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WTO打火機安全裝置案例

WTO-TBT案例－中國－歐盟：打火機安全裝置案 [2002-01-01] 銷往歐洲、離岸價低于2歐元的打火機，必須加裝一個5周歲以下兒童難以開啟的安全裝置，而2歐元以上的不受限制。這就是歐盟正在擬定的CR法規（防止兒童開啟裝置），一旦被通過，以價格優勢取勝的溫州打火機有可能被擠出歐洲市場。但這道以安全為借口的貿易壁壘并不是無懈可擊，溫州的打火機生產廠商發現了其中的“軟肋”，于是他們以世貿規則為武器，迅速奮起抗辯。中國打火機遭遇新壁壘

2001年10月，在我國勝利完成加入世貿組織的各項談判時，一個旨在保護歐洲打火機制造商利益的貿易法案也在悄然擬定中，這就是歐盟衛生和消費者保護協會主持制定的《打火機－防止兒童開啟要求及測試方法》（簡稱CR法規）。

這一消息通過歐洲打火機進口商協會傳到了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耳里。黃發靜既是溫州打火機生產企業業主，也是溫州市煙具協會副會長，同時還是打火機出口歐盟的大戶。他一聽到這個信息，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1994年，美國發生了多次因兒童玩弄打火機而不慎失火的事件，美國著名的打火機生產廠商ZIPPO公司為保護自身利益，借機游說有關立法機構，促成美國出臺了CR法規，規定凡售價2美元下的打火機都必須執行該法規，加裝一個防止兒童開啟的安全裝置，否則不能在美國市場銷售。這個法規生效后，溫州打火機首當其沖，出口美國市場嚴重受阻。黃發靜介紹，當時溫州打火機出口美國形勢很好，先后取代韓國和日本，大有獨步天下之勢，但CR法規實施后，溫州打火機在美國市場馬上萎縮，8年來幾乎沒有增長。現在，溫州出口美國的打火機只相當于出口歐洲市場的五分之一。要避免美國市場出現的這種后果，就必須設法阻止歐盟CR法規的出臺。為此，黃發靜一邊向與他們有共同利益的境外盟友--歐洲打火機進口商征詢，有沒有可供采取的反制措施；一邊向國內的外經貿專家請教，從WTO法規中尋找突破口，進行合法的抗辯和抵制；同時通過行業協會，聯合溫州打火機生產企業，開展積極的應訴和游說活動。

這是我國加入WTO后第一起為抵制不公正貿易法規而采取的抗辯行動。作為此次行動的發起人，黃發靜已聯合了溫州最大的21家打火機生產企業，開展統一的抵制活動。他們的這種積極應對態度和措施，得到外經貿部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專門應對各種貿易糾紛而組建的外經貿部公平貿易局，日前也介入了他們抵制歐盟CR法規的行動。

第一次過招：溫州人獲勝

溫州打火機產業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但發展很快，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相繼超過日本、韓國。2001年，中國五金制品協會授予溫州“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基地”稱號。原來的打火機生產大國日本，現有90％的打火機生產企業被迫關閉，轉向來溫州定牌生產。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溫州市擁有打火機生產企業300多家，年產銷金屬外殼打火機5億只左右，占國內市場總量的95％。溫州的金屬外殼可重復使用打火機，從上世紀的90年代初開始出口眾多國家，并以價格低廉和品種多樣的優勢，打破了打火機市場由日本、韓國及歐洲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現在，溫州生產的打火機80％出口，占全球金屬外殼打火機市場70％的份額，年出口交貨值在1000萬元以上的出口大戶就有20多家，是世界最大的金屬外殼打火機產銷基地。溫州打火機產業蒸蒸日上，出口量猛增，對歐美的打火機制造商構成了嚴重威脅。2000年，歐洲打火機制造商協會通過多方游說，鼓動歐盟的貿易當局，對來自中國溫州的打火機實施反傾銷調查。溫州打火機生產企業得知消息后，立即應訴。他們一方面及時向主管部門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反映，請求政府支持，一方面提供大量數據材料，證明溫州的打火機生產廠家都是民營企業，沒有得到任何政府補貼。同時，他們還積極聯絡歐洲的打火機進口商，向各自的進口國說明，這是不公正的貿易歧視行為，它保護了少數生產商的利益，而損害了歐洲廣大消費者的利益。通過他們的積極應訴和中國政府的干預，歐盟最后以歐洲沒有溫州以外的同類產品、缺乏價格可比性為由而撤訴了，這次反傾銷調查因此流產。溫州人同歐盟對手的這次過招，還帶來了一個意外收獲：歐洲的60多個打火機進口商組建了歐盟打火機進口商協會，由于利益一致，在發生貿易磨擦時，成了溫州企業的天然盟友。反傾銷起訴雖然失敗了，但歐洲打火機生產商是不甘心自己利益被人奪走的。歐盟的這次CR法規就是他們策動的，實際上是上一次貿易戰的延續。他們企圖利用安全法規構筑新的貿易壁壘，阻止溫州打火機進入歐洲市場。CR法規的背后用意

美國當初出臺CR法規的理由是，出廠價2美元以上的打火機，在零售時通常要在10美元以上。這么高的價格，5周歲以下的兒童一般不易買到，也就是說，他們想通過價格因素來阻斷孩童購買和接觸打火機，從而起到保護兒童安全的作用。這看起來是個安全法規，其實是針對中國產品的，隱含著明顯的貿易歧視。因為，目前歐美企業，包括日本、韓國企業生產的金屬外殼打火機，成本都在2美元以上，而溫州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加上規模化專業生產，產品成本比其他地區要低得多，出口價一般都在2美元以下。選擇這個價格作為要不要加裝安全裝置的標準，針對性是很強的，目的就是限制中國打火機進口，以保護本國生產商利益。歐盟仿效美國的做法，同樣出于保護歐洲企業的利益。歐洲也有一家類似美國“ZIPPO”的企業，叫BIC公司，是歐洲最有影響的打火機生產商，但近年來，這家企業同樣受到了來自中國同行的嚴峻挑戰。為保護自身利益，BIC公司聯合瑞士火柴（SWEDISH??MATCH）公司、東海（TOKIE）公司等打火機生產企業，游說歐盟衛生和消費者保護協會，以保護兒童安全為由，對中國產品設置貿易壁壘。

