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比較政治制度講稿--2

《比較政治制度》講稿

第二章 使用班級：政治學與行政學

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

2009（1-2）

高 崗 倉

2011.01

學習目標：

理解政治、經濟與政治制度的關系，掌握的規律，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關系的兩種模式，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關系的特點

教學重點：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關系。

教學難點：對比說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相關方面的變化特點。計劃學時：2學時

第一節

政治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

一、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政治與經濟是人類生活的兩個最為重要的方面。人為什么要過政治生活?其背后的深層次動因是什么? 1.政治源于經濟

（1）亞里士多德關于人與政治的關系論述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學》中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人類在本性上是一種政治動物。”

這一命題從兩個層面揭示了人類要過城邦生活的奧秘：（1）這是人類的社會需要使然。在各種各樣的動物中，只有人類具有語言的功能，能表達思想，因而能夠區分善惡、正義與非正義。（2）這是人類的本能體現。亞里士多德認為任何一個離群索居的人都不足以自給生活，必須與他人共同生活，來滿足彼此的需要，維持生存。這就意味著人類生來就注定要過城邦生活，因為只有在城邦中生活，人類才能真正實現自己。

盡管亞里士多德所指明的城邦生活在范圍、領域乃至內容上都無法與今天的人類政治生活相比，而且他對人類過城邦生活的原因的揭示還沒有深入到經濟生活的層次，但他所揭示的人類與政治之間須臾不可分的關系卻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人與政治關系的論述

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

1）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在這里，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的思想，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要求人們從社會關系去理解人的本質。

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一是生產，二是交往。生產是指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交往指的是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們的相互關系又受制約于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

社會交往活動：

馬克思的“人是天生的社會動物”的論斷指出了人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人的社會性，人的這種社會性立基于實踐活動基礎上所構筑的人與人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毫無疑問，這種人的社會性在階級社會中突出地表現為人的階級性。

社會生產活動：

為了維護現實的人的存在，人必須從事物質生產活動，這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因為人在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過程中，必然通過分工的方式，結成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形成一定的群體或社會，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人類自身的物質生產活動中推斷出了人類要過政治生活的客觀歷史必然性。

【小結】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物質生產活動是維護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出發，揭示了人類在從事物質生產活動過程中所結成的關系具有其歷史必然性，這就將人類要過“政治生活”的根本動因予以了正確的揭示，即人們要結成共同體，組成社會，形成國家，其原因在于要滿足人類自身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自然界的資源是有限的，為了滿足不同群體、不同階級的特定的物質利益，就必須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實現，由此形成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正是從這一獨特的視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古往今來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的基本矛盾高度概括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

2）社會結構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構成

如果從社會結構(指組成人類社會的要素及其聯系和關系)來分析，我們可以把社會劃分為兩大基本的部分：

一部分為社會的基礎，也就是經濟基礎，它是指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各個方面的總和，即生產關系所有制形式、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三個方面的總和；

另一部分為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結構，也就是上層建筑，即社會的政治、法律、文藝、道德、宗教、哲學等意識形態以及與這些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的總和，這種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兩個部分，其中政治上層建筑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核心部分，它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法律體 系、政府體制、武裝力量、政治關系、政治文化、政治觀念、政治思想、政治學說等諸多因素。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關系或曰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首先最為根本的一點就是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二者之間存在著決定與被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互動的辯證的關系。

2.經濟與政治上層建筑的關系

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三點：（1）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1）經濟基礎的發展決定最初政治上層建筑的產生和消亡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國家權力、階級斗爭和政治生活不是人類生活本來就有的。在原始社會中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政治是社會物質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政治等上層建筑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人類物質生活發展到極大富裕、精神生活非常豐富的階段，人們在對現代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進行改造之后，政治上層建筑將消亡。

2）經濟基礎的狀況決定既存政治上層建筑的產生

在階級社會中，任何社會均存在一定的政治上層建筑，這種政治上層建筑的形態是千差萬別的，根源則在于經濟基礎的狀況不同。

第一：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一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的性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政治上層建筑，即政治上層建筑的根本屬性由經濟基礎所決定，政治上層建筑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容可能有所不同。

第二：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一定社會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政治上層建筑的演變受經濟基礎狀況的制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基礎的變化總會導致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經濟基礎不僅推動政治上層建筑發展，而且推動它朝一定的方向發展。

（2）政治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政治上層建筑雖然是受經濟基礎制約的，反映著經濟基礎的要求和發展，但是政治上層建筑并不是機械地、簡單地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它自身也可以能動地、積極地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反作用還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政治上層建筑一經產生便具有某種相對獨立性

政治上層建筑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但它往往具有較大的相對獨立性，并且擁有龐大的政治機器，它可以維持自己的存在，直到被社會的和政治的力量推 倒為止。這種地位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可以對經濟基礎施加這樣或那樣的影響；

2）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起同方向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上層建筑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3）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起反方向的作用

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這種反作用是對抗性的，即政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處在一種對抗的關系中，經濟基礎發展了，生產關系變革了，但政治上層建筑依然力求維護舊的經濟基礎，抑制新的生產關系的擴展。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上層建筑便束縛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首要的問題便是改造這種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政治上層建筑。

二是這種反作用是非對抗性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政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還存在矛盾，但是這一矛盾已經不是對抗性的，可以通過自我改革和調適來逐步完善。當然，如果不能適時地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進行改革和調整，政治上層建筑仍然會成為阻礙經濟基礎發展的因素。

（3）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互動關系

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絕不是一種簡單的直線式的關系，而是復雜的互動關系，它們之間存在著層層相關的互動關系。這一復雜、互動的矛盾運動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政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發展并不總是同步的。

政治上層建筑一般來說受經濟基礎的決定，在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政治上層建筑就應發生變化。但實際上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政治上層建筑并不是緊跟著經濟基礎、經濟條件的變革而變革，它往往落后于經濟基礎并與經濟基礎的發展要求相矛盾；

第二，政治上層建筑應服務于生產力的發展，但并不立刻、直接地反映生產力水平的變化。

政治上層建筑雖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但這種制約和反映往往不是那么直接，而是要通過復雜和曲折的機制來反映；

第三，政治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表現為主要的決定性的反作用。政治上層建筑在總體上受經濟基礎的決定，但它并不是完全被動和無能為力的。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展受到封建的政治外的束縛時，在社會主義的發展要求受到資本主義的政治外殼的強制時，政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就成為決定性的因素了。在這個時候，不改造政治上層建筑，社會便不能進一步發展； 第四，政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互動關系具有多層次性。

這種多層次性的矛盾運動可能是相同性質的，也可能是不同性質的。在相同性質的矛盾運動中，表現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適應的過程。在不同性質的矛盾運動中，由于社會的生產關系呈現出一種多元發展的狀況，因此，政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就會呈現出多層次性，包括經濟基礎內部既成的、舊的和新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政治上層建筑同既成的、舊的和新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由這些復雜的關系所引出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體系。

第五，政治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的狀況。

這是一條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總是循著這條規律而運動的。

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1.國家是人類社會關系發展的結果

對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追尋，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人類社會自身發展與演變歷史的探討。

人類社會組織的發展：單個人——血緣共同體的出現——公共權力機構的產生——國家的產生

在人類社會早期，由于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極其低下，生產極其落后，人們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需要和種的繁衍，不得不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結成一個又一個共同體，來抵御來自自然界和其他共同體的侵擾，由此而形成了一定的社會組織，最初這種社會組織是以氏族的形式而出現的，而后是胞族、部落、部落聯盟。

由于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和利益差別，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組織來進行規約，在此基礎上誕生了公共權力機構，這種公共權力是一種基于“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

這種機構 “在對每個單個的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于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后來，隨著世襲制的出現和戰爭的更加頻繁，這種執行“社會職能”的機關，對社會越來越“獨立化”，最終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的“主人”，形成國家。這是國家形成的一種途徑。

恩格斯把這樣形成的國家稱之為“同一氏族的各個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共同利益(例如在東方是灌溉)、為了抵御外敵而發展成的國家”。

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于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這一過程有如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恩格斯論述：“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家是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之上，并日益與社會相脫離的力量，這種力量具體表現在“公共權力的設立”，而公共權力的基礎則是社會經濟力量。

2.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

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在歐洲歷史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1)古代城邦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一體化” 古代城邦的典范就是古希臘城邦，雅典又是其主要代表。

古希臘城邦的面積和人口一般都比較小，這為全體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條件。

1）社會生活等同于政治生活

亞里士多德“人類在本性上是一種政治動物”這一命題所揭示的本質，在于城邦就是一個公民生活的全部內容，它既是一種社會組織，又是一種政治體制，社會生活就等同于政治生活。

2）人必須以公民的身份參與城邦的各種事務

另外，它也反映了一種倫理規范，即人必須以公民的身份參與城邦的各種事務——辯論、投票、選舉、擔任公職等等，這些被認為是內在于人的本質的因素。

因此，古希臘人的“國家”與“社會”是融為一體的，公民不經由任何中介而直接融人城邦的共同生活。但是，在古希臘，婦女、外邦人和奴隸都不算作公民而被排斥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因而如果把一個城邦的全部人口視為一個社會的話，那么國家與社會融為一體就只能是一種虛幻了。

(2)西歐封建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若即若離

西歐封建社會是在蠻族南侵與西羅馬帝國崩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蠻族入侵既打散了羅馬帝國原有的行政體系，也帶來了西歐社會的分裂。封建君主以逐級分封采邑的方式，通過領主與封臣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實現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但是，由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自然就軟弱無力。

不過，西歐封建社會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一些特殊傳統和現象，導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呈現出其獨特之處： 首先，日耳曼法強調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關系以及由此而來的權利和義務關系，這為以后的自由主義及其對國家的抵抗提供了理論依據，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近代西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

其次，西歐封建社會一直存在著與王權并存的教會以及二者之間的爭斗，教會的存在與活動始終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限制和挑戰，教會與國家一起分享著人們的忠誠和進奉。教會因而成為與國家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后來也正是從教士與經院哲學家中最先出現了用人的自然權利反對王權的學說；

再次，在西歐中世紀時代，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帶來了一批新興的城市。城市興起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公民可以較少地受到封建國家權力的侵擾，從而過著另外一種社會與政治生活，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市民社會在封建權力結構之外逐漸發展起來。

這樣，西歐封建社會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就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國家權力在社會的平面上留下了隨處可見的空白，但社會也同樣沒有對國家產生明顯的依賴或控制，這就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比較輕松地在西歐站住腳并擴展開來。

(3)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國家與社會有清楚的區分 封建專制主義是從分封制國家向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過渡的一種中間形態(大約在17—18世紀趨于成熟)。

