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夢的文化底蘊

中國夢的文化底蘊

所謂“中國夢”，指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理想。這主要是針對近代中國積貧積弱，遭受到東西方列強的凌辱而言的。今天，國家強盛起來了，中國人的脊梁挺立起來了，近代仁人志士的夢想初步得到實現。同時，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還在過程之中。

實現“中國夢”有若干前提條件，其中之一是要認識中國文化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因為“中國夢”是中國人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的，我們的文化底蘊是我們實現理想的土壤。這就要有“文化認同”、“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一、重新發現中國文化 我們需要重新發現、重新認識中國與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多元一體。中華歷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樣化的發展中逐漸統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長時期，中華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從文明比較的角度來看，世界幾大古文明，只有中國文明一以貫之，延續至今，沒有斷裂，沒有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發生大的變異。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文明時代（指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世界原典文明勃興，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范人物誕生。但從彼時至今，從人種與文化兩方面來看，只有中華人種與中華文化一以貫之地延續下來了，沒有中斷。其中的機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異，多樣統一。中華文化的消化力、融攝力很強。中華各民族文化長期融合形成了相對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與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這是維系協調各民族的潤滑劑，自強不息的源動力。

在物質層面的文明上，過去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這是不錯的，但這是沿襲培根的說法。四大發明很了不起，還有比這四大發明更重要的發明：漆器、青銅器、絲綢、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制造工藝，無一不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還有茶葉、算盤等等。中國古代諸多科技發明，至少有二百多種偉大發明，都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曾經貢獻給全人類，起著改變世界的作用。據考古學家們確證，我國有一萬年的水稻的栽培史。早在漢代的時候，就有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織品、漆器陸續傳往歐洲并大受歡迎，冶鐵、穿井、養蠶、繅絲、絲織、造紙等技術也相繼西傳。到宋元時期，我國的陶瓷通過海上交通風靡全球。我們還需要深入探究古代天、地、數、醫、農學之奧秘。

在社會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社會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組織，士紳階層的作用很大，社會基本自治。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傳統中國絕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它們也保護了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間。它們往往與政權力量相抗衡又相協調，在平衡政權力量的同時，又起到政權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強，協調貧富，保障小民生存權，教化民眾，化民成俗，安頓社會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機構的作用，扶助、救濟貧弱，以“學田”等形式支持并資助農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對抗專制政府的惡法與法家以國家權力破壞親情及私人領域的若干做法。

在制度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賦稅等經濟制度，征辟詮選制度（薦舉、考試），文官制度，教育制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賑災的制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制度，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制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我國漢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對于羅馬的武人專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動、建構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諫議制、監察制、回避制等，至今仍有意義。中國古代的官制是十分豐富的寶藏，不乏對權力的制衡與監督等制度建構。儒家通過天神崇拜、天命論與革命論、民間輿論的震懾，特別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來批評、監督、限制君權。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來自英國，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國科舉制度為榜樣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的制度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圣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工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例如，儒家思想在歐洲啟蒙時代起過重要作用，深刻影響了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魁奈及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和霍爾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經伏爾泰的推崇，被寫入人權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人權與倫理思想。法國1789年由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權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也有所體現。《獨立宣言》第二條為：“人人獲得天賦的若干規定而不可移的權利。”杰弗遜解釋說：“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羅斯福總統的夫人領導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先生把儒學的原則、孔子的智慧貢獻給這一《宣言》，并促成了《宣言》的形成與被通過。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上，來自幾乎所有宗教派別的6500名宗教領袖通過了由孔漢斯先生起草的《世界倫理宣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石。由此可見中國的精神文明對世界的貢獻。這足以駁斥西方政治家撒切爾夫人、克林頓夫人所謂中國人沒有向世界貢獻價值觀的妄言。

二、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特色，學界見仁見智，我綜合張岱年、胡秋原等前輩的論述，提出如下六點：

