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紅軍長征的資料簡介

? 關于紅軍長征的資料簡介

關于紅軍長征的資料簡介

一，關于紅軍名稱來歷：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名稱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秋收起義的工人，農民，自衛軍上井岡山時名稱是“工農革命軍”。其他地方起義部隊名稱，有農民革命軍，土地革命軍，農民革命團等等。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規定，黨所建立的軍隊名稱是工農革命軍。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正式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此時共產國際建議使用工農紅軍的名稱。1928年5月25日黨中央發出第51號通報，規定黨領導的武裝部隊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協議。紅軍主力部隊于1937年8月改編為“八路軍”。南方8省邊界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于1937年10月改編為“新四軍”。1946年秋“八路軍”“新四軍”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二，關于紅軍的發展：1927年“八.，一”起義后，黨在各地發動農民工人開展武裝斗爭，主要有：1秋收起義；1927年9月9日，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革命軍人，農軍，工人起義，10月下旬到達井岡山建立根據地。2海陸豐農民起義；1927年10月，彭湃領導農民自衛軍起義。3廣州起義；1927年12月1日，張太雷，葉劍英，聶榮臻，葉挺等領導革命軍人，廣州工人起義。4湘南起義；1928年1月，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在湘南發動農民起義，3月轉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5弋橫起義；1927年11月，方志敏領導江西農民起義，建立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6黃麻起義；1927年11月，潘忠汝，吳光浩，徐海東等人領導的紅安，麻城兩縣農民起義，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7渭華起義；1928年春，劉志丹，謝子長領導渭南，華縣的學生，農民，革命軍人起義。8平江起義；1928年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的革命士兵和農民起義，主力部隊轉到井岡山。9百色起義；1929年12月11日，鄧小平，張云逸，韋拔群領導廣西右江的革命士兵，農民起義，開辟了右江革命根據地。10鄂東南農民起義；董必武領導。11確山農民起義；揚靖宇領導。12湘鄂邊武裝起義；賀龍，周逸群領導。13龍巖起義；鄧子恢領導。14永定起義；張鼎丞領導。15瓊崖起義；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等領導。全國各地先后有一百余次的武裝起義，各地起義的農民，工人，革命士兵，一部分成為紅軍，至1933年第五次?圍剿?前，紅軍總兵力約計30萬人。

三，關于紅軍四支部隊的長征時間；第一支，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五個軍團，教導師，中央機關8萬6千人于1934年10月16日至21日，分別從長汀，寧化，瑞金，于都等地出發，經過11個省區，行程2萬5千里，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部隊剩有6千余人。第二支，紅二方面軍二個軍團2萬余人于1935年11月19日，從湖南桑植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甘肅會寧。部隊剩有9千余人。第三支，紅四方面軍10萬余人，于1935年3月28日，從四川蒼溪出發，1936年10月8日到達甘肅會寧，部隊剩有1萬3千余人。第四支，紅25軍于1934年11月16日數千人，從河南羅山何家沖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陜西延川，合編為紅15軍團，11月3日編入紅一方面軍。四，關于各路紅軍在長征過程中會師；各路紅軍在長征中有六次大的會師，按時間順序，第一次是1935年5月1日劉志丹領導的陜北紅軍與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會師，組成紅軍第15軍團。第二次是1935年6月15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組成左路軍由張國燾指揮，右路軍由毛澤東指揮，左路軍因張國燾分裂，紅四方面軍所有部隊（包括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和左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沒有按計劃北上。第三次是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徐海東，程子華，劉子丹領導的紅15軍團在陜北保安縣吳起鎮會師。第四次是1936年6月22日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與賀龍，任弼時等領導的紅二軍團，紅六軍團（7月2日紅二，六軍團，紅32軍組成紅二方面軍）在四川甘孜會師。第五次是1936年10月9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縣城會師。第六次是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縣以東的將臺堡會師。至此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縣的會師，宣告紅軍長征結束。12月7日，統一的中央軍委組成，毛澤東為主席。五，紅軍長征中的幾次重要會議：1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2兩河口會議（確定北上的戰略方針）；3沙窩會議（說服張國燾組建左右路軍）；4巴西會議（決定迅速脫離險區繼續北上）；5俄界會議（作出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6班羅鎮會議（決定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7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六，各路紅軍中的主要領導人和著名將領；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毛澤東（軍委主席，三人指揮小組成員），周恩來（三人指揮小組成員，總政委），朱德（總司令），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總參謀長）彭德懷（軍團長）林彪（軍團長）羅榮桓（軍團政治部主任），陳云（軍團政委）聶榮臻（軍團政委），葉劍英（參謀長）張聞天（政治局常委，負總責），鄧小平（總政治部秘書長）博古（政治局常委）楊尚昆（總政副主任）陳賡（干部團長）黃克誠（總政組織部長），肖勁光（軍團政委）譚政（總政副主任）張云逸（先遣隊司令員）羅瑞卿（先遣隊參謀長）等。紅二方面軍：賀龍（總指揮）任弼時（政委）關向應（副政委）蕭克（軍團長）王震（軍團政委）等。紅四方面軍：張國燾（中央代表，軍政會主席）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王樹聲（副總指揮）李先念（軍長）。紅15軍團：徐海東（軍團長）劉志丹（副軍團長）。留在根據地作戰的著名紅軍將領：項英，陳毅，粟裕，譚震林，張鼎丞，鄧子恢等。錯誤指揮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人是：李德（德國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三人小組成員，指揮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損失過半，遵義會議上被撤消軍事指揮權）博古（三人小組成員，遵義會議上被撤消軍事指揮權）張國燾（后受處分，被撤消部隊領導權）。

