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人格權之經(jīng)濟利益和權益的類型化--基于“魯迅姓名權”個案的思考(張 琦)

論人格權之經(jīng)濟利益和權益的類型化

--基于“魯迅姓名權”個案的思考

張

琦 上傳時間:2001-12-16

一、問題的提出

前身為延安魯迅藝院的沈陽魯迅美術學院在２０００年５月向國家商標局申請注冊校名商標，對“魯迅美術藝術學院”、“魯迅藝術文學院”、“魯藝”和“魯迅美術學院”４個校名進行了商標申請。消息傳出后，魯迅之子周海嬰即以魯迅的姓名權被侵犯為由，要求撤消魯迅美術學院的商標注冊申請。同時，周海嬰也向國家商標局遞交了由魯迅頭像和姓名組成的“魯迅”商標圖案，申請注冊“魯迅”教育類商標及酒類商標〔１〕。此事經(jīng)媒體報道后引出了軒然大波。媒體就魯迅先生的名字能不能拿來做商品的商標？魯迅美術學院有沒有侵權？“魯迅”算不算周家的私產(chǎn)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而國家工商總局則在2001年8月9號正式告知媒體，周海嬰向其申請注冊“魯迅酒”商標一案經(jīng)初審予以駁回，國家商標局有關人士強調：名人商標是一種特殊的商標，要考慮社會影響。根據(jù)我國商標法第八條第一款第九項規(guī)定，商標容易引起社會不良影響的不予以核準通過。魯迅是歷史名人，在整個文學界、教育界名望很高，因此無論是誰提出申請，在審查與魯迅有關的商標時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損害魯迅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傷害人民對他的深厚感情，不引起不良的社會影響。現(xiàn)在把他的名字作為商標用在商業(yè)活動中，是不合適的。〔２〕

周海嬰先生為去世的父親打官司，倒是屢見報端，這一次又為了魯迅的“姓名權”而大動干戈，學界對此也多有評論，但大多是圍繞著死者有無肖像權或姓名權等問題展開討論。但是其代理律師卻自有主張，認為名人擁有商品化權，因為名人在他的人生中，不斷地奮斗，用一生的智慧來塑造和維護自已的名譽和地位，法律上確認這樣一種權利，就是對名人以往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另一種承認和肯定〔３〕。相對于死者有無肖像權或姓名權等問題，律師提出的這種訴求才是問題關鍵。該項訴求致力于開拓人格權益的新邊疆：魯迅在去世后其人格權中蘊含的財產(chǎn)權益仍然存在，并應當認定為是實體權利，這種權利不但可以繼承〔４〕，還可以商品化為商標（與傳統(tǒng)的人格權益相比，我們不妨將其稱之為新權益）。與上述討論死者有無姓名權的論爭相比，這種對權利的要求才是該個案的核心所在。由此引發(fā)的問題是：傳統(tǒng)民法強調保護人格利益，尤其關注人格權受侵害時的損害賠償問題，但這種保護畢竟只是在靜態(tài)層面提供消極的保護，著眼點在于人格的人格權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但本個案對法律提出了詰問：人格權作為具有排他性的絕對權利，是否還有著動態(tài)性和積極的一面？尤其是在權利主體消亡后，蘊于其人格權中的財產(chǎn)權益部分能否成為游離于社會公共利益之外的私人權益，并得物化為一種不依附于精神利益的新的財產(chǎn)權形式？對這些問題，鮮有討論，本文將試圖用分析這些問題，并求教于學界同仁。

二、權益的類型化與法定權利

分析本個案的關鍵問題在于，周海嬰主張的“新權益”能否類型化并上升為為法定權利？一般來說，人格權是一種法定的權利〔５〕，《民法通則》以制定法的形式肯定了名譽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榮譽權等特殊人格權〔６〕，而《憲法》和《民法通則》規(guī)定了人 1 格尊嚴和人身自由不容侵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又將其細化為可具體實施保護措施的一般人格權，同時也對隱私權做了保護〔７〕。追尋中國人格權法的發(fā)展軌跡，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不斷擴張的過程，一般是在訴訟中出現(xiàn)某一新類型的權益，關于這種權益的訴訟日漸增多，進而實現(xiàn)類型化，為立法所承認，從而成為一種新的人格權形式〔８〕。但是這種新生權益要實現(xiàn)類型化并上升為法定權利需要有有兩個前提：第一是內容合法，不能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也不能違反法律保護他人的規(guī)定；第二是要合乎倫理道德，新權利須能夠成為人人享有、人人尊重的充滿倫理意義的普遍的權利，也就是要符合規(guī)則背后的倫理共識〔９〕。