封建專制國家要求王權對社會的全面滲透，因而它必須首先打破舊有國家與社會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并且使王權在每個政治共同體內部成為沒有爭議的最高權威。

在封建專制國家，國家與社會已經得到了完全的區分；與此同時，國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實現了對全社會的控制。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已經率先現代化了，而社會對國家進行制約的現代化則要等到資產階級革命之后才逐步制度化。

(4)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自由主義模式和國家主義模式 由于社會經濟條件與外部環境的較大差別，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后建立的國家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即自由主義模式和國家主義模式，或稱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

1）自由主義模式

這一模式由三個基本假設作支撐：

第一，個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評判者與追隨者； 第二，由于一種社會的“先定的和諧”，個人追求私利的行為可以自動帶來社會利益的發展；（類似于西方經濟學中的“個人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帶來了整個社會福利的成長”）

第三，由不完善的個人組成的國家也是一種不完善的機構，從而容易犯錯誤。由于社會必須由國家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務，所以惟一的辦法就是把國家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

2）國家主義模式

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經濟相對落后，法德兩國在實踐中形成了與英美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即國家廣泛介入社會與經濟的關系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主要有：

第一，國家廣泛參與經濟生活和行使大量的社會職能； 第二，政府對于社會生活進行較多的干預。

這種國家主義的模式強調國家對社會的廣泛控制與高度整合，社會不享有任何獨立于或者對立于國家的利益，這就意味著在相當程度上要以犧牲個人和社會的自由為代價。這種模式發展到極端，就成為極權主義，即國家充斥了整個社會的模式。

(5)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國家迅速膨脹，與社會的關系開始變得模糊起來

隨著19世紀以來生產技術與社會政治生活的發展，自由主義模式的三個假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受到了動搖。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國家職能的廣泛擴展，現代國家承擔的廣泛職能已經使它與每一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國家正在把越來越多的組織、群體和個人納入自己的權力體系之內，改變它們的角色和它們之間的關系，使之成為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現代社會處于國家迅速膨脹的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開始變得模糊起來。如何在國家急劇膨脹的今天保證個人與社會較高程度的獨立與自主性，也就是如何在現代社會建立一種合理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已經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重要問題。

(6)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國家高度滲入社會 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指的是像日本、韓國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

在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了與古典的自由主義國家，甚至與現代西方國家不相同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其特點主要有： 第一，國家維持了高度的社會穩定與社會整合；

第二，國家對本國經濟進行了大量的保護與扶持，其中既包括貿易方面的保護，也包括對重點支柱產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對國內良好的經濟環境與經濟秩序的創建與維護；

第三，國家不僅制定宏觀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而且通過產業計劃以至行業計劃對個別企業進行指導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當然，當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欲獲得進一步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就必然要求調整原先國家高度滲入社會的模式，提高社會的民主程度和增強社會自身的自主性。

三、政治、經濟與政治制度 1.政治與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以國家權力的配置與行使為核心內容的一套正式規則體系，它以國家的存在為載體，由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予以確認，并具體體現為一定形式的國家權力配置模式。

這種規則體系即政治制度是人類發揮其創造性并經過長期演化而形成的，它主要包括國家政權的階級實質、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和為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而采取的一系列具體制度。政治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動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等方式來實現對社會秩序的有效維護。

2.經濟與政治制度

從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是統治階級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政治制度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它與國家密切相關，屬于歷史的范疇。

原始社會中沒有階級和階級壓迫，也沒有國家，所以不存在政治制度。雖然當時也有社會管理以及為人們普遍遵守的調整一定社會關系的規則或習慣，但它們不具有政治性質。進入階級社會后，政治制度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其性質和模式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經濟基礎的性質和要求。同時，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對自己賴以建立和存在的經濟基礎起鞏固和推動或延緩發展的作用。

一般來說，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政治制度也必然發生變化。人類歷史上先后產生的奴隸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 政治制度，無不反映了這一歷史規律。

3.作為政治制度的國家發展趨勢

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展望人類社會的美好前景時指出，“當國家終于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斗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第二節 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變遷

一、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 1.生產力的革命性變化

如果我們從社會生產力和技術發展水平的角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作一劃分的話，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四次極富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性變化。

第一次是工具制造的革命，大約發生在250萬年前，其結果是人類從動物世界中脫離出來，與動物有了本質的區別，人類社會從此進入了原始社會的發展階段；

第二次是農業革命，大約發生在1萬年以前，其結果是人類從自然食物中解放出來，使人類由食物的采集者變為生產者，人類社會由此進入了農業社會的發展階段；

第三次是工業革命，大約發生在300多年前，其結果是人類從土地和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公民，使人類生產方式從手工生產變成機器生產，人類社會由此進入了工業社會的發展階段；

第四次是知識革命，這是目前人類社會正在發生的一場最為全面、徹底的革命，其結果將使人類從機器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成為自己的主人，使人類消費模式從物質消費型轉向知識消費型，人類社會由此將進入知識社會的發展階段。

2.生產力變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1）提高了人類自身的物質生活水平（2）拓展了社會交往的廣度和深度（3）使全球化日益顯現

二、社會變化導致制度變遷

在社會生產力和技術進步因素的推動下，人類社會的發展相繼經歷了幾次大 的社會整體結構轉型，導致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其他領域的制度變遷。

1.漁獵社會向農業社會變遷的影響

人類社會的第一次整體結構轉型是由原始的漁獵社會向農業社會的變遷。其整體性特征就是農業化，即首先在經濟領域實現了由原始的“采集一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的轉變，而農業經濟則是以個體的分散勞動、土地的占有、定居生活為根本特征的。與之相適應，在政治領域必然造成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和人治化取向，在社會領域表現出強烈的等級化和封閉化特征，在文化領域則為宗教化和單一化。

2.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變遷的影響

人類社會的第二次整體結構轉型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整體性變遷。其整體性特征是現代化。這一過程的根本動力在于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迅速增長，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興起和發展。因此，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它是圍繞著經濟發展這一中心，推動政治、法律和社會精神生活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整體性社會變遷。與第一次社會整體性結構轉型相比，在政治領域實現了向民主化、法制化的轉變，在經濟領域實現了向工業化、自動化、商品化的發展，在社會生活領域實現了向城市化、分層化的轉型，在文化領域則實現了向世俗化、理性化的轉變。

3.工業社會向全球知識社會變遷的影響

人類社會的第三次整體結構轉型是由工業社會向全球知識社會的整體性變遷。

這是人類社會正在發生的一場席卷全球、內容廣泛、影響深刻、變革激烈、形式特殊的社會變遷。這次社會整體性結構轉型是以知識革命為先導的，其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全球化的興起，因此所體現出的整體性特征也就是全球化。

在全球化進程中，因經濟領域向知識化、智能化轉變而出現的知識經濟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知識經濟的到來導致現有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發生根本性改變，并使財富的社會、歷史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知識成為全球化時代中最為重要的財富。

與此相適應，在政治領域，公民的自由化程度將不斷提高，政治問題將跨越國界而逐步轉向國際化甚至全球化。在社會領域，學習終身化、社會學習化將得到普及。在社會結構不斷分化的同時，社會各組成要素彼此間的聯系與互動會進一步得到加強，一個網絡化、全球化的社會將由此誕生。在文化領域，全球化的 推進正在全世界形成新的文化樣式，各民族文化將突破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圍內接受考驗與評價，文化也將實現向多元化、世界化方向的轉變。

三、社會發展導致制度創新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來看，因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變化，人類的政治制度設計也相應經歷了不同的創新歷程，并在不同的歷史時代誕生了體現該時代鮮明特征的政治制度。

1.社會發展促使政治制度從地向高的更替

如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發展程度不高，因而產生了與奴隸制經濟時代相對應的奴隸制政治制度，以及與封建自然經濟時代相對應的封建制政治制度；到了封建制時代后期，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興起和發展，更由于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推動，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要求的政治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從此將人類社會的發展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曾經作出高度評價：“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然而，盡管資本主義是取代封建主義的一種新型生產關系，但它仍只不過是用一種剝削制度取代了另一種剝削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資產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統治。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固有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變得愈發不可調和且日益尖銳，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一種新型的政治制度即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和最終取得勝利將成為歷史的必然。

2.社會發展導致制度創新的趨勢不可動搖

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根本性質的前提下，對自身進行了“有限改良”，但其基本矛盾并沒有得到根本的緩解，其內在危機始終存在。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力發展“新經濟”，加速推動經濟全球化，由此帶來了財富的不斷增加，但這些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就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種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就必然會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危機。不論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進程如何，它最終都不可能擺脫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社會客觀規律的制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個不可逆轉的總趨勢。

第三節 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關系的兩種模式

一、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不同的路徑和發展邏輯

人類歷史上相繼產生了奴隸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幾種主要的政治制度模式。當今世界主要有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兩大類型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卻經歷了不同的路徑和發展邏輯。

任何舊社會制度的死亡和新社會制度的產生，總是要經過真正的革命，資本主義社會是如此，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過程與其他階級革命建立新社會形態和新政治制度的過程有著本質的不同。其中，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大區別在于： 1.兩者革命的前提不同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結構較為現成的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在公開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并成熟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卻是在社會主義結構現成的形式沒有或幾乎沒有具備時開始發生的。

2.兩者革命的任務不同

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奪取政權，并使政權適合于已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則是在奪取政權以后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3.兩者革命的進程不同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以奪取政權來宣告完成；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來說，奪取政權卻只是革命的開始，并且政權是用作改造舊經濟和組織新經濟的杠桿。

正是這三大區別，決定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與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在時間上是后者先于前者，在二者的關系上是用前者進一步促進后者的發展；

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在時間上是前者先于后者，在二者的關系上是用前者保障后者的建立以及用后者鞏固和促進前者的進一步發展。這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立和發展的不同路徑。

一、以社會經濟發展推動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在生產關系上，利用經濟發展提供的基礎條件，全面推行“福利國家”政策，以此來調節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二戰以后，在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城市的迅速崛起、新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生產和勞動力 相對過剩的狀況，其危機日趨尖銳，從而導致了以失業為中心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化和復雜化。

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和勞動力的再生產能夠順利進行下去，為了給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創造一種“安定的社會條件”，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被迫對自身進行“有限改良”，紛紛走上了“福利國家”之路，這表現在政府社會職能的管理范圍逐步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公共教育、消防、交通管制、醫療、社會保險、貧困救濟等等。

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全面推行“福利國家”政策，一方面主要體現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調節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對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產生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體現在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展科學、教育和文化等事業，有效地提高勞動者的自身素質，從而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高素質的勞動力，以此確保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

2．在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上，政府加大了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力度，完善了經濟制度