七，紅軍長征中的著名戰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

八，長征結束紅軍改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再次談判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以紅一方面軍和15軍團為主，編成115師，林彪任師長，聶榮臻任副師長，羅榮桓任政委。以紅二方面軍為主，編成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政委關向應。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編成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委張浩（因病離職，1938年1月鄧小平繼任）。1937年10月2日，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陳毅，張鼎丞，張云逸，高敬亭任第1，2，3，4支隊司令員。1939年新四軍組建江北指揮部，張云逸任指揮，徐海東，羅炳輝任副指揮。江南指揮部，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組建5支隊羅炳輝為司令員。6支隊彭雪楓為司令員。鄂豫挺進支隊，李先念為司令。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陳毅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委，張云逸任副軍長，賴傳珠任參謀長，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第1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2師長張云逸政委鄭位三，第3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第4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第5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6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7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圣。1946年10月3日延安《解放日報》首次使用“人民解放軍”，1948年11月1日中央軍委〈通令〉正式使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并把各大戰略區部隊編為野戰軍，下轄兵團，軍，師，團，--。按區域，西北為第一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賀龍任第一副司令員，張宗遜，趙壽山任副司令員，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中原為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張際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華東為第三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委，譚震林任第一政委，宋任窮任第三副政委，張震任參謀長，唐亮任政治部主任；東北為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第一政委，鄧子恢任第二政委，肖勁光任第一副司令員，黃克誠任第二副.司令員，譚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克任第一參謀長，趙爾陸任第二參謀長。建國后，各大軍區，省軍區，各軍，兵種的相繼建立，野戰軍的名稱也隨之改變。

摘錄整理說明：本資料來源，1，<辭海》。2，《資料卡片雜志》。3，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徐之偉2006年6月10日關于紅軍長征的資料簡介

九，關于紅軍名稱來歷：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名稱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秋收起義的工人，農民，自衛軍上井岡山時名稱是“工農革命軍”。其他地方起義部隊名稱，有農民革命軍，土地革命軍，農民革命團等等。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規定，黨所建立的軍隊名稱是工農革命軍。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正式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此時共產國際建議使用工農紅軍的名稱。1928年5月25日黨中央發出第51號通報，規定黨領導的武裝部隊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協議。紅軍主力部隊于1937年8月改編為“八路軍”。南方8省邊界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于1937年10月改編為“新四軍”。1946年秋“八路軍”“新四軍”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十，關于紅軍的發展：1927年“八.，一”起義后，黨在各地發動農民工人開展武裝斗爭，主要有：1秋收起義；1927年9月9日，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革命軍人，農軍，工人起義，10月下旬到達井岡山建立根據地。2海陸豐農民起義；1927年10月，彭湃領導農民自衛軍起義。3廣州起義；1927年12月1日，張太雷，葉劍英，聶榮臻，葉挺等領導革命軍人，廣州工人起義。4湘南起義；1928年1月，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在湘南發動農民起義，3月轉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5弋橫起義；1927年11月，方志敏領導江西農民起義，建立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6黃麻起義；1927年11月，潘忠汝，吳光浩，徐海東等人領導的紅安，麻城兩縣農民起義，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7渭華起義；1928年春，劉志丹，謝子長領導渭南，華縣的學生，農民，革命軍人起義。8平江起義；1928年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的革命士兵和農民起義，主力部隊轉到井岡山。9百色起義；1929年12月11日，鄧小平，張云逸，韋拔群領導廣西右江的革命士兵，農民起義，開辟了右江革命根據地。10鄂東南農民起義；董必武領導。11確山農民起義；揚靖宇領導。12湘鄂邊武裝起義；賀龍，周逸群領導。13龍巖起義；鄧子恢領導。14永定起義；張鼎丞領導。15瓊崖起義；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等領導。全國各地先后有一百余次的武裝起義，各地起義的農民，工人，革命士兵，一部分成為紅軍，至1933年第五次?圍剿?前，紅軍總兵力約計30萬人。

十一，關于紅軍四支部隊的長征時間；第一支，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五個軍團，教導師，中央機關8萬6千人于1934年10月16日至21日，分別從長汀，寧化，瑞金，于都等地出發，經過11個省區，行程2萬5千里，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部隊剩有6千余人。第二支，紅二方面軍二個軍團2萬余人于1935年11月19日，從湖南桑植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甘肅會寧。部隊剩有9千余人。第三支，紅四方面軍10萬余人，于1935年3月28日，從四川蒼溪出發，1936年10月8日到達甘肅會寧，部隊剩有1萬3千余人。第四支，紅25軍于1934年11月16日數千人，從河南羅山何家沖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陜西延川，合編為紅15軍團，11月3日編入紅一方面軍。

