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來、演變與抉擇

“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來、演變與抉擇

疏導與規范的地名和諧之路

――“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來、演變與抉擇 作者：商偉凡

相傳很久以前，華夏大地洪水肆虐，鯀（gǔn）受命治水，9年間處處堵截仍歸于失敗；其子“禹”繼承父志，但順應“水往低處流”的規律，因勢利導，令洪水沿特定渠道（即今之江河）分流入海，水患自然平息??古往今來，我國“以人名作地名”的興衰又何嘗不是這樣？如果說，一味回避、簡單禁止并不可取，那光明的坦途又在哪里呢？ 由“禁”到“放”

地名，是文明人類區別各個地物的標識符號，是用語言、文字表達的各個地理實體的首要標志。“人”與“地”的親密無間，導致“人名”與“地名”的難解難分。試看：戰國“七雄”中的齊、楚、燕、趙、韓、魏、秦，哪個國名不是今天國人的姓氏之一？《百家姓》前列的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哪個姓氏不曾用在國內的地名之中？毫無疑問，人名與地名，地名與人名，相互都是一個重要來源。

在歷史并不久遠的西方國家，“以人名作地名”是一個隨處可見的人文現象：從美國總統華盛頓、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到航海家麥哲倫、胡安·費爾南德斯，以至羅馬神話中的火神烏爾卡諾（愛神維納斯之夫），不勝枚舉的人名被用作各種地名。我國的香港，曾被英國殖民統治近百年，可算世界上以人名命名街道最多的地方――涉及英國女王、內閣大臣、駐港軍政首腦、富商、傳教士等等，包括歷任28位香港總督中的26位，由現任女王得名的就有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城、維多利亞公園及維（多利亞公）園道。

在我國古代，以人們的共性標志“姓氏”命名的聚落數不勝數：今為中等城市的石家莊、張家口，河南省的盧氏（盧敖）縣、延安的楊家嶺、廣東的“韓江”（紀念唐代韓愈），抗日戰爭中晉察冀以殲滅戰聞名的“陳莊”、蘇中以保衛戰載入史冊的“郭村”??但是，以人們的個性標志“姓名”作地名的實在少見：山東有“孟良（北宋抗遼將領）崮”、東北有“張廣才（一說為人名）嶺”，河南西部有范蠡（春秋越國名臣）鎮，其他一時想不起來了。一個至少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何以至此？

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皇帝被神化為“真龍天子”，連同其父、太子的姓名都在“避諱”之列，涉及其字形、讀音的地名必須逐一更改：因犯后梁太祖朱溫之父朱誠名諱，聊城、鄄城2縣分別改為“聊邑縣”、“鄄縣”（今山東省境）；隋仁壽元年（617年），為避太子楊廣之諱，廣阿縣更名“象城縣”（今河北省境）；清宣統元年（1909年）即位的末代小皇帝溥儀，也不忘將河南蘭儀縣改作“蘭封縣”。歷代國君“率先垂范”并持之以恒，他人誰還敢心存“以人名作地名”之念！

1911年的武昌首義，摧枯拉朽，不僅推翻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而且結束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西方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之風吹來，從各個方面沖擊著千百年的封建禁錮：時興議會、選舉、自治，講求民族、民權、民生，廢州府、存道縣，男剪辮、女放足，革除“大人、老爺”稱謂，??“以人名作地名”的禁區，也被病逝的中華民國開國元勛、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號中山）首先突破―― 1925年4月，孫中山的故鄉、廣東香山縣更名為“中山縣”。以后20多年間，“中山路”遍及全國大中城市，“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等比比皆是，至今仍是我國擁有紀念性地名最多的人。“前有車，后有轍”。1943年10月，已故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故鄉、福建閩侯縣改稱“林森縣”；1944年8月，國民黨抗日殉國最高將領張自忠的犧牲地、湖北宜城縣改稱“自忠縣”。對辛亥革命元勛黃興、先烈鄒容等，相關城市命名了街道；對抗日殉國將領，如云南籍的王甲本（字立基），其故鄉富源縣中安鎮改稱“立基鎮”。