1929-1932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宣告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有鑒于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加大了政府全面干預社會經濟事務的力度。除了運用立法、行政、司法權力和政策手段之外，西方國家政府還憑借國家壟斷資本與私人資本相結合產生的力量，運用“國有化”、“計劃化”的方式來指導全國經濟活動，推動或抑制資本的社會運動，以此來達到直接控制、管理和調節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目的。

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和發展，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進行了調整，一方面努力尋找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的最佳結合點，另一方面努力推動在私有制基礎上所有制形式的多樣化，促成了國有制、法人所有制、社團所有制以及資本家個人所有制等多種形式并存的局面。

此外西方國家還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運行、管理機制作了不少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其中包括借鑒社會主義的一些做法，從而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不僅能容納現實的生產力，而且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范圍內，在稅收、福利政策、企業組織結構以及加強國家干預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調節并在一 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展。不僅如此，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特別注重吸收和利用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以期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知識的創新來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從而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

3．在政治統治方式上，政府以全社會的統治者的姿態對社會實施控制，其方式更為巧妙

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日趨尖銳，并且表現得更加不可調和。為緩和階級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紛紛借助和運用國家強制力來維持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和實行多種社會監督，對社會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進行控制或施加影響。這主要表現在政府以全社會的統治者的姿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超階級”的姿態對社會進行控制，而且其控制方式更為復雜、更為巧妙，通常以紀律和規范的形式出現，以最大限度地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

第一，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采取了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并在法治的旗幟下通過一定的民主政治程序來實現其政治統治職能。在奴隸制和封建制國家中，由于采取了君主專制制度，政府權力完全由君主壟斷，被統治階級很難享有過問政府事務的權利。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憲法和法律一般都規定公民享有通過正常的民主政治程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盡管這種權利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實際上的政治不平等變得相當虛幻，但它畢竟為廣大公民提供了一種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

第二，政治統治職能中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加強軍事力暈等內容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紛紛走上了發展本國經濟、增強綜合國力的道路。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一些資本主義大國都在不斷地調整其外交政策和進一步加強軍事力量，以求在復雜的國際政治局勢中獲得更多的發言權，并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便更好地為本國的政治和經濟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轉移國內各種矛盾和滿足部分國民的心理要求的作用。

二、以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一切都昭示著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第二篇：比較政治制度講稿

第二講 憲法與政治制度

一、政治制度

1、制度：從寬泛意義上講，制度是指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構成的交往秩序。它以特定的組織和機構作為運行的載體，通過明確規定或者提供行為預期的方式規范個人和組織在具體環境中的行為，并以自我約束或者外部權威來實現約束的方式來使這些規則得到社會群體的廣泛和普遍遵循。一個社會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其文明程度越簡單；一個社會越復雜、分化程度越高，越依賴諸多正式規則。

2、政治制度：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政治卷”的規定：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組織政權以實現其政治統治的原則和方式的總和。它包括一個國家的階級本質、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公民在國家中的地位。狹義的政治制度指政體，即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同一般的制度一樣，政治制度也是有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構成的。非正式規則是由長期而穩定的政治經驗演化而成的政治行為規范，具體體現為政治生活中的“慣例”、“習俗”、“價值”和“文化”。正式規則是由公共權威機構或其委托代理的機構設計和確立的，依靠國家強制力強力實施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明確的政治行為規范，具體體現為組織并規范人們政治行為的結構性規則和程序性規則。通常情況下，越簡單的政治共同體越傾向于建立在非正式規則的基礎上，而社會結構愈分化、社會成分愈復雜的社會，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就愈是依賴于政治制度中的正式規則。

二、憲法與政治制度 在現代，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關系非常密切，沒有憲法的政治制度和沒有政治制度設計的憲法都是不可想象的。通行現代的、被稱為憲法的制度實際上就是憲法和政治制度的統一。

1、憲法的含義：憲法一詞源于西方，古已有之。近代以前，憲法有四種不同的含義：一是古希臘時期將憲法等同于政治制度。二是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另一觀點，將憲法看做國家的最高法律。三是羅馬帝國時期，用憲法表示皇帝的多種建制和詔令以區別于市民議會制定的普遍決則。四是中世紀的歐洲為確認教會和封建領主的特權，而將規定君主教會和封建領主關系的法律稱為憲法。盡管四種含義差異較大，但都有一個共同點：憲法是一種高級法，不同于一般法律，它關乎國家的根本問題。但從根本法意義看憲法是近代的事情。

所謂根本法是指人民與國家或政府的一種契約，它包含以下三個層面：1）根本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議會也不得侵犯；2）根本法是建構國家的公約，效力高于議會制定的法律，因此根本法的制定不能僅憑議會的決斷，必須由全民表決；3）由于根本法是限制議會和其他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所以其內容必須明了準確，因而根本法通常應當是成文法。

近代意義上的憲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資產階級及其他革命階級自由、平等的夙求以及限制議會、君主及封建君主的意愿必然體現在憲法和憲政中。因此，近代以來，憲法理論的思想家及信奉憲政的思想家們普遍認為：憲法作為根本法，其基本要義是限制國家權力，保護公民權利，即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是憲法不可偏頗的核心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沒有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尤其是沒有對公民權利的規定，任何形式的規范，哪怕是得到公共權威部門的確認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冠以憲法的名稱也不能成為憲法。

憲法作為根本法，其根本要義是限制國家權力，保護公民權利。也就是講國家權力、公民權利是憲法不可偏廢的核心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沒有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尤其是沒有對公民權利的規范，任何規定，哪怕是得到公民權利的確認，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冠以憲法的名稱，也不能稱之為憲法。正如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所言：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及對公民權利的確認，兩者對憲法稱其為憲法是極為必要的，他們絕不意味著任何政府規劃就等于是一部憲法，特悶意味著只有當政府框架提供一個人權法案，以及保障人權法案得到遵守的一系列制度設計時，政府規劃才稱為憲法。

2、近代意義上的憲法典型個案：美國憲法（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一部憲法）美國憲法是當今世界上仍在生效的最古老的憲法（1789年生效），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制定憲法的樣板，美國憲法的最大特點（優點）在于簡潔性和靈活性 合眾院憲法共七條，現今的美國憲法為7+27條修正案，滿足了美國200多年政治生活的需要（二戰后制定的“總統連任不得超過兩任”沿用至今）。雖然憲法從制定之初到現在，美國的人口由400萬增加到2.6億多，聯邦主體由當初的13個州增加到現在的50多個，但是合眾院憲法仍是最有力的治國武器，其效力和權威性沒有絲毫降低。美國憲法的制定過程并非是一帆風順。獨立戰爭爆發后，隸屬于英國殖民地的13個州簽署了一份《邦聯條例》。該條例于1781年正式生效。根據邦聯條例，美國13個州之間的聯盟是松散的，邦聯政府的權力十分有限，用華盛頓的話說“13個州是一盤散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787年2月，當時合眾國的立法機關——大陸會議呼吁各州派代表到費城召開修改邦聯條例的制憲會議（之所以在費城是因為11年前美國在費城發表《獨立宣言》）。1787年5月，制憲會議如期在費城的獨立大廳開幕。代表全美13個州400多萬人民的55位代表參與起草了后來締造美國的憲法。這些代表是美國當時杰出的政治家、社會家，用杰弗遜的話說“這次是真正的精英會”。代表們原本是來修改邦聯條例的，后來索性另起爐灶，開始制定一個全新的、更加體現中央集權化的聯邦憲法。美國憲法是1787年9月17日起草完畢，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美國憲法規定最終權力屬于人民，但人民不直接行使權力，他們把政府日常事務委托給那些被選舉產生或被任命的官員行使。憲法規定：公務員的權力是有限的，為了保護公民權利，被稱為《人權法案》的十條修正案被補充進憲法，國會于1789年9月批準了這些修正案。

3、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關系：憲法與政治制度的統一即為憲政，它意味著憲法與政治制度的融合。在這里，憲法由于獲得了政治內涵而成為政治制度的基礎，政治制度由于獲得了憲法的支撐而取得了合法性，具體來講，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關系體現在以下三方面：1）憲法成為調節社會矛盾和政治利益的最高準繩。近代以前，雖然隨著國家的出現，開始出現了運用公共權力懲治私人違法權力的機構，在私人領域出現了運用法律取代個人暴力的轉變，但是在公共領域依然存在著暴力。國家與個人之間、國家不同機構之間，他們權限爭議等重大問題完全依賴最高當政者的個人意志，這樣一來，權力一旦失序，必然出現對權力的暴力爭奪。憲政不同于暴政、仁政、德政的根本在于它將憲法視為調節一切政治矛盾的終極準則，主張以明主的方式制定憲法，以憲法調整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利益問題，以特定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程序解決政治爭端，從而將國家政治生活納入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法制軌道中，在公共領域實現法律取代暴力。2）憲法為政治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提供實體和程序規范。憲政確立之前，建構社會秩序主要依靠精英的個人權威，以其不受制約的主觀意志為內容，不受限制的國家權力為依托，表現出極端個性化、強制性的秩序特征，盡管在某些特定時期，在所謂“賢人”的治理下，這種人治秩序也能促生出一定程度的繁榮與安康，甚至產生民主政治的萌芽，最終都跳不出治亂循環的怪圈，使這種類型的政治秩序淪為暴政、亂政。憲政的產生為建立一致性、連續性和確定性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憲政之下，國家機關的設立、公共權力的運行、國家基本制度的確立都獲得了法律的確認，國家權力與政府行為必須受到憲法的規范與制約。3）政治制度為憲法精神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證。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與設計，憲法將形同虛設。我國一個突出的問題即過分強調憲法形式上的民主性和先進性而忽視相關規定在現實社會中是否可行、如何能行、怎樣保障其運行。（有憲政而沒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是英國，有憲法而沒有憲政的國家是朝鮮）。以人大監督為例，據憲法，國家權力機關對由它產生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監督。這是我國人民主權憲法原則的具體體現。但是迄今為止，我國尚未能保證此項憲法規定的制度安排。人大監督徒有其名，流于形式。

三、政治制度與憲法關系的幾種類型

從靜態看，憲政是憲法與政治制度的統一融合。憲法規范政治制度，富裕政治制度以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為憲法的實施和憲法精神的實現，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從動態看，政治制度與憲法存在許多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在程度上又是有差異的，反映在憲政實踐中，就體現了憲法與政治制度關系的三種類型。

1、以制定新憲政的方式確定新制度 典型個案：法國

法國從大革命時期頒布的憲法性文件《人權宣言》起，一百多年間共頒布了11部憲法（還不包括4部憲法修正案）。1791年《第一共和國憲法》確立了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合一的“議政合一制”。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以參政院為國家權力中心的“議會內閣制”政府體制。1946年《第四共和國憲法》確立了易國民議會為國家權力中心的“多黨議會制”政府體制。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以總統為國家權力中心的“半總統制”政府體制。

