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力強、陳力燁涉嫌偷稅案(從輕處罰,緩刑釋放)之一審辯護詞(二)

王思魯律師辦理案件

涉及隱私，采用化名

陳力強、陳力燁涉嫌偷稅案（從輕處罰，緩刑釋放）之

一審辯護詞

（二）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們分別是陳力強、陳力燁的一審辯護律師，基于辯護觀點完全相同，我們一并出具辯護詞。為不占用合議庭太多時間，本案第一次提起公訴后貴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時，我們所出具的辯護詞在此作為《陳力強、陳力燁偷稅案一審辯護詞之一》一并書面出具，也不作口頭重復。我們僅作如下補充：

首先，我們對國家公訴人朱先生在處理本案中表現出來的道德修養表示由衷的欽佩。但我們對此案的理解的確與控方恰恰完全相反！我們堅定地認為，被告人不構成偷稅罪，應屬無罪。

一、處理本案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在本案貴院第一次開庭審理后，控方撤回公訴補充偵查期間，控方沒有取得任何新證據，仍然再次強行提起公訴，從而出現了今天的第二次開庭。

本案曾由于無證據證實被告人具有偷稅故意、無證據證實被告人具有偷稅行為和無證據證實具體“偷稅”數額的客觀事實，在貴院開庭審理后，控方申請撤訴，結果貴院裁定準許撤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控方在補充偵查后，無取得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仍然強行提起公訴。

關于這一點，相信貴院已經十分清楚，在此不展開。

二、在琳瑯滿目的各類“證據”中，本案唯一可作“刑事證據”的是被告人的一些口供和一些證人的證詞，但其也根本不能證實被告人具有偷稅的故意、偷稅的行為和具體偷稅的數額。

眾所周知，只有公安、檢察等刑事司法機關才能作為刑事證據收集的主體，非其直接收集或其委托取得的“證據”無效。在本案中，以公安、檢察等刑事司法機關作為證據收集主體取得的“刑事證據”僅僅是被告人的一些口供和一些證人的證詞。

但是，從被告人的這些口供和這些證人的證詞內容看，無法證明被告人具有偷稅的故意、偷稅的行為和具體偷稅的數額（詳見法庭調查階段辯方質證意見）。

本案的其它證據不是由公安、檢察等刑事司法機關收集或委托收集，不具有刑事證據效力。

因公訴人重點以這些國稅部門收集的“證據”支持其指控，我們還得看看這些“證據”中的關鍵“證據”——《稅務檢查報告》。

在本案第二次提起公訴的今天，我們已經注意到，因憑藉所謂的《電腦記錄》、產品庫存量等“證據”的確無法計算出被告人所在南泉商行的銷售量，公訴人這次沒有提及這些“證據”（實際上，這些“證據”的確無以支撐指控，見《陳某某、陳某某偷稅案一審辯護詞之一》）。

法庭調查表明，就控方思維，其將《稅務檢查報告》作為入罪被告人的關鍵證據，控方這次明顯仍然把成敗握在了《稅務檢查報告》的證明價值。

《稅務檢查報告》真的能證實有偷稅事實嗎？這本在兩次開庭的法庭調查階段辯方質證意見及《陳力強、陳力燁偷稅案一審辯護詞之一》中已講得很清楚，但在這里還得強調：

《稅務檢查報告》是增城市國家稅務局根據其取得的“行政處罰證據”制作出的一個內部意見，在實質上，不是“行政處罰證據”本身，也不是《行政處罰決定》。可在本案中，控方居然將其作為關鍵的“刑事證據”。我們堅定地認為，無論從收集證據的主體看，還是從收集證據單位與本案被告人具有直接利害關系客觀事實看，甚至從其記載內容看，都不具有刑事證據效力和不能證明被告人偷稅。

我們了解到，在退回補充偵查期間，控方首先是著手搞《稅務鑒定》，后來，由于有關鑒定部門明確憑現有的這些“材料”根本無法鑒定，使得控方一直刻意追求的《稅務鑒定》無法問世，從而出現了上述控方仍然把成敗握在了《稅務檢查報告》證明價值上的滑稽局面。實際上，由于憑現有的“材料”的確無法鑒定，即使是什么時候搞出一個什么《稅務鑒定》，也無證據效力。

《稅務鑒定》是偷稅案必備的形式證據，有《稅務鑒定》都未必能定罪，沒有《稅務鑒定》必然不能定罪。任何一本偷稅罪專論都提及這個問題。如：

“??通過鑒定獲取鑒定結論。為了獲取偷稅、漏稅的證據，組織司法會計鑒定和稅務鑒定是必要的手段。司法會計鑒定是運用會計學專業知識對懷疑涉及經濟犯罪行為的財務人員經營的財務賬目進行的一種鑒定。它是依照財政法規和財政部門的有關文件、會計制度、會計紀律等，根據偵查人員提供的與偷稅有關的會計資料，對犯罪嫌疑人是否違反財政法規和財務管理制度、具體違反的條款和數額作出鑒定結論。

