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伙協議糾紛案件審理報告

審理報告

一、案件來源及審理經過

XXX因與XXX合伙協議糾紛一案不服陜西省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XXX）字第XXX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由審判員XXX擔任審判長并主審本案，代理審判員XXX參加評議，書記員XXX擔任記錄。本案現已審查終結。

二、當事人簡況

再審申請人（原審原告、二審上訴人）XXX，男，XXX年XX月XXX日出生，漢族，現住咸陽市世紀大道帝都花園。

再審被申請人（原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XXX，男，XXX年XXX月XXX日出生，漢族，住XXX,村民。

再審被申請人（原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XXX，男，XXX年XXX月XXX日出生，漢族，住XXX，村民。

三、原審情況及申請理由

原審XXX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1997年，原、被告三人達成口頭協議，合伙承包湫坡頭鎮散集村磚廠，同年4月份，被告XXX代表合伙人與散集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合同期限3年，即從1997年至1999年。三人共投資103695．24元，其中原告投資61102．30元，占投資總額的58．92%，被告XXX投資7799．54元，占投資總額的7．53%，被告XXX投資34793．40元，占投資總額的33．55%。

1998年后季，被告XXX任保管員和出納期間，與被告XXX共同銷磚、收款，其中銷磚348600塊，收入34935元，二被告相互推諉，收款收據上XXX加蓋有印章。合伙經營期間主營業務收入1167539．25元，其他收入85414．00元，銷售成本1017501．68元，盈利235451．57元。應收款為429928．17元，合伙人投資103695．24元均未抽走。原告XXX民經手欠款75886．49元，減去投資61102．30元，應交回磚廠14784．19元；被告XXX經手欠款、經手銷磚未收回欠款86865元，被告XXX投資7799．54元，為磚廠墊支90781．36元，相抵后，磚廠應給付被告XXX1715．90元；被告XXX經手欠款、經手銷磚未收回欠款105714．13元，XXX占有1998年銷磚收入34935元，XXX共欠磚廠140649．13元，減去投資34793．40元，應交回磚廠105855．73元。原告XXXX共交回120639．92元，減去被告XXX應得11715．90元，余108924．02元利潤可進行分配。依投資比例，原告XXX可分得64178．03元，被告XXX分得8201．98元，被告XXX分得36544．01元。以上利潤分配和應交、墊資款相抵后，被告XXX實際交回69311．72元，原告XXX實得49393．84元，被告XXX實得19917．88元，原告和被告呂XXX實得共69311．72元。有爭議應收款5000元和其他人欠款121527．55元，共計為126527．55元。以上有XXX等證據可證。

原一審認為，原、被告之間雖無書面合伙協議，但均對合伙經營磚廠無有異議，應認定合伙協議成立。原、被告對利潤分配無有書面約定，應依法依投資比例進行分配。1998年收入34953元，應認定誰蓋章誰收款，且依據書證效力大于人證效力的原則，應認定被告XXX為實際收款人。被告XXX實交回的69311．72元，可直接給付原告XXX和被告XXX。有爭議應收款和其他欠條可作債權分配。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原、被告合伙關系成立。

二、被告XXX給付原告XXX49393．84元，給付被告XX19917．88元（限判決生效十日內履行）。

三、對有爭議應收款、其他應收款126527．55元，原告XXX分得債權74550．03元，被告XXX分得債權9527．52元，被告XXX得債權42449．99元。

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訴，咸陽市檢察院于2006年10月23日以（XXX）第XXX號民事抗訴書向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認為：原審認定事實證據不足，即對XXX從XXX處拿走收入條據2張計金額44000元，支出條據60張計金額136438.75元未作判處。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13日以（XX）咸民監字第XXX號函指令原審法院進行再審。

原審再審另查明，1999年6月2日原審原告XXX復核票據時收被告XXX收入票據2張44000元、支出票據60張136438.75元，該票據已入賬并經審計。

原審再審認為，原審原、被告之間雖無書面合伙協議，但合伙經營磚廠的事實客觀存在，無有異議，應當認定合伙關系成立。原審原、被告之間對利潤分配沒有書面協議，又不能協商一致，依法應當按投資比例進行分配。合伙經營期滿，首先應將各合伙人的投資款退還，各合伙人經手的欠賬應由經手人收回，有爭議的欠款和其他欠款應作為債權歸入利潤進行分配。對于1998年收入的34935元應認定誰蓋章誰收款，將此34935元從其它應收款中扣除，歸于XXX經手的欠款之中，據此XXX經手的欠款應為140649.13元，磚廠其它應收款應為126527.55元可作為債權分配，除此之外實際盈余庫存108924.02元，依投資比例XXX可分得64178.03元，XXX可分得8201.98元，XXX可分得36544.01元。

上述各合伙人可分配利潤與前述各合伙人應收回的投資款、墊資款以及應交回的經手欠款相抵后，原審原告XXX可實得現金49393.84元，原審被告XXX可實得現金19917.88元，原審被告XXX應交回磚廠現金69311.72元，轉付XXX。由此可見，原判對此部分判處正確合法。

對于原審原告XXX與原審被告XXX之間有爭議的136438.75元，票據雖已進帳，且已審計，未影響合伙期間整個賬務的核算，但二人之間的爭議亦然應屬合伙事務，XXX沒有充分反證證明將票據審核后已交還XXX，且磚廠所有票據均已報賬，XXX應當支付XXX現金136438.75元，XXX請求支付利息83539.93元因未提供充分證據不予支持，檢查機關的抗訴理由成立，原審未作判處不當；原審被告XXX辯稱審計報告不真實、不全面及原審原告呂醒民銷磚收款102267元未入帳因不申請重新審計且超出抗訴范圍，不予支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三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五十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并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該院（XXX）旬民初字第XXX號民事判決書；

二、增判一條作為第四條即：原審原告XXX支付原審被告XXX人民幣136438.75元。

宣判后，呂醒民不服，向陜西省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的主要理由是：XXX136438．75元是在XXX未反訴的情況下判決的，違背了民事訴訟原則，不能成立；票據我已退還，只是忘了抽收條，報賬和領款是不同概念，原審判決我支付原審被告XXX人民幣136438．75元錯誤；在上述條據中有44000元是收入條，不應給錢，請求撤銷原判第二條（即原審原告XXX支付原審被告XXX人民幣136438．75元），維持（XXX）旬民初字第XXX號民事判決書。

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審認定的基本事實清楚。另查，1999年6月2日，XXX從XX手中收走復核條據，其中：收入條據（2張）44000元；支出條據合計136438．75元。經審理中核查，XXX從XXX手中收走的支出條據136438．75元僅有29105．33元已入合伙會計帳，并記入合伙支出。1999年6月2日，XXX所打關于136438．75元支出條據的收條仍在XXX手中。XXX在2007年的庭審中要求將此部分的票據或錢歸還自己。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1999年6月2日XXX所打收到條、1999年6月6日記賬憑證、日記賬單、本院及原庭審筆錄等。

二審認為，XXX交給XXX的136438．75元票據，屬于合同中發生的糾紛，檢察機關就此部分提起抗訴，原審對此加以判處并無不當。上訴人上訴提出XXX的136438．75元是在XXX未反訴的情況下判決的，違背民事訴訟原則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XXX給XX所打關于支出票據的收條仍在XXX手中，應認定XXX所受XXX手中支出票據并未返還。該部分票據XXX無有證據證明XXX已全部報領，原審判決XXX直接支付XXX相應的金錢不當，應予糾正。在1999年6月2日XXX從XXX手中收走136438．75元的支付票據中有29105．33元已入合伙會計帳，并已記入合伙支出，沒有證據證明XXX已領該款，故對XXX該部分要求返還票據或給付金錢的請求，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原判第一條；