2、政治制度的改革與調整不涉及憲法的更迭 典型個案：美國

究其原因：①在立憲觀念上，美國的制憲者強調憲法的最高效力和最高權威性。②在修憲的態度上，制憲者極為謹慎，制定了極為苛刻的修憲程序。③完善的司法解釋，適時的賦予憲法新的內涵以適應政治變革。

3、修改或制定新的憲法，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不變 典型個案是中國 1949年至今，共頒布了《五日憲法》（1954），文革時期《七五憲法》（1975），《七八憲法》（1978），《八二憲法》（1982）。

第三講 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

一、常見概念

1、何謂社會：它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共同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同動物群體的根本區別。如果從社會結構來分析，我們可以把社會分為兩大基礎部分：一是社會的基礎，即經濟基礎，指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各個方面的總和；二是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結構——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兩部分。其中，政治上層建筑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核心部分，具體來講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法律關系、政府體制、武裝力量、政治關系、政治文化、政治觀念、政治思想、政治學術等因素。（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上層建筑均屬于精神層面，只是政治上層建筑具有物質外殼。）

2、何謂國家：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國家是與社會分離的公共權力組織，其根本職能在于緩和與削減社會矛盾，使社會的對立面不至于在無為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國家的歷史形成方式決定了它天然作為公共管理機構和暴力統治機構的雙重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

二、1、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或者說政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兩個方面，其相互關系的主要特征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二者存在著決定與被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在以下三點：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2）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3）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存在互動關系。常見概念

3、何謂社會：它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共同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同動物群體的根本區別。如果從社會結構來分析，我們可以把社會分為兩大基礎部分：一是社會的基礎，即經濟基礎，指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各個方面的總和；二是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結構——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兩部分。其中，政治上層建筑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核心部分，具體來講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法律關系、政府體制、武裝力量、政治關系、政治文化、政治觀念、政治思想、政治學術等因素。（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上層建筑均屬于精神層面，只是政治上層建筑具有物質外殼。）

4、何謂國家：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國家是與社會分離的公共權力組織，其根本職能在于緩和與削減社會矛盾，使社會的對立面不至于在無為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國家的歷史形成方式決定了它天然作為公共管理機構和暴力統治機構的雙重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

1、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或者說政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兩個方面，其相互關系的主要特征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二者存在著決定與被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在以下三點：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第一：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一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的性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政治上層建筑，即政治上層建筑的根本屬性由經濟基礎所決定，政治上層建筑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容可能有所不同。第二：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一定社會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政治上層建筑的演變受經濟基礎狀況的制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基礎的變化總會導致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經濟基礎不僅推動政治上層建筑發展，而且推動它朝一定的方向發展。2）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雖然是受經濟基礎制約的，反映著經濟基礎的要求和發展，但是政治上層建筑并不是機械地、簡單地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它自身也可以能動地、積極地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反作用還具有決定性的意義。3）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存在互動關系。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絕不是一種簡單的直線式的關系，而是復雜的互動關系，它們之間存在著層層相關的互動關系。

2、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之上，并且日益與社會相分離。由此看來，國家與社會始終存在著相互制約與滲透的關系。由于社會發展的程度，人與自然及社會環境關系的差異，人們對社會集體生活準則與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每個社會共同體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面對的挑戰差異等，國家與社會的滲透與社會對國家的制約程度表現出明顯的差異，由此產生不同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在歐洲歷史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模式：1）古代城邦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典型個案是古希臘城邦，雅典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古希臘城邦都較小，這就為全體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條件。城邦既是一種社會組織，又是一種政治體制。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兩者重疊）。因此，古希臘的國家與社會是融為一體的。公民不經由任何中介直接融入政治生活，人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也是融為一體的。正是在這意義上，亞里士多德講：人類在本性上是一種政治動物。但應該注意，古希臘婦女、奴隸、外邦人員是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因而如果把一個城邦的全部人口視為一個社會的話，那么國家與社會融為一體就只能是一種虛幻了。2）西歐封建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西歐封建社會是在蠻族入境、羅馬帝國崩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蠻族人的入侵打散了羅馬帝國原有的行政體系，也帶來了西歐社會的分裂。封建君主以逐級分封采邑的形式，通過領主與封臣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實現其權利向社會的滲透。但由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以這種權利義務關系表現得斷斷續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比較弱。另外，在西歐當時盛行的日耳曼法強調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關系，以及由此而來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為以后自由主義國家的抵抗提供了理論根據。其次，西歐社會一直存在著王權與教權之間的爭斗。教會與國家一齊分享著人們的忠誠。因此，在西歐，教會始終對國家是一種挑戰與限制。后來也正是從教士與經院哲學家中最早出現了用人的自然權利反對王權的學說。再次，在西歐中世紀，商業、貿易的發展帶來了一批新興城市，城市興起的直接后果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可以較少的受到封建國家權力的禽侵擾，從而過著另外一種社會政治生活，一種新的市民社會發展起來。由于這些原因，西歐封建社會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國家的權力在社會的平面上留下了隨處可見的空白。這就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較為輕松地在西歐駐足并發展。3）絕對主義時期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絕對主義時期是指封建國家向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過渡的中間形式，時間在17、18世紀。這一時期的國家要求王權對社會的全面滲透，因而必須首先打破舊有的國家與社會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并且使王權在每個社會共同體內部成為沒有爭議的最高權威。這一時期，國家與社會已得到了完全的區分。同時，國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實現了對全社會的控制。4）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大致兩種模式：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模式，二是以早期法德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模式。第一種模式表現為強調社會和國家的區分與對立，強調對國家的限制，強調社會對國家的制約。第二種模式表現為強調國家對社會的滲透和控制，反對社會對國家的制約。

3、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是以國家愛權力的配置與行使為核心內容的一套正式規則體系，它以國家的存在為載體，由憲法予以確認，并具體體現為一定形式的國家權力配置模式。這種規則體系，也即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長期演進的產物，政治制度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它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其性質和模式決定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要求，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三、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變遷

1、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

美學者布萊克說：人類歷史上大致經歷了一百萬年歷史，在這期間發生了三次革命性轉變。第一次是100萬年前，原始生命經歷億萬年的進化出現了人類；第二次是人類從野蠻狀態進入文明社會；第三次是近幾個世紀正在經歷中的事情。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由農業文明，或者說游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我們將第三次大轉變、大革命理解為現代化。在這里，“現代化”是一個活生生的動態概念。它與現代性不同。現代性是一個靜態的文明結構，而現代化意味著一種連續、一個過程、一個當代世界正在持續的歷史演進。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各民族彼此隔絕，因而人類社會第一、二次轉變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彼此獨立的狀態下完成的，從而使各民族、各地域發展出現無限的多樣性和差異。但是，人類歷史的第三次轉變卻恰恰相反。由于知識爆炸、科技進步、工業革命所提供的客觀要素，現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彌散和擴張性質，它在地球的某一個區域首先突破，然后伴隨著血與火強行擴散到世界的每個角落。現代化首先從西歐開始，隨著殖民化彌散到美洲、澳洲、亞洲、非洲，正因為如此，現代化在歷史上也稱為歐化、西化，或工業化。雖然一般來講，現代化并非是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認同的過程，其間必然蘊含著各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事業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現代化也不僅僅是生產的轉變或工業技術的進步，它是一個民族在其歷史變遷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現代化是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眾層面在內的全方位轉型。由于人類第三次轉變特有的彌散、擴張性質，因此不同國家現代化起步時間及啟動方式各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將其分為內源發展型者和后來者兩大類，即通常所謂的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后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區別。早發內生型現代化以英美法等國家為典型個案。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早在16、17世紀就開始起步，其現代化的啟動因素都源自于社會內部，是其自身歷史的綿延。后者包括德國、日本、俄國以及當今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它們的現代化大多是在19世紀才開始起步，其現代化最初的誘發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于外部世界的挑戰和現代化的示范效應。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往往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極端民族主義，由于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斷扭曲，具有擴張侵略的特征；二是生存挑戰，被迫現代化的國家，如中國、日本，但這兩個民族的態度不同。中國在開始僅學習科學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后才開始學習制度，日本學習西方則非常徹底。

2、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變遷

從趨勢來看，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的發展。在所有這些社會因素中，經濟因素往往是最活躍的，也是首發因素，而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趨勢尤其是從現代化的歷史來看，經濟的發展遲早會導致政治制度的發展變化。具體說來，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變遷的關系是異常復雜的。以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為例來看，亨廷頓把1974—1989年的一波涉及全球性的民主轉型稱為第三波。他分析了第三波成功實現民主轉型國家的各種因素，其中對這些國家轉型的經濟因素也進行了實證性考察。他因此認為經濟因素以三種方式影響第三波民主化：1）在某些國家，油價上漲和在另一些國家經濟的滑坡，因而削弱了威權政權。2）其次，到70年代初期，許多國家取得了全面的發展，這種發展為民主提供了經濟基礎，促進了向民主的轉型（臺灣、韓國等）。3）在某幾個國家極其迅速的經濟增長破壞了威權政權的穩定性，迫使他們要么實現自由化，要么實行更嚴厲的鎮壓（如韓國）。總之，經濟發展為民主提供了基礎。由經濟迅速增長或經濟衰退造成的危機削弱了威權主義。所有這些因素在70—80年代為民主化提供了經濟的動力和環境。盡管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并非簡單的決定論的關系，但從歷史的趨勢來看，經濟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正如亨廷頓所言，自十九世紀起，在民主與財富之間存在著一種正相關，這種正相關一直很強，多數富裕的國家是民主國家，多數民主的國家是富裕國家（印度是一個明顯的例外）。亨廷頓進一步認為，財富與民主之間的相關意味著向民主的過渡必定發生在那些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國，民主化已經發生過。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政治過渡帶。那些處于特定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最可能向民主化過渡，而且多數向民主化過渡的國家也都處于這一經濟水平。他進一步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實現民主化的國家進行考察，在這31個從1974—1989年間成功實現民主化轉型的國家中，在1976年中，人均GDP低于250美元的國家有2個，人均GDP在250—1000美元之間的國家由11個，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間的國家有16個，高于3000美元的國家有2個。也就是說在這31個國家中，有27個國家在1976年就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當然，這絕不是說民主化完全由經濟決定，比如新加坡、產油小國沙特阿拉伯、利比里亞還有科威特，這些國家如按人均GDP來看可算是富裕國家，但迄今仍是維權主義國家，或者說是非民主化國家。

