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海峰等訴葉集公安分局、安徽電視臺等侵犯名譽權、肖像權糾紛案

李海峰等訴葉集公安分局、安徽電視臺等侵犯名譽權、肖像權糾紛案

裁判摘要

公安機關在向新聞媒體提供偵破案件的相關資料，供新聞媒體用于新聞報道時，應盡謹慎注意義務以保護他人合法權益。未盡此義務導致他人名譽權受到侵犯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公安機關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以及新聞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均不構成免除公安機關上述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原告：李海峰，男，15歲，學生，住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

法定代理人：李慶國（系李海峰之父），個體工商戶，住址同李海峰。

原告：高平，男，14歲，學生，住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

法定代理人：張蓉（系高平之母），農民，住址同高平。

原告：劉磊，男，15歲，學生，住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

法定代理人：張艷玲（系劉磊之母），霍丘縣供銷社下崗職工，住址同劉磊。

原告：孫俊，男，17歲，學生，住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

法定代理人：孫立勝（系孫俊之父），個體工商戶，住址同孫俊。

原告：陳光貴，男，15歲，學生，住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

法定代理人：陳樹人（系陳光貴之父），個體工商戶，住址同陳光貴。

原告：張力保，男，16歲，學生，住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

法定代理人：張宏威（系張力保之父），個體工商戶，住址同張力保。

被告：安徽電視臺，住所地：合肥市桐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湯達祥，該臺臺長。

被告：六安市公安局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分局，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

負責人：黃家玉，該局局長。

被告：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葉集實驗學校，住所地：安徽省霍丘縣葉集試驗區。

法定代表人：鄭長福，該校校長。

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因與被告安徽電視臺、六安市公安局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分局（以下簡稱葉集公安分局）、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葉集實驗學校（以下簡稱葉集實驗學校）發生侵犯名譽權、肖像權糾紛，向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訴稱：六原告均系被告葉集實驗學校初中學生。2005年4月13日，被告葉集公安分局與葉集實驗學校聯系，由班主任通知六原告前往葉集公安分局協助調查一起強奸（未遂）案。在葉集公安分局，六原告按照公安人員的安排手持編號，與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隊接受了被害人指認，并被攝像。六原告事先不知曉攝像的真實情況和用意，事后提出不得公開，葉集公安分局表示同意，但后來將攝像材料提供給新聞媒體。2005年4月16日，被告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公開報道了該新聞，播放了葉集公安分局提供的攝像材料，且未對六原告協助公安調查的真實情況作出說明，亦未對相關影像作任何技術處理。由于社會公眾不明真相，紛紛譴責六原告未成年即犯下惡劣罪行，給六原告的生活學習造成負面影響，也給六原告的家庭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三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六原告的肖像權、名譽權。請求判令三被告向六原告公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向六原告各支付精神撫慰金10萬元，共計60萬元。

李海峰等六原告為證明其訴訟主張，提供了被告葉集實驗學校老師張愛國的證言材料及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播放涉案新聞的復制音像材料，用以證明訴稱事實屬實。

被告安徽電視臺辯稱：李海峰等六原告的陳述與事實不符，我臺本著尊重事實的原則對客觀發生的事件進行報道，沒有侮辱、誹謗六原告的內容。播放新聞時，雖然沒有對六原告的影像作畫面處理，但對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影像作了處理，并突出了朱某某按手印的畫面。因此，我臺的行為沒有侵犯六原告的名譽權和肖像權，亦未造成不良影響，故六原告對我臺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被告安徽電視臺未提供證據。

被告葉集公安分局辯稱：我局2005年4月13日晚的整個辨認活動符合法律程序，并無不妥之處；被告安徽電視臺播放涉案新聞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并不構成侵權；我局是在接受采訪時被動提供涉案錄像材料，安徽電視臺播放該錄像前未征得我局同意，我局沒有侵犯李海峰等六原告的名譽權、肖像權，六原告要求精神撫慰金的請求無法律依據，故六原告對我局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被告葉集公安分局提供了李海峰等六原告協助調查的案件的立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拘留證、拘留通知書、提請批準逮捕書、批準逮捕決定書、逮捕證、逮捕通知書、詢問筆錄、辨認筆錄以及霍邱縣人民法院（2005）霍刑初字第133號刑事判決書，用以證明公安機關偵破該案的行為合法，并非六原告所稱的編造虛假新聞。還提交了向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發出的建議函，用以證明該局于2005年7月2日向葉集實驗學校建議對六原告予以表揚。

被告葉集實驗學校辯稱：本校系應被告葉集公安分局要求，由班主任帶領李海峰等六原告前往該局協助進行對犯罪嫌疑人的混合指認；被告安徽電視臺播放現場指認錄像，事先未告知我校，更未征得我校同意。六原告要求我校與其他二被告共同承擔賠償責任沒有事實根據及法律依據，因此其對我校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申請證人、該校老師張愛國出庭作證。張愛國稱：2005年4月13日，被告葉集公安分局通知學校，有一起刑事案件需要學生配合參與混合辨認。根據學校領導的指派，當晚11時左右，本人帶領李海峰等六原告來到葉集公安分局會議室，后公安人員安排六原告參與指認活動，約10余分鐘結束。4月16日被告安徽電視臺播報該新聞，事前沒有通知學校。

