

如所周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制度的創新性，大凡能夠不斷創新的制度就是有生命力的。然而，特權現象天然是反制度的，更是反制度創新的，因此特權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必然加劇制度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使制度在逆向條件下惰性運行。根據新制度主義的看法，任何一種體制(制度安排)都對應著一種利益格局，特權階層和特殊利益集團自然是利益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改革(制度變遷)是權力與利益分配的再調整，因而會威脅到他們的“特殊利益”(社會地位、政治特權、經濟利益、精神利益)，所以，特殊利益集團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往往扮演阻礙者的角色，他們會利用自己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去影響公共政策，進而阻滯或扭曲改革。“統治階級各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會分層模式，使得統治階級既得利益成為一種非常強大、抵制社會變革的力量”。[6] 這就是特殊利益集團阻滯改革的行動邏輯。正是由于特權利益階層的存在，不但改革的動力會在他們的阻滯下消泯殆盡，甚至他們還會作為惰性體制的維護者走向改革的敵對面。這種情況的后果是很嚴重的，因為改革動力雖然在社會，但作為主要發動者的是體制內的官員，而非其他一般人。如果官員中的反對勢力過于強大，改革流產的危險就會大增。這種情況正如奧爾森所指出的，特殊利益集團一旦從某種制度安排中得利，為了保住既得的利益，他們就會極力地維持現狀而不愿意推動改革和制度創新，從而導致制度僵化、社會進步停滯。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制度僵化癥”。[7] 一旦出現了“制度僵化癥”，就不是一般的改革所能解決的了。這需要引起執政黨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警惕!

三、特權現象產生和蔓延的根源

(一)特權現象產生的一般原因

一般認為，特權現象之所以不斷產生和普遍存在的原因有三：

一是經濟方面的原因。一切特權關系的產生和存在，都是與人類社會一定的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相聯系的，特權關系既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同時又因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之相對不足而得以長期存在，而人類社會特權關系的產生與存在，又基本上是與人類社會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產生與存在相一致，并以后者為基礎和前提。在階級社會里，一切生產資料均歸剝削階級占有，勞動者所生產的一切社會財富除了一部分用來維持勞動者的生存，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外，均為剝削階級占有，這就構成了由生產資料私有制所直接決定的經濟特權的形式和內容。

二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作為特權現象得以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特權關系，但是這種特權關系有賴于國家及其政治統治來維護和鞏固，并由國家及其政治統治衍生出的國家權力諸如立法權、司法權、官吏任免權、軍事權以及政治等級權等一系列特權，從而構成一個相互依存又相互支撐的特權體系。因此，不能簡單地將特權現象僅僅看作是某些官員的個人行為，必須聯系整個政治體系來進行考察。

三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基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私有觀念，是使特權關系得以產生和存在的一種最重要的社會意識，源于這種社會意識的剝削階級的貪欲和被剝削階級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保守思想，對特權關系的產生和存在，都起過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繼續起著其維護、促進和鞏固的作用。即使在決定特權關系存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根源已經消失的條件之下，如果那些使特權賴以存在的社會意識尚未完全消失，特權關系也可能會繼續存在一個時期，直到這些社會意識完全消失為止。[8]

以上分析是較為深刻的，它從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論證了遏制和消除特權現象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論證了反腐敗斗爭的艱巨性與長期性。

(二)特權現象產生的直接原因

如果進一步聯系當下中國的實際，系統地探究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權現象，可以發現，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體制中的種種弊端，在黨政干部中之所以存在種種特權現象，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對公共財產之非公共支配和對公共權力之非公共運用。

從經濟體制上看，我們的國家所有制實質上是一種全民財產的委托代理制，從政府各個部門負責人到國有企業負責人都是國有財產所有權、支配權相應層次的代理者，他們受委托行使代理的職責，掌握著包括人、財、物等各種資源的支配權和運用權;改革開放以來，在改革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體制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存與共同發展的同時，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也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這樣在一個時期內出現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軌制”的局面。這種委托代理制和一個時期內存在的“雙軌制”，在管理、監督機制不夠健全，人的素質尚未達到自覺消除個人主義的水平的條件下，就會給公共財產之非公共支配和公共權力之非公共運用提供客觀可能性。這就是產生和存在以權謀私的特權現象的重要的客觀原因。

