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中的歷史貢獻

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中的歷史貢獻

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

（一）從實踐講

我們偌大的國家竟然一個人每年只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只有半斤點心片。就是要拿這半斤點心，同志們現在我們到市場還會為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半斤點心去發愁嗎？這個時代過去了。想象他為什么過去，為什么當時這樣的情況我們這么多的土地，這么豐富的資源怎么會只有半斤瓜子呢？人們思考了好久，到底為什么？我們在回答美國的教授的時候，就說了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強大的民營企業隊伍，民營經濟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它的發展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個問題不是那么簡單，今天說起來，也不見得所有的都心服口服。民營經濟的貢獻、本質、意義、歷史、地位和作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認識的到的，所以今天這個課就更有必要了。

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擁護者、實踐者和推動者，是新體制、新機制、新思路、新模式、新理論的創造者。它不僅僅是結束了半斤花生、半斤瓜子，結束了所有的都要票（糧票、布票、油票、縫紉機、自行車、煤氣爐），稍微好的一點東西都要票的時代。我們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誰是實踐者呢？單有黨中央的號召能有今天市場經濟的環境嗎？沒有工商局的領導、稅務局的領導中關村管物委員會的這樣的領導，沒有民營企業家的努力是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的環境，就是民營企業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應該說作了排頭兵、作了馬前卒、作了探索者。他們的貢獻應該引起我們工商局領導的高度重視。民營經濟這個詞，工商局系統曾經下過一個命令，當時引起了高層和我們學界、企業界的爭論。在向李鵬同志匯報的時候，工商局的高層領導不同意叫民營企業。當時對我們民營企業界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我們召開了高層的理論家的研討會，堅持了民營經濟的理論、堅持了民營經濟的提法。

我們說民營經濟，“民營”兩個字是中國改革者在改革開放中一大創舉，外國沒有這個詞，英語它的直譯全都是個體、私營、個人的。原來這個企業不叫民營企業，叫民辦企業。什么時候開始叫民營企業了呢？是在1992年鄭州召開的一個原來叫民辦科技工作會議。在召開這個會議之前，宋健同志找了我們幾個人進行了一次在當時國家科委進行了一次理論研究。我們提出把民辦科技、民辦企業管它叫民營企業。當然，這里面的道理今天我可能會講。最根本的問題不要把所有制作為企業的主要標志，而主要是經營方式（作為主要標志），這個觀點當時我在報紙上做了發表，叫做“淡化所有制、強化民辦機制”。甚至于我當時的文章是這樣寫的：“工商執照上將來要取消企業性質是國有、個體、私營的字樣”。當時在工商聯合會上就對我提出了非難，就說怎么可以把這個企業的性質給取消了呢？當有一天在工商執照上真的取消的那一天也是這些人找了我。不是我高明，國際上對企業就不應該把它按所有制來分類，它只是投資者的性質，誰投資的。而不應該把所有制作為企業的主要的象征。這個工商局的領導是體會很深的，在審核個體、私營什么各方面的這個性質的時候是很嚴格的。

今天我們工商執照上是沒有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種字樣了，為什么我們要這么推崇民營經濟？我們有一套理論，我曾經寫了其中一份萬言書，叫做《關于加強民營經濟理論建設的建議》。你們廣東省的省委書記現在是政治局常委，接到了我的報道以后作了三點批示。當時李長春還是廣東省委書記，為什么會把這個報道會轉給了李長春？就是李長春在政治局會議上，曾經用半個小時時間表揚了宋健同志開辟的民營科技這個事業。當時我把這封信寫給中央的時候，中央建議我把這封信轉給李長春。李長春同志是在1999年12月28日接到了我的信，然后，他就在2000年當時叫做世紀之交的元月二號讓他秘書打了幾次電話，用手機當時我在保齡球場打保齡球的時候接到他的電話，然后一字一字念給我聽就是這三條：“對其理論探索精神表示贊賞；完全支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其意義重大；民營經濟理論要深入研究應和一般私營經濟相區別并在認識上有新飛躍”。廣東也要研究，當時后頭一句話。我為什么把它拿出來，并不是說我的想法有領導支持。我只是想說，就是這樣一個素不相識，我當時也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人，不過就是民營科技協會的會長。李長春同志看了以后沒有和我對話就作了三點批示，說明在中央領導心里應該說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民營經濟大家現在仍然有爭議，但是中央的文件里，十六大的文件里已經出現了民營，而且現在上下在談話講話里都用民營經濟這個詞，清華大學出這個題目也提到了民營經濟的戰略透視。

