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減貧成就是對國際人權事業直接貢獻

中國減貧成就是對國際人權事業直接貢獻

劉為忠

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推進減貧事業，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沒有確定的先例參照，但中國的扶貧事業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我國脫貧攻堅堅強的政治保障。

“中國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國際人權事業的忠實實踐者和有力推動者。”日前，《中國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發布后，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白皮書以鏗鏘之語將中國扶貧成就理直氣壯地定位在國際人權的推動成就上。

輿論關注，一方面說明公眾減貧和發展意識的逐漸增強，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扶貧脫貧的民生導向、民意關切、人權意義。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推進減貧事業，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沒有確定的先例參照，但中國的扶貧事業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我國脫貧攻堅堅強的政治保障。中國扶貧工作隊伍更是以勇毅篤行的政治擔當、宏闊睿智的勇氣胸懷，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滿足人們共享發展成果的追求，使得中國減貧成就真正有益于人權事業。

白皮書對中國減貧事業的定位意義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精準定位了中國減貧行動的人權促進意義。白皮書直截了當地宣示了“中國的減貧行動是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最顯著標志”。從貧困與人權的關系、中國政府的扶貧工作機制、中國對扶貧工作的部署定位、中國減貧行動的宏觀成就、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幾個要素，深入論述中國減貧行動與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內在關系，全面呈現了中國政府以民眾訴求和社會關切為出發點，以維護人的發展權為理念引導，注重民生導向，恪守以民為本，推進減貧事業的務實舉措?！吧茟鹫撸笾趧荨保袊鲐毷聵I正是以真實的為民情懷，才能在特定階段創造出中國奇跡。

二是凸顯了中國減貧行動的優先人權保障。生存權是個體的基本權利，也是基礎人權之一。白皮書第二章以“保障貧困人口生存權”為主旨，從特色產業脫貧、易地搬遷脫貧、生態保護脫貧、教育發展脫貧、醫療保障脫貧、農村兜底脫貧、資產收益扶貧、就業創業服務等精準扶貧施策領域，簡明務實地闡述了中國減貧行動的優先人權保障。歷史與現實的扶貧實踐充分表明，每一個國家的減貧開發意愿與行動，都有其特定的國情條件與國情背景。衡量一個國家減貧的人權意義，關鍵是要看這個國家的人權保障是否符合本國的國情條件，是否適應本國發展的現實需要。中國減貧行動正是以求實的國情意識，使得中國扶貧工作機制內生于本國深厚的發展土壤，切實體現了中國特色扶貧道路的強大生命力。

三是特別強調了中國減貧行動的群體權益保障。對特殊群體權利進行特別保障，屬于人權保障的特殊救濟。即在一般權利保障中，特殊群體由于歷史原因、社會原因等，需要進行特別的權利救濟。白皮書第三章就“維護特定群體權利”，圍繞貧困婦女權利、貧困兒童權利、老年人權利、殘疾人權利、少數民族特殊扶持等，詳細列舉了國家特殊保障體系、政策實施體系以及權益保障成就。政策的實施效能來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任，政策要贏得人心，既要植根于正確的理念制定，也要著眼于現實的民眾需求。中國扶貧攻堅正是不斷關注民意、直面特殊群體的真實保障問題，精準扶貧才真正跟得上時代的腳步，脫貧攻堅也才真正拓寬了各群體共享發展成果的分配途徑。正是如此，中國扶貧事業才能更充分體現民意，順暢抵達人心，釋放出更多民生紅利。

四是全面列舉了中國減貧行動的區域發展效能。發展經濟學一般認為，貧困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生態問題和經濟能力實現問題。貧困發生一般與生態環境和生態的歷史積淀有密切關系。此次白皮書直面中國“貧困地區發展環境”，從事關“貧困地區群眾生存權、發展權”的基礎設施建設出發，分別從通信、水利、交通、人居環境等方面，并結合中國政府的專項建設規劃與專門治理工程，體系化地說明了中國減貧行動的區域發展效能。中國減貧行動對貧困區域的精準施策，其實質是針對貧困現象“靶向療法”的精準治理和因地制宜。在風險挑戰中劈波斬浪的中國扶貧事業，熔鑄了13億人瑰麗夢想的“全面小康社會”，意味著不讓一個貧困地區掉隊，意味著社會財富充分涌流均衡共享，意味著讓每個地區的人民在改革發展中具有獲得感。中國減貧行動對貧困地區的特殊重視，正是基于區域整體發展權的治理實踐。

“計利當計天下利”，公共政策唯有符合全局，才是潮流所趨、人心所向。中國扶貧事業不失于一人一地一時一事，從“三西扶貧”計劃拉開中國減貧行動的序幕，到脫貧攻堅最后一公里的迫近，中國穩步掀啟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幕。中國減貧成就彰顯人權，順應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正是對國際人權事業的直接貢獻。