在政治體制上看，由于我們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整個國家權力體系基本上集中統一的，這有利于集中力量辦一些大事，諸如辦奧運會和世博會、搞一些需要集中全國力量的大型建設工程等。但是，從政治權力運行的規律來看，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最容易滋生特權現象。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常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9] 由于權力過分集中，掌握和行使權力的人實際控制著公共產品的分配和公共權力的配置，在各種對權力監督的機制尚不健全和民主、法治、人的素質等都不太高的社會條件下，掌權者實際上處于特殊地位，這就為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提供了可能。而一旦公共權力用之于非公共事務，這種公共權力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為公眾服務的公共權力轉化為個人或小集團服務的特權。

從思想觀念上看，過去我們比較多地突出了集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相對地忽視了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片面地將權力制約視為資本主義的制度形式，忽視了社會主義權力制約體系的建設;籠統地將黨政機關人員認定為“人民公仆”，忽視了對黨政機關人員的制約與監督。這些思想觀念的存在就為特權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思想基礎。其實，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本位的，這里的“社會”應包括社會中存在的每一個人，保障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如果只強調“集體”和“整體”，而忽視具體的個人，特權者就可能以“集體”和“整體”之名侵害公民個人的權利和利益，現實生活中社野蠻執法和強制拆遷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本來權力制約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表現，社會主義國家也要建立和健全權力制約體系，否則即使是人民賦予的權力也可能被濫用為特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社會主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該成為“人民公仆”，但理論上的“人民公仆”與現實的“人民公仆”并不是一回事，應然的“人民公仆”與實然的“人民公仆“也是不一樣的，一旦理論上將握有公共權力的黨政機關人員設定為“人民公仆”，而不對他們的行為實施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這就為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預設了思想和理論空間。

(三)特權現象產生的主觀原因

正如前文所指明出的，特權現象不是個人行為的產物，而是體制機制惰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從發生學的角度看，某些不適宜的人為因素也會助長特權現象的發展。比如，在當下的中國，為了調動不同階層人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人為地設立各種各樣的不利于和諧社會發展的獎勵制度，如前面提到的各種“特聘”制度、“特惠”制度(高校的特聘教授、資深教授，不同行業的特聘專家等)等。借助于這些制度使社會中的少數人實際享有大大高于其他人的各種特權(特殊的權利或權力)。這樣做的結果可能與設立這些制度的初衷是背離的，不僅使社會上出現了一個享有特殊權利和權力的特殊階層，導致了社會群體的分化和不公平，而且挫傷了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敗壞了社會風氣(有的人可以在幾所學校當特聘教授)，從而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對于這種不適當的獎勵制度，220多年前西耶斯在《論特權》給予了專門評論。他認為，對于那些給國家和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應該給予適當的榮譽，但是，這種榮譽不應是一種特權，因為所有特權都是不公正的，“榮譽特權也不得作為例外而不被一律禁止。”[10] 如果有意地給予某人一種榮譽，“于是在他的心靈中產生了一種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種貪得無厭的統治欲望。這種欲望不幸與人類體質極為相似，是一種真正的反社會病。”[11]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也曾實行過黨內獎勵制度，但建國后根據實際情況于1956年八大上取消了。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解釋說：“第七次大會所通過的黨章雖然規定了獎勵的條文，但是，在過去十一年的執行過程中，證明并不是必要的。??從根本上說，我們共產黨員不是為獎勵而工作的。我們是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工作。當我們的工作是正確的努力的，因而我們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信任的時候，這對于共產黨員說來，就是最高的獎勵。”[12] 這應該成為我們建立合理的獎勵制度的指導原則。

最近幾年，為了穩定公務員隊伍，我們在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勞保、退休等方面給予了較多的優惠，這也是人們對公務員職業趨之若鶩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公務員獲得獨立分享職業穩定的“紅利”時，也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這樣做不僅惡化了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使公務員與社會大眾處于隔漠或對立的狀態，而且會腐蝕公務員隊伍，助長追逐權力、以權謀私的歪風。因此，必須明確，公務員隊伍需要穩定，公務員個體也需要獲得職業發展的空間，但不能以阻斷公眾平等擁有的社會保障權利和踐踏社會公平為代價。

四、遏制和清除特權現象的基本措施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曾指出：“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就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 [13]

在這里，鄧小平明確地指出了解決思想問題和制度問題兩大任務。具體來說，思想問題要解決的是：樹立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和人人平等的權利原則;制度問題要解決的是：建立健全權利平等制度和權力制約制度。