從總趨勢來看，經濟發展有利于民主轉型。第一，有學者認為一個社會內部經濟富裕的程度決定了公民價值感和態度，而且培養了人際間相互信任、生活滿足感和憑能力競爭的性格。這些情感反過來與民主制度存在高度相關性。第二，經濟發展提高了社會的教育程度，更多受過教育的人開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滿足和憑借個人能力的性格，這些都是與民主相伴而生的。第三，經濟發展使得在社會集團之間有更多的資源可分配，因此也促進了融合與妥協，而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妥協政治。第四，經濟發展促進了該國的開放程度，也提升該國的全球化水平，從而日益受到國家交流文化和價值的影響。最后，經濟發展促進了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而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現代民主是政治學者對的共識。

第四講

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

一、令人深思的個案

1、托克維爾：美俄對比 托克維爾曾預言，當今世界的兩個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將會神不知鬼不覺中壯大起來，并且他們好像受到天意的秘會的指派，終有一天各主世界命運的一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結局呢？美國人在和自然作斗爭，俄國人在和人作斗爭。

2、南北美對比—美國的獨特—強大

有許多人認為，美國的強大，美國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完善源于他的獨特，包括他獨特的地理位置。托克維爾也承認美國的大幸在于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處在他不會害怕產生戰爭的地理位置。但是，大自然也同樣使西班牙屹立南美，在地球上的哪一部分能找到比南美的平原更肥沃的平原，比南美的河流更大的河流，比南美的資源更待開發和更取之不竭的資源呢？可是，南美卻未能建立民主制，而且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南美更悲慘的國家了。

3、關于墨西哥移植美國聯邦憲法 托克維爾說美國聯邦憲法，好像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只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墨西哥人希望能實行聯邦制，于是把他們的鄰居——美國人的聯邦憲法照搬，并幾乎全部照抄過來，但他們只抄來憲法的條文，但無法同時把憲法給予的精神抄來。直到今天，墨西哥還于從無政府狀態到軍人專制，再從軍人專制回到無政府狀態的無限循環中。墨西哥照搬美國憲法，并未使墨西哥富強，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的民情”。

4、關于利比利亞

5、關于意大利南北美改革

許多學者都認識到了意大利南北方存在重大差異，這一現象被1970年帶意大利制度改革所產生的不同后果所證實。正對這一改革，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特南進行了20年的跟蹤研究，他發現意大利南方的制度績效遠遠差于北方。他進一步發現，在制度績效差的地區，人們很少參加公共生活，彼此互相不信任，尾數不多的社會組織大多數屬于垂直的組織，用帕特南的話講這種地區缺少“社會資本”，而制度績效高的地方，存在著許多社會組織，人們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遵紀守法，相互信任，社會組織是橫向的，水平的。也就是說，這一地區的“社會資本”豐富。

6、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

中國在清朝末期奉行的是閉關鎖國的措施，然而面對西方國家的挑戰，尤其是西方人最終用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最終被動、被迫地向西方學習。

第一步——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失敗告終，以甲午戰爭為轉折點。

第二步——學子制度，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主張變法維新，搞“君主立憲”，且重視可持續發展。

第三步——學習政治制度和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張學習文明世界（深層原因）

7、西方國家之間的差異

8、中國南北方以及不同地區的差異（北京VS上海）

總結：托克維爾講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差異，根源是不同的民情。他認為影響美國進程的因素有很多，重要的有三個。以其重要性分為為地理位置、法制、民情。其中地理位置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也就是民情最重要。民情也好，社會資本也好，實質上就是阿爾蒙德講呃政治文化。美國哈佛大學幾年前召開了一個經濟時代的文化責任這樣一個政治研討會，一部分就公開提出，除了特殊情況，在當代，一個民族的落后和不達是他自己的文化選擇造成的。

二、政治文化

1、何謂文化：嚴格來講指的是一種精神價值，如果從廣義上來講，文化則是指一種生活方式，不管作為精神價值還是生活方式，文化都有三種形態：第一，它是批判力量。每個時期的文化都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對社會現狀持批判態度。對于一切與統治者意識形態相對立的精神思想文化，通常以標準化的道德力量出現，制約著其他精神的形成于發展。第二，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具有統一性與制度性，在本民族之內，文化具有同一性，是人們交際的方式。第三，文化是一種藝術創造，同時它也是一種精神產品。

2、政治文化的提出及學者態度

最早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是阿爾蒙德（美國學者）。他在1956年發表于政治學季刊上的《比較政治制度》這一文中指出：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根源于某一種決定政治活動取向的特殊模式中。后者對于政治制度的形成、發展、變遷都起著取向的作用。對于這種起取向作用的因素，或稱之為政治制度，或稱之為政治價值，或稱之為意識形態，或稱之為民族特性，或稱之為文化精神等。但這些概念都過于寬泛，難以把握。因此，阿爾蒙德主張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1963年，阿爾蒙德和維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國政治制度與民主》一書，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闡釋了政治文化的內涵，認為政治文化是人們對于政治體系及其各部分的態度，對于在該系統中自我角色的態度。阿爾蒙德進一步認為政治文化應該包括三個部分：一是認知，即對政治系統的認識和意識。二是情感，即對政治系統的感覺和態度。三是評價，即對政治系統的判斷。

其他學者對于政治文化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者對政治文化的定義當然不同于西方學者。曹佩林說概括地講，政治文化是政治群體在歷史和當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特定的政治態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它屬于人類政治生活的主觀意識范疇，反映的是政治心理層面的內容。

三、政治文化的兩重性特征及其與政治制度的關系

1、政治文化的兩重性：概括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概括及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政治文化的見解，它有兩方面的特征：1）政治文化自成體系。作為一個外在于政治體系的獨立度量，而與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著相互的作用。2）政治文化又內化于政治體系中，是政治的有機部分，通過影響政治體系中的每一個行為者，發展其微妙的功能。政治文化的雙重性使得它與政治制度的關系也呈現出兩重性特征。一方面，政治文化外化于政治制度之外，形成了政治制度的外在環境，即制度環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內化于政治制度之內，構成了政治制度的有機部分，即制度精神。

2、作為制度環境的政治文化對政治制度的影響

（1）何謂環境：從一般意義上講，所謂環境是指包圍著某一中心的事物或者狀態以及影響中心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的總和。它是一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不斷變化的多種因素組成的系統。

（2）作為制度環境的政治文化主要以下述方式與政治制度發生關系：一是它限制、制約，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決定政治制度。二是政治制度必須適應環境的狀況，如果不與特定的政治文化相適應，政治制度再好也難以生根發芽。三是制度環境的變化也會促使政治制度發生相應的變化。

3、作為制度精神的政治文化對政治制度的影響

在《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與民主》一書中，阿爾蒙德和維巴通過對五個國家的考察，把這種內化為制度精神的政治文化劃分為三種類型，即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以及參與性政治文化。村民型政治文化的特點在于它的非認知性。“人民”只是模模糊糊地認識到中央政權的存在，但他對它的感情卻是不確定的或是否定的，也沒有接受任何規范來調整他和政權的關系。臣民型政治文化的特點在于它的被動型。臣民意識到了分化的政治體系和政府權威。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特點在于它是一種認知和主動的政治文化，參與型整體下的公民不僅是趨向于積極地參與政治，而且它依附于法律的權威，是更加擴散性的基本集團的成員。

第五講

西方前期資本主義時期的政體

一、古希臘城邦制

1、希臘及希臘人：古希臘與后來所說的古羅馬不同。古羅馬是一個國家，而希臘則是一個擁有150多個城邦的地區。古代以希臘人自居者許多是距今希臘很遠的地方（分布在意大利、小亞細亞等地方）。雅典和斯巴達是當時希臘城邦中人口最多、影響力最大的城邦。雅典有40多萬人。

2、希臘城邦制：城邦制度是希臘社會的基本結構，形成于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所謂城邦，就是以一個城市為中心、連同周圍一片不大的農村所構成的獨立的城市國家。每一個城邦都是自給自足的單位。各城邦之間互為獨立、互不統屬。城邦就是國家，就是實際的社會，它既包括政治生活，也包括經濟生活、文化生活。

3、希臘城邦制度的特點

希臘城邦是僅就希臘城邦國家的就夠而言的說法。事實上，古希臘城邦就政治體制而言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大的方面來講，有君主制、貴族制以及民主制等。若細分，種類更加繁多。亞里士多德認為，古希臘有158種政體。在所有希臘政體中，雅典與斯巴達代表了兩種典型的政體。就當時希臘政體而言，大致有以下特點：1）與東方古代的專制制度及西方相繼而起的帝國相比，希臘城市的政治思想顯得“權宜式”、“業余式”。城市大致要維持自我運作與維持治安。“正當性”是基本要件。“正當性”的權力是比較低廉的權力，不必要靠花費大量的官方強制力來約束。具有“正當性”的權力有別于武力強制。強制力具有自然限制，“正當性”的權力則受到法律的形式限制。2）當時仍然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若有平等，也是平等者之間的平等（即同一階級間）。當時有“公民同胞”一詞，但許多城邦都有很多不是公民的居民。奴隸、外邦人及婦女都不能行使政治權力。3）古希臘沒有“公權”、“私權”之分的觀點，因而沒有有限主權的觀點。4）古希臘的民主是一種直接民主，或說是群眾民主。基于國家與社會合一的制度下的無約束民主。在這種民主制度下，集合在一起的一般人是一只巨獸，等待著安撫、討好，這群人自以為代表著真理，因而視意志所向無所不能。這種沒有約束的民主必然導致暴政。

4、柏拉圖的政體分類

（1）柏拉圖在《國家篇》（《理想國》中的一部分）中認為一共存在五種政體，即所謂的賢人政體、軍閥政體、財閥政體、民主政體、僭主政體。①所謂賢人政體是指王權或者說貴族政體，是由統治者即一兩個卓越的人掌權的政體，是最為理想的政體形式，它是現實中存在的與國家原型最接近的政體。

其他四種政體都是不理想的政體形式，或者說是國家原型在現象界的變異形態，它們是與人的靈魂中的非理想因素相對應的，有多少種變異的政體，就有多少種變異的靈魂。

②所謂軍閥政體，它是介于貴族制與寡頭制之間的政體，特點是好勝心強、有強烈的自信心與榮譽感、崇尚勇敢、擅長戰爭，缺點是愛好財富、缺乏文化修養、有智慧的人不能掌握城邦的大權。

③所謂財閥政體（即寡頭政體），它是由富人掌權的政體，富人們貪財而置德行于不顧，不重視教育和修養，結果貪者愈貪，富者愈富，除統治者之外，其他人一無所有。所謂民主政體，是由大多數人掌權的政體，人們享有廣泛的自由和寬容的政治環境，但最大的缺點是極端的民主和過度的自由。只要人們推舉，不管什么樣的人都可以當領導者，而有治國才能的人反而被拋棄。