（作者單位：成都師范學院政治學院）

第二篇：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中國經驗心得體會

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中國經驗心得 體會

在中國國家扶貧日和國際消除貧困日即將到來之際，“擺脫貧困與政黨的責任”國際理論研討會 10 月 12 日在福州市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會議致賀信。

決戰決勝之年，我們不僅要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更要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與國際社會一道交流經驗、總結規律，共商推進全球減貧事業，增強戰勝貧困信心，為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貢獻智慧和力量。

壓實減貧責任。推動全球減貧事業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國際合作，也需要各國自身努力。從中國的脫貧攻堅來看，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把脫貧攻堅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即將歷史性地得到解決。到 2020 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是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為了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干部層層簽訂脫貧責任書，立下脫貧攻堅軍令狀。正是有了責任的壓力和倒逼，才讓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全球減貧事業來說，壓實各國政黨的責任使命，才能形成強大的減貧合力，才能推動全球減貧事業的發展進步。各國政黨要發揮主心骨作用，要領著群眾干，帶著群眾去發展致富。

增強減貧信心。消除貧困是一項世界性的難題，既要有持續不斷的堅守，也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從中國近年來的脫貧攻堅來看，正是整合了方方面面的力量，激發了社會各階層的信心，持續用力，久久為功，一步一個腳印，才最終啃下了一塊又一塊“硬骨頭”。無論面對怎樣的發展困難，都要始終堅定信心，做到目標不變，信心不減，才能實現“爬坡過坎”。即便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始終聚焦脫貧攻堅，瞄準既定目標，矢志不渝地開展脫貧攻堅。對于全球減貧事業來說，更要牢固樹立減貧信心，要瞄準《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的減貧目標，踏踏實實抓好貫徹落實，要學習借鑒世界各國的減貧經驗，結合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不斷探索實踐，才能推動全球減貧事業持續發展。

突出減貧合作。當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減貧事業取得長足進展，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仍然很嚴峻，迫切需要包括各國政黨在內的國際社會凝聚共識、攜手合作，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和平穩定，加快推動全球減貧進程。從中國舉辦的“擺脫貧困與政黨的責任”國際理論研討會來看，本身就是一種廣泛的國際減貧合作實踐。通過對中國減貧事業的理論研討和經驗總結，為全球減貧事業注入信心動力，為世界各國推進減貧工作提供參考借鑒。在全球經

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關鍵時刻，尤其需要世界各國政黨發揮政治引領作用，凝聚各方共識，促進國際減貧合作，才能早日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

第三篇：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上)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上)

一、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含義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是相對于價格支持等間接補貼而言的，所謂農民直接收入補貼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為了提高農民收人，或減少農業及涉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損失而對農民的直接轉移支付。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不通過價格或產量等間接手段，政府僅根據事先確定的基期產出水平或其他條件直接對農民進行補貼；而間接收入補貼主要是通過政府計劃確定的目標支持價格來鼓勵生產，間接保證農民獲得較高收入。同時，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也不同于政府就整個行業(如科研或基建等)進行的補貼或投人，它的目標只是農民收入，直接對單個的農民進行補貼，使農民能夠獲得更直接的收入。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主要是指為了補償由于價格支持削減或其他攻策調整給農民收入造成的損失而進行的政府支付。廣義的農業直接收入補貼是指政府對一切以收入為目標的農民直接進行的補貼或支持，不僅包括狹義的直接收入補貼，還包括農民最低收入保障、農業救濟以及農業收入保險。

二、國外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比較

為適應WTO《農業協議》的要求，各世貿組織成員國自1995年以來，對其國內農業支持政策進行調整和改革，逐步減少農產品市場價格支持，轉向增加對農民收入的直接補貼。

1．美國的直接收入補貼

1996年美國新農業法實施后，除蔬菜和水果外，其他農作物的種植都實現了自由化，并取消了生產結構調整政策，將農業的國內價格支持轉變為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計劃7年間(1996—XX年)的直接收入補貼總額為356．26億美元。美國對于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主要采用以下3種方式：①生產靈活性合同補貼。1996年4月美國改革后的新《農業法》引入了此項補貼，它是一種典型的脫鉤收入補貼，即補貼與實際生產情況無聯系，生產者無論生產什么，均能享受到這種補貼。具體操作是對于種植小麥、玉米、高梁、大麥、燕麥、水稻與棉花的農民，按1991—1995年平均生產量的85％乘以政府規定的單位重量補貼金額。以小麥為例：美國XX年小麥的補貼幅度為45．20美元／t，1991—1995年間平均每公頃小麥單產為3t，據此計算，基期種植小麥的農民每公頃土地的補貼額為115美元。美國計劃這一直接收人補貼的總額(1996—XX年)合計為356億美元，每年遞減，同時規定個人最高補貼額不超過4萬美元。②耕地休耕補貼。1996年美 國聯邦農業改革法案將1985年《食品安全法案》休耕1 800萬hm2耕地的計劃延長到XX年的1 456萬hm2。③農業災害補貼。包括災害救濟、特大災害保險和多種災害保險3種情況。美國的特大災害保險政策很寬松，農民只需要對每種作物繳納60美元的手續費，但保險程度一般很低，只適用于產量低于正常產量50％的情況。

