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說不盡的西安兵諫：影響了整個歷史走向

說不盡的西安兵諫：影響了整個歷史走向

說不盡的西安兵諫：影響了整個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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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自延安會談后，張學良說到做到，從南京到洛陽、自洛陽到西安，對蔣介石哭諫、苦諫，的確是做了一系列逼蔣的文章。怎奈蔣氏頑固不化，親自趕赴西安，調兵遣將，進一步加緊了“剿共”的步伐，加緊了、強化了“剿共”機器的運轉。在蔣介石到了西安，張學良被逼得焦頭爛額而無路可走之時，楊虎城向他鄭重地提出了兵諫的建議。也就是說，是楊虎城破題之后，張學良才產生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念頭。

西安兵諫之所以說不盡，一是題旨重大，用外國史學家的話講，“影響了一個大國的整個歷史走向”，屬于中國命運接續存亡的一個轉捩點；二是涵蓋復雜，涉及中華民族諸多階層何去何從的前途和命運。正如毛澤東1937年所說的那樣，沒有西安兵諫及其和平解決，中國大地上“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由此也許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抓蔣

西安兵諫第一個決定性的目標是抓蔣，抓住蔣介石，也就抓住了牛鼻子。而抓蔣念頭的產生與形成，不可能憑空而降，而是有一個逐漸演進發展的過程。

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決心，早已形成。在漫長艱難的歲月里，以死抗爭的共產黨人面對強大兇惡的對手，只能采取反蔣的斗爭方針。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會談之后，共產黨采納了張學良的建議，從“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這實質上是將逼蔣的重擔移到了張學良的肩頭。紅軍作為蔣介石“剿滅”的對象，要逼迫蔣介石抗日，在實際上是困難的。

自延安會談后，張學良說到做到，從南京到洛陽、自洛陽到西安，對蔣介石哭諫、苦諫，的確是做了一系列逼蔣的文章。怎奈蔣氏頑固不化，親自趕赴西安，調兵遣將，進一步加緊了“剿共”的步伐，加緊了、強化了“剿共”機器的運轉。蔣介石轉身殺出的回馬槍，反而將張學良逼到了無可轉圜的田地。這個時候，張學良深感無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諫的意念。

在蔣介石到了西安，張學良被逼得焦頭爛額而無路可走之時，楊虎城向他鄭重地提出了兵諫的建議。也就是說，是楊虎城破題之后，張學良才產生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念頭。蔣介石與張學良,一個是總司令，一個是副總司令，二人稱兄道弟，也正因為二人是這樣的不尋常的密切關系，張學良才敢于把“逼蔣抗日”的擔子一肩挑起。假如張學良在延安沒有逼蔣的承諾，則不會有嗣后逼蔣而碰壁的極度苦惱，楊虎城之點火也就沒有機緣。

從這個角度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會談”時化“反”為“逼”，也可以視作周恩來在張的心底于無形中埋下了抓蔣的第一粒火種。楊虎城是繼周恩來之后的破題人、引爆者、火槍手。那時在西北，張學良的東北軍近20萬，最具實力，他們離鄉背井，無家可歸，是一堆積聚已久的干柴。而張學良作為東北軍的首領，自然是兵諫能否付諸實施的最關鍵的人物。

西安兵諫如果缺少周恩來，則沒有火種；缺少楊虎城，則無從起火、引爆；缺了張學良，則沒有實力，無從實施，無法成勢。這樣看來，兵諫之形成，張、楊、周三人缺一不可。另外，為最后消滅紅軍，蔣介石趕赴西安，也是兵諫得以發生的重要的客觀條件。就心計手腕、政治權術而言，蔣介石在當時是個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楊虎城對蔣之評價)。那時，西安特務多如牛毛，張、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蔣介石對整個西北的局勢了然于胸，對西安火藥桶似的形勢也反復地揣度過、掂量過。他敢來西安督戰，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來到西安后他不住城里，而住在城東35公里的驪山華清池，且又嚴加護衛，并將自己的專列置于眼皮之下，隨時準備著逃出潼關。這一切都意味著蔣介石對西安萬一發生意外情況是有著充足而縝密的思想準備的。該做的文章，他自認為都做得天衣無縫。