④所謂僭主政體（暴君政體），它是民主政體發展的極端結果，在這種政體下，國家由暴君統治，人民陷于最殘酷、最痛苦的奴役中。

柏拉圖認為，上述五種政體是一種循環流變的政體。雖然賢人政體，是現實中可能的最好政體，但是它也不能保持不變，由于優生法則被破壞，導致不同等級的人被混雜在一起，在混亂中，一些驍勇善戰的人登上統治者的寶座。賢人政體就被軍閥政體所取代。由于統治者追求財富的欲望日益強烈，榮譽感和勇敢也遭到唾棄，政體逐漸由富豪把持而變成財閥政體。由于財閥政體的特征是窮富對立，除少數統治者外，大多數人窮困不堪。窮人便起來推翻原統治者，建立民主政體。民主政體，特點是極端自由，然而不顧一切地追求自由，其結構式破壞民主社會的基礎，從而導致集權統治的需要。民主政體又演變為個人獨裁的僭主政體。在僭主制下，不知是被統治者不幸，就連僭主本人也不幸生活于憎惡與恐懼之中。也沒有一個城邦比僭主統治下的城邦更不幸，也沒有一個城邦比王者統治下的城邦更幸福。當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時，便會要求對政治全面更新，政體又回到賢人政體。柏拉圖政體循環的描述為我們展示了古希臘政治生活個階級之間錯綜復雜的斗爭以及政體變遷之間歷史變革的基本線索。在此意義上講，政體循環式《國家篇》中最有現實感的部分。

（2）柏拉圖在《政治家篇》中對政體的分類，是通過2種分類方法相互交叉取得的。按傳統方法把政體劃分為君主制、寡頭制、民主制。然后根據統治者是否守法，將君主制分為君主制（守法）和獨裁制（不守法），將寡頭制分為貴族制（守法）和寡頭制（不守法）。民主制不論是否守法都稱為民主制。《政治家篇》中思想并沒有脫離賢人思想。在他看來，區分政體優良與否的唯一標準是統治者能否“照料公民魂”的確切科學知識，至于統治者人數多少、財富狀況及是否守法都是次要的。

（3）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提出混合政體。所謂混合政體，它是吸收了君主政體和民主政體二者的優點混合而成的政體。其設計完全是斯巴達的政體與柏拉圖個人想象力結合的產物。

5、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

對于政體的研究是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且對這一課題非常重視，主要是為實現以下目的：①要弄清楚究竟哪種政體最受歡迎，最容易實施以及在這種政體之外是否還存在另外一些比較近于賢良性質而又組織得比較好的政體，也一樣可以被大多數城邦所采用。②在所有的政體類型中，什么樣的政體適合什么樣的公民團體。③人類該怎樣建立自己的政體。④每個政體是怎樣毀滅的。人類應當怎樣保全這種政體。亞里士多德在這本書中開始就講：國家的目的就是達到最善的生活，善在政治學中就是正義和公正。他的真實意義主要在于平等，所以在他看來，一個城邦中執政者人數的多寡，不能說明政體的優劣。評價政體好壞的標準只有一個：城邦的政體是否兼顧了公共的利益。“凡是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是正當或者正宗的政體，而只照顧統治者利益的政體，就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表態”

（2）根據城邦的現狀，亞里士多德把政體分為6類：①君主政體。這種政體是一個人為統治者，能夠照顧到整個城邦利益的政體，也叫王政。②貴族政體，也叫賢能政體，由少數賢良執政，能夠照顧到整個城邦利益的政體。③共和政體，以群眾為統治者而能照顧到整個城邦全體人民利益的政體。在這三種政體基礎上又演變出另外三種政體。④僭主政體。以一個人為統治者，城邦的一切政策都以統治者一個人的利益為依歸政體的變態形式。⑤寡頭政體，是少數富人為統治者，城邦的所有政策都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依歸。⑥平民政體，以窮人的利益為依歸，只是照顧到窮人的利益而照顧不到全體人民的利益的政體。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正宗的政體與變態的政體存在著本質的差別，但它們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聯系，而這種聯系又決定了每種政體的善惡程度。亞里士多德認為三種正宗政體中，最具善德的政體是君主政體，其次是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而最優良、近乎神圣的正宗類型的變態一定是罪惡劣的政體。共和政體雖然是善德最小，但其變態平民政體的惡性也是最小，變態與正宗的本質區別在于政體違背了正義原則。

（2）城邦政體更替的原因

根據當時希臘城邦中政體演變的實例，亞里士多德分析了導致城邦政體變革的原因：人們感到城邦內政治上的不平等，無法接受。城邦變異的途徑：騷動，當人們對平等的要求達到一定程度時，地大物博的城邦就有可能發生導致變異的沖突和騷動，有兩種情況最容易發生導致騷動：①城邦統治者腐敗。②城邦內部政治力量不平衡。

（3）如何避免變革、政體穩定的因素：①避免在城邦中出現兩極分化，它會導致政體的畸變。②增加中產階級人數。只有中產階級才能堅固城邦各種利益平衡，保證城邦的正義，所以在一個城邦中，如果中產階級人數超過其他兩部分，就可以使城邦恢復穩定。

第六講

民主制度比較

民主是古老的拉丁詞語，研究理論也有兩千多年了。在兩千多年的變遷中，民主的概念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人們對民主的理解也就千差萬別，這樣就很難給“民主”下一個多數人認同的定義，但是研究“民主”還是要給它下定義的

一、民主制的基本原則

各國民主制度雖然千差萬別，但之所以被稱為民主制，必須符合下列原則：

1、人民主權原則

人民主權相對于君主主權，一直一切權力源于人民。所謂主權，用不丹的話說，指不受法律約束，對公民和臣民進行統治的最高權力。掌握主權的人稱為主權者，對主權者的服從是取得公民身份的條件，國家是由主權者和臣民構成的具有最高權力的合法政體。

2、代議制原則

從詞源學或盧梭意義上，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這必然導致政治制度上的直接，直接民主不管看上去多優越，卻只有在小國寡民的狀態下才是可行的。在現代高度復雜分化的世界里，直接民主幾乎找不到例子，它永遠是一種觀念形態，一種價值訴求。實踐證明那些標榜人民統治的政黨和領袖，一旦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往往導致集權主義的出現。因此，現實民主政治無不奉行代議制原則。19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密爾給出代議制民主制的經典理論：代議制是全體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出的代表行使最終控制權。這種權利在每一種政體都必定存在于某個地方，他們必須完全握有最后的權力，無論何時他們高興，他們就是支配一切行動的主人，不需要由憲法本身給他們這種控制權。代議制既體現主權在民的思想，又能克服直接民主的弊端。

3、分權制衡原則

權力是腐敗，絕對的權力讓人們走向絕對的腐敗，這一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共識，也是分權制衡思想的根源。酚醛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提出了混合政體理論，這種政體吸收了民主與君主政體的優點，采取了權力劃分的原則，這種原則是斯巴達長期穩定的原因。柏拉圖的混合政體理論是近代分權思想的源頭。到了近代，英國政治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立法權、執行權、對外權分立的思想，并且三種權力分屬于不同部門。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真正明確提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分立、彼此制衡的是法國孟德斯鳩。

4、選舉原則

在現實的民主政體，選舉被視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人們普遍接受美國熊·彼得對民主的定義：民主方法是為了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去人民的選票而得到做出決定的權力。亨·廷頓說：選舉時民主的本質。民主的程序定義或底限定義：也就是講，沒有公開的，定期的，公正的選舉就沒有所謂的民主。公開、定期、公正的選舉是判斷一個政體是否公正的底限。

5、法治原則

法治

the rule of law

法制

the rule by law

（1）法治是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概念，也是現代民主制的一個基本原則。關于法治原則，政治學家們普遍都強調以下幾點：

①法律必須是普遍的、公平的。它的普遍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律的適應性不是針對特定人群，而是所有人和一系列相同的事物，即不分性別、種族、分化程度、地域、場所、出身、信仰。二，是法律的規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規范，如正義、人權、自由、平等、尊嚴等，它們是不因時間地點而改變的。不論立法者還是一般平民，都必須接受這種規范性的統治。②法律的最終目的是維護公民的權利和政治權利 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④司法必須獨立

⑤法治當然強調依法治國，但更強調它 “所依之法”必須合法以及社會所公認的一些法理，它包括正義一類的內容在內。

⑥法治強調法律是被人們發現的自然法則，因此法治重視法律的規范性、穩定性、持久性。

二、民主的類型與形式

不同的標準，可將民主分為不同的類型：

1、根據民主的程度

（1）有人根據民主的不同類型將民主制度分為民主制度、部分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

（2）亨·廷頓：權威主義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3）奧·唐奈：代議制民主制、委任民主制和權威主義政治制度（4）戴·蒙德：權威主義制度、擬態民主制、自由民主制

2、根據公民參政的方式：

（1）直接民主制，用曹教授的話講：任何公民都有權利和義務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和管理。用劉軍寧的話講：直接民主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身份重合，公民作為國家主人直接管理做自己的事務，而非通過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在具體問題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但在國家體制上間接民主。二是指整個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2）間接民主

曹教授：指公民通過特定形式制定人員代表自己管理國家事務。公民的代表或其代表的代表是國家事務的直接管理者，而公民則憑自身對其代表的監督罷免等權利間接參加國家事物的決策。

劉軍寧：指公民通過自己的同意選舉出來的代表負責制定法律和管理事務。（3）代議民主

它是一種間接民主制，指人民根據主權在民的原則按照一定的程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來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制度。與直接民主制相比，代議制有如下一些優點：①成功解決民主規模與民主實現的問題。②代議制較直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③代議制是程序民主，能克服民主意識中的非理性成分，可以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能有效避免多數人暴政。（4）自由民主：自由與民主結合在一起的制度（5）社會主義民主：最高的民主

第七講 英美兩國的政黨制度比較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英、美實行的都是政黨政治，較之其他國家，其政黨制度也比較成熟。

一、兩黨制的含義 英、美兩個國家都實行兩黨制，兩黨制是指一個國家中存在勢均力敵的兩個政黨，通過控制議會多數席位或贏得總統選舉的勝利而輪流執政的制度。在實行兩黨制的國家，除相互競爭的兩黨外，還存著若干較小的黨派，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實行兩黨制的國家只有兩個政黨，也不能認為一個國家存在著兩個政黨就是兩黨制。當前兩黨制在西方國家中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模式，即英國兩黨制，美國兩黨制，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收英國影響而又不同于英國的兩黨制。

