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勞動部辦公廳關于離退休職工不服開除處分引起的爭議是否受理的復函

【發布單位】勞動部

【發布文號】勞辦力字[1992]46號 【發布日期】1992-10-07 【生效日期】1992-10-07 【失效日期】

【所屬類別】國家法律法規 【文件來源】中國法院網

勞動部辦公廳關于離退休職工不服

開除處分引起的爭議是否受理的復函

（勞辦力字＜1992＞46號）

南京市勞動局：

你局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關于企業離退休職工不服開除處分的勞動爭議是否應當受理的請示》（寧勞仲字＜1992＞10號）收悉，經研究，現答復如下：

企業與離退休職工不存在勞動關系，企業開除離退休職工引起的爭議不屬于《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的適用范圍，因此，對這類爭議，勞動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可通過勞動行政部門進行協調予以解決。

勞動部辦公廳

一九九二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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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勞動部辦公廳關于勞動爭議受理問題的復函

勞動部辦公廳關于勞動爭議受理問題的復函

（勞辦發＜１９９４＞９６號）

江蘇省勞動局：

你局《關于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有關問題的請示》（蘇勞仲＜１９９３＞１８號）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二條、第三十九條規定，農林場圃與職工發生勞動爭議時，如農林場圃是企業，且爭議內容屬于《條例》規定的受理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予受理。軍隊企業單位與無軍籍的企業職工、軍隊事業單位與無軍籍的工人之間發生的勞動爭議。如屬于《條例》規定的受理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予受理。

二、根據《國務院關于嚴格執行工人退休、退職暫行規定的通知》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發揮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的暫行規定》精神，以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和黨政機關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從事個體經營問題的有關規定精神，在目前情況下，退休人員是可以被其他用人單位聘用而從事工作的，并且應簽訂聘用合同。因此，退休人員與用人單位發生勞動爭議，如屬于《條例》規定的受理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予受理。

三、按照《國有企業富余職工安置規定》（國務院令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１號）和《關于企業職工要求“停薪留職”問題的通知》（勞人計＜１９８３＞６１號）的精神，職工離崗退養和停薪留職期間仍是該企業職工。職工離崗退養或停薪留職期間要與其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從事有收入的工作，應與原單位協商并征得其同意。停薪留職期間，本人繼續在其他單位工作的，應與原單位終止勞動關系。發生勞動爭議，如屬于《條例》規定的受理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予受理。

四、對于事實勞動關系當事人之間發生的勞動爭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當根據《條例》第二條規定精神予以受理。在處理這類爭議時，首先應督促雙方當事人依照國家和地方法律、法規的規定簽訂、續訂或終止勞動合同；同時，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分雙方當事人在形成事實勞動關系過程中各自所應承擔的責任。在此基礎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可按照補簽的勞動合同和爭議的具體情況及形成事實勞動關系的責任大小，予以妥善處理。如果當事人拒絕補簽勞動合同，以及同意終止勞動合同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依照國家和地方法律、法規等有關規定處理。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發布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含勞動部）發布日期：1994年03月24日 實施日期：1994年03月24日(中央法規)

第三篇：勞動部辦公廳關于是否受理企業與職工 因住房出售等問題發生爭議的復函

【發布單位】勞動部

【發布文號】勞辦發[1994]312號 【發布日期】1994-09-27 【生效日期】1994-09-27 【失效日期】

【所屬類別】國家法律法規 【文件來源】中國法院網

勞動部辦公廳關于是否受理企業與職工

因住房出售等問題發生爭議的復函

（勞辦發〔1994〕312號）

湖北省勞動廳：

你省宜昌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是否受理企業與職工之間因為購買公有住房發生的爭議的請示》（宜勞裁文［1994］第1號）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目前，由于國家沒有在福利方面對企業建職工住房做出政策法規性規定，因此，職工與企業因住房出售等問題發生的爭議不屬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第 二條規定的受理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不予受理。

請將上述內容轉告宜昌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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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勞動部辦公廳對《關于臨時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問題的請示》的復函