即使如此，蔣介石仍然被抓、被扣，這愈益證明張、楊二位將軍“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斗爭藝術的高超與絕妙。二位將領抓住了老奸巨猾、詭計多端的蔣介石，緊緊地牽住了牛鼻子，這是西安兵諫取得成功的第一步。■放蔣

事變、政變、兵諫，其性質大抵是相近的，因為是歷史糾葛的總爆發，是生死存亡的一場決斗，不可避免要流血，要死人傷人的。通常情況下，抓住了對手之后又決定放掉，幾近于天方夜譚。西安兵諫成功地抓住了蔣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這在古今中外的兵變中是一個特例。西安兵諫能否和平解決（即是否要放蔣），要由三位一體（東北軍、西北軍、紅軍）及蔣介石的態度能否轉變來共同決定。從三位一體方面忖度，放蔣的第一棵幼芽是從張學良心底里冒出來的。對蔣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絕不會輕而易舉地放走，從抓到放，在張學良心里有一條萌生與發展的脈絡。12月12日之前，張學良認為，兵諫一旦發動，最起碼在國際上可以得到蘇聯的支持和聲援，在國內可以得到紅軍的信任和幫助。這是張學良下決心發動兵諫的心理底線。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兵諫一發動，蔣介石被抓住，蘇聯在廣播上說張學良的行動是受日本人的指使，從12日開始責罵。這種責罵使得張學良非常難堪，他詢問在東北軍工作的共產黨代表劉鼎：這是怎么回事？劉鼎開始時說“可能他們還不了解情況”。可到了16日，蘇聯依然在罵，而且責罵步步升級，張學良極度憤懣。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對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鍋，這時候，蘇聯又罵他受到日本人的指使，這使得張學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為沉重、也更為齷齪的一口黑鍋。因為當時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的，事態急轉直下，一下落到這步田地，導致張學良甚至對陜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問號。

14日，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受宋美齡之托，乘飛機進入西安，與張學良、蔣介石開始接觸，而且向蔣傳遞了宋美齡開導性、安慰性的信件。15日，端納飛抵洛陽，用長途電話向南京的宋美齡報告了事態真相，說是張、楊二位將軍愿就蔣的問題與南京方面進行磋商。

蔣介石的態度能否轉變，是這場兵諫能否和平解決的首要關節。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是極頑固的。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記里記述，蔣對張學良說道：“使共黨方面以手槍擬之，亦不與之妥協也。”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況就不同了。蔣介石突然變成階下囚，一下被置于生死的門檻上，如不改變國策，就沒有生還南京的希望。端納與宋氏兄妹冒著生命危險相繼來到西安，對蔣介石婉言規勸，進行開導，而且帶來了此時南京城中“戲中有戲”的消息——親日派準備擁戴汪精衛上臺取代蔣介石，這一消息無異于親日派準備從背后拋向蔣政權的一顆原子彈。一旦汪精衛登臺，蔣介石莫說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羈留于西安，與一塊破抹布也沒有什么兩樣了。

為了生存，更為了地位與權力，頑固的蔣介石只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納的輪番規勸下，開始考慮如何應允張學良所提出的各項條件。

這場兵諫能否和平解決，中共的態度也至關緊要。起初，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的方針。毛澤東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決的電報，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窯洞里踱來踱去。17日，張學良派飛機到延安接周恩來到西安。18日上午，周恩來會晤各方面之后，又發來一電，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蔣的態度轉向抗日；二是南京親日派在積極倒蔣，促使汪精衛當政。汪精衛一旦當政，親日派當家，整個兵諫的抗日愿望會即刻化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電報，張聞天在保安與周恩來從西安的內外勸說，宋氏兄妹的主動和談，蔣介石態度的轉變，汪精衛的準備回國當政，這一切終于促使毛澤東決定改變對蔣介石的處置方針。這體現了大政治家在歷史轉折關頭不感情用事的偉大。張學良對周恩來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澤東不改變態度，堅持要審蔣、罷蔣，可以預料，在西安的周恩來有足夠的能力說服張學良，最終置蔣介石于死地。對于這一點，蔣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諫之后，他對周恩來另眼相待，足以顯示出其間的意味。