民營是什么？民營經濟它涵蓋了私營經濟，涵蓋了所有的非國有企業的各種企業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包括了一部分叫國有民營，大家注意，這個詞是92年創造，就是在鄭州會議上創造的。我們推出了兩個典型，是誰呢？一個是北大的方正和中科的聯想，我為什么這么要強調國有民營。國有企業出路，其中一個途徑就是要國有民營，在工商局這個字典里頭沒有國有民營，在理論界、輿論界、政界對國有民營已經被認可。因為北大方正、中科聯想，一大批國有民營的企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聯想今天已經成為世界上非常著名的IT產業，今年還一舉并吞了叫收購了IBMPC這個全球業務，它采取的是國有民營。92年的鄭州會議上請北大方正的辦公室主任張先生在鄭州會議上做了報道引起了理論界、新聞界、政界的重視。這個民營含義應該說是很深的，應該是中國改革者的一個創造，它把一個意識形態把經濟模式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淡化了所有制，而且它創造了一個全民參與創業而又收到了受到了社會推崇的這樣一個新的形勢。民營經濟代表的是支持多種所有制結構的發揚，是一種現代企業的支持的機制。

（二）從理論上講

1.民營經濟到底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

有一個問題，仍然需要討論的就是民營經濟到底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問題前兩天在人民大會堂這個在討論民營經濟的時候，題目就叫做《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當時在場的國家領導人對這問題沒敢表態，但是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你們看所有文件里都說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不是？到底民營經濟是有助于社會主義還是最后（社會主義）是沒辦法了，都崩潰的了再不發展各種經濟不成了，最后我們還是以國有經濟成為主流經濟？還是將來慢慢的成為過渡性政策？還是一個長久的政策？我們共產黨打了天下，打土豪、分田地、又是公司合營到了社會主義，現在又說發展民營經濟，發展私營經濟，是不是資本主義了？是不是走了右傾了。這個問題長期在我們政治家、理論家心里畫著問號。

2.經濟民營化問題

那么其中一個理論問題，就是經濟民營化。第一，經濟民營化贊成不贊成？經濟民營化當我第一次提出來的時候。首先承認不承認，經濟民營化承認了。全世界經濟都在民營化，包括法國、日本、南韓，經濟都在民營化何況我們也是一樣。這個民營化過程到底是私有化還是社會化這是理論界，一直在爭論的問題。

3.民營經濟里蘊含著新公有制的形式

如何把民營企業作為真正的親兒子甭說親兒子是不是當兒子？是不是親兒子？是不是真正的親兒子檢查一下DNA我今天就給你檢查DNA。DNA是什么——馬克思主義。

第二篇：浙江改革開放-民營經濟30年

浙江改革開放-民營經濟30年

摘要：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整整30年的光輝歷程。30年來，浙江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指引下，積極探索、團結奮斗。創業創新，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輝成就。改革開放30年，浙江一直是全國經濟增長最快、發展態勢最好的省份之一。浙江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23.72億元到2007年的18638億元，翻了150倍，從1978年的全國第12位躍居全國第4位。30年間，浙江省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民營經濟立下了汗馬功勞。關鍵字：改革開放；浙江民營經濟；十個結合。

30年發展的四個階段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前，從總體上講，全國個私經濟已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各地開始出現了第一批農民企業主和民營企業。1978年，浙江經濟增加值為123.7億元，其中，集體經濟增加值為68.9億元，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為55.7%，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1個百分點；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為7億元，所占比重為5.7%。從1978年以后，浙江民營經濟逐漸發展起來。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浙江民營企業為全省創造了70%的生產總值、60%的稅收和76%的出口，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30年的發展成績輝煌。根據黨和國家有關方針政策的調整和變化，浙江民營經濟30年的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允許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1979-1986)