二、撤銷原判第二條，改判為：由XXX在判決生效后五日內返還于1999年6月2日收取XXX支出票據中下余的107333．42元的票據。

四、處理意見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XXX接受XXX136438.75元條據審核后是否退還給XXX。承辦人認為，一、二審認定這部分事實不清，應指令再審，查清事實。理由是，1、一審認定XXX收的XXX136438.75元票據，已經全部進合伙賬，并且已審計。因此，XXX應當支付XXX現金，136438.75元。二審認定XXX收的XXX136438.75元條據，有29105.33元入合伙賬，并記入合伙支出，且沒有證據證明XXX領取該款，認定XXX報領了該29105.33元，因此，判令XXX退還其余票據。一審認定136438.75元票據入了合伙賬是以審計報告為依據的，二審只認定29105.33元入了合伙賬，但并沒有提出認定的依據，究竟是多少票據入了合伙賬，認定事實不清。

2、二審判令XXX返還XXX部分票據，并沒有解決合伙矛盾。因為三方的合伙已解散，債權債務已分割，再判令XXX返還XXX票據沒有意義，假如這些票據沒有入合伙賬，就說明三人合伙賬務還沒有清算完畢。不論在誰手里，都需拿出計入合伙賬。

3、XXX在一、二審均陳述XXX將136438.75元票據全部拿走審核，都未歸還，但二審認定XXX將136438.75元票據中的29105.33元已報銷，根據二審的認定顯然XXX的陳述不合情理，XXX不可能只將部分票據審核后交還XXX。綜上，一、二審認定事實不清，應予再審查清。

第二篇：婚姻家庭糾紛案件審理調研報告

婚姻家庭糾紛案件審理調研報告

王曉丹

摘要

本篇文章針對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的審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的特點、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中容易出現的問題以及相關建議等，以期能夠對各位同仁帶來一些具有參考性的意見。

關鍵詞：婚姻家庭；糾紛案件；審理；調研報告 前言

家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逐漸的轉變當中。為此，離婚案件在近年來的發生率有著顯著的提高，并且由于婚姻家庭所出現的糾紛類案件具有著法律關系廣的特點，所以在處理的過程當中會涉及到多個方面的問題，其中較為常見的有子女問題和財產問題等。下面筆者就結合自身經驗，將關于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的調研報告呈現給大家。

一、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的特點

（一）離婚原因、夫妻雙方的類型

造成如今婚姻出現糾紛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結婚時間短，婚姻基礎較差，并且由于夫妻雙方的年齡比較小，所以在處理吵架問題時比較沖動；

第二，由于生活的壓力比較大，家庭生活拮據，夫妻雙方難以抵擋外界燈紅酒綠的誘惑，長此以往造成夫妻雙方感情破裂；

第三，由于夫妻雙方或者任意一方有外出務工的現象，長時間的兩地分居讓兩人的感情逐漸淡化，從而激化矛盾，讓婚姻走向盡頭；

第四，這一點主要針對女性來說，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致使讓因家庭暴力而離婚的案件也逐漸增多。

（二）夫妻雙方的爭議焦點

如今，人們的思想觀念越來越開放，而那些為了孩子、為了財產而不離婚的情況已經鮮有發生。而在雙方離婚時，子女問題和財產問題是比較容易出現糾紛事件的，有些人因為子女有殘疾而不愿撫養，從而選擇離婚；而有些人則是為了能夠獲得一部分家產而選擇解體婚姻。

（三）法院結案方式 就如今的離婚案件來看，人們普遍都會去選擇“和平分手”的方式，尤其是針對一些年齡較小且婚姻時間較短的夫妻雙方來說，調解率就更高一些。由于年輕人的接受能力較快，所以當婚姻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時，都會自然的選擇分開。當然也有一些年紀較大的夫妻，在長時間的爭吵和猜疑中認為雙方再不可能有和好的一天，所以采用法律途徑來進行離婚，并且對子女和財產的分配上也比較容易達成共識。

二、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中容易出現的問題

（一）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和共同債務的分割問題

在離婚案件中，由于夫妻雙方會出現一些共同財產和共同債務。那么在離婚時，就需要對這些債務進行有效的分割，其中具體的債務問題如下：

1.共同財產

（1）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前購買房產，并且選擇的是首付購房，而后期的房貸是由夫妻雙方共同償還的，所以在離婚時會很難對房屋的性質進行定義；

（2）如果夫妻中任何一方為軍人，其收到的復員費和擇業費等將很難區分是否屬于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

（3）在婚姻狀態中，夫妻任意一方出現擅自挪用共同財產的現象；（4）房屋土地補償款的認定；

（5）夫妻任意一方的婚前財產在婚后所產生的經濟收益，在離婚時也比較難認定。2.共同債務

（1）夫妻中任意一方向對方寫下欠條，但是沒有實際的借錢行為；（2）夫妻私自向外界借錢，或者在借錢時沒有征求另一方的同意。

（二）住房的分割問題

住房問題是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在雙方離婚時，由于房子在財產中占據了非常大的位置，所以往往會讓夫妻二人爭的面紅耳赤。而針對法院一方來說，如何才能夠在最為公正且讓夫妻二人都能夠不損失利益的前提下將房屋進行分割，的確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難題。尤其是在我們中國人的定義中，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所以當夫妻二人的感情破裂時，通常會為了得到房子而不擇手段。例如在進行離婚訴訟之前將房子賣掉，或者當法院將房屋判給另一方時采取過激行為等。

（三）子女的撫養問題

俗話說的不錯，孩子是父母的心頭肉，那么在夫妻雙方走到離婚這一步時，幾乎都會想要得到自己孩子的撫養權。那么，在爭奪撫養權的問題上就會非常容易出現各種各樣的糾紛，具體如下：

1.雙方的條件基本相同，并且都有得到孩子撫養權的意向； 2.孩子的年齡在10周歲以上，但選擇的一方沒有能力去撫養。

三、建議

（一）法院要秉承公平原則來對夫妻債務問題進行處理

在針對夫妻的債務糾紛進行解決時，應該遵從如下兩個評判標準：第一，先詢問夫妻雙方是否有共同償還債務的意向；第二，判定所產生的債務是否用于夫妻的婚后生活。

在《婚姻法》中的第四十一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根據此條例，如果是用于夫妻二人婚后生活以及雙方合意的債務是應該讓夫妻進行共同償還的。為此，在對此類糾紛案件進行處理時，法官應該責令夫妻二人拿出債務款項的使用去處，在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避免出現惡意制造債務的現象出現。

（二）有關婚前按揭房的處理方法

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如果夫妻雙方在離婚時還沒有對按揭房屋的貸款全部償還，則應該對房屋的產權按時間段進行分割，婚前支付的首付款為購房一方，而婚后繳納的貸款則應該按照夫妻的共有財產進行劃分。筆者認為，購房一方雖然擁有著房屋的產權證，但是實際上卻是向銀行借款而購買房屋，所以這一部分貸款應該屬于夫妻的共同債務，所以在離婚時，應該按照房屋的市價來對另一方給予一部分的補償。

（三）依法處理子女的撫養權問題

首先需要從孩子的健康成長角度出發，充分的考慮到孩子的利益和學習條件。為此，筆者總結了幾點建議，具體如下：

第一，撫養一方的經濟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第二，針對失去生育能力的一方進行優先考慮；第三，如果是嬰幼兒需要以母親撫養為主；第四，針對10歲以上的兒童，需要先征求子女的意愿。針對那些較為頑固的夫妻，法院需要耐心的進行勸導，如果勸導無效則可以考慮采用輪流撫養的方式。

參考文獻

[1]袁鵬.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將更具法律支撐.中國婦女報，2014.5.28.[2]陳國華.婚姻訴訟特別程序研究.安徽大學，2012.1.01