質證過程中，三被告對六原告提供證據的證明目的均不予認可。六原告認為被告葉集公安分局提供的證據與本案無關聯性。被告安徽電視臺與被告葉集實驗學校對葉集公安分局的舉證無異議。經質證，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對六原告提供的涉案新聞錄像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及其與本案的關聯性子以確認，對證人張愛國的證言效力予以確認。葉集公安分局針對其偵破相關刑事案件程序的舉證，僅能證明其偵查手段是否合法，與本案待證事實之間關聯性不足，不予確認。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05年3月20日，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發生一起強奸（未遂）案，被告葉集公安分局立案后，于同年4月13日下午將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獲。當晚，葉集公安分局欲安排被害人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混合指認，要求被告葉集實驗學校予以協助，提出需要數名與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年齡相仿的初中男生配合指認。當晚9時下自習時，葉集實驗學校教導主任對該校初二八（8）班班主任張愛國說明了此事，張愛國即帶領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陳光貴、張力保和孫俊前往葉集公安分局。該局民警向張愛國及六原告說明了混合指認的相關內容，張愛國在談話筆錄上簽名后，六原告按民警要求手舉號牌與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隊接受指認，這一過程被民警攝像和拍照。次日，被告安徽電視臺記者前往葉集公安分局采集新聞，葉集公安分局遂將本案指認過程的相關攝像資料等交給安徽電視臺記者，未作任何交待。2005年4月16日，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播報的新聞中，出現李海峰等六原告手持號牌參與辨認的圖像，面部無任何技術遮蓋，時間約2秒。安徽電視臺播報此新聞前未通知葉集公安分局和葉集實驗學校。李海峰等六原告先后看到該條新聞，隨后即向學校及葉集公安分局提出異議，未果，后被同學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幾號強奸犯”等字眼稱呼。葉集公安分局于2005年7月2日向葉集實驗學校發出建議函，建議學校對六原告予以表揚。李海峰等六原告因與三被告未能就賠償事宜達成一致意見，遂訴至法院。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認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被告葉集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刑事案件偵查權，在偵破強奸犯罪刑事案件過程中，因偵查需要安排原告李海峰等六名未成年人協助參與混合指認過程并拍照、錄像，該行為本身并不違反法律規定。但在混合指認這一偵查活動終結后，在向被告安徽電視臺提供相關新聞資料時，作為公安機關的葉集公安分局應當認識到、同時也有義務特別提醒安徽電視臺在播出時注意對圖像進行相關技術處理，以保護六原告的合法權益。但葉集公安分局未盡到該義務。安徽電視臺作為新聞機構，也應當在新聞報道中注意保護他人的合法權益，但在播放涉案新聞時，對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臉部畫面作了某種程度的技術處理，反而忽略了對六原告的臉部畫面進行處理，使六原告的臉部未加遮掩直接顯示于屏幕。盡管播出時間較短，也足以使對六原告熟悉的人從電視畫面上將六原告認出。同時，由于電視這種大眾傳媒方式覆蓋面非常廣泛，該新聞內容傳播到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加之安徽電視臺播出該新聞時未對六原告協助公安機關進行混合指認的情況加以特別說明，使得不特定的群眾產生誤解，導致六原告被他人冠以“強奸犯”的稱謂，其社會評價被嚴重降低，產生了一定的損害結果。對于該損害后果的發生安徽電視臺和葉集公安分局主觀上均存在過錯，其行為侵犯了六原告的名譽權，應當對其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后果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對于公民名譽權受到侵害的，可以責令侵權人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但賠償損失的幅度應當與侵權所造成不良影響的范圍相當。安徽電視臺和葉集公安分局均是由于過失造成侵權，主觀上也不存在故意侮辱、誹謗他人為自己謀利的目的，因此，對六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撫慰金60萬元的請求不予支持，將精神撫慰金的數額酌定為每人6000元，合計36000元。

肖像權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權利。民法通則第一百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因此，構成侵犯肖像權需要符合兩個要件：一是未經許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營利為目的。被告安徽電視臺和葉集公安分局均非以營利為目的使用李海峰等六原告的肖像，故不構成對六原告肖像權的侵犯。

被告葉集實驗學校應被告葉集公安分局的要求，指派老師帶領李海峰等六原告到該局配合進行相關刑事案件的偵破，行為并無不當。對葉集公安分局在指認過程中拍攝、錄像的行為，葉集實驗學校既無權干涉，也無法預見該影像資料會被新聞媒體不恰當地傳播，被告安徽電視臺播出涉案新聞前亦未通知葉集實驗學校，故葉集實驗學校的行為不構成對六原告侵權。

綜上，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17日判決：

一、被告安徽電視臺和被告葉集公安分局向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公開賠禮道歉，以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內容須經該院審查許可）。兩被告如不履行，該院將在安徽省省級報刊刊登該院生效判決書主文，相關費用由安徽電視臺與葉集公安分局共同承擔；

二、被告安徽電視臺與被告葉集公安分局共同向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各支付精神撫慰金人民幣6000元，合計36000元；

三、駁回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對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的訴訟請求；

四、駁回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的其他訴訟請求。

葉集公安分局不服一審判決，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

1、本案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主張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及我局故意編造虛假新聞侵犯其肖像權、名譽權，而一審法院認定安徽電視臺未盡注意義務，我局未盡特別提醒義務，侵犯了李海峰等人的名譽權。李海峰等六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性質與法院認定不一致，法院不應直接作出判決，而應當告知其變更訴訟請求，以便我局能就此進行舉證。

2、我局因被動接受采訪而提供包括錄像資料在內的新聞材料，是履行法制宣傳義務，主觀無過錯。安徽電視臺至案發當地采訪，拍攝了學校、犯罪現場，并來我局調取案件第一手資料。我局除全面客觀介紹案情外，還應記者要求提供了相關錄像資料，目的并非供電視播放，而是為記者、編輯全面了解案件情況，保證新聞準確無誤。安徽電視臺如播出我局提供的錄像資料，應征得我局同意，但該電視臺未盡上述義務。原審法院以本局有特別提醒義務為由判令本局承擔侵權責任，無事實和法律依據。

3、安徽電視臺播放涉案新聞時已作了技術性處理，一審法院認為被上訴人的臉部未加遮掩直接顯示于屏幕便是未對其合法權益進行保護，是錯誤理解。本局認為電視臺在未通知本局并征得本局同意的情況下對錄像進行剪輯播出雖有不妥，但其播出的內容能使觀眾清楚辨別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其播出目的是為弘揚正氣，揭露犯罪，宣傳法制，具有阻卻違法性。綜上，我局行為不構成侵權，不應承擔民事責任。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結論正確。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將有關錄像資料提供給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應該履行特別提醒的注意義務。而正是因為安徽電視臺播放該錄像資料時對被上訴人臉部畫面未進行技術處理，給被上訴人造成名譽損害。故葉集公安分局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稱：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關于我臺播放涉案錄像資料須經該局同意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原審判決賠償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精神撫慰金的金額欠合理。

原審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稱：公安部門按合法程序讓學生配合指認，我校配合公安機關的行為并無不當。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播出指認過程，事前并未通知我校，故我校無過錯，一審判決我校不承擔責任是正確的。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一審認定的事實。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