據說，檢驗打火機是否符合CR法規標準的方法，是隨機召集100名年齡在51個月以下的兒童，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讓他們開啟被檢驗的打火機，如果有85％以上兒童難以開啟，這批產品才算符合CR規定，否則不準進口。要達到CR法規標準，就必須在每個打火機上加裝一個安全裝置，俗稱安全鎖。不難想象，如此一來，一要增加生產成本，使我國產品失去價格優勢，二會因為使用不便，使部分顧客放棄使用加鎖的產品，失去市場。而且，這種安全裝置大多在歐美國家申請了專利權，要在打火機這么個小產品上研制同一效果的裝置，又不能涉及他人專利，是非常困難的，況且它的技術還須得到進口國相關機構的認可，認證權實際上掌握在競爭對手的手里，這就難上加難。

由此可見，這種以安全為由的技術壁壘，實際是套在我國企業脖子上的一條條繩索，隨時可以用來制約你，但在應對上要比反傾銷起訴更復雜，更艱難，對我國出口企業來說，這是個全新的領域，全新的課題，是一次新的艱巨的挑戰。

為人類的“點火事業”抗爭

CR法規雖然看起來冠冕堂皇，無懈可擊，但仔細推敲，它違反了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則，帶有明顯的貿易歧視傾向。

首先，一個產品的價格定位，是依據它的生產成本和合理利潤，最終的價格定位取決于市場的接受程度和供求關系，與安全與否無關。但CR法規卻把價格作為產品的安全標準而加以限制，顯然違反了自由貿易的原則，是一種價格歧視。事實上，打火機生產有一套國際通行的安全標準，這就是ISO9994國際安全標準，從2001年的6月1日開始，溫州出口的打火機全部納入這一法定的安全檢驗和檢測，檢測機構是國家質檢局天津危險品中心實驗室，并且在產品上標明禁止兒童使用。如果說，打火機對兒童安全有潛在威脅，那世界上任何打火機一旦被兒童接觸或被拿去玩耍，都有危險，而不是2歐元以下的才有危險，2歐元以上的就沒有危險。

其次，從技術角度講，溫州生產的金屬外殼可充氣打火機，采用的氣膽材料通常為尼龍和聚甲醛，其耐壓性能、抗壓性能和高溫承受性能都超過一次性打火機，同時還有金屬外殼保護。而CR法規混淆一次性打火機和金屬外殼打火機的區別，籠統地以價格為標準加以限制，是有意混淆概念，造成競爭的不公平。如果單純從安全角度講，歐美等國家生產的以汽油為燃料的汽油打火機更有危險性。為在國際貿易中爭得公平的地位和待遇，在政府有關部門的統一部署下，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和成員企業積極運用世貿規則，收集相關材料，與歐洲打火機進口商協會聯手，在進口國進行游說和抗辯。與此同時，溫州打火機生產企業也組織了一個民間游說團，利用各自的渠道到各進口國游說，抵制CR法規。據說，目前他們已在歐盟成員國中爭取到了20多張反對CR法規的表決票，如果能再爭取到十多張，就能成功抵制該法規出臺

第二篇：WTO打火機案結果及啟示.doc

溫州打火機案的應對及發展和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Child Resistance laic“兒童保護法案”

2001年10月歐盟衛生和消費者保護協會主持制定的《打火機－防止兒童開啟要求及測試方法》（簡稱CR法規）的頒布使中國打火機制造企業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一是放棄歐盟市場，放棄80%的歐洲市場，當然這樣的話，可能還要面臨日本和美國的效仿，以致失去更多的市場；二是中國打火機進入西方國家的專門實驗室進行打火機CR標準檢測，這樣的話，以往的價格優勢將不復存在，因為每種打火機檢測費用為2萬美元、檢測時間為3―6個月。面對這樣的局面，中國企業積極應對，歷經七年斡旋，2007年6月12日，中國終于獲得歐盟認可建立了浙江區域內的溫州和寧波兩大檢測中心設立打火機檢測實驗室，這意味著中國打火機可以國內進行檢測，費用比在國外進行檢驗降低近10倍。

建立檢測實驗室的路途并不順利：

一、在2006年歐盟正式推行CR以來，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商務部積極合作，向

歐盟消保總司推薦溫州和寧波檢驗檢疫局打火機檢測實驗室承擔中國出口歐盟打火機檢測任務；

二、中國官方數次努力，終于取得實質性的效果：2006年8月，歐盟消保總局代表團到中

國現場考察，并對溫州和寧波兩大檢測機構嚴格考核。兩大檢測中心的檢測能力出乎歐盟考察團意料。尤其是溫州實驗室，其自行設計、研發的“氣箱壓力測試儀”、“CR重力壓力測試機”等三套關鍵設備顯示了國際先進檢測能力。

三、2007年3月29日，歐盟考察團召集部分成員國產業部門就中國檢驗室的問題進行了討

論，并于5月14日，歐盟消保總司書面通知中國商務部和檢驗檢疫總局，只要中國的檢測實驗室及其檢測報告符合ISO17025和ISO9994―2005的要求，并出具嚴格的證據和檢測報告，歐盟成員國將予承認。

四、2007年6月12日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向浙江發送了“關于對出口歐盟打火機檢

驗出證問題”的書面通知，寧波和溫州兩地的打火機檢驗實驗室檢測能力得到歐盟認可。

對于歐盟CR標準的應對中國企業在此扳回一局，獲得檢測權利等于變相化解了歐盟刻意對中國企業實行的技術壁壘，這也證明了一個不變的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只有擁有過硬的技術，只有擁有創新能力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一、重視科技，重視新技術的研發，企業必須具備強大的研發隊伍，走信息化發展道路；

二、工業集群化經營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企業間對內要正當競爭，以實現共同發展；對外要相互協作，積極應對來自國際市場的挑戰，實現互助共贏；

四、中國企業要重視且要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也要自覺遵守國內以及國際關于知識產權保

護的法律法規；

案例續

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打火機案勝訴案發生在2002年5月，歐盟公布了限制中國打火機出口的CR法規，但是此法規要到2004年才能正式生效。為了在短時間內擠走中國打火機，歐盟于2002年6月擬對我國出口的一次性燃氣式袖珍打火機進行反傾銷調查。我市煙具行業協會組織16家企業聯合抗擊，并于2003年7月以我方贏得勝利而告終，成為中國加入WTO后應對CR法規和反傾銷訴訟的首次勝利，也是我國地方民間行業協會組織中小企業小產品反傾銷勝訴的第一案。