2．歐盟的直接收入補貼

歐盟對農民的補貼名目繁多，數額不等。據歐盟有關部門和德國農業部的統計，目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給農民的各類補貼已達到農民年總收入的50％。除此之外，各國政府還給農民額外補貼，如生態農業補貼、環保補貼等，所有的補貼目的都是保護農民利益，穩定農民收入，促進農業和農村地區健康和諧發展。歐盟對農民直接補貼的主體是“藍箱”政策補貼，主要包括3種方式：①種植業補貼。歐盟于1993年削減了對谷物、油子和豆類什物的價格支持，同時作為對生產者損失的補償，歐盟引入了“補償支付”這種部分與生產脫鉤的直接收入補貼形式。對種植業的補貼支付主要基于這些作物1989一]991年間的平均種植面積，并要求大的生產者(谷物生產總量超過92t)休耕10％農田，對于小規模農場不要求休耕義務，所行休耕的土地都可以獲得休耕補貼。②休耕補貼。歐盟的休耕補貼分兩種。一種是種植面積中所涉及的，每年同面積補貼一起申報，大農場須將休耕作為享 受面積補貼的前提條件。此外，大小農場可自由休耕，這種每年一次的休耕享受與谷物同等的面積補貼標準，自愿休耕的面積總量不限，但是享受休耕補貼的上限為耕地面積的33％，超過部分不給子補貼。另一種是多年性休耕，至少休耕10年以上。100hm2以下的農場最多可以休耕5hm2，100hm2以上的農場最多可以休耕l0hm2。這種補貼的標準略高一些，德國每公頃為700馬克。③環境保護補貼。歐盟的環境保護補貼是對在農業生產中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方向發展的行為給予的資金鼓勵，根據實際情況，環境保護補貼有不同的分類。

3．日本的直接收入補貼

近年來，日本開始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XX年，日本新出臺了對山區、半山區的直接支付制度。此項補貼的對象是處于根據有關法規劃定的山區和半山區的農田。對農田的要求是：至少是1hm2以上毗連成塊、坡度大(水田1／20坡度，旱田8度以上)、地塊小而必須規整(多數地塊不滿0．3hm2，同時地塊平均面積小于0．2hm2)；草地比例高(70％)的草原，有坡度的人工單地；其他特殊情況如農民老齡化比例高、撂荒比例高等情況。享受直接收入補貼的農民除了要符合上述條件外，還必須滿足一些特殊要求：農業生產活動必須有助于減少避免撂荒，要促進農村的綜合發展，包括防止水土流失、生物保護等。日本的直接收入補貼的理論標準是山區、半山區與平原地區的生產成本差異的80％，并按陡坡地和非陡坡地設定兩個標準。

4．墨西哥的直接收入補貼

從1994年開始，墨西哥政府發起了新的農場計劃，向大約占全國農民總數90％的谷物和油子生產者提供直接收入補貼，作為取消作物保護價對生產者的補償。補貼的基礎是1991—1993年間享有政府支持價格的9種作物的平均種植面積，并在1996年取消了作物種植品種限制。這一計劃的實施期為15年，前10年補貼額固定，后5年補貼額遞減。單個農場能獲得的最大補貼額約6 700美元。

美國、歐盟、日本、墨西哥所采取的直接補貼政策既有共同之處，也有重要差別。從具體實施的時間和力度上看，美國在先，歐盟次之，日本居后。美國的改革是全面的，力度最強，直接補貼措施與當前生產徹底脫鉤；歐盟的改革也是全面的，但尚未與當前的生產完全脫鉤，農民享受到的直接補貼與目前的生產有聯系；日本的直接補貼僅僅是地區性的、局部的。在補貼程度上，美國的單位面積補貼額相當于歐盟的1／3-1／2，但是按農民人均收入則高于歐盟的2-3倍。美國、歐盟和日本在環境保護和地區發展方面的政策更為復雜一些。尤其是美國的土地休耕保護，實際上是按個案處理的，同時，因為每個農戶的要價和地塊條件都可能不同，需要對農戶的申報逐個審查比較，并確定是否補貼以及補貼 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