第一，和而不同，厚德載物。重視人與自然之間，各族群、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系。所謂“天人合一”是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與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觀念上形成了“協合萬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視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別性、獨特性，又重視和合性、統一性。在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善于化解與超越分別與對立，主張仁愛、和為貴與協調性，有民胞物與的理想，厚德載物，兼容并包，愛好和平，從不侵略別人，反對以力服人，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第二，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中國文化凸現了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創造進取。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學習，以“剛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奮斗不止，絕不懈怠。中國人因此而創造了世界上獨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斷的文明。無數的仁人志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惡劣的環境、勢力與外來侵略者的凌辱壓迫，剛健堅毅精神代代相傳。

第三，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我們以仁義為最高價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舍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人”，強調人人都有內在的價值與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慨，守正不阿，氣節凜然，甚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第四，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主義肯定人民是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第五，整體把握，辯證思維。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范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于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大特征，一是整體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系性、系統性，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后者重視事物內在矛盾中陰陽、一兩關系的對立與平衡。

第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我國有現世與實務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盡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致用，反對空談高調。又有尊重勞動的精神，倡導勤儉節約，力戒驕奢淫逸，鄙視不勞而獲。

我看以上六條可以成為中國夢的文化底蘊，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文化基礎。

三、古為今用 創造轉化

我們堅持古為今用，絕不主張食古不化。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可以作創造性的現代轉化。

例如中國古典的社會理想，或者說中國夢，代表性的話語應是《禮記?禮運篇》假托孔子所說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儒家所設想的遠古時期“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說是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天下為人民所公有，選舉賢能的人來治理社會，人與人之間講求信用，和睦相處。人們不只愛自己的雙親，不只撫養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贍養，壯年人有工作做，幼兒能得到撫育，年老喪夫或喪妻而孤獨無靠的人及殘疾人都能得到照顧與優待；男人都有自己的職份，女子都能適時婚嫁；愛惜財物、民力，但絕不據為己有。因此，陰謀詭計不能得逞，盜竊和亂臣不會產生，外出不用關門，這就是大同社會。這就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社會理想。

儒家主張滿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民生，制民恒產，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社會弱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和災民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參與政治的機會。其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與社會正義觀、公私義利觀是歷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們批判現實的武器。這一思想的前提是：

一、人民是政治的主體；

二、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之同意；

三、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在今天還有意義，即我們增加就業，大力幫扶弱勢群體，關心農村留守婦女兒童，保障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權益，幫助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山區盡快脫貧等舉措，有助于遏制貧富差距擴大，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等亦是實現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

所謂“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兩千多年來，農家、平民子弟通過宗族祠堂與家庭教育（有言之教與無言之教，但更多的是無言之教）世世代代傳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忠信、為人著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忠臣義士的故事及蒙學讀物、家訓、治家格言、善書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于職守，與人為善，積善成德，“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和《四書》中的一些內容。這些價值通過唱戲的、說書的人之口，通過三老五更、家人鄉親口耳相傳，耳濡目染，逐漸在民間扎根。這些東西在中國起的作用，如同基督宗教在西方的作用。

仁義禮智信等我國的傳統美德，至今仍是活著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輪捐錢給貧困生的白芳禮老人、奮不顧身救學生的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道德模范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繼承并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

五四以來，強加給中國文化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需要我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性的負面的或所謂丑陋的中國人等等的揭露，有些過頭，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爾虞我詐，內斗內耗，我們出現過一些丑惡的現象（其實西方也有），但人們往往就會把賬算在國民性上，或要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承擔責任。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等，大大地弘揚出來。我們要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間留存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道德資源加以保護、拓展。

第二篇：中國夢的文化底蘊

中國夢的文化底蘊

○“中國夢”是中國人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的，我們的文化底蘊是實現理想的土壤。

○西方文官制度主要來自英國，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國科舉制度為榜樣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制度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經伏爾泰的推崇，被寫入人權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響著西方的人權與倫理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