第三篇：審理農村土地民事糾紛案件調研報告

審理農村土地民事糾紛案件調研報告

審理農村土地民事糾紛案件調研報告

一、案件審理的總體情況

自20**年1月1日至20**年12月20日，**縣法院共受理農村土地民事糾紛案件10件，結案10件。其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宅基地使用權糾紛的受理數為0，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合同糾紛1件、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合同糾紛6件、建設用地使用權糾紛（關于經營性用地）3件。案件受理數量以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合同糾紛居多，從20**年至20**年受理的6件中，調解1件、撤訴2件、判決1件、裁定不予受理2件，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合同糾紛1件一審處理結果為判決，二審維持原判。

二、糾紛案件發生的原因

（一）、經濟利益的刺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使廣大農民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占有、使用、收益固定的土地，使農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農村社會趨于穩定。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加上**縣城與附近的村莊距離不遠，因縣城發展的需要，部分土地被征收，產生巨大經濟利潤，導致一部分人否認之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合同，經濟利益進一步激發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從而引發大量的糾紛和矛盾。

（二）、村社收回外出打工人員承包地引發的糾紛。農民在外打工并在城里買房安家，舉家遷移出原籍，村社以承包人戶口已不在農村為由收回土地，承包人不服向法院起訴要求廢除村社決定，恢復土地承包經營權。

（三）、外嫁女主張土地承包經營權引發糾紛。外嫁女，實踐中指的是與村外人結婚，但戶口仍留在本村或已遷出本村的婦女。受民間傳統觀念的影響，外嫁女往往被本村剝奪了參與農村土地承包的權利，從而導致其在分承包土地、配征地補償款、股份分紅、集體福利等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三、法院處理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政策及重點、難點。

（一）、法律適用的困難。土地承包合同糾紛產生的原因較為復雜，有歷史遺留問題，有政策因素的影響，有的還涉及農村基層自治問題等，有些糾紛的發生是否可以民事案件受理，往往產生法律適用上的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最高法院20**年7月29日頒布的《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實踐中遇上的問題：

1、婦女嫁入另一個村民小組，事實上和夫家共同享受著夫家的承包土地，但對這個新增的家庭成員，夫家承包合同本并無變更，導致訴訟中婦女抗辯其并沒有享受夫家的承包地，導致審判實踐中法律事實認定存在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第一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

2、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界定，具體到村民小組還是村民委員會？

3、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合同中只有家庭成員之一簽合同，其他人員沒有簽，發生糾紛時，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合同的效力應如何認定？

4、戶主將其承包地劃分給兒子、女兒分別管理、種植效力認定問題；享有份額的子、女轉讓自己享受的份額，其合同效力應如何認定？

5、村干部法律意識不強。一些鄉村干部的法律意識也比較淡薄，對耕地搞強制發包，對合同隨意變更，對簽訂的合同想變就變，使承包方的合法經營權落空，產生大量糾紛。

6、認定事實困難。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中的證據在形式、內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另有村集體管理人員等因素摻雜，給認定案件事實造成了較大的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證據形式上存在瑕疵：土地承包合同瑕疵。土地承包合同多為格式合同，簽訂時間較早，合同中有的發包方負責人未簽字，有的未加蓋發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簽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農戶未成年家庭成員簽字；證人證言瑕疵。有的證人出具了書面的證言后未出庭作證。有的證人與當事人一方有親屬關系或利害關系。（2）、證據內容不詳：土地清冊記載不詳。承包經營的戶主有的記載為原承包人，有的記載為受流轉人，對于流轉方式及變更理由基本無記載。對各戶承包土地的面積、邊界記載不清，面積多為概數。（3）、舉證不能或不充分，對地上附著物的約定不明，訴訟中舉證不能或舉證不力，有些甚至無法鑒定，以致法院難以認定其損失數額。（4、）影響事實認定的其他因素：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為因素等也會影響事實認定。如因發包方承辦人或者負責人的變動或集體經濟組織的分立或合并時交接不清；有的農戶私自移動地界標志物等等，給法院認定事實增加了難度。

上述問題有的集中反映在一個案件中，有的交叉反映。當事人情緒大，法院調解難度大，有的不等判決直接損毀現管理一方種植的農作物，又種其他農作物；又被現管一方損毀，雙方之間反復操作，矛盾越來越激烈。

（二）村民自治與法律規定的沖突

《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實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則。但《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不可能對具體事項作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主要任務是界定國家、基層組織和村民之間的關系，除了一些概括性的規定外，沒有在國家法和村民自治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也沒有在法律中規定村民自治的基本范圍，對于村民自治是否存在逾越權限范圍，應該怎么審查，如何督查糾正等，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司法裁判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如何妥善解決村民自治與法律規定沖突的問題。

（三）政策與法律的沖突

1、法律與政策之間的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明文規定：“承包經營耕地的單位或者個人連續兩年棄耕拋荒的，原發包單位應當終止承包合同，收回發包的耕地。”村集體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權利，但是依《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又要將承包地退還，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階的法律，沒有效力優先之分，這種立法和政策之間的矛盾給法院審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擾。

2、政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法院裁判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對于上述新類型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來講，情況則復雜許多，因為其間往往涉及政策和法律沖突的問題。《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以戶為單位，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如國按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基本原則執行，就會出現“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種”，“亡者有土，生者無地”等現象。該法雖然規定用機動地對新增人口進行調整，但又規定，機動地超過5%的不再增加機動地，因此很多村集體現在已無機動地可調整，許多新形成的農戶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無地可種的現實。

四、建議

本院受理的案件數量雖不多，但土地承包糾紛類案件往往潛在在不穩定的危險因素，他源于多個層面，牽涉范圍廣泛，有些方面的問題需要社會各個部門相互配合，多管齊下，方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

（一）、完善立法，健全相關制度

完善《農村土地承包法》，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遠不能滿足審理案件的需要。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情況復雜、政策性強、解決難度大，不適宜作為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一審民事案件。

細化《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滿足審判實踐的需要。

建立嚴格的農用地保護制度。任何單位任何人占用農業用地的，必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與承包農戶簽訂協議，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續。政府公益性建設及經營性項目建設占用土地，均辦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續。政府征地時，不允許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參與其中，保障當事人訴訟救濟的權利。

（二）、加強行政機關的管理職能

農村基層政府組織的行政管理服務行為直接涉及農村地區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這些機關或組織行政不作為、管理不到位或服務跟不上是釀成糾紛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土地糾紛案件不宜作為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一審民事案件的原因之一。對農村土地進行普查，明確土地權屬并加強對村級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應加強對村委會工作的監督和指導，特別是土地發包的全程監督，以維護村民的承包經營權。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和仲裁機構。鄉（鎮）人民政府作為基層政府，最了解農村土地的現狀及糾紛的原因，可因勢利導的調解矛盾，化解糾紛，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土地對弄門愕然，不僅有著重要的經濟價值，而且還擔負著基本生存的保障功能。他們的權益如果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將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故應聯合多部門妥善處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

第四篇：農村土地糾紛案件審理情況調查報告（精選）

農村土地糾紛案件審理情況調查報告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中央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一項惠及廣大農民的民心工程。在推進新農村建設中，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對農村、農民和農業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依靠土地勤勞致富的積極性，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產和生活的物質基礎，在新形勢下地位更加重要。江北區屬重慶市主城區之一，轄9街3鎮，除魚嘴、復盛、五寶三個農業鎮外，其它街道包含有部分農村。轄區農村地處城市周邊，農村土地開發、流轉頻繁，伴隨而來的是涉及農村土地承包、調整、流轉、開發建設等方面的糾紛案件迅速增多。開展農村土地糾紛案件專題調研，分析審理農村土地案件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審判經驗，對充分發揮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作用，更加妥善地審理好農民土地糾紛案件，增強服務新農村建設的自覺性、主動性、實效性，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基本情況

