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交通肇事犯罪是否構成共同過失犯罪的調查報告(修改)

關于交通肇事罪是否構成共同過失犯罪的調查報告

近年來，交通事故不斷，我國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連續十余年居世界第一按發生事故原因分析，駕駛員違章占70%—80%，機動車機械故障原因小于5%，道路及相關設施占1%，行人違章占15%。顯見的事實是，中國道路最危險應主要歸咎為駕駛員的違章操作。根據中央電大對法學學生畢業實踐的要求，就交通肇事罪是否屬于共同過失犯罪問題做出調查，通過調查發現，交通肇事罪這種過失犯罪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已成為我們當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令人深思。本文將重點分析其中幾個較為普遍發生的法律問題，希望對解決交通肇事罪是否構成共同犯罪題有所借鑒和啟迪。

調查對象：交警隊事故科人員

調查目的：通過社會調查，對本地交通肇事情況及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構成共同過失犯罪的條件。

調查方法：本調查報告收集資料、面談，實際走訪，口頭問卷等方法進行調查；

調查地點：順平縣交警隊 調查時間：2014年3月

一、基本情況

案例1：2013年9月24日17時許，被告人梁建德無證駕駛自家無車牌號小型方向盤式拖拉機，沿順平縣北環路由西向東行駛至北環路與北庭路十字側路口處，左轉彎時未按規定讓行與由東向西超速駛來的王文奎（未帶安全頭盔、持B2駕駛證）駕駛的新M-51743號二輪摩托車（車前乘坐王文奎1歲5個月女兒，該車未定期進行安全技術檢驗）相撞，造成王文奎受傷搶救無效于2013年10月24日死亡的一起交通事故。經法醫

鑒定：被害人王文奎因交通事故致顱腦外傷出血伴肺部感染造成呼吸衰竭死亡。順平縣公安局交通大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被告人梁建德負此次事故的主要責任，被害人王文奎負次要責任，兩人屬于過失的共同犯罪。

案例2：2012年12月3日20時30分許，被告人張學兵駕駛新BA0044號重型半掛牽引車拖帶新BA021掛車，載乘相小紅由北向南行使至S228線321KM+100M處時，因睡眠不足與前方同方向預起步行駛的秦常江駕駛車輛尾隨相撞。秦常江所駕駛車輛被撞后，又與前方同方向行駛的張占江所駕駛的車輛尾隨相撞。造成相小紅死亡，秦常江受傷的重大交通事故。該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嚴重后果，且被告人張學兵負事故的主要責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客觀要件，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張學兵是被害人相小紅雇傭的駕駛員，相小紅在車上負有監督管理的義務，故被告人行為屬于過失，秦常與張占江都屬于共同過失犯罪。

二、發生交通肇事犯罪的原因

1、“兩個增加”是導致交通肇事案直線上升的客觀原因。一是村級公路硬化里程的增加。我國“村村通和公路硬化建設工程”讓我縣絕大多數村級公路都硬化了，我縣山多路彎，路面不寬，硬化路給農民出行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導致交通肇事案的高發。二是車輛的增加。近幾年來，國家“汽車下鄉”和“摩托下鄉”工程使農民欣喜不已，農村車輛急增。

2、“兩個薄弱”是交通肇事案件上升的直接原因。一是交通安全意識薄弱，駕駛員、行人和乘客都沒有把交通安全當成一件大事。提速了的車輛卻而沒有能夠拉動安全意識的速度，另外客貨混裝現象依然嚴重。盡管政府主管部門加大了對農村運輸市場的監管力度，然而在鄉鎮客貨混裝現象依然比較嚴重，三輪車、小貨車、非法運營面包車依然是鄉鎮客運的

重要工具，超載、搶客和超速是交通肇事案發生的重要因素。二是駕駛員技術薄弱。近幾年來，很多駕校都出現了學員“爆棚”現象，因此而產生的師資力量不足、教學車輛不足、場地緊張、學員“吃不飽”的問題突現，一些學員雖然取得了駕照，但是駕駛技術仍然很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絕大多數摩托車與農用車駕駛員沒有經過正式的培訓，這兩類車駕駛員成了交通事故中的頭號殺手。

