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恩來曾被南開開除 校長張伯苓何時恢復其學籍

周恩來曾被南開開除 校長張伯苓何時恢復其學籍？

核心提示：張伯苓在南開召開慶祝大會，會上說:“西安事變解決得這么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過去我把他開除了，現在我宣布恢復他的學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凝聚了張伯苓一生心血的南開大學最初是私立大學，最近出版的《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一書記載，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復校后，南開大學卻成了公立大學，并披露了這一轉變的過程。

1930年12月24日，張伯苓為爭取南開大學補助費，第一次到南京會見蔣介石及黨國要人，這也是張、蔣的初次相識。

蔣介石對張伯苓及其創辦的教育事業大加褒揚，同時非常爽快地答應給予南開大學在財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蔣介石就兌現了諾言。自1932年起，國民政府開始向南開大學發放補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為6.2萬元。

安淑萍的《張伯苓對蔣介石撥款的回報》一文記載，國民政府對南開大學的補助，從1932年、1933年連續兩年的6.2萬元猛增到1934年的14萬元，同年教育部又補助4萬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廳補助6000元，總計達18.6萬元。而當時南開大學的全年收入也不過40萬元，政府公款補助占45％左右。

1936年初，張伯苓為籌劃南開內遷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緣”。張伯苓提出:“發展四川大后方必先從教育、實業、交通各方面著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蔣介石非常贊同張伯苓的看法，當即表示個人捐贈法幣5萬元，以助張伯苓在四川建校。張伯苓于2月11日收到這5萬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蔣介石做出了表率，國民政府大員紛紛效仿，以示捐資助學之慨。行政院長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張群、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等也紛紛捐款。其中劉湘不但自己捐出5萬元，還動員妻弟周成虎將800畝土地以半捐形式賣給南開。蔣介石關照南開大學

七七事變爆發時，張伯苓正在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廬山會談”。張伯苓在會上發言時，一改平日的平穩、持重，情緒激動地說:“‘南開’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戰端一開，難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決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爛了‘南開’可以再重建，國家一旦滅亡了，還談什么教育！”他說得熱淚盈眶，聽者無不動容。

果然不出張伯苓所料，日本侵略者對南開這個抗日大本營進行野蠻轟炸，南開校園頓時成為一片廢墟。張伯苓面見蔣介石，匯報南開被毀之事。蔣介石安慰說，在抗戰中，國家一定盡量支持南開在內地辦學；打敗日本之后，也一定會協助南開復校，并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蔣介石批準了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建議，南開與北大、清華合組為臨時大學，于11月1日在湖南長沙開學，隨后又遷昆明，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之后，標志著南開由私立大學向國立大學轉型。1938年8月10日，蔣介石在漢口約見張，并邀其共進午餐，陳布雷作陪。席間，張提出南開經費補助事宜，蔣當即讓陳布雷記下催辦，并很快在行政院會議上通過補助南開8萬元的決定。這是張首次直接向蔣求助經費，此后南開大學的經費皆來自公款。政治家們的聰明“運作”

蔣介石對張伯苓的支持(拉攏)不僅是在經費補助方面，同時還有對其生活的關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賀、子女的培養等。從1938年到1946年，蔣兩次到南開中學參觀，五次拜訪張伯苓，還借南開中學大運動場舉行閱兵式。探病、祝壽、題詞、授勛、贈款??任何一位國立大學的校長都未曾享受過如此禮遇，更何況是私立的南開了。1942年，張伯苓患前列腺脹大病，蔣介石聞訊即往沙坪壩張伯苓的家中探視。隨后的兩年中，張伯苓兩次發病，蔣介石每次都親自探望，并安排他到當時醫療條件最好的中央醫院醫治。

1944年1月1日，國民政府為褒獎張伯苓終身從事教育，頒發一等景星勛章，以示嘉獎。這可以看做蔣介石送給張伯苓的新年禮物。張伯苓過生日時，蔣介石又贈送手書的條幅，以示禮遇。