溫州打火機贏得歐盟反傾銷勝訴原因

溫州煙具協會在這場反傾銷訴訟中將集體行動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最終的勝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第一，煙具協會在整個案件過程中，自始至終承擔了大量的公共服務：統一聘請應訴代理律師；成立應訴小組，為各應訴企業提供應訴所需要的行業材料；與立場一致的歐洲進口商協會進行信息的溝通和交換意見；在歐盟官員來華現場調查期間，代表打火機行業進行游說和說服工作；代表本行業與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其他各利益關系方進行聯絡、信息傳遞和磋商。

第二，綜合行業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進行表達，以爭取政府支持。盡管煙具協會在本次反傾銷案例中充分體現了作為一種自治性治理組織的優勢，但是，它也并沒有選擇孤軍作戰，而是盡量與政府有關部門溝通，力爭取得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甚至通過媒體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以便于日后能夠更有效地應對類似的反傾銷事件。

從理論上說，在集體行動中如果不克服成員坐享其成、搭順風車的現象，將無法取得成功。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歐盟在1995年和1999年兩次對進口打火機加了反傾銷稅，而溫州打火機企業沒有提起相應的訴訟；這次反傾銷訴訟費用預算高達200萬人民幣，歷時1年零1個月，無論由哪一家企業單獨承擔，都將是以一筆巨大的負擔。16家最大打火機企業的參與，不僅分攤了公共費用，而且引起了政府的足夠重視，中國政府的協助有利于促進行業協會與歐盟的對話和協調，增加了反傾銷勝利的籌碼。這表明了形成集體行動對處理國際貿易糾紛的重要性。

那么這次的反傾銷案件中溫州煙具協會是如何克服其會員搭便車行為的呢？

當時溫州打火機對歐盟的出口比例高達60%，占據了80%的歐洲市場。如果不采取行動或者行動失敗，加上之前剛剛通過的CR法案，溫州打火機微薄的利潤空間將會被無情打壓，最終不得不退出歐洲市場，由此帶來的損失是難以想象的。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協會副會長黃靜發稱，當時“大家對多出一點(錢)，少出一點(錢)并不是很在意”。在反傾銷一案中企業費用分攤比例方面，一般是規模大的企業捐得多，規模小的捐得少；至于一些規模很小的企業，在歐洲市場幾乎沒有出口，出不起也不愿出錢；在應訴啟動后煙具協會建立的應對國外貿易壁壘專項基金籌措方面，則采取了按照各個成員企業出口份額進行分攤的辦法。這種做法充分體現了能力與責任原則，將企業成員的成本和收益結合起來了，雖然溫州500多家打火機企業中只有16家企業出錢，最終還是促成了集體行動。

第三篇：WTO框架下我國遭受歐盟打火機反傾銷案例分析

WTO框架下我國遭受歐盟打火機反傾銷案例分析

論文關鍵詞：反傾銷 技術性貿易壁壘

論文摘要：在WTO框架下，傳統的貿易壁壘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國的一些主要貿易伙伴為保護本國，紛紛轉向采取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等更加隱蔽，更具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手段，由此產生了與我國的貿易摩擦。在全球危機的影響下，美國和歐盟這兩個世界龐然大物都持續低迷，一直無法徹底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在這種尷尬情況下，中國卻一往直前，經濟迅猛增長。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和歐盟對中國采取了貿易保護的伎倆。致使中國頻頻遭受起反傾銷，同時也引起一些旁觀的國家的行動。

傾銷是指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出口價格輸入到另一國家的行為。傾銷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 出口產品的出口價格必須低于正常價值。2 由此給進口國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產生實質損害的威脅，或者對進口國建立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3 低于正常價值的傾銷與損害存在因果關系。

反傾銷也稱反傾銷措施，是指反傾銷當局依法對進口國產業造成損害的傾銷行為采取征收反傾銷稅等措施以抵消傾銷后果的行為。

一、溫州打火機產業遭受歐盟反傾銷的背景

溫州打火機產業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但發展很快，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相繼超過日本、韓國。2001年，中國五金制品協會授予溫州“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基地”稱號。原來的打火機生產大國日本，現有90％的打火機生產企業被迫關閉，轉向來溫州定牌生產。據有關部門，目前溫州市擁有打火機生產企業300多家，年產銷金屬外殼打火機5億只左右，占國內市場總量的95％。溫州的金屬外殼可重復使用打火機，從上世紀的90年代初開始出口眾多國家，并以價格低廉和品種多樣的優勢，打破了打火機市場由日本、韓國

及歐洲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現在，溫州生產的打火機80％出口，占全球金屬外殼打火機市場70％的份額，年出口交貨值在1000萬元以上的出口大戶就有20多家，是世界最大的金屬外殼打火機產銷基地。溫州打火機產業蒸蒸日上，出口量猛增，對歐美的打火機制造商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保護本國生產商利益，在中國即將入世的1998年，歐盟仿照美國提出CR法案，到2003年底將進入實施階段；2002年，歐盟又提出對中國出口的打火機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所以可以說，歐盟對中國打火機產業的抵制是由來已久的。

二、面對歐盟的反傾銷溫州打火機產業的反應

消息傳來，溫州整個打火機行業為之震驚，它無異于“雪上加霜”。根據歐盟方面的規定，被反傾銷調查的企業需在１８天內作出應訴反應，否則，被視為自動放棄。一旦棄權，則在關稅上任人宰割。歐盟這一棒打下來，一時間，著實把溫州打火機行業“將”了一軍。起初，大部分企業感到災難臨頭,大事不妙，又不知咋辦才好。這個問題很現實。應訴反傾銷國家是不能出面的，它必須靠企業自己應對。可是，這又談何容易！溫州打火機行業特色是清一色民營企業，企業個數雖多，產業的整體規模也不小，但單體實力偏小。要叫哪一家企業站出來，單槍匹馬與強大的歐盟斗，誰也不敢貿然冒這個險。主要原因是，他們一不懂WTO游戲規則；二不知這場“洋官司”的深淺；三叫任何一家企業花上百萬元“官司費”壓力太大。且此案關系到全行業，單家企業難以決斷和左右。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國五金機電協會組織有關應訴反傾銷的專家來到溫州，幫助廠商們共商大計。有關專家研究局勢，分析利弊，并介紹ＷＴＯ規則和指點應對“洋官司”的路徑。廣大企業經營者最終形成共識：不進則退。若不應訴或在被反傾銷訴敗，則中國出口歐洲的打火機將被加征１００--１５０的高額反傾銷稅。這意味著中國的打火機從此從歐洲市場全線敗退。更嚴峻的是，它將引發其他國外市場制約中國打火機的連鎖反應。面對這樣的困境，溫州打火機協會會長周大虎等協會領導人在有關和應對反傾銷專家的指導下，挺身而出，組織協會力挽狂瀾。經與有關國際間精通ＷＴＯ的進行深層次的溝通，廣大企業主底氣更足了。他們感到歐盟反傾銷立案并不可怕，其