3、“三類問題車”充斥農村導致交通肇事案高發。首先是無牌車、套牌車、黑車。這類車輛近年有所增加，它們肇事逃逸后破案率極低，警方和政府對它們的存在都沒有底數，甚至否認它們的存在。其次是二手車輛。由于機動車輛報廢政策與沿海地區一些城市的“禁摩”，大量的二手車輛（含報廢車輛）流入欠發達地區，以上兩類車輛大量流入我縣。第三是車況欠佳的農用車輛。大部分農用車車況存在問題，由于經濟的原因，卻得不到應有的檢修和年檢。為了掙更多的錢，它們常年超負荷運轉。對以上三類車輛，交通主管部門統計不到它們的準確數據，難以監管。

4、交通基礎性設施未能很好地覆蓋鄉村公路，農村道路基礎建設投入不足。農村的道路是硬化了，但這并等于基礎設施建設就完全到位了。因為道路較為曲折，彎多、坡陡、路窄，更需要道路護欄、交通警示標志等。而在這一塊，投入和建設都相對落后，絕大多數村級公路沒有設立交通警示標志、道路護欄、減速帶等。

5、交通警察“兩個有限”使交通運輸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一是交通警察人力有限。二是由于技術力量有限，硬件軟件相對落后，交警對農村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擊力度明顯不夠，破案率太低，對犯罪不能形成足夠的高壓態勢。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都需要一定的投入，縣一級財政在這方面投入明顯不足。

三、幾點建議

1、要加大對農村交通交通事故中受害方的救濟力度。我們國家設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對在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傷亡的喪葬費用、部分或者全部搶救費用進行墊付。然而這個制度在農村落實得并不理想，甚至是一紙空文，大部分農民并沒有從中得到實惠。鑒于農村的經濟生態，防止車禍成為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我們認為還應該加大救濟力度、擴展救濟范圍，對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的受害方和侵權人無賠償能力案件中的受害方，政府應予不同程度的救濟。

2、要加大打擊力度。首先公安機關要加大查處力度。要加大對“毒駕”的查處和打擊力度，將“毒駕”與“酒駕”一樣入刑并行打擊。要加大對“三類問題車輛”執法查處力度。特別是要加大對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破案力度，織牢法網，才能有效預防違法犯罪；其次交通肇事案刑事和解和適用輕刑應該慎重。要正確理解國家的刑事和解等政策；第三在立法上要加重對交通肇事等罪的處罰力度，增加犯罪成本。

3、要加大三個方面的建設投入。一是要加大農村道路基礎設施的投入。農村道路建設不只是硬化公路路面，其交通安全警示標志、道路安全防護網（墻）、道路維護等建設應該同步跟上。二是加大交通警察隊伍建設。要根據當地交通實際情況增加交警人員，提高交警隊伍素質，提升執法水平。三是加大交通警察警用設備建設投入和交通安全監控網絡建設等的投入。要利用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監控網絡讓犯罪者無處可逃。

4、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切實落實“兩個提高”。要力求從源頭上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進而減少交通肇事犯罪。一是要加大宣傳和教育力度，提高駕駛人員和廣大民眾的安全意識與遵守交通法規意識。要通過報紙、電臺、電視等新聞媒體以及巡回就地開庭、深入學校和單位開設交通

安全法制課以案釋法等多種形式向廣大群眾宣傳交通法規、政策，宣講案例，使交通知識、安全意識深入人心,使公眾人人重視安全，個個自覺守法，從根本上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要建立司機繼續教育制度，定期對司機的駕駛理論知識、駕駛技術進行檢查測試，對曾有嚴重違章行為的駕駛人進行補課等。二是要把好駕校學員出口關，提高駕駛人員素質。主管機關要切實加強管理，嚴把駕駛證和行駛證的發放關，做到先培訓再考試后發證，確保經過嚴格培訓并考試合格的人員才有資格上路,從源頭上降低因不合格駕駛發生交通事故的幾率。三是要加強對無證駕駛、駕駛無照機動車的清理和打擊，一經查出予以嚴懲。

報告人：王娟 2012春法學本科 2014年3月25日

第二篇：關于交通肇事犯罪是否構成共同過失犯罪的調查報告(修改)