十二，關于各路紅軍在長征過程中會師；各路紅軍在長征中有六次大的會師，按時間順序，第一次是1935年5月1日劉志丹領導的陜北紅軍與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會師，組成紅軍第15軍團。第二次是1935年6月15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組成左路軍由張國燾指揮，右路軍由毛澤東指揮，左路軍因張國燾分裂，紅四方面軍所有部隊（包括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和左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沒有按計劃北上。第三次是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徐海東，程子華，劉子丹領導的紅15軍團在陜北保安縣吳起鎮會師。第四次是1936年6月22日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與賀龍，任弼時等領導的紅二軍團，紅六軍團（7月2日紅二，六軍團，紅32軍組成紅二方面軍）在四川甘孜會師。第五次是1936年10月9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縣城會師。第六次是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縣以東的將臺堡會師。至此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縣的會師，宣告紅軍長征結束。12月7日，統一的中央軍委組成，毛澤東為主席。十三，紅軍長征中的幾次重要會議：1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2兩河口會議（確定北上的戰略方針）；3沙窩會議（說服張國燾組建左右路軍）；4巴西會議（決定迅速脫離險區繼續北上）；5俄界會議（作出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6班羅鎮會議（決定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7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十四，各路紅軍中的主要領導人和著名將領；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毛澤東（軍委主席，三人指揮小組成員），周恩來（三人指揮小組成員，總政委），朱德（總司令），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總參謀長）彭德懷（軍團長）林彪（軍團長）羅榮桓（軍團政治部主任），陳云（軍團政委）聶榮臻（軍團政委），葉劍英（參謀長）張聞天（政治局常委，負總責），鄧小平（總政治部秘書長）博古（政治局常委）楊尚昆（總政副主任）陳賡（干部團長）黃克誠（總政組織部長），肖勁光（軍團政委）譚政（總政副主任）張云逸（先遣隊司令員）羅瑞卿（先遣隊參謀長）等。紅二方面軍：賀龍（總指揮）任弼時（政委）關向應（副政委）蕭克（軍團長）王震（軍團政委）等。紅四方面軍：張國燾（中央代表，軍政會主席）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王樹聲（副總指揮）李先念（軍長）。紅15軍團：徐海東（軍團長）劉志丹（副軍團長）。留在根據地作戰的著名紅軍將領：項英，陳毅，粟裕，譚震林，張鼎丞，鄧子恢等。錯誤指揮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人是：李德（德國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三人小組成員，指揮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損失過半，遵義會議上被撤消軍事指揮權）博古（三人小組成員，遵義會議上被撤消軍事指揮權）張國燾（后受處分，被撤消部隊領導權）。

十五，紅軍長征中的著名戰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十六，長征結束紅軍改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再次談判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以紅一方面軍和15軍團為主，編成115師，林彪任師長，聶榮臻任副師長，羅榮桓任政委。以紅二方面軍為主，編成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政委關向應。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編成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委張浩（因病離職，1938年1月鄧小平繼任）。1937年10月2日，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陳毅，張鼎丞，張云逸，高敬亭任第1，2，3，4支隊司令員。1939年新四軍組建江北指揮部，張云逸任指揮，徐海東，羅炳輝任副指揮。江南指揮部，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組建5支隊羅炳輝為司令員。6支隊彭雪楓為司令員。鄂豫挺進支隊，李先念為司令。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陳毅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委，張云逸任副軍長，賴傳珠任參謀長，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第1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2師長張云逸政委鄭位三，第3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第4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第5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6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7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圣。1946年10月3日延安《解放日報》首次使用“人民解放軍”，1948年11月1日中央軍委〈通令〉正式使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并把各大戰略區部隊編為野戰軍，下轄兵團，軍，師，團，--。按區域，西北為第一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賀龍任第一副司令員，張宗遜，趙壽山任副司令員，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中原為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張際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華東為第三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委，譚震林任第一政委，宋任窮任第三副政委，張震任參謀長，唐亮任政治部主任；東北為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第一政委，鄧子恢任第二政委，肖勁光任第一副司令員，黃克誠任第二副.司令員，譚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克任第一參謀長，趙爾陸任第二參謀長。建國后，各大軍區，省軍區，各軍，兵種的相繼建立，野戰軍的名稱也隨之改變。

摘錄整理說明：本資料來源，1，<辭海》。2，《資料卡片雜志》。3，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徐之偉2006年6月10日

第二篇：關于紅軍長征的資料簡介

第一個：

一九四五年秋天，紅軍進入了草地。由于三個小同志得了腸胃病的關系，所以指導員就讓炊事班長照顧他們。

三個病號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營地，班長就到處挖草根，和著青稞面給他們做飯。不到半個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饑餓威脅著他們。雖然班長到處找野草、挖樹根，可光吃這些怎么能吃飽呢？班長眼看著他們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攏眼。

有一天，班長在河邊洗衣服，忽然看見了一條魚躍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縫衣針，彎成了個鉤，讓三個同志吃上了新鮮的魚，喝上了魚湯。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們吃魚的時候，班長從來不吃東西。后來，這位小同志發現班長在吃他們吃剩下的食物，眼淚就禁不住流了下來。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長卻餓暈過去了，三個小同志急忙去釣魚，做湯，可班長還是為了他們而犧牲了。

第二個：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陽偏西了。由于長時間在荒無人煙的草地上行軍，常常忍饑挨餓，陳賡同志感到十分疲憊。這一陣他掉隊了，牽著那匹同樣疲憊的瘦馬，一步一步朝前走著。忽然，看見前邊有個小紅軍，跟他一樣，也掉隊了。

那個小家伙不過十一二歲。黃黃的小臉，一雙大眼睛，兩片薄嘴唇，鼻子有點兒翹，兩只腳穿著破草鞋，凍得又青又紅。陳賡同志走到他跟前，說：“小鬼，你上馬騎一會兒吧。”

小鬼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盯著陳賡同志長著絡腮胡子的瘦臉，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話說：

“老同志，我的體力比你強多了，你快騎上走吧。”

陳賡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說：“騎一段路再說！”

小鬼倔強地說：“你要我同你的馬比賽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說著把腰一挺，做出個準備跑的姿勢。

“那，我們就一塊兒走吧。”

“不。你先走，我還要等我的同伴呢。”

陳賡同志無可奈何，從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遞給小鬼，說：“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糧袋一拉，輕輕地拍了拍，說：“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還多呢。”

陳賡同志終于被這個小鬼說服了，只好爬上馬背，朝前走去。他騎在馬上，心情老平靜不下來，從剛才遇見的小鬼，想起一連串的孩子。從上海、廣州直到香港的碼頭上，跟他打過交道的那些窮孩子，一個個浮現在他眼前。