稅務鑒定是運用稅務專業知識，依照國家稅收法規和稅收政策，根據偵查人員提供的材料和證據，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違反稅收法規和政策，以及偷稅、抗稅的數額作出鑒定結論。

進行司法會計鑒定和稅務鑒定，偵查機關要提供足夠的檢材并明確提出鑒定要求。偷稅案件常用的手段是經營收入不入賬或做假賬，偵查機關應在收集案發單位會計資料的同時，廣泛收集有關銀行存款對賬單、運輸部門的托運單、郵電部門的匯款單等單據和資料??”。（《稅收征管犯罪認定與偵查》，魏東、唐磊主編，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P63—64）

三、被告人沒有偷稅的故意。

這同樣在兩次開庭的法庭調查階段辯方質證意見及《陳某某、陳某某偷稅案一審辯護詞之一》中已講得很清楚，但在這里還得概括、補充幾點。

其一、“定期定額包稅”的實際情況決定著被告人欠缺偷稅的故意。

其二、“定期定額包稅”方式是增城地區稅務部門多年的特點，這決定著作為非稅收專業人士出身的被告人不知道還要交什么“稅”外“稅”。

其三、從被告人一直主動配合調查也可佐證被告人欠缺偷稅的故意。

其四、在2003年“定期定額包稅”取消后，在經營規模縮小的情況下，被告人每月繳納的稅款比包稅期間還多了1000多元，也可佐證被告人沒有偷稅的主觀故意。

成立偷稅罪必須具有直接故意。在本案中，無證據證明2003年“定期定額包稅”取消后，被告人有欠繳（多少）稅款。實際上，這一兩個月，即使欠稅，也不是偷稅，更無證據證實什么具體數額。

我們熱誠地期盼貴院能還被告人一個公道，依法作出無罪判決！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律師 王思魯

第二篇：陳力強、陳力燁涉嫌偷稅案(從輕處罰,緩刑釋放)之一審辯護詞(一)

王思魯辦理案件 涉及隱私，采用化名

陳力強、陳力燁涉嫌偷稅案（從輕處罰，緩刑釋放）之

一審辯護詞

（一）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們分別接受陳力強、陳力燁委托，在陳力強、陳力燁涉嫌偷稅案中擔任各自的一審辯護人，出席今天的庭審。由于我們的辯護思路和辯護觀點基本一致，為了節省法庭的時間，在此一并發表辯護意見。

在具體發表辯護意見之前，我們首先對審判長的公正主持以及給予控辯雙方充分發言的機會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謝！

我們介入此案后，本著對法律和當事人高度負責的態度，為徹底弄清案情，先后六次各自分別會見了陳力強、陳力燁，聽取了他們的陳述，有針對性地詢問了本案相關問題，并作了適當的調查；特別是專門利用三天時間在貴院詳盡閱卷；現又經過今天的法庭調查,對本案已十分清楚。我們堅定地認為，陳力強、陳力燁不構成偷稅罪,應屬無罪。

我們先來看看指控是不是符合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

先了解檢察機關的指控。從《起訴書》看，檢察機關是認為兩被告人于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2月28日期間，“采取隱匿銷售收入、擅自銷毀賬簿、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手段，從中少繳稅款進行偷稅，經增城市國家稅務局稽查認定：……少納增值稅2928009．44元”，從而構成偷稅罪。

針對指控，我們從三方面陳述辯護理由：

第一、從偷稅罪犯罪構成要件角度考慮：在客觀上，陳力強、陳力燁不符合偷稅的客觀行為特征，在主觀上，陳力強、陳力燁不符合偷稅必須具備直接故意的條件。

其一、關于偷稅罪的具體法律規定。我們先來看一下偷稅罪的具體法律規定：

《刑法》第201條規定：“納稅人采取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的手段，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可見，法條對偷稅罪作了詳盡、明確的敘明罪狀規定。何為偷稅，根據法律規定，只能從這刑法條文中尋找依據。從上述法律規定看，偷稅罪的客觀特征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或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偷稅罪的主觀特征為：出于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實施的是違反稅收法規、逃避繳納應繳稅款義務的行為，這種行為會造成國家稅收流失的后果，而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其

二、現在，我們來看看陳力強、陳力燁是否符合上述偷稅罪的具體法律規定。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陳力強、陳力燁是否構成偷稅，首先必須正視“定期定額包稅”的客觀事實。

