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懇請貴院就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調查取證之申請書

懇請貴院就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向海南省

海洋與漁業廳調查取證之申請書

案號：（2015）海南二中刑重字第4號

申請人：王思魯 律師

單位：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單位地址：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45號天倫大廈23層 聯系電話：***

證據持有單位：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 廳長：張某

單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號 聯系電話：(0898)65337270

申請事項：

我受吳某基的委托和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的指派，在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的重審程序中擔任吳某基的辯護人，在2015年6月17日向貴院遞交了委托手續并進行了閱卷，現因查清案件事實的需要，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十二條的規定，向貴院提出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調查取證的申請，具體包括：

1.調取海南洋浦某某遠洋漁業開發有限公司申請瓊洋浦3***

1、瓊洋浦3***

4、瓊洋浦3***

5、瓊洋浦3***

6、瓊洋浦3***

7、瓊洋浦3***

8、瓊洋浦3***

9、瓊洋浦3***0、瓊洋浦3***

1、瓊洋浦3***2等10艘鋼質漁船的船網工具指標時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提交的全部書面材料。

2.調查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于2005年12月19日出具的《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瓊海漁辦函[2005]19號）的合法性與真實性，具體問題提綱如下：

（1）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在作出該函件“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的決定時是否有進行過調查核實，是否曾與海南洋浦某某遠洋漁業開發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吳某基了解情況，相關調查形成了什么書面材料？

（2）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在調查過程中，是依據哪些證據材料認定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為浙江省溫嶺市林某等人與海南洋浦某遠洋漁業開發公司合股建造的？

（3）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自行作出“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決定的法律依據是什么？

（4）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在向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出具該函件后，是否真正注銷了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件？

（5）如果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已經真正注銷了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件，為什么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仍能通過2005年至2011年的年檢年審？（6）如果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未真正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件，即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仍然有效，那么浙江省溫嶺市林某等人的10艘漁船在浙江溫嶺市重新登記入戶獲取船號的行為是否合法有效？

申請原因：

控方在瓊檢二分公一刑訴[2014]68號《起訴書》中指出吳某基犯詐騙罪的事實是“2003年，浙江溫嶺市漁民劉某雷等9人造好了10艘鋼質漁船，因在浙江無法辦理漁船捕撈許可證等相關證件，經人介紹，在村主任肖某玉的帶領下找到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某基，吳某基表示可以以某某公司名義申辦相關漁船證件，并承諾提供幫助將漁船轉回浙江生產。2003年9月，某某公司通過洋浦漁政漁監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申請了10艘鋼質漁船船網工具指標及相關船舶證件??2005年，劉某雷等10艘漁船船主因跨海域作業經常被處罰，遂向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申請將其所有的漁船轉回浙江生產，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發函要求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注銷劉某雷等10艘漁船在海南的漁船證書，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回函同意注銷，隨后劉某雷等船主在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重新申請了10艘漁船的相關證件”。

前述控方認定吳某基犯詐騙罪的事實包括兩部分：

1.劉某雷等人在2003年造好漁船后因無法在浙江辦理船證，遂與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吳某基聯系，由吳某基以某某公司名義為劉某雷等人辦理漁船證件；

2.2005年，海南省在核實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為劉某雷等人與某某公司合股建造的情況下，出函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

但是，控方認定的事實與案卷證據材料、法律規定有嚴重的出入，違背常理邏輯，為了查清相關事實有必要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調查取證。

一、海南洋浦***遠洋漁業開發有限公司申請瓊洋浦3***1等10艘鋼質漁船船網工具指標時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提交的文件材料能夠證明其申請船網工具指標的時間是2002年，從而證明不存在以某某公司名義幫助劉某雷等人10艘漁船申辦漁船證件的情況

劉某雷等人的口供及其提供的書證均反映其造船并掛靠某某公司的事情發生在2003年，控方在瓊檢二分公一刑訴[2014]68號《起訴書》中指出吳某基犯詐騙罪的事實前提是“2003年，浙江溫嶺市漁民劉某雷等9人造好了10艘鋼質漁船，因在浙江無法辦理漁船捕撈許可證等相關證件，經人介紹，在村主任肖某玉的帶領下找到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某基，吳某基表示可以以某某公司名義申辦相關漁船證件，并承諾提供幫助將漁船轉回浙江生產。2003年9月，某某公司通過洋浦漁政漁監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申請了10艘鋼質漁船船網工具指標及相關船舶證件”。

然而事實上，根據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出具的瓊海漁[2002]425號《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關于同意海南洋浦某某遠洋漁業開發有限公司建造漁船的批復》（卷8P17~18），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早在2002年12月17日就“同意海南洋浦某某遠洋漁業開發有限公司建造10艘鋼質漁船”，而某某公司向有關機關“申請”建造10艘鋼質漁船的時間更是在此之前。由于申請船網指標時需要登記船長、功率等漁船核心指標，某某公司2002年申請的船網指標不可能預料得到劉某雷等人在2003年掛靠生產的漁船數據，不可能是以2003年才來商談掛靠事宜的劉某雷等人的漁船為標準申請船網指標的。根據《漁業船網工具指標批準書》（卷7P89），某某公司至晚也是在2003年4月30日提交的《漁業船網工具指標申請書》，而劉某雷、林某傲等人提供的書證的簽署時間無一不遠遠晚于這個時間，某某公司根本不可能是為了劉某雷等人的漁船掛靠而申請的船網工具指標。

