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桃山謝氏祠堂與明清揭陽祠堂文化

桃山謝氏祠堂與明清揭陽祠堂文化

謝若秋

揭陽桃山謝氏祠堂有謝氏家廟、東社祖祠和吳公祠等，均為明清時期潮汕傳統的祠堂建筑。桃山謝氏家廟（即桃山謝氏宗祠）位于炮臺鎮桃山村，面積9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為三進二天井二火巷的灰石木結構祠堂。這座謝氏宗祠在明清期間經歷了從祖祠到家廟的沿革。據載，元代末年，祖居玉滘翔龍的謝宗文（謝翱四世孫，桃山謝氏一世祖）與庶母石氏逃至桃山村避難。謝宗文后來考中秀才，收回祖業，遂于桃山村建造宅舍，開設私塾，教育鄉鄰子弟，開基創業（清版《揭陽縣志》有傳）。據說，謝宗文在桃山村尚未營建祠堂（其祖屋中后來設有專祀石氏祖婆的“婆廳”，在今舊潘界內）。謝宗文之子謝廉靜增創祖業，家產殷實，晚年開始“建祠堂以尊祖先”，但未就而卒（享年69歲）。謝廉靜之子謝玉山（文林郎，其長子謝恭仕福建壽寧縣知縣）業增百頃，繼承父志，約公元1451年主持建成二進“四點金”的桃山謝氏祠堂（永思堂），特祀梅叟公（謝宗文之號）為不遷之祖，這就是桃山謝氏的祖祠。清朝康熙庚子（1720）謝學圣（桃山謝氏十二世祖，仕山西交城縣知縣）中試解元，其宗師俞鴻圖得知謝氏自開基桃山以來有多人出仕知州、知縣等官職，乃官宦人家，遂建議謝學圣將祖祠營建成家廟以光前裕后。于是謝學圣恭請俞鴻圖為祠堂題寫門匾“謝氏家廟”，康熙辛丑年（1721）率族眾對桃山謝氏祖祠重修并拓建為三進二天井二火巷大型院落的謝氏家廟。其間，明正德十二年（1517）桃山舉人謝天經（桃山謝氏五世祖，朝列大夫，其子謝廷統仕潼川知州）為激勵家鄉子弟好學上進，于祠堂前左側驛道上建造“躍禹門坊”，此坊與后來清朝乾隆十九年建于家廟右前側的“升平人瑞坊”（俗稱“百歲坊”）并列，同為謝氏家廟兩個前側翼形勝，分別象征耕讀文化和耆壽文化，與家廟渾然一體，蔚為壯觀。

謝氏家廟還有一道獨特人文的景觀——其祭廳正龕上首自建成后就供奉著一位特殊女性的神主，這位女性就是桃山謝氏一世祖謝宗文的庶母石氏祖婆。在封建時代廟祭文化中，嫡庶尊卑分明，有嚴格的“庶妾不廟祀”規定，潮汕民間就有“赤腳孬入祠”的說法（“赤腳”即男主人正妻之外的側室或婢妾，屬庶系）。石氏祖婆是謝宗文庶母，當初逃難時棄親女而保四閱月嫡男謝宗文，辛苦鞠養，又傾力收復祖業，沒有石氏祖婆就沒有桃山謝族，石氏祖婆義薄云天。因此，明朝中期桃山謝氏祖祠建成后，在宗廟祭祀上打破了傳統宗法觀念，率其他族姓之先，將石氏祖婆神主從祖屋“婆廳”移至祖祠（永思堂）正龕上位，奉祀為開基祖（婆）。這在古代潮汕地區乃至古代中國社會是極為罕見的，這種舉措無疑是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大膽挑戰，也可見桃山謝氏對這位祖婆的敬重。據說，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區有極少數的祠堂也先后出現“阿婆入祠”合祀的現象。如桃山謝氏鄰村西淇村的陳氏宗祠，也先后有二位有功于族的阿婆入祠奉祀。這種新的廟祭方式的出現是古代揭陽乃至中國祠堂文化的新變化和獨特現象，從中也許可管窺出其時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經漸漸地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祠堂文化是中國古代宗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置和演革主要受到國家政令制度的影響制約。據載，先秦時期廟祭祖先已有嚴格的制度：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則祭于寢（《禮記·王制》）。那時平民百姓不得建廟宇，只能在家中正屋（“寢”）祭祀祖先。東漢時期，平民祭祖已成為普遍的禮俗。其時祭拜祖先的專用建筑叫“祠”，乃建于祖先墓地旁邊的小屋（即墓祠），后來民間祭祖的建筑取名“祠堂”即緣于此。在潮汕地區，唐代已有祠堂出現，宋元以后，建造祠堂追祀先祖的官宦人家越來越多，庶民祭祖仍“于寢之北為龕”，即在自家正屋北部設龕奉祭祖先。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封建宗法制度的強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祠堂建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潮汕地區也不例外。嘉靖年間（1522-1566）“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以“化民成俗”，這是中國古代民間祭祖禮制的一次重大變革。于是，潮汕出現了“望族營造屋廬，必建立家廟”的現象（清乾隆《潮州府志》），清版《揭陽縣志》亦載：“舊志云：士族重喪祭，營宮室先立祠堂、祭田以供祀事。”可見其時揭陽民間極為重視祠堂建設。不少官宦人家的祠堂或為祖祠拓建、或為新建，多為規模宏大的家廟建制，成為所在地區最漂亮、最重要的建筑。揭陽地區這類家廟為數不少，除桃山謝氏家廟外，就其鄰鄉近里而言，就有東嶺村的“陸氏家廟”（南宋名相陸秀夫裔孫于嘉靖十年建造）、南潮村的“吳氏家廟”（為潮州前七賢之一北宋吳復古故居，其裔孫將其故居改為“祖祠”，明代中期拓建為“家廟”）、仙橋古溪的“陳氏家廟”（嘉靖年間建古溪陳氏祖祠，后于雍正年間購得今址拓建為三進二天井的“家廟”）、漁湖潮尾袁的“袁氏家廟”（明清之際將建于宋末的袁氏祖祠“積慶堂”拓建而成為“家廟”）等。

在明朝“聯宗立廟”等政令影響下，潮汕各地族姓的聯宗活動也推動了當地祠堂的建設。明朝中期，揭陽玉滘翔龍和桃山謝氏考稽兩族源流一脈，均為宋末咨議參軍、著名愛國詩人謝翱裔孫，于是，嘉靖六年（1527）桃山謝玉川（謝翱第八世裔孫，桃山謝氏五世祖，仕四川梁山縣知縣）和玉滘翔龍謝雪梅（謝翱第八世裔孫）等倡議聯宗并捐建翔龍謝氏永思祠堂。翔龍謝氏永思堂為揭陽謝氏宗祠，奉祀謝翱為揭陽謝氏開基祖。康熙九年（1670）清朝頒布的《上諭十六條》，進一步確定了宗族的功能。雍正年間又頒布《圣諭廣訓》，突出了宗族自身的建設。于是有上述康熙辛丑年（1721）桃山謝氏祠堂拓建為謝氏家廟、玉滘揭陽謝氏宗祠于乾隆和光緒年間先后重修等舉措，重在敦親睦族。其時，宗族內一支系分衍超過五代可自立房派，建置小宗祠。如光緒年間（約1896年）桃山謝氏八世祖謝和毅所屬三個房派裔孫在桃山嶺仔（今新明社區）營建二進“四點金”的“東社祖祠”（光裕堂），奉祀謝和毅為共祖。該祠堂是古代桃山謝氏祠堂中至今保存較好的小宗祠。