1、李海峰等被上訴人一審訴訟請求所主張的法律關系性質與一審法院認定是否一致。

2、公安機關將偵查過程中形成的錄像材料交給新聞媒體時未盡特別提醒義務，是否存在過錯。公安機關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以及新聞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是否構成公安機關上述過錯的法定免責事由。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本案被上訴人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在一審時提出的訴訟請求是認為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及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葉集實驗學校侵犯了其名譽權、肖像權，要求三單位公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并支付精神撫慰金60萬元。一審法院根據其訴訟請求進行審理，認為安徽電視臺、葉集公安分局沒有盡到各自的義務，構成對被上訴人名譽權的侵犯，但其行為未侵犯被上訴人的肖像權，并作出相應判決。該判決并未超出被上訴人一審時提出的訴訟請求。故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認定的法律關系與被上訴人一審訴訟請求不一致的觀點不成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的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為了更好地打擊犯罪，公安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依法采取一些特殊的偵查手段。本案中，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為偵破相關刑事案件，安排李海峰等六名被上訴人配合進行的混合指認，即是一種法定的、特殊的偵查手段。葉集公安分局在特定的、不公開的場所內，為了偵查案件的需要進行混合指認，并進行錄像、存檔的行為，是依法行使偵查權的行為，本身并不具有違法性。但是，公安機關在偵查活動終結后，在向新聞媒體提供偵查活動中形成的資料時，應當盡到謹慎的注意義務，避免因此導致對他人合法權利的侵犯。如果因未盡謹慎注意義務，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也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公安機關向新聞媒體提供新聞資料，不是依法行使偵查權的行為，不能因行使偵查權本身的正當性，免除其在向新聞媒體提供資料時未盡謹慎注意義務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根據本案事實，葉集公安分局將混合指認錄像資料交給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發生在混合指認這一偵查手段終結之后，且安徽電視臺是新聞媒體，其收集偵查資料只是為了用于新聞報道，葉集公安分局將偵查過程中形成的材料交給安徽電視臺，不是偵查手段的延續。因此，葉集公安分局偵查行為的合法性，不構成其在向新聞媒體提供偵破案件相關材料時未盡謹慎注意義務的法定免責事由。

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以配合新聞工作，履行法制宣傳義務為由，稱自己無過錯，是對法律上“過錯”這一概念的誤解。民法上的過錯既包括故意，也包括過失。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良好的意圖，并非意味著行為人一定沒有過錯。播放法制節目，其目的正如葉集公安分局所稱是弘揚正氣，揭露犯罪，是為了法制宣傳的需要。但在本案中，宣傳法制與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并不矛盾。對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案件，在制作成面向廣泛的、不特定的受眾播放的新聞節目時，對未成年人的形象加以技術處理或者在節目中予以特別說明，并不會因此而影響宣傳法制、弘揚正氣的效果。參與指認的公安人員知曉并理解混合指認的內容，不會因為與案件無關的人參與指認而認為其就是犯罪嫌疑人，不會因此導致這些無辜的人的社會評價降低。但是，葉集公安分局將混合指認錄像資料交給電視臺時，未盡特別提醒義務，導致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的臉部畫面未經任何技術處理，即通過新聞傳播到不特定的受眾處，且該新聞節目亦未就此作出特別說明。觀看新聞的普通群眾，并不一定知曉混合指認這一特定偵察手段的具體內容，因此有人公開指責六被上訴人未成年即犯下惡劣罪行，并冠以“強奸犯”的稱謂，導致六被上訴人社會評價的降低，發生名譽權受損的后果。故葉集公安分局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不構成免除其在本案中所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本案損害后果的發生，與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的過失也存在一定的聯系。在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未盡提示義務的情形下，如果安徽電視臺在播放新聞時進行一些技術處理，損害后果就不會發生。但是，新聞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并不導致葉集公安分局的責任得以免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被動提供新聞材料，但發表時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許，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提供者的行為構成侵害名譽權。電視臺是面對大眾的新聞傳媒機構，葉集公安分局在接受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采訪時，將上述混合指認錄像資料交給電視臺而未作任何特別說明，是對電視臺播出該資料的一種默示行為。安徽電視臺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不構成免除葉集公安分局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綜上，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上訴稱其不應承擔民事侵權責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審認定事實清楚，判決正確，但在適用法律部分，還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應予以補充。據此，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2006年3月15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注：本案所涉及當事人姓名均為化名。

2007年2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第2期出版

第二篇：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訴郭頌等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保護

——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訴郭頌等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案情介紹】 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傳在烏蘇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間曲調，現在已經無法考證該曲調的最初形成時間和創作人。該曲調在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次被記錄下來。在同一時期，還首次收集記錄了與上述曲調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獵的哥哥回來了》。1962年，郭頌、汪云才、胡小石到烏蘇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區進行采風，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內的赫哲族民間曲調。在此基礎上，郭頌、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創作完成了《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烏蘇里船歌》的引子及尾聲為創作部分。1963年，該音樂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進行了錄制，署名：東北赫哲族民歌。1964年，該歌曲《烏蘇里船歌》發表時署名：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頌編曲。1999年11月，中央電視臺與南寧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了“19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在郭頌演唱完《烏蘇里船歌》后，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說：剛才郭頌老師演唱的《烏蘇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創作歌曲，但我們一直以為它是赫哲族人的傳統民歌。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組委會將此次開幕式晚會錄制成VCD光盤。在北辰購物中心銷售的刊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各類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為“作曲：汪云才、郭頌”。

原告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訴稱：《烏蘇里船歌》是基于對赫哲族人民在長期勞動和生活中逐漸產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點、精神風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調改編而完成。涉案的赫哲族民間曲調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應當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署名權等精神權利和獲得報酬權等經濟權利。被告的行為侵犯了上述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傷害了每一位赫哲族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故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烏蘇里船歌》數次，說明其為赫哲族民歌，并對侵犯著作權之事作出道歉；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40萬元，精神損害費10萬元。

被告辯稱：《烏蘇里船歌》是郭頌、胡小石、汪云才借鑒西洋音樂的創作手法共同創作的。該作品使全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為世界所了解。目前全國赫哲族成建制的民族鄉有三個，其中兩個在同江縣，一個在饒河縣。原告只是其中之一，它們無資格和理由代表全體赫哲族人提起訴訟。以《想情郎》為代表的赫哲族民間傳統曲調，只是一首古老的四句蕭曲，并沒有歌詞，而《烏蘇里船歌》既有新創作的曲子又有歌詞。郭頌堅持《烏蘇里船歌》是其創作的歌曲，不同意原告的侵權指控。 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根據雙方當事人的申請，委托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從作曲的專業角度對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與《想情郎》等曲調進行技術分析鑒定。鑒定報告結論是：《烏蘇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等赫哲族民歌的曲調基礎上編曲或改編而成。 【審理結果】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以《想情郎》和《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為代表、世代在赫哲族中流傳的民間音樂曲調，應作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受法律保護。原告作為民族鄉人民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