所謂“中國夢”，指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這主要是針對近代中國積貧積弱，遭受到東西方列強的凌辱而言的。今天，國家強盛起來了，中國人的脊梁挺立起來了，近代仁人志士的夢想初步得到實現。同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在過程之中。

實現“中國夢”有若干前提條件，其中之一是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因為“中國夢”是中國人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的，我們的文化底蘊是實現理想的土壤。

重新發現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多元一體，中華歷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樣化的發展中逐漸統一的。從文明比較的角度來看，世界幾大古文明，只有中國文明一以貫之，延續至今，沒有斷裂；從人種與文化兩方面來看，只有中華人種與中華文化一以貫之地延續下來了，沒有中斷。其中的機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異、多樣統一。中華文化的消化力、融攝力很強。中華各民族文化長期融合形成了相對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與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理想信念，這是維系各民族團結的潤滑劑、人民自強不息的原動力。

在物質層面的文明上，過去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這是不錯的。但還有比這四大發明更重要的發明：漆器、青銅器、絲綢、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制造工藝，無一不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還有茶葉、算盤等。凝結著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古代諸多科技發明，至少有二百多種偉大發明，起到改變世界的作用。據考古學家們確證，我國有一萬年的水稻栽培史。早在漢代的時候，就有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織品、漆器陸續傳到歐洲并大受歡迎。冶鐵、養蠶、絲織、造紙等技術也相繼西傳。到宋元時期，我國的陶瓷通過海上交通風靡全球。

在社會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社會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組織，士紳階層的作用很大，社會基本自治。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傳統中國絕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在平衡政權力量的同時，又起到政權力量所

起不到的多重作用，抑制豪強，協調貧富，保障小民生存權，教化民眾，化民成俗，安頓社會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機構的作用，扶助、救濟貧弱，以“學田”等形式支持并資助農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對抗專制政府的惡法與法家以國家權力破壞親情及私人領域的若干做法。

在制度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賦稅等經濟制度，征辟詮選制度（薦舉、考試），文官制度，教育制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賑災的制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制度，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制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我國漢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對于羅馬的武人專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動、建構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諫議制、監察制、回避制等，至今仍有意義。中國古代的官制是十分豐富的寶藏，不乏對權力的制衡與監督等制度建構。儒家通過天神崇拜、天命論與革命論、民間輿論的震懾，特別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來批評、監督、限制君權。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來自英國，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國科舉制度為榜樣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的制度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圣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工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例如，儒家思想在歐洲啟蒙時代起過重要作用，深刻影響了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魁奈及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和霍爾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經伏爾泰的推崇，被寫入人權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人權與倫理思想。法國1789年由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權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也有所體現。《獨立宣言》第二條為：“人人獲得天賦的若干規定而不可移的權利。”杰弗遜解釋說：“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羅斯福總統的夫人領導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先生把儒學的原則、孔子的智慧貢獻給這一《宣言》，并促成了《宣言》的形成與被通過。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上，來自幾乎所有宗教派別的6500名宗教領袖通過了由孔漢斯先生起草的《世界倫理宣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石。由此可見，中國的精神文明對世界的貢獻。這足以駁斥西方政治家撒切爾夫人、克林頓夫人所謂中國人沒有向世界貢獻價值觀的妄言。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特色，學界見仁見智，我綜合張岱年、胡秋原等前輩的論述，就中國優秀的傳統精神、價值和特點提出如下六點：

第一，和而不同，厚德載物。重視人與自然之間，各族群、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系。所謂“天人合一”是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與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觀念上形成了“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視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別性、獨特性，又重視和合性、統一性。在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善于化解與超越分別與對立，主張仁愛、和為貴與協調性，有民胞物與的理想，厚德載物，兼容并包，愛好和平，從不侵略別人，反對以力服人，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第二，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中國文化凸現了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創造進取。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學習，以“剛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奮斗不止，絕不懈怠。中國人因此而創造了世界上獨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斷的文明。無數的仁人志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惡劣的環境、勢力與外來侵略者的凌辱壓迫，剛健堅毅精神代代相傳。