桃山謝氏至今還在村中保存著一座名為“吳公祠”的特殊的祠堂。該祠堂位于桃山謝氏家廟西南側原桃山墟市中，為二進“下山虎”院落。它是一座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陽桃山和玉滘翔龍謝氏為感謝潮陽知縣吳廷翰依法判還謝氏入揭始祖謝翱等祖墓而為其建造的生祠。在清代，這兩地謝氏依時祭拜，共同演繹著一個廣為傳頌的感恩故事。據清版《揭陽縣志》和孫淑彥《揭陽歷代縣長考論》記載，在明清時期，縣治榕城先后出現約十所生祠，如“馮侯祠”、“潘李祠”等，主要是民間百姓為紀念和褒揚政績佳彰或官德清廉的邑令而設。目前，除桃山村外，尚未發現古代揭陽其他鄉村族姓有營建生祠的相關記載。據說，吳公祠可能是潮汕地區至今唯一尚存的古代生祠建筑。立生祠始見于漢代，是祠堂“報本崇德”文化的衍化。立生祠為古代揭陽祠堂文化增添了人文新氣象，又給其時我國封建社會吏治建設注入了一股源于民間的正能量。

可以說，桃山謝氏祠堂的建置和沿革是明清時期揭陽祠堂文化的一個縮影。

第二篇：祠堂與祠堂文化

祠堂與祠堂文化

祠堂，舊時又稱為“祠廟”或“家廟”，多建于墓所，故把祠堂稱為“祠室”。按《禮記》規定，只有帝王、諸侯、大夫才能自設宗廟祭祖。直到明朝，朝廷才開始允許老百姓建“家廟”。后來，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最早由于發族尚不多，便先置祠于宅中，隨著族丁的繁衍，便開始專門建起宗祠乃至支祠。

祠堂是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代表。從民俗學家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詮釋時代文明”。作為中國民間保存最好的一種古建筑群體，祠堂留給后人許多珍貴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千秋功過，于祠堂可見一斑；華夏祖先，從祠堂可知譜序流傳。

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其傳統文化不僅獨特，而且淵源流長。祠堂文化作為地方民俗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遠在幾千年前的夏商周便開始萌芽，到宋代形成較完備的體系，明、清時發展到了高峰。從某種意義上說，祠堂文化的繁榮側面反映了這個歷史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是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具體體現。

祠堂及祠堂文化

過去當我們游惠山，走到五里街，經過錫山旁的繡嶂街。就到達惠山頭山門“九峰疊翠”的拱圈山門，這一帶，都是名門鉅族的祠堂和先賢功臣的專祠，沿街開滿了惠山泥人店。

一、祠堂的由來

祠堂起源于氏族社會逐步解體之后，是由同一個祖先所生、自成系統的血緣親屬集團與地緣組織統一而成的宗族組織，在居室外獨立建造的祭祖、尊賢、求神的場所。漢代正式出現祠堂的名稱。宗族通過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來體現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則，顯示宗族至尊的族權。祠堂也就成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著宗族的團結。當然，也有些人通常把祠堂簡單理解為死去祖先的家，神靈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陰靈的場所。

惠山古鎮一座座高低錯落、依山而建的祠堂建筑，就是千百年來以無錫的世家望族為主的各宗族，長期在這里進行宗祠文化建設所留下的歷史遺跡。按照古代的禮儀．凡祀帝王先師的祠稱為宗廟．而祀公候、先賢的稱為祠，這些宗祠均為官廟公祠。只有宗族為先祖所建的祠廟，才是通常真正意義上的祠堂。

在河南殷墟巳發現目前最早的宗廟祭壇遺址．歷史上早在商周時的青銅器時代，就開始有祠廟祭祀之制，大量遺留至今的青銅器中，許多就是屬于祭器之類。追遠報本、祠祀為大，當時是有很嚴格的規制的：天子七廟、諸候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普通老百姓是不能隨便建廟立桐的，即通常所稱“庶人無廟，祭于其寢”，他們只能在自己的居室內祭祀祖先。這類古老的宗祠，在意山祠堂群中不多見，主要有楚春申君廟、吳泰伯廟及陸羽祠等。他們的真正意義在于紀念性質．直到明代嘉靖年問，朝廷才允許民間聯宗立豐司，具明顯的宗法家族特征，普遍稱作祠堂，專門用于同姓家族祭祖之用，于是在惠山這塊風水寶地上，捌堂建筑開始象雨后春筍般的崛起，出現了牌坊高聳、柯堂林立的局面．至清代更盛。無錫望族多以能在惠山取得一席之地立祠為殊榮，被看作是一種顯貴的門閥。

每姓必建柯堂，必安先祖，名門、大族還建多處．如楊、顧、朱、王諸氏。又有總祠、支祠、分祠之別。較多的祠堂附近，就是他們的祠田、祠產．上河塘、惠山浜一帶祠田尤多。

二、祠堂的主要功能

(一)祠堂既然是祖宗神靈聚居的地方，供設著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會，齊集桐堂，由族長或宗子主持，作禮設祭。清明掃墓，先到祠堂，祭神主，然后分別至各房各家的墓地祭掃。通過祠堂祭祀，使旗人常瞻仰先祖儀容，喚起家族團結．依靠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和維系宗族制度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維護和鞏固族權地位，即通過敬宗以收族。古人認為祭祀乃“國之大事”，列為五禮之首。祭祀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十分講究祭祀氣氛的莊重肅穆。古代人們認為，祖先的靈魂經過祭祀儀式后可以附于神主牌位之上。所謂神主就是一種嵌在木座上的長方形小木牌，有的白底黑字，有的紅底黃(金)字，上面寫著某某祖先的名諱、生卒年月、原配繼配姓氏、子、孫、曾孫名字，每一對祖先一塊．它被認為是始終活著的祖先。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的神靈．宗廟內祖先的神主排列順序是“左昭右穆”。始祖居中，始祖以下的男子隔代交替為昭穆兩列：即始祖以下一、三、五等奇數代為昭輩；二、四、六等偶數代為穆輩。昭居于始祖之左，穆位于始祖右邊。在祠堂的寢堂內，唐宋以后流行立先祖塑像，明清則流行掛先祖畫像軸，民國時期開始掛考妣照片。

祠堂中祖先神主的供設。祠堂是祖先的神靈所聚之地，所以祠堂里供設祖先的神主牌位，大殿正中設正龕，左右各設配龕。它像附著在墻上的小殿閣．神主擺在閣中，前面用帷幕掩飾，后來有的用大長

方形術桌，將神主擺設在桌上。一般的家柯正龕往往是供從現在的長輩算起的考(父)、祖、曾祖、高祖四世的神主，五世后則將神主遷到配龕上去。始祖是百世不遷的，永遠擺在正龕上。古代為了增強血緣、宗族關系之間的團結，做到全族俱榮，利害與共，所以祭祀祖先活動比較多，以東漢為例：

