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09法治政府漸行漸近

2009：法治政府漸行漸近

——行政法領域一年熱點掃描

2009-12-31 來源：中國國土資源報

全國首例申請罰款信息公開案結案

【新聞回放】2009年4月，湖南省洞口縣楊林鄉破刀村的肖姣方、肖衡山等10名村民，依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相關規定，聯名向洞口縣國土資源局提出申請，要求依法公開近兩年來該局對破刀村違法占地建房戶的罰款情況，以及各新建房戶的用地審批情況等信息。向行政機關申請公開罰款的具體數目，這在全國還是首例。

洞口縣國土資源局在收到村民們的上述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對所申請信息進行了公開。同時，該局還由局紀檢組、執法監察大隊、耕保、規劃、用地等股室相關人員組成專案調查組赴破刀村，對村民反映的違法占地問題進行了查處。

點評：許多行政機關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

沒有一種組織愿意在“玻璃屋子”里生活，沒有一種權力甘愿被關進“籠子”里。然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和實行，就把各級政府、組織和權力，送進了“玻璃屋子”和“籠子”里面，讓他們學會在“透明”、“監督”和“制約”中行政。《條例》實施之初，曾有不少法律專家擔心公眾知情意識薄弱，參與熱情不高，導致這一法律的作用落不到實處。現在看來，這種擔心顯然是低估了公眾的法律意識。自《條例》實施以來，公眾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知情訴求似有“井噴”跡象，向政府有關部門要求信息公開的新聞不絕于耳。

關于本案，行政處罰內容等具體信息是否公開，其實是一個兩難的抉擇。行政處罰結果一旦公開，就必須注意防止此類信息廣泛傳播對被處罰者的社會聲譽造成不當損害，這的確是執行《條例》過程中讓人傷腦筋的一個問題。

環境公益行政訴訟第一案立案

【新聞回放】2009年5月，中華環保聯合會發現貴州省清鎮市百花湖風景名勝區內有一未完成全部建設的冷飲廳建筑，對當地生態環境構成潛在威脅。該項目是未經百花湖風景名勝區管理機構同意的情況下由清鎮市國土資源局出讓給使用人李萬先的，規劃為建設冷飲加工及宿舍、辦公室。按雙方約定，項目逾期一年仍無法完工，國土局有權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以及地上建筑物或附屬物。但是，該工程從1994年開建卻一直未完工，國土局也未履行收回土地使用權職責，且對周邊生態造成威脅。

7月27日，中華環保聯合會向貴州省清鎮市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行政訴訟，請求判令清鎮市國土資源局收回閑置的土地。9月1日，這起全國首例由環保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行政訴訟，在貴州省清鎮市人民法院環保法庭公開開庭審理。備受關注的此案經過不到一個小時的庭審，原告方即撤訴，法院宣布結案——被告方清鎮市國土資源局在開庭前已作出決定，收回此案爭議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

點評：這一案件雖小，但卻是我國社團組織進行公益訴訟的“破冰”之舉。長期以來社團擔任公益行政訴訟原告并沒有法律依據和實踐范本。此次清鎮法院率先將社團納入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做法，創造了中國社團公益行政訴訟的先河。本案可以為普通公民和社會團體提供一種監督公權力的示范效應，15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幾個月內就解決了，也說明了社團公益訴訟不僅可行，而且效率高，值得推廣。

當然，社團組織在進行公益訴訟時的身份定位以及如何避免 “濫訴”等情況的發生，也是有待研究的問題。

行政強制法等待十年經歷三審

【新聞回放】2009年8月27日，行政強制法草案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面對公眾對規范行政強制行為的期待，等待十年、歷經三審的行政強制法草案在法律學者要求限權，行政官員要求擴權的博弈中未獲通過。即便如此，三審草案仍呈現出設定行政強制應事前論證、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從程序上保護公民的權益、執行協議可以分階段履行等亮點。

點評：在新中國立法史上，行政強制法將被打上一個“命運多舛”的標簽。

從自身利益出發，行政機關期待以行政強制法治“軟”，而公民期待以行政強制法治“亂”。由于使用國家強制力，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等基本權利，行政強制法本身的敏感性和關注度遠遠超過其他行政法。有觀點認為，立法的最大反對力量可能來自要被從此戴上“鐐銬”的行政機關，這一點在行政強制法草案討論階段有所體現。