“不對，我受騙了！”陳賡同志突然喊了一聲，立刻調轉馬頭，狠踢了幾下馬肚子，向來的路奔跑起來。等他找到那個小鬼，小鬼已經倒在草地上了。

陳賡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馬背，他的手觸到了小鬼的干糧袋，袋子硬邦邦的，裝的什么東西呢？他掏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塊燒得發黑的牛膝骨，上面還有幾個牙印。

陳賡同志全明白了。就在這個時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陳賡同志一把摟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個嘴巴：“陳賡啊，你怎

么對得起這個小兄弟啊！”

第三個：

紅軍長征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還要經常與空中偵察、轟炸的敵機進行斗爭。盡管當時紅軍的防空武器極其簡陋，但仍發揚以劣勝優、敢打敢拼的精神，積極地進行防空行動，并在長征途中擊落6架敵機。

第四個：

紅軍長征路上，發生了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我讀過一個故事叫《一袋干糧》。它講述了一個13歲的小紅軍小蘭在隨部隊一起前進的時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糧，卻在過一座橋時為照顧一位傷員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糧掉入河中被水沖走了。為了讓大家有足夠的干糧吃，她堅持沒告訴戰友們，裝成沒事發生一樣，拔了許多野菜塞入挎包，讓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體不行了，在護士長發現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糧”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點干糧給她，讓她體會到了家的溫暖……故事雖小，內涵不小。這些點點滴滴的細節、小故事卻讓我們看到紅軍戰士們的優秀品質——不怕苦、堅強、無私、熱心……小蘭，她只是一個13歲的小女孩，卻有大人一樣堅強的意志，卻知道體諒他人。在她沒有糧食之際，她大可伸出雙手向戰友們要一些，可她并沒有這么做，而是選擇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腦海里想的只有戰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難；而對傷勢嚴重的傷員們，她大可丟下他們，輕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沒這么做，她細心照料每一個傷員，沒有怨言，沒有后悔。一個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偉大的紅軍隊伍的優良品質了。

有一位普通的紅軍叫做謝益先，過草地時，他分到了四斤干糧。在行軍過程中，戰士們看到了餓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謝就瞞著隊友，把自己的干糧袋給了他們，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涼水充饑，最終，因體力不支，就這樣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來還這一只印著“謝”字的干糧袋時，部隊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這個故事，心中無比的沉重啊！謝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糧食，都是救命的“寶貝”，意味著一個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毅然把自己的糧食給了那位母親；每天，自己在饑餓中煎熬，也不愿連累隊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在詢問那母子三人的情況，在得知“他們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帶著微笑，離開了人世……他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情誼，對戰友的深厚情誼，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們銘記在心中的“長征精神”。長征，對于我們新世紀的一代，或許已經太遙遠了。我們未曾經歷過這樣的艱難困苦、這樣的驚心動魄，但這段歷史，還是帶給我們無數的深思。種種永垂不朽的“長征精神”，值得我們去揣摩，去學習。當然，在新世紀，在我們學生中，這些“長征精神”，需要在學習中發揚，在校園中發揚，在做人處事中發揚，在一點一滴的成長道路上發揚，在為祖國的建設中發揚。我們要將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讓這些瑰寶，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接班者。

第三篇：紅軍長征資料

紅軍長征資料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它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2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征.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陜北,歷時兩年整,行程上萬里,其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斗.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余下來的100天大多都在戰斗中渡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 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兩年中，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原來的根據地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斗力量。但是，為什么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么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一 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污蔑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到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而遷入中央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根據地和鄰近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

“左”傾路線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和界限，主觀地急于要超過民主革命;低估了農民反封建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他們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斗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錯誤地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軍事路線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這時，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游擊性和運動性當作所謂“游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 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開始時實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洵口遭遇戰偶然獲勝，“左”傾機會主義者更以此為據，陳兵敵區，實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

這時，福建事變發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于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國內日益增長的抗日民主要求會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敵人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從容調轉頭來，重新壓向根據地。

廣昌一戰紅軍損失很大。從此“左”傾路線又實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于被動，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二 開始長征，由于“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后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么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我軍于湘江之側。

面臨故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接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這時，二、六軍團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在川黔湘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蔣介石為了阻擋我軍會師，忙調重兵堵截、追擊。如果我們不放棄原來的企圖，就必須與五、六倍的敵人決戰。但部隊戰斗力又空前減弱，要是仍舊采用正面直頂的笨戰法，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顯然就有覆沒的危險。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于是，部隊在十三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后，立即出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

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并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歷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到達陜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象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經過十多天的休整，部隊體力稍見恢復，又進行了整編，立即移師北上。這時候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地區頗有發展，但是因為敵人駐在芷江一線，防備我返回湖南，因而無法取得聯系。四方面軍在川陜也粉碎了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當中央紅軍經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時，立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恐慌。四川軍閥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布防，派其模范師(郭勛祺師)四處巡弋，并封鎖長江，防我北渡與四方面軍會合。當我軍挺進至滇東北之威信時，敵周渾元、吳奇偉縱隊已從湖南趕來。土城一仗，未能消滅郭師，敵又大軍奔集。我乃放棄北接長江的意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婁山關和遵義，消滅王家烈兩個師。這時，敵周、吳縱隊也已趕上，和我軍展開激戰。天下大雨，山路濘滑，我三軍團與干部團和敵人反復爭奪老鴉山制高點，一軍團趁黑夜從西側插入敵人大隊中，號聲四起，山鳴谷應，敵人腹背受敵，頓時大亂，倉惶南逃。我軍邊追邊打，直到烏江邊，殲滅敵一個多師。殘敵渡江南竄，怕我追擊，把烏江浮橋拆掉，來不及過江的敵人也悉數被殲。這一戰役是長征以來第一個大肚仗。