關于交通肇事罪是否構成共同過失犯罪的調查報告

根據中央電大對法學學生畢業實踐的要求，我于2012年3月—4月在吉木薩爾縣北庭鎮派出所進行社會實踐，就交通肇事罪是否屬于共同過失犯罪問題做出調查，通過調查發現，交通肇事罪這種過失犯罪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已成為我們當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令人深思。本文將重點分析其中幾個較為普遍發生的法律問題，希望對解決交通肇事罪是否構成共同犯罪題有所借鑒和啟迪。

調查對象：北庭鎮犯肇事罪人員

調查目的：通過社會調查，對本地交通肇事情況及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構成共同過失犯罪的條件。

調查方法：本調查報告收集資料、面談，實際走訪，口頭問卷等方法進行調查；

調查地點：吉木薩爾縣北庭鎮

調查時間：2012年3月——4月

一、基本情況

案例1：2009年9月24日17時許，被告人梁建德無證駕駛自

家無車牌號小型方向盤式拖拉機，沿吉木薩爾縣北環路由西向東行駛至北環路與北庭路十字側路口處，左轉彎時未按規定讓行與由東向西超速駛來的王文奎（未帶安全頭盔、持B2駕駛證）駕駛的新M-51743號二輪摩托車（車前乘坐王文奎1歲5個月女兒，該車未定期進行安全技術檢驗）相撞，造成王文奎受傷搶救無效于2009年10月24日死亡的一起交通事故。經法醫鑒定：被害人王文奎因交通事故致顱腦外傷出血伴肺部感染造成呼

吸衰竭死亡。吉木薩爾縣公安局交通大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被告人梁建德負此次事故的主要責任，被害人王文奎負次要責任，兩人屬于過失的共同犯罪。

案例2：2007年12月3日20時30分許，被告人張學兵駕駛新BA0044號重型半掛牽引車拖帶新BA021掛車，載乘相小紅由北向南行使至S228線321KM+100M處時，因睡眠不足與前方同方向預起步行駛的秦常江駕駛車輛尾隨相撞。秦常江所駕駛車輛被撞后，又與前方同方向行駛的艾沙江·阿不力米提所駕駛的車輛尾隨相撞。造成相小紅死亡，秦常江受傷的重大交通事故。該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嚴重后果，且被告人張學兵負事故的主要責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客觀要件，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張學兵是被害人相小紅雇傭的駕駛員，相小紅在車上負有監督管理的義務，故被告人行為屬于過失，秦常與艾沙江·阿不力米提都屬于共同過失犯罪。

二、發生交通肇事犯罪的原因

1、“兩個增加”是導致交通肇事案直線上升的客觀原因。一是村級公路硬化里程的增加。我國“村村通和公路硬化建設工程”讓我縣絕大多數村級公路都硬化了，我縣山多路彎，路面不寬，硬化路給農民出行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導致交通肇事案的高發。二是車輛的增加。近幾年來，國家“汽車下鄉”和“摩托下鄉”工程使農民欣喜不已，農村車輛急增。

2、“兩個薄弱”是交通肇事案件上升的直接原因。一是交通安全意識薄弱，駕駛員、行人和乘客都沒有把交通安全當成一件大事。提速了的車輛卻而沒有能夠拉動安全意識的速度，另外客貨混裝現象依然嚴重。盡管政府主管部門加大了對農村運輸市場的監管力度，然而在鄉鎮客貨混裝現象依然比較嚴重，三輪車、小貨車、非法運營面包車依然是鄉鎮客運的重要工具，超載、搶客和超速是交通肇事案發生的重要因素。二是駕駛員技術薄弱。近幾年來，很多駕校都出現了學員“爆棚”現象，因此而產生的師資力量不足、教學車輛不足、場地緊張、學員“吃不飽”的問題突現，一些學員雖然取得了駕照，但是駕駛技術仍然很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絕大多數摩托車與農用車駕駛員沒有經過正式的培訓，這兩類車駕駛員成了交通事故中的頭號殺手。