行政強制法主要是限制和規范政府權力而不是授予政府權力，立法動力不足是這部法律等待十年、歷經三審的主要原因。另外一個共識的原因是，對于行政強制行為的法律規范，各個國家的制度也很不一樣，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行政強制法模式讓我們直接移植，要搞一個中國特色的行政強制法，需要一個過程。

對于這部破繭艱難的法律，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平衡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一方面要給行政適當的權力，但又要限制它不要濫用。這就如同，給一個人鞭子，但同時又給他戴上一副手銬。

《行政復議法》醞釀“大修”

【新聞回放】2009年8月，在全國行政復議工作經驗交流小組會上，國務院法制辦相關負責人明確表示，要適時修改《行政復議法》。《行政復議法》將在擴大行政復議范圍、審理組織、審理機制、結案方式和管轄制度五大方面作出修改，改革的方向是逼退“官官相護”。

點評： 在我們走上依法治國軌道上的時候，民眾更關心的是對行政權力的分配和制約是否已經納入到法治化的軌道，《行政復議法》正是其中一部重要的法律。《行政復議法》頒布10周年來，我國的行政復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從目前的情況看，行政復議的優勢和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申請行政復議的數量還不如提起行政訴訟的人多，更不用和信訪的人數相比了。

行政復議應該是公民首選的解決行政爭議的最主要途徑，然而目前群眾卻避其道而行之，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缺乏信任，害怕“官官相護”。而事實上這種現象也的確存在。行政復議制度能否成為解決行政爭議的主渠道的關鍵在于公正，為此，必須保證行政復議機構和人員的中立地位，保證在辦案中不偏私、不歧視，排除不相干因素的影響。正在一些地方試行的行政復議委員會制度有望成為落實公正原則的有效制度。同時，行政復議要堅持以聽證方式公開審理為原則，除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外，凡當事人要求或行政復議機關認為應公開審理的，都應以聽證方式公開審理。總之，以逼退“官官相護”為方向的《行政復議法》修改是民心所向。

最高法出臺意見保護“民告官”

【新聞回放】2009年１１月１５日，為依法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切實解決行政訴訟“告狀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行政案件受理，不得以任何借口隨意限制受案范圍，徹底廢除各種違法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土政策”。意見要求，凡是《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的可訴性事項，不得擅自加以排除；不得在法律規定之外另行規定限制當事人起訴的其他條件；對于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惡劣影響的，要及時向當地黨委、紀檢監察機關和上級人民法院反映，上級人民法院將協助黨委和紀檢監察機關作出嚴肅處理。

點評：《行政訴訟法》施行以來，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審理了大量行政案件，有效化解了行政爭議，維護了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是，行政訴訟告狀難現象依然存在，已經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加強對當事人訴權的充分保護，切實解決行政訴訟告狀難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

《關于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加大了法院對行政訴訟案件的受理力度，一方面著力解決當事人“不愿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考慮到當事人“贏了一陣子，輸了一輩子”的心理顧慮，確保起訴人不受打擊報復，解決當事人“不敢告”的問題。此外，意見清除了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各種“土政策”，破除了人為的訴訟障礙，解決當事人“不能告”的問題。“不愿告”、“不敢告”、“不能告”三個關鍵問題的破解不僅僅是減少了群眾的顧慮，方便了群眾訴訟，而是彰顯了司法對行政權力加強監管的力度和決心。

依法行政綱要實施五年成效顯著

【新聞回放】2009年 12月2日，國務院法制辦負責人在全國法制辦主任法規司司長會議上表示，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實施五年來，全國政府法制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2004年至2009年11月，國務院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議案46件，制定行政法規160件，31個省級政府共制定規章3723件，國務院各部門共制定規章1333件；在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方面，國務院全面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積極推進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建立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等；目前，地方性法規、規章已經做到了全部報備。全國31個省級政府、90%以上的市級政府和80%以上的縣級政府，已經建立了規范性文件備案制度；28個省級政府、49個國務院部門以及80%以上的市縣政府，建立了重大行政決策合法性審查制度；全國行政復議機關5年來共審結342107件行政復議案件，總的糾錯率達到33.59%。

點評：2004年3月22日，國務院印發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這充分顯現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決心。

《綱要》下發后，各地、各部門紛紛結合自身實際出臺相關的依法行政五年規劃。為了落實《綱要》，實現規劃目標，各地、各部門加強對依法行政工作的組織領導，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制度建設質量，規范行政執法行為，認真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強化對行政執法行為的監督，并通過教育培訓等形式切實提高機關公務員的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能力。