雖然人格權是以精神利益和人身利益為主的權利，但無疑其中也蘊含著財產(chǎn)利益，尤其在現(xiàn)代的工商社會，經(jīng)濟活動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的幾乎個個領域，有一部分的人格權所保護的客體也因此成為經(jīng)濟活動的客體，最明顯的是姓名和肖像〔１０〕。不過法律仍然側重保護人格利益尤其是精神利益，與之相比，財產(chǎn)利益只是附隨性的。因為人之為人存在于世界的基點就在于其具有獨立的人格，而人格權尤其是自然人的人格權具有專屬性，一般不能轉讓，這也就限制了其商品化的可能。

但周海嬰先生申請注冊“魯迅”商標的行為，卻不妨視為是他努力實現(xiàn)魯迅人格特征徹底商品化的一種嘗試，因為，只有商標才能擺脫“人”的生命期限而獲得永久的保護，只有商標才能在其身份特征的本義之外，建立起純屬產(chǎn)權排斥本義的消費符號而爭取法律的認可和保護。名人人格也是馳名的符號，它的各種特征也可以用作商標，成為商家謀取利益壟斷市場壓抑競爭的利器〔１１〕。顯然，魯迅后人認識到了把這種新權益物化后可能產(chǎn)生的巨大收益。據(jù)報載，目前，除了魯迅美術學院和紹興的6所魯迅學校外，在上海和北京各有一所魯迅中學，在杭州還有一所樹人大學，而其他以魯迅命名的民辦大學確切數(shù)目不祥。由于商標使用的獨特性，魯迅的家人決定將“魯迅”的商標注冊后，再根據(jù)各所學校的實際情況授予冠名權。目前已設計出由魯迅頭像和姓名組成的商標圖案，在魯迅商標注冊成功后，這些“魯字號”學校的校簿、校徽、校服上將帶上魯迅商標的標志。〔１２〕而在此之前的一次冠名權授予活動中，紹興魯迅外國語學校以50萬元的代價從周家獲得“魯迅”的三年冠名權。〔１３〕但是，上述可能收益的實現(xiàn)要以該種新權益得以類型化并被認定為法定權利為前提的。

如果我們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切入，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周家的主張很難實現(xiàn)。因為它不僅遭遇到現(xiàn)行法律的狙擊，還將面臨著價值判斷的詰難。

正如上文分析的，一種新權利的誕生，要以其包含的權益類型化為前提，這不僅要求該種權益滿足合法性和倫理性條件，還要求這種權益之爭要比較頻繁的在訴訟中出現(xiàn)，并具有代表性。其原因在于，可訴性是成文法的脈搏，當某一類型的訴訟在實踐中頻繁出現(xiàn)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紙面上的法”會被置換為“運行中的法”，同樣，只有人們就某一種新類型的權益提起訴訟的時候，它才具有類型化的可能。但本個案卻具有一般的名人官司所沒有的特點，它過于特殊，因為魯迅不僅是名人，而且是具有極高知名度和象征意義的名人〔１４〕。從理論意義上講，所有人都存在可以將人格商品化的可能，但在事實上，只有少數(shù)名人才會有把其人格物化的特權，更何況，魯迅還是已經(jīng)去世的名人。而“死者姓名權”和“魯迅姓名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只是作為特例的偶然存在，而對于普通人而言，真正值 2 得強調的應該是姓名權人或其親屬享有的精神利益而不是虛無飄渺的商品化的權利。正如有學者在評論“魯迅肖像權案”中指出的：“死者肖像權”和“魯迅肖像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占據(jù)的，正是前者反復強調的肖像權人或其親屬的精神利益所排斥的那個領域：產(chǎn)權〔１５〕。因此，周海嬰的主張難以實現(xiàn)，名人擁有的商品化權益難以類型化和上升為法定權利。