3、“三類問題車”充斥農村導致交通肇事案高發。首先是無牌車、套牌車、黑車。這類車輛近年有所增加，它們肇事逃逸后破案率極低，警方和政府對它們的存在都沒有底數，甚至否認它們的存在。其次是二手車輛。由于機動車輛報廢政策與沿海地區一些城市的“禁摩”，大量的二手車輛（含報廢車輛）流入欠發達地區，以上兩類車輛大量流入我縣。第三是車況欠佳的農用車輛。大部分農用車車況存在問題，由于經濟的原因，卻得不到應有的檢修和年檢。為了掙更多的錢，它們常年超負荷運轉。對以上三類車輛，交通主管部門統計不到它們的準確數據，難以監管。

4、交通基礎性設施未能很好地覆蓋鄉村公路，農村道路基礎建設投入不足。農村的道路是硬化了，但這并等于基礎設施建設就完全到位了。因為道路較為曲折，彎多、坡陡、路窄，更需要道路護欄、交通警示標志等。而在這一塊，投入和建設都相對落后，絕大多數村級公路沒有設立交通警示標志、道路護欄、減速帶等。

5、交通警察“兩個有限”使交通運輸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一是交通警察人力有限。二是由于技術力量有限，硬件軟件相對落后，交警對農村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擊力度明顯不夠，破案率太低，對犯罪不能形成足夠的高壓態勢。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都需要一定的投入，縣一級財政在這方面投入明顯不足。

三、幾點建議

1、要加大對農村交通交通事故中受害方的救濟力度。我們國家設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對在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傷亡的喪葬費用、部分或者全部搶救費用進行墊付。然而這個制度在農村落實得并不理想，甚至是一紙空文，大部分農民并沒有從中得到實惠。鑒于農村的經濟生態，防止車禍成為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我們認為還應該加大救濟力度、擴展救濟范圍，對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的受害方和侵權人無賠償能力案件中的受害方，政府應予不同程度的救濟。

2、要加大打擊力度。首先公安機關要加大查處力度。要加大對“毒駕”的查處和打擊力度，將“毒駕”與“酒駕”一樣入刑并行打擊。要加大對“三類問題車輛”執法查處力度。特別是要加大對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破案力度，織牢法網，才能有效預防違法犯罪；其次交通肇事案刑事和解和適用輕刑應該慎重。要正確理解國家的刑事和解等政策；第三在立法上要加重對交通肇事等罪的處罰力度，增加犯罪成本。

3、要加大三個方面的建設投入。一是要加大農村道路基礎設施的投入。農村道路建設不只是硬化公路路面，其交通安全警示標志、道路安全防護網（墻）、道路維護等建設應該同步跟上。二是加大交通警察隊伍建設。要根據當地交通實際情況增加交警人員，提高交警隊伍素質，提升執法水平。三是加大交通警察警用設備建設投入和交通安全監控網絡建設等的投入。要利用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監控網絡讓犯罪者無處可逃。

4、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切實落實“兩個提高”。要力求從源頭上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進而減少交通肇事犯罪。一是要加大宣傳和教育力度，提高駕駛人員和廣大民眾的安全意識與遵守交通法規意識。要通過報紙、電臺、電視等新聞媒體以及巡回就地開庭、深入學校和單位開設交通

安全法制課以案釋法等多種形式向廣大群眾宣傳交通法規、政策，宣講案例，使交通知識、安全意識深入人心,使公眾人人重視安全，個個自覺守法，從根本上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要建立司機繼續教育制度，定期對司機的駕駛理論知識、駕駛技術進行檢查測試，對曾有嚴重違章行為的駕駛人進行補課等。二是要把好駕校學員出口關，提高駕駛人員素質。主管機關要切實加強管理，嚴把駕駛證和行駛證的發放關，做到先培訓再考試后發證，確保經過嚴格培訓并考試合格的人員才有資格上路,從源頭上降低因不合格駕駛發生交通事故的幾率。三是要加強對無證駕駛、駕駛無照機動車的清理和打擊，一經查出予以嚴懲。