從國務院法制辦今年公布的一系列數據看，時間過半成果顯著，我們離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標越來越近。

廢除拆遷條例呼聲高漲

【新聞回放】近年來,暴力拆遷相關沖突事件屢有發生，而我國自2001年1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也在現實中被不斷地扭曲。

2009年11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民唐福珍以自焚的方式，抵抗政府的強制拆遷，以死保護自家的三層樓房。11月29日，唐福珍終因傷勢過重，醫治無效死亡。“唐福珍事件”發生后，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再次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

12月7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巋、王錫鋅、陳端洪、錢明星、姜明安五位學者，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北大教授的“上書”，將公眾的目光聚焦到了法律制度的層面。

12月16日，國務院法制辦召開專家研討會，聽取了民法、行政法方面的專家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修改工作的意見。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國務院法制辦對條例的修改非常重視，進行了審慎研究，并將抓緊修改條例。

點評：《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頒布實施，其初衷是良好的，并且的確為我國城市化進程作出了貢獻。但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這個條例在法制建設日益完善的進程中，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法治政府的現實要求，與“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尤其是拆遷過程中強制執行環節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并成為一些不安定事件的誘因。

現在的情況是：各種學術意見和輿論都在顯示，拆遷條例作為《憲法》和《物權法》之下的下位法，目前已具有明顯的違憲違法性。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明確提出“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2007年出臺《物權法》又再次以民事法典的高度予以明確。從立法位階上說，這樣的沖突本不應發生。法律優于行政法規是一般原則，既然條例與《物權法》相沖突，低位階的“條例”自應歸依無效。看來修改或廢除的時候已經到了！（劉超）

第二篇：知識產權日報：【特別策劃】知識產權法院漸行漸近(二)

【特別策劃】知識產權法院漸行漸近

（二）“三合一”試點的啟示

“三合一”試點再往下走，只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才能解決問題

在法院系統內，知識產權審判存在的問題早已引起注意，改革探索一直在進行。

1996年，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探索進行知識產權“三合一”綜合審判，由一個審判庭統一審理轄區范圍內的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

2008年，我國發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從戰略高度提出了研究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知識產權專門法庭。在這個戰略要求下，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逐步鋪開。

一年后，最高法院對“三合一”問題進行專題調研，并批復同意了多個法院開展“三合一”試點。截至目前，我國有6個高級法院、74個中級人民法院和80個基層法院都實行了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

姜穎所在的北京一中院知識產權二庭就是試點的產物。這個審判庭成立于2013年底，與知識產權一庭一起，集中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其中，一庭主要辦理商標權案件，二庭主要辦理著作權和專利權案件。這兩個審判庭都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構成了“大知產”審判格局。

“我們覺得，這樣一種格局能夠有效保障知識產權審判專業力量的集中和再分配，能夠提升工作效率，避免過去三審分立造成的同一事實認識不統一甚至判決矛盾的問題。”北京一中院副院長陳銳說。

在觀察人士看來，“三合一”試點能夠統一裁判標準，避免裁判沖突。但要化解知識產權審判的地方保護，還需要更寬廣的思路。

“?三合一?試點再往下走，只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才能解決問題。”在2012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內司委原委員戴玉忠如是說。

“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議題，國內學界很早就提過。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部署，表明了中央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態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部長呂薇代表說，“中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已經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甚至超過部分高收入國家。企業創新能力逐步提高，保護知識產權的內在動力越來越足，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確有需要。”

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的推動者之

一、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孫海龍強調，創新的競爭實質上是創新能力的競爭，以及創新成果運用和保護的競爭。而這些都與知識產權審判息息相關。“目前，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三合一?審判庭可以說是知識產權法院的雛形。”孫海龍說。

夢想將成現實

分若干個大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比較符合國情

記者了解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就有過要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設想，當時由于條件不成熟，并未啟動。

2008發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除了提出設立知識產權專門法庭，還第一次提出研究適當集中專利等技術性較強案件的審理管轄權問題，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到了2013年，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知識產權法院將從夢想走向現實。

在改革依據上，設立知識產權法院于法有據。我國憲法第124條規定，國家設立最高法院、地方各級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國家審判權由地方各級法院、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最高法院行使。