近年來，隨著城市建設發展，城郊農村土地開發日趨活躍，由此引發的農村土地糾紛案件已經成為法院審理的重點和難點案件之一。2003年至2006年5月，我院受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26件。其中2003年3件；2004年5件；2005年6件；2006年1-5月12件。農村土地糾紛案件是與農民對土地的重視程度，農民的法律意識，國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調整，土地價值提升相關聯的。

（一）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特點

一是案件數量逐年上升。特別是國家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土地價值凸顯，土地糾紛案件上升勢頭迅猛。僅今年前5個月，我院受理的農村土地糾紛案件就占到近三年來同類案件的46.2%。二是案件類型日益呈現出多樣性。2004年以前的案件，矛盾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國家開發征用后，土地補償金、安置費、青苗和附著物補償費分配方面，2005年以后，侵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流轉、違規收回土地、離婚分割承包地等類型的案件不斷增多。三是訴訟主體和法律關系日趨復雜。2004年以前的土地糾紛案件訴訟主體單一，主要是作為土地承包者的農民與所在村社，2005年以來逐步擴展到承包戶家庭成員之間、承包人之間、村社與流轉租用人之間，部分案件存在原、被告和第三人等多方當事人。案件既是合同糾紛又有侵權行為，法律關系也更加復雜。四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體性上訪事件。大規模開發征占農業用地，影響眾多農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發集體訴訟。這類案件牽涉面廣，案件的復雜疑難程度和社會影響大，稍有不慎容易導致群體性上訪事件。

（二）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主要類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明確了人民法院作為民事案件受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五種情形：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土地承包經營侵權糾紛、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糾紛、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糾紛以及對承包地征收補償費分配引起的糾紛，這是法律上比較宏觀的劃分。從我院受理案件情況分析，土地糾紛案件主要表現為以下七種具體類型：

1.村民之間轉包土地引發的糾紛。法律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依法采取轉包方式流轉。農民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轉包給其他村民耕種，在履行轉包協議中發生矛盾，雙方不能協調一致，訴請法院解決。這類案件從爭議根源來看又表現出多樣性。一是因轉包地被開發或出租后補償費歸屬問題發生矛盾。轉包土地被開發或租用后，土地補償費、青苗費、附著物賠償費歸原承包人所有或是歸現耕種人享有，雙方莫衷一是，基層組織又協調不了。二是在轉包土地上種植特定作物引起糾紛。村民之間簽訂土地轉包合同后，轉包方在地上種植花木、經濟作物等，引起原承包人不滿。原承包人見效益較好，想提前收回土地，便以影響土地肥力為由，阻止轉包人在該耕地上種植經濟作物和綠化樹木，雙方發生糾紛。原承包戶要求解除轉包協議，收回承包地。

3.正確處理法律、政策與村民自治、鄉規民約的關系，力求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除了政策、法律對農村土地的調整、規范，還普遍存在農村村民自治與鄉規民約的非正式規范。村民自治是隨著農村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推進而產生的，是村民自主解決農村公共問題，進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務的重要制度安排。1998年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礎。按照規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這些事項包括從農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方案；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鄉規民約是指作為農村村民自治的一種調整村民之間、村民與集體之間利益及村民行為的規范。由于農村土地問題的復雜性，在法律、政策進行宏觀調整的同時，有時發揮微觀意義上村民自治和鄉規民約的作用非常必要。《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可見，鄉規民約必須合法且僅作為政策法規的補充，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審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時既要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權利和鄉規民約的既定事實，又要對借村民自治、鄉規民約之名制定土政策侵害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為堅決依法糾正，實現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

4.堅持司法為民原則。首先，運用多種手段加強訴訟調解。審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要堅持以化解矛盾，構建和諧為目標，把調解作為處理土地糾紛案件的必經程序，靈活運用從審判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親情感化法、法理疏導法、利益誘導法、權衡利弊法”等多種手段，依靠村委會、基層政府信訪部門、司法所、人民調解組織出面協調，把調解工作貫穿于整個訴訟過程。其次，做好判后答疑。農村當事人法律素質相對較低，對法院裁判文書理解困難，有必要在案件宣判后向其解釋判決的理由，力爭服判息訴。第三，巡回審理、開展法制宣傳、提供司法救助，保障農民合法權利。實行巡回審理，就地辦案，為農民訴訟提供方便，并組織農民群眾旁聽，提高他們對土地法律政策的了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起到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會效果。對部分經濟困難的當事人，給予司法救助，及時辦理減、緩、免交訴訟費用，保證其打得起官司。

5.延伸審判功能，提出司法建議。司法不是萬能的，土地糾紛案件原因復雜社會影響面廣，許多案件反映的是農村帶普遍性的問題，單靠司法手段不能解決問題，有時會出現“案結事未了”的情況，應當及時將案件審理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向黨委、政府及農村基層組織提出司法建議書，加強和改進農村土地工作、解決突出問題，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實現。

6.堅持公平正義理念，確保案件質量。審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要切實做到公開、公正，通過程序公正，確保案件實體公正，尤其在案件處理結果上要體現出公平正義。

三、審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幾個問題

農民擁有法律賦予的長期而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法定承包期限內，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違法調整和收回土地，不得違背農民意愿強行流轉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農民承包地，對沒有具體法律、政策為審理依據的土地糾紛案件，應當從維護承包人合法權益出發，根據現有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妥善處理。近年來，我院通過審理的農村土地糾紛案件，有力地維護了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促進了農村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我們認為，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審判實務中，應重點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1.準確界定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案由。目前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案由不具體明確，一般做法是統一以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立案，案由比較籠統，不能準確反映案件實質，也不能從案由上提示處理方式的區別，不利于建立詳細的司法統計臺帳。應結合農村土地糾紛問題發生的特點，在案由上準確細分，使其能夠反映案件糾紛的實質特點，便于正確適用法律。結合審判實踐，我們認為主要應作如下區分：（１）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凡農業承包合同的當事人，因農業承包合同的簽訂、履行、變更或終止而發生糾紛，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案由應確定為農業承包合同糾紛。這類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共同承包，人數眾多的應當推選代表人進行訴訟。推選不出代表人的，由受案法院在承包人中指定代表人。（２）承包經營權糾紛。公民、集體對集體或國家所有的由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占有、使用或收益的權利）受法律保護。因發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違反法律規定，侵害承包人的土地經營權而引發的糾紛，應當以承包經營權糾紛立案。與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區別在于它是侵權類糾紛，農業承包合同糾紛屬合同類糾紛，適用法律大不相同。（３）承包經營權流轉協議糾紛。法律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讓、轉包、出租、互換等方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當事人因轉讓、轉包、出租、互換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履行流轉協議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以承包經營權流專協議糾紛案由了立案。（４）請求確認土地轉讓協議無效糾紛。凡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或者村民委員會的村民，認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違反法律規定，將集體所有的土地轉讓給他人而損害農民利益，一方起訴請求確認土地轉讓協議無效的，應以請求確認土地轉讓協議無效糾紛立案。這類案件多為群體性糾紛或集團訴訟。

2.關于外出務工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問題。農民進城打工，在城里購房置家的情況越來越多，這部分人雖然成了“城里人”，但不會輕易放棄在農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務工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26條規定，在法定承包期內，除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見，對外出務工農民土地收回問題，法律是嚴格限定了條件的，對實踐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以人地矛盾突出為由，放寬條件收回外出務工農民土地發包給他人的行為應予禁止。凡遇此種情況，外出務工農民起訴請求還回承包地的法院應予支持。

3.關于違背農民意愿強迫流轉土地問題。法律規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自主權，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妨礙或強迫。未經承包方書面委托，發包方和其他組織、個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強迫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或者借口經過民主議定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強迫農民流轉土地的，流轉關系無效。農戶起訴要求收回返還被強迫流轉的承包地的，法院應當保護。