與《想情郎》曲調相比，《烏蘇里船歌》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水平，其作品整體的思想表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郭頌作為該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但是《烏蘇里船歌》曲調的作者在創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烏蘇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因此，《烏蘇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間曲調的基礎上改編完成的作品。

郭頌在“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的演出中對于主持人以為《烏蘇里船歌》系郭頌原創作品的失當的“更正性說明”未作解釋，同時對相關出版物中所標注的不當署名方式予以認可，且在本案審理中堅持認為《烏蘇里船歌》曲調是其原創作品。上述行為表明郭頌是有過錯的。郭頌等人在使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時，應客觀地注明該歌曲曲調是源于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改編的作品。

在中央電視臺主辦的“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上，主持人發表的陳述與事實不符。中央電視臺作為演出組織者，對于其工作人員就未經核實的問題，過于輕率地發表議論的不當行為，應采取適當的方式消除影響。

北辰購物中心銷售了載有未注明改編出處的《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出版物，應停止銷售行為。但北辰購物中心能夠提供涉案出版物的合法來源，主觀上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鑒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具有其特殊性，且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未舉證證明被告的行為造成其經濟損失，故對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關于“要求三被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主張不予支持。但郭頌、中央電視臺應承擔原告因訴訟而支出的合理費用。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條、第134條第1款第9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0年）第6條、第12條之規定，作出了相應的判決。

被告郭頌及中央電視臺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二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郭頌、中央電視臺所提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對其上訴請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1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來源：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號”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高民終字第246號”民事判決書，轉引自北京法院網：http[DK]://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483&k_title=烏蘇里船歌&k_content=烏蘇里船歌&k_author=，選取時有所精簡。[KH1D] 【評〒析】

本案是國內首例涉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的案件。此案的判決對于我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問題中所涉及的權利主體、法律責任等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

《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解釋，那些作者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是該公約某成員國國民所創作的未出版的作品，屬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我國目前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并沒有關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明確規定，只是在其第6條中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而這也正是造成司法實踐中涉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案件認定難、判決難的原因。

（1）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概念及保護的必要性。

談及民間文學藝術，在國際層面上通常會提到folklore一詞。它最初是由英國考古學家WJ湯姆森于1864年提出的。folklore是一個復合詞，其中folk指民眾，lore指知識、學問，folklore通常被譯為“民間文學”。Folklore一詞在民間文藝學、民俗學、人類學和心理分析學等領域內被廣泛使用著，它的具體含義在不同的學科和不同的語境下也有所不同。參見張辰：《論民間文學藝術的法律保護》，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8卷，78頁，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轉引自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則·案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目前，在知識產權領域，folklore通常被翻譯為“民俗”。根據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突尼斯通過的《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的樣板版權法》中對“民間文學藝術”的解釋，“民間文學藝術”通常意指在某一國家領土范圍內可認定由該國國民或種族群落創作的、代代相傳并構成其傳統文化遺產之基本組成部分的全部文學、藝術與科學作品。參見文化部版權處：《版權參考資料》，1983（5）。轉引自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劃·案例》，63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與之相近的詞語還有expressions of folklore，即“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這一表述是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為的國內法律示范條款》中提出的。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解釋，“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意指由具有傳統藝術遺產特征的要素構成，并由某一國家的一個群落或者某些個人創制并維系，反映該群落之傳統藝術取向的產品。參見唐廣良：《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及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國際保護概述》，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8卷，14頁，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轉引自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劃·案例》，63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在我國，民間文學藝術的概念在法學界存有爭論，但在研究民間文學藝術的學者之間基本一致，即認為民間文學只是民俗（folklore）中的一類。“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流傳，主要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意識情趣，具有自己的藝術特色。”鐘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民間文學藝術的對象應當包括：1）言語表達：民間故事、詩歌和謎語；2）音樂表達：民間歌曲和器樂曲；3）動作表達：民間舞蹈、戲劇和各種儀式的藝術形式。在大多數情況下，動作表達是和口頭表達相結合的（比如民間小戲），但純粹的動作表達也是存在的（比如民間流傳下來的雜技藝術），這些動作表達是民間群體內世代通過口傳心授而得以保持和延續的，所以動作表達并沒有改變民間文學藝術的口頭性這一特點。關于物質形態的表達（有形表達），包括單色畫、彩色畫、雕刻、雕塑、陶器、鑲嵌、木雕、金屬器、珠寶、編織、針織、紡織品、地毯、服飾、樂器、建筑形式參見1982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為的國內法律示范條款》。，不應該屬于民間文學藝術的對象。根據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6條的規定[JP+1]《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6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我國在保護民間文學藝術的立法上，采用的是“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概念。在中國版權立法討論過程中，當時多數參與者同意按《伯爾尼公約》的原則，保護業已形成“作品”的民間文學藝術。參見鄭成思：《版權法》，13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的問題最初是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如今盡管有《伯爾尼公約》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于1982年通過的《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為的國內法律示范條款》，但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保護仍然主要局限于發展中國家的立法保護，特別是那些具有豐富民間文學藝術資源的發展中國家。歐洲及西方發達國家認為民間文學藝術屬于公有領域，可以自由復制和表演，無須經過許可和交付使用費。實踐中，發達國家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大規模無償利用，從中獲利，卻不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民族進行任何經濟補償，甚至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進行任意歪曲、篡改，傷害了創作民間文學藝術民族的感情。為了保護我國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平衡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著作權貿易，我國應當立法保護民間文學藝術作品。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6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國務院尚未正式出臺相應的保護辦法。由文化部起草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也仍處于修改階段。因此，盡快出臺相關法律規定已是當務之急。（2）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權利主體。