報告人：馬靜

2010秋法學本科

2012年4月1日

第三篇：法律知識犯罪本案財務主管是否構成

本案財務主管是否構成犯罪

一、案情介紹

李建國，男，山東省某國有事業單位財物室主任，負責財務室的全面工作，對財務室的行政工作、財務業務以及會計人員負責管理，并對財務室所設的八個帳戶以及稽核人員負責管理、檢查、監督，還負責組織每兩個月對各單位的會計管理情況進行檢查和抽查。2000年6月份左右，該單位開始機構改革，財務室的工作人員大部分被調到下屬事業單位，李建國多次向領導反映財務人員不足，不好互相監督，財物稽核崗位沒有專人負責，會影響財物稽核，單位領導對此一直沒有明確的答復。在日常工作中，李建國作為財務室的主任及財務主管人員，也定期對財務室及下屬單位的財務工作進行檢查，但不全面，只是比較注重對事業戶等大帳戶的檢查(本案中造成損失的公款，全部來源于事業戶)。對會計憑證也能經常檢查，而且每月檢查一次往來款的清理情況、現金借款情況，對支票使用情況和匯款情況也定期檢查。財務室的支票和印鑒是由出納一人管理。在2001年7月3日至2001年 12月29日，會計林勇和出納張強分兩次挪用公款200萬，共計歸還174萬，還有26萬沒有還上，為了通過年底的財物審計，張強從其他帳戶上轉入26萬元，把帳做平，并在銀行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偽造了假對帳單，掩蓋出借資金和短缺26萬元的事實，使年終審計時沒有發現該問題，在2001年1月28日，林勇和張強再次挪用事業戶公款400萬元，4月初，張強讓銀行工作人員劉靜出具一份假對帳單來應付李建國的財務檢查，4月中旬，李建國收到銀行送來的真對帳單，發現有400萬元公款挪出帳外，就找張強和林勇落實，張林二人共同欺騙李建國說是幫助朋友拉存款，400萬存在其他銀行，隨后兩人用單位其他帳戶的公款及個人所得的好處費將事業戶的400萬元轉回，慌稱400萬元虧空補齊，并將有關帳目交給李建國檢查，李建國認為公款已經轉 1

回單位，便未再過問此事，也沒有向有關領導匯報。以上挪出及歸還公款在單位均沒有記帳，只能從銀行對帳單上看出款項的進出情況，挪用時李建國均不知道，2003年4月4日由我院在偵查過程中發現。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建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其主要理由是：(1)從本案來看，李建國構成玩忽職守罪應該具備兩個條件，即林勇和張強在挪用公款前他知道而不管，或者挪用公款后知道而放任不管。就本案來看，這兩個條件李建國的行為都不具備。(2)就職責的履行問題來看，不論是公款被挪用之前還是挪用之后，李建國的職責都不明確，在單位機構改革之后李建國曾經向有關領導反映過稽核崗位沒有專職人員負責，但領導沒有答復。李建國既是財務主管又是財務主任，職責不明確，工作中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到。李建國已經正確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只能說是他的工作失誤，而不能按犯罪論處。(3)本案是典型的會計、出納共同作案，作案后又實施了一定的犯罪掩蓋，李建國在財物工作的檢查中是很難發現的，所以說他的行為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建國的行為構成玩忽職守罪。其主要理由是：李建國既是財物室主任，又是財務室主管，負有檢查、監督的職責，正是由于他檢查不到位，才導致了林勇和張強挪用公款行為的發生。(1)開出的支票沒有領導的簽字，李建國作為財務室的主管應當發現而沒有發現，具有嚴重的失職行為。(2)李建國作為財務主管對帳戶進行檢查時，只是對事業戶等大的帳戶進行檢查，忽略了對小帳戶的檢查，如果他對小帳戶也能進行檢查，應該會及時的發現挪用和調帳的問題。而且，李建國在發現公款被挪用后沒有及時向領導匯報。(3)李建國作為財務主管和財務室主任，負有特定的義務，崗位人員不足不能成為其沒有正確履行職責的理由，李建國的失職行為是造成會計和出納共同犯罪的直接原因。所以李建國的行為構成了玩忽職守罪，應當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三、本人觀點