4.關于以拋荒為由收回農戶承包地的問題。承包方棄耕拋荒土地有復雜的原因，特別是以前農業稅賦較重，許多農民認為外出打工比在家種地劃算，導致一些土地荒蕪。從法律和政策來看，無論是《土地承包法》或《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及國務院《關于盡快恢復摞荒耕地生產的緊急通知》或《關于妥善解決當前土地承包糾紛的緊急通知》，都未規定可以收回拋荒的承包地。據此，審判實踐中，應從維護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利益出發，對《農村土地承包法實施》以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回農戶拋荒承包地，現在承包方起訴要求返還承包地的請求，原則上應予支持。

5.關于出嫁女、上門婿承包地問題。出嫁女和上門婿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無論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結婚后從新居住地取得，還是保留結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總的原則是不能使其權利落空。在個案處理中可以區別情況對待：對承包期內當事人結婚后從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的，發包方可以收回其原承包地；對結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6.關于客觀情況變化致合同履行顯失公正的問題。涉及土地流轉的合同，簽約時只能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法律、政策背景，雙方權利義務的約定適合于合同簽訂時的情況。但是，土地問題受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政策變化影響極大，不同時期客觀條件的變化，國家農業基礎政策的調整，往往會打破合同雙方權利義務的平衡關系，使得土地流轉合同繼續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礎，從而引發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借鑒了情勢變更原則，為解決相關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實踐中，有的發包人起訴要求確認合同無效，但案件的實質并非合同無效，而是客觀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不能輕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破壞合同的嚴肅性；但如果駁回原告請求，繼續履行合同，則不利于保護農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法官應對當事人進行法律釋明，原告變更訴訟請求后，法院可以分析發生變更的客觀情況，按照公平原則處理，從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兩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處理。

7.關于案件審理中證據適用問題。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當事人的證據能力一般較差，而且土地糾紛案件的成因也比較復雜，審理中對證據的認定應把握兩個方面：一是按照農村實際，注重經驗法則的運用；二是在遵從《證據規則》相關規定的前提下，適當增加依職權調取證據的力度，盡可能在使用證據時符合客觀真實。

四、解決農村土地糾紛問題的建議

當前，農村土地糾紛問題突出，反映到法院案件中來的只是一部分。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實際存在的土地糾紛問題，僅靠法院運用司法程序是不夠的，必須建立綜合治理機制，納入統籌安排，健全防范機制，及時排查、發現和消除涉及農村土地問題的不安定因素,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各項工作的順利推進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1.加強農村土地問題的法律研究。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必須圍繞農村穩定、發展大局，有針對性地開展農村土地問題調研活動，發現和分析涉及農村土地方面的新情況、新問題。從政策和法律的層面積極探索新形勢下避免和處理農村土地糾紛問題的新機制、新方法。雖然最高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承包糾紛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解釋》，為審理土地承包、流轉、集體收益分配等提供了依據，但一些爭議較大，未形成共識的問題仍未加規范，有的問題需要在物權法中加以明確，而農地問題研究滯后，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急需高度重視。

2.充分發揮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加強農村基層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組織建設，增強其權威性和凝聚力，使其在管理農村各項事務，特別是處理土地糾紛問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農村基層干部作為農村各項工作的領導者和組織者，要學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農民和農村工作的方法，不斷規范自身行為，依法行政，以良好的形象帶動群眾，取信于民。要依法管理農村與土地相關的承包合同。農村所有經濟活動，特別是涉及農民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流轉等，凡是能夠用合同管理的，都要依法納入合同管理。簽訂農村承包合同，必須堅持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則，嚴禁損害群眾和集體利益，逐步將農村經濟和社會事務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最接近，最了解農村土地的現狀及糾紛的起因，可因勢利導的調解矛盾，把土地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

3.加強政府對農村工作的監督和指導。從農村土地糾紛問題來看，政府對農村土地承包、流轉等指導監督不力，導致農村土地工作中出現混亂，產生矛盾糾紛的現象也時有發生。鎮政府要加強對村委會和農村工作的監督和指導，通過正確有效的引導、指導和培訓，提高農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8條規定：“發包方將農村土地發包給本集體經濟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應當事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可見，鎮人民政府對農村土地發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發包享有批準權，可以通過批準行為來監督和指導農村發包土地的有序展開。鎮人民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土地工作的指導監督力度，政府相關部門要嚴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加強對農村土地經營承包的規范和指導，進一步強化農村基層組織的土地工作。對農村土地發包、流轉、局部調整等要登記備案，實行全程監督，減少發生土地糾紛的潛在隱患。針對城市周邊土地流轉頻繁，形式多樣的情況，有關部門要加強對農村土地流轉工作的規范化指導，建立健全土地流轉機制，建立土地流轉合同的訂立、見證、登記制度，根據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確保農村土地有序流轉。通過對農村土地流轉進行清理、整頓，把土地流轉納入法制化、規范化軌道，切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

4.完善多元化土地糾紛解決機制。一是要拓寬糾紛解決渠道。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1條的規定，土地糾紛解決方式有三種：調解、仲裁和訴訟。解決土地糾紛矛盾，應當是訴訟、調解、仲裁等多管齊下，為那些不愿意通過訴訟解決糾紛的當事人提供多種救濟渠道，使更多的土地糾紛在訴訟外迅速、便利、妥善地得到解決，舒緩法院的壓力，使有限的司法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是要建立農村土地矛盾排查機制。政府相關部門要深入農村開展土地糾紛和不穩定因素的排查調處工作，做到土地問題“早發現、早處置”。對排查中發現的土地糾紛苗頭，及時報告相關部門協調處理，職能部門要提前介入，做好糾紛當事人疏導穩控工作，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三是要健全農村土地糾紛處理機制。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認識解決農村土地糾紛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建立健全處理土地糾紛的調解、仲裁機構，組織專人、集中力量，地主動深入農民中及時處理發生的土地糾紛，防止矛盾激化引起不良事端，使調解工作成為預防和解決土地糾紛的第一道防線。

5.提高對無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農民靠農業為生，無土地則無生計。對農村存在的無地農民導致的人地矛盾問題，應主要通過發展方法解決。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目標，各級政府部門要積極主動地幫助部分無地、少地農民擴大就業領域，優先安排他們參加非農崗位的技能培訓、技術學習，通過把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減少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從轉變思想觀念入手，拓展農民增收致富空間，鼓勵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走城鎮化發展道路，在發展中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改變目前農村社會保障政策中不區分有地無地的情況，對無地農民應實行政策傾斜，適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緩解農村土地矛盾。

6.積極探索新的土地流轉方式。土地資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決定了土地價值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呈增長趨勢。現實中部份因流轉產生的土地糾紛案件，就是因為簽訂合同時對土地價值增值情況預見不足，流轉費用低廉，農民感到很吃虧引起的矛盾。有的采取流轉費用隨年限變化梯度增加的方法，但實行增加的梯度與土地價值自身的變化不相符合，亦會產生事實上的不公平，導致矛盾發生。目前城市周邊農村土地流轉中，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現象十分普遍，土地不能復耕，從長期來看對農民合法權益是一種損害。針對土地流轉的現狀，應大膽探索新的土地流轉方式，可嘗試采用土地使用權入股，將土地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推動土地經營權流轉，增加農民土地收益，穩定農村土地流轉關系。

