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的一大到十七大基本內容

黨的一大：中國共產黨誕生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黨的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黨的四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黨的五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7年五大召開，大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黨的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黨的八大：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1956年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黨的九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會 1969年九大召開，九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使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黨的十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會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繼續了九大的“左”傾的錯誤。黨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后的首次大會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雖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將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二大：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1982年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三大：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十三大召開，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一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大會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大會還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經濟發展分三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黨的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黨的十六大：與時俱進的大會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黨的十七大：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的大會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黨的十七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第二篇：一大到十七大簡介（范文）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在法國的共產主義小組還沒有和國內取得聯系，所以沒有派代表出席)。推舉的代表共12人：湖南小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小組董必武、陳潭秋，上海小組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劉仁靜、張國燾，濟南小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陳公博，日本東京小組周佛海。參加大會的還有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會議。會議在召開過程中曾遭到帝國主義密探的干擾，最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大會討論了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于議會行動議決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9個決議案。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3年６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恤孤院后街31號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張國燾等30多人（其中有表決權的19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大會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等9人為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后由于譚調職，改為王荷波）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黨的“三大”所確定的建立國共合作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使共產黨活動的政治舞臺迅速擴大，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為波瀾壯闊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

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大會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并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

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張國燾、李立

三、李維漢等82人，代表著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五大雖然召開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卻沒有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但周恩來、任弼時等一批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有所認識、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選進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這為后來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提供了組織上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大會還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分為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大會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是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的。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56年９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協禮堂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補代表107人，代表全國1073萬名黨員。59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團以及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應邀列席大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和《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大會選舉了由97名委員和73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選舉了由17名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次大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69年4月1～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國2200萬名黨員。毛澤東主持大會開幕式并致開幕詞。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林彪代表

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還選舉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當時全國有2800萬名黨員。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由195名委員和12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應到大會的代表1510人，除劉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請假未能出席預備會議外，實際出席會議代表1502名。代表全國黨員3500多萬。華國鋒作政治報告，葉劍英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致閉幕詞。大會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任務，但沒有能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了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修改黨的章程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201名委員和132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名黨員。鄧小平致開幕詞，胡耀邦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210名委員和138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72名委員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由132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趙紫陽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大會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制定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各項改革任務。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的決議》、《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75名委員和110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200名委員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由69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89名委員和130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08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國5800萬名黨員。江澤民作《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規劃了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大會通過了《關于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93名委員和15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15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大會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作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98名委員和158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21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錦濤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吳官正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開。大會應出席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共2270人，實到2237人。吳邦國主持大會，胡錦濤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報告。大會批準了胡錦濤同志所作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決定這一修正案自通過之日起生效。大會一致同意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隨后召開的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選舉胡錦濤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胡錦濤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賀國強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第三篇：黨的一大到十七大的召開時間地點

黨的一大到十七大的召開時間地點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9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8天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9天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12天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13天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24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50天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13天

1969年4月1～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3年8月24～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7年8月12～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82年9月1～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92年10月12～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97年9月12～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2002年11月8～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2007年10月15～2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2012年11月8日~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第四篇：黨的一大到十七大的召開時間及意義

黨的一大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1922年，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黨的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黨的四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黨的五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7年五大召開，大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黨的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黨的八大：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1956年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黨的九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會 1969年九大召開，九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使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黨的十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會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繼續了九大的“左”傾的錯誤。

黨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后的首次大會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雖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將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二大：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1982年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三大：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十三大召開，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一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大會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大會還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經濟發展分三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黨的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黨的十六大：與時俱進的大會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黨的十七大：

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開。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十七大精神內涵：

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總結了黨的十六大以來5年的工作，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做出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報告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當前和長遠相結合，突出了高舉旗幟、科學發展、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和加強自身建設四個重點，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和重視民生的三大要求，以戰略性思維和前瞻性眼光描繪了我國改革發展的宏偉藍圖，是中國共產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政治宣言，是指引全國各族人民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行動綱領。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一大到七大

中國共產黨七次代表大會

2006年7月1日十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紀念日。在此回顧黨的一大到七大，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為了求得民族獨立和 人民解放，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艱辛而輝煌的歷程。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由于巡捕房密探的干擾，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有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蘅、王盡美、鄧恩銘、張國濤、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以及陳獨秀指定的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列席了會議。大會確立了黨的名稱和黨的綱領，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從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奮斗目標的 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張國濤、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代表全黨195名黨員。大會正確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施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二大低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陳潭秋、代英、秋白、張國濤、李立

三、項英等30人代表著全國420名黨員。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于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它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可以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潭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

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著全國黨員994人。黨的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提出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維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佃戶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濤、張太雷、李維漢、李立

三、陳潭秋、董必武等82人。代表著全國黨員5796人。黨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僅半個月這樣一個非常時期召開的，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民主革命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身心土地革命，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重大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的措施，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重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有瞿秋白、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蔡和森、張國濤、李立三等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任。黨的六大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全黨的兩大問題；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的中國個，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著兩個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著全黨121萬黨員。七大的一個重大歷史功績是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七大的另一重大歷史貢獻是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七大新黨章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著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使黨的高級干部對于革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