本人同意第一種意見，認為李建國的行為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看李建國的行為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主要看他的失職行為與林勇、張強挪用公款所產生的危害結果之間是否具備可以追責的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下面就來分析一下李建國的失職行為：第一種失職行為，發現公款被借用，沒有匯報以及沒有發現調帳，填補虧空的情況。上述失職行為是發生在林勇和張強挪用公款的犯罪既遂之后，此時危害結果已經發生，失職行為本身對危害結果的產生不起作用，如果沒有李建國的失職行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損失，但能夠減少多少不能確定。即使向領導匯報，積極履行職責，發現虧空問題，立即采取措施追款，也沒有證據證實能否減少損失，以及減少損失的具體數額。所以該失職行為不屬于玩忽職守罪中可以追責的危害行為。第二種失職行為，印鑒和支票由出納一人保管。本案中危害結果的產生，是由會計林勇和出納張強共同挪用公款的行為造成的，即使印鑒和支票由會計和出納分別保管，李建國的失職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也不產生任何作用，所以不能因此追究他的刑事責任。第三種失職行為，即財物稽核崗位應設專人而不設，造成會計、出納的工作長期沒有專人檢查、稽核。在本案中，財物稽核崗位的空缺是造成林勇和張強挪用公款的最主要原因。李建國多次向領導反映財務人員不足，不好互相監督，財物稽核崗位沒有專人負責，單位領導對財務室存在的問題是知道的，但一直沒有給李建國具體答復。就此引發的危害結果，單位領導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雖然李建國為財務室主任，應當設立財務稽核人員，但是在財務室人員不足的情況下這種設立能否起到稽核崗位所應起的作用還是一個未知數。所以我認為對此李建國只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領導責任，屬于工作上的失誤，而不應追究其法律上的責任。

第四種失職行為，沒有認真檢查會計和出納的工作。在本案中被告人李建國作為財務室的領導，負有檢查、監督會計、出納會計工作的職責，在執行檢查過程中不全面不具體。李建國辯解說：出于對同志的信任，之前也沒有發現可疑的行為，所以沒有逐筆核對會計、出納人員所經手的帳目，而且財務室的人員比較少，不具備全面、細致檢查的條件，對會計的管理情況，主要是檢查會計和

出納之間的監督工作，對會計、出納的帳目檢查，主要是檢查憑證、帳簿、現金等情況，是一般性檢查，是抽出一部分檢查，不是全面檢查，還主要是會計自查，款項的轉進、轉出林勇和張強都不記帳，又偽造帳單，發現挪用、調帳比較困難。被告人的辯解符合情理，符合財務室的現狀，只是一種輕微的失職行為，屬于工作失誤，不能說構成犯罪。

綜合以上分析，被告人李建國的失職行為，情節輕微，不屬于嚴重不負責的失職行為，不符合玩忽職守罪中失職行為的客觀要求，只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領導責任，而不應該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盧金增 孫運雙

第四篇：醫務人員收受“回扣”是否構成賄賂犯罪？

醫務人員收受“回扣”是否構成賄賂犯罪？

對醫務人員收受“回扣”的行為，理論界存在違背職業道德與受賄之爭。如何界定“回扣”的性質?對于這一行為，能否一律認定為受賄行為?醫院管理者、醫務人員、護士等不同身份的人收受“回扣”的行為性質是否一致?我們看一下我國的法律是怎么規定的？

怎樣才算收受“回扣”行為？

怎樣才算收受“回扣”行為，它是怎樣定性的？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張壽祥認為，“回扣”是指供應商按一定比例將貨款返還給買方的資金。實踐中，“回扣”分為賬外暗中“回扣”和賬內明示“回扣”兩種方式，前者是我國法律所禁止的，后者是法律所允許的。國有醫院管理者在工作中履行著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是國家工作人員，其收受“回扣”應當認定為受賄罪，而醫務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由他們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決定。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的規定，醫療機構、教育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從事醫療、教育物品的采購活動認定為公務行為，該類人員接受賄賂，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而將醫療機構中醫務人員、教育機構中教師的醫療、教育采購等活動不認定為公務行為，該類人員接受賄賂，構成犯罪的，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有人據此認為，國有醫療機構、教育機構的醫務人員和教師是非國家工作人員。