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象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至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于奔命。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我軍在遵義一帶幾次尋戰，敵卻小心防守。三月，我軍便自遵義西進，占仁懷，由茅臺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敵人料我將北渡長江，大為恐慌，連忙在川黔滇三省邊界大修碉堡，企圖封鎖圍殲我軍。但我軍卻突然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臺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外，其余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并且分兵一部東擊甕安、黃平。

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云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隊東往余慶、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師。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于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里，虛張聲勢，迷惑敵人，其余主力穿過湘黔公路，直插云南，與馳援貴陽的滇軍事道而行。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靈活的戰術，“示形”于貴陽之東，造成敵人的過失，我軍得以爭取時機突然西去。

一過公路，摔開了敵人，部隊就象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并渡過了北盤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云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牽制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他們打敗了敵人五個團的圍追，人滇時，占領宣威，后來經過會澤，渡金沙江;另兩路是紅軍主力，攻克霑益、馬龍、尋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全部東調，云南后方空虛，我軍入滇，嚇得龍云膽顫心驚，忙將各地民團集中昆明守城，我軍卻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挺進。金沙江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狹谷間，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形勢非常險要。如果我軍不能北渡，則有被敵人壓在深谷殲滅的危險。這時，蔣介石似乎已經發覺了我軍的行蹤，天天派飛機來偵察。我軍三路連夜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一軍團搶龍街渡，三軍團搶洪門渡，干部團搶絞車渡，五軍團仍舊殿后掩護。

干部團偷渡金沙江襲擊并消滅了川軍一排守敵，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絞車渡兩岸渡口，前后控獲七只小船。而團主力則由北岸的深谷，急進至幾十里外的高原，擊潰了川軍援兵。這比洪門渡因江流太急，無法渡過龍街渡又因江面太寬，敵機可以低飛騷擾不便渡江;因此，一、三軍團都集中到絞車接渡江，而仍以五軍團的一個師擔任掩護。三天后，敵人的敢死隊十三師約五、六個團的兵力，向絞車渡追來，被我五軍團打了個措手不及，沿河潰退下去。原來蔣介石也發覺了我軍的戰術方針有了新的變化，于是就在貴陽召開會議，研究我軍近來的作戰特點，規定了“長追穩打”的戰術方針，以免被我軍殲滅。現在敵十三師見脫離主力太遠，被我一追，不知虛實，不敢輕舉妄動，就在團街固守起來。我軍就依靠絞車渡七只小船，經過九天九夜全部渡過江去。第二天，敵人的大隊人馬才趕到，而這時候，船只已經燒毀，紅軍早已遠走高飛了。

從此我軍跳出了數十萬敵人因追堵擊的圈六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會理休息了五天，繼續北上。經西昌、瀘沽，進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持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族，則反復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放的。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趕到河南岸的安順場渡口。

安順場原名支大地，瀕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從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敗之處。這里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這樣的深溝中，部隊無回旋余地，兵力亦無法展開，極易為敵人伏擊消滅。因此四川軍閥曾揚言紅軍將蹈石達開覆轍。河南岸安順場駐著四川軍閥的一個營，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們拉到河北岸去了。我們在河南岸包圍安順場川軍時，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組織突擊隊渡河。十七勇士一過河去，就將敵人打垮，占領了渡口，接著，我第一師陸續渡過河去，掃清北岸沿河之敵，并在化林坪擊潰了川軍劉文輝的北岸預備隊劉元堂旅。隨即與南岸二師夾河而上，向瀘定橋前進。第二師先到，敵人還沒有來得及徹底破壞瀘定橋，我軍便攀緣鐵索沖過大渡河與第一師會合。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飛渡大渡河后，在漢源打了一仗，擊潰四川軍閥四個團，旋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了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占領川西北之大維、懋功等地，與四力面軍勝利會合。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兩年中，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原來的根據地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斗力量。但是，為什么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么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一 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污蔑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到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而遷入中央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根據地和鄰近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

“左”傾路線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和界限，主觀地急于要超過民主革命;低估了農民反封建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他們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斗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錯誤地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軍事路線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這時，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游擊性和運動性當作所謂“游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 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開始時實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洵口遭遇戰偶然獲勝，“左”傾機會主義者更以此為據，陳兵敵區，實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

這時，福建事變發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于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國內日益增長的抗日民主要求會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敵人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從容調轉頭來，重新壓向根據地。

廣昌一戰紅軍損失很大。從此“左”傾路線又實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于被動，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二 開始長征，由于“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后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么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我軍于湘江之側。

面臨故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接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這時，二、六軍團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在川黔湘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蔣介石為了阻擋我軍會師，忙調重兵堵截、追擊。如果我們不放棄原來的企圖，就必須與五、六倍的敵人決戰。但部隊戰斗力又空前減弱，要是仍舊采用正面直頂的笨戰法，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顯然就有覆沒的危險。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于是，部隊在十三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后，立即出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

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并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C

第四篇：紅軍長征

紅軍巖的故事

龍勝各族自治縣泗水鄉的紅軍巖，長約10來米，形狀有如龍的舌頭，老百姓原來叫它龍舌巖。巖石上留下的一幅紅軍標語至今還清晰可見。巖石旁邊還有一座風格別致的涼亭。有關這塊巖石和這座涼亭的歷史。

1934年的時候，紅軍長征從我們這里路過，有幾個紅軍傷員就住（躲）在這個巖洞下面，當時我們村民就把糧食呀、生活用水呀送給他們，他們傷好后為感謝我們的村民，就在巖石上刻下標語：'紅軍絕對保護瑤民“、”繼續斗爭、再尋光明“。后來為了紀念紅軍長征的光輝歷程，當地百姓就把這個巖石改叫”紅軍巖。