因此，為了查清某某公司申請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船網工具指標的時間，核實某某公司是否為了使劉某雷等人的10艘鋼質漁船能夠順利掛靠才申請的船網工具指標，有必要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調取海南洋浦某某遠洋漁業開發有限公司申請10艘鋼質漁船船網工具指標時提交的全部書面材料。

二、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出具的《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瓊海漁辦函[2005]19號）的內容是否真實合法，對證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是否已經轉移到浙江生產有重要影響，而這決定吳某基是否有構成詐騙罪的可能

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出具的《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卷1P71~72）載明“經我廳漁政處調查核實，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屬海南洋浦某某遠洋漁業開發有限公司與貴省溫嶺市林某等10名漁民合股建造，今年5月份10艘漁船離開海南赴溫嶺市生產??經我廳研究決定，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功率指標及所有的法律關系由10艘漁船船東自行負責”。該函件是控方證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在法律上”應當注銷的核心證據，即用以證明吳某基“隱瞞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已經轉移到浙江生產的真相”的關鍵。

但是，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在函件中之所以“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是因為其已經“調查核實”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屬于林某等漁民與某某公司合股建造并已經于2005年5月赴溫嶺市生產，但是現有的案卷中沒有任何證據材料反映出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已經就某某公司與林某等人是否有合股建船一事進行過調查，被告人吳某基作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案發前對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已經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證書一事毫不知情。事實上，在證件持有人某某公司沒有提出申請的情況下，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自行作出“同意注銷證件”的決定是缺少法律依據的，而且在同意注銷證件后連最起碼的告知都沒有更是嚴重違法。

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在2005年12月19日出具《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表示“同意注銷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書”之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每年仍然進行年檢年審，而這些年檢年審都得以通過，這說明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并不認為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證件“應當注銷”。事實上，涉案10艘漁船除了4艘（瓊洋浦3***

4、瓊洋浦3***

7、瓊洋浦3***

9、瓊洋浦3***1）因拆解報廢而由某某公司申請注銷外，其余的漁船證件至今一直有效，而劉某雷等人的10艘漁船如果就是掛靠某某公司生產的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在瓊洋浦3***1等船證尚未注銷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在浙江重新登記入戶取得船籍的。

因此，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出具的《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的內容是否真實有效以及與該函件相關的漁船證件注銷問題（即前述申請貴院進行調查的問題提綱中的6個問題）是否能夠得到合理解釋，均是查清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是否就是劉某雷等人的10艘漁船并已在2005年轉移到浙江生產的焦點問題，是判斷吳某基是否存在隱瞞漁船轉移真相這一情況的事實前提。

綜上所述，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保管的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船網工具指標申請材料以及其對《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的解釋是查清瓊洋浦3***1等10艘漁船是否為浙江漁民劉某雷等人所有并已于2005年轉移到浙江生產的關鍵證據材料，是能夠影響控方指控吳某基犯詐騙罪是否成立的關鍵證據材料，但辯護律師能力范圍內難以收集這些證據材料。因此，我們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向貴院提出向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調查取證的書面申請，望貴院考慮案件的復雜程度，依法準許該申請。

此致

海南省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王思魯律師

2015年 6 月 26 日

（金牙大狀律師網原創，歡迎轉載，但需注明出處）

第二篇：懇請貴院就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延期開庭審理之申請書

懇請貴院就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

延期開庭審理之申請書

案號：（2015）海南二中刑重字第4號

申請人：王思魯 律師

單位：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單位地址：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45號天倫大廈23層 聯系電話：***

申請事項：延期開庭審理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

申請原因：

我受吳某基的委托和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的指派，在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的重審程序中擔任吳某基的辯護人，在2015年6月17日至貴院遞交當事人委托手續時接到貴院通知該案將于2015年7月16日在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但是，由于公訴部門沒有及時將有利于吳某基的證據材料移送貴院，而且查清本案基本事實仍需要向相關部門調取證據，加上海關總署督辦的東莞市某某貨運代理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貨物罪一案需要我作為辯護人參加2015年7月13日至17日的庭審，因此為了使吳某基的訴訟權利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護，也為了使該案能夠在事實得以徹底查清，證據得以充分質證的情況下公正審理，我們建議貴院延期開庭審理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