對此，江蘇省淮安市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徐承業表示，這種理解有失偏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等單位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活動是一系列活動的有機組成，國家工作人員根據管理需要必須進行各種職能分工。比如，國有醫療單位是在衛生法律法規規定下開展醫療衛生活動。為有效履行職能，醫療單位必須將其所屬國家工作人員進行人員分工，有的人員從事醫藥、器材等管理，有的人員從事醫療診斷，有的人員從事醫政、后勤管理等。各類人員各司其職，從而完成法律賦予國有醫療衛生單位的公共衛生事業職責。從這個角度來看，醫生的醫療行為是依法履職行為，應當屬于公務行為。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蔡道通認為，國有醫院的醫生利用處方權收受醫藥經營單位的“回扣”行為應構成受賄罪，不能僅以違背職業道德來評價。《意見》第4條第3款規定，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產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基于這一規定，有觀點認為，醫務人員開處方的行為并非公務行為，不論是國有醫院還是私立醫院，其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便利收受賄賂的行為，只能成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而不能成立受賄罪。

蔡道通認為，這種理解是錯誤的。結合《意見》第4條第1款規定，醫療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采購活動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銷售方財物，或者非法收受銷售方財物，為銷售方謀取利益，構成犯

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應當說，該條第1款與第3款之間并非對立關系，國有醫院的醫生，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收取“回扣”的行為，既符合該條第3款的規定，也符合該條第一款的要求，理應擇一重處，成立受賄罪。因此，《意見》第4條第3款的主體范圍，應解釋為非國有醫院以及國有醫院中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醫務人員。

怎樣算“不正當利益”？

實踐中，能否將醫療器械銷售人員在銷售醫藥耗材中獲得競爭優勢的行為界定為行賄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狄小華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刑法第389條規定的行賄罪構成必須具備的目的要件，包括兩種情形:行賄者通過行賄讓國家工作人員為自己謀取的利益本身是法律禁止的，或不該謀取的違法利益。行賄者以行賄方式最終謀取的利益本身沒有什么不正當，但其以行賄方式讓其取得了一定的競爭優勢，也應當理解為不正當利益。實踐中，醫療器械銷售人員以給“回扣”的方式使自己銷售的醫藥產品獲得了競爭優勢，應當理解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而對于為謀取正當利益而進行的行賄行為該如何進行刑法上的評價，則應視具體情況而定。徐承業認為，首先要明確的是，一般被索取賄賂的不追究行賄人的刑事責任，但是根據公平公正原則和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務的廉潔性要求，給予國家工作人員“回扣”從而造成國家利益重大損失的行為可以追究行賄人的刑事責任。其次，從表面上看謀取的正當利益并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同時希望國家工作人員在以后履職過程中違反公平公正原則給予其利益的行為，也應當視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環球醫學編輯：吳星）

第五篇：孫某交通肇事逃逸案——交通肇事后離開現場又投案自首是否構成肇事后“逃逸”

交通肇事后離開現場又投案自首是否構成肇事后“逃逸”

【提 要】

刑法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為對肇事人加重處罰的情節，意在避免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時救助而遭受二次傷害，促使肇事人履行救助義務。結合立法原意，作者提出，只有肇事人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肇事后“立即投案”這兩個要件，肇事人離開現場才不構成“逃逸”，否則其離開肇事現場的行為就構成“逃逸”。供參考。

【案 情】

原公訴機關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孫某

被告人孫某于2006年5月20日16時15分許，駕駛重型貨車違反交通信號燈規定行駛，造成被害人徐某當場死亡、張某受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公安機關事故責任認定，被告人孫某是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過錯方，負全部責任。

被告人孫某肇事后，曾撥打電話報警，并將被害人張某扶至路邊，后棄車離開現場。次日下午，被告人孫某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審 判】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孫某在肇事后棄車逃離現場，且沒有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應當認定其有肇事后逃逸的情節。鑒于孫某系自首，依法可予減輕處罰，故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孫某有期徒刑2年。

被告人孫某不服，以其向公安機關報警后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為不屬“逃逸”、原判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我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 析】

