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個時代的勝利

一個時代的勝利

作者： 施京吾 | 發表時間：2014.09.01 刊發于總2075期《中國經營報》[先鋒話題]版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1976年1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毛澤東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這首詞汪洋恣肆、縱橫萬里，寫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岡山的1927年，時隔三十八年。而詞作正式與世人見面的1976年，離今天也剛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極為關鍵的年份。

最近，中央電視臺一套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開頭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劇中“接班人”華國鋒的一句話引起人們熱議：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務。

毛澤東去世還不到一個月，“四人幫”便束手就擒。中國當代社會的命運，由此發生重大轉折。

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生前“布置”過這一重要任務。但毛澤東對“四人幫”有一定程度的不滿，倒是千真萬確，他曾在多個場合對“四人幫”提出批評。只是，這些批評是否嚴重到要抓捕他們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間，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經歷了兩次嚴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機。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澤東最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內亂，林彪的推波助瀾起到極為惡劣的作用，期間不少著名“話語”，比如“天才論”、“政變經”、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隨著“文革”不斷深入，江青、張春橋與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臺。林彪事件后，江青勢力一步步擴張，到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漸形成“上海幫”，也就是“四人幫”。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對年近78歲的毛澤東打擊極為沉重。此后，他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而經此突變，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文革”的態度有了明顯改變，懷疑開始取代狂熱，毛澤東對之不會不有所警覺，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澤東一方面恢復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對“四人幫”也顯得愈發倚重。林彪垮臺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個勝利”。在隨后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繼續推行極“左”路線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對周恩來的批判，也導致“四人幫”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了。毛澤東尚能視事之時，他們還有所依靠，一旦毛澤東不在，局面如何變化就不好說了。年邁的毛澤東亦有為難一面——要維護“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賴于“四人幫”，可是“四人幫”除了執行極“左”路線和胡作非為外，實在不具備真正的治國能力，要維持偌大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基本運行，根本不能指望他們。

對實際上尖銳對立的“兩派”，見慣政治風浪的毛澤東，不斷努力進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鄧小平，經周恩來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臺。

起用鄧小平，使“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受到一定壓制。整個1974年，毛澤東多次批評了江青。在3月20日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寫道：“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么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直截了當提出告誡：“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又跟與會者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中央有個“上海幫”，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當年10月“風慶輪事件”（編按：“四人幫”借國產遠洋輪船風慶輪返國一事，發動針對周恩來、鄧小平的所謂“洋奴哲學”“賣國主義”的大批判）發生之際，先是王洪文趕赴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恩來、鄧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寫信向毛澤東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這都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度不滿，當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寫下嚴厲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個星期后，11月20日，毛澤東再次發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在路線政治斗爭趨于白熱化的情況下，每一條來自擁有絕對權威的毛澤東的意見，顯然都十分重要。政治角力中的鄧小平

持續的“批林批孔”運動，使原本衰敗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為4024億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為0.3%，農業總產值增長為4.2%。除原油增長幅度較大，達到21%外，棉花、鋼、原煤的生產均有所下降，財政收支方面也有7.7億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經毛澤東首肯，復出后的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并做主題發言。10月4日，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重新進入領導核心，同時又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順利當選第一副總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來總理，全面主持國務院工作，而“四人幫”集團成員僅得到文化部、衛生部和體育運動委員會三個部長級職位。組閣企圖遭到挫敗。但此次大會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鄧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嚴重制約。

1975年，是鄧小平復出后施展拳腳，實行全面整頓的一年。

在經濟領域，他要求整頓生產秩序，停止各地各單位的派系斗爭，逐步恢復停滯不前的生產，首先從鐵路部門開始，使鐵路運輸開始正常起來。在政治領域，整頓主要是以“解放老干部”為主，將許多因各種罪名蒙冤的干部從監獄、牛棚、農場解放出來，并部分恢復了他們的工作。此外，還包括文藝、教育、軍隊等方面的整頓，力爭在全國范圍內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僅僅一年的整頓，效果立竿見影，經濟迅速回升：1975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比上一年增長了11.9%，達4504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5.1%，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6%，除棉花產量繼續下降外，工農業主要部門全面增長。

在鄧小平主抓經濟和社會秩序整頓的同時，毛澤東沒有放松在思想理論領域對“文革”路線的捍衛。1974年10月20日，他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專門談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姚文元、張春橋為此先后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及《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等文章，還先后發動了“反經驗主義”“評《水滸傳》”等運動。

“四人幫”積極推行極“左”路線，必然會與鄧小平、葉劍英等堅持穩健作風的老干部們發生沖突。為此，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他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又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么照樣搞呀？為什么不和200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從這些批評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四人幫”的不滿，但也很難說他有從政治上根本解決“四人幫”的意圖。他的判斷是：“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

毛澤東搞平衡起用鄧小平，“四人幫”受到的最直接損失是，本來名義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體沉重的毛澤東依然把承認“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續其一貫路線，視為高于一切社會經濟現實難題的關鍵。此時，侄兒毛遠新作為毛澤東的聯絡員，在多次匯報中直指鄧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跡象。

比如他在一次匯報中說：“今年以來，在省里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2.批林批孔運動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編按：即謝靜宜，與遲群同為“文革”時極“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華）講了走后門的錯話干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面講的一大堆。3.對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兇些。”

還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些處處指向鄧小平“命門”的匯報對毛澤東產生的影響，很快就顯示了出來。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華大學的四位領導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了遲群、謝靜宜的不少問題。由于信件是通過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批示道：“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么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