勞動部辦公廳對《關于臨時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

問題的請示》的復函

智聯招聘日期： 2004-04-22

【標題】勞動部辦公廳對《關于臨時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問題的請示》的復函

【頒布單位】 勞動部

【題注】

【正文】

復函

遼寧省勞動廳：

你廳《關于臨時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問題的請示》（遼勞字〔１９９６〕１４６號）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一、《勞動法》實施后，所有用人單位與職工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在用人單位各類職工享有的權利是一樣的，因此，過去意義上相對于正式工而言的臨時工已經不復存在，用人單位在臨時性崗位上用工，可以在勞動合同期限上有所區別。

二、用人單位因職工違紀而與之解除勞動合同，不是對職工的一種處分，因此而發生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按照《勞動法》的規定和勞動合同的約定進行處理。如果勞動合同約定有關勞動紀律管理要依據《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和廠規廠紀執行的，還應依據有關文件來處理。

三、依據《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當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當理由超過前款規定的申請仲裁時效的，仲裁委員會應當受理”。職工對開除或除名決定不服，向用人單位（或上級領導機關）提出申訴，應屬“有正當理由”，所以，職工對于用人單位（或上級領導機關）重新答復不服而申請仲裁的，重新答復的時間應視為“勞動爭議發生之日”。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不服信訪工作機構依據《信訪條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復函

【法規名稱】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不服信訪工作機構依據《信訪條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復函

【頒布機構】 最高人民法院

【發 文 號】 [2005]行立他字第4號

【頒布時間】 2005-12-12

【實施時間】 2005-12-12

【效力屬性】 有效

【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不服信訪工作機構依據《信訪條例》 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復函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2005]210號《關于不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受理信訪事項的行政管理機關以及鎮(鄉)人民政府作出的處理意見或者不再受理決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一、信訪工作機構是各級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門授權負責信訪工作的專門機構，其依據《信訪條例》作出的登記、受理、交辦、轉送、承辦、協調處理、督促檢查、指導信訪事項等行為，對信訪人不具有強制力，對信訪人的實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質影響。信訪人對信訪工作機構依據《信訪條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或者不履行《信訪條例》規定的職責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據《信訪條例》作出的處理意見、復查意見、復核意見和不再受理決定，信訪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5年12月12日

附：關于不服信訪工作機構依據《信訪條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請示與答復

一、湖北高院請示的問題

湖北高院認為，隨著《信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頒布實施，人民法院立案機構在審判工作中遇到一項新的問題，即：當事人因不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受理信訪事項的行政管理機關以及鎮(鄉)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處理意見或者不再受理決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湖北高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后形成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當事人因不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受理信訪事項的行政管理機關以及鎮(鄉)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處理意見或者不再受理決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不予受理。理由是：(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受理信訪事項的行政管理機關的主體資格比較特殊，難于分辨其行為是行政行為還是非行政行為。(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受理信訪事項的行政管理機關以及鎮(鄉)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處理意見或者不再受理決定，不具有行政訴訟的可訴性。(三)人民法院對此類案件進行實體審理時難度大。

第二種意見認為，當事人因不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受理信訪事項的行政管理機關以及鎮(鄉)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處理意見或者不再受理決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理由是：(一)《條例》是一部行政法規，已明確人民政府所屬職能部門和部分人民政府行使信訪管理的職權和分工。(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機構或者代表本級人民政府專門從事信訪工作的機構或人員，依照《條例》有關規定作出的處理意見或者不再受理決定為行政行為。信訪機構是國家行政管理部門，通過處理信訪活動，與行政相對人——信訪人之間發生行政法律關系。(三)人民政府信訪行政管理機構或者從事信訪工作的機構或人員實施的行為是可訴行政行為。(四)《條例》中“不再受理”的規定不能視為最終處理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進行審查。

二、最高人民法院答復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認為，從《信訪條例》賦予信訪機構的性質、地位，信訪與訴訟的關系，以及國家關于信訪的政策考慮，信訪人對信訪工作機構依據《信訪條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據《信訪條例》作出的處理意見、復查意見、復核意見和不再受理決定，信訪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但是信訪工作機構、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違反《信訪條例》規定的權限、程序，作出新的實質性的行政處理決定，符合受案范圍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三、評析意見