事實上，除了軍事法院，目前我國還有海事法院、鐵路法院、森林法院等專門法院。這些專門法院的設立和運行，對知識產權法院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在審判人才和能力儲備上，郭禾認為：“經過20多年發展，我國法院現在的知識產權審判隊伍、能力與20年前完全不同，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時機已經成熟。”

記者獲悉，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鄭州等城市都準備申請籌建知識產權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慕平代表在今年1月的北京兩會上透露，將研究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可行性，就知識產權法院的管轄范圍、機構設置等問題提出調研建議。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謝商華委員今年提交的建議，則是希望在成都建立跨省級行政區的知識產權法院，“因為四川省內資本、技術、信息與人才向成都集中，同時成都地區也與西部經濟體有密切聯系”。

“知識產權法院不能遍地開花，應選擇基礎較好、案件較多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等城市先行先試。”呂薇代表說，“業內公認，京滬的知識產權審判水平在國內領先，也集聚了一批專業人才。”

“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差異較大，建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多個知識產權法院。如在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西南地區等依據各案件數據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統籌審理專業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這是李嘉代表的意見。

李嘉代表的設想得到了孫海龍的贊同。他也認為，分若干個大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在人力、物力上都可行，也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相一致，比較符合國情。“總之，知識產權法院越早建立越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技術創新。”（記者 王逸吟 殷泓 通訊員 常鳴）

來源：光明日報

第三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漸行漸近,可望可及!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漸行漸近，可望可及！

來源 | 《人民論壇》雜志及人民論壇網微信 1習近平對民族復興闡釋的五個“首次”

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明確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時期以來，黨帶領人民接續探索與奮斗，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使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持續推進，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在這關鍵節點上，總書記撫今追昔，對民族復興這一重大命題作了迄今最集中最系統最深刻的闡述，且富有新意： 首次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簡練地喻作“中國夢”，易于領會，令人憧憬，有感染力；

首次明確揭示了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科學內涵，即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首次明確指出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系統闡釋了中國夢的源起及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奮斗歷程，中國夢的實現路徑、精神支撐、力量源泉； 首次科學闡明了偉大夢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之間的關系；

首次明確詮釋中國夢與世界的關系，表示“實現中國夢給世界帶來的是和平，不是動蕩；是機遇，不是威脅”；“中國夢既是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也同各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想相通”。

從歷史長時段來看，習近平民族復興思想承前啟后的意義和作用十分突出，將近代以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持續發展的民族復興思想推上了一個高峰。2習近平民族復興思想的四大內容

習近平民族復興思想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概括地說，習近平民族復興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一是民族復興內涵論。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我們稱之為‘中國夢’，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由此可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科學內涵和基本主旨。

二是民族復興本質論。國家富強、民族幸福、人民幸福，是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本質內涵，但人民幸福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三是民族復興步驟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過程也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具體過程，總書記指出：“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四是民族復興途徑論。總書記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如何完成這一崇高歷史使命呢？總書記認為，一要“堅持中國道路”；二要“弘揚中國精神”；三要“凝聚中國力量”。習近平的民族復興思想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為習近平民族復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為習近平民族復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直接的源泉。

3實現中國夢，為什么可望又可及？從總書記規劃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來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之日，就是中國夢實現之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非虛無縹緲，遙不可及，而是可望又可及，是伸手可以觸摸到的幸福。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為了實現中國夢，我們確立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就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鮮明的論斷一下子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變得鮮活起來，變得可望又可及。為什么說可望又可及呢？從“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中的經濟指標——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自我加壓的態度。根據初步測算，在“十三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經濟指標平衡協調，才能實現翻一番的目標。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之后，要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我們也必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而對于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我們充滿信心。經過30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正在穩步攀升。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的一半。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繼美國之后第二個躋身超10萬億美元經濟體俱樂部。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74412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7%，是日本的2倍多。2016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3%。數字顯示，從經濟總量上，中國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個人收入看，也成逐年增長之勢。最為關鍵的是，2017年上半年我國的經濟增速達6.9%，維持了中高速的增長，體現出新常態，這是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基礎在日益增長。這樣的增長也超出了我們的預期。數字是冰冷的，但又是溫情的。這樣的數字表明了，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樣的數字也表明了我們是有能力做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只要按照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不懈地奮斗三年，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一定能夠順利實現！

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將完成，我們離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還有30多年的時間，我們要明確宣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繼續前行。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上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們要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讓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段論述為我們完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二階段的任務指明了方向。這就是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更準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扎實努力，奮力拼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夠順利如期實現。