就該個案而言，魯迅去世后，其人格利益已經(jīng)轉化為社會公共利益，其原因在于：魯迅作為歷史名人，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和象征意義，其作品成為我國文學寶庫的瑰寶，其反抗舊勢力的抗爭精神成為感召人們奮進的巨大精神動力。對魯迅的研究已經(jīng)成為文學和史學的重要課題，而在魯迅的誕辰和忌辰，總有相當多的機構和團體自發(fā)的組織活動以紀念這個偉人。從這個角度說，魯迅已經(jīng)不是個人的，而成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財富，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事實上，人們在得知“魯迅”會成為商標這一事實后大多表示對此在感情上很難接受，過激者甚至認為把“魯迅”申請注冊商標是對精神文化領域的一次掠奪，是“侵吞國有資產(chǎn)”。〔１６〕這些事實表明，周海嬰主張的“新權益”缺乏一般性和普遍化的倫理支持，同時這些事實也表明“魯迅”這個名稱已經(jīng)進入了社會公共領域，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不應該成為私產(chǎn)。

事實上，我黨早在延安時期就建立了魯迅藝院，其后，為了紀念這位文學巨人，解放后又在以魯迅為名在北京、上海、紹興命名了魯迅中學，這些學校都是公辦院校，以“魯迅”為校名的目的在于激發(fā)在此求學的下一代青少年，弘揚民族精神，這種使用是合理使用。事實上，周海嬰和一些“魯字頭”的院校關系也較為密切，在此前相當長的時間里，周海嬰先生顯然是知道并默許了這些院校對“魯迅”名稱的合理使用，比如沈陽美院聲稱：周海嬰曾于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９８年兩次來院參加捐贈活動和紀念活動的，１９５４年，周海嬰還到學院來進修過〔１７〕。而周海嬰同時還是紹興市紹興縣魯迅中學的名譽校長，跟該校聯(lián)系比較緊密。現(xiàn)在周家突然要求收取冠名費，也許是因為利之所致，就象魯迅長孫周令飛表示的：“魯迅”商標被注冊的事件使魯迅家人意識到了“魯迅”這個名字的含金量。所以，周令飛才要求就商標冠名一事 “象征性地”從紹興魯迅中學收取一點費用。〔１８〕但是這種利用顯然超出了基于社會公益目的而進行的使用，成為一種積極的利用“新權益”牟利的行為，顯屬不當。

但是沈陽美院申請魯迅商標的行為也有不當之處，這不僅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還侵害了魯迅后人的權益和情感，此時，魯迅的后人和利害關系人有權請求商標局撤銷其申請，而且《商標法》19條也規(guī)定，對于初步審定的商標，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異議。而《商標法》第8條第9項規(guī)定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有其他不利影響的文字或圖形不得批準為商標，如果批準沈陽美院的請求，將會造成社會公共利益和魯迅后人情感的損害，因此可以認定這種行為會產(chǎn)生“其他不利影響”，應當駁回沈陽美院的請求。同樣，周海嬰也沒有權利請求申請獲得“魯迅”的商標權。國家工商總局之所以駁回周海嬰的申請，也正是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才依照《商標法》第8條的規(guī)定以“授予該商標容易引起社會不良影響”為由而不予以核準通過〔１９〕。

三、基于現(xiàn)行法的救濟

正如上文分析的，周家主張的“新權益”面臨無法類型化的困境，其主張難以實現(xiàn)，但 3 另一個問題在于：魯迅在世時，他自己當然可以許可也可以禁止其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在他去世之后，其姓名已經(jīng)進入公有領域，那是否意味著任何對“魯迅”的使用都是正當?shù)哪兀斞负笕擞謱ο热讼碛泻畏N權利呢？在欠缺明確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下應該用什么手段保護周家后人的權益？