楊虎城也同意這場兵諫和平解決，但他堅持要蔣介石對所答應的條件簽字畫押，事后好有個依據。不過在張學良的固執堅持之下，在周恩來的開導勸說之下，他終于同意釋放蔣介石。第一個提出抓蔣的楊虎城，在放蔣的問題上思前慮后，覺得抓而又放，等于是放虎歸山，心底總有些疙瘩。■送蔣

抓蔣，是三位一體的共識與合力；放蔣，屬于和平解決的必然步驟，楊虎城心里雖持有異議，可他以大局為重，大體上也是認可的。而送蔣，則是張學良獨自決定的。

張學良送蔣之動因大體可以歸納為五條：一是蔣介石答應了三位一體提出的六項條款，啟動了和平解決的大門。二是蘇聯對兵諫持反對態度，中共也同意放蔣（張學良對中共態度的轉變頗有微詞，抱怨“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蘇聯與中共的這種態度，讓張學良一下子感到抓蔣是太莽撞、太冒失了，放蔣不足以彌補此過，只有親自送蔣回南京，方可彌補。三是閻錫山想在這場兵諫里做買賣，搞交易，提出將蔣送往太原由他來調停處理。四是蔣介石當面對張許愿，說是返回南京后，立即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并任命張學良為全國抗日之副總司令。五是端納與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竭力擔保，返寧后務必讓蔣介石兌現在西安所許下的諾言。張學良是抓蔣第一人，放蔣是各方公議的，認可的，而送蔣則是張學良一個人斷然決定的。張在口頭上說他送蔣歸寧是為了向蔣去討債（討還蔣在西安的許諾），而其心底很可能又埋伏著另外的未曾說出口的話：“解鈴系鈴，我一人承當，你們誰也別想‘火中取栗’，借這場兵諫給你們自己撈什么實惠與好處。”從張學良憤怒斥責閻錫山的聲音里，明白人不難聽出張學良極度憤慨的心聲。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張學良決意送蔣，多少已有些賭氣的成分了。

兵諫之事過去76年了，主要當事人俱已化作了塵土，關于張學良送蔣返寧之舉，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呢？

一位學者在《民國春秋》1996年第4期上評價說，張學良送蔣返寧是明大義、識時務、舍小我、顧大局的明智之舉。送蔣返寧及時消弭了西安兵諫后列強對華的種種企圖，是實行中共倡導的和平解決西安兵諫方針結果的最佳選擇，是平息南京政府內部矛盾、避免大規模內戰的有效辦法，也是張學良實踐畢生奉行尊蔣信念的唯一選擇。張學良以自我犧牲的代價實現了中華民族一致抗日的宏愿，不愧是有“大功于抗戰事業的”。這樣評價，筆者以為是牽強附會的不經之談。張學良提出送蔣，周恩來與楊虎城是堅決反對的，張學良身邊的心腹也全部表示反對。放蔣而不送蔣，三位一體可以團結更緊，合力爭取蔣所許諾的六項條款，和平解決成果會更圓滿，更顯著。而送蔣，蔣介石翻臉食言，張學良被審被扣，最有實力的東北軍失去了主心骨，少壯派與元老派在爭取張學良返回西安的問題上內部分裂，導致自相殘殺的“二二”內訌，導致三位一體迅速瓦解。倘無周恩來苦撐危局，力挽狂瀾，和平解決時所談成的條款幾乎全部泡湯。由于送蔣，東北軍分崩離析，西北軍也難以立足于陜。更悲慘的后果是張、楊二位將軍的遭遇：張學良被囚54載；楊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慘遭殺害。

送蔣之舉，只能證明張學良的幼稚、天真，所謂的豪俠、坦蕩，也僅是東方“江湖義氣”的基因潛伏于心底而已。張學良少年得志，本為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一些問題比較簡單，對中國官場的反復無常、陰毒險惡，缺乏深刻的認識，這就決定了執意送蔣只能是下策，是張學良在西安兵諫里的一大敗筆。