1979年4月9日，這一年，浙江省登記的新工商個體戶達8091戶，從業人數達86900人。

1981年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這一方針同以往相比，有了大的突破。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我們黨在現階段對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基本指導方針。

以十二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黨的發展民營經濟的方針政策已經基本形成。

（二）鼓勵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1987-1992年）

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特別是私營經濟的方針。

1988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十條中增加了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988年下半年，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開始對私營企業實行登記監督管理。到1990年，浙江省集體經濟占GD比重基本保持不變，個私經濟的比重上升了10個百分點；在工業方面，個私經濟上升了5.5個百分點，這個階段個私經濟發展速度是快的。就在這個階段中，發展個私經濟還受到來自人們長期形成的對私有經濟的歧視，許多私營企業迫不得已而戴上了集體所有制的“紅帽子”。到1990年，當集體經濟占GD的比重高達53.1%時，個私經濟所占比重僅為15.7%。1991年，浙江省經工商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分別為153.2萬戶和9.2萬家，從業人員分別為155.8萬人和16.9萬人，注冊資金分別為40億元和7.3億元。

（三）民營經濟進入健康有序發展階段（1992-2000年）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重要講話。鄧小平的南方重要講話，徹底消除了人們對發展民營經濟認識上的顧慮，解放了思想，放開了手腳。

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鼓舞了浙江民營企業的經營者更加放開手腳，許多家庭作坊不但應運而生，而且還搞起了股份合作制，相關企業之間開始注重合作聯合，民營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截至2000年底，浙江省個體工商戶總量為158.86萬戶，從業人員272.38萬人；私營企業17.88萬家，從業人員300.48萬人。在這一階段，浙江民營企業開始有序發展，在經營上重視市場規則，并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四）民營經濟高速起飛階段（2000年以來）

進入21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并逐步完善，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利用兩個市場、兩種

資源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更加有利，民營經濟迎來了大發展的春天。浙江民營經濟有了一個更加寬松的環境并開始了新一輪的蓬勃發展。

到2006年底，全省已有私營企業40.6萬家，投資者人數達92.6萬人，雇工508.6萬人，注冊資本金達到6936.7億元。在全國500強民營企業中，浙江占203席，總量居全國第一。全省注冊資金1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有10.1萬家，1億元以上的有435家，私營企業戶均注冊資金達170.7萬元。總資產億元以上的私營企業超過1500家，年總產值或銷售總額為億元以上的私營企業達1700多家，私營企業集團1019家。2006年，個體、私營經濟創造總產值12546.9億元。

民營經濟對浙江的影響

改革開放30年，浙江國民生產總值已居全國第四位，民營經濟功不可抹。據統計，浙江全省生產總值由2002年的8004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18640億元，年均增長14.1%，人均生產總值由16978元增加到37130元，年均增長12.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1716元增加到2057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4940元增加到8265元，年均實際增長分別為9.8%和7.8%。實踐證明，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歸根結底在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民營經濟成為就業的主渠道。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一直是首先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浙江省依靠其發達的民營經濟，不但解決了本省的就業問題，而且還吸納了大量的省外務工人員。2006年浙江新增就業人口為134.46萬人，其中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新增就業為13.15萬人，而民營經濟卻解決了121.31萬人的新增就業人口。

民營經濟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許多民營企業積極響應中央的號召，將企業的發展重心轉向農村發展，以促進農民增收為宗旨，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截至2007年底，浙江農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8265元，連續20多年居于全國之首。浙江農民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么高的收入，這和浙江高度發達的民營經濟是分不開的。

民營經濟是城市化的推動力。改革開放之前，浙江的城市化在計劃經濟體制

下發展緩慢。改革開放以后，浙江經濟迅速發展，浙江城市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1979年，浙江的城鎮人口為550萬人，占總人口的14.5%，到1998年，城鎮人口達到1637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36.7%，到了2007年，城鎮人口為2894.3萬人，占總人口的57.2%。浙江城市化進程之所以能夠快速推進，主要是浙江能夠將農民從土地上不斷地解放出來，聚集城市人口。義烏市的城鎮化就是一個典型。改革開放初，義烏城區只有2.8平方公里。經過30年民營經濟的發展，義烏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國際性的小商品采購基地。如今城區面積已經達73平方公里，城區人口達到71.6萬人，城市化水平達到62%。