從精神到金錢，從健康到生活，蔣介石對張伯苓的優遇，可謂無微不至。1946年4月，蔣介石親自簽署了將南開變為國立大學的文件。這是履行蔣介石答應張伯苓的一個諾言:對于這所大學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華軍隊文化摧殘的補償。同時，核定了三校復員經費預算，遷移旅費70億元，修建費30億元(北大10億元，清華12億元，南開8億元)。

就在蔣介石簽署文件將南開變為國立大學之前，張伯苓還打著自己的算盤，想繼續維護南開的私立性質，并對此充滿了信心。在三校復員之前，他將南開教育經費的設想致函蔣介石，并與蔣介石面談。但這只是張伯苓的一廂情愿，教育部已經為南開大學撥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讓南開姓“私”。南開校史專家梁吉生對此評論說:“張伯苓做了種種努力，終究未能實現南開大學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過政治家們的聰明‘運作’。” 張伯苓與蔣介石的“雙贏”

從張伯苓與蔣介石密切的交往可以看出，張伯苓獲得了教育經費，蔣介石獲得了張伯苓在政治上的支持。蔣介石鼎力支持張伯苓，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利用張伯苓作為社會名流的影響力以及作為南開校長對青年學生的號召力。

西安事變發生后，張伯苓以南開名義發表通電，提出“擁護蔣委員長抗日”的口號，關心蔣介石的安危并為之奔走、斡旋。南京國民政府高層知道張伯苓與張學良交情深厚，而周恩來是他的學生，準備請他去西安勸說。后來蔣介石被釋放，平安回到南京。張伯苓在南開召開慶祝大會，會上說:“西安事變解決得這么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過去我把他開除了，現在我宣布恢復他的學籍。”

抗戰時期，張伯苓不論在任何時候，都表明自己的立場——“蔣介石是全國的抗日領袖”——并于1941年加入國民黨。正因為張蔣之間相互支持，各得所需，形成了雙贏的局面。在兩人關系的慣性之下，張伯苓最終偏離了教育家的軌道，從參政到從政，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第二篇：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且看南開老校長張伯苓的雅量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且看南開老校長張伯苓的雅量。

1918年北大的老師和學生，前排左五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左六為陳獨秀，左七為梁漱溟，二排左四為哲學家馮友蘭。1947年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清華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大校長胡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范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梅貽琦擔任大陸清華大學校長17年，留下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的名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精神核心，如今的北大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梁漱溟、辜鴻銘的北大根本不是一回事，早非文化思想策源地，而是培養精致利己者的大本營。上周去了趟南開去打印一本已經絕版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論》（藤軍著），從東門進去，門外還是喧囂街市，院內頓顯清凈，仿佛市內“桃花源”。坐上校內電瓶車，遠望大中路很有縱深感，兩旁蓊郁的白楊樹，罅隙下閃耀著流碎的光陰，多少莘莘學子在此走過畢業離開。沉浸在校園里，仍然讓人心靈澄澈、一種安然的情愫在揮發。馬蹄湖對面的小花園，是個溫馨的所在，花園南邊的思源堂，高大古樸。車過主樓，周恩來塑像巍然屹立，然而對面的泰達會館更是扎眼，類似菜刀的中銀大廈搞得對面的匯豐，不得不架上“兩門炮”還擊。這座與主樓對峙的酒店猶如翳障，引得南大校友極為不爽，陳省身先生也表達了和平的抗議之聲,他曾說自己有生之年的愿望之一，便是買下泰達會館，作為南開的對外招待所。經過化工樓，我在西南村下了車，在荒島書店轉了轉，隨后走到新圖書館，坐在臺階上暢想起過去的往昔。

在民國流傳那么句話:天津有三寶,永利（堿廠）、南開、大公報。南開的中學教育極具代表性，南開大學為國家培養出很多專家和治國人才，尤以周恩來、陳省身、吳大猷、及曹禺等最具代表性。南開大學的創辦人之

一、近代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作為教育救國的實踐者，給南開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求人。”張校長早先參加北洋水師學堂，正逢甲午戰爭，他畢業實習時目睹了“國旗三易”（威海衛由日本人手中移交給英國人，升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再懸英國旗）的場面，深感奇恥大辱。正值國難當頭，他思慮出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他先到嚴修家塾教書，與教育先驅嚴修志同道合，兩人共赴日本考察，回來創辦了南開中學。