一、公訴部門沒有及時將有利于吳某基的證據材料及時移送貴院，致使本案基本事實不清，也使我們的辯護工作難以充分開展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回貴院重新審判的裁定書已經明確指出“本案在偵查階段凍結的涉案贓款賬戶未隨案移送一審法院審理，遺漏了原審被告人吳某基的量刑情節，且無法及時有效的對涉案財產進行處理，造成本案量刑事實不清，影響公正審判”，然而直至今天公訴部門也沒有將被凍結款項的相關材料移送貴院，在這些材料缺失的情況下，本案在2015年7月16日開庭審理后仍然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即使公訴部門趕在開庭前將這些材料移送貴院，但是我們辯方還需要向貴院預約申請閱卷等一系列手續才能查閱到這些材料，屆時我們將難以有充分的時間對相關材料進行足夠的分析研究。

另外，我們通過調查發現本案的偵查機關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人民檢察院在2013年7月29日、2013年7月30日到某某公司扣押了瓊洋浦3****、3****、3****、3****這4艘漁船的《漁業船舶證書》《船舶登記證書》《捕撈許可證》等漁船證件，而這些證件極可能是能夠證明吳某基無罪的證據材料，我們為此已經向貴院提交書面申請，請求貴院向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人民檢察院調取這些漁船證件。

由于等待公訴部門移送證據材料以及貴院通知我們辯護人進行閱卷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如果在2015年7月16日開庭審理此案可能會因為公訴部門仍未移送材料而影響庭審效果，而時間上的倉促也使我們的辯護工作難以充分展開。

二、基于查清案件事實的需要，我們已經向貴院申請向有關單位調取證據材料，為此有必要延期開庭審理本案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在法庭審判過程中，需要調取新的證據，影響審判進行的，可以延期審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應當提供證人的姓名、證據的存放地點，說明擬證明的案件事實，要求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理由。法庭認為有必要的，應當同意，并宣布延期審理；不同意的，應當說明理由并繼續審理。”

我們在查閱本案證據材料時發現，偵查機關從浙江漁民林某傲、劉某雷等人處提取的書證與偵查機關從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漁政漁港監督管理中心調取的漁船檔案材料之間存在矛盾，因而現有的證據材料不足以查清劉某雷等人的10艘漁船是否曾掛靠某某公司并于2005年轉移到浙江生產，即無法查清吳某基是否有隱瞞漁船轉移真相的犯罪事實，因此我們已經向貴院提出向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漁政漁港監督管理中心調取相關材料的書面申請。

另外，我們在查閱本案證據時還發現，某某公司早在2002年就向海南省漁業廳申請10艘鋼質漁船的船網工具指標，而控方卻認為某某公司是在2003年為了幫助劉某雷等人的10艘漁船辦理漁船證件才申請的船網工具指標，因此某某公司向海南省漁業廳申請10艘鋼質漁船船網工具指標的書面材料可以證明劉某雷等人的漁船是否真的掛靠某某公司，從而證明吳某基有無隱瞞漁船轉移的事實前提。與此同時，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出具的《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辦公室關于瓊洋浦3****等10艘漁船的情況的函》是控方證明瓊洋浦3****等10艘漁船“在法律上”應當注銷的核心證據，但該函件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存在巨大問題。因此我們亦已經向貴院提出向海南省漁業廳調查取證的書面申請。

鑒于貴院審查我們調取證據申請以及向相關單位調取證據需要時間，而且調取證據后通知我們閱卷和訴前準備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貴院原定于2015年7月16日的開庭時間已經難以滿足目前調取證據等訴訟流程的需要。

三、海關總署督辦的東莞市某某貨運代理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貨物罪一案需要我作為辯護人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參加2015年7月13日至17日的庭審，與貴院原定開庭審理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的時間相沖突

在2014年海關總署部署的“綠風”專項行動中，黃埔海關破獲了一起特大走私皮革案件，橫跨全國15個關區，涉案案值60.9億元，偷逃稅額近10億元，共抓獲89人，該案目前已經移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近日向我送達《出庭通知書》（見附件1：《出庭通知書》），通知我作為該案第二被告朱某發的辯護人參與2015年7月13日至17日的庭審活動，從而使該案與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的開庭時間產生沖突。

由于東莞市某某貨運代理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貨物罪一案牽涉30名被告單位、被告人以及數十名律師，加上該案證據材料繁雜，庭審時間難以預判和控制，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案件的開庭時間方面基本沒有調整的空間了。

因此，為了使吳某基能夠切實享受到依法辯護的訴訟權利，也為了使吳某基案的審理能夠有質量、有效率地進行，我懇請貴院考慮實際情況調整吳某基案的開庭時間。

綜上所述，基于本案情況復雜需要較多時間準備，而公訴部門仍然沒有及時將有利于吳某基的證據材料移送貴院，我們也向貴院提出了向相關單位調查取證的書面申請，結合案件開庭時間沖突的情況，我們懇請貴院延期開庭審理吳某基被控行賄罪、詐騙罪一案，建議貴院將吳某基案的開庭時間調整至2015年7月末或2015年8月初。

此致

海南省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王思魯律師 2015年 6 月 26 日

附件：

1.（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93號《出庭通知書》。

（金牙大狀律師網原創，歡迎轉載，但需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