周恩來一生，曾為張學良三次流淚。第一次是1936年12月25日16時許，周恩來聞訊趕到西安機場，飛機載著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已經升空，周恩來眼含淚水反復地嘆息：“張漢卿，張漢卿……”第二次是1946年4月，國共兩黨在重慶和平談判，周恩來再次提到被囚禁的張學良：“只可憐那個遠在息烽釣了十年魚的人，他這十年釣魚的日子不是容易過呀！……”當時周恩來眼里閃動著悲涼的淚花。第三次是1961年12月12日，周恩來邀請在北京的當年參加兵諫的東北軍、西北軍人士，開招待會。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時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給周恩來敬酒時，泣不成聲。周恩來為人最重感情，想到張學良的遭際，不禁潸然淚下。鄧穎超舉杯說：“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周恩來說：“我的眼淚代表中國人民，不是我個人的。25年來，楊先生犧牲了一家四口，張先生還囚禁在臺灣，沒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們就落淚呢！”

如果說張學良的送蔣是“明大義，識時務”之舉，周恩來25年間三次流淚，該如何解釋呢？

有人會提出，毛澤東1937年3月1日與史沫特萊談話時還講道：“如果沒有張漢卿先生送蔣回南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難道毛澤東也說得不對嗎？

毛澤東說這個話的時候，張學良已被囚禁于溪口的雪竇山上，而周恩來正在杭州與蔣介石談判關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具體事宜。在這種形勢下，從保安進入延安的毛澤東能挑破張學良的送蔣之舉是“心血來潮”“忠君義氣”嗎？毛澤東這樣講，分明是為了進一步加重國共之間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碼。張學良是個年輕有為的軍事家，而毛澤東不單是軍事家，更是個目光深遠、歷練成熟的政治家。為了對付老辣奸詐的蔣介石，毛澤東對張學良送蔣返寧之舉只能是這樣評價。

■張學良與魯迅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故。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開追悼會，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時任陜西省主席）送了挽聯。

魯迅比張學良年長20歲，一南一北，文武隔山，兩人又從未謀面，他們的關系從何談起呢？1941年10月27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讀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震蕩你的神經；我從來不懼怕什么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于我的面前。”

1942年5月23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中間說道：“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末（么）？……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7月28日，張學良還托人買到一部舊的《魯迅全集》。在張學良看來，魯迅的文字刺痛了他。8月27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文章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他以后，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 天不怕地不怕的張學良，一生最壯麗的事業就是西安兵諫，直到去世之前，他對自己發動的兵諫也了無悔意，可為什么在被囚禁的第五、第六年里（當時被囚于貴州的黔靈山與開陽劉育鄉），卻在魯迅的文字面前“熱血沸升”之際，感到“慚愧”呢？晚年的張學良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過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結果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

人生最難的是認識自己。張學良在后半生里，從自己身上找到的最大弱點就是“輕信”。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不聽楊虎城與周恩來的苦苦規勸而送蔣回寧，鑄成大錯。對這一大錯，張學良分明是在閱讀魯迅作品時才開始覺悟、有所反省的。

張學良在蔣介石面前的確是“誠實、忠厚”的，而魯迅早就認為忠厚是無用的別名。魯迅在彌留之際，留下了遺囑，其第六條為“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而張學良在毀譽攸關的國家大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聽信蔣介石的許諾，把蔣氏的謊言當成圣旨，將鱷魚的眼淚當成珍珠，結果將自己弄得“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蔣介石活了88歲，對蔣有過大恩的“兄弟”在蔣氏父子手底下被囚禁了54年。這就是忠厚與輕信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所結下的碩大苦果。張學良讀魯迅的作品時感到“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筆者覺得只有從這里可以破解一個民族英雄深感“慚愧”的謎底。