“四人幫”以此批示為依據，于11月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發布周恩來逝世訃告時，控制宣傳的“四人幫”規定報紙用很小尺寸刊登周恩來遺像，并想方設法限制對周恩來悼念的報道，這與當時周恩來在中國民眾心中的地位極不相稱。

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就在華國鋒被任命當日，張春橋寫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么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號文件”是指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文件。張春橋這個“有感”，對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觸情緒強烈。

2月25日起，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陸續向地方上傳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

“四·五”質疑“文革”

同樣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

3月5日是“學雷鋒”紀念日，“四人幫”控制下的上海《文匯報》，刪去了周恩來表揚雷鋒精神的四句題詞。3月25日，該報頭版又發表《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話：“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這兩件事引起國內民眾極度反感，紛紛對《文匯報》提出強烈抗議。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學生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持續不斷，且規模越來越大，這成為稍后“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導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學的學生用油漆和柏油將“揪出《文匯報》的黑后臺！”“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等標語口號，刷在駛向全國各地的列車車身上。當天，王洪文對《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復辟制造輿論”。

王洪文的強硬表態，絲毫沒有改變事態的發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頭再次出現指名道姓的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這實際上已經將國內民眾痛恨“四人幫”、厭惡“文革”的立場公開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將上述情況定性為“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徹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后策劃人”和“謠言制造者”。

南京的抗議活動開始蔓延全國之時，3月30日，在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越來越多的人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周恩來。4月1日，“天安門詩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詩貼了出來：“欲悲鬧鬼叫，我哭財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這首詩被“四人幫”方面列為“001號反革命案件”，受到重點追查。詩的作者，是來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日后搜集整理的大量“天安門詩抄”顯示，這次運動既是民間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強烈抗議，也是對“文革”亂象的積極反思。

4月4日，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進入高潮，參與人次多達200萬。據統計，當天堆放在紀念碑前的花圈共有2073個，署名單位1400多個，被認定“惡毒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個案至少48起。在當晚緊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將悼念活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并決定予以鎮壓。

4月5日晚采取鎮壓行動后，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聽取北京市方面對此次行動的情況匯報，并將事件進一步升級為“反革命**性質”。隨后毛遠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于6日中午11時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如此大規模的民眾“對抗中央”的活動，必然會有人要付出代價，這就是鄧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政治局剛通過的兩個決議：《關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按照以往的一貫原則，鄧小平作為天安門“反革命**”的“總后臺”，性質極其嚴重。但最后處理時，“留黨察看”，也就是說，毛澤東手下留情了，鄧小平的錯誤終究不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按哪個方針辦？

1976年的中國，真可謂流年不利：1月8日周恩來去世，4月5日“天安門事件”發生，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毛澤東風雷激蕩的一生，也即將走到盡頭。他撒手人寰前不久，曾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及王海容（毛的表侄孫女，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等人，交待后事。

在這次自認“蓋棺定論”的談話中，毛澤東表示，自己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幾十年，把對方趕到幾個小島上去，此事反對的人不多；另外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說：“你們都知道，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顯然，毛澤東預見到了身后可能出現的局面，盡管不久前他還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但心里大概也清楚，黨內各派根本無法“團結”，而他也無能為力了。

9月9日零時剛過，毛澤東溘然長逝。

毛澤東去世當天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主題議程是討論毛澤東訃告和悼詞的文稿，江青卻向華國鋒發難，要求馬上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此事既不合常理和人情，也明白顯示，個性倔強且在黨政軍及民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鄧小平仍然留在黨內，對“四人幫”始終是潛在的巨大威脅。

另一個政治焦點是，毛澤東的最后遺言，到底是“照過去方針辦”，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僅從字面上看，這兩句話的意思幾乎完全一致，問題在于，前一句是由華國鋒傳達的，后一句則是出自“四人幫”之口。用誰傳達的遺言，則意味著誰在控制著中國政治和未來的話語權，也就意味著，誰是毛澤東真正合法的“接班人”。個中爭奪之激烈，可想而知。

9月16日，“兩報一刊”（編按：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是“文革”期間發布極左言論的主要官方喉舌）發表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在這篇社論中，“四人幫”突然拋出“按既定方針辦”的毛澤東“遺言”，姚文元又多次給新華社打電話，要求反復宣傳“毛澤東遺囑”。據不完全統計，自9月17日至30日14天內，《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紅旗》雜志、《學習與批判》雜志和新華社《內部參考》等7種報刊，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針辦”內容。

對此提法，華國鋒明確表示反對，10月2日，他在審閱外交部部長喬冠華草擬的聯合國大會發言稿時刪去了這句話，并說，毛澤東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但張春橋卻阻止這一批示下發。

10月4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梁效”的署名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中充滿了火藥味：“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表明，“四人幫”與華國鋒及老干部們的沖突，已到決一雌雄的生死關頭。人心向背 順逆存亡

不愿功虧一簣的“四人幫”發出公開挑戰，觸發了“文革”末期的中共的第二次“接班人”合法性危機。

毛澤東去世后，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不論在黨內還是在政府層面，都是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四人幫”無論采取任何政治行動，一旦繞過華國鋒這位最高領導人，都可能會被視為“篡黨奪權的陰謀”。問題是，“陰謀”確實存在，并且非常密集。

9月9日當天，遲群在其掌權的清華大學講話，公開表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白卷英雄”張鐵生在老家遼寧發聲唱和：“父親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

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擔心就在這里。”他還表示“華已經是一號人物了，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9月19日，并非政治局常委的江青提出，要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討論“重大問題”，參加人員由她指定——并非常委的江青本人及姚文元、毛遠新參加，而身為常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葉劍英，卻被排除在外。這遭到了華國鋒的斷然拒絕。