泗水鄉白面瑤族寨的瑤族老人還告訴我們說，當年紅軍進入龍勝后，桂系軍閥派遣特務混入紅軍宿營的村寨四處縱火，散布謠言詆毀紅軍，挑撥紅軍與少數民族的關系。頻繁的火災引起紅軍的高度警覺。在龍勝縣龍平鎮，當時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同志，白天經過了一天的行軍，晚上又開了幾個小時的會。半夜剛回來休息，不久忽然有哨兵高喊“起火了！”同時，噼噼啪啪的鬧聲響成一片。警衛員驚醒起來一看，周副主席睡覺的房子已經被火光包圍，煙火往房內直噴。警衛員順手提著一條軍毯沖進房內。周副主席正在向外摸。警衛員把軍毯蒙在副主席的頭上，拉出門外來，才脫離了危險。周恩來派出偵察員，抓獲了幾名縱火犯。紅軍在這里召開群眾大會，揭露掛軍敵特的卑鄙行徑，同時不發放救濟款接濟受損失的群眾，宣傳紅軍的民族政策。少數民族群眾了解事情真相后，消除了誤會，開始積極幫助紅軍，不少青壯年還加入了紅軍。

其實，紅軍與廣西各民族人民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當年的12月，鄧小平、張云逸、韋撥群領導百色起義，開辟左右江根據地，把革命內的火種撒向了廣西這個多民族聚集區。

百色起義之后成立的紅七軍，后來成為中央紅軍的一支勁旅。1931年，毛澤東曾經親手授予轉戰到中央蘇區的紅七軍一面錦旗，上面書寫著“轉戰千里”四個大字。此后，毛澤東還多次稱贊：“紅七軍特別能打硬仗！”

英勇的紅軍突破湘江之后，向越城嶺以西的地域前進，原計劃進入湖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個計劃被蔣介石察覺，立刻調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張網以待中央紅軍。

在這個緊要關頭，已被剝奪了軍事領導權的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設想，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

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挺進貴州，這就使剛剛經過湘江戰役鏖戰的紅軍，避免了在不利條件下和敵人硬拼，使敵人準備將紅軍一網打盡的計劃破產。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1934年12月3號到6號，中央紅軍越過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長征歷程---中央紅軍血戰湘江

70多年前，中央紅軍連續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進入廣西境內。蔣介石急忙調集30萬大軍，依托湘江屏障，構筑起第四道封鎖線，妄圖把紅軍消滅在湘江以東。關系紅軍生死存亡而又空前慘烈的湘江戰役就發生在廣西東北部的興安、灌陽、全州一帶。

當年湘江戰役的戰場如今美麗富饒

說起湘江戰役，很多聽眾可能會覺得它發生在湖南。雖然“湘”是湖南省的簡稱，湘江也貫穿湖南全境，流入長江。但它的上游和源頭則在廣西境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之后，下令開鑿靈渠，連通了湘江和漓江，隨即發兵50萬一舉統一嶺南。

人們說興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兩次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一條靈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統一大業；血戰湘江突破封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從此走向了勝利。湘江戰役雖然勝利突破了國民黨中央軍、湘軍和桂系、粵系等地方軍閥3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但這也是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戰斗最為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役，也是人民軍隊創建以來受創最重、犧牲最大的一次戰役。經過這次戰役，中央紅軍從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紅軍當年的漫畫標語——國民匪黨

湘江戰役8萬紅軍與30萬敵人血戰了7天7夜。從我們的直播所在地興安縣城沿322國道順湘江北上，約40公里就是全州縣城。今天的322國道就是當年連接湖南與廣西的主要通道---桂黃公路。作為保護中央縱隊右翼前鋒的紅一軍團過江后，在腳山鋪一線切斷 桂黃公路，阻擊從全州縣城急于南下封鎖湘江的湘軍。

腳山鋪一戰，慘烈異常。因為腳山鋪一旦失守，湘軍將沿著桂黃公路一路南下，與由南北上的國民黨桂系部隊連成一片，中央紅軍將被蔣介石30萬大軍徹底包圍在湘江以東。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懸于一線。

這是一場惡仗。當時，紅一軍團利用有利地形在腳山鋪構筑了兩道阻擊線。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更是下定決心：把前線指揮部設在第一道阻擊線的米花山上，實行近距離指揮作戰，誓與陣地上的戰士共存亡，以保證中央紅軍搶渡湘江。

紅軍當年路過的瑤寨

腳山鋪阻擊戰

腳山鋪這個小山村的周圍有幾座小山，這些山就叫“腳山”。這個時節山上的樹木和植被郁郁蔥蔥，一片翠綠。這些小山夾著“桂黃公路”，這條路是廣西通往湖南的重要干道，公路上一派繁忙景象，貨車和客車川流不息。70多年前，紅軍血戰湘江三大阻擊戰之一的腳山阻擊戰，就發生在這里。

當時戰斗在黎明前打響，隆隆的炮聲打破了山野的寂靜，敵人的一批批敵機俯沖掃射、投彈，整個腳山陣地上頓時土迸石裂、斷枝橫飛、塵土彌漫、硝煙四起。敵軍密集的炮彈幾乎把整個腳山翻了個個兒。兇狠的敵人投擲燃燒彈，把前沿陣地燒成一片火海。敵人以為紅軍傷亡得差不多了，嚎叫著、沖了上來。沒想到紅軍戰士從塵土中鉆出來，抖掉身上的斷枝落葉，居高臨下猛烈開火，打得敵人不知所措。