改革開放寶貴經驗-“十個結合”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在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在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分別作出改革開放階段性經驗總結的基礎上，黨的十七大從總結近30年改革開放整個歷史進程著眼，緊扣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如何才能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全方位、大力度地總結概括出“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

第一個結合說的是，中國改革開放能夠取得成功，關鍵是既不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既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又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境界。這樣的結合，推動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解放和社會生產力的解放。

第二個結合說的是，中國社會主義能在新時期顯示蓬勃生機和活力，就在于它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健康發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這樣的結合，創造了真正活躍起來的社會主義，創造了進一步造福人民的社會主義。

第三個結合說的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幾依靠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有尊重基層人民群眾特別是地方的改革首創精神。這樣的結合，使中國在改革開放導致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能夠有效的保持國家的和諧統一和社會的整合。

第四個結合說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緊密相連的。這樣的結合，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一種既符合市場經濟一般要求，又符合社會主義本質和方向的制度模式。

第五個結合說的是，我們既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又重視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在的上層建筑變革；而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又把擴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結合起來。這樣的結合，創造了兼具民主和集中兩種長處的政治制度模式。

第六個結合說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既重視“物”的發展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重視“人”的發展即全民文明素質的提高。這樣的結合，把人的全面發展同社會全面進步同意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之中。

第七個結合說的是，黨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適時地把促進發展、提哦高效率同注重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結合起來。這樣的結合，使中國社會既持續地充滿創造活力，又有助于避免兩極分化而達到共同富裕。

第八個結合說的是，中國這樣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發展起來，既離不開參與經濟全球化，更離不開獨立自主。這樣的結合，使我們能同時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趨利避害的平等競爭中達到互利、普惠、共贏。第九個結合說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注意協調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同社會可承受程度的關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這三者關系的重要結合點。這樣的結合，既避免了不少轉型國家出現過的經濟嚴重衰退和社會劇烈震蕩，又使改革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全體人民。

第九個結合說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注意協調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同社會可承受程度的關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這三者關系的重要結合點。這樣的結合，既避免了不少轉型國家出現過的經濟嚴重衰退和社會劇烈震蕩，又使改革發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第十個結合說的是，我們黨把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同主觀世界的改造結合起來，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和組織保證。這樣的結合，既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又推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從而不斷提高了黨的領導水平、執政水平和拒腐防變能力。

參考文獻：

1.單東，浙江經濟網（.cn）總第 407 期 2009年 2.新華社北京11月６日電

第三篇：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貢獻 .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貢獻.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貢獻

時間:2009年06月22日 17時30分

來源《求是》:

作者:高祀仁

胡錦濤主席指出：“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貢獻?！痹诼≈丶o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歷史時刻，以胡錦濤主席的科學論斷為指針，回顧總結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歷史性作用，明確香港在國家未來發展中的地位，對于進一步推動國家發展和香港繁榮具有重要的意義。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總體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都十分重視發揮香港的作用。建國之初，解放軍勒馬深圳河畔，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提出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為新中國留下了一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如何把香港的作用利用好、發揮好，成為中央始終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黨在確立改革開放總體戰略的過程中，充分考慮了香港因素。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了一份重要的參考文件，題目是《香港、新加坡、南朝鮮、臺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在當時整個國家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情況下，如何借助包括香港在內的各方面的經驗和力量，推動經濟改革特別是對外開放迅速啟動，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1979年4月，時任廣東省委負責人的習仲勛、楊尚昆同志提出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得到鄧小平同志的首肯。當時香港已經是成熟的現代化的華人城市，是內地最大的經貿伙伴和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以敏銳的戰略眼光瞄準香港，就是希望借助香港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促進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