正月初一祭拜去世的父祖、敬酒會食；

二月社日祭土地神，祭奉鮮菲先祖；

三月 開春向同族人救濟義舉；

四月清明祭掃，踏青；

五月、六月、八月用新鮮時物祭奉祖先；

九月 向全族中孤寡病老救濟慰問；

十月 宗族人帶頭再次救濟義舉；

十一月 用白狗、黃米糕祭祖；

十二月 臘日用獵獲禽獸作年終祭品。

惠山祠堂的祭祀也都有定例，并且逐步簡化為春秋兩祭。

但在每年新歲，定例初一日點燭焚香．初二日啟門一日、子孫瞻拜先祖。

春秋兩祭，于三日前灑掃桐堂，鋪設潔凈，以照誠敬。族眾于祭日的清晨務必風雨畢集，不少宗族禁止婦女孩童人祠與祭。

祭祀開始，族眾應依照輩分列隊。

祭禮：各祠堂有所不同，如太湖葉家祠堂《條宗祠規則》上規定為：祭筵一席，杯筷十二雙，熟香半斤，半通燭一對，四兩燭一對。茶食十六色，葷肴十碗．小食十六色，三牲一副，高藁五柱，果盒一具，蒸卷五碗，小饅頭五碗，總飯二碗，風糕五碗，大饅頭二碗。茶湯各十二盞，錫箔六塊，楮帛十提，千香三股，百鞭一串，雙聲廿個，鼓手五名，極盡鋪張．祭祀隆重。

祭祀時．主祭一人，長抱馬褂。襄祭二人，立于左右。

誦(即今司儀)：眾向前走三步，揖、跪。呼：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襄祭持酒爵給主祭．主祭放于案，立于左右。

誦呼：起、平身復位，眾起立退三步立于原處。反復三次。第二次稱亞獻爵，第三次稱三獻爵。此為三跪九叩首之大札。

讀祭文：過去往往都有固定的祭祀祝文。如惠山錢武肅王祠因為祀主是吳越國國王錢鱷，所以按例每次開祭．都要讀祝文．先官祭。

官祭的既定祝文為：

維歲某于某月朔越某日某于無錫縣知縣某金匱縣知縣某謹以牲禮之儀致祭于敕封誠應吳越武肅王之靈日惟

王崛起于臨安保障吳越橫江跨海，恪遵畫一之規，禁暴鋤奸，爰著三之節，籍郡縣而請吏，息兵革以寧民，馨香于以酬庸．忠孝永堪作則時維仲謹奠牲醴以

文穆王忠獻王忠遜王忠懿王 配 尚饗 后家祭，家祭的固定祝文為：

維歲某于某月朔越某日某于某裔孫某等謹以清酌

庶饈之儀敢昭告于始祖

敕封誠應武肅王盟繼世

文穆王忠獻王忠遜王忠懿王及遷錫之祖

晉宗公尚父公之靈曰 于戲物重本原疇之追遠之念事，維修舉永崇時享之儀，望苕溪一水迢遙，財貿由越境以展孝卜，惠麓而九峰聳，爰即古以分祠。本朝之寵錫特隆。吾祖之忠貞，如在二戊褫膻垂祀奠于綿綿六望俱昌，衍宗支而奕奕。謹陳牲醴各懔見聞干戲。尚饗!祭祀結束，多數宗族都在祠堂中設宴，這叫享胙或飲胙，入座時不能顛倒尊卑長幼之序。享胙時，有些宗族還具體規定r菜肴每桌十樣和每席只派酒兩壺，飲酒習：許超過互小盅，飲胙后向族眾分發胙肉、饅頭之類，這叫散胙或稱“散福”，年高德昭或有功于族的族男子，以及守節的寡婦等，能得到“增胙”的獎勵．而違反了家法族規者則會受到暫時的直至永遠的“革胙”之罰。

(二)祠堂的另一種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譜、纂修宗譜。宗譜是一種通過記傳、論志、圖表等形式，將宗族的血緣親疏、輩分、家規、家法等情況和譜系等記載下來，以為本姓宗親們掌握、遵照的特殊史籍：宗譜是一個家族的檔案，它對本家族的族產、人口等情況有完整的記錄；家譜又是家族的成文法律，它為處理家族內部事務提供依據；宗譜也是族人身份和輩分的憑證，族人可憑借宗譜“明世次，序長幼”確定自己在宗族中的地位，并獲得相應的權利；對一個家族來說，宗譜有教化、敬賢、理政、信史等功用。有些

族務如祭祖、掃墓、認親等．也需要依據宗譜來決定，因此宗譜也成為家族的行事指南。正因為宗譜對一個宗族來說具有如此特別的意義，所以宗族注重宗譜。譜閱十年或二十年以上必一修(義稱續譜)。按照慣例，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這個任務在祠堂里完成。在族長的主持下，組織有一定聲望的族內文人進行修譜，以弘揚先輩祖德，家譜修成后，先請名人作序，送官府審查后再行刻印。家譜刻印完成，這是全家族的一件大事．通常要在祠堂里舉行祭潛儀式，將一份家譜供在祠堂。其余按編號分給族人領譜保藏，家譜一般是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譜人由房長充任．

或推本房之賢能者為領譜人。在家法族規中，對家譜的收藏有嚴格的要求，如必須將家譜裝進特制的木匣．供于柑龕之上，或藏于書室之中，不能霉爛，不能遺失。不得隨意亂放，褻瀆家譜。定期交族長檢查。祠堂族妊有權嚴厲查處造成宗譜損害的族人。家譜更不準私自謄錄或借給外姓人觀看；如果有人敢瞞眾覓利，鬻譜賣宗，出賣家譜者，則視為不孝，從重懲治不怠。新譜修成后．舊譜要依數繳回銷毀。

(三)祠堂的助學育才功能。祠堂里．在族人所捐贈的公田中，有助的作用．專門用作對本族子弟助學、獎學或開設義學、義塾之用，通過讀書走上仕途，也是光耀門庭、榮宗耀祖，提高整個家族聲望的大喜事。

祠堂或義莊合辦學校，校址好多借用祠堂或義莊空屋，對本族子弟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家族子弟如出外求學，或外出考試，還可得到一定的補助和獎勵。

如無錫華氏族規規定：初等小學每人提供學雜費5元．高等小學8元，初級中學30元，高級中學50元，大學120元。學生可憑錄取通知書去領取，憑成績報告

單領取下學期學雜費用，留級者停發。此外．還提供華氏子弟出國留學的全部費用，外姓優秀學員的出國費用，經義莊同意，也如數發給，用以鼓勵好學成材．為國效力。

、(三)祠堂又是宣講學教禮法的課堂。祠堂在祭祀儀式開始之前，專人向族眾進行“讀譜”，講述祖宗艱難創業的歷史，定時讀家法族規，宣講勸戒訓勉之辭和先賢語錄。向族人灌輸封建的倫理道德、綱常教，使族眾了解家譜的內容，知道自己同其他族人的血緣關系。加強家族團結，按照家法族規要求去規范族眾的思想和行為。

(五)祠堂還是討論族中事務的會場。族中遇訂重大興革事宜，關系全族之厲害者，如推選族長、興建柯堂、維修家變、購置大片族產、同鄰族打官司等等，都由族長召集全體成年人在祠堂開會討論。族眾可以各述所見，但族權至上，最后決定權在族長手中．族長決定了的事，必須執行。

(六)祠堂又是家族的法庭，如果說家法族規是家族的法律。那么家法也是封建國法的補充。族長就是家族法官，可以在祠堂執行家族的法律。在柯堂里判族中違反家法或族長認定違反家法的民刑案件，從公處分懲治。族眾犯法違規．小則祠堂治以家法，大則送公庭治以官刑，族長在祠堂審判由族中士紳陪審，允許族人旁聽，借以教育族人。判決的實施也在捌堂．如杖責、罰金、罰苦役、公革出祠等．都在祠

堂實行。甚至有的被判死刑的族人，則在祠堂當場被打死、縊死或沉潭而死。

(七)其他，祠堂里每當風俗年節或族內重大的喜慶活動，祠堂又是全族歡慶或娛樂的場所．大一些的祠堂，通常有戲臺建筑．好戲連臺，既是唱給先祖們聽的，更是演給宗族內男女老少們看的。