從后任國民黨領袖蔣中正（字介石）開始，“以人名作地名”已不僅用作對逝者的紀念：1932年，在其攻陷的鄂豫皖蘇區腹地設置“立煌”、“經扶”2縣，借以表彰衛立煌、劉峙（字經扶）的“剿共”之功；作為縱容個人崇拜的標志物，不僅城市里的“中正路”常與“中山路”并列，皖南還將明代的屯溪大橋改名為“中正橋”，“以紀念總裁領導抗戰之豐功偉績，并示國人于一步一趨之中不忘擁戴領袖之至意”（1944年8月29日《中央日報》）。為內戰陣亡的張靈甫設置“靈甫縣”，為胡宗南部占領延安命名“宗南縣”，均隨其軍事失敗而夭折。

抗戰勝利后，光復區當即更改日偽時期的殖民色彩地名，“以人名作地名”又掀高潮。在天津，“由北站以達市中心一大干線大經路，將成為中山路；莊嚴雄偉之銀行區中街，稱為中正路；商業區之舊日法租界兩大干路舊四號路及二十六號路，稱為林森路；由旭街至二十一號路稱為羅斯福路；與此線銜接之十一號路，稱為杜魯門路；聯系金剛與萬國鐵橋間之沿河馬路，稱張自忠路；素稱寧靜而美麗之住宅區倫敦路，稱為美齡路”（1945年12月21日中央社電）。在南海諸島，以古今有關人物命名15個地理實體，如：（林）道乾群島、費信島、鄭和群礁、（黃）森屏灘、楊信沙洲、南威（廣東省主席羅卓英字慈威）島、敦謙（接收該島的中業號艦長李敦謙）沙洲。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先后稱作蘇維埃區域、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長期處于敵強我弱、進退無常的戰爭環境，為紀念烈士修建的墓、碑、亭等往往遭敵方毀壞。如：新四軍第4師師長兼淮北軍區司令員“彭雪楓陵墓橫遭侵占半城（雪楓）鎮之蔣軍破壞無遺。??原四師及淮北軍區數千抗日犧牲烈士紀念碑，亦被粉碎”（1946年3月29日《新華日報》）。相比之下，“以人名作地名”兼有隆重、長久、簡便、安全的長處，很快成為戰爭環境紀念著名先烈的首選方式。除命名的鄉鎮、村莊、學校、橋梁、渠道外，據筆者統計，各時期、各地區冠以人名的縣份共計58個（內“子長縣”、“企之縣”均兩次命名）：

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命名的（黃）公略、彭湃、（惲）代英、（張）太雷、（羅）登賢等15縣；抗日戰爭時期命名的（周）建屏、（彭）雪楓、包森、趙（趙義京）陳（陳耀元）、（吳）芝圃等28縣；解放戰爭時期命名的（王）麓水、葉挺、（董）振堂、（郭）企之、（蕭）永智等11縣；還有中共方面紀念國民黨抗日殉國將領的（范）筑先縣、（武）士敏縣，紀念前北京政府愛國人士的紫石（韓國鈞）縣，紀念清代民間教育名人的武訓縣。其中，也有一個縣名紀念兩位烈士的，如趙陳縣；得名于睢杞太抗日根據地創建者吳芝圃的芝圃縣，是中共黨史中唯一以健在者名字命名的縣份。由“放”到“禁”

閘門一經打開，若不加節制，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以人名作地名”問題上，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歷經千辛萬苦的勝利時刻，狂歡的人們不容易保持往日的理智，常常把好事做過了頭：在蘇聯軍隊解放的東北大城市中，冠以外國人名的“斯大林廣場”、“高爾基路”等赫然入目；解放區一些地方，也出現濫用中共領袖名字作地名的現象。1946年6月18日，《新華日報》“批評與建議”欄目發表徐竟的文章――《革命領袖與烈士的名字不能亂用》：