用“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問題，本身就蘊含著發揮香港作用的遠見卓識。“一國兩制”方針從醞釀、提出到付諸實踐的30年，與改革開放的30年基本同步?！耙粐鴥芍啤钡膬群辽侔▋蓚€方面，一是解決主權問題，二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香港回歸后，中央更加重視“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重要作用。2001年制訂的國家“十五”計劃綱要，強調要“鞏固和加強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加強港澳臺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及交流”，從國家戰略層面就香港發展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提出明確要求。2005年制訂的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涉及香港的分量明顯加重，進一步明確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定位和作用，就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問題作了專門論述，就深化香港與內地的合作等作出更為全面的安排。近年來，中央政府還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特別是2003年6月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為香港參與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30年來，從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到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提出內地與香港“誰也離不開誰”；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到十七大進一步指出是“重大課題”，再到胡錦濤同志2008年初對香港提出“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四句話的總要求，都充分反映出我們黨對香港及其作用的高度重視和深刻理解，極大地發展了“一國兩制”理論，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

對于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總體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香港同胞同樣深有體會，深感自豪。2008年7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一個論壇上致辭說：“我深信，以鄧小平先生為首的中央決策層，30年前思考尋求國家發展富強的道路時，曾注視到香港、注視到臺灣和注視到新加坡這幾個華人社會的經濟發展經驗，并從中受到啟發。為什么鄧小平先生要把全國改革開放最大的試驗場放在深圳？就是因為深圳近水樓臺，毗鄰香港；為什么鄧小平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呼吁內地要建設幾個香港？就是因為他認為香港是內地現代化成功的示范單位；為什么鄧小平先生要提出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因為他堅信，穩定繁榮的香港，對實現國家現代化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边@段話，既是對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重要地位的深刻理解，也是對中央高度重視和發揮香港作用的精彩詮釋。

香港為國家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貢獻

30年來，廣大香港同胞通過投資、貿易和多種形式的合作，在國家發展外向型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創造財富、增加就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教育文化體育事業發展等方面，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1．積極的先鋒作用。改革開放之初，內地投資環境差、政策不完善、投資前景不清晰，外資猶豫觀望。在這種情況下，是香港同胞懷著赤誠的愛國之心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大膽到內地投資建廠。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內地對外開放中創造了許多第一。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開辦的工廠———珠海香洲毛紡廠，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酒店，都是港商的杰作。這無數個“第一”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不僅為當地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注入了“第一桶金”，而且發揮出巨大的示范效應，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信心，帶動世界各地的企業家隨后紛至沓來。

2．持續的推動作用。1978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國GDP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長，創造了舉世罕見的經濟奇跡。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香港在投資和出口兩個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持續的推動作用。香港是內地最大的直接投資來源地。1979年至2007年，內地累計吸收香港直接投資項目28.85萬個，實際使用港資累計3085.33億美元，占內地引進外資項目和實際利用外資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資曾占到內地利用外資比重的60%。香港是內地最大的海外籌資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包括H股公司、紅籌股公司及非H股民營企業，總數已達453家，累計籌集資金超過1.9萬億港元。

3．獨特的橋梁作用。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內地與國際市場聯系的重要橋梁。內地擴大對外開放，實施“引進來”、“走出去”戰略，為香港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臺。香港外國銀行多、投資基金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多，很多外資通過香港進入內地。香港市場規則與國際接軌，許多內地企業到香港設立窗口，學習借鑒香港做法，為走向世界積累了經驗。香港與國際市場聯系廣泛，是內地企業和商品進軍海外的“中轉站”。香港傳媒積極報道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港臺關系是兩岸關系的特殊組成部分，香港各界特別是工商界與臺灣關系密切，兩地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頻繁。香港在兩岸關系中的重要的中介作用，大大增進了臺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了解和對“一國兩制”的認知。

4．有益的借鑒作用。在內地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香港市場經濟的理念、管理模式和規范做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經濟特區的發展就是從學習香港、引入市場經濟成分開始的。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過程中，香港金融市場不僅發揮了融資渠道的作用，而且對推動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內地的商品房改革、城市規劃、市政建設、城市管理、土地管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公務員管理和社會服務等，都大量借鑒了香港的經驗。

香港同胞在大力支持內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熱情關心和積極支持國家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和體育事業的發展。30年來，香港同胞慷慨資助內地公益事業，捐款總額達數百億元人民幣?；粲|、李嘉誠、邵逸夫等眾多社會知名人士，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每當內地遭受自然災害的時刻，香港同胞總是傾力相助。去年“5·12”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后，香港同胞立即行動起來，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僅民間捐款就達20多億港元，充分體現了血濃于水的骨肉深情，彰顯了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偉大民族精神。