（陳興林）

第五篇：審理票據糾紛案件的幾個主要問題

審理票據糾紛案件的幾個主要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來，法院受理的票據糾紛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上訴到二審法院的票據糾紛案件亦有所增加。票據作為一種流通工具，履行著信用和支付的職能，在我們逐步完善的市場經濟機制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票據糾紛案件的審理結果，將直接影響到票據工具在經濟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由于票據這種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國啟動較晚，因此當事人通過票據實施的商行為不夠規范，加之票據知識的專業性很強，所以給法院的審理工作帶來一定難度，對于該類案件的審理和法律的理解與適用還存在不少問題。為此，我們通過對特殊案件進行討論研究，加強上下級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關票據法專家請教理論難點、熱點問題等方式，對票據糾紛案件的審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寫出該類案件審理情況的調研、報告。在審理該類案件過程中，我們強調按照票據法、民法通則等法律規定辦事，同時強調尊重金融機構行業習慣和慣例，不能自己創造所謂的規律、經驗。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和方向來看，越來越重視對市場規律的研究與評判，更加強調順應市場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創新，而絕不實盲目的創新。

[關鍵詞]

一、案件審理中存在的問題及相關對策

（一）存在的問題

1、案由確定不明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通知的有關規定，《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將案由分為五十四類300種，種案由用阿拉伯數字統一編號。為了便于司法統計，根據具體情況，少數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見多發的若干項（用阿拉伯數字加圓括號表示），但此種案由并不限于所標明的幾項。人民法院在案件中應當直接適用種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項。根據以上規定，在審理票據糾紛案件時，應將案由細化到種案由，而不應只將案由定在“票據糾紛”這樣的大分類上。某庭在審理的8件票據糾紛案件中，除1件以票據付款請求權糾紛，1件以票據損害賠償糾紛確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據糾紛確定案由，違反了最高法院的有關規定，應引起注意。一審法院如果在確定案由上沒引起足夠重視，二審法院應及時予以糾正。

2、法律用語不準確

有些一審法律文書個別法律用語不準確，二審法律文書末予以糾正，反而原樣抄錄，應予以注意。如有文書表述：“?出票人應當承擔保證該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根據《票據法》第82條規定：支票是出票人簽發的，委托辦理支票存款業務的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在見票時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據。由于支票是見票即付的票據，不存在承兌的情況，因此“?出票人應當承擔保證該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的法律用語是錯誤的；還有一審文書表述：“?XX支行作為代理付款人，對轉帳支票負有審查的義務，其未能識別出因涂改而無效的支票而錯誤劃款?”根據《票據管理實施辦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規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據付款人的委托代為支付票據金額的銀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個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銀行等法定金融機構，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機構，就上述案件案情來看，XX支行應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構成票據變造，對于票據變造的情形，在票據上簽章的人應如何承擔票據責任，《票據法》第十四條有明確規定，票據的變造并不導致票據的無效，因此關于“?其未能識別出因涂改而無效的支票而錯誤劃款?”的表述亦是錯誤的，二審文書應予以糾正。

（二）相關對策

要解決以上存在的問題，關鍵還是要加強票據法相關知識的學習，不僅要學好相關法律法規，還應對關于票據的金融專業知識有所涉獵，每個法官都應為成為復合型人才而努力，這也是我國加入WTO后，新形勢對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審理中遇到的相關法律問題及分析

（一）關于票據的效力

《票據法》第8、9、22、76、85條對無效票據的情形作了規定。其中第8條規定票據金額的大小寫須一致，否則無效；第9條規定票據金額、日期、收款人名稱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據無效；第22、76、85條規定的都是票據絕對應記載的事項，無該記載事項之一的，票據無效。

對以上規定的理解，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的認識。例如對第9條的理解，有人認為，只要更改了票據金額、日期、收款人名稱之一的，該票據首先應認定為無效票據；也有人認為，《票據法》第14條規定了票據的偽造和變造，根據該規定，被偽造、變造后的票據仍然有效，票據債務人根據其真實的簽章和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如果動輒適用第9條之規定認定票據無效，那么第14條的規定還有何意義，并且也不利于實現票據這種流通工具的職能。在審判實踐中，我們傾向于第二種觀點，因為我們既然在商品經濟社會的條件下，允許票據的存在并確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發揮票據所具有的各種經濟職能，如果我們通過行使司法權輕易否認其效力，勢必導致限制票據流通使用的后果，這與我們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對《票據法》第22、76、85條的理解，分歧較大。例如在審理涉及支票的票據糾紛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額和收款人一樣可以由出票人授權補記，故有人認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時未記載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來被持票人補記，該支票仍應認定無效；有人則認為，雖然《票據法》未規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權補記，但《票據法》第85條的規定是為了規范人們使用票據的行為，目的在于強調票據行為的規范性，不是為票據的效力設置障礙，如果輕易認定出票人未記載出票日期的票據是無效票據，那么就會縱容出票人的這種惡意行為，因為出票人可以故意簽發無出票日期的票據，當持票人向其主張票據權利時，其以未記載出票日期票據無效的理由抗辯，如果我們支持這種抗辯，那么我們就會不斷鼓勵這種簽發無效票據的行為，給惡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機，達到欺詐的目的，給善意持票人帶來損失。對于以上兩種觀點，我們更傾向于后者。總之，在審理票據糾紛案件時，應象審理合同糾紛案件一樣，以鼓勵交易和流通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為目的，不可輕易認定合同無效，亦不要輕易認定票據無效，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司法權的良性導向作用。

（二）關于票據的無因性及票據無因性的例外

票據的無因性是指，票據如果具備票據法的條件，票據權利就成立，票據權利的存在只依票據本身的文義為準，權利人享有票據權利只以持有票據為必要，至于票據行為賴以發生的原因，在所不問。意即票據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關系的成立和有效為前提，票據關系與其原因關系各自獨立。

票據關系是指基于票據行為所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即根據票據享有權利的人與承擔義務的人之間的關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書人、受背書人、持票人、承兌人彼此之間的關系等。這是票據本身所固有的法律關系。票據關系在實質上是一種由法律根據實踐的需要而抽象出來并作出獨立規定的法律關系。票據關系是一種形式，票據當事人之間之所以發生票據關系，是因為有一定的原因或實質關系，這種原因或實質關系在票據關系產生之前就已存在，這種關系就是票據法理論上所說的基礎關系，又稱為票據的實質關系。票據基礎關系主要有三種：原因關系、資金關系、預約關系。票據當事人之間發行、轉讓和授受票據，必有一定的原因，作為票據授受原因而發生的法律關系，為票據原因關系。其中的“原因”即為“票據原因”。票據行為的產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關系。這些關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債權債務關系，但又與票據的發行、轉讓相關聯，故稱其為民法上的非票據關系。

票據關系與其原因關系雖各自獨立但又相互牽連。首先，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分離。票據是無因證券，一經簽發，就產生了獨立的債權債務關系，并與票據的原因相分離，即無論原因關系有效與否，對于票據權利的效力不發生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原因關系的無效或缺陷，不影響已發行流通的票據的效力，即票據發行或背書轉讓等票據行為只要具備法定條件，即可產生有效的票據關系，即使票據的原因關系存在著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銷，但票據關系仍然有效；（2）票據債權人行使權利時，無需證明取得票據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據為必要條件；（3）票據債務人也不得以原因關系的無效或缺陷等事由來對抗非直接當事人的善意持票人。票據關系獨立于原因關系，此種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票據的流通，保護合法持有人的票據權利的實現，這就是票據法理論上所稱的票據的無因性。正是由于票據這種無因的性質，才使得票據權利的轉讓與民法上一般財產權利的轉讓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財產權利的轉讓應當以通知債務人為要件，而票據權利的轉讓則是依背書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無需通知債務人。此外，一般財產權利轉讓后，新權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權利人在權利上的瑕疵，債務人對原權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辯對新權利人也可以行使。而票據權利轉讓后，原則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據上的瑕疵。由于票據權利轉讓的這種特點，才使票據更易于流通，為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其次，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又存在著聯系，即牽連關系，具體表現在：（1）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債務人可以用原因關系對抗票據關系；（2）無對價而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不能享有優于前手的權利，票據債務人可以與其前手之間存在的抗辯事由向其行使抗辯；（3）持票人取得票據出于惡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據時明知債務人與出票人之間或債務人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存在抗辯事由，仍取得票據的，票據債務人對前手的原因關系的抗辯可以延續對抗此種知情持票人；（4）為了清償債務而交付票據時，原則上，票據債務不履行，原債務不消滅；（5）票據上的請求權如因時效而消滅，并不意味著原因關系消滅，可依民法上的關系予以請求。票據法中這種牽連關系的規定，就是票據無因性的例外。