(一)信訪工作機構的行政法律地位和處理信訪事項行為的性質分析，信訪工作機構不能成為適格的被告，其行為不具有可訴性

理由是：

1．信訪工作機構的法律地位。《條例》第五條將負責信訪工作的行政機關稱為信訪工作機構。“機構”與“機關”雖僅一字之差，性質卻截然不同。信訪工作機構是代表其所在的本級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門處理信訪事項的內設機構，不是獨立的行政機關，其處理信訪事項的活動后果應當歸屬于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信訪工作機構不能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即使是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具有可訴性，被告也不應當是信訪工作機構，而是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門。比如對建設部信訪機構的處理信訪的行為不服，本質上應當是對建設部的行為不服。對國家信訪局的處理信訪行為不服，本質上是對國務院的行為不服。湖北高院的請示中將信訪工作機構稱為信訪行政管理部門，顯然是不當的。

2．信訪工作機構的權限。根據《條例》第六條的規定，信訪工作機構履行的職責包括受理、交辦、轉送、承辦、協調處理、督促檢查、指導信訪事項等。這個職責定位表明：信訪機構不直接替代有權處理信訪事項的行政機關做出處理決定，也無權直接改變有關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而是運用《條例》賦予的權限，中轉、協調、督導有關行政機關依法處理信訪事項。從這個意義上講，信訪工作機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不是具體行政行為。《條例》并未規定對這些行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3．信訪機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性質分析。《條例》是規定信訪渠道的程序性法規，信訪機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屬于程序性行為，不對信訪人的實體權利產生實際影響，因而不具有可訴性。這如同法院根據訴訟法、仲裁機構根據仲裁規定、行政復議機關根據復議程序進行的程序性操作，不允許當事人為此以訴訟方式起訴法院、仲裁機構和復議機關一樣。《條例》雖為一項行政法規，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法規規定的事項都是可訴的。例如國務院就行政公文的處理有個規定，顯然是不可訴的。一個基本的法理念是，糾紛解決機構對糾紛所作的調解、仲裁、訴訟后形成的結論，當事人縱有不服，也不能以糾紛解決機構為訴爭對象。

盡管如此，如果信訪工作機構超越《條例》規定的職權，對信訪事項作出新的處理決定，改變了原行政行為，符合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后，應當以信訪工作機構超越《條例》規定的職權為由，依法判決予以撤銷。

(二)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據《條例》作出的處理意見、復查意見、復核意見和不再受理決定，是否具有可訴性?一般而言不具有可訴性

理由是：

1．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據《條例》作出的處理意見、復查意見和復核意見，其法律效力如何，由于《條例》未作規定，因此值得研判。從《條例》：的系統性解釋看，這些“意見”一般不具有可訴性。理由是：其一，從字面解釋看。通常所謂“意見”只是表明一種傾向和將要照此作出的行為，尚未產生拘束力，對信訪人的實體權利義務尚未產生實際影響，因此人民法院不宜受理。其二，從行政決定的形式要件看。一般而言，這些“意見”形式上不表現為行政處理決定所要求的程序性、規范性，不能對抗原行政處理決定。這些“意見”需要經過法定的行政程序轉換，上升為行政處理決定，才能撤銷或者變更原來的行政行為。這和人民法院的再審立案通知書或者駁回申訴通知書，不能改變原生效裁判的效力，是一個道理。其三，必須引入“信訪程序系屬”的概念，正確認識信訪途徑與法定途徑的關系問題。信訪“受理”產生的系屬關系，表明排除了其他方式的適用。信訪程序與訴訟程序，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程序，對信訪程序中的行為，人民法院不宜介入，不宜進行司法審查。《條例》的精神也是盡量避免信訪途徑與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途徑的交叉和重復，并在其第十四條和十五條得到充分體現。《條例》規定了信訪三級終結機制：對處理意見不服的，只能根據條例規定走復查程序，不能轉而尋求司法途徑，不能請求法院對處理意見進行司法審查；對復查結論不服的，只能根據條例規定走復核程序，同樣不能尋求司法救濟。