由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是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形成的，在創作和流傳的過程中，雖然可能有某個人為創作、發展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但這種個體創作正是因為符合特定區域或特定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族特征才被容納、保存和傳承下來的。另外，隨著歷史的推移，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經過不斷的整理、加工、完善，逐漸滲透了無數講述者、表演者的思想、靈感和藝術才能，創作者的個性特征已經無法體現，而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因此，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是由一國國內的民族或種族集體創作而成，具有群體性特征，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主體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只能是這些民間文學藝術發源地的民族或人群。[ZW（]參見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則·案例》，69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ZW）]因此，在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司法保護上，應當確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由集體創作、傳承該作品的特定民族或種族的群眾集體共同享有，民族區域政府有權代表該區域民族或種族的群眾作為訴訟主體主張權利。在無法判斷民間文學藝術的著作權是由哪一個地區的民族或群體享有時，可規定由國家作為權利主體，行使相關的權利。另外，在國際經濟、文化交往中，國家依然是最有力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民間文學藝術的、至關重要的角色。為了保證獲取的利益不被非法使用，國家應制定相應的法律與監督機制，保護傳統資源保有者主張相關利益的權利，同時監督并指導代表相關群體利益的民間機構對其收益的使用。參見唐廣良：《保護民族的傳統資源》，載中國法學網：http[DK]://www.tmdps.cn。[KG*8]所以本案中法院確認原告即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對赫哲族民間音樂作品保護的訴訟的做法是適當的。

（3）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改編人的法律地位。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改編人，是指在原有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基礎上，通過改變作品的表現形式或者用途，創作出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的人。改編作為一種再創作，是在原作品的基礎上加入獨創性的勞動而形成新作品的行為。因此，民間文學藝術的改編人應享有對改編作品的著作權。

本案主審法院即認為，與《想情郎》曲調相比，《烏蘇里船歌》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水平，其作品整體的思想表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郭頌作為該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但是《烏蘇里船歌》曲調的作者在創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烏蘇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因此，《烏蘇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間曲調的基礎上改編完成的作品。并判決郭頌、中央電視臺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時，應當注明“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郭頌、中央電視臺在《法制日報》上發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系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的聲明。

第三篇：第四組葉國華等訴王偉民等采礦權轉讓合同糾紛案案情簡介

【案情簡介】

上訴人（一審原告）：葉國華、林東升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王偉民、楊海紅、林建軍、支濟旗、王耀南、瀘水縣紅旗礦業公司（以下簡稱紅旗公司）

2006年9月15日，緬甸方余春三與楊海紅、王偉民簽訂礦區采礦權轉讓協議書，協議書約定余春三將大窩塘礦區（緬甸聯邦境內）的采礦權轉讓給楊海紅、王偉民開采經營，轉讓費為100萬元人民幣，等楊海紅、王偉民拿到采礦證一次性付清，有關采礦和礦產品出售出口的一切證件由余春三負責辦齊給楊海紅等人，并約定了違約責任等條款。10月24日，楊海紅、支濟旗、林建軍和王耀南組建紅旗有限責任公司。2006年11月30日，楊海紅、王偉民與林東升簽訂了一份合作開發協議書，協議書約定了合作開發等事宜。2007年2月13日，葉國華、林東升與紅旗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書。協議書載明：“甲方：云南省瀘水縣紅旗礦業有限公司/乙方：葉國華、林東升/甲方擁有2006年9月30日楊海紅、王偉民等人和緬甸方余春三簽訂的采礦轉讓協議書所列區域范圍的采礦權，現甲方將該區域范圍的采礦權轉讓給乙方，經雙方共同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該礦區采礦權和甲方已開挖的礦洞、礦石及采礦設備等一次性轉讓給乙方，轉讓費為人民幣肆佰貳拾萬元整。在雙方簽字后生效。

二、甲方將和緬甸方余春三簽訂的協議原件和相關文件一次性移交給乙方。

三、轉讓后甲方應積極配合乙方辦理有關手續，費用由乙方承擔??”。協議簽訂后，葉國華、林東升支付轉讓款420萬元，楊海紅、王偉民收到款項后出具了4200000元的收款收據，并將楊海紅等人與余春三簽訂的協議原件及相關文件（緬文材料）移交給葉國華、林東升。嗣后，葉國華、林東升組織人員對大窩塘礦山1號洞、3號洞等進行了開挖、修整施工。

2007年11月1日，葉國華、林東升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王偉民、紅旗公司等在合同簽訂后未交付采礦權，也未辦理采礦權證的過戶手續，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為由，要求判決解除雙方間簽訂的轉讓協議，并由王偉民、紅旗公司等共同返還轉讓款420萬元。一審判決駁回葉國華、林東升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葉國華、林東升不服原審法院上述民事判決，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訴稱：

一、本案雙方交易的標的是實體的采礦權，而非僅限于所謂的采礦權憑證的移交。而所謂的采礦權憑證只是一份勘探批準書，且權利人也非王偉民等，故王偉民等也并沒有實際的采礦權憑證。

二、原審法院未要求作為出讓方的王偉民等承擔其已向上訴人交付了合同約定的采礦權以及協助辦理相關手續的舉證責任，反而要求上訴人承擔合同符合解除條件的舉證責任，明顯違反了法律關于舉證責任的規定。王偉民等未舉證證明其已履行合同義務，上訴人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有權解除合同。請求撤銷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訴人原審提出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王偉民等辯稱：本案應考慮交易當地的特定政治背景和特殊經濟政策，原判對事實的認定和舉證責任的分配均正確，處理結果正確，應予維持。

【法理評析】

本案系采礦權轉讓合同受讓方認為轉讓方未依約轉移采礦權而訴至法院請求解除合同的糾紛，法庭審理主要圍繞著《協議書》的具體內涵及王偉民等有無履行合同義務、一審舉證責任分配是否妥當，葉國華、林東升能否解除合同的判斷而展開，因此在分析該案件時也需要從這幾個方面來梳理線索：

首先，對于“《協議書》的具體內涵及王偉民等有無履行合同義務”的判定，此處主要涉及采礦權轉讓合同的履行方面的內容。

所謂合同的履行是指債務人全面的、適當的完成其合同義務債權人的合同債權得到完全實現，因此對于雙方當事人是否履行合同義務的判斷應當按照其在合同中的約定內容、實際情況以及雙方的舉證情況來綜合判定。在本案中，轉讓方的主要義務是將該礦區采礦權和已開挖的礦洞、礦石及采礦設備等交付給受讓方，其中采礦權的交付以轉讓方將和緬甸方余春三簽訂的協議原件和相關文件為準，同時需配合受讓方辦理相關手續；受讓方的主要義務是支付轉讓款，自行承擔相關手續辦理的費用。根據雙方的舉證情況來看，楊海紅、王偉民等人和余春三所簽的協議及勘探證書均由葉國華、林東升作為證據提供可知轉讓方已將相關文件交付，林東升、楊海紅與季軍雄于本案《協議書》后的2007年3月27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記載林東升已在向他人出售相同礦區的股權，表明其已實際取得礦區的控制權；這結合葉國華、林東升組織人員對大窩塘礦山1號洞、3號洞等進行了開挖、修整施工的事實共同表明王偉民等已經轉移了涉案礦區的采礦權，由此可知，王偉民已經完成了合同約定義務的履行。