第三，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我們以仁義為最高價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舍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人”，強調人人都有內在的價值與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概，守正不阿，氣節凜然，甚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第四，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主義肯定人民是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第五，整體把握，辯證思維。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范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于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大特征，一是整體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系性、系統性，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后者重視事物內在矛盾中陰陽、一兩關系的對立與平衡。

第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我國有現世與實務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盡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致用，反對空談高調。又有尊重勞動的精神，倡導勤儉節約，力戒驕奢淫逸，鄙視不勞而獲。

我看以上六條可以成為中國夢的文化底蘊，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文化基礎。

古為今用與創造轉化

我們堅持古為今用，絕不主張食古不化。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可以作創造性的現代轉化。

中國古典的社會理想，或者說中國夢，代表性的話語應是《禮記·禮運》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儒家所設想的遠古時期“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說是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社會理想。

儒家主張滿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民生，制民恒產，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社會弱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和災民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參與政治的機會。其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與社會正義觀、公私義利觀是歷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們批判現實的武器。這一思想的前提是：人民是政治的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在今天還有意義，即我們增加就業，大力幫扶弱勢群體，關心農村留守婦女兒童，保障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權益，幫助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山區盡快脫貧等舉措，有助于遏制貧富差距擴大，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等亦是實現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

所謂“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兩千多年來，農家、平民子弟通過宗族祠堂與家庭教育（有言之教與無言之教，但更多的是無言之教）世世代代傳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忠信、為人著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忠臣義士的故事及蒙學讀物、家訓、治家格言、善書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于職守，與人為善，積善成德，“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和《四書》中的一些內容，通過唱戲的、說書的人之口，通過三老五更、家人鄉親口耳相傳，耳濡目染，逐漸在民間扎根。

仁義禮智信等我國的傳統美德，至今仍是鮮活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輪捐錢給貧困生的白芳禮老人、奮不顧身救學生的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道德模范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和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繼承并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

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等，大大地弘揚出來。我們要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間留存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道德資源加以保護、拓展。●

第三篇：中國茶道的文化底蘊和內涵

中國茶道的文化底蘊和內涵

作者： 發表于：2009-12-22 11:35:58 中國黑茶網 共有0 條評論 我要評論

中國是茶的發源地，是產茶大國，又是飲茶大國，中國人已有兩千多年的飲茶史，它以中國文化為依托，由品茗升華為茶道。中國茶道醞釀于漢朝，成于唐朝，盛于宋朝，它總體上以中國古代哲學為指導思想，根植于華夏文化之中，并以民族傳統美德為追求目標。隨著飲茶習俗的傳播，以在亞洲許多國家扎根，特別在日本形成了獨樹一幟，非常考究的日本茶道。而今走向世界，又促進了世界茶業及茶文化的蓬勃發展。

在當今的中國，說起茶葉、茶的功效、茶的藥用價值和喝茶的好處，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說起茶道來，恐怕是知道的人不多。而一般的喝茶和茶道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什么是茶道呢？茶道茶道，乃以茶載道。茶作為古老的經濟作物，最早出現于神農時代，神農氏嘗百草，發現茶有解毒作用，從此茶的藥用、食用、種植得到廣泛的發展。到了唐代，茶圣陸羽寫《茶經》時，社會上出現“茶道”名詞，從此創立了中國茶道，為華夏文明和世界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繼唐之后，宋代飲茶更為普遍。宋明兩代商貿繁榮，飲茶成了一大行當，由家庭走向社會，由比屋之飲發展到了茶館、茶亭、茶攤，由獨飲發展了辦茶會、茶聚飲。茶事不再是個人的享受，已成為全方位向社會開放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載體，一個小小的茶館成為了社會生活的縮影和一面鏡子。“道”，寓于飲茶之中，所以，茶道的形成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茶的廣為種植，二是茶的品飲及方式。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在產茶飲茶過程中有所感悟，有所發現，有所創造，形成了獨具風采的茶文化，由琢磨出博大精深的中國茶道。茶道是一種文化藝能，是茶事與茶文化的完美結合，是修養和教化的手段。它不僅重視飲茶藝能，還重視飲茶時的自然環境、人際關系和茶人心態。具體地說，茶道的構成有5個方面：茶藝，茶人，主題，程序，環境。