香港在國家未來發展中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30年后的今天，我國已經步入了科學發展的新階段，處在一個加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東部地區繼續保持率先發展的同時，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全方位展開。以“經濟圈”、“經濟帶”為特征的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越來越明顯。香港作為國家發展的一部重要引擎，作為珠三角經濟區的一個重要支點，完全可以在國家未來發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香港是單一的城市經濟體，“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在服務國家建設中謀求自身發展，是香港成功的秘訣。在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香港只有依托內地，充分利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才能提高抗風險能力；只有加強與內地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才能不斷拓展發展空間，才能鞏固和發揮既有優勢，不斷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基礎，而其擁有的獨特的優勢也決定了香港能夠對國家的改革開放發揮更大作用。歷經30年，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在各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從單純的市場推動演進到市場與政府雙重推動的新階段，合作的范圍越來越廣。特別是CEPA的推出，大大消除了香港與內地在貿易、投資方面的制度性障礙，為兩地在更寬更廣領域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香港服務業高度發達，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可以協助內地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促進國家經濟實力特別是金融實力的提升以及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為國家“硬實力”的增長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香港還可以在促進內地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公共政策的制訂和社會管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為國家“軟實力”的增強作出重要貢獻。

30年來，香港與祖國同發展、共進步?！跋愀垡蛩亍背蔀閲腋母镩_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則是香港成就中至關重要的“內地因素”。香港背靠祖國，抓住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借助國家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契機，利用內地龐大的市場腹地，獲得了巨大商機，成功實現了制造業的北移升級和經濟轉型，成為世界級的商業和服務中心，成為創造“經濟奇跡”的亞洲四小龍之首。國家的發展需要香港，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家。展望未來，香港必將在繼續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責任編輯：楊發喜

關鍵詞：一國兩制 香港 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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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第一節 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第一節 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中國的民營經濟是富有中國特色而又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特征的基本經濟形態，一般認為它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除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以外的各種經濟類型的統稱。我國的民營經濟是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制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我國民營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民營經濟是構造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發展民營經濟的本質意義，在于構造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從而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本前提。1992 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做出決策，宣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謂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活動的開展和經濟資源的配置以市場調節為主，國家發揮必要的調節和補充作用的經濟機制。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這樣的共性和特征：

第一，市場是經濟活動的基礎性調節機制。市場機制通過價格和競爭機手段引導社會經濟資源在各部門的配置比例。第二，政府是市場經濟的社會調控中心，其主要職能是法律、經濟或行政手段為市場的正常運行創造必要的條件、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在經濟完全實行公有制或者基本上是公有制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競爭，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有競爭，而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等方面的優越性只有通過自由、公平、公正的競爭才能發揮出來。因此，市場經濟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多元化的微觀經濟主體，只有微觀經濟主體的多元化，才有真正意義的市場自由競爭；而只有自由競爭，才能使市場經濟保持活力與效率，才能使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經濟規律發生作用。我國民營經濟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恰恰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創造著這樣的前提條件。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和公有制占絕對優勢，政府既是企業的所有者又是企業的最高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難以有競爭，經濟難以有活力。經過 30 年的計劃經濟實踐，我們深切認識到計劃經濟的弊病，又經過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探索，開始體會到市場機制的活力，我們終于放棄了計劃經濟，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選擇了市場經濟，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在長期計劃經濟制度下形成的“萬能政府”的概念和權力，必須放棄在平均主義影響下形成的許多觀念和規定，同時也必須放棄基本上清一色國有或公有的所有制結構。實際上，選擇了市場經濟，也就等于選擇了混合經濟，即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形態。因此，發展民營經濟最為本質的意義在于構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沒有壯大的民營經濟，不可能建立起市場經濟。