“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機關，不慎重考慮紀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領袖的偉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紀念，隨便應用革命領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稱。如建陽上同鎮，原有十一條小街，現在都改名為澤東、陳毅、若飛、博古、鄧發、鼎丞、子恢、兆麟??等街。這樣將先烈和革命領袖的名字混用起來，使很多群眾分不清。”“應選擇確有值得永久紀念價值的偉大建筑或偉大事物來命名，并要呈請邊區政府批準。”

1949年3月，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籌建人民共和國的中共中央在冷靜思考：歷史上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勝必驕、驕必敗的教訓，新生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周期率，??于是，毛澤東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諄諄告誡：“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根據他的提議，會議為防止黨內的驕傲、腐化、個人崇拜作出6項具體規定，其中之一便是“不以人名作地名”。

建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1年12月發出《關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其中，“凡經反動政府用國內外反動分子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包括縣、市、鎮、區、鄉、街、巷、胡同等名稱），??一律予以更改”；“紀念革命先烈，一般用碑、塔等方式，不更改地名。但已經更改，并經該地上級人民政府批準或群眾稱呼已成習慣的，仍可沿用。”至此，戰爭年代由幾縣邊區組合或一縣析置的縣份多被撤銷，地域歸還原建制，來自人名的縣名隨之結束；而以一縣之地整建制命名的8個縣名得以保留，即：中山、左權、黃驊、靖宇、尚志、志丹、子長、子洲。

1964年12月，內務部“根據總理對地名審查更改的指示”，函請各省級政區人民委員會及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對所轄地區的縣市以上地名和對外有關系的重要山名、河名“進行全面審查”并提出更名意見，其中包括“以敵偽人員名字命名的”、“用外國文字或外國人名命名的”。次年2月，內務部部長辦公會議同意張克俠（林業部副部長）關于今后不以人名命名街道的建議，決定以內務部名義報請總理批準執行。據查：建國以來，國務院地名主管部門從沒有批準過任何“以人名作地名”的事項。

第一次全國地名普查開始后，國務院于1979年12月發布《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規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地名。”同時重申：“紀念革命先烈，一般不更改地名。但已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地名，并履行了一定審批手續，群眾稱呼已成習慣的，仍可沿用。”1986年1月，國務院發布取代該“暫行規定”的《地名管理條例》，沿襲“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的條文。顯然，國家顧及以地名紀念先烈的歷史原因和群眾基礎，對既往從寬、對今后從嚴。

“不以人名作地名”，由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為黨內規矩提出，又于1979年、1986年兩次載入國務院頒布的地名法規，實施57年來的成效如何呢？從目前的地名狀況看，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縣級及以上行政區域、山、河、湖、島等重要自然地理實體得到嚴格控制，其它方面并不“樂觀”，名字用作地名的正面人物幾乎應有盡有：古代的（禹）、近代的（劉銘傳）、現代的（雷鋒），政治的（文天祥）、軍事的（岳飛）、文化的（陶淵明），國內戰爭的（史可法）、抵抗外侵的（戚繼光），共產黨的（徐特立）、國民黨的（黃興），中國的（林則徐）、外國的（白求恩），??

――建國后，地方人民政府對職權范圍內的地名管理相對寬松，以人民軍隊英雄、模范名字命名的“基層”地理實體綿延不斷，如：（董）存瑞鄉、（黃）繼光鄉、歐陽海鄉、冷云村、楊連第火車站、（盛）習友路。“文革”后，又恢復了一批建國前使用的紀念性街道名，如：北京的佟麟閣路、趙登禹路、張自忠路，武漢的岳飛路、黃興路、蔡鍔路、郝夢齡路、劉家麒路、陳懷民路。某些專業部門，也在國際公有領域命名了南極（孫）中山站，或將太空發現的新星命名為“錢學森星”、“巴金星”、“楊利偉星”??