第四篇：觀察：中俄在紀念二戰問題上漸行漸近

觀察：打破常規的高調紀念 中俄在二戰紀念問題上漸行漸近

2014-09-04 14:06 來源:觀察者網

今天上午(9月3日)，官方高調舉行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紀念活動，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全部出席。

常委在位于盧溝橋附近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抗戰烈士敬獻了花籃。活動規格和形式都與每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敬獻花籃儀式相仿，唯舉行地點不同。

今年并非抗戰勝利“逢五逢十”的大慶，以七常委全部出席的規格進行紀念，此前沒有過。這個變化的背后，有何含意，有何玄機？

政治局七常委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

打破常規的高調紀念

在稍早前的7月7日，習近平、俞正聲出席了同樣在抗戰紀念館舉行的“七七抗戰”爆發77周年的紀念活動，這也是國家領導人首次參加紀念抗戰爆發的活動。

外界普遍認為，今年“七七抗戰爆發紀念日”和“九三勝利紀念日”的超高規格，表現出中國政府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的空前高調，在中日關系趨于緊張的情況下，相關紀念活動反映出中國對日外交的強硬態度和堅定立場。但情況可能不僅僅與日本相關。需要注意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立法確定了“九三勝利日”和“12?1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的地位，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在這些涉日敏感日期舉行紀念活動，將形成慣例，并不隨中日關系的潛在變化而出現變化。

因此，對抗戰勝利的高調紀念，并不僅僅是表達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也是中國最高層進行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途徑。

今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確立了三個新的法定紀念日，分別是“抗戰勝利紀念日”(9.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紀念日”(9.30)。

在許多歐美國家，都有與此相似的法定節日，如英法等國的一戰勝利紀念日，美、英、法、俄等的二戰勝利紀念日，波蘭、以色列等國的大屠殺紀念日，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陣亡將士(烈士)紀念日等。這些紀念日是一個國家確立民族身份認同，宣揚愛國主義理念的重要環節。

根據官方的歷史論述，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但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政治性節日，主要只圍繞“人民解放”這一序列，從中共建黨、解放軍建軍再到人民共和國建國，大多是針對國內革命，而對對外戰爭的紀念比較少，規格也比較低。

但從今年開始，對抗日戰爭的紀念活動，已成為僅次于國慶的重大政治性紀念活動，規格明顯超過了平時的“建黨”“建軍”等傳統政治性紀念日。這表明中共在意識形態上逐漸確立了新的范式，將“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置于同等地位。

現代民族國家，往往將對外戰爭的勝利視為民族獨立的標志性事件。譬如俄羅斯，其“5?9”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是全國最重要的政治性節日，地位甚至高于俄羅斯國慶日。中國全面與其他國家的紀念形式接軌，確立一整套與民族獨立相關的紀念日，表明執政黨合法性論述的新調整。

從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始，中共在原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之上，加入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性質表述。執政黨更多地將其合法性建立在其代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上，而非像以往僅僅只強調政治革命本身的正義性。高調紀念抗日，進一步表明執政黨將執政合法性建立在愛國主義之上。

高調紀念具有國際意義

放眼國際社會，近來中國的抗戰紀念更有其特殊價值。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社會一直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國際性的二戰紀念活動，多數在5月8日“歐洲勝利日”(俄羅斯定為5月9日)舉行，猶太大屠殺紀念日被確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每年的紀念活動都備受全球關注，相較而言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

過去，中國出于促進“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也因為國內在對抗日戰爭歷史認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紀念抗戰的活動一直頗為低調，這一點和其他二戰的主要參戰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無論是英、法、俄等戰勝國，還是德國、日本等戰敗國，紀念二戰的活動規格都要比中國高得多。尤其是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首相出席所謂“終戰”(即日本無條件投降日)紀念活動是常態，有個別年份甚至首相還在“8?15”參拜靖國神社。與之相對，中國一般只在逢五逢十的年份出席抗戰勝利紀念，形成了中國的二戰紀念活動比日本還要低調的情況。

今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系列舉措，以及中國領導人高調出席兩場抗戰紀念活動，改變了原來的這種格局。這不僅僅是對日外交政策轉變的信號，更是中國積極地參與二戰歷史建構的姿態。其他國家的二戰紀念是什么規格，中國的對應紀念活動就要達到什么規格。歐洲和俄羅斯有歐洲勝利日，中國就有最高領導人親自出席的“9?3”勝利日；波蘭等國有“1?27”的大屠殺紀念日，中國也把“12?13”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定為國家公祭日。中國政府要向全世界強調，中國也是二戰的戰勝國，亞洲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是二戰平行的兩大戰場，中國在二戰中同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提升中國抗戰紀念活動規格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在力推將相關問題國際化。