一般來說，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止于死亡，《民法通則》第九條也規(guī)定：公民從出生時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在自然人死亡之后，其民事權利能力終止，不能享有民事權利。因此魯迅實體意義上的姓名權已經(jīng)隨著魯迅的去世而消滅，但問題是，魯迅生前可以就授權他人使用其姓名而獲利，但是一旦去世，卻立刻進入公有領域，別人可以無償使用，這是否有失公平。要知道“魯迅”這個符號已深入人心，廣為人知，如果用作商標，會具有極高的品牌知名度，也因此蘊含著巨大的財產(chǎn)利益，對此，精明的商家有著深刻的認識，近年來各地大量出現(xiàn)的“魯迅”打頭的民辦學校也是證明，因為如果一所學校有著較為著名的校名的話，它往往可以爭取到更多的優(yōu)秀生源和更多的經(jīng)濟利益。這些學校良莠不齊，不排除有一些民辦學校為招攬生源和牟取經(jīng)濟利益而把自己注冊為“魯迅學校”的可能。如果說建于延安的魯迅藝院和一些公辦學校還可以理解為是對偉人的紀念而具有公益性目的的話，那么現(xiàn)在很多學校純粹是為了獲取經(jīng)濟利益而以冠以“魯迅”二字，對于這種以盈利而社會公益為目的而使用“魯迅”的情況，應當予以制止。也就是說，對于使用已經(jīng)進入到公有領域的“魯迅”這個名稱，應當區(qū)分善意和惡意，如果是以贏利性為目的使用“魯迅”的話，周家后人有權要求對方停止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周家只能有權禁止別人的不當使用，而不能通過授權給別人使用而獲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周氏后人只享有訴權，而不享有對“魯迅”這個名稱的獨占權利。其原因在于，此時，對方首先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不僅僅只是對周氏后人精神的損害。從理論上，雖然任何人對損害社會公益的行為都享有訴權，但顯然對“魯迅”的不當使用對周家后人造成的損害更為嚴重，因此在訴權分配上，周家優(yōu)先享有訴權，得請求禁止該種不當使用。

那么，在有人濫用魯迅姓名牟利的情況下，除了請求對方禁止使用外，周海嬰應以什么理由請求損害賠償？筆者認為，對周海嬰而言，可以比照侵害死者名譽的處理方法獲得救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精神損害賠償?shù)乃痉ń忉尅返人痉ń忉尨_立了保護死者名譽的制度，在這些解釋中，區(qū)分了“名譽權”和“名譽”，這種區(qū)分，實際上是區(qū)分了“權利”和“權益”，侵權行為法保護的不僅僅是法定的權利，也保護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精神損害賠償?shù)乃痉ń忉尅返谌龡l也規(guī)定：自然人死亡后，他人以侮辱、誹謗、貶損、丑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其近親屬因該侵權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雖然魯迅雖然已經(jīng)去世，但其姓名本身就是一種應該受法律保護的權益，民事權利以權益為內容，這種利益是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結合，魯迅死亡后，他不可能繼續(xù)實際享有權利中的包含的個人利益，但其權利中仍然有著社會利益的內容，因此在其死亡后，仍應該保護這種社會利益，當有人不當使用“魯迅”這一名稱時，周家后人，可以提起訴訟維護魯迅的名譽，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且，周家后人比其他社會公眾顯然會受到更多的痛苦，應該獲得損害賠償。

總之，由于姓名經(jīng)常成為經(jīng)濟活動的客體，因此也常常成為法律調整的對象，對此類問 4 題的規(guī)制，我們可以借鑒相關的立法例，以完善我國的立法。我國臺灣地區(qū)對此有專門規(guī)定，如臺灣公平交易法第20條即禁止以相關事業(yè)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為相同或類似的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或營業(yè)、服務相混淆的行。而臺灣商標法第37條第11項也禁止未經(jīng)同意而以法人及其他團體或全國著名之商號名稱或姓名、譯名、筆名、字號，申請注冊商標。〔２０〕

對姓名權的財產(chǎn)權益尤其對自然人去世后的姓名進行保護，德國的做法也可以借鑒，在自然人死亡后，他人未經(jīng)其家屬同意，擅自將其姓名利用于商品或廣告上，或用于企業(yè)名稱。從人格權法的角度分析，人格權原則上隨著自然人的死亡而歸于消滅，并不能成為繼承的客體，只有在例外的情形，如被歪曲丑化，始得受到保護，其家屬得請求禁止之，然而如果他人之利用并無歪曲丑化之情事，其家屬即無從禁止。德國法院為了克服這一問題，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態(tài)度，認為即使沒有達到被歪曲丑化的程度，也要賦予死者的家屬防止死者之姓名被擅行使用的權利。〔２１〕