二、民營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首先，民營經濟的發展，帶動和促進了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從而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效率經濟，它要求通過競爭使社會資源配置到能產生效益最大的部門，從而實現經濟活動的最大效率。理論上，“公正”的政府計劃人員決定資源配置最合理、有效，而聽任自由競爭最浪費資源。但實踐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市場經濟最有效，而計劃經濟最浪費。問題在于市場變化無常的需求是政府計劃人員無法掌握的。在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市場在其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性的作用，這是因為民營企業處在市場之中，能感受市場的需求，一方面，利潤動機刺激企業將資本按照更有利可圖的方式重新配置；另一方面，破產機制迫使企業謹慎對待風險。前面是賺取利潤的前景，后面是企業破產的后果，這樣促使人們按照市場的指引去配置和再配置資源。而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市場的這種資源配置功能也逐步輻射和擴散，從而逐步確立了市場在整個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

其次，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推動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從而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創造了條件。一方面，民營企業絕大部分是在改革開放 20 年期間誕生的新企業，民營企業是最不愿政府插手的經濟實體，因為它們大都是順應市場需求而誕生的，需要有靈活有效的市場退出或者轉換機制來使它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進退自如。另一方面，民營經濟和政府不是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所以，民營經濟將是促進政府轉變管理職能，使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從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從控制型轉向服務型的強有力的推動力量。

再次，要發揮市場的作用，還必須重視企業家的作用，民營經濟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貢獻之一是產生了一批企業家，而沒有企業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可想象的。計劃經濟的弊病之一是抑制了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人們的創造性，其表現之一就是不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因為“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和算盤珠”，根本不具備產生企業家的條件和環境。只有在市場經濟體制和民營機制的環境下才能出現真正的企業家。例如，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2003 中國經濟人物”評選活動中，提名候選人共有 20 名，我們可以看到相當多民營企業家的身影，在最終當選的 10 位 2003 經濟人物中，就有 4 位是民營企業家。

最后，我國的民營經濟是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制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積極推進轉制進程。在整體上說，民營企業（非公有制企業）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眾多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例如在獲得土地、資金等各種資本方面，在用人方面，在融資、發行債券、公司上市方面，在市場準入方面，在從事進出口方面等等。這些不平等待遇不僅損害了民營企業的利益，而且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民營企業和代表民營企業利益的工商聯所爭取的不是優惠，不是特殊，而是平等的待遇，這正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逐步確立民營企業的平等主體地位和公平競爭環境的過程，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過程。

三、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繁榮壯大的民營經濟，已經逐漸成為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了我國經濟進一步向工業化社會縱深發展的重要基礎。二十多年來，民營經濟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新生事物，得到了長足發展，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

多年來，民營企業數量和資金總量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從 1990 年到 2002 年，私營企業從業戶數增長了 24 倍，民營經濟注冊資金增長了 58 倍，達到 2.8 萬億元。根據有關資料，2003 年民營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已占據“半壁江山”，民營經濟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近七成，而且民營經濟已成為許多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和安排就業的主要渠道。不僅如此，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魏杰所指出的，新生代民營經濟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所謂新生代民營經濟，是指從 90 年代初開始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它與過去老的民營經濟有極大的區別。新生代民營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它形成于我國經濟從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的時期，靠自身的競爭能力和對市場需求的開發與創造而發展；第二，它的創業者大都具有極強的技術和管理創新能力；第三，它在經營理念及管理方式上具有極強的現代意識；第四，它的創業者把創辦企業當成自我價值實現的自主選擇，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基礎；第五，它在技術及體制創新上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其企業文化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特征，因而成為一種全新的民營經濟概念。由上述新生代民營經濟的特點可以看出，新生代民營經濟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發展新經濟的企業載體，對我國企業的發展具有極強的導向作用。改革開放 20 多年來，我國取得的經濟成就與民營企業的發展密不可分，民營企業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民營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表現出了公有經濟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調動了生產者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吸收了大量的城鄉就業人員，減輕了社會的壓力。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也離不開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企業作為非公有制經濟，它與