王洪文又在未經過政治局認可的情況下，讓手下以中央辦公廳名義給地方發通知：吊唁毛澤東期間發生重大問題，須直接向王洪文匯報，試圖切斷各省市自治區與政治局的聯系。控制媒體的姚文元指示新華社給江青寫效忠信，遲群、謝靜宜則以清華、北大全體師生員工家屬的名義給江青寫效忠信。9月28日，江青發話，要迎接“最盛大的節日”、等待“特大喜訊”。

這些“暗戰”中，最具威脅的，是在上海搞串聯以及試圖插手軍隊，為武裝奪權作準備。9月28日，張春橋委派王洪文的秘書蕭木給上海市委常委傳話——“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甚至還調動了沈陽軍區的裝甲師進京。

對廣大中國民眾來說，幸運的是，事情的最終發展并未如“四人幫”所愿。葉劍英建議“以快打慢”，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等人與葉帥通力合作，于1976年10月6日一舉逮捕了“四人幫”。

事后回顧，“四人幫”轟然倒臺，不僅僅因為他們慢了一拍。失去最有力的靠山毛澤東，他們很難再像過去那樣呼風喚雨，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十年“文革”中近乎瘋狂的表演以及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巨大傷害，已導致其徹底失去人心。相信經歷過1976年夏秋之間那次重大轉折的中國人，對此都深有體會。

所謂“失道者寡助”，信哉斯言！

而“四人幫”覆滅后的那段時間里，盡管鄧小平仍賦閑在家，但神州大地上上下下都渴望改變、渴望發展的力量，已如一股奔涌的洪流，難以逆轉。這位年過古稀的小個子，眾望所歸，即將可以甩開膀子“再干二十年”，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了。

第二篇：一個時代的剪影

一個時代的剪影

——《高考1977》觀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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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廖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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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

知識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就是老舍跳進天平湖的年代。

——王小波《知識分子的不幸》

1976年以后，當人們從那場無比瘋狂和荒誕的“大騙局”中恍然清醒之后，表現文化大革命主題的電影就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其中也不乏許多經典之作，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田壯壯的《藍風箏》、張藝謀的《活著》、姜文的《眼光燦爛的日子》等等，人們都從不同的視角沉重的畫面攝深入的表現那代人的生活，引人反思。王海洋的《高考1977》浩海如煙的電影中實在算不上是一部經典之作，電影表現出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意蘊內涵不足，情節也相對粗糙，男女主角的形象也不夠生動和豐滿，但是不能否認電影的主題價值，電影別出心裁的將聚焦點放在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的1977年——關閉了十一年的高考閘門首次開啟，這一年的高考凝聚了太多人的希冀，承載了太多的青春的夢想，這是一個民族對知識的渴求，更是我們祖國和民族的拐點。

電影敘述的是東北某農場的知青青年在1977年前后發生的事情。70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他們更單純、更熱情、更守紀律，更愛國，但同時也更倒霉，因為他們成長在一個不理智的年代，在他們的人生剛剛開始飛揚的時候，被一種極大的盲目的狂熱情緒所感染，紛紛離開學校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們的內心滿懷崇高感和自豪感，很多年輕人做了巨大的自我犧牲。后來才發現原來這種犧牲毫無價值。那時候他們還是孩子，在農村條件艱苦物質匱乏，他們想家想爸媽想讀書，可是回家遙遙無期。知青青年在日復一日的單調艱苦的勞動中被折磨的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們的內心孤獨而苦悶，直至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他們猶如在絕望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電影中的很多關于友情愛情和親情的情節，都蘊藏著各種活生生的人性情愫，彰顯出人性復蘇的光輝。

故事的結局是歡喜的，帶著理想主義的色彩，所有的矛盾沖突都在互相理解中悄然冰釋，農場里的大多數知青青年如愿以償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大學，結束了那種暗無天日的勞作生涯，開始了新的生活。雖然故事發展中也又幾處沉重的筆調，如張國強的絕食抗爭，小根寶的死亡，潘志友的棄考等，但是在那場巨大民族悲劇的大背景下，整個民族都為那個嚴重的歷史錯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相形之下，個人的這些犧牲似乎太微不足道了。我想這是導演有意將那段歷史的悲劇色彩淡化了，把那段心酸的歷史變為回憶中的暖色，畢竟30過去了，時間給了那段歷史一個公正而深刻的認識，他們那代人獨有的奮斗，思索，烙印和選擇也逐漸顯露其深刻的意義，回望那段時光，原來承受過的苦難沉淀為豐富的閱歷，他們那代人成為了中國社會建設的中流砥柱。

那段歷史已經永遠的過去了，現在所有的青年都擁有了接受教育的權利，社會對知識分子也越加重視。就如汪曾祺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始終是善良的。除了已經死掉了的，大多數人都還在努力的工作，認真的生活，一來他們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要做點事，二來是對生他們養他們的祖國依然深懷感情，但是要恢復年輕時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透了看淡了，對現實多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怵的，人的心，是脆的。對于這段歷史，我們是不能忘記的，它時刻提醒著當政者，為政必須謹慎，更重要的是它引起我們的反思，如果一個國家的命運如果僅僅掌握在一個或者幾個人手中，那么這個民族是危險的。所幸我們的社會已經清醒的意識到了這一點。

