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失落的光榮三線建設五十周年回眸

失落的光榮三線建設五十周年回眸

這是人類工業史和城市史上一次史無前例之舉：當全球工業都按照煤鐵復合型、臨空型和臨海型的布局原則，盡量向著交通發達，原材料和能源供應方便的地方集結時，數以百計的大中型企業卻從中國東部和北部如同過江之鯽一般，紛紛遷往偏僻閉塞的西南和西北；當城市化進程在全球日益加速時，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卻從大城市鉆進了山溝。這一罕見之舉，就是對當代中國尤其是中國西南和西北影響深遠的“三線建設”。

大學畢業時，筆者被分配到四川自貢一家名為“東方鍋爐廠”的企業。這家以生產電站鍋爐為主業，擁有一萬多名員工的工廠，面積近萬畝，廠房零星地分布在自貢郊外的幾座小山間，穿來繞去的鐵路專用線將這些廠房串聯在一起，從廠門到最遠的車間，走路需要將近一個小時。工廠的員工里，有相當一部分操著帶東北口音或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那時，我對這家工廠充滿好奇，后來才知道，原來它就是一家典型的“三線企業”。

前不久，筆者深入到一些三線工廠采訪，對50年前的“三線建設”有了更深的認識。那是一段漸行漸遠的激情歲月，其歷史的功與過，至今仍眾說紛紜。那些因緣際會卷入這場時代潮流的蕓蕓眾生，他們的命運因之而發生的起承轉合，讓人無限喟嘆。

“三線建設”的來歷

“三線”一詞，盡管如今40來歲及以上的人都耳熟能詳，并大致知道其內涵與外延，但“三線”真正在中國媒體上出現，已是時過境遷的上世紀90年代。

按中央軍委當年的定義，“三線”是將全國的國土按照距離邊防和海防的遠近，劃分為三部分。其中“三線”是指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雁門關以南，韶關以北的廣大地區。從行政區劃上說，三線地區基本包括了屬于內地的四川（含今天的重慶）、云南、貴州、陜西、青海、甘肅和寧夏7個省區，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等省區中靠近內地的一部分。習慣上將西南和西北地區稱為“大三線”，而各省份靠近內地的腹地俗稱“小三線”。三線所涉及的13個省區，距海岸線最近的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邊界則有上千公里。在大三線周邊，聳立著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和呂梁山等高大難越的地理單元，使得“大三線”如同擁有鐵壁銅墻的巨型堡壘。

可以看出，一、二、三線的國土分區，是基于受外敵侵襲的可能性。即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一線和二線都可能成為焦土瓦礫的戰場，而得地利之便的三線，是共和國必須依靠并將其作為生存與勝利根本的大后方。

三線建設的出爐，源于上世紀60年代初期波譎云詭的國際政治環境。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外交上采取向蘇聯“一邊倒”的策略，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處于敵對狀態。隨著中蘇交惡，60年代初期的中國面臨四面受敵的窘境。當時的中國南部，隨著北部灣事件的發生，美國全面卷入越南戰爭，由以往的提供軍事援助改為直接向越南派兵參戰，戰火大有燃到中國境內的可能；東部，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不甘失敗，虎視眈眈，時刻不忘反攻大陸，而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幾次軍事演習，均以紅色中國為假想敵；西部，中印交惡，摩擦升級為小規模戰爭；北部和西北部漫長的邊境線，以往因背靠老大哥蘇聯而倍感安全，但隨著中蘇關系破裂乃至針鋒相對，老大哥便成了最危險的敵人。

1963年，正值中國從三年饑荒中漸漸復蘇的轉折年頭。這一年，由李富春牽頭的“中央計劃領導小組”在編制“三五計劃”時提出，要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但這一指導思想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認為，從當時的國際局勢看，存在著發生大戰的可能，而“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他提出要搞一、二、三線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毛表態說：大家如果不贊成，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

1964年初，總參向高層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預估了一旦發生戰爭，中國經濟建設將可能遭受到的打擊。其一，工業過于集中；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其三，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缺少應付敵人突襲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成巨大災害。這份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指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基于“早打、大打”的理念，“三五計劃”原定的以解決吃穿用問題為主導，變成了以備戰迎戰為主導。于是乎，“三線建設”出爐。