市場經濟天然相容，互為發展條件，其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去實現。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不能將非公有制經濟排斥在外。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 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是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增 加就業，對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有重要作用?！边@個論斷十分確切地指明了民營企業在 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隨著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擴大，在經濟社會中開始發揮越來越廣泛的作用。第一，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企業產權多元化和產權明晰，從而有利于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第二，民營經濟的運行機制最接近于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在民營經濟中體現得最充分，因而民營經濟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第三，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加供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第四，民營經濟具有相對分散、規模小、易吸納勞動力的特點，有利于增加社會就業。第五，民營經濟有助于調動多種積極性。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特點不同于傳統的經濟形式，所以能夠充分調動所有者、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第六，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培養和造就了能夠適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的經營、管理人才。當然民營經濟也具有一些消極作用，在有關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管理辦法和法制規范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更需要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的積極作用，克服和避免其消極作用，為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運作環境，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第五篇：鄧小平對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

鄧小平對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

內容提要：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政策理念，改變了20世紀后期的中國，也影響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兩次當選《時代》周刊“風云人物”。本文敘述了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三個重要轉折階段,闡述了他為什么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如此卓越的歷史貢獻，這就是他始終胸懷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堅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人民的幸福不懈奮斗；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和實踐勇氣；始終關注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堅持改個開放的正確理論指導和實踐。

關 鍵 詞：鄧小平改革開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眾所周知，鄧小平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揭示了社會注意本質，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開創的，是按照鄧小平的設計逐步推進、發展起來的。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從1977年鄧小平復出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興起階段。這個階段的主題是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廓清道路。

實行改革開放，為的是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但社會主義要不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很長一段時間，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錯誤理論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我們的認識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兩個凡是”又繼續維護著錯誤的理論，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因此，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首先是從理論上的撥亂反正破題的。1978年，他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通過這場大討論，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廓清了道路。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最初，主要圍繞理論問題展開，主題是鄧小平提出的反對“兩個凡是”，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還沒有涉及撥亂反正的具體問題。

1978年9月，鄧小平通過“北方談話”開始把討論引向政治路線方面，即盡快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個問題在1978年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得到解決。這成為鄧小平開辟新道路、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新起點。這是鄧小平發動領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從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主題是全面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志，歷時4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圓滿結束，也就意味著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基本完成。

改革開放是伴隨著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進程，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興起的。農村改革風起云涌，對外開放精彩紛呈，政治體制改革大刀闊斧。這期間，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尚未提上日程。但鄧小平提出了兩個重要思想，為經濟體制改革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一是他提出“小康”目標，為20世紀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規劃；二是他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規

劃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走向。

二、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到1989年退休。

1982年，黨的十二大以后，中國進入全面改革階段。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開放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從局部到整體全方位地展開，成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實踐活動。

1984年到1988年，鄧小平將全部心血傾注在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上，認真研究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步驟，謹慎作出改革開放每一個重大決策。在他的領導下，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當，過五關，斬六將，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重大進展，中國經濟因此上了一個臺階。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以其敏銳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觀點，初步地回答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即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基本國情（即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性質（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目標（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步驟（即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方法（即不爭論，容許看，但要堅決的試，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原則（即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布局（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等基本問題。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思想，規劃了改革開放前進的科學軌道。正因為如此，鄧小平被全世界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三、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的第三個階段是從1989年到退休到1997年逝世。我把這個階段概括為晚年思考，引領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1989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正式批準鄧小平退休。這是鄧小平踐行他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舉措。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個問題毛澤東沒有解決好，留下了很多教訓。鄧小平從自己做起，開了好頭，為徹底實現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

鄧小平退休以后，對改革開放還有很多深刻的思考。特別是1992年，他以88歲高齡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針對改革開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推動改革開放進入了又一個大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的晚年思考，既著眼于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又放眼于妥善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新問題，這就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他對于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

第一，根據世紀之交國內外形勢的新發展，闡發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對改革開放提出“又快又好”發展的新要求。

第二，進一步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提醒全黨要堅持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

第三，闡明了“三個有利于”是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為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提供了依據。

第四，反復求證“第一生產力”理論，為實現科學發展探索新路。

第五，深入思考和提出如何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問題。

第六，深化對共同富裕理論的認識，探索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

鄧小平晚年的思考，深化了他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他的這些思考，正是今天中國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我們今天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問

題，總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所作的理論概括，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既是堅持和繼承，又是發展和創新，為我們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并在實踐中創造出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奠定了科學的思想基礎。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 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3]《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4] 龍平平.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2010.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