農忙收獲季節，大大小小的祠堂，都成了豐收的庫房或臨時堆棧。還有在戰亂或應急突然事件時，祠堂里也就成了本族應急指揮的中心。

由此可見，裥堂是一個地域里家族的活動中心．通過捌堂祭祖和封建宗法等其他活動，用血緣關系作紐帶，把族眾牢固地扭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嚴密的家族組織。

三、祠堂的文化意義

祠堂是家族或宗族權力和經濟文化的象征和標志。它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中，國家統治集團起著核心作用，宗族地域集團及家族血緣組織也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它們在對封建法制的輔助和補充．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定起著重要作用，也長期起到所謂治國安邦的社會作用，所以它仍然是歷代統治者確認的保障的一種輔助統治。到了唐、宋之后，這些家族、宗族組織逐趨嚴密．它在～定程度上約束和規范各地的族眾、家庭和個人的思想行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這種上層建筑的基礎，當然是這種傳統文化的本身。祠堂文化這門博大精深的傳統知識體系，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育和發展，宗祠譜蝶文化和我國的編年國史、各地方志構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流文化。祠堂文化所表達的內涵，其實也就是先民的傳統生活中的一種記錄形式，它的主體是尊賢、祭祖，是對這種思想精神的思考、理解和信仰的過程，它的范圍就是一種有序的、豐富的柯堂文化，它是包容并蓄匯納百川．又滋潤萬物化成一體的知識體系，體現了封建社會宗族世家、同姓地域組織內特有的地域文化．也是歷代世家大族宗族文化建設所留的遺存。它具體上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以地域為標識的。其中譜牒文化里的一些優秀的家訓、家乘、家規、家禮等文獻中，有關立志、勉學、修身養性、待人接物的訓誡和愛家、愛族、愛國的思想，在普及傳統文化，規范人們生活和行為方式，提高人們的文化教育教養，整齊家風，以至協調社會穩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這類文化著作以族長或長輩對晚輩耳提面命的諄諄教諭的形式，把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儒家文化精神，通俗地灌輸傳授給子孫后代，使他們同言而信、傳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如治家、齊家、教家和修身、齊家、平天下的“大學之道”，立人、達人、愛人諒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蘩矩之道”等。《史記》中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而“報本之禮，祠祀為大”，祭祀在古人來說是國之大事，列為古代五禮之首，因此，無疑也是宗族的頭等大事，它是組成桐堂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各種禮儀規制程式。由此產生了國史、方志、家譜等所含的禮儀、祭祀等浩如煙海、品類繁多的傳統文化。此外還有昭忠祠中弘揚“崇德報功，風勵忠節”紀念精忠報國之臣的愛國精神，先賢、中丞祠中宣揚“持躬正直”、“奉職公忠”的效國利民精神，以及忠義、孝悌、貞節等忠、孝、節、義思想，都包含在這個獨特的文化范疇之內。但祠堂文化主導地位還是以我國忠孝仁義為本的儒家文化為主體，吸納佛家的“無為”和道家的“修養”等思想成分。但這些文化的總根是產生于封建社會基礎上的，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它之所以為歷代統治者所認同和維護，顯然是可以為統治者服務的，因此，從文化角度來看．幾千年后祠堂文化，其內容是豐富的，但同樣也十分蕪雜，并非篇篇藥石，言言龜鑒，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理和時代的要求進行去偽存真、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那些禮教和族規中要求婦女一生必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所謂“三從四德”使廣大婦女沉淪在十八層地獄之中，以及數千年來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的慘褐烈毒，應該嚴肅、徹底的批判。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如大量的貞節祠、節烈坊等，可以作為這一慘痛的歷史的教材。包括祠堂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幾千年華夏文明的基礎。一些優秀的傳統思想，已成為古代文明的瑰寶，流芳百世。在我國目前經濟建設的大潮中，傳統的祠堂建筑及其文化，已經是風毛麟角．顯得岌岌可危。了解這種文化，特別真正對這種文化有所研究，或是經歷過這種文化生活的人們．更是在日益減少。當這種占老的文化體系逐步被現代文明所遺忘的時候．一些曾經絕跡的社會現象和行為，也許會再度重現．危害人類社會。由此，我們更應該對祠堂文化的形式及其內涵，進一步去發掘研究，去洞察和思考。通過這些文化歷史遺產。人們可以托物寄情、托物寄史，托物來尋根訪祖、瞻仰未來。

正如無錫籍的中國著名規劃大師、首任云南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的顧奇偉院長所說的、惠山古鎮的文化意義在于：“寺祛邪、祠扶正、史致用、二泉吟、水鄉行、阿福情”這種高度復合型的文化特征．它是屬于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四、祠堂的構成與一般分布規律

如前所述，祠堂對于以血緣關系聚族而居的地緣組織來說，是這些宗族、家族聚居地重要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權力中心的標志，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宗族、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大體七都能從宗族立廟建祠的祠堂建筑規模、檔次來得以反映。因為它是封建家族制度下所形成的產物，它著重在以下三個方面發生、發展和表現：(一)祠堂建筑：它是全族祭祀的場所，是用來對族眾進行尊祖敬宗為主題的禮儀宣教的所在，重在精神上教化族人。

(二)祠田族產，是全族的公產，大多由族內各界人士募捐義贈，也有的是族內某人的遺產或賢達受封爵、賞賜田產的一部分，祠田多寡不一，無錫地區有些宗族富甲一方，祠田廣達數千畝之多，它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來賑災恤族、救濟本族貧苦族人，它是古代社會福利保障的一種初級形式，重在從物質經濟上團聚族人。

(三)宗譜、家譜、家乘等譜牒文獻的編修。宗譜最直接反映該宗族及其成員的歷史，它是通過對該宗族的祠堂組織、職能機構、血緣、世系、祭祀活動、宗規家訓、宗族田產、娠恤義學等基本內容，作多方面的完整歷史記載，使同族人明根論輩．重在維系族眾的血緣聯系。

各地宗祠中．比較大而完整的管理設置通常由：

宗長——主全族事；

宗子——管祭祀；

宗正——宗長協理：

宗司——掌倫紀；

宗直——處理糾紛；

宗史——掌宗族史；

宗課——掌經濟： 宗干——助宗長辦具體事；

宗守——宗祠管理；

桐丁——守桐人；此外有的還有墳親(守墓人)等雜役。祠堂設置的管理機構比較嚴密齊全。

關于祠堂的分布問題。

自古以來祠堂祖廟有二大類型，一類為皇帝先師們祭祖的神壇、祖廟、宗祠，分布在全國各地名勝之地、以紀念屬性的祭祀為主，血緣、地緣的屬性次之。

另一類則是以緊密的血緣和地緣關系為主要屬性的祠堂，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場所，以祭祀先祖為主要功能，并兼有其他宗族活動的功能，這類祠堂是中國廣大地域普遍分布的類型，所謂聚族而居，族各有祠．每姓必須建立祠堂以安先祖。它在中國封建家族制的社會中極度發展，但它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耕讀文化為特色的，所以無論在熱鬧的城鎮，還是窮鄉僻壤，也不管是在封閉的荒村野嶺，還是在發達的水鄉村邑．只要那里存在同姓血緣體系的地緣組織或集團所形成的居住聚落、村舍，那里就必定有祠堂存在，雖然祠堂形式各異，但它們總是以分散式的、星羅棋布的總體分布格局為主，是中國大地上祠堂分布的基本特點。這是因為宗族制的首要條件是聚族而居，而這種條件主要在全國的山區、農村占絕大多數，祠堂分散分布在廣大農村的特點，它和聚族而居的族眾基本上是從事封閉式農業生產，過著千年不變的耕讀漁樵生活有著必然的聯系的。現在我們可以在皖南山區、徽州城里，看到精彩的徽派桐堂建筑；在浙江閩南青山綠水的鄉村田原，見到宏偉優美的祠堂建筑，仍比較完整的保存在山野村落之中。