張學良所讀的《魯迅雜感選集》的編者是何凝，何凝是瞿秋白的筆名，而瞿秋白，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陳獨秀，聲稱他對魯迅是“五體投地地佩服”，魯迅則稱贊另一位共產黨的領袖李大釗的文集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毛澤東一生最推崇的文學家是魯迅，對魯迅評價最高，最為確切也最為中肯。魯迅精神，是中華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史實正如張學良在日記里所表示的那樣，一切“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的革命者，不管天南地北，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轉而言之，任何麻木的奴才、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無行的文人，在魯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發抖”的。前邊說過，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開魯迅追悼會，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送了挽聯。西安的劇社非止一家，為什么要在易俗社這么個不甚排場的劇社里召開追悼會呢？因為魯迅1924年來西北大學講學時，曾經六次前往易俗社欣賞過秦腔，并題寫“古調獨彈”的匾額相贈。西安兵諫行將發生的夜里，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在這個劇場里用演出“招待”過蔣介石帶過來的14名軍政大員。■從兵諫亭西向延伸

626年，在西安發生過玄武門之變。玄武門之變開啟了貞觀盛世。1300多年后，西安兵諫掀開了全民抗日的大幕，自然也為中華民族爭取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奠基禮。

事件愈重大，涉及的歷史時空愈遼闊，沉淀下來的值得研究的東西就愈有價值。當今旅游業興盛，中外旅人格外看重西安，主因就是西安地區具備的歷史價值所折射出的誘惑力。說到兵諫，我們不妨自東而西，先說兵諫亭。兵諫亭在華清池東側半山腰，是胡宗南1946年修筑的，開始叫蒙難亭，以后與時俱變，相繼更名為復興亭、捉蔣亭，而今稱作兵諫亭（老百姓一會兒稱臥龍亭，一會兒稱捉鱉亭）。古往今來，中國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亭子數不勝數，而兵諫亭可謂是最有含義的一座亭子，去臨潼旅游的人除了看兵馬俑之外，幾乎都要登覽此亭，重溫當年的西安兵諫。

兵諫亭下方不遠處就是華清池，華清池側畔就是蔣介石當年下榻的五間廳。

1986年6月下旬，在上海，筆者與朱光亞一塊兒和當年抓蔣介石的孫銘九老人交談過一個星期。

楊、朱：請孫老談談12月12日凌晨抓蔣的詳細情景。孫：臨潼華清池自古有名。老蔣就住在那澡池邊上的五間廳里。蔣介石的侍衛可不是吃素的，配發的武器輕機槍外，都是20響連發。我帶的兵與他們交火后，火力相當猛，子彈炒豆子一樣在身邊亂蹦。有的侍衛被打跌在荷花池里，“撲通”一聲，水濺得老高。我帶著幾個士兵側身切入二門，匍匐而進，從飛虹橋的小道摸下來，在雙方猛烈的射擊聲中摸上了五間廳的平臺。我們的火力集中，侍衛們死的死、傷的傷，漸漸被我們壓進下面一間屋子里去了。我踢開蔣介石的房門，只見床上被套掀在一邊，假牙與武裝帶擱在桌上，人卻不知哪里去了。我將手伸進被窩，還是溫的，這說明蔣介石方才還睡在這里，跑出去不會多遠……

正在這時，一個士兵讓我出去接電話，說是副司令從西安打過來的。我跑步過去拿起話筒，聽到張副司令正與楊主任急匆匆地說話。我答了聲：“報告副司令，我是孫銘九。” “委員長人呢？！”

“不見影了。被窩還熱著，大概跑不遠。”

“趕快尋找，天亮時找不到，提你的人頭來見我！”說罷，他“叭”地壓了電話。

天哪！我摸了摸腦袋，氣急敗壞地出了門。一個士兵飛跑過來向我報告：“山墻上發現一只皮鞋，墻頭有爬越的痕跡。” 我手槍一揮，命令會合在華清池里的部隊，留一小部分打掃殘余，其余的兵分四路，上山搜索：“生要見人，死要見尸！委員長鉆進地縫里，也要給我摳出來！”

天麻麻亮時，在半山陰坡的一面陡壁下，草窩里半躺著一個瘦小的士兵。我厲聲問道：“委員長哩？”那士兵舌頭打晃，胡亂支吾。我用短槍點住他的腦袋：“不說實話，我斃了你！”那士兵抖著手指，往東北側的山埡里戳了戳，我的隊伍呼啦一下包圍了山埡。