《票據法》第13條第1款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該規定即是票據無因性特征的反映。但《票據法》第10條第1款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第21條規定，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托付款關系，并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不得簽發無對價的匯票用以騙取銀行或者其他票據當事人的資金。第74條規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須具有支付本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并保證支付。以上對基礎關系的強行規定，很容易使我們在審理案件時，誤認為票據關系的成立與否受原因等基礎關系的制約。有人會認為，既然法律明確作了強制性的規定，如果違反，自然會導致票據無效或者票據行為無效。在我們發育尚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初期，由于一般企業的商業信譽尚需提高，法律從保護票據運作過程的安全性角度出發，為防止票據流通中的欺詐行為而作出如此相關規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濫用這些規定，勢必否定票據無因性原則，給票據流通帶來影響。鑒于此，《規定》中的第14條對《票據法》第10條、第21條作了限制解釋，規定：票據債務人以票據法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為由，對業經背書轉讓票據的持票人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據無因性原則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確認之后，審判實踐中對該原則的貫徹基本沒有什么問題，但對于票據無因性例外情況的處理，卻產生理解上的偏差。毋庸置疑，票據無因性是票據的本質特征，但票據的無因性又不是絕對的，在特定的情況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例如《票據法》第13條第2款規定：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不履行約定義務的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進行抗辯。《規定》第2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5條、第37條的有關規定也反映了票據無因的相對性。但在審理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票據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時，有的法官往往對票據債務人提出的抗辯不予理會，或者要求票據債務人對提出的抗辯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做法與《票據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是相悖的。在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票據當事人之間，如果雙方僅以基礎關系起訴，債務人完全可以對方未履行約定義務而提出抗辯，為什么以票據關系提起訴訟就喪失了抗辯權呢，雙方的直接債權債務關系并未發生任何變化，只是起訴案由更改就被剝奪抗辯權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因此，對票據無因性還存在例外情況應引起足夠重視，在法律的理解和適用上還需更加透徹和準確。

（三）關于舉證責任

《票據法》幾乎沒有關于舉證責任的規定，給審理票據糾紛案件造成難度，《規定》的第三部分專門對舉證責任予以規定。該部分規定可以總結為三點：第一，票據訴訟的舉證責任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說明票據訴訟的舉證責原則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即誰主張，誰舉證。第二，當票據的出票、承兌、交付、背書轉讓涉嫌欺詐、偷盜、脅迫、恐嚇、暴力等非法行為的，持票人對持票的合法性應當負責舉證。票據債務人對與其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辯，持票人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已經履行了約定義務。說明該《規定》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要求持票人對票據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如果票據債務人依照票據法第四條第二款、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提出抗辯的，根據對該《規定》的理解和專家學者的觀點，應認為由該票據債務人對持票人主觀上不具有善意承擔舉證責任，只有在票據的出票、承兌、交付、背書轉讓涉嫌欺詐、偷盜、脅迫、恐嚇、暴力等非法行為時，持票人才對持票的合法性負責舉證，以便更好地保護合法持票人的利益。而對于與票據債務人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據債務人提出抗辯，持票人就應對自己已經履行了約定義務負舉證責任。第三，在票據訴訟中，負有舉證責任的票據當事人應當在一審人民法院法庭辯論結束以前提供證據。因客觀原因不能在上述舉證期限以內提供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票據當事人在一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隱匿票據、故意有證不舉，應當承擔相應的訴訟后果。說明《規定》建立了票據訴訟舉證期限制度。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舉證期限沒有明確規定，有的當事人在一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隱匿證據、故意有證不舉，或毫無期限地不斷提舉新證，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規定》開創了建立舉證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釋領域作了一次有價值的嘗試，我們在審理票據糾紛案件時，應注意適用。

（四）關于法律適用

《規定》第六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票據糾紛案件，適用票據法的規定；票據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關行政規章與法律、行政法規不抵觸的，可以參照適用。根據以上規定，我們就應注意在適用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關行政規章時，首先要審查其是否與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只有在其與法律、行政法規不抵觸時，才可以參照適用。例如《票據管理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出票人在票據上的簽章不符合票據法和本辦法規定的，票據無效。而票據法及其司法解釋都規定，出票人在票據上的簽章不符合票據法規定的，該簽章不具有票據法上的效力，但不影響其他簽章的效力。說明出票人在票據上的簽章不符合票據法規定的，票據并不無效。《票據管理實施辦法》該條規定與票據法的有關規定相抵觸，在適用時應予以注意。

綜上，在審理票據糾紛案件時，還會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適用的問題，需不斷研究總結，以提高對票據糾紛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水平，實現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的區分及其意義

在我國《票據法》中，既有第4條款規定的“票據責任”又有第6章規定的：“法律責任”如何理解和區分二者，特別是票據責任之間的區別，法律作這種界定有何意義，在實踐中如何進行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將結合具體案例對此作詳細分析論述。

[相關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羅湖區袁某和王某訂立了一份私房買賣合同。合同規定：王某把屬于其個人所有的私房兩間賣給袁某，價格為25萬元。雙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門依法辦理了產權變更手續，袁某取得了對該兩間私房的所有權。6月5日，袁某向王某簽發了一張以1998年6月5日為出票日、金額為25萬元，以袁某的開戶有何中國工商銀行南昌市羅湖區分行為付款人，以王某為收款人的支票，經簽章后拒付給了王某持有。6月7日，王某又從胡某那里買了一輛價值25萬元的切諾基小轎車，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簽發的25萬元的支票背書轉讓給了胡某。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該支票向袁某的開戶銀行提示付款。該開戶銀行以該支票已超過票據權利時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個月未行使權利而消滅為由拒絕付款。于是，胡某便根據《票據法》第18條的規定，請求王某與袁某返還其與該支票的票據金額相當的25萬元。王某與袁某以票據權利已經消滅，票據即該支票已經作廢為由拒絕付款，雙方發生分歧，而訴諸南昌市羅湖區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據《票據法》第18條的規定：“持票人超過票據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可以請求出票人或者承兌人返還其與未支付的票據金額相當的利益。”袁某應當返還胡某與票據金額相當的25萬元，承擔到底是什么責任，票據責任抑或民事責任？即本案裁決袁某承擔責任的法律依據是什么？這里存在爭議：

第一種觀點主張，依據《票據法》第18條的觀點，袁某換25萬元，承擔的是民事責任，因為《票據法》第18條觀點，持票人因超過票據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記載各項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可以請求出票人或者承兌人返還其與未支付的票據金額相當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王某不承擔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袁某和王某應當對票據未獲付款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此種責任屬于民事責任。

（一）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的區分

本案例給我們提出了很理論性同時又具操作性的問題如何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

所謂票據責任，根據票據法的觀點，是指票據債務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據金額的義務。票據責任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票據責任是指票據當事人根據票據行為或者法律觀點而承擔的票據義務，如《支付結算辦法》第209條觀點：單位、個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上簽章的，必須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支付結算辦法》第5章觀點的責任大多也屬于這種票據責任。狹義的票據責任是《票據法》第4條、第44條、第70條、第71條等觀點的：在票據上簽章的票據行為人應當對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額的義務。這里的責任與義務的內容是一致的。本文所指的票據責任是指狹義上的票據責任。而民事責任是指違反民事義務所承擔的法律后果，民事責任不等于民事義務，民事義務是民事責任的前提，二者的內容并非一致。