總之，一般祠堂的分布規律是以分散為基本特點，祠宅聚合為常規分布形態。

雖然隨著封建家族制度的消亡，祠堂的發展也打上了句號。但是作為我國的一種有特色的傳統建筑類型，以及它們所包涵的有益的、進步的祠堂文化和封建禮教中的許多殘余，都將作為歷史文化的遺存，辯證的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讓后人受到啟迪和教育。

第三篇：祠堂文化的傳承與保護

祠堂文化的傳承與保護

古時的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祠堂有多種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孫平時有辦理婚、喪、壽、喜等事時，便利用這些寬廣的祠堂作為活動之用。另外，族親們有時為了商議族內的重要事務，也利用祠堂作為會聚場所。祠堂是古代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族人的后輩應傳承與保護，讓古老的民間文化發揚光大。

一、有關祠堂歷史的演變由來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里，家族觀念相當深刻，往往一個村落就生活著一個姓地一個家族或者幾個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廟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經常出現，這種家廟一般稱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這個名稱最早出現于漢代，當時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禮》立祠堂之制，從此稱家廟為祠堂。當時修建祠堂有等級之限，民間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許民間皆聯宗立廟”，后來倒是做過皇帝或封侯過的姓氏才可稱“家廟”，其余稱宗祠。

祠堂除了用來供奉和祭祀祖先，還具有多種用處。祠堂也是族長行使族權的地方，凡族人違反族規，則在這里被教育和受到處理，直至驅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說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為家族的社交場所；有的宗祠附設學校，族人子弟就在這里上學。正因為這樣，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規模大、質量好，越有權勢和財勢的家族，他們的祠堂往往越講究，高大的廳堂、精致的雕飾、上等的用材，成為這個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種象征。祠堂多數都有堂號，堂號由族人或外姓書法高手所書，制成金字匾高掛于正廳，旁邊另掛有姓氏淵源、族人榮耀、婦女貞潔等匾額，講究的還配有聯對。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篤牌匾”。祠堂內的匾額之規格和數量都是族人顯耀的資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桿石，表明族人得過功名。一般來說，祠堂一姓一祠，舊時族規甚嚴，別說是外姓，就是族內婦女或未成年兒童，平時也不許擅自入內，否則要受重罰。

追溯歷史的沿革，解放后特別是60年代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農村的老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爛或改造成了辦公場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譜等皆被焚燒破壞，后世之人不知祠堂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據有關資料記載，在我們安徽省的皖南山區――古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及宣城市績溪縣和江西省婺源縣）等少數地區，由于過去交通不便等某些原因，大部分祠堂才得以保存，令人欣慰。

二、目前，縣內留存祠堂的文化及其狀況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每個宗族姓氏都有自已家氏的祠堂，只不過大姓有權人家的祠堂建得豪華氣派；而小姓人少建造的祠堂則簡單。肥東地處江淮分水嶺，人杰地靈，歷史上曾出現兩位風云大人物，宋代包拯，清代李鴻章。文革之前，在肥東境內完好祠堂據不全統計也有幾十座，如石塘地區有黃氏祠堂、大李集祠堂、小李集祠堂、周沖祠堂、茆油坊祠堂，當地留傳著一句順口溜：“周沖祠堂一枝花，馬士龍祠堂賽過它，大李集祠堂破豬圈，茆油坊祠堂開飯店”。相比之下馬士龍祠堂設計風格獨特，勝過其他的祠堂。而這些原有的祠堂因歷史上數次動蕩和歲月侵襲，或在“文革”后被拆除重建學校或建糧站等，留下來的已經很少了，而馬氏的馬士龍宗祠保存較為完整。

據村里的老人介紹，為感念祖上恩德，乾隆甲戌年（1754年），馬氏十三世孫郡庠生馬嘉謀決定修建該享堂，“共費兩千余金”，13年后也就是乾隆丁亥年（1767年）才修成。據馬氏家譜記載，1800年、1910年、和1932年享堂曾三次大修。馬氏宗祠雖歷經2４0年余年風風雨雨，卻依舊雕梁畫棟，氣韻猶存。

祠堂是三進五開間，占地約有500多平方米，白墻青瓦，流檐翹角，既有徽派風格建筑又有江淮地區建筑特點。木質正門上，享堂初建時所制的“馬氏享堂”題匾高高懸掛，雕刻著龍、虎、麒麟等吉祥物的石灰巖石鼓分立在門的兩側。整個建筑為木質結構，精美的木雕栩栩如生。一色青磚砌成的山墻氣勢恢弘，30余米長，近6米高，看不見一絲歲月侵襲的痕跡，墻釘顆顆可見，東山墻的側門上方石刻“紫氣東來”四個大字流暢醒目。建造該享堂的古人有消防意識，在享堂空曠的廣場的右前方有一水塘，南約100米處還有一口約建于1480年左右的古井，井口為花崗巖加工而成，古井的繩索拉痕竟深1厘米。享堂西側還曾建有武圣廟、迎水庵，可惜都先后毀于歷史上的多次**戰火。

解放后祭祀祖宗被當作一種“封建事物”廢除了，舊時的宗祠成了教書育人的學校，繼續為家氏子孫造福，培育了一代代族氏后人。據近年來續修譜資料統計：從馬氏祠堂出來的大學生有１２０多人，研究生、博士生３0人，高級工程師16人。正因如此，在那場的文化大革命中，祠堂正因為被一所小學所占用才逃過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成為省城難得的一座保存原汁原昧的古跡。馬氏祠堂，有幾塊叱咤在中國近代史上幾位名人題寫牌匾。馬家在近代大革命時期曾經出了一位畢業河北保定軍官學校的直魯軍中將參謀長馬敦源，他與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宗昌等交往甚厚，所以享堂里曾經懸掛由他們題寫的牌匾，但由于歷史動蕩，牌匾現已不知去向。后經村里幾位老人回憶，他們無意中看到小學教室里的那幾塊黑板，突然記起這好像就是那幾塊題匾。由于學校把題匾的反面油漆作為黑板掛在教室中，由此才逃過文革那場破掃“四舊”的浩劫，八塊題匾中有四塊保存下來。它們分別是1767年所置“馬氏享堂”、裔孫馬敦源所題的“功高望重”、曹錕所題的“澤流云福”和段祺瑞所題的“本支百世”；而張宗昌、吳佩孚、當時曾任過安徽省省長的王揖唐和當時任湖北省省長的夏壽田所題匾已難尋蹤跡。保存下來的題匾上至今仍可見到字體上的鍍金。