但阻擊敵人的紅一軍團一師和二師，人數不足一萬，對手是何鍵的湘軍，有六七萬人。11月30號，一師陣地米花山、美女梳頭峰相繼被突破，紅軍退守到赤蘭鋪、白沙、夏壁田一帶構筑第二道防線。12月1號，湘軍在飛機的掩護下再次發起猛攻，第二道 防線又出現了一條空隙。一股湘軍端著刺刀竟摸到了距林彪、聶榮臻指揮所門口40米的地方，幸虧警衛員邱文熙及時發現。大家趕忙收起地圖轉移。撤退路上，林彪說：“今天真是好險啊，再晚幾分鐘，我們可真要成為湘軍的?座上客?了！”

這場阻擊戰中，紅軍將士犧牲人數達2000多人，二師五團團長易蕩平就是在這場阻擊戰中身負重傷后，誓死不當俘虜，毅然舉槍自飲，一師四團團長楊成武也在這場戰役中負傷。

在當年阻擊戰發生的腳山鋪村，記者見到了曾見證過這場戰役的王寅修老人，他今年已經90歲了。老人說，紅軍在腳山鋪一帶打了三天三夜，他和紅軍呆了兩天兩夜。敵人有飛機大炮，紅軍的槍不好，很短，有些子彈頭還是竹子和木頭做的。子彈打出去，“叭”的一聲飛出不遠就落在了地上。這場戰斗，有的部隊整連整營的全拼光了。

紅軍渡過湘江的指揮所紅軍堂

紅軍撤走后，米花山山槽里犧牲的戰士壘成了堆，僅一個米花山就有上千人，都來不及埋葬。因為山上有太多尸骨，村里人好久都不敢上去。不久，山上不知為什么起了一把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把半邊天都燒紅了。

當年腳山鋪這一帶的戰場，如今也成了一望無際的稻田。很難再去尋覓當年戰場的痕跡了。

從腳山鋪到界首，60華里的湘江沿線成為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生命線。為守住這60華里的湘江沿線，掩護中央縱隊安全過江，就在腳山鋪阻擊戰進行的同時，擔任左翼前鋒的紅三軍團四師在界首的光華鋪阻擊由興安縣向北撲來的國民黨桂系部隊。

1934年的11月28日，紅三軍團四師10團趕在敵軍達到之前搶先一步渡過湘江，占領界首，并為后續部隊搭起過江浮橋。11月29日，湘江戰役三大阻擊戰之一的光華鋪阻擊戰打響。

由于江邊上無險可守，無數的紅軍戰士在這里灑盡了最后一滴血，在他們倒下之前，射出了最后一顆子彈，拋出了最后一顆手榴彈，作了最后的刺刀拼刺。

第五篇：紅軍長征

文化是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中的存在方式，是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和產物。而長征文化，便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傳統文化之一。“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

是播種機”。當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之后，毛澤東同志曾就長征作過如此精辟的總結。紅軍長征已過去了七十年，但長征精神依然鮮活地留在人們心中，鼓舞

著我們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時期，就熟悉了紅軍的事跡，特別是“會澤擴紅”更加耳熟能詳，隨著年齡增長，這種情結愈發強烈。在我眼里，紅軍能完成“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的長征，每一位紅軍將士都是英雄好漢。連外國人斯諾?索爾茲伯里都高度評價了紅軍長征。沒有長征，就不能保存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就不會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勝利，也不會有新中國，更不會有現在改革開放的成就。飲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們紀念紅軍長征的動力，在紅軍長征七十周年之際，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舉行紀念活動，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為了把這感動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面對自己的先輩，每一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們的幸福生活來自哪里？我們有沒有忘記那些為我們打天下的革命先輩？有人可

能會認為，當年窮人參加紅軍是為了有飯吃。確實是有這樣的人，但是他們當了紅軍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為了吃飯。我們在長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紅軍長征的艱苦卓絕和巨大犧牲，“送郎當紅軍”絕不僅僅是為了吃飯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紅軍將領就出身于書香門第，家里有飯吃，他們就是為了人民的利

益，為了大眾的解放扛起了搶。假如僅僅為了吃飯，你就無法解釋這樣的故事，紅軍長征到咱們云南時，有12位紅軍傷員被敵人抓住了。敵人說，只要你們不

當紅軍了，就可以放你們生路，不殺你們，但是這幾位紅軍戰士個個堅強不屈，敵人沒有辦法，就把紅軍傷員帶到半山腰一個深不見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兩個

傷員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紅軍就說：“不用你們推，我們自己跳”。當地群眾后來把這個洞叫“紅軍洞”，這個事跡刻在那個洞口的碑上。我覺得，紅

軍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那個年代里，承擔起了自己的歷史責任。這種歷史責任感，最值得我們紀念，也是今天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最需要的。什么樣的精神讓我落淚？那就是寧可犧牲自我，去保全集體的團隊精神。從資料上見到當年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率部隊為紅軍墊后。掩護主力隊伍撤退以后，他們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們撤退的時候，湘江已經被******封鎖了。他們又餓著肚子翻山越嶺退回到湘西打游擊。撤退途中，陳師長腹部中了敵人的子彈，他命令其他的戰士撤退，自己來掩護，不幸被敵人抓住。敵人非常得意，在抬著他去邀功的時候，陳師長把自己的腸子掏出來扯斷，最后壯烈犧牲，年僅29歲。這個故事讓