1964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三線建設的目標和布局，最核心的一點是“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從1964年到1980年，在長達16年的時間里，“三線建設”是全中國的“天字第一號”工程，是壓倒其他一切的重中之重。這期間，國家在“三線建設”上的投入達2052.68億元，占同期全國基建總投資的39.01%，超過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間全國全民企業基建投資的總和。不包括隨遷家屬和就地參加三線建設的員工，單是從北方和東部沿海內遷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業員工，就多達450萬人。成昆線、襄渝線、川黔線、陽安線和青藏線的西格段等重要鐵路交通線，也在這一時期上馬并竣工投入使用。1100多個大中型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星星點點地出現在了西部廣袤的大地上。原本工業基礎薄弱的西部地區，先后建起了常規兵器、電子、戰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個工業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人們所熟知的就有攀枝花、酒泉、水城等大型鋼鐵冶金基地，葛州壩、劉家峽等水電站，六盤水和渭北等煤炭基地，貴州和漢中的航空基地，綿陽的核工業基地，西昌和酒泉的航天衛星發射中心，以及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甚至包括筆者曾就讀的四川理工學院，它合并之前的重要前身也是從上海內遷至自貢的。用專家的話來說，三線建設“形成了中國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業基地，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帶動了中國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社會進步”。

后來，一些企業合并了，一些企業轉產了，一些企業停辦了，一些企業則選擇遷出大山。此時，三線人又不得不經歷第二次移民。向軍、賀懷湘在《中梁山有個上海村》中告訴我們，1967年重慶標準件廠從上海遷建于沙坪壩區的中梁山，大部分為舉家搬遷，有500多人，集中居住的5棟樓房被當地人稱為“上海村”。如今“上海村”的原住民已不足百戶，“仍留在‘村’里的，大多是當年的第一代，這些已不再年輕的‘阿拉人’，因語言、習慣以及氣候差異，生活圈子越來越小”。對于遷來時便已成年的他們，入鄉隨俗依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融入當地還是選擇封閉，依然是他們心理上的結。在筆者的老家富順，有一家60年代興建的大型化工企業，這家從上海搬遷過來的企業，下屬四個分廠，幾十個車間，沿著沱江河谷散漫地布局在長達10多公里的地段上。上世紀90年代，這家企業將一部分機構搬遷到了成都，富順當地便留下了一些破舊的廠房和年歲漸老的員工。這些在四川方言的包圍圈里固執地操普通話的外地人，守著昔年曾經高大巍峨的工廠，和時光一同漸漸老去。

對當年那些“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三線建設者來說，企業的不景氣甚至倒閉，使得這些大多已經六七十歲的老人的晚年蒙上了一層濃得化不開的陰影――收入的微薄，社會地位的劇降，年久失修的房屋和無人問津的生活都讓他們郁悶無助。貴州曾有貴陽和安順兩個城市被確定為三線建設的重點；黔東南的凱里，曾經布局有多家三線企業，大浪淘沙之下，這些企業幾乎都不復存在――一部分遷往貴陽的工業園區，一部分破產倒閉。那些破產倒閉工廠的工人，當年大多只拿到三四萬元的補償費，稱為“買斷工齡”。“買斷工齡的收入，連買養老金都不夠”，一些工人如此坦言。另一些年歲較大的工人更加憤憤不平：“我們這么多年為工廠付出的一切，我們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不到1500元的價格統一收購了。”

相對來說，韓慶普的情況還算好的。雖然擁有正高級職稱并擔任過處級干部，他的退休工資還不到3000元，韓先生還是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韓先生對我念叨的是，工廠對他們這些老人很少再過問，除了有時會在重陽節那天請他們吃頓飯。對那座當年貢獻了青青和血汗的工廠，他已經有十幾年沒再回去過。

眾多三線工廠倒閉或搬遷后，留下了面積龐大的廠區，這些地處深山的曾經非常現代洋氣的工廠，在時光的侵蝕下，日益破敗蕭條，成為西部大地上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