對于一個幅員遼闊而又歷史悠久的國家來說，道路難免曲折，但是前途始終是光明的，因為這個母體中有一種創造的新生力量洶涌滌蕩，吐垢納新。這是我們深刻樂觀的基礎。

第三篇：《世說新語》：一個時代的縮影

《世說新語》：一個時代的縮影(轉貼)

《世說新語》是對中國文學乃至思想文化，特別是士人精神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一部古典名著。它以生動傳神的筆觸，優美精煉的語言，分門別類記錄了漢末、三國、兩晉人物的遺聞軼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別是士族階層，廣泛反映了魏晉時代兩百多年間的政治斗爭、學術思想和社會風尚，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正如吾師行需先生所言：“雖系小說家言，未可直以小說視之。其于魏晉社會政治、哲學、宗教、文學以及士人之生活風貌、心理狀態，莫不有真實記錄。”宗白華先生甚至拿《世說新語》來指稱漢末魏晉六朝這個時代，稱之為“世說新語時代”。用一部書來代表一個時代，除了孔子的《春秋》，在中國歷史或中國文化史上恐怕是少有的現象。因此，自其問世一千五百余年來，《世說新語》頗得文人學士愛賞，為案頭必備之書。

《世說新語》分類系事，內容十分豐富。全書分為三十六篇，也就是三十六個門類，首列《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篇，即是所謂的“孔門四科”。這四篇不僅排列在最前面，而且分量也很重，其中《言語》和《文學》都在一百則以上。這四篇整整一卷，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篇幅。因此有人便以為《世說新語》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前四篇源本儒術，是全書的本體，為經；后三十二篇為緯，前后互相發明。實際上，《世說新語》的內容并非如此“經”、“緯”分明，以孔門四科居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尊儒的思想，但就全書而言，內容還是較為復雜。后三十二篇大體上可分為褒賞和貶斥兩大類型：《方正》、《雅量》、《識鑒》、《品藻》、《規箴》、《豪爽》、《自新》、《棲逸》、《賢媛》等篇屬褒賞類；《寵禮》、《任誕》、《簡傲》、《輕低》、《假譎》、《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紙漏》、《惑溺》、《仇隙》等篇則屬貶斥類。書中那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放舉動，如劉伶的裸形與嗜酒，阮籍的蔑視禮法，編者都把它歸在帶有貶斥之意的《任誕》篇中。《任誕》篇中還錄有王恭的名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玩味這段話的意思，似乎帶有對名士的輕視和嘲諷。但是，書中同時也有大量稱羨清談名士，暢揚老莊之學的內容，如玄學家們談重論道的場面和風姿，以及他們論辯的玄理，不僅在屬于褒賞的《雅量》、《識鑒》、《品藻》等篇中有充分的反映，而且在屬于“孔門四科”的前四篇中也隨處可見。由此可知，認為《世說新語》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說法未必符合作品的實際情況。事實上，魏晉時代，儒學式微，玄風大暢，這是一個精神極為自由、思想極為解放的時代。《世說》一書倒是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代特征。

《世說新語》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和險惡殘酷的政治斗爭，并廣泛反映了士族階層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批判作用和認識作用。例如，《尤悔》篇記載魏文帝毒死其弟曹彰，母后向他求饒：“汝已殺我任城（曹彰），不得復殺我東阿（曹植）”，但后來曹植還是被文帝迫害抑郁而死。此篇還記載了丞相王導為晉明帝陳說晉得天下的秘訣：“誅夷名族，寵樹同亡”，這便是統治階級自供的“統治術”。《汰侈》等篇描寫官僚士族階級的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他們爭豪斗富，暴珍天物，簡直駭人聽聞，令人發指。例如，王武子用人乳喂豬；王愷用飴糖洗鍋；石崇用蠟燭燒飯等等。石崇是個大官僚，又因搶劫而成巨富，他家的廁所常有十余婢女侍立，上完廁所要更換新衣，弄得客人都不好意思去上廁所。他宴請賓客，常使美人勸酒，如果客人不飲，就把美人殺掉。一次宴請丞相王導和大將軍王敦，王敦故意不飲，石崇連斬三美人，他還不肯飲，王導勸他飲，這位大將軍卻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如此兇殘暴虐，哪里還有半點人性！

《世說新語》具有很高的文學成就，這一點古人早已有所認識。宋高似孫《緯略》云：“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宋劉辰翁等批點《世說

新語》本有王世《序》云：“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溉，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尤能令人舞蹈，若親睹其獻酬。”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讀其語言，晉人面日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

我們說《世說新語》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并不是說不存在小說的因素，因為小說在一些基本文學手法上與其他文體是相通的。在我看來，《世說》的文學成就突出地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人物的刻畫，一是語言的運用。

《世說》全書涉及各類人物多達一千五百余人（包括劉注），刻畫了許許多多謦咳猶存，栩栩如生的魏晉人物，如“竹林七賢”及陸機、陸云、張華、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孫綽、殷浩、劉J炎、王衍等清談名家；王導、謝安、桓溫、陶侃、顧榮等名臣名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和顧愷之等書畫大家……真可以稱得上是這一時期名士的人物畫卷。我們常說的“魏晉風度”、“名士風流”就是通過《世說》中這些人物活脫脫地表現出來的。