茶藝指制茶、烹茶、飲茶的技術，技術達到爐火純青變成了一門藝術，它包括精茶、潔水、活水、妙器；茶道的角色是茶人，包括烹茶的人和飲茶的人，茶人當有資格標準；茶道要有主題，可嚴肅，可輕松。然而，友誼是茶道永恒的主題，茶道的過程就是程序，也就是茶道進行的整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應受到禮法教育，獲得道德修養；中國茶道重視品飲的環境、茶室的格局和內部裝飾順乎自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達到

“天人合一”的境地。

中國茶道吸收了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精華。儒家的中庸、和諧在中國茶道中表現為以茶勵志，溝通人際關系，積極入世；道家強調的天人合一，精神與物質的統一的自然觀、哲學觀、美學觀以及佛教樸素的思想境界都在中國茶道中體現得更加充分，這些無疑形成了中國茶道豐富的精神內涵。

中國茶道與文化藝術、地域民俗的契合使其內容更加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樣，性表現出鮮活的個性風俗。有茶為詩魂之譽，以茶助文思，以茶雅趣，以茶歌舞；有北京的茶館，天津的茶社，廣東的茶樓，杭州的茶室等品飲茶的場所；有廣東、福建的功夫茶，白族的三道茶，滿族的蓋碗茶等形式；有

茶俗，茶禮，茶儀等內容。中國茶道自始至終無不貫穿著強烈的民族色彩，濃郁的文化氣息。

第四篇：文化底蘊

文化底蘊

“GOLD CATAPLA”(中文譯名：金楸林)，倡導休閑、浪漫、自然，設計上講求心靈的自然回歸感，平淡中流露出不動聲色的奢華，給人

一種撲面而來的濃郁英倫鄉村氣息。

GOLD CATAPLA,設計元素起源于17世紀末期的英國鄉村小鎮。

21世紀初期，時尚界懷舊風潮涌動，英式鄉村風靡中國。

GOLD CATAPLA,由芬蘭設計師萊科瓦寧先生主筆，將全新的英

式田園家居精華融入家具的靈魂，以高貴而不浮華、自由而不狂放的設計理念，完美地闡釋了健康、自然、環保、典雅的英國鄉村風情。GOLD CATAPLA,是北歐文化底蘊與東方文化氣息完美結合的產物，它容匯了歐洲人的悠閑又有東方人的含蓄。它既是有文化修養的中上

等家庭的首選家具，又是白領、金領的追求。用金楸林家具裝飾的家

能讓您感到輕松、溫馨、自然。瞬間化解一天的疲勞，解除一天的緊

張情緒，使你的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仿佛回歸了田野回歸了大自然。

GOLD CATAPLA家具品牌，一經問世，便以其恬淡純正、從容

雍和的氣質風韻，富麗典雅、玲瓏碧秀的品質，樹立了無與倫比的高

品質品牌形象。

第五篇：中國夢

“中國夢” 和“境外勢力”

“中國夢”近來是個很熱門的議題，人們往往將其比擬于“美國夢”，而忽略兩者的重要區別：“美國夢”具有很強的個人主義成分，而“中國夢”則是集體主義的宣傳口號。但是作為百多年來的強國夢理想，“中國夢”確實是力圖趕超美國的世界強國地位。