晉江廠位于重慶江津夏壩的山坳中，后來遷到了重慶魚洞，在夏壩留下了一個面積達800畝的空殼。后來，一家養豬場將這座工廠變成了飼養基地。其后，這里又先后成為啤酒廠和紡織廠廠房。之后再次成為養豬場――從前冰涼有刺的鋼鐵味，出人意料地被豬糞味和豬食味替代。在夏壩老廠區，至今仍有不多的一些不愿隨廠搬遷的退休職工居住在那里，他們依靠微薄的退休工資維持生計，大片的廠區成了墾荒的好地方――他們握慣了鐵錘和鉗子的雙手，握起了并不太熟悉的鋤頭，精心種上了成片的蔬菜和糧食。閑暇時，他們偶爾也會繞著昔年曾流過汗效過力的車間轉一轉。年久失修的車間結滿蛛網，杳無人聲，只有一些鳥兒撲打著翅膀，在車間里飛來飛去。

金佛山位于大婁山脈北部，距重慶主城88公里，是重慶婦孺皆知的一座風景秀麗的名山。在金佛山西麓，有一座叫天星的小鎮。天星鎮郊的大山里，曾經有一座天興儀表廠，它和晉林廠、晉江廠一樣，都是三線建設的產物。上世紀90年代，天興廠遷往成都龍泉，留下了大面積的廠房和宿舍。幾年前，重慶有關方面打算把這里打造成全國唯一的三線建設博物館。曾經在三線企業工作多年的范時勇，參與了這家博物館的籌建。范時勇告訴我，非常可惜的是，幾年過去了，三線博物館并沒有如期開張，而是被并入了重慶工業博物館。作為胎死腹中的三線博物館催生出的唯一產品，是以天興廠舊廠房為基礎，建成了一家三線主題酒店。酒店偶爾會有一些好奇的年輕人前來探訪。對他們來說，三線建設的前因后果他們并不關心，這里僅僅是空氣清新的金佛山腳下一座有特色的酒店而已。酒店外還可以看到他們所不了解的另一個時代的胎記：標語、喇叭、破舊的管道和斑駁的毛澤東像。也許他們中的多數人都不會知道，曾經有一些和他們同樣年輕的來自異鄉的青年，在這里度過了漫長的30年乃至更長時光。

“三線”是與非

從1964年到今天，50年光陰白駒過隙，三線建設塵埃落定。對于共和國歷史上這段旁逸斜出的插曲，到底該如何評價？對此，專家們有他們的說法。比如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作者陳東林先生認為：“三線建設，是那個時代的人們思考和奮斗的特殊產物。我們應該肯定它在軍事上的成就。但如果從經濟上來衡量，這是一場不劃算的建設，甚至中間存在著較大的資源浪費。”更有專家指出：“錯誤的形勢判斷、錯誤的體制構架加上錯誤的區域布局，使得三線大規模投資的機會成本過高，大大延誤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但從西部的立場出發，三線建設卻是對這些原本工業十分薄弱的地區的一次有力輸血，客觀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有社會學家稱，“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無疑是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次“西部大開發”。

以筆者曾生活多年的自貢為例，自貢本是有著上千年歷史的中國最大的井鹽生產基地，工業一向以鹽化工占絕對主導。三線建設開始后僅一年，就有20多家大中型企業內遷自貢，自貢也投資興建了一批與三線企業配套的地方企業，從而改變了單一的工業結構，形成了以制鹽、化工和機械為主體，兼有冶金、電子和建材的四川省第三大城市（當時第一為成都，第二為重慶）。

但也應該看到，三線建設的起因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是一個誤判，即過高估計了世界大戰的可能。當和平和發展成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三線建設便顯得有些多余。對外部世界的過度反應，必然導致對內決策的失誤。從這一角度看，三線建設雖然局部地改變了西部一些地區的工業結構和經濟狀況，然而從長遠和全局的視角看，它仍然是得不償失的。

（作者系文史學者）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4年第6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