其次，對于“一審舉證責任分配是否妥當，葉國華、林東升能否解除合同”的判定，此處主要涉及舉證責任的分配以及合同解除方面的內容。

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已提出的主張有提供證明進行證明，當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依法負有證明責任的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一般而言，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但是考慮到現實情況的復雜性，法律明確規定了一些情況下的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因此法院分配舉證責任時也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執行。

而合同的解除分為法定解除和約定解除兩種類型，前者包括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后者則是以合同的約定內容為準。

在本案中，對于采礦權轉讓后手續的辦理事項，轉讓方僅為協助方，葉國華等認為王偉民等人不予辦理相關手續構成違約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由于法律對此并未規定舉證責任的倒置，故其應當對合同此時已經符合法定解除情形的主張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而顯然本案中葉國華等未能舉證對此予以證明，故應當承擔敗訴的不利后果。

第四篇：齊玉苓訴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糾紛案

齊玉苓訴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糾紛案

發布時間： 2002-11-04 10:20:23

原告：齊玉苓（曾用名齊玉玲），女，２８歲，山東魯南鐵合金總廠工人，住山東省鄒城市城關鎮。

被告：陳曉琪（曾用名陳恒燕），女，２８歲，中國銀行山東滕州支行職員，住山東滕州市龍山路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陳克政，男，４７歲，系被告陳曉琪之父，山東省滕州市鮑溝鎮政府工作人員，住山東省滕州市鮑溝鎮圈里村。

被告：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住所地：山東省濟寧市南岱莊路。

法定代表人：孔憲忠，該校校長。

被告：山東省滕州市第八中學。住所地：山東省滕州市鮑溝鎮。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該校校長。

被告：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住所地：山東省滕州市杏壇路１６５號。

法定代表人：孫卓炳，該委主任。

原告齊玉苓因與被告陳曉琪、陳克政、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以下簡稱濟寧商校）、山東省滕州市第八中學（以下簡稱滕州八中）、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滕州教委）發生侵犯姓名權、受教育權糾紛，向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齊玉苓訴稱：原告經統考（統一招生考試）后，按照原告填報的志愿，被告濟寧商校錄取原告為九０級財會專業委培生（由特定單位委托學校培訓的學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虛作假，促成被告陳曉琪冒用原告的姓名進入濟寧商校學習，致使原告的姓名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被侵犯。請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給原告賠償經濟損失１６萬元（其中包括：１、陳曉琪冒領的工資５萬元；２、陳曉琪單位給予的住房福利９萬元；３、原告復讀一年的費用１０００元；４、原告為將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交納的城市增容費６０００元；５、原告改上技校學習交納的學費５０００元；６、陳曉琪在濟寧商校就讀期間應享有的助學金、獎學金２０００元；７、原告支出的律師代理費５０００元、調查費１０００元），賠償精神損失４０萬元。

被告陳曉琪辯稱：本人使用原告齊玉苓的姓名上學一事屬實。齊玉苓當年的考試成績雖然過了委培分數線，但她表示過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沒有聯系過委培單位，也沒有交納委培費用，不具備上委培的其它條件。本人頂替齊玉苓上學，不侵犯其受教育權。受教育權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權利，齊玉苓據此主張賠償，沒有法律依據，而且其訴訟請求已明顯超過了民法通則規定的二年訴訟時效。

被告濟寧商校辯稱：本校收到以齊玉苓名義寄來的委培單位證明后，及時對考試成績超過委培分數線的齊玉苓發出了錄取通知書，因此沒有侵犯原告齊玉苓的合法權益。

被告滕州八中辯稱：在齊玉苓與陳曉琪的糾紛中，本校沒有任何侵權行為，不應被列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辯稱：在九０屆中專招生考試中，從報名、考試、錄取到發放錄取通知書的各個環節，本被告都嚴格執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糾紛中無任何過錯，不應為他人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

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原告齊玉苓與被告陳曉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九０屆應屆初中畢業生，當時同在滕州八中駐地滕州市鮑溝鎮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顯差異。齊玉苓在九０屆統考中取得成績４４１分，雖未達到當年統一招生的錄取分數線，但超過了委培生的錄取分數線。當年錄取工作結束后，被告濟寧商校發出了錄取齊玉苓為該校九０級財會專業委培生的通知書，該通知書由滕州八中轉交。

被告陳曉琪在１９９０年中專預選考試中，因成績不合格，失去了繼續參加統考的資格。為能繼續升學，陳曉琪從被告滕州八中將原告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領走。陳曉琪之父、被告陳克政為此聯系了滕州市鮑溝鎮政府作陳曉琪的委培單位。陳曉琪持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到被告濟寧商校報到時，沒有攜帶準考證；報到后，以齊玉苓的名義在濟寧商校就讀。陳曉琪在濟寧商校就讀期間的學生檔案，仍然是齊玉苓初中階段及中考期間形成的考生資料，其中包括貼有齊玉苓照片的體格檢查表、學期評語表以及齊玉苓參加統考的試卷等相關材料。陳曉琪讀書期間，陳克政將原為陳曉琪聯系的委培單位變更為中國銀行滕州支行。１９９３年，陳曉琪從濟寧商校畢業，自帶檔案到委培單位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參加工作。

被告陳克政為使被告陳曉琪冒名讀書一事不被識破，曾于１９９１年中專招生考試體檢時，辦理了貼有陳曉琪照片并蓋有“山東省滕州市招生委員會”鋼印的體格檢查表，還填制了貼有陳曉琪照片，并加蓋“滕州市第八中學”印章的學期評語表。１９９３年，陳克政利用陳曉琪畢業自帶檔案的機會，將原齊玉苓檔案中的材料抽出，換上自己辦理的上述兩表。目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檔案中，陳曉琪使用的姓名仍為“齊玉苓”，“陳曉琪”一名只在其戶籍中使用。