“定期定額包稅”的實際情況：國稅部門從2000年1月1日始至2002年12月期間，對被告人所在的南泉商行實行“定期定額包稅”征稅方式(定期是一年一定，定額是每年由稅務部門對商行當年應繳的稅額進行核定),南泉商行每年都是按稅務部門核定的納稅額每月通過銀行劃扣方式繳稅。對“定期定額包稅”的方式，不僅是南泉商行，而且在整個增城地區普遍的經營者都認為這是“包稅”，多年來也是按這種模式向稅務部門繳稅，“定期定額包稅”方式是增城地區稅務部門多年的特點。

“定期定額包稅”根本不需要建賬：“定期定額包稅”方式按規定不需要建賬,繳納稅款只是按稅務部門核定數額繳納。

“定期定額包稅”從根本上證明陳力強、陳力燁沒有偷稅的客觀事實和主觀故意。這還有權威判例支撐。

其次，陳力強、陳力燁沒有隱匿銷售收入、沒有銷毀賬簿（包稅期間刪除過期的電腦記錄不是銷毀賬簿行為）、沒有進行虛假納稅申報等，從而在客觀上，陳力強、陳力燁不符合偷稅的客觀行為特征。

值得強調的是，連陳力強、陳力燁是否漏稅以及漏多少稅都無法證實。再次，陳力強、陳力燁沒有偷稅故意，特別從陳某某和陳某某主動配合調查更可佐證：南泉商行在接受稅務機關的稽查時,積極主動配合,不僅把公司的所有財務等資料交給稅務稽查人員,還十分配合稽查人員的詢問，稽查人員檢查后曾認為沒什么問題,主動把資料返還給他們。

“定期定額包稅”取消后，在經營行業、經營范圍、規模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每月繳納的稅款比包稅期間多了1000多元，更充分證明陳力強、陳力燁沒有偷稅的主觀故意。未及時完善財務制度也不符合偷稅罪必須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觀特征。

第二、從是否具備充足有罪證據角度考慮，本案欠缺偷稅罪必備的 關健證據：《稅務鑒定報告》、《司法會計鑒定報告》、南泉商行銷售貨物憑證等（貨物銷售合同、買賣雙方交易的貨物及款項等會計及銀行記錄憑證、買賣雙方經辦人證詞等）。

何為偷稅罪必備的關鍵證據。

在司法實務中,偷稅案件中的鑒定主要是《稅務鑒定》和《司法會計鑒定》。稅務鑒定是指刑事辦案機關在辦案過程中聘請有稅務專業知識的人員,依照國家稅收法律法規，根據偵查中提供的材料和證據,對涉嫌偷稅的行為及有關問題,違反哪些稅收法律法規的具體條款,以及涉嫌偷稅等數額計算的依據做出鑒定結論。

司法會計鑒定是指刑事辦案機關在辦案過程中聘請有會計專業知識的人員，依照財政的法律法規，根據偵查中提供的與偷稅案件有關的賬目、會計報表等財務資料,對涉嫌偷稅的行為所涉及到的賬證上的問題,具體違反哪些財政法律法規的規定,違法的條款和數額等做出鑒定結論。

控方恰恰沒有掌握成立偷稅罪的關鍵證據。

你看：控方撐握的證據無非是《稅務檢查報告》、《電腦資料》、國稅部門取得的“證人證詞”及外調的其它資料，在行政程序中，國稅部門根據這些證據根本無法下處罰決定，更何況刑事證據更嚴格呢？司法介入后僅對“投案自首”的兩被告人錄了口供，沒有收集其它任何證據！從口供的內容對兩被告人更有利，……。亦即是僅僅錄有被告人的口供啊！

控方掌握的主要證據，亦即賴以支撐指控的主要證據能證明什么？ 從主體角度，國稅部門不能成為刑事證據收集的主體。從與相對人關系角度，雙方存在直接利害關系。

從實體內容角度，《稅務稽查報告》的實質為行政證據而非刑事證據，并且移送司法機關手續不齊備；《電腦資料》只能作為取證線索，欠缺刑事證據效力；國稅部門取得的“證人證詞”及外調的其它資料欠缺了銷售合同、買賣雙方交易的貨物及款項等記錄的會計及金融憑證、買賣雙方經辦人證詞等關鍵證據。