在隨后不久，經過村民們的尋找，又發現被學校老師當墊腳用的石碑《祠堂碑記》和《祭田碑記》，其中一塊因碑面朝下，字跡竟完好清晰，另一塊因長期墊腳已成了無字碑文。隨后又有新的發現，驚喜接連不斷，文革中被藏在稻草堆中才免于一劫，有著2４0年多年歷史。可以反映清朝年間祭祀風俗的古物—“神主”牌位，被村民拿了出來；1880年、1916年、1948年三個版本的原版家普出現了。村民們還取出自己并不知道真正收藏價值的新四軍的烈士證書、由蔣介石頒發的國民黨少校軍醫的退役證和十九世紀由毛筆書寫在毛邊紙上、可以反映當時清朝民間田畝制度的《大公祠田種冊》的原件。這些發現驚動了縣、市、省文物管理部門，他們特意派專業人士到村里拍攝照片歸檔。2008年，馬氏馬士龍祠堂（享堂）被肥東縣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西山驛昂集，小小山村走出父子進士，宗祠大門八字門左右各立有一只雕刻精美的石鼓，門前的石碑上寫著“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父子進士宗祠”。在這座小山村，經歷２００多年風雨的昂氏宗祠記錄了這個家族的傳奇和榮光。昂集祠堂是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所建，共三進四廂，面積達５００平方米。據資料介紹，祠堂后堂曾有御賜匾額，題為“承先啟后”；中堂上有翰林院贈匾題為“亦葉蒙庥”；前堂上還有廬州府贈匾，題為“父子進士”。但“承先啟后” “亦葉蒙庥”等匾額在文革中被毀。

據查有關資料，肥東的“父子進士”有史可查的有三對，一般人都熟知其中的包令儀與包拯、李文安與李鴻章，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在這小小山村祠堂里也出了一對父子進士，他們就是這座祠堂的主人――昂紹善、昂天曾父子。

關于昂紹善父子能夠成為進士，當地有許多傳說。有人說泉山作為鳳凰山，所以山腳下要出貴人，還有人說那是祖上積德。在昂氏的先祖中，有一位老太太邀請土地神來家吃飯，這位土地神很是感動，于是土地神承諾，只要老人的后人做到“黃鱔打鼓魚上樹，羊毛落地野雞飛”這些高難度的事情，就能讓他們家族出貴人。而老太太的后人也著實有才，集體完成這一系列高難度的動作。

有一次發生在集市的糾紛中，一個趕集的人勸架時，把買來的黃鱔砸在了說書人的的鼓上，成就“黃鱔打鼓”；拉架的時候，有人把用茅草串起的的一串魚掛上樹梢上，這樣“魚上樹”也就做到了；而“羊毛落地野雞飛”則是穿著羊皮衣的人，把皮衣脫下來往地上一扔，正好扔到了野雞窩邊，野雞被嚇得全飛走了。這樣土地神的要求全都做到了，昂家就出了昂紹善父子進士。這個民間傳說雖然荒誕不經，但這一連串難度極高的小概率事作的發生也似乎說明，古時考公務員，比現在還難，腦筋急轉彎這一關很難通過。

事實上，昂氏父子飛黃騰達的原因，既和他們的聰明勤奮有關，也和當時的時勢分不開。昂紹善家庭貧困，自幼喪父，但聰穎過人，好讀詩書。順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朝廷頒文選貢，廬州府學選撥最好的貢生昂紹善到朝廷。但昂紹善能夠官居內閣中書，這在清初滿族官員當政的時代，是非常罕見的，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清初出現了“人才荒”。

順治八年，順治帝清除多爾袞同黨，自己掌權，朝廷亟需“新鮮血液”補充，而昂紹善從廬州府學入朝，與上層舊派無瓜葛，按現在說法就是“背景簡單”沒有后臺，所以他被特別恩準的皇帝身邊，順治十八年昂紹善在宮內教皇家子弟，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考中進士。而其兒子昂天曾在父親教導下也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中了進士。

三、祠堂保護采取的幾點措施

如今，馬氏宗祠、昂氏宗祠分別有多處開始出現殘破的痕跡，無人正常看管（因為沒有經費發工資），這就迫切需要文物部門牽頭調查、論證，或出資進行一次大的修繕，還祠堂本來的真正面目，使祠堂長久的保存下去。老祠堂雖然“貴”為文物，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保護性措施，拿出具體的意見或建議，撥出一定的保護經費修繕費，只是讓保護工作停留于口頭上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是無濟于事的。當前，分布農村的老祠堂反映了這個地區鄉村文化和古建筑特色，特別是一些始建于明清的祠堂更是寶貴中的文化遺產。近年來，一些鄉鎮、街道、姓氏家族有組織的開始重修祠堂，過去的老祠堂的風格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改變甚至被破壞，應引起有關文物部門重視。人們呼吁，重修老祠堂時應注重保護它原有的風格，修舊如舊，老祖宗留下的好東西是一件都不能少，這是它的歷史價值體現，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貴遺產，作為后人一定千方百計加以保護，這是歷史賦予的光榮責任。

１、建立古祠堂長效保護與管理機制。上級文物部門要高度重視這項工作，每年對現存的祠堂進行一次調查摸底，要建立和完善各種保護管理制度，祠堂中各種物品要逐件登記造冊，做到有圖片和文字記載，有編號，有專人保管，方便人們的查閱。

２、建立看管與居住配套制度。有一定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不管是古祠堂、或是那些古民居、古屋類的建筑最怕的就是無人居住，因為長期不住人，不透光線，屋內潮濕，對屋內和設施有較大的朽蝕作用。沒人住的房子會因缺乏人的照看而縮短壽命，而有人居住的房子，反因有人居住而被悉心照看和護理而延長壽命。因此，有專人看管和長期居住祠堂內，對老祠堂的保護起到重要作用。

３、改建、維修祠堂必須維持其原風格。要使歷史珍貴文物不遭受到肆意破壞，族親們的關注最為有效，可在道路要道口或祠堂周圍要建立永久性宣傳牌，積極宣傳文物保護知識和意義，讓全社會關注愛護祠堂文物，文物部門要在保護歷史文物原貌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化的維修建議，各級政府也要出面協調，落實相關資金來源，采取多方籌集的辦法：一是主管文物部門撥一點，二是地方政府支持一點，三是祠堂姓氏的族親老板們贊助一點，保證祠堂看管和維修有充足的資金。

４、加強與旅游部門合作，開拓旅游景點。對古祠堂文物要面向游客開放，這樣做一舉兩得，既可收取部分費用，作為祠堂的維修資金，又可讓更多的人的了解祠堂豐富的文化底蘊，憑吊古跡，日月生輝，把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不斷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注：庠（xiáng）庠序，古代鄉學的名稱。