《條例》已列入修改計劃之中，修改稿應當進行立法上的漏洞補充，對這些“意見”的效力予以明確。但是，如果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沒有嚴格依照《條例》規定的程序，其作出的“意見”實質上表現為新的行政處理決定，影響信訪人實體權利義務的，為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2．對不再受理決定，能不能進行司法審查的問題。復核程序是終結程序，信訪人仍然不服復核意見，提出投訴請求的，信訪工作機構和其他行政機關不再受理。湖北高院審委會的第二種意見認為：對不再受理的決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理由是：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四項的規定，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不受理。此處的“法律”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規。《條例》屬于行政法規，無權自行確定終局行政行為，故人民法院有權對其進行司法審查，信訪人對不再受理的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被告限期履行法定職責。但是這種觀點不能成立。理由是：(1)復核意見才是信訪程序的終局意見，不再受理決定并非終局性行政決定。一個基本的法理是：在一定條件下，對實體正義的追求最終要讓位于程序的安定。即使復核意見真的有錯或者不公，信訪人惟有忍耐，這如同對生效裁判，即令確有錯誤或者不公，如果再審途徑走不通，當事人惟有忍耐一樣。通過信訪程序解決糾紛與通過法定程序解決糾紛的法理是一樣的：通過正當程序作出的決定應當認為是公正的；程序不能沒完沒了、無休無止，必須要有終結機制。(2)不再受理決定是一種純程序性決定，不涉及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關系，如同法院裁定終結訴訟、終止執行一樣，沒有必要再給予救濟途徑。(3)如果允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判決被告履行法定職責，責令被告再次受理信訪事項，那么被告受理后，還是得走處理、復查、復核程序，再走一個循環。如果信訪人再不服，再起訴，法院還得受理，還得判決被告受理信訪事項，被告就得走第三個循環。這種無限循環處理信訪事項的做法是沒有意義的，既無效率可言，也不利于社會關系的穩定，同時導致信訪渠道與法定渠道出現交叉和反復。

3．有關行政機關根據處理意見、復查意見或者復核意見作出新的行政處理決定，或者這些“意見”實質上表現為新的行政處理決定的性質分析。此時，這些“意見”已經付諸實施，轉化為具體行政行為。這種轉換具有實體和程序上的雙重法律意義：從實體上看，新的行政處理決定改變了原具體行政行為，對信訪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實際影響，產生強制力，因而信訪人具有訴的利益；程序上看，表明其已經脫離了信訪渠道，進入法定渠道，因而可以尋求法定途徑。例如，縣公安機關根據市公安機關的復查意見或者省公安機關的復核意見，改變其原作出的治安管理處罰行為，重新作出處罰決定，信訪人對不服對縣公安機關的新處罰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如果市公安機關根據其復查意見，直接作出改變縣公安機關原處罰行為的行政處理決定，信訪人對市公安機關的處理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也應當受理。但不是說根據這些“意見”做出的行政處理決定都可訴，信訪事項的綜合性、復雜性、多樣性決定了人民法院在立案時必須依法審查。

當然，如果有權處理信訪事項的行政機關沒有嚴格按照《條例》規定的程序運作，其作出的這些“意見”實質上表現為新的行政處理決定的，信訪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三)信訪機構不作為是否可訴的分析

信訪機構不履行《條例》規定的登記、受理、協調、督辦等法定職責，信訪人起訴信訪機構不作為的，人民法院是否應當受理?

此種情形亦不應當受理。理由是：信訪途徑是行政機關啟動內部監察監督程序解決矛盾和問題的一種方式，不是正常的、規范的、法定的糾紛解決程序，不是法治社會的主流途徑。信訪權的性質畢竟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民主性權利，終究不是不是一種可以由當事人單方行使的申請仲裁權、申請行政復議權或者訴權，不具有可以等同法定糾紛解決機構權力的效力和地位。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通過訴訟等法定途徑解決糾紛、實現正義，應當成為現代人的理性選擇。即使是倡導ADR的一些西方國家，也沒有把信訪途徑作為一種ADR方式的。在社會作用中，信訪途徑與調解、仲裁、行政復議和訴訟等法定途徑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法定途徑興，則信訪途徑衰；法定途徑不暢，則信訪途徑興盛。顯然，如果允許法院對信訪行為實施司法審查，則必然將信訪途徑轉化為法定途徑，改變了信訪的法律性質和地位。

我國香港的申訴專員所提建議是不受司法審查的。我國香港申訴專員對于所受理的案件，并無直接的處理、撤銷或變更的權力，其所提出的建議之所以能夠被普遍接受，在于建議的內容符合客觀情況且合情合理。由獨立于行政機關的一個社會公認為能夠主持公平與正義的機構，在雙方非對抗的情況下進行調查和主持調解，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議，則其建議易為各方接受。(參見亞洲監協第七次會議國外論文《香港申訴專員制度評介》，林莉紅著。)我國香港的情況可以作為解決本案問題的參考。