行為不公正，甚至是在濫用反傾銷。而我方真理在握，抵制反傾銷的理由充足。由此，廣大企業明確了前進方向，樹立了應訴的信心。最后，及時作出了積極應訴的重大舉措。

三、溫州打火機產業應對歐盟反傾銷結果

在決定應訴以后，協會在應訴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站在本行業的利益角度，一方面，開展各種輿論宣傳，介紹中國打火機產品優勢和價格真相，批評不符事實的“傾銷”之說。另一方面調動各種關系，向歐盟游說，強調阻止中國打火機對本行業會產生危害，從而給政府施壓。與此同時，溫州打火機行業制定的主要應訴對策，是組織１５家企業進行：“產業無損害抗辯”。理由之一：溫州出口歐盟的打火機與ＢＩＣ等公司生產的打火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金屬可充氣打火機，而后者是一次性塑料打火機，兩者的、工藝、結構、檔次和價位大相徑庭，中方根本就不存在對歐洲打火機造成產業損害。比如：你做電風扇，我做空調。空調自然比電風扇舒服。但空調的價格與電風扇的價格差不多，消費者買我的不買你的，導致你的產品滑坡。這不能說對你造成“產業損害”。理由之二：中國打火機產業均屬民營企業，不存在政府補貼問題，構成低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實行專業化生產、化協作。因此，不屬于“低于成本銷售”的傾銷范疇。比如，擁有１０００名員工的龍頭企業浙江大虎打火機廠，與周圍四五十家專業化零部件配套廠（約１．５萬名員工）建立起金字塔型的分工協作機制。雙方絲毫沒有產權關系，但又相互依存。龍頭廠只管設計、模具和總裝。零部件通過“貨比三家”，以市場價向協作廠采購。這樣，既保證了產品的高質量，又保證了經營的低成本。在２００２年９月至１２月期間，歐盟官員多次來到溫州、寧波，對“東方”、“新海”、尼博貿易有限公司等企業的產品、銷售、等方面進行了嚴格的核查。最終對溫州打火機協會和５家企業提出的意見和事實予以理解和認可，表示將如實向歐盟報告。中國打火機行業提出的正當理由和不懈的努力，終于對歐盟及歐洲打火機制造商產生重要影響。2003年9月11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官方公報：歐盟正式終止對中國打火機反傾銷的。這標志著中國打火機行業（主要來自溫州）應對歐盟反傾銷已取得徹底勝利。雖然技術性貿易

壁壘還在依然存在，但是這場官司卻意味深長，他是我國進入WTO后打贏的國際“洋官司”第一案。

四、溫州打火機反傾銷案的反思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一直是喜憂并存，喜的是我國的在貿易的帶動下高速發展，一路成長為貿易大國，在世界貿易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憂的是，在這種貿易高速發展下，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等國家的嫉妒，開始以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等更加隱蔽，更具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手段，來抑制我國的出口，和保護其本國利益。而我國初入世貿組織時期由于缺乏國際性人才，不懂WTO游戲規則，只是我國出口企業頻繁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的反傾銷。數據如圖：

如圖可見，我國遭受的反傾銷逐年增加，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受到外國反傾銷調查時，我們中國廠商應該積極應訴，拿起WTO法律武器，與其他國家抗爭。在WTO規則下，被反傾銷調查的企業需在規定時間內作出應訴反應，否則，被視為自動放棄。一旦棄權，則在關稅上任人宰割。被反傾銷調查的企業的利益將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我們應如何面對外國反傾銷？

（一）企業自身應該采取一定措施

1.企業應樹立品牌意識

改革開放以后，為我國帶來了大量的利益，我國一度發展成為世界貿易第一大國。可是即使是這樣，我們也不應盲目樂觀，要認清我國的現狀。由于我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我們的出口產品模式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以加工貿易為主。出口的都是一些價格低廉，檔次偏低的產品，在競爭中經常以價低取勝，這就為其他國家對我國一些而產品進行反傾銷創造了條件。而歐美國家出口的大多是高科技產品，價格較高的高檔次產品。我國企業要認

識到我們的不足，樹立品牌意識，加大力度，打造世界級品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以質優取勝，獲得更高的利益。

2.增強反傾銷意識，積極應訴反傾銷

企業應該正確認識反傾銷，不要懼怕，認真充分學習相關法規，掌握其運行機制。在企業內部建立了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信息溝通系統，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規范的管理基礎將有利于及時向外方提供“正常價值”資料，能夠使企業在遭受反傾銷時，迅速調用有關產品生產、的信息，以便于正確決策、迅速制定正確的應對措施，積極應訴反傾銷調查。在此次溫州打火機產業遭受反傾銷的初步階段，由于當地企業不了解WTO規則而險些放棄應訴，險些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二）行業協會應采取對策

應訴反傾銷不能由政府出面，必須是民間行為，但各家單體企業無力應對。即使單家企業打贏官司，其成效也是有限，也不能惠及全行業，來挽救大多數中國打火機企業的命運。而這時，作為企業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的行業協會就應該采取行動，力挽狂瀾。為企業分析應訴利弊，為企業聘請相關人員，積極組織企業應訴。不但如此，行業協會也應在自身建設上加大力度，培訓培養了解WTO框架下各方面知識的人才，不至于發生反傾銷時，無從下手或不敢下手的事。還應拓寬本身的信息系統，為企業或得及時的貿易信息。1994年，美國發生了多次因兒童玩弄打火機而不慎失火的事件，美國著名的打火機生產廠商ZIPPO公司為保護自身利益，借機游說有關立法機構，促成美國出臺了CR法規，規定凡售價2美元下的打火機都必須執行該法規，加裝一個防止兒童開啟的安全裝置，否則不能在美國銷售。這個法規生效后，溫州打火機首當其沖，當時中國廠商一點消息都沒有，措手不及,最終導致中國打火機在美國市場全面消失。所以暢通覆蓋面廣的消息對于企業面對反傾銷具有重要作用。