――1995年2月24日，上海市地名委員會發出《關于對張江高科技園區內規劃道路命名方案的批復》，同意對該園區內30條規劃道路的命名。其中，半數以上的道路得名于歷史文化名人，特別是有不少外國人，即：祖沖之路、徐霞客路、畢升路、蔡倫路、張衡路、華佗路、李冰路、沈括路、哈雷路、高斯路、愛迪生路、哥白尼路、達爾文路、伽利略路、牛頓路、居里路。此外，市區還另有郭守敬路、李時珍路、魯班路、法拉第路。

――2006年2月6日，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湖南省長沙縣先進性教育活動座談會上說：“這次來，先后到了開慧鄉、黃興鎮、江背鎮，考察和調研了開慧村、光達村、特立村，還專門用一天時間到了瀏陽市。一路上，我們瞻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故居、展館，還參觀了辛亥革命元勛黃興的故居和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的故居。”這段話涉及的5個歷史人物，既有清末的改良派譚嗣同、國民黨先驅黃興，也有中共先烈楊開慧，還有建國后的老一輩革命家徐特立、人民軍隊將領許光達。當前，以人名作地名的方式多種多樣：一是直接用本人的姓名或名，如吉安的文天祥大道、揚州的史可法路、哈爾濱的（趙）一曼街；二是用本人的字、號等：如上海的逸仙（孫中山）路、南昌的永叔（歐陽修）路、玉溪的聶耳音樂廣場；三是借用職位、尊稱等代表性稱呼，如延平（鄭成功封延平郡王）路、龍圖（包拯被尊稱“包龍圖”）路；四是采用其它命名方式，如湖南有炎陵縣、武漢有同時紀念辛亥3烈士的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路、福州派生的公交“林則徐紀念館（站）”。“疏導”與“規范”

“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 應當說，國家現行地名法規的分寸感是明確的：前一句是基本原則，冠以“一般”，表明國家不提倡也不完全反對，既要堅持黨的“不以人名作地名”的一貫主張，又要照顧歷史遺留的地名現狀，并為今后處理特殊問題留有余地。后一句特指問題的關鍵所在，又是對前一句的補充，冠以“禁止”，體現了國家的立場鮮明、態度強硬，全無商量、協調、讓步的可能。

不錯，地名作為社會公用的交際工具，必須由國家統一管理，否則就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例如，全國的民航機場、火車站、港口不能重名，這是絲毫不能含糊的。但是，如何管理卻是應當探討的、實踐的、與時俱進的。說得直白些，該管的要管住，不能讓國家法規成為被人陽奉陰違的擺設，或僅能自我束縛的枷鎖；該放的要放開，不能無視社會的進步與人民的觀念更新，抱殘守缺，讓故紙陳規成為阻擋歷史車輪的頑石。

事實上，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于“不以人名作地名”的規定，本意是“不以‘黨的領導人’名字作地名”，而不是泛指所有“人名”，這是會議“反對突出個人”的議題所決定的。若將會議作出的六條規定一并列出，其相互關聯的內涵、指向便可一目了然：“

一、不做壽；

二、不送禮；

三、少敬酒；

四、少拍掌；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

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然而，建國后“以階級斗爭為綱”，又是反對“封資修”，又是“厚今薄古”，除了當代民眾中的英雄模范，自然沒有什么人的名字可以作地名了。

禁止用“黨的領導人”名字作地名，初衷是防止個人崇拜，但實施范圍限定于“在世”者即可，如蘇聯最高蘇維埃于1957年9月11日命令：今后必須停止用活著的國家領導人、社會政治活動家以及科學文化界人士的名字，命名州、區、市、村、企業、集體農莊機關和團體。而我們近乎極端的做法，以后又因接受蘇聯劇變導致地名更改的教訓（斯大林格勒改為“伏爾加格勒”、列寧格勒改為“圣彼得堡”）得到強化。隨著時光流逝，已故領袖人物的名字通過大量紀念性建筑物加入地名行列，如：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上海的宋慶齡故居等等，這些標志性建筑物又可能派生鄰近的公交車站名。規定“不以人名作地名”的黨的第一代領導者，自然不必替前人考慮，而身后的局面卻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如前所述，對“不以人名作地名”冠以“一般”，有利有弊。在現實生活中，它實在是令這一規定形同虛設的根源所在：何為“一般”？沒有解釋；何為與之相對的“特殊”？也沒有界定，申報者能以命名理由“不一般”而繞過關口，也可自稱“特殊情況”而達到目的。同時，由于缺少硬性標準，行政管理者無所適從，難以把握、操作。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地方放心、大膽地在“一般”上做文章，只要法律未明令禁止的就干，造成國家在人名作地名問題上相當程度的失控。

