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醫院制度：從身體照顧到心靈撫慰

醫院制度：從身體照顧到心靈撫慰

醫院制度：從身體照顧到心靈撫慰

【核心提示】在現實中，醫院里的價值訴求與境遇常常出現悖論：技術不發達時代，患者普遍秉持低期待，病情有改善即滿意，那時醫院是救渡生命的“諾亞方舟”；如今進入高技術、高消費時代，患者常常高期待，卻迎來了低滿意度。

在現實中，醫院里的價值訴求與境遇常常出現悖論：技術不發達時代，患者普遍秉持低期待，病情有改善即滿意，那時醫院是救渡生命的“諾亞方舟”；如今進入高技術、高消費時代，患者常常高期待，卻迎來了低滿意度。

現代醫院制度的歷史其實很短。傳統醫療模式中，醫生在醫院外（自己家中、村頭、藥房、上門）服務。古代醫院制度大約始于313年，基督教在羅馬成為合法宗教后，救死扶傷成為其教會慈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325年，基督教第一次大公會議（尼西亞會議）規定，凡教會建立之處必須配備慈善場所，凡建教堂之處都要有醫護館舍。巴勒斯坦地區的凱撒利亞主教巴西里烏斯（BasiliusvonCaesaria，329—379）在凱撒利亞城門旁邊建立了第一所基督教醫護所，在歐洲，法碧奧拉修女（Fabiola，399年去世）在羅馬、蘭德里主教（Landry，664年去世）在巴黎也相繼建立起同樣的機構。

在美國，早期醫院僅僅作為宗教活動與貧民救助的場所，由慈善、宗教人士主持，提供非功利性服務。美國的第一批醫院始建于18世紀，1713年，威廉·佩恩在費城建立了美國第一所慈善醫院，主要的功能訴求是濟貧，其次是照顧病人。以治療訴求為主要功能的醫院是1751年由本杰明·富蘭克林和周邊居民共同建立的賓夕法尼亞醫院。1794年之后的50年中，醫院逐漸成為醫學教育和研究的中心，成為醫學知識的溫床，醫院在醫學職業機構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繼而成為醫學權威的堡壘。戰爭中的戰地救護強化了醫生與醫院的結合，也凸顯了護理的職能。20世紀以降，隨著聲、光、電磁等物理技術向醫療技術的滲透與轉移，增強了輔助診療設備、器械在醫療中的功能與地位，強化了醫生與醫院的技術強勢地位。如今醫院已演變為醫療技術中心，病人登門求醫，集中服務，專科細分，人們生在醫院，也死在醫院。隨著老齡社會的逼近，安寧療護的興起，醫院作為臨終者（hospital源自hospice）之家的職能也開始復興，醫護職責從軀體照顧延伸到心理撫慰，靈性照顧。

東方沒有醫院救療的組織傳統，中國歷史上雖然有六疾館、養病坊、安濟坊（院）等機構，但都不是現代醫院的格局，中文“醫院”一詞最早出現在1830年，專指傳教士在商埠成立的醫療機構。日本歷史上，明治維新之后出現“病院”一詞，第一所病院可以追溯到1557年由耶穌會士LuisdeAlmeida創立的“悲憫圣家”。

在醫院的進化歷程中，南丁格爾是一位重要的推手。眾所周知，南丁格爾是現代護理學的開創者，其實她也是現代醫院制度的反思者和變革者。她的反省與變革主要聚焦于“治療與照顧”的關系。她的不朽著作《護理札記》積極倡導以照顧為中心的專業化服務。在她看來，醫院的核心價值是人性的呵護、周到的生活料理、身心的照顧、配合治療的養護、病中的溫暖和舒適。她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醫院札記》則開啟了以舒適為中心的設施改造運動。她深知疾病是一個身心蒙難的痛苦歷程，完整的治療一定不能只著眼于器質性損害的阻斷與修復，而漠視焦慮、憂傷、沮喪、失望甚至絕望等心靈苦楚，更不能讓他們生活在污濁、陰冷、骯臟、嘈雜的空間，食用不堪入口的糟糕飯菜。醫院首先必須提供良好的“生活”境遇，然后才是良好的“治療”環境。

當代醫學史家查爾斯·盧森伯格是一位智者，他系統考察了醫院制度的源流，從救濟院起步，融入一種施舍文化，具體表現為救濟姿態、最低滿足與非商業化。這與當下技術為先（趨新、求尖）、效率為先（最大化、最優化）的醫院文化迥然有別。盧森伯格的犀利之處是他洞悉了醫院制度的致命弱點，即傷病者、求助者必須依賴“陌生人的幫助與照顧”。醫院里醫患關系的締約雙方是陌生人，憑著小小一張掛號單，醫生成為病人個人生活的“闖入者”。為了自身醫療和保健的目的，患者要將個人的秘密告訴醫生，甚至冒著巨大的風險去迎接傷害性藥物與手術的干預，而他們對醫生的德行技藝卻知之甚少。人們在健康狀態時生活在適意、恬靜的家庭氛圍中，盡情地享受著親人的眷顧與溫情；而一旦病魔纏身，軀體與心理遭受傷害時，卻要暫別親情的環繞，被拋入“陌生”的環境，向“陌生人”傾訴，并接受其救助與照顧。

在現實中，醫院里的價值訴求與境遇常常出現悖論：技術不發達時代，患者普遍秉持低期待，病情有改善即滿意，那時醫院是救渡生命的“諾亞方舟”；如今進入高技術、高消費時代，患者常常高期待，卻迎來了低滿意度。今日的醫療高需求的原因很復雜，既有老齡社會的來臨，又有民眾保健需求的膨脹，還有醫療產業運行的慣性使然。

醫學不僅只是知識體系，還是生命信仰，不僅面對患者的軀體，還面對患者的心靈，因此，從業者更渴望職業的大智慧。科學與人學、技術與人性、工具與價值的思考應該伴隨其始終。臨床中要處理好個體與群體、治療與照顧、治療與調養、干預與順應等方面的關系，力避片面與莽撞，在德行修養方面，要時時在心中拷打理性與良知、真相與真誠、真理與真諦、正確與正義的價值選擇，防止迷失。追求醫生的職業人生是漫長的精神之旅，最終在偏見與正見之間找到精神駐足之地。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