1、英國的兩黨制

（1）兩黨制源于英國，17世紀70年代，英國國會就存在托利黨和輝格黨，20世紀初葉以前，英國的兩黨制是指保守黨和自由黨輪流執政的制度。20世紀20年代（1922），因自由黨分離，工黨取代了自由黨的地位。1924年后，英國形成了工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的局面。①保守黨的前身是1679年形成的托利黨，當時代表土地貴族的利益，后來逐步演變為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大地主、貴族利益的保守主義政黨。1833年改為保守黨。1912年國家統一黨并入保守黨，統稱保守統一黨，簡稱保守黨。②自由黨的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輝格黨。1839年改為自由黨。該黨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經濟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政治上標榜自由主義政治，該黨長期與保守黨輪流執政。1922年10月，該黨領袖在辭職后，逐漸喪失了在英國政治制度中的地位，成為第三黨。③工黨原名勞工代表委員會。1900年2月再倫敦成立（第二國際的成員）。1906年—1914年，該黨在議會中依附自由黨反對保守黨。一戰爆發后，工黨支持本國政府的戰爭，并投入了自由黨聯合政府。20世紀初，工黨力量不斷壯大，逐漸取代自由黨二成為與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政黨。

（2）英國的兩黨制，是議會制下的兩黨制，在議會下院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的政黨成為執政黨，其領袖由國王任命為首相。由首相推舉上、下議院本黨議員為各部大臣，組成一黨內閣，而在下院選舉中獲得次多席位的政黨作為法定的反對黨，該黨在野期間，按照內閣的形式，組織一套準備上臺的內閣班子，成為影子內閣。各部大臣在議會辯論時，各就有關方面代表本黨發言。（3）英國兩黨制的特點： A、英國上議院議員由貴族世襲或國王任命，下議院議員選舉產生。在議會選舉獲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組合，內閣成員都參加議會，這樣執政黨不僅掌握行政權，也掌握立法權。反對黨雖然不參加，但影響很大，負有監督政府的責任。B、英國的政黨組織性、紀律性比美國強很多，黨內對該黨議員的投票有一定的紀律約束，在每次重要投票中，所有議員都要按照黨的決定投票。C、英國政黨組織政府的模式為責任政黨政府，表現為執政黨集體控制權力，并且對該黨執政期間的一切公共政策及其后果承擔責任。

2、美國的兩黨制

（1）美國長期有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執政。民主黨前生是1792年杰佛遜創立的民主共和黨。民主共和黨又稱反聯邦黨，建立之處代表南方種植園主、西部農業企業家和北部中等中產階級的利益。19世紀初，民主共和黨分裂，以杰佛遜為首的一派于1828年建立了民主黨，標志是驢。共和黨成立于1854年，是在廢除奴隸制運動興起的條件下，由輝格黨人北部民主黨人和其他反對奴隸制的派別聯合而成的。建立初期代表北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1860年11月，林肯當選為總統，共和黨第一次執政。

（2）與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美國政黨的特點如下： A、重現實而非主義（英國注重理論）

B、黨的地位組織強于中央組織，中央組織為競選而設，選舉一過，一切工作變得平常。

C、黨的各級組織沒有指揮系統，黨的各級委員會的權力并非自上而下的。D、缺乏固定的全國領袖，英國的保守黨領袖有黨的干部推選，工黨領袖由黨員選舉產生，領袖已經產生長期居于領導地位，而美國政黨領袖是該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人。（不一定是黨員，或許只為拉攏影響力大的人）

E、美國沒有反對黨觀念。英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取得議會多數席位就成為執政黨，此多數就是反對黨（法定的）。美國是總統制國家，通常稱入住白宮的政黨為執政黨，沒有入住白宮的為在野黨，而在野黨未必就是少數黨，所以說反對政府的有時是多數黨，有時是少數黨，即反對黨沒有確定的觀念。F、在美國大黨中庸，小黨偏激

（3）美國兩黨制也有區別于英國兩黨制的特點： A、美國兩大政黨之間政治分野不是很明顯，在選舉中黨員跨黨投票是常有的事。B、美國兩黨制是一種獨特的兩黨制，不僅總統和國會并不總在一黨之手，即使是在總統的黨同時又是國會的多數黨，也并不能一定保證總統和國會一致。盡管總統的是執政黨的領袖，但他不能對國會眾本黨組織下命令。這一點和英國有很大不同。

C、美國兩黨制比較穩定

第三篇：比較政治制度講稿--導論

《比較政治制度》講稿

導

論

使用班級：政治學與行政學2009（1-2）

高 崗 倉

2011.01

【課程總序】：

授課教師介紹：張潔、高崗倉 課程學習的基本要求： 多讀書：

1.讀一些政治學經典著作 2.本課程的參考書目

多思考：學有所思，培養專業思維能力

多動手：寫一些小的政論評價文章，鍛煉專業協作能力 考核方法與成績評定：

1.平時：40%，主要是兩次作業及課堂情況，作業側重對專業思維能力和專業寫作能力的考核。作業必須是個人的真實認識和自主撰寫。

2.結課考試：60%，閉卷考試，大概題型包括選擇、簡答、論述、案例等。閉卷考試側重對基本知識的掌握程度和專業思維和專業分析能力的考核。

課程基本內容：（對比教材目錄）

比較政治制度是一門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府運作機制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的課程。

研究領域涉及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機構體系的眾多領域。

探討現代政治思維下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的關系。對比分析現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與形式，分析選舉制度、政府行政制度、代議制度、司法制度等制度運行規律。

從馬克思主義國家體系分類出發，研究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治制度、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制度等問題。

教材的使用：本教材是目前這一課程教學中使用的通用教材，或者是最權威的教材。但是本教材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教材在內容處理上，由于比較政治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比較方法的多樣性，特別是在綜合比較、國別比較等方面處理上的難度使內容體系處理較為混亂。

二是課本搖擺于政治思想比較與政治現象比較之間。課堂處理上側重于制度比較，對于政治思想發展的梳理則一般采取回避的態度。

三是教材在寫作上偏重于學術著作，較為晦澀，通讀性不足。

四是教材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解釋一切政治制度現象，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這些解釋都不是十分充分的，甚至于有些不是必要的。

因此，課堂教學將緊扣教材，力求解釋清楚教材基本內容，拓展內容很少。課程教學目的：

通過研究，使學生掌握現代政治制度的運作特征，能夠比較分析政治制度運行的一般特征和個別政治現象的局部特征，理解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基本趨勢，具有初步的分析政治現象的能力。

導論

學習目標

明確比較政治制度的研究對象 掌握基本的比較研究方法

教學重點：比較政治制度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教學難點：比較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計劃學時：2學時

一、比較政治制度的研究對象

比較政治制度的研究對象由政治制度的界定決定。1.國家政權的根本性質（國體）

其重點是研究哪個階級在國家政權中占統治地位。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研究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首先要研究其國家政權的本質，了解哪個階級占統治地位。

2.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政體）

主要研究統治階級采取何種形式組織自己的政權機關。

所謂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就是指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按照本階級統治的需要，根據一定的原則設立國家權力機構，規定這些機構之間的權力關系，并確定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的產生辦法。

研究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研究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3.國家結構形式

國家結構形式是指國家整體與部分之間相互關系的形式，重點研究的是中央政權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之間的關系。

4.國家機關體系

主要是統治階級為行使國家權力而設立的整個國家機關的總稱。一般說來，國家機關可以劃分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

立法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機關；

行政機關是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機關，它負責執行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決定，管理國家內政、外交、軍事方面的行政事務；

司法機關通常是指行使國家審判權和檢察權的機關。

國家機關作為國家的正式組織，是政府職能與活動的載體，它體現了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具體運轉模式。

我國政治生活中通常所說的六套班子：黨、政、軍、人大、政協、紀檢 5.其他具體的政治制度

這主要是指為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和國家政治生活有序進行而規定的一系列具體的制度、機構及其運行規程，如選舉制度、公務員制度、政黨制度等。

二、比較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是比較政治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對不同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研究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西方，這種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那里。其傳世之作《歷史》一書首次對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三種類型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比較。一百多年后，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鴻篇巨制《政治學》中，對當時古希臘城邦國家的各種政治制度進行比較研究，試圖發現最理想的國家制度。此后，西方歷代著名思想家在研究和闡述有關政治制度的問題時，也常常采用比較的方法。這是因為，兩千年以來，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形態各異、豐富多彩，始終沒有固定在同一種模式上。西方各國不僅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有過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且，在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里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當代，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對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已成為當代政治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內容。與西方相反，中國在兩千年里基本上保持不變的大一統的政治制度。到了近代，中國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把目光投向西方，他們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產生了極大興趣，并對它們做過各種比較研究，以作為中國政治變革的借鑒。近20多年以來，隨著中國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加深對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的認識，對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1.比較研究方法的概念

什么叫比較研究法呢?《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辭典》：

比較研究法就是對物與物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或相異程度的研究與判斷的方法。

比較研究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兩個或兩個以上有聯系的事物進行考察，尋找其異同，探求其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方法。

2.比較研究方法的作用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借助他人，有時我們很難認清自己。古羅馬著名學者塔西陀曾說：“要想認識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別人進行比較。”比較是認識事物的基礎，是人類認識、區別和確定事物異同關系的最常用的思維 方法。

因為只有比較，才有鑒別；只有鑒別，才有認識。在實際生活與工作中，比較是認識事物本質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舉例：

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行醫中發現：富人常得腳氣病，窮人常得夜盲癥。他比較了富人與窮人的飲食：富人多吃葷腥油膩、精米白飯；窮人吃素食粗糧。從而推斷腳氣病可能是因為缺少米康之類東西引起的。

比較研究法已被廣泛運用于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

運用比較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有利于發現政治文化的發展規律，有利于深化對現有政治制度的理解。

3.運用比較研究法的條件

比較研究法廣泛運用于科研實踐，但并不是任何時候都能運用，只有在如下條件符合時才能運用比較研究法。運用比較研究法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同一性、雙（多）邊性、可比性。

（1）同一性

所謂同一性，是指進行比較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同一范疇、同一標準、同一類事物，否則就不可以比較。

正如馬克思所說：

正是因為倍爾西阿尼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們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較，人們根據他們的耳朵的正常組織和音樂修養做了評比，所以他們能夠認識倍爾西阿尼的無比性。

倍爾西阿尼的歌唱不能與青蛙的鳴叫相比，雖然這里也可能有比較，但只是人與一般青蛙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倍爾西阿尼與某只惟一的青蛙之間的比較。

只有在第一種情況下才談得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比較，在第二種情況下，只是他們的種族特性或類特性的比較。

（2）雙(多)邊性

比較只有在兩個事物或兩個事物以上才可能發生。換言之，比較的對象必須要在兩個以上。當然，比較研究還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對兩個被比較的對象進行分析比較。