一個人名能否成為地名，一個地名或“長壽”或“短命”，最終的裁判是人民，北京在春節“禁放”煙花爆竹12年后終于改為“限放”就是明證。孰不見“文革”動蕩中，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為他從住處到工廠勞動的方便，善良的工人們開辟了一條2公里長的特殊小路，并私下把它稱作“鄧小平路”――正所謂：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我們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檢驗的唯一標準是實踐。環顧當今世界，“以人名作地名”正在怎樣熱烈地進行呢？且看：

國際上，柬埔寨首都金邊、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各有一條“毛澤東大道”，吉爾吉斯一座高山在1950年即以“毛澤東”為名，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的大學路更名為“周恩來路”，美國紐約以中國近代禁毒先驅命名了“林則徐路”；國內，為“著力塑造江西人的新形象”，有人提出在南昌以八一起義領導人的姓名或字命名“周恩來路”(或“翔宇路”)、“葉挺路”(或“希夷路”)、“朱德路”(或“玉階路”)、“賀龍路”(或“云卿路”)、“劉伯承路”等；吳承恩、周恩來故鄉的淮陰工學院，征集入圍的校園地名有（吳）承恩廣場、翔宇（周恩來）廣場、周恩來路、關天培路、吳承恩路、韓信路、梁紅玉路；??

可見，“以人名作地名”是國際公認的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是弘揚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途徑，是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舉措。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當年就曾為北京第一家私營賓館題寫“兆龍飯店”，并不顧慮它是以香港企業家名字命名的。對此，封建主義的“禁錮”無異抽刀斷水，既不明智又是徒勞的；資本主義的“放任”也不可行，“以人名作地名”畢竟不是隨便誰都可以獲得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化消極為積極、變被動為主動的“疏導”與“規范”。

作為一種崇高的紀念形式，“以人名作地名”的理想人選主要有兩類：一類超越時代和國度、為全人類所敬重，即對人類文明、進步貢獻突出的科技、文化、教育等歷史名人，如孔子、張衡、陶行知；一類超越黨派和階級、為國家民族所推崇，即在特定歷史時期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推動經濟發展的已故英烈、模范和領袖，如臨汾市堯都區、合肥（劉）銘傳鄉、上海（謝）晉元路。民眾愿用已故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似不必刻意禁止，這不正是對黨的先進性、社會主義優越性和馬列主義生命力高度自信的表現嗎？不過，人選應限制在“蓋棺論定”的正面人物，對尚存爭議者可暫不考慮。

在未來的地名法規中，與其回避現實而沿襲“一般??”、因噎廢食而固守“禁止??”，不如順應世界潮流，明確宣布提倡、準許什么，即：對于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弘揚民族文化、促進社會發展有突出貢獻的歷史人物，國家可以其名字命名適當的地理實體。這里，也應包括為我國革命與建設作出杰出貢獻的外國人，如印度的柯棣華、美國的斯諾、前蘇聯的庫里申科、波蘭的希伯。所謂地理實體的“適當”，是指該地最好與被紀念者有著特殊關系，如原籍、建功處、犧牲地或相關歷史事件發生地等。

斗轉星移，大浪淘沙。雖說地名貴在“穩定”，但無論是官辦、欽定的還是外人強加、斥資購買的，地名的新生與消亡此伏彼起，世代不息。生死興衰，究竟“誰主沉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語）。

（作者工作單位：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第二篇：長江經濟帶開發開放戰略由來與演變

長江經濟帶開發開放戰略由來與演變

鄒煒龍

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非常重視長江“黃金水道”的治理與開發。建國以來，特別是1954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后，中央即決定全面開展長江流域規劃工作，責成長江水利委員會(簡稱長委會，1956～1988年改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負責編制長江流域規劃。據有關資料統計，長辦在1959年就制定了《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要點報告》，1983年國家對該報告進行修訂補充。