庥（xiǖ）庇蔭，保護。

第四篇：天長龍華寺與梁氏祠堂的由來簡述

天長龍華寺與梁氏祠堂的由來簡述

根據傳說龍王廟（現改為龍華寺）原為梁家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位于天長市北郊便益鄉東，在明朝年間梁氏門中有一門無后代，一寡祖喬氏夫人在家里祠堂吃齋念佛看燈守節（地點在業河灣大墩子上），這大墩子也處在業河拐彎處，因長年水流轉來轉去淤土形成，某年洪水暴漲泛濫，喬氏早晨去察看水情（實際上是去打撈浪渣回來曬干燒鍋），因水勢流急形成河水漩渦大浪渣集中旋到拐彎處，同時不知什么時間從上游漂來一木制物夾在浪渣里，喬氏打撈中發現打撈的浪渣里有一個物件上來一看原來是一尊木制菩薩，吃齋人口中念佛保佑，遂將木制菩薩順水流方向撐送。第2天喬氏又來打撈浪渣發現昨天的木制菩薩又回來原處，就這樣往返幾次。這時喬氏夫人猛然覺得這菩薩是否與自已有緣（實際上是在旋渦里轉來轉去根本沒有撐送走）頓發善心，這時她把這尊菩薩請到自已的庵堂供奉。她越想越感到這尊菩薩也與梁氏有緣天賜，逐漸把這件事在梁氏門中傳開，我梁氏族下有人說既然天賜佛于我梁門，我梁氏日后定有發旺。加上喬氏信佛的心誠，經梁氏族下商定共獻良田80余畝作為公產，此后又經梁門多次捐贈集資終于建成廟宇，起名龍王廟。喬氏西游后由直真和尚接了香火，在原來的基礎上砌了后殿（大雄寶殿）供奉如來佛祖及其子弟，東西兩首是十八羅漢，院落東廂房五間是誦詩經堂（北間是由主持僧居住），西廂房五間，謂之“三賢堂”是供奉我祖先牌位，于明洪武年間所建，并建了廟前大門，門前有石獅子一對，廟內供四大金剛，大肚彌勒佛，護法神---韋陀；到清朝順治年間廟的中殿才建成，主殿兩旁東有閻王殿，西有龍王殿，外有土地祠，總共有49間房屋。曾擁有廟田80余畝（解放后被土改），只剩下古寺四周竹園一片，大樹幾十株，仍歸寺廟所有。是一座有幾百年歷史的古老寺院，是皖東一大名寺。年年有家祭（每年清明節也就是梁門后代對祖先的哀思），天天有香客,佛事頻頻,名聲久遠。

龍王廟曾兩次遭劫，第一次是在1937年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期間，1939年中國共產黨在天長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石梁區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設在龍王廟，梁姓不少人參加了抗日戰爭，以辦民校為名，實際上是共產黨宣傳革命，培養天長乃至皖東地區革命志士場所，我地繆文謂、李世農、宗士誠等革命前輩更是往來穿梭其間，由此處培養的有詹卓、劉錫章、徐速之、梁明典等人，烈士梁明倫、胡國章等也都是由此走向革命道路的，天長縣城西鄉的抗日運動如火如荼，搞得侵略者如坐針氈，不得安寧，于1941年2月23日掃蕩中，日本鬼子放火燒了龍王廟一部分建筑，其中供奉梁家祖先牌位及家譜的西廂旁殿被燒光，蕩然無存。1942年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拆除了廟宇前廟門，中殿改作公立小學之用；第二次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造反派打毀了所有佛像，拆除了僅有的中進廟殿，房屋，建紅旗中學用，將一座數百年古廟夷為平地，僅存竹子和樹木，這在當時誰也不敢阻攔，人們只能痛在心里，從此龍王廟便空有其名了。解放后廟產一直歸縣財政局管理。

1980年改革開放，政清星辰輝彩，國定日月生輝，在共產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引下，梁氏門人作為寄托情思，凝聚眾心，振興中華。進行醞釀宣傳動員，重建廟建祠修家譜，打下思想準備，在梁文遠、梁明庚主持下，由梁明成、梁明安、梁明津、梁明仕、梁明舉、梁明超、梁明鼐、梁后培等人，并吸收兩游僧參與組成班子開展工作，當時一邊向有關單位申請，一邊集資，1993年經過市統戰部、宗教局批準建寺，定名龍華寺，又經梁氏門下眾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下，在社會各界及大廟附近的十數個鄉鎮領導，信佛者的支持下，歷經幾年共獲得集資款105000元（其中梁姓資額達50%左右），1995年2月15日梁氏開始修編家譜，各門各支具體情況均由族長梁文遠提供，梁文遠，梁明庚率班子成員到各處各戶核對。1997年春天龍華寺落成。1999年家譜匯編成冊后由梁文旭（字兆明）加譜序，交由經辦人交印刷企業印刷裝訂成冊向家族各支各戶發行300余冊。2006年由梁氏獨資興建了梁家祠堂（即西廂房3間），現在西廂房北邊一間是存放祖宗牌位，中間和南邊兩間是放祖先畫像和開會廳。后又由梁氏獨資添置放在廟前的天香爐；現已初具規模成為每年農歷正月12日梁門集中會面攀談交流整修家譜的地點。值得一提的是龍華寺建成及梁氏家譜發放后，發現存在不少不妥之處，有待再次續譜時加以改進。

第五篇：祠堂建筑論文：孔氏南宗家廟與祠堂建筑研討建筑藝術論文建筑論文

祠堂建筑論文：孔氏南宗家廟與祠堂建筑研討-建筑藝術論文-建筑論文 ——文章均為 WORD 文檔，下載后可直接編輯使用亦可打印——

清初修建活動：“康熙甲寅之變，兵燹為災，廟屋幾毀。制府鄴園李公視師于衢，捐俸力謀鼎新。”[6]“國朝康熙二十一年，博士衍楨集資重修。”[7]晚清及以后的新橋街家廟修建活動：“合錢一萬八百有余串，遂撤舊宇，起新宮—經起于元年十二月，訖工于三年四月”[8]。光緒八年金衢嚴道桑樹勛飭三屬官紳也對博士署、大成殿、大成門也作了一定規模的整修。1946 年衢州綏靖主任公署借駐辦公并對孔氏家廟略作修葺。解放后，國家多次撥款整修南宗家廟，于 1996 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衢州孔氏南宗與江南祠堂建筑功能延變與建筑形制發展宋代時期

趙汝騰在《南渡家廟記》詳細記述了孔氏南宋家廟的主體建筑、規模及其布局，“規制比于曲阜”、“對廟門而中為玄圣殿，西為齊魯，后為鄆國，祠沂泗二候于廡之東西，又別為室，以祠襲封之得祠者。后

為堂，日思魯，俾之合族講學，且以志不忘闕里之舊也。堂之東亭日詠春，以憩四方之士，仰止高山，低回而不能去者，為屋二百二十有五楹。”屋宇總數約為當時山東曲阜孔廟的三分之二左右，主體建筑包括有：廟門、玄圣殿(即正殿)、寢殿(即鄆國夫人殿)和東、西廡等，稱其奉指按“常定制”營建。《孔氏祖庭廣記》有一“宋闕里廟制”圖，反映了當時廟門規制：頭門、書僂和儀門[9]。宋代衢州孔氏南宗家廟與山東曲阜孔廟相比，主要區別有二：一是山東曲阜孔廟有專祠奉祀孔子父母，山東曲阜孔廟的齊國公殿和魯國夫人殿位于孔廟正殿的西面并自成一個院落；而衢州宋代菱湖家廟并沒有設置專祠，只有配祀于西廡；二是衢州宋代菱湖家廟有思魯堂，是“合族講學”之場地，也取“思魯”之名，讓子孫世代不忘“闕里之舊”。值得注意的是，據《南渡家廟記》，孔廟西側設計有“家祠”。“祠襲封之得祠者”，應該是祭祀歷代襲封衍圣公神主之所，從當時的平面布局來看，孔廟在左、家祠在右前，族人居住區在右后，這符合宋代重文、重祠的營建思想觀念（見圖 1）。元代、明初期

明初期崇文坊家廟由同知蕭顯修拓移，建筑有前殿(即正殿)、寢殿(即鄆國夫人殿)及東 房，并“建大成之門與殿相稱”。由于元代、明初期，衢州孔氏讓爵后失去襲封待遇，也并沒有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崇文坊家廟大殿前廂房“東以待渴廟之賓，西設教讀以訓孔氏子孫”，即將