《世說新語》刻畫人物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在比較中刻畫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篇“管寧與華歆共園中鋤菜”，《方正》篇“陸機與陸云對盧志問”，《雅量》篇“謝安與王坦之赴桓公宴”等都是通過比較來突出人物性格，顯示人物優劣的。第二，善于抓住帶有個性化的言行舉止，寫出人物的神韻。《世說》往往通過一、二特異的言行，使人物在簡短的篇幅中神情躍然，氣韻生動。例如人們所熟悉的故事王羲之“東床坦腹”（《雅量》），就十分生動地表現了他們率真任性、通脫超逸的神韻。再如《任誕》篇寫劉伶裸體和阮籍宿鄰婦等狂放之舉，亦屬此類。第三，注重細節描寫。《世說》盡管篇幅短小，但在短小的篇幅中卻常有精采的細節描寫，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雅量》篇寫顧雍與客下棋，忽聞喪子，神氣不變，繼續下棋，“以爪掐掌，血流沾褥”。這一細節便具體而生動地表現了顧雍臨大事而不亂方寸的堅毅性格。其他如夸張、比喻、心理描寫等手法在《世說》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運用。

《世說新語》的語言極具特色，日本文化年間（相當于清嘉慶年間）恩田仲任所撰《世說音釋》一書，前有營原長親《序》云：“《世說》之書，玄旨高簡，機鋒俊拔，寄無窮之意于片語，包不盡之味于數句。”這已概括了《世說》的語言特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謂“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講的也是語言風格問題。

《世說》的語言有兩大特色：一是簡約，二是口語化。《世說》的語言高度簡煉而又雋永傳神，極富表現力。語言的簡約，既是篇幅短小的必然要求，也與當時談玄的風氣密切相關。清談家十分注重語言藝術，講究含蓄和雋永。《品藻》、《賞譽》等篇中，品題人物常常僅用幾個字來概括一個人的品性特征。如《品藻》篇第三十六則：“撫軍問孫興公云：?劉真長如何？?曰：?清蔚簡令。??桓溫如何？?曰：?高爽邁出。??謝仁祖如何？?曰：?清易令達。?……”還有用兩個字品題人物的，如“標鮮”、“穆少”、“清通”、“徹朗”等等。如此簡約的言辭，在其他書中恐難見到。至于語言的機智，應對的巧妙，常常令人驚嘆不已，拍案叫絕。例如孔融與陳韙的應對（《言語》），鄧艾口吃與晉文王相戲（《言語》），嵇康樹下鍛鐵與鐘會相譏（《簡傲》）等等，不勝枚舉。

《世說新語》中保存了大量的六朝口語，由于歷史的演進和語言的變化，成了我們今天閱讀的語言障礙。例如，“阿堵”、“如馨”、“寧馨”、“蘭閣”等口語方言或梵語詞匯，既使《世說》帶有鮮明的時代和地域特色，增強了語言的通俗性和文學性，也給我們的閱讀帶來了困難，如果不借助注釋根本無法讀懂。因此，我們在注釋的時候，盡量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幫助大家掃清這些“攔路虎”。另外，《世說》的語法和虛詞的使用，因為接近口語，也有一些特別之處。正因為《世說》具有口語化的特點，被稱為中古漢語的“活化石”，許多語言學家把它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

第四篇：一個時代的俠骨柔腸

一個時代的俠骨柔腸

《 光明日報 》（2011年10月20日 13 版）

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霍達積極參政議政。

霍達說：“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給自己的定位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秘書。”

1971年，畫家王為政為愛妻畫像。

伉儷情深

霍達與冰心先生

她著一身家常便服，隨性、樸實、爽朗。說話時，整個人都會變得抑揚頓挫：時而低眉斂目，柔聲細語；時而一板一眼，繪聲繪色；說到不平處，橫眉怒目，聲音也高了八度，仿佛隨時會拍案而起。

一位有著充沛激情和正義感的女作家——這就是我對霍達的第一印象。

故人故事：活在文學中

提起霍達，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禮》。這部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被冰心老人譽為“奇書”的小說，問世20多年來，數十次重印，達數百萬冊，至今暢銷不衰。在信息多樣化時代，顯示出純文學的強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禮》中的眾多人物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原型是誰？那位在玉的長河中沉浮一生的韓子奇，那位以短暫生命贏得無數讀者的深深憐愛和感嘆歔欷的韓新月，那位用文弱書生的雙肩撐起愛的天空的楚雁潮……他們和作者有著怎樣血肉相連的關系？20多年來，不斷有讀者向霍達詢問這樣的問題，有的甚至在信中說：“天兒涼了，代我向韓子奇一家問個好吧！”

這些看似“癡情”的問題，讓霍達無比欣慰，她卻不能滿足讀者這真誠、樸素的要求。因為對于小說創作而言，虛構不僅難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須的，誠如魯迅所說，“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不能等同于藝術形象，如果一切都是現成的，作者只是記錄下來，那豈不是太無能了？如果原型、素材比小說更生動、更精彩，還要小說干什么？霍達決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韓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韓新月、楚雁潮……這些人物，都是已經完成了的藝術形象，在讀者心中活了起來，就讓他們在你們心中繼續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禮》貼吧引起熱烈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何時能把這部書搬上熒屏。讀者甚至討論起角色的分配：當下走紅的影視明星，誰最適合演韓子奇、韓新月，楚雁潮又非誰莫屬？據說，多家拍攝單位都曾找上門來，希望獲得拍攝電視連續劇的授權，并且不惜付出天價片酬，卻一次次被霍達婉言謝絕。

霍達說，她創造了各色人物，也深愛著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有一千個韓子奇、韓新月、楚雁潮，一旦化為具體的影像，也許難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筆下的“生命”被扭曲、異化，與其如此，不如讓他們仍然以文學形象留在世間。

這個回答似乎讓人意外，卻也在情理之中，這正是霍達一向對于寫作的全情投入與嚴肅態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禮》是霍達銷量最大、讀者最廣的作品，如果拍攝成電視連續劇，受眾面必將更加大大擴展，也許會創造一個收視率奇跡，但她并不把銷量和票房等同于文學價值。對于文學，她有著獨到的理念，并以整個人生踐行。