張伯苓在中學教育中提出不光從書本得到學問，還要有課外活動。在他倡導下南開社團如雨后春筍，如敬業樂群會、美術研究會、攝影研究會、文學會等。南開的劇團尤其有名，有“話劇搖籃”之美譽。張伯苓提倡新劇的動因，主要是1908年去美國、歐洲考察所得的感悟。他回國后著手編寫具有針砭現實特征的新劇《用非所學》，還在其間飾演主要角色。周恩來是南開新劇團的第一批會員，曾參加演出《一元錢》、《恩怨緣》等劇。新劇團在1916年到了新階段，張伯苓胞弟張彭春從美國留學回津，張彭春是最早到國外學習歐美現代戲劇理論的學者，他負責新劇團期間，直接、系統地把西方戲劇理論和編導藝術介紹過來，使南開新劇團獨具特色。他還指導排演了其在美國創作的寫實劇《醒》比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謂“第一部話劇劇本”《終生大事》（胡適1919年發表），早了3年，比1924年上海戲劇協社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洪深根據王爾德劇作編譯）還要早八年。

1916年《一念差》演出劇照南開新劇社還排演了《娜拉》（易卜生）、《慳吝人》（莫里哀）、《求婚》（契訶夫）等世界著名話劇。當時有個學生萬家寶、在京劇《南天門》反串、排演《國民公敵》讓他扮女主角，后來排《娜拉》，萬家寶將女主角演活了，以假亂真。張彭春將一套珍貴的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他，此人就是后來的劇作家曹禺。在南開二三十年代文風甚熾、學生們寫小說、寫戲、搞翻譯、當編輯、演話劇，無拘無束地釋放其價值追求，像章方敘（靳以）、查良錚（穆旦）、金德麟（金焰)、周汝昌、端木蕻良、韋君宜、黃宗江等人都是在南開起步走上文藝之路。

1934年南開大學外文系演出英文話劇《西方健兒》 張伯苓的教育思想不斷演變，他發現日本教育相對刻板，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回國后創辦南開大學。1924年南開大學商學系的寧恩承在《南大周刊》發表《輪回教育》一文變相抹殺了張校長的教育功績，但這則文章也觸及了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南開之前的教育從制度及教材全盤仿效美國。如何保持中國文化獨有的品格，只能是汲取國外文化的精華，張校長隨后提出了“知中國，服務中國”的主張。張校長很早就目睹了聳膊成山、望秋先零的清朝士兵，還有被侮辱為“東亞病夫”的蕓蕓國民。他希望以體育增強國民體格體育精神觸發團結互助的氛圍，養成健全人格。他主持的南開學校，在華北運動會及全國運動會都獲得佳績。那時的南開籃球隊擊敗美國海軍球隊，還擊敗了剛在日本全勝氣焰囂張的菲律賓提托馬斯大學冠軍隊，于是南開球隊威震遠東，“南開五虎”聲名遠播。張校長還被稱為“中國奧運第一人”到場觀摩奧運動，將奧運引入中國，他還大力促進運動員劉長春參加第一次奧運會。