四、結論

周海嬰先生申請商標的行為至少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人格權中的財產(chǎn)權益可以類型化并得轉化為一項私權，這種權利不僅可以繼承，還可以通過積極主動的使用來獲得利益。但是這項主張卻面臨著現(xiàn)行法律的詰難和價值判斷的挑戰(zhàn)，不僅難以類型化為法定權利，而且也無法得到現(xiàn)行法律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魯迅”已經(jīng)內化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對“魯迅”的使用也只能限于公益目的，不能用其來牟取私利。而對魯迅親屬的保護，可以通過保護人格權的方法實現(xiàn)，可以借鑒臺灣法和德國法的做法，魯迅親屬得享有禁止他人擅自使用“魯迅”的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死者親屬由此就享有了支配死者姓名的權利，去世名人的親屬只是享有被動的禁止他人不當使用死者姓名的權利，不能借此使其商品化，并從中獲利。

注

釋：

〔１〕“魯迅后人質疑魯迅美術學院憑何搶注“魯迅”商標”見 2001年4月4日 北京晨報

〔２〕“偉人形象不能受損害 周海嬰注冊“魯迅酒”被駁回”見2001年8月11日 江南時報

〔３〕“魯迅”可以做商標嗎 “魯迅酒”商標注冊引爭議 摘自 2001年8月20日 新華網(wǎng) 社會新聞

〔４〕比如魯迅之孫周令飛就大聲疾呼：“我們使用先人的遺產(chǎn)有什么不對，把我們的祖父、父親還給我們。” 見“魯迅”可以做商標嗎 “魯迅酒”商標注冊引爭議 摘自 2001年8月20日 新華網(wǎng) 社會新聞

〔５〕王利明、楊立新、姚輝 著《人格權法》第6頁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６〕見《民法通則》第98條－104條，第120條；

〔７〕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

〔８〕比較典型的是一般人格權和隱私權，在相關司法解釋出臺前，司法實踐中多對一般人格權和隱私權的案件類推適用保護名譽權的方法，隨著訴訟的增多和認識的深化，最高 5 人民法院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其予以確認。

〔９〕馮象“魯迅肖像權問題”見《讀書》2001年第3期第133頁

〔１０〕比較著名者如“李寧”牌運動裝，毫無疑問，以體操王子的姓名作為商品的品牌為該企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提升了品牌知名度，當然牟取了巨額的利潤

〔１１〕

馮象“魯迅肖像權問題”見《讀書》2001年第3期第130頁

〔１２〕

“魯迅名字也含金 家人注冊“魯迅”商標” 2001年4月2日 長江日報 〔１３〕“魯迅冠名權賣了50萬 有關人士對授權行為持異議” 2001年6月23日 文匯報

〔１４〕

從小學到大學，魯迅的文章是在教科書中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作家，而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硬骨頭精神更成為催人奮進抗爭的精神動力。從這個角度看，魯迅已經(jīng)超脫了一般的名人。

〔１５〕

馮象“魯迅肖像權問題”見《讀書》2001年第3期第130頁 〔１６〕

“魯迅”商標注冊引起爭議 見2001年04月21日 解放日報

〔１７〕“魯迅美術學院召開說明會：并未侵犯魯迅姓名權” 2001年4月29日20:45 新華社，轉引自新浪網(wǎng)

〔１８〕“魯迅家人申請注冊魯迅商標 “魯字號”都得“摘牌”? 見 2001年4月1日 浙江青年報

〔１９〕

“偉人形象不能受損害 周海嬰注冊“魯迅酒”被駁回”見2001年8月11日 江南時報

〔２０〕

謝銘洋 《論人格權之經(jīng)濟利益》見謝銘洋著《智慧財產(chǎn)權基本問題研究》第48頁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２１〕

謝銘洋 《論人格權之經(jīng)濟利益》見謝銘洋著《智慧財產(chǎn)權基本問題研究》第48－49頁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