報告文學：吶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蘇某縣發生了一起由于鄉干部催糧引起農民喝農藥自殺身亡的事件。霍達從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節前夕，她與人民日報記者高寧一起趕赴發生此事的縣里采訪。

當地領導千方百計阻撓：“哎呀，路太遠，要走十幾里山路。車子開不過去……” 霍達堅持：“不管路多遠，我們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車，請兩位記者參觀糕點廠和雨花石廠，她們哪有這個心思？下午5點鐘，那人又說：“縣委來電話了，宴會都準備好了，等著你們呢，咱們得往回趕！”

霍達說：“人命關天，還吃什么宴會？快走吧！”

趕到村子時，天已經黑了。當地干部沒讓她們進村，在村外一間廢棄的空房里，她們終于見到了 死者的妻子，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婦。她的丈夫因為不配合納糧，遭干部捆綁，不堪受辱，服毒自盡。農婦不擅言辭，只會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沒得用了！”這哭喊，道出了她的柔弱無助，丈夫（在當地干部的口中只被稱為“那個男勞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沒得用了”，誰來為她伸冤呢？

霍達把這吶喊寫進報告文學《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發表在《中國作家》1989年第4期，《報告文學選刊》1989年第6期轉載。文章關注的是糧食問題。1984年我國糧食大豐收，使高層過高地估計了農村的經濟形勢，過高地估計了“包產到戶”的威力，忽視了對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繼續創造，農業投入逐年減少。此后連續4年，糧食產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干部為了完成糧食訂購任務，甚至上門搶糧，干群關系緊張。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糧食減產，全世界面臨糧荒。霍達以沉重的筆寫道：“神農氏的子孫在尋找出路，我們已經不再具備?失誤?的資格。”“未來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現?失誤?，我們連糾正的機會都沒有了！”

文章面世，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有質疑和抵制的聲音，說此文是“給社會主義抹黑”。

我問“您當時覺得有壓力嗎？”

她答：“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的確，霍達無需害怕，她牢牢把握著行文尺度，大量的采訪調查和一手材料，讓其作品無懈可擊。

霍達另一部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文學，是描寫中年知識分子生存與死亡狀況的《國殤》。促使霍達關注這一問題的人，是與她同住一幢樓的鄰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工程師，他以首創的“負特征角斜軋理論”，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傳統，獨辟蹊徑，設計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徑與特大直徑的無縫鋼管軋機。1986年，高建民的這一創造發明已申請了國內外專利，一旦得以確認，我國在無縫鋼管的軋制理論和應用上都將躍居世界領先地位。

然而，當他以必勝的信念準備最后的答辯之際，卻查出患有腦部膠質瘤，危在旦夕。手術前醫生問他：“你是要生存質量，還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臨殘酷的自我抉擇。選擇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腫瘤隨時可能復發。選擇后者，生存期或許能夠延長，但會喪失工作能力，苦戰多年的研究成果將功虧一簣。死神在拷問一個大寫的“人”，高建民毫不猶豫地回答：“要生存質量！”

這一答案讓霍達震動。她親眼看見手術后的高建民戴著個帽子匆匆奔走，為他的無縫鋼管進行最后的沖刺。霍達也在與死神搶時間，對這個視死如歸的硬漢進行跟蹤采訪，寫成了《國殤》中這一撕心裂肺卻又慷慨悲壯的章節，沒等到文章發表，高建民就辭世了，年僅45歲。

與高建民接踵而去的，還有著名數學家張廣厚、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員王振泰、農大講師謝以銓、北師大講師徐志英，一個又一個，英年早逝。很難描述一場場死亡給霍達帶來的沖擊：“我那時還年輕，如果是現在，不光是體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連續的強烈刺激了。”據當年統計，我國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遠遠高于老年人，我國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壽命比全國人均壽命要短十年。在祖國經濟騰飛的時候，中年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窘況讓她悲憤，她大聲疾呼：“為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搶救我們的國寶！” 《國殤》發表后，《新華文摘》立即轉載，當年88歲高齡的冰心老人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淚寫下評論：“《國殤》的作者，聽說是一位女作家，沒有同她見過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氣，她把半邊天撐起來了！我向她致敬！”

補天的人：以文學手段再現這段歷史，在我之前沒有人寫

1982年，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將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那“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達的創作熱情，為香港寫史的念頭就此萌發。在經過長時間的讀書準備之后，1994年，霍達南下香港，開始了歷時三年往返京、港兩地的采訪和調查研究。

這是一塊很硬的“骨頭”。要想在歷史框架下創作小說，首先必須將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許多民間資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猶如海底撈針。

霍達初到香港時，十分艱苦。她早晨8點起床，有時走訪到深夜12點才搭上地鐵末班車，回到住處。給家里的電話簡短至極：“我今天沒事，平安。”然后整理資料，準備次日的工作。全部妥當后，往往已是凌晨兩三點，靠四片安眠藥才能朦朧睡去。

香港有句諺語：“有錢到香港，沒錢沒話講。”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錢，大把地花錢。一次，丈夫來電：“錢還夠嗎？”

答：“還夠一張機票錢，我得回北京了。”

那邊說：“你箱子旁邊的袋子里，我還放了一萬塊錢。”

就這樣，又可以多采訪幾天了。

不是沒有“借水行舟”的機會。有關部門曾介紹霍達給一位香港富豪寫傳記，不但可以輕松解決在港的房、車問題，還付給天價稿酬：500萬港幣，這在當時——即便是現在，也不算少了。