本案審理過程中主要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孫某肇事后離開現場的行為屬于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由于“逃逸”與“自首”分屬兩個法律情節，因此其逃跑后又自首的行為，并不影響逃逸情節的成立，應分別予以認定；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孫某的行為不屬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理由在于孫某肇事后很快到公安機關投案，其主觀上沒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和動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交通肇事后逃逸指肇事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但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實施“逃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存在“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情況，也存在“害怕遭到被害人親屬的報復毆打或人身傷害而逃跑”的情形。因此，正確理解“逃避法律追究”的含義是本案定性的關鍵。從刑法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可以看出，立法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交通肇事的被害人能夠得到及時救助。

據此，筆者認為，認定肇事人是否具有“逃逸”情節，關鍵在于肇事人離開現場后是否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立即投案”兩個行為。如果肇事人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后沒有立即投案，或者雖然肇事人立即投案但沒有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均屬于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為。只有肇事人在離開現場后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立即投案”兩個行為，方可排除其存在“逃逸”情節。

第一，肇事人離開現場時是否 “積極履行救助義務”是評判“逃逸”性質的本質要件。交通安全關系著人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交通事故發生后，搶救傷者是肇事者的首要任務。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后逃逸，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正因為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才明確規定交通事故發生后，車輛駕駛人應當履行救助等義務，我國刑法也將交通肇事以后置被害人生死不顧的逃逸行為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如果不將“積極履行救助義務”作為評判“逃逸”性質的要件之一，會使法律規定的肇事人保護現場、搶救傷者的義務無法落到實處。“履行救助義務”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包括電話求救、向有關部門報告救助等。

第二，肇事人離開現場后是否“立即投案”是評判“逃逸”性質的形式要件。依刑法理論，自動投案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自動向有關機關或個人投案，如實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行為。由于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逃逸”是指“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因而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人離開肇事現場后是否“立即投案”，能夠反映出肇事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如果肇事人“立即投案”，說明肇事人離開現場與“主動投案”兩個行為之間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連續性，反映出肇事人在主觀上具有“接受法律追究”的意向，客觀上已經開始實施了“接受法律追究”的行為；如果肇事人離開現場后“事后投案”，則說明肇事人的“離開”與“投案”分屬兩個獨立的行為，難以排除肇事人系逃逸后又因畏懼法律或者其他原因而投案自首的可能。故“事后投案”不必然成為否定肇事后“逃逸”的理由。

第三，“積極履行救助義務”與“立即投案”均是“接受法律追究”的表現形式，二者具有內在聯系。多數情況下，交通肇事后的逃逸都存在逃離現場、不履行救助義務及畏罪潛逃的情形，但也不排除“救助后逃跑”或者“不救助但投案”或者“先救助后逃跑再投案”等情況。從法律文意理解，“逃逸”應當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逃離現場，不履行救助義務；二是為逃避法律追究而畏罪潛逃。從這一角度而言，“畏罪潛逃”包含了“不履行救助義務”，“不履行救助義務”是“畏罪潛逃”的外在表現之一。因此，筆者認為“積極履行救助義務”與“立即投案”均是“接受法律追究”的表現形式，兩者具有內在聯系，缺一不可。如果僅以“立即投案”作為“接受法律追究”的條件，則不符合立法本意。刑法設置交通肇事逃逸加重處罰的目的，在于禁止肇事人對公民生命財產權的漠視，并非僅僅為了保障國家追訴權利的實現。國家追訴權利的實現與保障公民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相比，法律更關注的是后者。如果將“積極履行救助義務”的條件排斥在外，可能造成肇事人因“立即投案”而規避積極履行救助的義務，“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規定也將無從落實。反之，如果僅僅以“積極履行救助義務”作為“接受法律追究”的條件，排除“立即投案”，那么“接受法律追究”也就成為空談。

本案中，被告人孫某交通肇事后離開肇事現場，雖然具備了撥打電話報警、將被害人張某扶至路邊等行為，但孫某并無進一步的救助行為，也未立即投案，具有“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情節。原判根據被告人孫某的自首情節，依法對其減輕處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刑罰原則，并無不當。

【附 錄】

作者：許任剛

裁判文書：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6)滬二中刑終字第490號刑事裁定書

合議庭：孫成剛(審判長、承辦法官)孫國祥 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