南開大學根據國際國內著名大學的辦學經驗，當時極為重視教師和學生的科學研究。經常邀請校外著名學者來校公開講演。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如胡適、李大釗、馬寅初、梁啟超、范文瀾、陶行知、賀麟等都曾先后來過南開。胡適的講演有《新思潮主義》、《中國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講演為《孔子的真面目》。湯用彤亦做過《氣候與社會之影響》的講演。他還秉承優質教育，不盲目擴張生源。1937年在校學生僅429人，敦請的老師均是聲名煊赫的學者，像劉晉年（數學）、饒毓泰（物理）、邱宗岳、楊石先（化學）、蔣廷黻（歷史）、李濟（人類學）、何廉、方顯廷、陳序經、李卓敏（經濟）、黃鈺生（心理學）、柳無忌（英文）、竺可楨（氣象、地理）、湯用彤（哲學）、范文瀾（歷史）、吳大猷（物理）等。抗日之初南開公開反日，華北運動會上南開拉拉隊打出了“勿忘國恥”、“收復土地”的標語，這深深刺痛了被邀參加開幕式的日本駐津最高長官梅津，他當場向張伯苓提出抗議。張據理爭辯，“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愛國運動，這是學生的自由，外國人無權干涉”。日本進攻華北，南開大學的被毀，是抗戰以來中國第一個罹難的高等學府。張伯苓向《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1934年華北運動會上南開拉拉隊打出“勿忘國恥”的牌子。張伯苓與北平的北大、清華合并為西南聯大，在昆明設校，這所學校幾乎匯集了國內各個學科大部分的精英人物，正如梅貽琦先生所言“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大師也”。這些既受過良好傳統教育又對西方現代知識有很深的理解的學者，無論其黨派、政見的的迥異，堅定的認為學術同政治是分開的，思想、學術必須獨立和自由。成為教育史一段佳話。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僅敬業教育，還能安貧樂道。華羅庚到西南聯大數學系任教，剛開始，一家6口與聞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廂房里。后來因為擁擠不堪，華羅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用最便宜的價把牛圈上頭用來堆草的樓棚租了下來。牛住下頭，他們一家人住上面。汪曾祺提及西南聯大的歲月，對于物質條件的艱苦時有描述，各院系教授學生毫無怨憤之言，齊心赴國難。這是真正文化的力量，一代知識分子放棄個人尊嚴和物質追求，憑著良知和熱誠為學術在屈辱時代中尋找一片凈土，中國學人歷來推崇的氣節、民族觀在非常歷史時期被發揮到極致。

張校長在重慶荒涼的沙坪壩建成重慶南開中學，人們驚嘆他創造了奇跡，是位魔術師，他笑呵呵地說“我不是魔術師，我是不倒翁，日本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來”。1941年畢業的學生謝邦敏富有文學才華，但數、理、化成績不佳。他在畢業考時物理交了白卷，即興在卷上填了首詞：“曉號悠揚枕上聞，余魂迷入考場門。平時放蕩幾折齒，幾度迷茫欲斷魂。題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電、磁溫。今朝縱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組人。”物理老師魏榮爵在評卷時也賦詩一首：“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讓這位偏科的學子得以順利畢業，并考入西南聯大法律專業，后來登上了北大講壇，成為一名大律師。以此可見南開的雅量和不拘一格的開化教育。

齊邦媛（右一）與母親和兩個妹妹在一起。

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寫到重慶南開，她追憶過去的師長和同學，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她寫到南開向來注重國際化教育，理化程度也很強。南開自編國文課本，語文教師孟志蓀是主編，蔣所喜歡的王陽明一篇未入選，曾國藩家書也只選了一篇。蔣介石幾次親臨沙坪壩看望張伯苓，未聞校方出來組織三呼萬歲之類的舉動”。在權勢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學府的尊嚴，這些都顯示了南開中學傲然獨立的精神氣質。

張伯苓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重慶南開中學15歲的學生寫了一篇《走錯了一步棋的張伯苓》發在頗有影響的《新聞天地》，張校長看到后十分賞識，他說“不管他說得對不對，才念高一就敢在雜志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他的老校長。這說明他沒白念南開，也說明我們南開教育的成功”。晚年張伯苓短暫的“從政”，為歷史詬病，“一腳踩進臭溝里”，建國后他被視為“前朝遺老”，沒有受到公正待遇，回到南開中學沒有受到歡迎，1950年10月17日校慶那天，他很早起來，卻被告知學校不歡迎他去，老校長那天悲傷至極。次年2月23日，張校長與世長辭，他一生沒留下財產，只給兒孫留下一句話“留德不留財”。南開的學生每年都有參觀視察的活動。為培養民主政治的基礎，學校里特別注重學生對集會組織的訓練，為培養學生自主精神，張伯苓從不肯為他們輕易地寫一封謀事的介紹信。遺憾的是1949年后，中國教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變化如同張伯苓后來命運一般，無法左右更無法逆轉。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國的學術界再無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識，中國大學教育自五四以來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學統也隨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陸學界自由思想、自由學術的價值標準已成為一句空話被束之高閣，西南聯大則成了這一傳傳統最后的終結者。現今校園里，道德中空，人文思想喪失，民國時期的“立人”的教育無從談起，只能扼腕嘆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