霍達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為金錢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來香港，是為了寫百年滄桑史，而不是為了錢，否則，回去何以面對江東父老？”

這是響當當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貝多芬只有一個。

為了寫這部書，霍達讓自己成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專家。在中英雙方的檔案館、圖書館，她查閱了近千萬字的文獻資料。她對資料的愛護到了“強迫癥”的地步：每份資料都要復印三份，一份傳真回家，一份用快遞寄回家，還有一份隨身攜帶。“即使我飛機失事了，這些史料也不會丟失。”

她靠兩只腳踏遍港島的街頭巷尾，走訪各界人士數百人次。從港島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龍半島，翻越大帽山，從吐露港到大埔墟，從林村谷到石頭圍，從錦田到屏山、廈村，她沿著抗英志士的足跡到山村農舍去挖掘史料，記下的采訪筆記無法勝數。

她來到抗英義士鄧菁士生活過的村莊，她的真誠感動了鄧氏家族后裔。村民們捧出鄧氏家譜，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燈，找出抗英斗爭購買槍炮的賬簿……鄧氏家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對霍達說：“霍老師啊，我們是大清國的棄民。我們真沒想到，你來寫我們來了。”

歷史的碎片漸漸地拼合。然而，小說家的工作才剛剛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長達150年的歷史包容在一部小說之中，很難，因為不可能有一個150歲的主人公貫串始終，這是對作家的挑戰。

一個夜晚，霍達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個階段（第一次鴉片戰爭割占港島，第二次鴉片戰爭割占九龍，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發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總結，是三次事件的累積，離今天最近，從談判開始到拓界結束，整整一年。如果在這一年之內作文章，事件緊湊，人物連貫，戲劇性強，符合藝術規律。這一靈感給她帶來難以言喻的興奮，如同找到了“芝麻開門”的鑰匙！她把手頭的調查研究分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談判的來龍去脈，以及談判代表李鴻章、許應骙、張蔭桓，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的“底細”。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動，有關的文件、信件，總督卜力、輔政司駱克、警察司梅軒利等人物的籍貫、民族、履歷、性格、愛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對當時廣東省新安縣（現在的新界）領導抗英斗爭的五大家族，特別是鄧氏家族，對他們的家族史進行調查研究。四是對大清朝廷、兩廣總督衙門以及戊戌變法等相關事件和人物進行縝密的史實梳理。

此外還有一些旁及的領域，比如為了寫一位基督教牧師，霍達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還有香港的商人、傭人、苦力，當時的建筑、車、船、轎子、服飾、飲食，不同階層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語，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數。

還原了歷史，她便讓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場了：京師舉人易君恕、新界抗英義士鄧伯雄、英國牧師林若翰、林若翰的養女倚闌、香港商人遲孟桓，讓這些虛構的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一起，參與真實的歷史事件。“在歷史的縫隙里進行自己的創造，而又讓別人看起來渾然一體，這正是作家的樂趣所在”。

經歷漫長而艱苦的三年，1997年春，《補天裂》終于脫稿。

香港回歸前夕，《補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時出版，眾多報刊轉載、連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并且在7月1日零時之前，播出該書的部分章節，作為直播回歸儀式的前奏。此后，這部作品獲得第七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的長篇小說和同名電視劇兩個獎項，十年后又改編、重拍成電視劇《蒼天圣土》。

霍達毫不掩飾自己對這部作品的偏愛，因為它記載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史——“以文學形式再現這段歷史，在我之前沒有人寫”。

她至今記得走訪抗英義士故鄉錦田的一個細節。那正是清明時節，細雨如煙，她去尋找一處古跡——掩埋著抗英義士遺骨的“義冢”。錦田平原和周圍的山間開滿了黃白相間的小花，白茫茫一望無際，讓遠方來客的內心悸動不已。

她問當地人：“請問義冢在哪里？”

得到卻是漫不經心的回答：“唔知呀（不知道）。”

“唔知呀”——這是霍達在香港采訪初期無數次聽到的回答。對殖民記憶的麻木，對愛國志士的淡忘，對血淚歷史的懵懂無知，使她驚愕而又痛心。她竭盡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筆，把“無知”變為“有知”，用一顆赤子之心，喚醒民族的靈魂，補全殘缺的歷史。當她終于找到義冢，肅立在冢前三鞠躬的那一刻，長眠地下的抗英義士在她的心中復活了。

創作談：正直與誠實最重要

霍達在青年時代師從著名史學家馬非百研究中國歷史，最終并未走專門治史的路，而進了文學之門。這是不是一個誤會？霍達說，她至今感謝恩師馬非百，甚至覺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讀史，幾乎無以為文。

霍達最喜愛司馬遷的《史記》。她后來寫歷史劇，寫小說，寫報告文學，可以說，無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響和啟發。她也熱愛古典文學，尤愛蘇東坡和辛棄疾。蘇詞豪放，辛詞悲壯，二者均影響了霍達作品的精神氣質。

在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霍達喜歡《水滸傳》的張揚個性，喜歡《三國演義》的斗智斗勇，喜歡《西游記》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卻不喜歡孫悟空被緊箍咒逼著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難，也不大喜歡《紅樓夢》的脂粉氣。