(四)信訪本身是否是一項權利，有無給予司法救濟的必要

從《條例》第二條規定看，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采取書信、電子郵件、傳真、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可以看出，信訪的表現形式是“書信、電子郵件、傳真、走訪等形式”；信訪的實質內容是“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信訪的本質，對信訪人而言是一種行為，對有關行政機關來說是一項“活動”。盡管現行憲法規定了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評和建議權，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三大訴訟法規定了當事人的起訴、上訴和申訴等各項訴訟權利，但沒有一部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信訪是一項權利。從社會主體來講，信訪是有關主體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利的方式，是實現法定權利的途徑，負載著一定的政治民主權利或者訴訟權利，但其本身不是一項權利，沒有獨立的權利外觀；從國家來講，加強和改進信訪工作，根本目的是使得現有的各種糾錯、救濟機制(即信訪渠道)更加暢通、有效地運轉，不是要另起爐灶創設一套新的糾錯、救濟機制。社會主體要表達政治主張，通常要采取或信或訪的形式；糾紛主體要確認權利、解決紛爭，也要到法院通過或信或訪的形式表達，但人們往往不把社會主體的起訴、上訴稱為信訪或者涉訴信訪。如果信訪本身就是一項法定權利，則由于其內容的高度涵蓋性，諸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評和建議權，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起訴、上訴和申訴等訴訟權利，就沒有必要重復存在了。

基于“有權利必有救濟”的理念，既然信訪不是一項法定權利，就沒有給予單獨司法救濟的必要。從信訪的內容看，大體可分為政治參與類、民主監督類和權利救濟類。如果是政治類權利受到侵犯，可以通過人大、政協等既有的政治途徑獲得救濟；如果是民主監督類權利受到侵犯，可以通過紀檢、監察、檢察等監督機關獲得救濟；如果是私權利受到侵犯，可以通過人民法院和其他糾紛解決機關解決糾紛。從保持司法的功能自治考慮，人民法院對政治參與類、民主監督類信訪請求，應當保持克制、消極的態度，不宜過度介入。反之，將這類糾紛都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如果無法有效、圓滿解決，反而進一步損害了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使本來就脆弱的司法公信力雪上加霜。

(五)信訪功能的理性定位：需要但不能依賴

信訪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通常被稱為申訴專員制度、公共監察專員制度和請愿制度等。申訴專員制度起源于1806年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申訴專員”一詞源自瑞典，意思是“人民的保護者或代表”。南非共和國公共監察專員署根據憲法設立，對國民大會負責，公共監察專員有權對國家事務或任何級別政府公共管理中被指控或被懷疑的行為展開調查并提出報告，采取相應的補救行動，但對于法院判決的調查不屬于公共監察專員的權力范圍。澳大利亞的申訴專員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受理公眾對政府公共行政服務的投訴。香港的申訴專員制度成立于1989年，其目的是為一般香港市民提供和增加申訴、投訴的途徑，申訴專員是代表人民的監察者，其職責是監察公營部門有沒有行政失當。行政失當是由于法律、政策、資源甚至包括人性在內的各種原因而導致的一種無法回避的社會現象，而在經濟高速發展，行政權力日趨擴大的世界性趨勢下，表現得愈益突出。香港的申訴專員制度是在普通法傳統的救濟方式無法對行政失當行為實施救濟的情況下，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香港實際而建立的一項卓有成效的制度。美國雖然沒有正式的申訴專員或請愿制度，但他們各級政府部門大都有專門人員或者兼職人員負責各類問題的意見、建議或投訴。巴爾的摩、芝加哥等一些城市還設立了“311”非緊急事件求助電話，除了水、電、煤、交通、道路、衛生等公共事業方面外，市民還可以通過這門電話向市長反映意見、提出建議、投訴控告等，幾乎沒有范圍的限制。那么，在立法、司法、行政權力分權制衡的制度已經相當完備的國家和地區，為什么還需要“信訪”制度?作為一種補充性的救濟制度和監督制度，無論各國法治程度如何，信訪有它存在的意義。我國香港申訴專員戴婉瑩的解釋理由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根據我國香港的司法制度，法官擔當裁判的角色，法庭不會就案情進行調查，投訴方需要證據和法律支持，而且訴訟費用高昂，程序繁雜。經驗表明，很多針對政府部門的投訴交由法院以外的機構處理，將能獲得更迅速和適當的解決。其次，有些事件透過政治渠道提出投訴，也不一定是緩解不滿的最佳方法。在大多數社會里，人民代表通常都肩負多項公職。與群眾聯絡并處理群眾對政府的投訴，固然是人民代表的職責，但他們很少有充分資源，詳細調查政府的決策過程。由于上述情況，便有需要另設一些獨立的、簡便的、高效率的申訴渠道，處理一般市民的申訴。(參見亞洲監協第七次會議國外論文“申訴專員制度與公民監察權”，香港申訴專員戴婉瑩著。)事實上，無論什么樣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社會沖突解決的干干凈凈，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在主體制度之外產生一些社會沖突的“余量”：而信訪制度正是為了解決這些“余量”而安排的一種行政救濟制度。信訪和法治應該不矛盾，相對與司法救濟和立法救濟，信訪承擔的是一種拾遺補漏式的補充救濟角色，即使法治很完善了，這種救濟方式也可能有存在的必要。