楊、朱：這個士兵是什么人？

孫：蔣介石的族侄，叫蔣孝鎮，是他在槍聲中將老蔣托上墻頭，翻出華清池，背上半山腰的。

這時有人大叫：“委員長在這兒呢！在這兒呢！”蒙蒙曙色里，石埡間緩緩地溜下一個瘦長的身影，腳在平處落穩，便伸手扶住一尊魚脊石，慢慢直起身子。禿頭，身著古銅色長袍，白布襯褲，身上沾滿山刺和敗葉、泥土。他一聽我們是東北軍，不是紅軍，不再顫抖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要他下山，說張副司令、楊主任在城里專候。

他很不高興，耍起賴來：“我腰斷了，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了！”

“下邊有汽車，下山坐車進城。” “我一步也不能走，腰痛，哎喲哎喲！” “我背你下山，怎么樣？”

“山這么陡，怎么背？這里有沒有馬？我會騎馬，騎馬下山。” 楊、朱：我們聽人傳說，你當時一見到蔣介石就兩膝發軟，跪地，磕頭，作揖。

孫：胡說八道，那是誣蔑！讓老蔣下山他不動彈，我急得要死，跪下一條腿轉過身子，要背他下山。這怎么能叫磕頭作揖！抓不到蔣介石，少帥要我提腦袋去見他，你說我當時有多急。

楊、朱：人急了啥事都能干得出來。

孫：無論干什么事兒也不能給他老蔣下跪叩頭！我孫銘九是愛國青年，一腔熱血，大是大非面前不馬虎。

楊、朱：當年你抓蔣介石的那個地方，后來修了個捉蔣亭，參觀的人擁擁擠擠，可紅火哩！

孫：旅游部門要賺錢。五間廳、華清池，聽說都是不亞于秦始皇兵馬俑的旅游景點，收入很可觀呢！

楊、朱：我們陜西人還是沒有經濟眼光，不會賺錢。孫：這話怎么講？

楊、朱：我如果是旅游部門負責人，將您老先生請去，每天在貴妃池里洗個溫泉澡，就坐在當年那個五間廳里，門口設幾個收票的，交一張“大團結”（那時一張10元的人民幣可不是小數目）只準許看半分鐘。交五張“大團結”與你合一張影。你說說，那會是咋樣個收入？

孫：（笑了）我又不是獅子、老虎，會那么值錢嗎？ 楊、朱：你是抓蔣介石的英雄。沒有你，或者那一天抓不住蔣介石，這西安事變將如何收局呢？ 孫銘九老人笑了。……

驪山與西安之間，是馳名的灞橋。小時候聽爺爺講，那些寬石條鋪接成的灞橋是敬德監修的。敬德就是尉遲恭，是1300多年前玄武門之變里的第一殺手，他在玄武門之變里的作用勝過了孫銘九在西安兵諫里的作用，是唐代凌煙閣里排在前幾位的功臣。灞橋之盛名，不限于折柳送別，項羽設鴻門宴之際，劉邦就駐軍霸上（不知那時有無灞橋，因為《史記》只記載：“沛公軍霸上。”）。孫銘九出動兵力赴華清池抓蔣之時，就是從灞橋西橋頭出發的。此前數日，張、楊二位將軍往返于西安與臨潼之間，也多次從這座橋上經過。可以說，灞橋向東、向西所延伸開來的，是一條神秘的長達35公里的“導火線”，決定著西安兵諫的順利實施，圓滿成功。天下橋梁多矣，從歷史角度來看，還有哪座橋可以和灞橋相提并論呢？

灞橋往西5公里，是二十里鋪。兵諫前三天，游行的學生隊伍欲往臨潼請愿，為制止流血慘案發生，張學良在這里流著熱淚勸阻了學生隊伍。當時，有的學生躺在張學良的小汽車前，不讓張學良返回西安，要他直接赴驪山華清池去勸諫蔣介石抗日，否則，寧可讓小車從他們身上碾軋過去。12月9日，兵諫在實質上已經被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推上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當口兒。

從這里再西行5公里，即進入了西安城。城里的金家巷、止園、新城大樓、高桂滋公館，本人在《近看西安兵諫》一書里各有記述，在這里不說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