票據責任不同于民事責任，具體來說，二者可作如下四點區分：

第一，票據責任具有雙重性。而民事責任則不具有雙重性。票據責任的承擔者，即票據債務人，具有付款和擔保的雙重責任。這時由票據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所決定的。票據行為的獨立性，使得產生于同一票據上的眾多票據行為彼此獨立，互不影響，互不依賴，即使某一票據行為無效，其他票據行為的效力也不受任何干擾和妨礙。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使得票據行為一旦要式具備，即產生法律效力，而不問產生票據行為的基礎關系如何。縱使基礎關系無效或者有瑕疵，票據行為的效力也不受影響。正是基于這一點，票據才得以在社會上自由、安全地流通，發回其匯兌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融資工具和結算工具的作用。因而票據才被廣泛使用，快速而便捷。為適應票據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的需要，保證票據的快速流通性和交易安全性，《票據法》觀點票據債務人負擔付款和擔保的雙重責任。票據的主債務人，即直接承擔票據付款責任的人，例如匯票的主債務人，即匯票的承兌人、本票的出票人，其對票據持票人的付款責任是絕對的，不可免除的。只有在主債務人付款后，債務人的責任才宣告解除，票據上的債權債務關系也才歸于消滅。票據的次債務人，即對票據查對和付款負擔保責任的人，例如匯票的出票人、背書人、保證人、本票的背書人、支票的出票人、背書人等，其在票據不獲查對或者不獲付款時，承擔票據責任。次債務人在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據金額后，便解除自己的票據責任，從而獲得向其前手進行追索的權利，直至票據上的債權債務關系歸于消滅。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內行使或保全主要票據權利，例如提示承兌，提示付款，則除匯票的承兌人，本票和支票的出票人外，其余次債務人的票據權利隨之解除。如果票據權利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如持票人對票據的出票人和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到期日起2年，見票即付的匯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年期滿后則次債務人的票據責任也相應解除。

第二，票據責任具有連帶性。所有票據當事人對持票人均負有共同的責任。民事責任只有在法律明確規定或雙方協商的約定時才承擔共同責任，才具有連帶性。多數情況下，均屬于一人責任，自己責任，法律后果完全由一個人承擔，而不連帶他人。而票據責任則不同，在持票人的債權不能實現時，所有在票據上簽名蓋章的人都要對持票人承擔連帶責任。持票人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對任何票據當事人進行追索，而不問先后順序和有無直接關系。正因為如此，持票人的權利才得以保障。其他民事債權不獲實現時，只能以與債權人發生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當事人為追究對象，令其承擔法律責任，而不能追究與債權人沒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當事人的法律責任（承擔民事連帶責任的除外）。

第三，票據責任以票據上所記載的事項為準。而民事責任則以法律規定或雙方約定的責任內容為準。承擔責任的方式和尺度完全由法律嚴格規定。票據是一種文義證券。票據上的權利義務，完全依靠票據上的文義來確定，持票人對票據債務人行使權利，請求支付票據金額時，只能依據單據上記載內容，而不得以票據以外的證據方法來變更或補充其權利。同樣，在票據上簽名的人，必須依簽名時的票據上記載的內容對票據承擔責任，不管是主債務人還是次債務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據金額時，均以票據文義為準，任何人不得以票據文義以外的事項要求債務人承擔票據責任。

第四，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之間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票據責任是以金錢給付義務，它基于票據行為而產生。而這種票據授受、簽章等形式意義行為的產生，并不反映導致票據授受的具體交易形態或原因。民事責任則基于違反合同的約定義務或法定義務而產生，它是違反具體交易形態中的義務或侵害某種具體權利的結果。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是相互獨立存在的，在票據當事人之間存在票據責任，但未必存在民事責任，例如出票人對其間接后手應承擔擔保付款的責任，但他們之間不存在合同關系或侵權關系，古不存在民事責任，有時民事責任是票據責任產生的原因，二者有一定的聯系。但原則上仍然獨立，票據行為一旦完成，票據責任即產生，即使票據責任不能成立，也不影響民事責任的存在。反之，主張票據責任，不不必證明導致票據責任的原因關系的義務或責任的存在。

在本案中，胡某確實沒有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提示付款，違反了《票據法》第92條的規定，但是，應當看到胡某不僅沒有在出票日起10日內提示付款，甚至也沒有在法律規定的6個月內行使票據權利，他不僅僅是錯過了提示付款期10日的期限，也錯過了行使票據權利的期限，而且是喪失了全部的票據權利。既然已喪失了全部票據權利，就不能再向出票人行使票據權利，要求出票人依據《票據法》第92條的規定承擔票據責任。如果說，持票人胡某單純是錯過了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而沒有錯過行使票據權利的時效期間6個月，那么他可以依照《票據法》第92條的規定，要求出票人承擔票據責任。但是本案卻并非如此，胡某持有的支票的出票日是6月5日，可他在12月8日才向銀行提示付款，依據《票據法》第17條的規定，因時效屆滿，其票據權利已經消滅。因此不存在票據責任的問題，即出票人袁某不再承擔票據責任。

袁某的票據責任雖然不存在了，但其返還責任仍然存在。這是因為，票據法第18條的，持票人因超過票據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可以請求出票人或者承兌人償還其與未支付的票據金額相當的利益。

從本案的全部事實以及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兩種觀點都不完全正確。袁某和王某因票據時效而不承擔票據責任，其承擔的責任屬于民事責任，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兩種觀點并沒有具體確定袁某和王某承擔民事責任的性質，以及王某不承擔的理由。袁某承擔的是因持票人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民事權利而引起的民事責任。主張第一種說法的學者，只看到了這個案件的某個環節，而沒有全面考慮案件的整個事實。在本案中，持票人胡某因喪失票據權利既不能向王某也不能向袁某主張票據權利。但是，王某作為與胡某存在合同關系中的債務人，在票據款項沒有兌付的情況下，胡某的合同義務即付款義務事實上沒有履行，而不履行合同義務仍應當對胡某承擔不履行合同義務的民事責任，也就是說，胡某仍有權要求支付貨款。第二種意見看到了王某與袁某承擔連帶責任則沒有依據，因為王某承擔的是合同責任，袁某承擔的是利益返還請求權的責任，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事責任，不存在連帶關系。

（二）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的意義

大體來看，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的意義，可以從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兩個角度來分析：

首先，從理論上講，目前比較統一的民商法大前提下，民事責任與票據責任到底屬于什么關系，如何界定民事責任體系及票據責任制度，學者們一直見仁見智。從《票據法》的規定來看，第6章是歸于票據法律責任的集中觀點，在其他幾章尤其是前3章中，即有票據責任的規定，也有票據法律責任的規定而毫無疑問，票據法律責任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就是關于票據法上民事責任的規定，由此顯得票據法中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錯綜復雜。因此，具體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將有助于理清票據法律責任體系的脈絡，從而更宜深入研究票據責任這項方興未艾的制度，對于探討民商法體系大前提下民事責任制度的構建也大有裨益。

其次，從實務操作層面看，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有利于正確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合理裁定票據責任與違反票據法的法律責任承擔，尤其是在票據法中既規定有票據責任，又規定有民事責任時，嚴格區分票據責任和民事責任，有利于保護持票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制裁債務人的違法行為，保證票據有一個安全、自由的流通環境，促進票據的穩健運行，加速票據高效快速流通，充分發揮票據的應有作用，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本案涉及的主要問題在于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的正確區分及合理承擔。本文的爭議正在于如何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在現實中，遇到涉及票據的糾紛，要注意正確看待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的異同以及它們的法律適用。毋庸置疑，區分票據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具有一定理論價值，在實務上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