鄧小平所說的思想問題和制度問題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但從長遠來說，遏制和清除特權現象還需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這就是加快生產關系變革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建立健全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

(一)解放思想，樹立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和人人平等的權利原則

要從根本上遏制和逐步清除特權現象，首先必須從思想解決問題。必須明確，特權現象從本質上講是反人類、反社會的，與公平正義的理念和人人平等的原則是根本違背的。因此，要遏制和清除特權現象就必須解放思想，樹立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和人人平等的權利原則。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國家建設，直接推進了公平正義和權利平等原則的確立。但是，勿庸諱言，我國要真正實現公平正義和權利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權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從反面說明了現實社會并不是公平和平等的。正是基于這種狀況，中央領導集體多次強調要樹立公平正義理念和人人平等的原則，并且把公平正義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2007年3月16日，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指出：“解決民生問題還要讓人民生活得快樂和幸福。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推進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在談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時，他說：“社會主義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發達到比較發達，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要實現兩大任務，推進兩大改革。兩用大任務就是：一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是推進社會公平和正義，特別是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14] 溫家寶的以上說法，實際上是公開宣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就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而實際生活中，只有全社會都樹立起公平正義理念和人人平等的原則，特權現象才會成為過街老鼠，在全民的追打聲中無處藏身。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真正實現通過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

目前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并不高，生產關系中仍然存在著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特權現象之所以能夠滋生和蔓延說到底還是生產關系中的弊端造成的。因此，要遏制和消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權現象，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真正實現通過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從而從根本上清除特權現象滋生和蔓延的經濟土壤。

如果從經濟根源的角度看，中國目前存在的特權現象與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存在著轉型期不可避免的雙軌制有關。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由于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矛盾，政府出臺的改革政策無法一步到位，只好采取新舊體制并行的雙軌制。如在生產資料配置方面，有的按計劃統一配置，有的由市場自行配置，這就必須形成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實際經濟生活中上則會形成不同的企業待遇和不平等的企業競爭，那些握有生產資料配置權的部門和享受計劃統一配置的企業就享有了生產資料配置方面的特權。又如進行價格改革時，不放開不行，完全放開也不行，于是就采取價格雙軌制，一部分由市場定價，一部分仍由國家定價，結果，價格改革雖然沒有引起大的震動，但利用價格差而牟取私利的腐敗卻產生了。再如養老保險制度的雙軌制，將黨政機關人員、企事業單位人員分為不同的類別，造成黨政機關人員、事業單位人員和企業人員在退休金和退休后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形成社會成員的不平等待遇，給社會和諧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

可能在市場經濟轉軌初期，雙軌制是必要的，因為沒有這樣的過渡形式不可能順利地轉向市場經濟;但是，一旦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后，就必須盡快改變雙軌制，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社會資源，杜絕一切特權進入市場和干預市場行為。因為，雙軌制以任意決定的政府行為和不公正、不穩定的、不透明的游戲規則為特征，政府官員同時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仲裁者和參與者，只要雙軌制存在，那些享有制定計劃和配置資源等特權的黨政機關，以及那些享有特殊權力和特殊權利的企業、單位和個人，就會利用雙軌制的種種缺陷，一方面進行計劃內外的倒買倒賣和權力尋租，謀取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另一方面利用已經掌握的權力和權利千方百計地阻滯市場化改革，維持經濟生活在雙軌制下惰性運行。

解決雙軌制的弊端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加快市場化改革，真正實現通過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其一，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社會資源的配置權還給市場，從體制上割斷權力與資本的聯系;其二，加快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改變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特保地位，增強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其三，按照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和健全在誠實勞動基礎上的平等的分配體制，堅決杜絕人為地設置不平等的經濟待遇，從經濟基礎上實現社會平等。