20世紀80年代，國內著名經濟地理學家陸大道在80年代末就提出“T”字形的發展戰略，即由沿海為一個戰略軸線，沿江為主軸線形成的整體空間格局。1987年完成的《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草案）》明確以東部沿海地帶和橫貫東西的長江沿岸相結合的“T”型結構為主發展軸線。1990年2月完成的《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文本進一步表述為“2000年前后，我國生產力布局以沿海、沿長江、沿黃河為主發展軸線”。

1990年國務院以國發[1990]56號文批準了《長江流域綜合規劃簡要報告》。并于1990年9月21日發出通知，要求有關地區和部門貫徹執行。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把加快長水運主通道建設作為加快西部大開發的主要措施之一，寫進中央“十五”計劃建議。國家“十五”西部開發總體規劃明確提出重點建設長江中下游內河航運基礎設施，打通西部地區溝通東部地區的水運通道。

1992年的“十四大”曾提出以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帶動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岸地區發展。但因各種原因，浦東開發帶動流域發展的戰略實施不是很連貫，后又逐漸被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層出不窮的區域戰略所替代。到90年代初中期，長江流域經濟基本上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2005年長江沿線七省二市在交通部牽頭下簽訂了《長江經濟帶合作協議》，但“流于形式，效果太差”。有學者指出，由于各省市都想唱主角，不愿當配角，“長江流域經濟實際上一直是被割裂了的”。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 起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以省會城市和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的中心城市為依托，加快發展沿干線鐵路經濟帶和沿長江經濟帶。”這意味著長江流域的新一輪開放開發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長江流域各省市也積極推進沿江地區開發，如長三角地區的開放開發、皖江城市帶的建設和長江上游經濟區的開發等。

在這些如火如荼的區域發展態勢中，尤以湖北省推進長江經濟帶開發成效最為顯著。2008年12月，湖北省委九屆五次全會提出“兩圈一帶”戰略，即在繼續推進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同時，建設湖北長江經濟帶。湖北區域發展戰略逐步完善為“兩圈一帶”戰略。之后出臺的《湖北長江經濟帶開放開發總體規劃（2009-2020）》大手筆提出依托長江“黃金水道”，打造湖北長江經濟帶綜合運輸通道，最大限度地發揮長江的綜合運輸效益。

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頒布實施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了我國國土空間開發的三大戰略格局。在“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中，沿長江通道是我國國土空間一級開發軸線，下游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國家重點推進的三個特大城市群之一，也是世界十大城市群之一；江淮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是國家重點開發的大城市群和區域性城市群。

2012年12月，國務院又以國函[2012]220號批復了《長江流域綜合規劃（2012～2030年）》（以下簡稱《規劃》），并要求認真組織實施。《規劃》是長江水利委員會在水利部的領導下，組織委內參編單位和長江流域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有關部門編制完成的，根據《規劃》，到2020年，長江流域重點城市水能資源開發利用程度要穩步提高，航運體系不斷完善。

2009年以來，長江沿線七省二市不斷地共同請求中央，“將長江經濟帶的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此請求亦引起學界、眾多專家的呼應。

到了2013年，轉機出現。總書記7月21日考察湖北時指出，“長江流域要加強合作，發揮內河航運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李克強總理9月21日在國家發改委呈報件上批示：“沿海、沿江先行開發，再向內陸地區梯度推進，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律。請有關方面抓緊落實，深入調研形成指導意見，依托長江這條橫貫東西的黃金水道，帶動中上游腹地發展，促進中西部地區有序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打造中國經濟新的支撐帶”。

9月23日，國家發改委會同交通運輸部在北京召開了關于《依托長江建設中國經濟新支撐帶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研究起草工作動員會議，《意見》要求從綜合交通、產業轉型、新型城鎮化、對外開放、生態廊道和協調機制六個方面再造長江經濟帶。至此，長江經濟帶的開發終于再次被國家層面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