我流淚，長征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紅軍戰士為了大部隊的安全，犧牲了自己，如果一支軍隊，一個民族擁有這種精神，那就無堅不摧了。長征精神是一個寶庫，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能讓我們受益匪淺。如果要問我，紀念長征的感悟是什么？我們今天紀念紅軍“長征”，已經沒有了戰火紛飛的氛圍，七十年前艱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們的想像，但其精神卻會永遠激勵著我們。毛主席曾說過：“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我想，人生可以平談，但不能虛度光陰。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們今后要繼續發揚紅軍長征精神。遙望著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總會浮現長征中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今天的紀念活動遠遠無法表達出我們對紅軍的崇敬之情。

紅軍長征讀后感范文二還記得毛澤東寫的那首氣勢磅礴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前山只等閑……”是啊，整整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漫長的征途，我們的紅軍戰士又要經歷何等的艱

難困苦呢？誠然，廣大紅軍基層指戰員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一路上披荊斬棘，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用自己的血和淚譜寫了這二萬五千里的動人篇章。面

對山高鄰禿，朔風凜冽，冰雪覆蓋的高山，戰士們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艱辛為部隊探索出一條前進的道路。這不僅僅是一條磨煉意志的艱難

之路，也是一條生命之路。遇到開闊美麗的草原，本以為有了希望，誰又能想到里面蘊藏著意想不到的困難。很多戰士就這樣倒下了，沒有一句怨言。當他們把自

己交給黨的時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對糧食的短缺，環境的惡劣，戰士們又何嘗不是風雨前進，風餐露宿呢？也許，我們只能從書中或電

視上了解這些感人的事跡，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們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的階級友愛。作為中學生的我們不得不被紅軍的頑強，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打

動。然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在困難面前決不低頭。用科技強國，以人才壯國。同學們，我們要臥薪嘗膽，急起直追，用民族的偉大智慧迎接

挑戰，以祖國的興衰為己任，為祖國的強盛奮斗不息。我們絲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創造的業績中了，而是要自強、自立，創造二十一世紀的偉業。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夠做到的！當然，這需要頑強拼搏的精神。

長征，那英勇的足跡鐫刻在人類追求解放的歷史中，始終為中國人民所銘記。

長征，那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奪取成功的基礎。

長征，那戰勝一切困難的氣概，始終激勵著中國人民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輝煌未來前進。

長征途中，沒有吃的，把騾馬殺掉；騾馬沒了，去挖野菜，哏樹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帶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個動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魚鉤》。

這個故事敘述了一位老班長為了讓幾個傷員不餓肚子，自己不顧疲勞、強忍饑餓來到小水塘為他們釣魚充饑，自己卻一點兒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饑餓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長那舍己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義品質，深深地打動著我：為了讓自己的傷員不餓肚子而犧牲了。試想，當時如果有一把米，對，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長也許不會被

饑餓奪去他堅強的生命。

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少同學不懂得愛惜糧食，他們把餅干、饅頭、面包、稀飯隨便亂扔，在家里挑吃撿穿……據有關部門估計，全國每年浪費的糧食，足夠五千萬人吃一年，多么驚人的浪

費啊！

古人尚有“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徹骨感受，我們應該從中領悟糧食的珍貴。是的，一粒粒糧食從播種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糧，至少要經過20道工序，這中間包含了農民多少辛勤的勞動，每一粒糧食都浸透了農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難道還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饅頭當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飯當臟水潑嗎？

同學們，多想想長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一代，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

愛惜糧食，從我做起，從小做起，養成節約糧食的好習慣。

愛惜糧食，就是愛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絕地逢生，一次次的轉危為安，當4支紅色大軍在70年前的那個十月勝利會師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些紅色戰士，不僅譜就了長征這樣舉世罕見的偉大史詩，而且鑄就

了無與倫比的精神豐碑。

這，就是長征精神——就是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

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

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一邊是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一邊是惡劣到極點的自然環境和匱乏的物資供應，紅軍之所以能在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堅持行軍和戰斗，直至取得最后勝利，靠的就是這種

精神。

無論是吃不上飯的放牛娃，還是胸懷報國志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還是柔弱剛強的女戰士，都被凝聚到了這支紅色隊伍里，都被這種精神所感召、所激勵。正因如此，湘

江血戰中的紅軍將士在成片成片的戰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補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饑餓和疲憊逼至生理極限的人們沿著戰友的遺體形成的路標頑強

前行，最終走出死的沼澤，迎來生的希望。

長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過生離死別的悲壯故事，讓老紅軍們刻骨銘心的，是一段段血與火、生與死的真實經歷，是從生死考驗中錘煉出的頑強意志，是激勵著廣大紅軍指戰員艱苦征戰的強

大動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全面展示。

長征精神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從跟隨紅二方面軍進行部分長征的法國傳教士薄復禮到千里迢迢來陜北記錄長征的美國記者斯諾，從80年代重走長征路的索爾茲伯里到今天仍在這條路

上跋涉的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半個多世紀以來，因為各種初衷而開始關注長征的外國人在走近這段歷史之后，都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焦點對準了紅軍的精神，那

種英勇頑強、一往無前的精神。正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

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長征精神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優良作風，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

長征精神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其可貴就在于，它能夠在漫長的時間積淀中轉化為對現實的啟示，體現了黨之魂、軍之魂和民族之魂。

長征精神之所以歷久彌新，就在于它不是靜止的。它承接著井岡山精神，又不斷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更為它注入

了新的時代血液，增加了新的豐富內涵。

今天，當年的戰爭硝煙已經散去，但和平發展的天空并非晴空萬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新的長征與當年紅軍長征一樣將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將面臨著嚴峻的困難和

考驗。正因如此，新世紀新階段更需要我們高擎起長征精神的火炬，讓曾經推動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光榮傳統在新的長征中煥發出時代光芒，照耀著我們像當年的長征紅軍那樣去不斷開創出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