由于信訪行為通常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壞性，中國歷代專制王朝對百姓上訪是持否定有時甚至打壓態度的。在國家治理實踐上，對民之疾怨、政之得失、官之臧否的了解，更多是通過設置專門的監察機構、專職的諫官甚至微服私訪等方式來完成的。早在堯舜時代就有所謂諷鼓諫鐘的做法。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依法治國，必須要有所褒抑，加強引導，不能等同發展。所謂“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要實現法治國家，必須設法消除老百姓“信訪不信法”的錯誤心理，堅決扭轉一些群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博弈心態。信訪途徑只是解決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時的治標之策、權宜之計，終非治本之策、長久之計。中央關于，暢通信訪渠道的政策要求，不能解讀為排擠或者取代法定途徑。《條例》將信訪工作納入制度化、規范化治理，并不表明信訪途徑變成了法定途徑。相反，舊《條例》的16條、新《條例》的第14條，都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和國務院一貫主張和支持法定途徑解決糾紛的態度和立場。因此《條例》明確將仲裁、行政復議和訴訟列為法定途徑，將信訪途徑排除在外。***同志曾指出：“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一些群眾不知道、不善于或者不愿意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習慣于通過信訪渠道解決問題，遇到困難就上訪，把上訪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途徑。由此造成大量矛盾糾紛在法定途徑之外尋求解決的不正常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法制的權威和尊嚴。因此，要教育和引導群眾善于通過訴訟、仲裁、行政復議、調解等多種途徑解決問題。”如果允許信訪人起訴信訪部門不作為，將信訪職責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必然導致信訪途徑最終變成了正常的、法定的途徑，改變了信訪途徑的性質，混淆了非法定途徑與法定途徑的關系。在信訪無須繳納訴訟費的約束，無繁瑣的程式，辦結期限比審限更短，執行起來更有保障，且有較之法院的二審終審更高級別的三級終結制的審級優勢下，信訪或會成為社會糾紛解決的主流途徑，因而最終是人治興、法治衰，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之潮流。但在信訪量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無論信訪官員權力有多大，人員有多少，無論有多么高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也只能解決巨量的信訪中的極少數問題。所以，信訪永遠不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主渠道，依賴信訪解決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悖論。

意見綜述如下：

1．信訪工作機構是各級人民政府和政府工作部門授權負責信訪工作的專門機構，其依據《信訪條例》作出的登記、受理、交辦、轉送、承辦、協調處理、督促檢查、指導信訪事項等行為，對信訪人不具有強制力，對信訪人的實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不屬于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具體行政行為。信訪人對信訪工作機構處理信訪事項的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信訪機構不履行《條例》規定的登記、受理、協調、督辦等法定職責，信訪人起訴信訪機構不作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信訪工作機構超越《信訪條例》規定的職權，對信訪事項作出新的處理決定，變更或者撤銷了原行政行為，符合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2．對信訪事項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據《信訪條例》作出的處理意見、復查意見、復核意見和不再受理決定，信訪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關行政機關根據處理意見、復查意見或者復核意見做出新的行政處理決定，或者這些“意見”實質上表現為新的行政處理決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