這樣的閱讀偏好，使霍達的作品結構宏大、視野開闊、激情充沛。在她的字里行間，流露著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極為少見的俠義色彩和強烈的社會擔當感。常常有讀者發出這樣的感慨：“真沒想到，霍達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說、報告文學、影視和話劇劇本，霍達均有涉獵，且屢屢獲獎，偶有余興還喜歡賦詩填詞。她用錢鍾書先生的一句詩形容自己的創作體會：“尋詩爭似詩尋我。”這個“尋”，就是尋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總會有一種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經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來。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發掘出來。這個尋找的過程很折磨人，也很誘惑人。“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是創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驚喜和陶醉的時刻。

什么是作家必備的品質？霍達說：“第一條，天賦，包括與生俱來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誠實的人格。第二條，智慧，指的是豐厚的學養和表達技巧。第三條，韌性，就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刻苦自礪。”

最重要的還是第一條，“作家的赤誠與否是瞞不過任何人的眼睛的，有著卑劣靈魂的人寫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作家定位：做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秘書

霍達以十年為界，把人生劃分成不同的階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接連發表多部報告文學和長、中、短篇小說，包括《穆斯林的葬禮》。九十年代，她完成了長篇小說《未穿的紅嫁衣》和長篇報告文學《海魂》，苦心研究、采訪、創作三年，拿出了見證時代的歷史小說《補天裂》。

新世紀，她帶來了什么呢？

在這個“以人為本”的時代，她關注的是民生。從2008年起，霍達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萬戶的住房問題。京城房貴，居大不易。當代中國再沒有一個詞匯，比“房子”更能牽動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樓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斷垣殘壁，三三兩兩的“釘子戶”們，懷著焦慮也懷著夢想，在竊竊私語。霍達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傾聽他們的苦衷：幾輩子的老北京，憑什么搬到五環外頭去？開發商賣樓賺錢，憑什么讓我們給他騰地兒？她還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到拆遷現場調查研究，和有關人員座談，了解真實情況，探討政策得失。這一切，都濃縮、升華為沉甸甸的三幕話劇《海棠胡同》，2010年9月在北京公演。

貼近生活是《海棠胡同》的最大特色。舞臺上，四合院和新樓盤的爭奪，“釘子戶”和開發商的博弈，社會公平和市場杠桿的較量，一切仿佛都發生在我們身邊。該劇由霍達之子王劍男導演，薈集了宋春麗、郭冬臨、郭達、楊立新等明星大腕聯袂主演，觀眾反響熱烈，現場極其火爆。當演到梁德寶迫不得已在拆遷協議上簽字時，觀眾發出喊聲：“不能簽！”當著名詩人蕭穆的故居即將被摧毀之際，由宋春麗扮演的蕭穆遺孀、鼓書藝人蘇宛君擊鼓而歌，為這座老宅子和二百多年樹齡的名貴海棠獻上一曲挽歌，氣氛達到高潮。

霍達說：“無論社會怎么變遷，作為知識分子，都不可能也不應該放棄對祖國和民族命運的憂思，對時代走向的認知把握，對人生和人類前途的關注，這就是?士?的本質。無論到了什么時代，寫作畢竟不只是一個謀生手段，你生產的是精神食糧，總應該弘揚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古今中外，凡是優秀的作家，優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寫照，時代精神的代言。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給自己的定位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秘書。”

本報記者 吳叢叢

（本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第五篇：千萬別錯過的一個時代

錯過互聯網，你錯過的不僅僅是一次機會，而是一個時代-互聯網是一次新的商機，每一次新的的商機的到來，都會造就一批富翁。每一批富翁的造就是：當別人不明白的時候，他明白他在做什么；當別人不理解的時候，他理解他在做什么；當別人明白了，他富有了；當別人理解了，他成功了。今天，網上賺錢也是新生事物，在很多人還不了解的時候，你開始行動，你便搶占了商機，占領了市場的制高點。早一天了解，你就早一天離成功更近！”------李嘉誠 像上述告訴你互聯網是未來發展方向的言論，筆者能找到很多，我相信看了這篇文章的您也能找到很多，為什么所有人的言論都在肯定同一件事情呢？值得我們思考！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 1.2009年1月11日國內最大的網絡購物平臺淘寶網發布的數據顯示，2008淘寶網交易額突破千億元大關，比2007的400億元增加了100%以上。淘寶網2008年的交易額5倍于“沃爾瑪”2007年在中國的銷售額。而且，這一快速發展的勢頭還在延續，數據顯示，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2日一周內，淘寶網每天的交易額達到4億元，比去年同期整整翻了一倍。2.2008年5月15日，騰訊拍拍網公布了2008年第一季度的成交情況，2008年首季拍拍網的整體交易增長迅猛，交易總額與2007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38%。截止08年3月底，拍拍網的注冊用戶總數高達1.7億，其中賣家總數突破1400萬，整體用戶規模呈現快速上升的良好趨勢；08年第一季度，拍拍網的在線商品數也較去年同期增長了70%以上。3.2008年北京時間4月10日消息，據海外媒體報道，三星經濟研究所預計今年韓國通過網絡購物實現的銷售額將突破20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639.3億），有望超過百貨商店的銷售額。4.新華網東京6月28日電 據《日本經濟新聞》最新報道，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上財年里，日本全國通過電話購物、網上購物等在線方式完成的零售消費總額有可能超過百貨店、便利店等實體店鋪銷售的規模，由此可見互聯網給傳統生意帶來的無情的沖擊，而且任何人都無能為力，因為這是自然規律，人類必須是要進步的，想在危機中生存只有一條跟可走就是接受新想思，掌握先機，要不然你失去不是這一次商機，而是你幾代人幸福生活，沒有人會可憐你的，因為上帝只會幫助敢于走在前面的人，因為人類畢竟需要有勇氣的英雄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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