經鑒定，被告陳克政辦理的體格檢查表上加蓋的“山東省滕州市招生委員會”鋼印，確屬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學期評語表上加蓋的“滕州市第八中學”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騰州市第八中學財務專章”變造而成。陳克政對何人為其加蓋上述兩枚印章一節，拒不陳述。

另查明：１９９０年，被告滕州八中將當年參加中專考試學生的成績及統招、委培分數線，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１９９０年的招生辦法，要求報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須憑委培招生學校和委培單位的介紹信報名。為滿足這一要求，凡報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實上都是自己聯系委培單位并自己交納委培費用。被告陳曉琪當時交納了５５００元的委培費。原告齊玉苓既未聯系過委培單位，亦未交納過委培費用。

上述事實，有證人孟繁運、曹森、張開宇、陳道山的證言，有棗莊市教委招生辦公室、滕州市鮑溝鎮政府的證明，有當事人齊玉苓、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的陳述和對陳曉琪的調查筆錄，有濟寧商校九０級委培學生花名冊、九三年畢業生就業工作調配表、“齊玉苓”人事檔案和其他學生的體格檢查表、鑒定結論兩份、陳曉琪的戶籍、滕州市招生委員會辦公室的“滕招辦字（１９９０）７號”文件等證據證實。

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被告人陳曉琪在中考落選、升學無望的情況下，由其父、被告陳克政策劃并為主實施冒用原告齊玉苓姓名上學的行為，目的在于利用齊玉苓已過委培分數線的考試成績，為自己升學和今后就業創造條件，其結果構成了對齊玉苓姓名的盜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權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由于侵權行為延續至今，故陳曉琪關于齊玉苓的訴訟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的答辯理由，顯然不能成立。

原告齊玉苓主張的受教育權，屬于公民一般人格權范疇。它是公民豐富和發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權利。本案證據表明，齊玉苓已實際放棄了這一權利，即放棄了上委培的機會。其主張侵犯受教育權的證據不足，不能成立。齊玉苓基于這一主張請求賠償的各項物質損失，除律師代理費外，均與被告陳曉琪的侵權行為無因果關系，故不予支持。

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原告齊玉苓的姓名權被侵犯，除被告陳曉琪、陳克政應承擔主要責任外，被告濟寧商校明知陳曉琪冒用齊玉苓的姓名上學仍予接受，故意維護侵權行為的存續，應承擔重要責任；被告滕州八中在考生報名環節疏于監督、檢查，并與被告滕州教委分別在事后為陳曉琪、陳克政掩飾冒名行為提供便利條件，亦有重大過失，均應承擔一定責任。

原告齊玉苓支出的律師代理費，因系被告陳曉琪實施侵權行為而導致發生的實用費用，應由陳曉琪承擔賠償責任，其他被告負連帶責任。但齊玉苓主張的律師代理費數額無客觀依據，不能全部支持，應按《棗莊市律師業務收費標準》確定收費具備數額。訴訟中對體格檢查表、學期評語表中的印章進行鑒定支出的費用，應由責任人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分別負擔。

原告齊玉苓的考試成績及姓名被盜用，為其帶來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對此，除有關責任人應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的責任外，各被告均應對齊玉苓的精神損害承擔給予相應物質賠償的民事責任。各被告對判決的精神損害賠償費用各自承擔，相互之間不負連帶責任。但在賠償標準方面，齊玉苓主張的數額與我國國情和本案案情均不相符，要求過高，故不予全部采納。對精神損害應賠償的數額，參照本地司法機關審理的同類糾紛確定。

綜上，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

一、被告陳曉琪停止對原告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

二、被告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齊玉苓賠禮道歉；

三、原告齊玉苓支付的律師代理費８２５元，由被告陳曉琪負擔，于判決生效后１０日內給付，被告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騰州教委對此負連帶責任；

四、原告齊玉苓的精神損失費３５０００元，由被告陳曉琪、陳克政各負擔５０００元，被告濟寧商校負擔１５０００元，被告滕州八中負擔６０００元，被告滕州教委負擔４０００元，于判決生效后１０日內給付；

五、鑒定費４００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負擔２００元；

六、駁回齊玉苓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按本院核定的實際爭議數額１９．５萬元計收５４１０元，由原告齊玉苓負擔４４００元，被告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各負擔３００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負擔５５元。

宣判后，齊玉苓不服一審判決，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

一、陳曉琪實施的侵犯姓名權行為給本人造成的精神損害是嚴重的，應按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７５條規定的賠償標準予以賠償；

二、根據當年國家和山東省對招生工作的規定，報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紹信，也不需要和學校簽訂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員會辦公室的“滕招辦字（１９９０）７號”文件中對招委培生工作的規定，違反了國家和山東省的規定，是錯誤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參加統考前填報的志愿中，已經根據棗莊市商業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學生的計劃填報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對委培學校服從分配，因此才能進入統招兼委培生的考場參加統考，也才能夠在超過委培分數線的情況下被濟寧商校錄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統考成績，而且將錄取通知書交給陳曉琪，才使本人無法知道事實真相，一直以為成績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聯系委培單位，沒有交納委培費用。各被上訴人的共同侵權，剝奪了本人受中專以上教育的權利，并喪失了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相關利益。原審判決否認本人的受教育權被侵犯，是錯誤的。請求二審法院判令：１、陳曉琪賠償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權而給本人造成的精神損失５萬元；２、各被上訴人賠償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權利（即上中專權益及相關權益），而給本人造成的經濟損失１６萬元和精神損失３５萬元。

被上訴人陳曉琪答辯稱：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應當維持。

被上訴人陳克政答辯稱：中專預選考試結束后，齊玉苓私下曾對陳曉琪表示過她不準備上委培學校。正是由于齊玉苓有這個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鮑溝鎮鎮政府的介紹信和委培合同，齊玉苓才能被安排在統招兼委培考場。當然，以后陳曉琪使用齊玉苓的姓名上學，齊玉苓不知情，但這并不違背齊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們侵犯的只是齊玉苓的姓名權，沒有侵犯齊玉苓受中專以上教育的權利，更沒有因此給其造成任何精神損害。