(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權利平等和權力制約制度

正如西耶斯所指出的：“無論何種特權，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賦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種事物以專屬權利。”[15] 既如此，要遏制特權現象，就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運用法律手段禁止任何形式的“專屬權利”，從根本上扼制住特權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本來，社會主義應是權利平等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但是由于受到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權利平等和權力制約并沒有真正實現，反倒是特權現象迅速滋長和蔓延開來。在前蘇聯，根據“職務名冊”任命的各級干部享有與眾不同的各種特權。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后改稱部長)、總局局長等，按照級別享受各種特權：高級住宅和別墅、汽車、休假券及休假旅費、醫療補助、在特供商店購買緊缺品，等等。另外，從20世紀30年代初起，還實行了領導干部高薪制。從1945年起，蘇聯政府規定，對在機關、企業、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具有高深學識的和經驗豐富的人實行特定工資制。赫魯曉夫向特權體系發起了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權：免費的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但他的這一改革遭到特權階層的激烈反對。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立即恢復了以前的全部干部特權，并且將享受特權的干部范圍擴大，特權種類增多，從而使蘇聯的特權階層迅速地成長起來。在這個時期，黨政干部與人民群眾收入的差距達到30—44倍，同時又把科技人員的收入不合理地加以降低，科技人員與工人的工資由1940年的21∶1降到1980年的11∶1。這樣，蘇聯的特權階層與普通工農大眾完全對立了起來。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并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特權現象葬送了蘇聯共產黨的執政權。

從蘇聯垮臺的教訓和我國特權現象普遍存在的現實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加強權利平等制度和權力制約制度建設之必要。為了遏制特權現象，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權利平等制度，使廣大公民真實地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要給予任何人以特殊的權利，要從制度上實現鄧小平所說的：“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16] 另一方面要針對特權現象的的反制度性特點，建立和健全權力制約制度。就目前情況而言，首先要解決的還是鄧小平所說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將過去過分集中的權力進行適當分解，建立起立法、司法、行政等不同權力相互制約鏈，從制度和體制上杜絕個人說了算的特權現象;其次要解決的是權力監督問題，其中一個有效的措施就是盡快出臺被稱為“陽光法案“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經過十幾年的討論，我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然只是地方試點，還沒有上升到國家統一的高度。官員財產不用申報，不用公示，公務員就敢于進行權錢交易，在權力尋租的市場中為非作歹而不受監督和制約。陽光是天然的防腐劑，特權最怕見陽光。一旦將特權置于陽光之下，其貪婪性、腐朽性、反動性就會暴露無遺。

(四)加快社會體制改革，建立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

由于特權現象是反社會的，因此，要遏制特權現象就必須促使公民社會盡快地發展起來。在一定意義上講，成熟的公民社會是特權現象的天然社會屏障，也是遏制特權現象的社會基礎。首先，在公民社會里，每個合法公民的權利都是平等的，每個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制規定的各項基本權利，任何超出他人的特殊權利都是非法的，從而從法制制度上筑起了遏制特權的屏障。其二，公民社會是一個自主的社會，公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利，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事情，自由地參與社會管理，自為地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從而排除了需要特權給予某種“為民作主”的恩惠。其三，公民社會還是一個自治的社會，“民主政治新的基本原則是自治：人民共同管理自己，人民又各自管理自己。”[17]一旦人民能夠自己管理自己和共同管理自己，任何特權都會失去存在的理由，也就說從根基上撤除了特權的社會基礎。

總體上講，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是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這給種種特權現象以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方便。因此，在未來的發展中，必須加快社會體制改革，暢通社會表達渠道，完善社會訴求機制，盡快建立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使廣大普通公民能夠自主自治起來，自己創造自己幸福的生活，從而割斷特權束縛社會發展的網絡，從社會根基上清除特權現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

最后，還是讓我們聽聽220多年前法國革命家、思想家西耶斯的聲音：“再說一遍，讓公民們根據他們的感情來給予榮譽，讓他們盡情地抒發這種令人愉快和鼓舞的感情，他們好像出于靈感而知道如何表達這種感情，而那時你們將會知道，在所有精力充沛的人們的自由競爭中，在從事各類善行的的重要努力中，公共的敬崇這一偉大原動力對于社會的進步應該產生些什么結果。”[18]

可以相信，一旦真正建立起全體公民能夠自主自主的公民社會，特權現象也許才會“壽終正寢”，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讓我們共同促進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本文即將在上海《探索與爭鳴》雜志發表)，特此說明)

[1]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頁。

[2]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頁。

[3]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頁。

[4]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頁。

[5]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頁。

[6] 劉緒貽：《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集團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7] [美]曼瑟·奧爾森：《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

[8]參見楊小巖：《揭示以權謀私的根源----評〈特權論〉的特點及現實意義》，《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5月10日。

[9]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329頁。

[10]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頁。

[11]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頁。

[13]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頁。

[14] 《溫家寶答中外記者問》，2003年3月16日“新華網”。

[15]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頁。

[17] [美]羅伯特·H·威布：《自治：美國民主的文化史》，李振廣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47頁。

[18] [法]西耶斯：《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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