今年年初，中國和韓國擬議將慰安婦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習近平和普京在今年年中會晤中，決定“中俄共同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這是繼2010年中俄共同慶祝二戰勝利65周年之后的又一舉動。

通過同韓國、俄羅斯等國的合作，中國試圖進一步彰顯其在國際歷史論述中的地位，進而提升自身在國際政治現實博弈中的道義基礎。

蘇聯是在二戰中人員傷亡最多的國家，“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也被視為二戰歐洲戰場的轉折點，因而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的活動，在全球范圍內的二戰紀念中最為高調。與之相對的，美國在二戰中參與了亞太和歐洲兩個戰場的作戰，出于美歐戰略同盟關系和美日特殊伙伴關系，美國的二戰紀念相對俄羅斯低調得多。中國確立由最高領導人出席抗戰勝利紀念的定制，將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紀念二戰亞洲太平洋戰場勝利規格最高的大國。

當前，中俄兩國“戰略接近”態勢明顯，中俄兩國在二戰紀念問題上漸行漸近，是當前國際形勢重現兩極化趨勢下的新現象。中國和俄羅斯要聯手向世界強調，二戰的勝利，不應當解釋為西方的勝利，中國和俄羅斯必須在戰后國際秩序中獲得自己應有的一份。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高調紀念抗戰勝利，實際上是中方對于當今世界西方話語權的新的挑戰。

今年的抗戰紀念活動可能為以后的抗戰紀念奠定范式，今后每年的9月3日，高規格紀念活動將會持續。而明年料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會，屆時的紀念活動規模可能超過以往的50周年、60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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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銀行招聘：時事政治 個人大額可轉讓存單漸行漸近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銀行招聘：時事政治 個人大額可轉讓存單漸行漸近銀行招聘網：有消息稱，我國監管層擬允許銀行面向個人和企業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最早或于5月末試點。試點期間，1年期大額存單的利率將設在3.4%，略高于目前最高3.3%的銀行1年期存款利率。若試點順利推進，意味著我國利率市場化再邁步，普通投資者再添一項理財工具。

利率市場化再邁步

據媒體報道，屆時將有超過10家商業銀行參與此項試點。交通銀行(行情，問診)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個人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推出，可視為我國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場化向前推進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分析人士指出，定期存款受央行利率管制所限不能自由浮動，而大額可轉讓存單的利率水平則完全由市場決定，如果試點順利推進，無疑是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最要一步。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在目前互聯網金融迅猛發展、理財產品受到嚴格監管的情況下，大額可轉讓存單可以起到穩定存款的作用，避免銀行存款過度流失，同時降低銀行負債的波動性。

央行最新發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明確指出，作為大額存單的先行探索，推出同業存單有利于進一步拓寬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改善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管理等。下一步在總結相關經驗的基礎上，將逐步推出面向企業、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存單，進一步擴大商業銀行負債類產品市場化定價范圍，有序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

高收益高流動性

隨著我國居民個人財富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希望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所以“存款搬家”現象屢見不鮮。央行最新公布的4月金融統計數據顯示，4月末我國人民幣存款余額為108.45萬億元，減少6546億元，同比多減5545億元，其中住戶存款減少1.23萬億元，再次創造近年新高;而存款增速也在4月下滑，僅為10.9%，為8年來最低水平。

銀行業內人士指出，大額可轉讓存單比定期存款的流動性更強，利率遠高于0.35%的活期存款利率，這種特性將極大吸引那些要求高流動性、相對較高投資回報的企業和個人。不過，在試點階段，大額可轉讓存單的起點可能會設置得較高，比如100萬元;期限可能為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利率可參考同期限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或者目前運行的同業存單利率定價。從國外情況看，從1964年至今，美國3個月存單二級市場利率與3個月商業票據利率、一年期國債利率高度一致。

一位國有大行人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毫無疑問，面向企業、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存單，對于普通投資者而言，意味著增添了一項新型、穩健的理財工具。與目前銀行發行的短期限理財產品相比，大額可轉讓存單，具有流通性更強、投資期限更長、可轉讓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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