（三）國家應采取的手段

1.加強市場經濟的建設

歐盟雖然于１９９８年宣布，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取消，將中國視為市場轉型經濟國家。但是，它迄今為止未認可中國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目前我國和歐盟在反傾銷問題上的核心是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歐盟不認定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政策，始終是“攔路虎”。而在WTO框架下“正常價值”的確定有兩套標準。對于市場經濟國家，其標準是與出口國國內市場的價格相比較。對非市場經濟國家，意味著該當國不能按市場供求決定產品價格，將會找出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替代國，用類似的產品價格作為衡量標準。以這種方法確定“正常價值”我國企業受到了很大的歧視。所以政府應積極同世界其他國家溝通，爭取其他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同時也要加大力度投身于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建設中。

2.規范企業行為

政府在必要時應通過改變稅率的方法規范國內企業的行為，幫助其調整出口商品結構，實施市場結構多元化戰略；規范同類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強對出口企業的監督，嚴格控制低價惡性競爭的行為，以防止價格太低而使進口國家對國內相關產品進行反傾銷。參考文獻：

1.陳瑩 劉燕: 我國反傾銷問題及應對對策探討[J].現代商貿，2009（4）：110

2.劉輝群 王榮艷：中國對外貿易概論 2010

3.李宏 趙曉晨：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2009

第四篇：WTO案例分析

WTO案例分析

在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與民事訴訟制度相分離，行政訴訟制度及程序規則不同于民事訴訟，而且兩大訴訟分別適用行政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我國有獨立的行政訴訟制度，但并沒有象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那樣建立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行政訴訟案件與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一樣，統一由人民法院（普通法院）行使審判權，具體則由人民法院的行政審判庭負責案件的審理工作。

中國入世后必須履行其承諾的義務，而承諾義務的履行須借助于一個實現承諾的機制，在承諾機制上其重點就是獨立“司法審查”制度之建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2條“司法審查”第1款的規定：“中國應設立或指定并維持審查庭、聯絡點和程序，以便迅速審查所有與《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可見，中國至少應在與國際貿易有關的領域建立專門的法庭。盡管“議定書”對這種法庭在體制性質上沒有作出必須是司法（或行政）的要求，但它必須獨立于一般行政機關。由于我國行政復議機關是原行政行為機關的上級行政機關，不具有獨立性，因而現行行政復議體制不應承擔也無力承擔此類審查任務。那么，我們是考慮另行建立一類專門的行政機關來進行與國際貿易有關的全部行政行為的審查呢？還是考慮尋求司法體制呢？“議定書”第2條第2款規定：“審查程序應包括給予受須經審查的任何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企業進行上訴的機會，且不因上訴而受到處罰。

關于上訴的決定應通知上訴人，作出該決定的理由應以書面形式提供。上訴人還應被告知可進一步上訴的任何權利。“該條的規定表明，如果是由行政機關承擔對行政行為的審查任務，則當事人還應有向司法機關尋求救濟的權利，并且在司法程序中還有上訴的權利。即對與國際貿易有關的全部行政行為的審查，一般都要經歷三個程序階段：行政復審、行政起訴、行政上訴。出于降低法律實施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簡化程序的考慮，讓當事人直接尋求司法救濟較之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審，更具有合理性，也更符合”議定書“與有關WTO規則要求的”

綜合內外諸因素，考慮到中國司法體制的現狀，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的各地方設立類似于軍事法院、海事法院的若干專門行政法院，以區別于普通法院，而普通法院則不再審查行政行為。在專門行政法院的內部可針對現實或未來的要求，設立如一般行政審查庭、與WTO有關的行政審查庭及違憲審查庭等。

我國行政訴訟的核心原則是“合法性審查原則”，即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該原則猶如一根主線貫穿于我國行政審判活動的始終，指導和規范著案件的受理、審理和判決等環節。該原則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審查對象為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只是現行行政訴訟的審查原則，為了實現從行政訴訟向完整司法審查的跨越，可以在現有原則的基礎上對該原則予以充實、補充，擴大審查的依據與范圍，從而既彌補合法性審查原則的欠缺，又因應WTO的要求。

受案范圍的限制，實質上是對公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予以限制并進而限制到了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及其他權利或利益。原則上說，公民的訴權不應受到限制。只要公民受到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皆可向法院起訴。針對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現狀，具體來說，應打破若干限制：

其一，從具體行政行為擴大到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在內的全部行政行為。今天，我們甚至可以說“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的劃分，在某種程度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其二，從行政終局行為演進至司法終局行為。

其三，權力性行為與非權力性行為皆應受到司法審查。

其四，從影響特定人權益的行為到公益行為。

其五，從政府的行政行為到授權的非政府團體的行為。；

第五篇：WTO典型案例

要求市場經濟待遇的典型案例



一、案例概述

此案是1988年5月26日由美國帽子協會提出起訴，內容是中國企業以低于公平價值的價格向美國出口縫制帽類，對美國帽子制造業造成了損害。我駐美使館和被訴外貿公司很快將信息反饋外經貿部。外經貿部組織有關方面對案件進行了認真客觀的分析，一致認為，1988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有了實質性發展，我外貿總分公司已經脫鉤并實行了自負盈虧的經營管理模式，外匯調劑中心已經建立，國家已出臺了破產法，帽子出口生產企業多為合資合營企業，生產方式多為來料加工方式，因此原料價格多由市場決定，工人應聘解除和工資水平多由企業自主決定，而且當時，被訴企業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和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是國家外貿試點企業。為此，中國明確向美國商務部提出，應視帽子行業為市場機制的一部分，帽子反傾銷案要按市場經濟國家的待遇來計算傾銷幅度，對我國不同的出口企業要根據他們自己的生產成本和出口價格分別裁定傾銷稅，統一稅率是極為不公平的。當時的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致電美國商務部，要求在審理此案時要考慮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外貿體制改革的事實。

我駐美國大使館及時幫助聘請了資深律師事務所。在整個案件中，我應訴企業表現出色，以理據爭，出庭抗辯，積極配合律師提供材料，積極配合美國商務部的國內實地調查。商務部也派送高級官員到中國向外經貿部了解外貿體制改革的有關問題。中美之間在各個方面都能以積極態度配合調查。歷經一年的反傾銷審理和抗辯，美商務部終于接受了我方要求，第一次按應訴企業分別調查，對八個出口企業分別裁定了傾銷幅度。最后，國際貿易委員會以中國帽子對美出口不構成對本國帽子產業實質性損害或實質性損害的威脅，以我方勝訴而結束此案。以下結合帽子反傾銷案的審理程序，進一步闡述美國審理反傾銷案件的分析方式和法律依據。