從這個角度，“中國夢”相對于“美國夢”的一個明顯劣勢，便是北京在大力宣揚“中國夢”的同時，出現要提防“境外勢力”的宣傳高調。除了藏、疆、香港等地，就連學術界里都提出要警惕“境外勢力”滲透的說法。而防范所謂“境外勢力”，實際便是排斥和控制有“海外關系”的人士。越是鄰接“境外”，越是如臨大敵。新近的香港普選爭議是明顯例子。

正是在對“境外勢力”的態度上，如《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引用報道，美國華裔作家劉柏川的新書《華裔美國夢》（A Chinaman's Chance）點出了“美國夢”相對于“中國夢”的重大優勢：“海外關系”人士實現“美國夢”的巨大機會和成功。

劉柏川強調的是華人華裔通過精英教育和個人奮斗被美國上層社會完全接受的事實。這一競爭優勢，使得美國并不需要擔心中國的崛起，除非中國也能同樣接受容納來自境外的人才。

劉柏川本人便是例子：作為臺灣移民第二代，他是耶魯大學本科和哈佛法學院畢業的雙料常春藤精英，擔任過克林頓總統的演說撰稿人和內政顧問，后來創辦了公民大學（Citizen University）。

類似的華裔人士，可以舉出布什政府勞工部長趙小蘭（哈佛商學院）、奧巴馬政府要員盧沛寧（普林斯頓本科、哈佛法學院）和陳遠美（哈佛大學），以及被北京官方傳媒攻擊為“香蕉人”的前華盛頓州州長、奧巴馬政府商業部長和駐中國大使駱家輝（耶魯大學）。

就是在近日的新聞里，也可以順便舉出2014年民主黨紐約副州長初選候選人吳修銘（哈佛法學院畢業、首次提出“網絡中立性”的法律專家），以及共和黨羅德島州州長候選人、得到羅姆尼支持的克蘭斯頓市長馮偉杰。

這里牽涉到的題目，便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里總結的歷史規律：國家強盛成功的長遠關鍵，是具有“包容開放性的國家機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上述華裔人士，只是大量與“境外勢力”有關系的美國移民第二代成功的一部分。

被茶黨懷疑出生在非洲、暗里信奉伊斯蘭的奧巴馬總統，是美國容納“境外勢力”的最好例子：生父和繼父都是外國人，而一位同父異母兄弟至今生活在中國。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因為美國是新大陸的移民國家。那么在歐洲舊大陸老牌列強中，前法國總統薩科齊是移民第二代，歷屆法國政府包括當今社會黨政府部長中，穆斯林移民第二代層出不窮；在英國，當今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也是如假包換的移民第二代（父親比利時波蘭裔，母親波蘭人），新近因抗議加沙戰爭辭職的英國內閣大臣賽義達·瓦爾西（Sayeeda Warsi）女爵士是巴基斯坦移民的女兒，擔任過保守黨主席；在德國，上屆默克爾政府副總理、前自由民主黨魁菲利普·羅斯勒（Philipp Rosler）是被人領養的越南孤兒。

正如《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總結，這一歷史規律不僅僅驗證于現代社會，中國稱雄世界的漢唐盛世，同樣展示了對“境外勢力”的包容開放性。

在“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漢朝，最敵對的“境外勢力”是匈奴。可是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卻是漢武帝的五名顧命大臣之一，其后裔 “七世內侍，何其盛也！”保護漢家皇室安全的最精銳御林軍，則是長安的匈奴族騎兵——長水胡騎和宣曲胡騎。

到了唐朝，中央政府中“境外勢力”人物比比皆是。唐代“蕃將”為人熟知，曾經占據了朝廷官員的一半。比較隱諱的是通過當時“精英教育”——科舉制度進入政府高層的境外移民后代。《北夢瑣言》卷五記載：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

這就是說：連續四名唐朝宰相，都是西域外族移民的后代！大唐帝國包容“境外勢力”的氣度，絕不亞于今天的美國。兩者都說明今天“中國夢”的重要缺失——封閉排他性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