被上訴人濟寧商校答辯稱：侵犯齊玉苓的姓名權，完全是由陳克政精心策劃并實施的。如果有其他具體行為人明知是假，還為陳克政編造或更改檔案材料，應當追究具體行為人的責任。濟寧商校履行了自己應盡的審查義務，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濟寧商校在陳曉琪、陳克政實施的侵犯姓名權方面有故意行為，因此濟寧商校沒有給齊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損害。

被上訴人滕州八中答辯稱：滕州八中當年以張榜公布的形式將齊玉苓的統考成績及委培分數線進行了通知。齊玉苓的合法權益在１９９０年就已經受到陳曉琪、陳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中的財務章是１９９２年４月才刻制的，以加蓋了變造的財務章讓滕州八中承擔侵權責任，于理不通。

被上訴人滕州教委答辯稱：滕州教委在１９９０年的中專招生工作中，從考試到錄取以及考生錄取通知書的發放，都是嚴格按招生政策規定的程序進行。齊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學，與我委無關。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一審認定被上訴人滕州八中已將上訴齊玉苓的統考成績及委培分數線通知給齊玉苓本人，沒有證據證實，不能成立。

被上訴人滕州教委承認是上訴人齊玉苓本人填報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統招兼委培考場參加考試。

上訴人齊玉苓在被上訴人滕州八中畢業以后，其戶口是由被上訴人陳克政持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遷出。

被上訴人陳曉琪至今仍使用上訴人齊玉苓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自１９９３年８月到２００１年８月，共領取工資計５２０４３元。

滕州市１９９７年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１００元，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為１１０元，１９９９年７月至今為１４３元。

上訴人齊玉苓于１９９０年８月至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山東省鄒城市第二十中學（現為第四中學）復讀，其間支出復讀費１０００元。１９９３年６月份，齊玉苓向有關部門交納６０００元城市增容費后轉為非農業戶口。同年８月，劉玉苓又就讀于鄒城市勞動技校，交納學費等費用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６年８月，齊玉苓被分配與山東魯南鐵合金總廠工作。自１９９８年７月，齊玉苓曾有一年多時間下崗待業。

以上事實，由棗莊市招生委員會的證明、體格檢查表、學期評語表、收款憑證、文檢鑒定書、常住人口登記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的證明、滕州市民政部的證明以及當事人陳述等證據證實。

除此以外，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確認了一審查明的其他事實。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齊玉苓所訴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權、受教育權一案，存在著適用法律方面的疑難問題，因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研究后認為：當事人齊玉苓主張的受教育權，來源于我國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根據本案事實，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據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釋〔２００１〕２５號司法解釋批復了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據此討論后認為：

上訴人齊玉苓通過初中中專預選后，填報了委培志愿，并被安排在統招兼委培考場，表明其有接受委培教育的愿望。被上訴人陳克政辯稱是由于其提供了鮑溝鎮鎮政府的介紹信和委培合同，齊玉苓才被安排在統招兼委培考場，沒有證據證實。既使此節屬實，也因為陳克政實施的這一行為是違法的，不能對抗委培志愿是由齊玉苓親自填報這一合法事實。陳克政稱齊玉苓以自己的行為表示放棄接受委培教育的權利，理由不能成立。齊玉苓統考的分類超過了委培分數線，被上訴人濟寧商校已將其錄取并發出了錄取通知書。由于被上訴人滕州八中未將統考成績及委培分數線通知到齊玉苓本人，且又將錄取通知書交給前來冒領的被上訴人陳曉琪，才使得陳曉琪能夠在陳克政的策劃下有了冒名上學的條件。又由于濟寧商校對報到新生審查不嚴，在既無準考證又無有效證明的情況下接收陳曉琪，才讓陳曉琪冒名上學成為事實，從而使齊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機會。陳曉琪冒名上學后，被上訴人滕州教委幫助陳克政偽造體格檢查表；滕州八中幫助陳克政偽造學期評語表；濟寧商校違反檔案管理辦法讓陳曉琪自帶檔案，給陳克政提供了撤換檔案材料的機會，致使陳曉琪不僅冒名上學，而且冒名參加工作，使侵權行為得到延續。該侵權是由陳曉琪、陳克政、騰州八中、騰州教委的故意和濟寧商校的過失造成的。這種行為從形式上表現為侵犯齊玉苓的姓名權，其實質是侵犯齊玉苓依照憲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各被上訴人對該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由于各被上訴人侵犯了上訴人齊玉苓的姓名權和受教育的權利，才使得齊玉苓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進行復讀，為將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交納城市增容費，為訴訟支出律師費。這些費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應由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賠償，其他各被上訴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齊玉苓后來就讀于鄒城市勞動技校所支付的學費，是其接受該校教育的正常支出，不得侵權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應由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

為了懲戒侵權違法行為，被上訴人陳曉琪在侵權期間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訴人齊玉苓的名義領取的工資，扣除陳曉琪的必要生活費）應判歸齊玉苓所有，由陳曉琪、陳克政賠償，其他被上訴人承擔連帶責任。各被上訴人侵犯齊玉苓的姓名權和受教育的權利，使其精神遭受嚴重的傷害，應當按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規定的精神損害賠償最高標準，給齊玉苓賠償精神損害費。齊玉苓要求將陳曉琪的住房福利、在濟寧商校期間享有的助學金、獎學金作為其損失予以賠償，該請求于法無據，不予支持。

按照《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的規定，本案訴訟費應根據上訴人齊玉苓訴爭的標的額進行計算。原審判決計算有誤，應予糾正。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陳曉琪等侵權了上訴人齊玉苓的姓名權，判決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是正確的。但原審判決認定齊玉苓放棄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實根據。齊玉苓要求各被上訴人承擔侵犯其受教育權的責任，理由正當，應當支持。據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憲法第四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法釋２５號批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判決：

一、維持一審民事判決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二、撤銷一審民事判決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

三、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于收到本判決書之日起１０日內，賠償上訴人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７０００元，被上訴人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四、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于收到本判決書之日起１０日內，賠償上訴人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按陳曉琪以齊玉苓名義領取的工資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費后計算，自１９９３年８月計算至陳曉琪停止使用齊玉苓姓名時止；其中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１年８月，共計４１０４５元），被上訴人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五、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決書之日起１０日內，賠償上訴人齊玉苓精神損害費５００００元；

六、駁回上訴人齊玉苓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案件受理費１０９１０元，由上訴人齊玉苓負擔８９８４元，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負擔１９２６元；二審案件受理費１０９１０元，由齊玉苓負擔８９８４元，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負擔１９２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