二、審理程序

1988年5月26日，由美國帽子協會提出起訴，商務部受理立案調查。1988年7月11日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損害初裁肯定。1988年11月2日，商務部的傾銷初裁肯定，中國對美出口帽子存在低價傾銷行為，被指控產品的進口要按傾銷幅度繳納進口保證金。1988年3月17日商務部以肯定性終裁對八個出口企業分別裁定了傾銷幅度。在商務部初裁階段，我應訴企業利用了延長60天的法律規定，使初裁到終裁從75天延至135天，以便商務部有更充分的時間到中國實地核證。1989年4月26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終裁否定，美國帽子行業沒有因中國低于公平價值的出口而遭受損害，我方勝訴。

三、美國商務部的終裁理由

（1）市場經濟裁定的主要理由

商務部兩次派人到中國，一次是對有關企業進行實地考核，一次是派商務部的高級官員對我外貿改革和市場經濟問題進行考察。筆者隨同調查人員和我方聘用律師到廣東等地對十幾家生產和外貿企業從1985年至1988年的生產情況和出口情況進行了調查核實，尤其對購買原料和銷售成本定價的方式、勞資關系等做了十分詳細的了解和取證。我方企業在律師的指導下，也不失時機地向調查人員介紹了帽子行業的生產情況以及市場銷售知識和產品，銷售和經營不受政府干預的事實。商務部的結論是：盡管中國經濟已呈現出市場經濟趨勢，子行業所表現的市場經濟因素很多，但是仍不是以說服商務部按市場經濟國家計算傾銷幅度的要求，而是使用了《綜合貿易法》規定的生產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方式計算公平價值。

商務部沒有按市場經濟待遇計算傾銷幅度的主要理由是：

a．從政府對生產資料擁有程度來看，應訴的八個外貿公司均是國有企業。在26個所涉及的生產企業中，4個是國有企業、16個是合營企業、6個是外商獨資企業。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外貿分公司與總公司脫鉤，分公司是企業獨立法人，帽子生產沒有國家計劃控制，企業再投入在很大程度上由經濟狀況決定而不受國家控制，國家頒布了《破產法》。

但商務部認為，政府是企業的所有者，企業仍然沒有權力出售企業的財產和更換企業所有權。

b．從政府對生產要素投入和資源配置方面來看，帽子的原料投入主要是棉布和化纖。棉花的生產是受政府計劃控制，50％的棉布消費者是政府購買行為。雖然帽子是來料加工形式，大多數棉織品是計劃外購買，價格也由供需雙方決定，但商務部認為政府對棉花的生產和價格具有影響力，生產企業也沒有充分證據說明生產所需的棉布價格是由市場定價。在勞動力投入方面，企業可以自定工資、獎金、聘用和解雇工人。但專業人員仍然不能隨意流動，其工資是由政府勞動部門設立的。

總之，商務部認為，政府對生產要素投入的控制程度是比較復雜的。雖然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投入有市場經濟跡象，但政府控制程度仍然很高。

c．從在政府對產出的控制程度方面來看，帽子出口沒有發現出口目標控制，生產企業與外貿公司可以通過談判自行定價和交易，外貿出口可以自由談判訂立價格。但是商務部認為，由于對外貿易是由國家壟斷的，所以帽子出口也是受政府影響的。

d．從政府對本國貨幣可自由兌換和對國際貿易的控制程度方面來看，人民幣仍不是自由可兌換貨幣，外貿公司雖然可以到外匯調劑市場將剩余外匯兌換，但大部分外匯收入要按政府官定匯率上繳國家。生產企業雖然也將可以自行進出口，但現在還是由外貿公司代理出口。在外貿體制改革方面，商務部承認外貿企業已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但政府對外貿壟斷程度仍很強，但這不是構成國家壟斷經濟的必要條件。

綜上四點，商務部認為，中國的外貿體制正在轉軌期，許多方面已表現出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的特點。但由于外匯留成計劃，國家對外貿的壟斷、政府對棉花市場的控制和人民幣可兌換程度等問題，商務部裁定帽子行業仍屬國家控制的經濟組成部分。

（2）美國價格的確定

因為本案被調查產品是出售給與生產企業無關聯的購買者，所以美國價格使用的是出

口價格，即生產商賣給外貿公司的價格。商務部在出口價格CFR或CIF基礎上，扣除了運費、保險費等，對價格進行了必要的調整。但出口退稅部分未包括在美國價格中，理由是材料不充足無法審查，這樣結果使出口價格低，傾銷容易成立和幅度偏高。

（3）公平價值的確定

本案是按《綜合貿易法》中的生產要素計算方法來確定公平價值的。商務部根據問卷和實地調查所掌握的資料，用我生產企業的投入數量，主要包括原料、能源、勞動工時，和替代國菲律賓的生產資料的投入價格計算生產成本。但對于棉花的價格則選用了美國海關提供的埃及對美出口的價格。在此基礎上，再加上規定的10%管理費和8%的合理利潤來計算公平價值。這是烏拉圭回合反傾銷協定之前的計算方法，結果使公平價值過高，過高的公平價值和過低的出口價格，是使本案傾銷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4）緊急措施

此案審理中投訴方要求商務部采取緊急措施，中止在調查期內中國對美繼續出口。但商務部認為沒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原因是在調查期間并未發現中國對美出口有迅速增長的趨勢，所以也沒有必要考慮帽子有否傾銷的歷史。

（5）分別稅率

起訴方堅持，由于中國政府控制外貿和外貿企業，所以只能給中國審定一個傾銷幅度，最多也只能兩個，一個是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一個是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但商務部明確表示不同意。

因為調查已證明，總分公司已脫鉤，每個應訴企業可自行對外定價和對外簽約，帽子出口沒有統一價格，也沒有協調價格。所以商務部對八個應訴企業分別裁定了八個傾銷稅率，從5.30%～32.6%不等，其他稅率為21.37%。

（6）中止清關

商務部初裁肯定之后，海關從1988年11月8日起對所有進口的中國帽子中止進關和清關，如果要進關或從倉庫中提貨，則要現金抵押或交納進口保證金。

四、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終裁理由

國際貿易委員會一致認為，美國制帽行業沒有因中國不公平競爭的進口而遭受實質性損害或實質性損害的威脅。理由如下：

（1）實質性損害

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美國制帽產業發展正常。美國制帽行業從1985年至1988年的三年調查期間的主要經濟指標顯示，國內產業狀況良好，生產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發展，帽子消費數量和價格都有明顯的提高。消費數量從1985年的1920萬打上升到1987年的2260萬打，上升幅度16％，1988年2230萬打，下降很小。而且銷售價格在三年內全面上升，上升幅度為23％。市場占有率按余額計算，1985年為8％、1986年為8.2％、1987年為13.4％、1988年為14％，市場份額在不斷擴大。生產能力從1985年的880萬打上升到1987年的910萬打，1988年下降為900萬打。產量波動也很小，1985年620萬打、1986年590萬打、1987年上升到610萬打。勞動力也有明顯增加，1985年至1986年間雇員有小量下降，1987年至1988年則有明顯回升，固定工人上升5％，臨時工上升5．7％。同樣，凈銷售增長穩定，1985年為1.55億美元、1986年為1.62億美元、1987年為1.74億美元。營業收入也穩定增長。