因而上述證據不具有刑事證據效力。

特別是，根據案件事實，即使根據控方的邏輯，所謂“偷逃”稅額也難以確定：

沒有考慮自用、因霉變而報廢、運輸中的損毀、因積壓而削價出售、退貨； 只有部分進貨額證據，嚴重欠缺銷貨額的證據，增值稅征收的依據是銷貨額啊。在“偷逃稅額”認定上，自相矛盾、邏輯非常混亂：開始時，欲落實南泉商行的具體銷售額，找了一些證據，但無法落實；進而欲落實南泉商行的具體進貨額，也找了一些證據，亦無法落實；我們都明顯感覺到，國稅及偵查部門一直想在被告人口供中落實進貨額減去庫存額即銷售額，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后“偷逃稅額”認定時，卻莫名其妙地適用了“視同銷售”的公式。司法機關介入后僅僅對“投案自首”的兩被告人錄了口供，又能證明什么問題？只能證明被告人沒有偷稅的故意和行為。

第三、從適用法律角度考慮，在本案中，指控明顯錯誤適用了稅收征收以及行政處罰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在本案中，必須正視本案的背景：有關國稅部門在違法行政處罰無法實現之后，再移送司法機關刑事介入。

首先，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37、第39條規定，關于納稅人未按規定的期限申報辦理稅務登記、辦理納稅申報的，必須由稅務機關責令限期改正的規定制作限期改正通知書、應納稅款通知書、繳納稅款通知書等稅務文書，并送達當事人，才能對其做出稅務處理及處罰決定，令人遺憾的是，有關國稅部門沒有做到。這顯屬違反法定程序。根據《行政處罰法》第2條第2款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

其次，在本案中，存在一事再罰的問題，其于法無據。

國稅部門曾對南泉商行在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8月31日的繳稅情況進行檢查，并同時于2003年1月17日作出增國稅罰告（03830002）號《稅務行政處罰告知書》，2003年1月21日一并作出增國稅稽處（03830002）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和增國稅罰（03830002）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南泉商行也已認繳、認罰，國稅部門卻違反《行政處罰法》第24條規定的“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的行政處罰。”一事不再罰原則，欲第二次行政處罰。

特別是第二次行政處罰時，其程序和實體處理均存在行政違法。

還值得注意的是，國稅部門居然將增國稅罰告（03830015）《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以及增國稅稽處（0383001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于2004年2月11日同一日一并作出并送達兩被告人；兩被告人當即要求聽證，國稅部門于2004年2月24日舉行了聽證，令人遺憾的是，國稅部門沒有作出處罰決定，實際上，也無法作出處罰決定而無理將之移送公安機關，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這也顯屬違法。

這還是有權威判例依據的。

再次，在本案中，無論是行政處罰，還是刑事追訴，都錯誤理解“增值稅”的法定概念，并錯誤適用“視同銷售貨物”公式計算所謂偷逃增值稅稅額。《增值稅暫行條例》第1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以下簡稱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繳納增值稅。”

何為增值稅？

增值稅是對生產經營單位銷售貨物的增值額征收的并由消費者或使用單位承擔的一種流轉稅，即生產經營者銷售貨物時，向消費者或使用單位收取的銷項稅金與購進貨物時支付的進項稅金之差為增值稅稅金。

什么樣的納稅人是增值稅納稅人？

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均是增值稅納稅人，都要依法繳納增值稅。視同銷售貨物的條件和計稅公式如何？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16條規定：“納稅人有條例第7條所稱價格明顯偏低并無不正當理由或者有本細則第4條所列視同銷售貨物行為而無銷售額者，按下列順序確定銷售額：

（一）按納稅人當月同類貨物的平均銷售價格確定；

（二）按納稅人最近時期同類貨物的平均銷售價格確定；

（三）按組成計稅價格確定。

組成計稅價格＝成本×（１＋成本利潤率）……”

又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4條規定:“單位或個體經營者的下列行為，視同銷售貨物：

（一）將貨物交付他人代銷；

（二）銷售代銷貨物；

（三）設有兩個以上機構并實行統一核算的納稅人，將貨物從一個機構移送其他機構用于銷售，但相關機構設在同一縣（市）的除外；

（四）將自產或委托加工的貨物用于非應稅項目；

（五）將自產、委托加工或購買的貨物作為投資，提供給其他單位或個體經營者；

（六）將自產、委托加工或購買的貨物分配給股東或投資者；

（七）將自產、委托加工的貨物用于集體福利或個人消費；

（八）將自產、委托加工或購買的貨物無償贈送他人。” 在本案中是如何錯誤認定的？

南泉商行的經營情況不屬于《增值稅暫行條例》第7條所稱價格明顯偏低并無不正當理由的情形，也不屬于上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4條規定的8種情形中任何一種，根本上不適用“視同銷售貨物”公式計算所謂偷逃增值稅稅額，所以控方指控的偷稅額顯屬錯誤。

最后，關于本案處理涉及的法律法規和值得參考的判例等資料。我們熱誠地期盼貴院能還當事人一個公道，依法作出無罪判決！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律師 王思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