作為私塾之地。崇文坊家廟具有祭祀、教育兩重功能，是一種濃縮的文廟建筑：作為家廟，崇文坊家廟限于民間性建筑，規模較小，東 由傳統的配祀功能轉化為接待、家學功能。

《禮記中庸》稱唐貞觀四年(公元 630 年)“詔令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廟學合一”成為后來的定制。從“建大成之門與殿相稱”一話來看，大成門成為當時的流行俗詞，與其對應的“大成殿”符合以下觀點：正殿是孔廟的核心建筑，唐代時稱為文宣王殿，到了宋代，由于趙徽宗尊崇孔子，取“集先圣先賢之大成”之意，將其更名為大成殿。（見圖 2）明代中期

根據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廟碑》[10]推測，明代中期新橋街家廟“規制宏敞”，此次營建的主要變化有四：一是“界為二區，繚以高垣，立廟于東，作廨于西，外建二門，以別廟、廨”。即以門、墻分隔出“左廟右廨”的格局。現存孔廟內有石碑刻有明代的《詔建衢州孔氏家廟》圖見證了這一點。二是增加了許多祭祀建筑，如東側的恩官祠(后稱報功祠)、啟圣祠、西側的襲封祠、六代公爵祠等，這顯示出它集合明代的宗族制度，稱“妥靈有地，收族有方，凡庖、湢、燕、集之所，無弗煥然者，而廟始備矣”。三是孔廟中軸線大成殿后面的寢殿為一樓閣建筑，上稱思魯閣，下稱“燕居”。四是孔廟西側的翰林院五經博士廨署（俗稱孔府）功能多樣，主要為五經博士的辦公與生活所用，主要建筑有：孔圣先宗門、翰林公署(即大堂)、尼山嫡

派、圣澤樓(即書樓)，樓后圍墻外還有一詠春亭。博士廨署中的圣澤樓(即書樓)是傳統“左廟右學”禮制的部分反映，與元代文廟有一定關聯：元大德六年(公元 1302 年)建文廟，國子監（即太學）建在廟西，北建崇文閣藏書。但孔氏南宗家廟沒有供祀文昌帝君，也沒出現有文昌閣魁星樓之類建筑。（見圖 3）清代初期

康熙《衢州府志》有一“孔氏家廟舊圖”，它一方面表明康熙年間家廟建筑的“左廟右廨”總體布局尚未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清代初期時“孔氏家廟”的“左廟右廨”中的“左廟”功能進一步得到強化，即頭門(先圣廟門)與大成門(儀門)之間的空地東西兩側都設置了圍墻及大門，其實質上是強加了東西兩軸線，孔廟真正實現了中、東、西三條軸線外加一“廨”軸線。（見圖 4）

孔氏南宗與江南祠堂建筑藝術的關系建筑特征

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廟碑》多為二層樓，寢堂為三層樓五開間，其規格比現存江南民間祠堂略高。江南明代祠堂的寢堂多有二層，如建德葉氏支祠、徽州寶輪閣等。康熙《衢州府志》有一“孔

氏家廟舊圖”多為一層樓，其規格比現存江南民間祠堂相符：江南清代祠堂大部分平面為正方形，面闊五間，多為矩形，除局部次間、梢間采用穿透式外，正間多采用抬梁式，以便活動。建筑布局形制

雖然道光以后的孔廟依不同的祭祀功能設置三條主要主軸線，這是以大成殿為主的空間布局方式，并將三組功能不同的建筑群所形成的主要院落沿著南北縱深軸線串聯布置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但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廟碑》中的圖示更加符合江南許多“大門加兩小門”的建筑格局，明代孔氏家廟是江南早期建筑布局的最早圖證。江南許多祠堂主體建筑均分布在一軸線上并通過廂房、走廊串接。主要建筑形制有對合式、回字型建筑兩種，前者多為前后二、三進夾廂房天井組成，后者有前廳、享廳、寢堂、過廊和內天井構成，即在中軸的主建筑外圍加側屋、廡屋，形成一個“回”字，如明代芝堰孝思堂、長樂金氏大宗祠、蘭溪女埠章氏家廟。這兩類建筑與孔氏南宗相比，對合式建筑較為緊湊，回字型建筑類同于孔氏南宗的中軸線部分。只不過民間的祭祀的要求遠遠沒有孔氏家廟的復雜，孔氏家廟的東西兩側軸線中的祭祀建筑在民間得到了整合，即明代未期開始，民間祠堂正堂兩側的廡廊設計成一排以“間”為單位的祭祀功能區（如金華蘭溪長樂村金大宗祠），這不能與孔氏南宗以“棟”為單位相比，從而也不能顯現左右兩側的活動軸線。

家廟、住宅、文廟、學堂位置關系

南宋菱湖家廟位于“宅之左”，江南大部分祠堂建筑也是如此，如《季氏祠堂碑記》記載，明代永嘉季氏祠堂“祠建宅東，地臨水面山，正堂峻翼，應以曹門，兩廡廊軒，四周垣墻而通衢繞之”。到了明代中期正德年間，新橋橋孔氏家廟趨向復雜化，即初步形成東、中、西三條軸線，中軸線已形成一文廟建筑群，對向界開外，具有某種官方性質，而東路則更是一個私密場合，是一個家祠，西路日漸轉化為學堂。到了明代晚期，學堂也是祠堂營建位置的重要參考，如“二十二世章懋公登進士送翰林院修編，辭官歸里后，辦書院講學。明萬歷年間，后代在其學里門旁建家廟睦親堂。”

孔氏南宗家廟與江南祠堂建筑的地方特色發展因素與祭祀制度的關聯發展

官方祭孔：紹興年間朝廷為孔氏南宗家廟鑄制銅印，頒定祭奠孔子儀式。明清兩代時期規定了祭器、祭品和樂器名目、數量，這無疑是衢州孔氏南宗中軸線形成的主要原因。家祭：宋代的孔子及萬官夫人楷木像、宋代“思魯閣”、明清兩代的“五支祠”、“六代公爵祠”建筑是其他地方的文廟建筑所沒有的。它們實質上江南地區的一種家祠形式。

這正是東、西軸線形成的主要原因。另外報功祠等建筑在清代得到普及，如衢州江山張村的張氏宗祠。與宗族、書院、教育制度的關聯發展

江南一般性的祠堂營建略有不同于普通建筑，常有一系列活動，上報朝庭、取名、立石碑、設祠田、設管理團隊與規章制度。在歷史中，衢州孔氏南宗家廟大部分時期都受到官方的資金支持，如紹興六年的“頒賜銅印，并計口賜田，以供族人祭祀、生活”、南宋寶祐三年的“撥錢 36 萬緡”，明代初期的“命知衢州軍民事王愷修葺家廟”、明武宗正德元年的“動用庫銀”、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次報部撥款修葺”、道光元年(1821)的“衢州知府周鎬及繼任譚瑞東倡捐改建”。正如衢州孔氏南宗家廟“因封爵未復，祭田仍納官糧，無力自行修葺，遂又逐年損毀”一樣，江南民間祠堂的營建需要大量資金，作為民間的辦法“靠祠田”來新建、修建祠堂的背后離不開宗族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另外，江南祠堂營建多與儒學、禮義相關聯。明代前期比后期公共建設的祠堂多，公共祠堂服務對象主要包括傳統公共名人（如陸贄祠、忠節祠、趙撲祠）與當代功臣（如上表中的詹金忠祠、陶成祠、湯和廟），這些公共名人廟也為明代以后的祠堂提供了借鑒基礎。

結語

孔氏南宗是居住、家祠、孔宙的綜合建筑群，現存建筑及文獻中的建筑形制發展不僅反映了衢州地方建筑藝術的發展，更是江南地祠堂建筑藝術變遷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