所以，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國內生產穩定，生產能力、設備利用率、雇員和利潤均處于上升狀態。沒有理由和跡象表明國內同行業受到實質性損害，也沒有必要決定實質性損害是由于低于公平價值的進口所造成的。

（2）實質性損害的威脅

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被訴產品是否對國內制帽行業構成實質性威脅時，還要具體考慮以下因素：

a．進口國是否有能力提高生產能力，增加生產，導致向美國出口增加的能力；

b．進口對國內的滲透能力以致達到損害程度的可能性；

c．進口價格對國內價格上漲的抑制能力的可能性；

d．進口庫存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

e．生產轉向的潛在能力。

通過調查和聽證會，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損害威脅必須是事實上存在的威脅，但此案沒有這種感覺。并且中國進口帽子受到多邊紡織纖維協定(MFA)的限制，擴大出口可能性不大。在調查期間，進口價格雖然低，但國內價格依然上升，說明進口價格并未對國內價格上漲產生抑制作用。

國際貿易委員會還認為，帽子行業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存在著生產能力擴大的可能性，但在進口配額管制下，中國沒有理由去擴大生產向美國出口。另外，中國對美國出口帽子的數量己在下降，中國已在開拓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

所以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結論是，國內帽子行業沒有因低于公平價值的進口而遭到實質性損害的威脅。

（3）國際貿易委員會其他主要理由分析

國際貿易委員會還從彈性角度、銷售渠道和消費者偏好等方面進一步對低于公平價值的進口沒有對本國制帽產業構成實質性損害或實質性損害的威脅進行了定性分析。主要理由如下：

a．供給價格彈性。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在調查期間，美國國內生產能力相對穩定，勞動力短缺限制了生產能力的增長。美國生產商沒有向國外出口被調查產品，因此不存在由于價格提高而使生產能力轉向國內的問題。當然，生產能力會隨價格增加而提高，但出于生產能力使用率已相當高，又缺乏勞動力和出口市場，所以帽子供給價格彈性屬于供給缺乏價格彈性。

b．需求價格彈性。需求彈性主要取決于被訴產品的產品特性。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進口帽子的用途僅限于特定場合的消費，如球賽、旅游等，進口價格相當便宜，而國內同類產品的質量和價格均比進口產品高得多。由于此產品占消費者預算比重很小，消費者不會因價格便宜而改變其消費偏好。帽子樣式、顏色和價格范圍廣泛，互為替代程度很低，這就限制了中國產品以低價取代美國產品市場的可能性。所以認為需求對價格變化不敏感，需求缺乏彈性。

c．替代彈性。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的最終用戶不同，價格差異非常大，進口產品的名義價格比國內產品低，購買者愿意支付很高的價格去購買本國高檔次的產品，消費者不會因價格因素而改變嗜好。所以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被調查產品的替代彈性屬中等。

五、評述

縫制帽子（SEWN CLOTH HEADWEAR）反傾銷案件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向美國政府提出按市場經濟國家待遇來審理和裁定我國反傾銷案件的要求。縫制帽子反傾銷案的裁決具有時代意義。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政府在當時就己認識到對抗反傾銷不僅是企業行為，而且是政府行為，政府應積極爭取雙邊公平待遇，保護企業的正當權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美國政府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予以了極大的關注，希望通過此案的調查和審理，能進一步取證了解中國改革的實質性變化。

總之，這個案子打出了水平，打出了氣勢和風格。

依法維權積極應對 — 我國濃縮蘋果汁應對美國反傾銷案啟示錄

2003年3月21日，從大洋彼岸 — 美國傳來佳音：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對原針對中國的濃縮蘋果汁反傾銷一案下發了第二次表決意見。意見中，美法院確認了美國商務部在2002年11月對我國山東中魯、煙臺源通等5家濃縮蘋果汁上訴企業“零稅率”的再次核算。這一意見表明，我國濃縮蘋果汁企業自1999年應對美國反傾銷案以來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不論案件在即將結束的終裁結果如何，我國10家積極參與應訴的企業中的6家（含在美商務部一審裁決中就獲得“零稅率”的煙臺安得利企業）已穩操勝券地獲得了“零稅率”。這是我國加入WTO后，農產品行業在應對反傾銷方面最成功的一個典型案例。回顧以往的事件可以看到：1998年，美國蘋果汁生產商對從中國進口的濃縮蘋果汁提起反傾銷訴訟。他們認為：中國1995年到1998年間，濃縮蘋果汁對美出口量增加了997％，平均價格下降了53％。

1998年10月，國內11家濃縮蘋果汁生產企業在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的組織下，團結一致，聘請律師決定拿起法律武器奮起應訴。

1999年5月6日，美國蘋果汁相關企業向美國商務部遞交了申請，要求對來自中國的濃縮蘋果汁征收91.84％的反傾銷關稅。我11家企業在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的率領下開始了艱苦而漫長的應訴工作。

2000年7月4日，美國商務部公布終裁結果：中國應訴企業被裁定的反傾銷稅率平均為14.88％；未應訴的企業的稅率為51.74％。這是我國自1984年以來農產品行業在美國商務部反傾銷應訴中在稅率裁決方面取得的最好結果。

2000年7月，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組織9家應訴企業（除去一家為零關稅和一家中途退出）正式針對美國商務部不公正裁決向美國聯邦國際貿易法院提交上訴狀。

2002年6月19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做出裁決，支持中國濃縮蘋果汁上訴企業5個主要辯點，認為美國商務部的裁決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或與法律規定不符，要求美國商務部對原審終裁進行重新修正。

2002年11月15日，美國商務部公布了對原審的重審結果，繼一審安得利獲得“零稅率”，又有山東中魯、煙臺源通等5家企業獲得“零稅率”。

2003年3月21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下發了第二次表決意見。意見中，美法院確認了美國商務部在2002年11月對我國山東中魯、煙臺源通等5家濃縮蘋果汁上訴企業“零稅率”的再次核算。

歷經幾年的中國濃縮蘋果汁企業應對美國反傾銷案至此已是大獲全勝。透析這起作為我國加入WTO后農產品行業在應對反傾銷方面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有著諸多發人深省的啟示。

啟示一：面對“洋官司”，必須勇于應對，依法維權。

在這次濃縮果汁反傾銷官司起初，我國30多家濃縮果汁生產企業，報名應訴的只有15家，交錢的11家，最后真正應訴的只有10家。為什么其他企業不應訴呢？記者在采訪國投中魯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蘋果汁分會會長李中柯時，得到了這樣的結論：“現在國內企業打官司有‘三怕’，一是‘怕輸’— 中國的官司都贏不了，別說國際官司了；第二是‘怕難’— 不懂國際貿易法規，要請國際律師；第三是‘怕痛’— 要出錢。”正是有了這“三怕”，才導致了三分之二的不應訴果汁企業被迫接受最終51.04％高稅率的苦果，被迫退出美國這個中國果汁最大的進口國。

同樣令人痛心和遺憾的還有：日前贏得我國加入WTO后首起應對美國反傾銷勝訴案的“輸美球軸承傾銷案”。在這起勝訴案中有53家應訴企業被以“零稅率”方式結案，背后卻有200家國內軸承企業因拒絕應訴，而被美征收59.3％的高反傾銷稅，繼而痛失美國市場。以上案例有力地證明了“勇于應對、以法維權”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面對國際貿易糾紛以及越來越多的反傾銷訴訟，我們的企業存在僥幸心理和逃避思想是萬萬要不得的，實踐證明，唯一能夠拯救我們自己的就是必須要勇于面對，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地奮起應訴，以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否則，只能是接受沉痛的慘敗。

啟示二：充分認識和發揮行業協會的組織協調作用。

1999年6月，在美國第一輪反傾銷調查之初，美國蘋果汁生產企業向美國商務部遞交申請，要求對中國輸美蘋果汁征收91.84％的反傾銷稅。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立即召集行業內企業商討對策，并審視度勢地說服大家決定將出口美國的濃縮蘋果汁價格每噸上調60美元。此舉使美方不得不推遲立案時間，并主動降低了反傾銷稅率。此后，商會還專門成立了自己的律師小組，為國內的應訴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經過商會和山東中魯等一批龍頭企業的艱苦應訴，最終取得了6家企業“零稅率”的好成績。通過濃縮果汁反傾銷應訴案，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了行業協會的組織協調作用。可以說，綜觀這次中國濃縮蘋果汁反傾銷應訴案，如果沒有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國企業不可能取得如此令人滿意的成績。為打贏這場官司，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從一開始就積極發揮自己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從組織企業準備應訴材料，到幫助企業聘請國際律師，以至為維護行業秩序每年制定的最低出口限價等等不遺余力、腳踏實地的艱苦工作，都為反傾銷官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啟示三：“非市場經濟地位”影響我國應對反傾銷，政府要發揮應有的“支持和影響”作用。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出口仍將在相當長時期內面臨國外反傾銷的困擾，尤其是世貿組織成員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使我國在反傾銷時更加困難。在濃縮果汁反傾銷一案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美國商務部對我國企業進行立案調查時，由于美國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選用印度作為第三替代國確定我企業產品的生產成本，由于第三替代國勞動力等成本遠高于我國，導致我國企業在初裁時被課以高額臨時稅。

近年來，經過我國政府長期不懈的交涉，歐盟1998年修訂了反傾銷法，對中國應訴企業在個案基礎上給予市場經濟地位。然而，該修訂案及其實施表明，絕大多數的中國應訴企業并不能從此修正案中獲益。迄今因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用本企業正常價格比較出口價格，從而確定傾銷幅度和反傾銷稅率的案例十分有限。美國在濃縮汁反傾銷一案中，對無市場經濟地位的中國企業，拒不適用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本國企業的正常價格，進一部削弱了98年修正案中對我國企業的實施效果。

隨著國際貿易爭端和反傾銷案件的不斷增多，我國反傾銷法律法規須進一步完善和加快與國際接軌，增強可操作性，政府的“支持和影響”力度相信也會越來越大。

啟示四：要切實加強行業自率，實行有序競爭。

一起反傾銷案子涉及的問題很多，反傾銷調查的原因也很復雜，綜觀濃縮蘋果汁這個案子，應該說，與國內企業缺乏大局觀念，無序競爭、低價出口有著重要的關系。近年來，我國濃縮蘋果汁加工業發展迅猛，從1999年的18萬噸到2002年30萬噸，3年間增長了67％。國內不少企業為了爭奪出口市場，競相壓價。有些企業認為，現在市場經濟了，企業出多少價是自己的事情。盡管行業協會出臺了一些相關規定，但實施中效果不是太理想。國內企業間的無序競爭很容易被國外利用，從而實施反傾銷。蘋果汁反傾銷一案也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此外，很多中國企業沒有成為國外重要客戶的直接供應商，多數情況下都是中間商，甚至是二道、三道中間商在從事銷售，這也是導致國內企業利潤降低、出口價格偏低，誘發國外反傾銷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通過果汁反傾銷案，業內人士呼吁：行業內企業一定要高瞻遠矚，團結一致，共同維護和打造中國的對外出口市場。

啟示五：要“知彼知己”，盡早建立和實施現代企業制度。

案例表明，在對反傾銷作應對時，應首先充分了解反傾銷方的情況，如反傾銷幅度的計算方法、市場數量與銷售價格、反傾銷起訴方公司的銷售價格、數量和策略以及競爭方的銷售情況等，根據具體情況考慮各自的應對方法。

同時，我國企業需要抓緊建立和實施現代企業制度，培養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管理人才，盡快與國際市場接軌。這也是企業積極應對反傾銷取勝的重要保證。

課 程 簡 介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審議并全票通過中國入世，時至今日已經兩年多了，從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實際來看，與入世前人們的設想、分析和預測有者相當大差異，這一情況必須給予解釋，并對未來予以新的思考。本課程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大部分：

一、WTO基本目標的回顧，入世后過渡時期在運行層面出現的問題、預計與實際，入世帶來的最大沖擊，以及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二、傾銷與反傾銷的理論、法律定義、經濟條件、WTO的認定標準、案例分析、以及應對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的條款、應用及案例，補貼與反補貼的定義、應用，及案例分析。（即“兩反一保”內容）

三、入世后的中國經濟與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