（3）可比性

可比性是指被比較的對象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具有本質上而不是表面上的共性。為了保證可比性，必須注意概念的統一。例如，英國的Public school與美國的Public school就是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貴族學校，而后者則是貧民學校，不具備可比性。

【小資料】public school和private school在英美的不同意義

美式英文：“public school” 就是所謂的“公立學校”，經費絕大部分由政府補助，學生年齡則從5歲到18歲。

在英國，Public School只是一個名號而已，基本上都是極其昂貴的私立學校。這種學校門檻極高，學生家長除了能支付起學費之外，還必須是貴族、社會名流，這些學校一般來說所注重的是完人教育，而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更不是只為了讀大學而做高考的準備。有些Public School好得無法想像,比如說Eton Public School(伊頓公學)，就是給貴族上課的學校，現任英國王儲威廉王子就是在那里念的書，偉大的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1984》。）也是這里畢業的。這些學校因為不可能面向全社會招生，所以名氣遜于牛津、劍橋等公立大學。

在美國，Public和Private自然是一公一私了。

英式英文：公立學校則稱為 “state school”，“public school”相當于美式英文中的 “private school”。

4.比較研究法的種類

根據不同的標準，我們可以把比較研究法分成如下幾類。

（1）按屬性，可分為單項比較和綜合比較。單項比較是按事物的一種屬性所作的比較。

綜合比較是按事物的所有(或多種)屬性進行的比較，單項比較是綜合比較的基礎。

但只有綜合比較才能達到真正把握事物本質的目的。

因為在科學研究中，需要對事物的多種屬性加以考察，只有通過這樣的比較，尤其是將外部屬性與內部屬性一起比較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2）按時空，可分為橫向比較（類型比較法）、縱向比較（歷史比較法）橫向比較就是對空間上同時并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態進行比較。

縱向比較即時間上的比較，就是比較同一事物在不同時期的形態，從而認識事物的發展變化過程，揭示事物的發展規律。

縱向比較的方法多運用于一個國家，比如，可以對英國的近代政治制度演化的各個階段進行比較；也可以運用于某一項具體的政治制度，比如對英國議會制度發展的各個階段作比較。這種比較能夠使我們對英國政治制度的生成、發展的過程有一種歷史的了解。縱向比較的方法還可以運用于整個西方世界，比如對西方國家形態的歷史演變進行比較，從而使我們了解西方國家制度在各個發展階段的不同特征及其發展規律。

橫向比較的方法多運用于西方各國之間，比如在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制度之間進行比較，這是國別的比較；可以運用于各類政體之間，比如對君主制、議會制、總統制、委員會制進行比較，這是政體間的比較；也可以以各項政治制度為專題，對各國進行比較，這是專題的比較。運用不同的比較方法，可以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各國政治制度的不同結構及其運作機制。橫向比較的方法還可以運用于西方與非西方之間，比如進行中西之問的比較，這種比較不僅可以使我們了解西方政治體制的總體特征、西方政治制度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反觀我國政治體制的特征及其優缺點，進而研究人類文明發展的課題。

（3）按目的，可分為求同比較和求異比較

求同比較是尋求不同事物的共同點以尋求事物發展的共同規律。

求異比較是比較兩個事物的不同屬性，從而說明兩個事物的不同，以發現事物發生發展的特殊性。

通過對事物的“求同”、“求異”分析比較，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事物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

（4）按比較方法，可分成定性比較與定量比較。

任何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所以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既要把握事物的質，也要把握事物的量。

定性比較就是通過事物間的本質屬性比較來確定事物的性質。定量比較是對事物屬性進行量的分析以準確地制定事物的變化。

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各有長處，應追求兩者的統一，而不能盲目追求量化；但也不能一點數量觀念都沒有，而應做到心中有“數”，并讓數字來講話。

5.比較研究方法的一般過程

確定比較的問題，確定比較的標準，找出同類現象或事物；

收集和整理資料，按照比較的目的將同類現象或事物編組作表；

根據比較結果作進一步分析。

結論

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這是我們研究比較政治制度必須堅持的基本方法。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關于意識形態具有反作用的理論，以及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對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制度，反映著一定的經濟基礎，并服務于該經濟基礎，經濟基礎的變革則會引起上層建筑以及政治制度的變革。

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必然有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筑。

第二，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不僅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而且對政治制 度的形成和發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即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

第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實質，是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在研究中尋找真實的因果聯系。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各國的具體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中考察其政治制度選擇的必然性和政治變革的趨勢。

四、學習比較政治制度的意義

和研究比較政治制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第一，通過比較政治制度學習，能夠比較系統地了解世界不同類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以及有關外國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論，掌握政治制度的基本內容及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職能。通過比較政治制度的學習，可以了解當今世界政治生活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由于各國所具有的文化傳統不同、所繼承的歷史遺產不同、所遇到的國際環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政治結構、政治運行機制和政治發展途徑都具有很大的差異。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比較研究，我們就能對各國政治制度的運行以及政治生活的狀態進行理論上的概括和解釋，從而學會科學地揭示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發展的共同規律。

第二，通過比較政治制度學習，能夠加深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科學認識，更加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堅信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人類有史以來的一切階級剝削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理性價值對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得出的科學結論。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進入低潮期。通過對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有利于總結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發展的經驗教訓，以便取其經驗，避免其失誤，并從中探討出一些可供我們借鑒的管理模式和制度模式，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第三，通過比較政治制度學習和研究，可以提高在政治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分析能力，積極地對一些國內外較流行的政治理論及研究方法進行理論上的剖析，從而提高理論水平，掌握最新的政治學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推動我國政治學理論和方法的拓展和深化。

【課后閱讀】

教材上關于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方法的論述段落。

第四篇：比較政治制度講稿--1

《比較政治制度》講稿

第一章

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

使用班級：政治學與行政學2009（1-2）

高 崗 倉

2011.01

第一節

國家、國家形式與政治制度

一、制度與政治制度

二、國家及其觀念

三、國家的階級特性與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

四、國家形式：政治制度的雙向配置 第二節

憲法與政治制度

一、憲政：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

二、政治制度與憲法關系的三種類型 第三節

戰后憲法與政治制度的發展 一、二戰后的憲法與政治制度發展的發展態勢

二、行政集權民主制主導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

三、憲法規范政治制度、維護公民權利的功能日益增強

第一章

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

學習目標：明確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關系的發展過程，理解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相互關系變化的趨勢，掌握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關系的變化特點。教學重點：憲政是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教學難點：戰后憲政的發展 計劃學時：4學時

第一節

國家、國家形式與政治制度

一、制度與政治制度 1.制度總是和人聯系在一起的

制度總是和人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十分自覺地把人的問題與制度問題統一起來，認為:“人并不是抽象地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制度學派代表人物凡勃侖（托斯丹·邦德·凡勃倫美國經濟學巨匠、制度經濟學鼻祖）把制度和個人思想意識聯系起來，他認為制度是“大多數人的思想中普遍具有的確定的習慣”。

康芒斯說:“我們可以把制度解釋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

美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一書中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歷史變遷的

關鍵”。

2.制度是一系列規則和運行機制的集合體

廣義的“制度”概念，是指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構成的交往秩序，它以特定的組織或機構作為運行載體，通過明確規定或是提供行為預期的方式，規范個體和組織在具體環境中的行為，并以自我約束或是由外部權威實施約束的方式，使這些規則得到社會群體的廣泛接受和普遍遵循。

非正式規則是人們在長期的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因素。在非正式約束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

非正式規則是由長期而穩定的政治經驗演化而成的政治行為規范，具體體現為政治生活中的“慣例”、“習俗”、“價值”和“文化”。

慣例：①一向的做法；常規。②司法上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過去曾經施行、可以仿照辦理的做法或事實。

現在常見的“國際慣例”一詞，指“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指在國際實踐中反復使用形成的，具有固定內容的，未經立法程序制定的，如為一國所承認或當事人采用，就對其具有約束力的一種習慣做法或常例”。它的特點是一是通用性，為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通用；二是穩定性，不受政策調整和經濟波動的影響；三是重復性，一般都是反復運用；四是準強制性，受到各國法律的保護，具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力；五是效益性，被國際交往活動驗證是成功的。

習俗：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歷代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或規范。一般指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指個人或集體的傳統風尚、禮節、習性。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它對社會成員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行為制約作用。是社會道德與法律的基礎和相輔部分。主要包括民族風俗、節日習俗、傳統禮儀等等。

正式規則是指人們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它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

正式規則是由公共權威機構或其委托代理的機構設計和確立的，依靠國家強制力強力實施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明確的政治行為規范，具體體現為組織并規范人們政治行為的結構性規則和程序性規則。

通常情況下，越簡單的政治共同體越傾向于建立在非正式規則的基礎上，而社會結構愈分化、社會成分愈復雜的社會，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就愈是依賴于政治制度

中的正式規則。

規則的實施機制。人們判斷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這個國家的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是否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看這個國家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否健全。離開了實施機制，那么任何制度就形同虛設。

“正式規則只是'冰山的一角'，非正式規則卻是大量的，并且它的作用不可忽視。” 3.制度的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制度涵蓋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為人們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可予遵循的系統模式，抑制了可能出現的有損公共利益的行為；

緩解了個人和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減少了協調人類活動的社會成本； 保障了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的穩定，促進了勞動分工和社會財富的創造。總之，一個社會的制度化程度與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緊密相關。4.政治制度是規范人類政治生活的規則體系

二、國家及其觀念

國家，是指一種政治聯合體或政治共同體。1.國家的含義

在西方，表示“國家”含義的概念有三個：（1）地理含義的國家

指以地域為界劃分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不同于原始時代僅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而建立起來的氏族與部落。

（2）民族含義的國家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穩定的共同體。廣義的民族包括從原始的、古代的、近代的直至現代的各種民族共同體；狹義的民族即民族國家，其本義是專指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人群共同體。但是，在現代世界上，除了有單一民族的國家，也有多民族的國家，甚至還有同一民族散布在不同國家的事實。因此，民族國家的含義變得較為模糊。

（3）政治含義的國家

即政治學研究的對象。現代西方的一些學者把政治學看做是國家學。馬克思主義在肯定國家具有政治含義的同時，指出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的不同之處在于：第一，按地區或地域來劃分它的國民；第二，公共權力的設立。

由此看來，可以這樣認為，政治國家是上述三種定義中最高層次的概念，它在突出國家的政治本質的同時，又涵蓋了國家的地理屬性和民族屬性。

2.歷史上的國家觀

（1）古希臘思想家的國家觀

在西方，對國家本質的探討開始于古希臘的城邦制時代。柏拉圖認為國家和社會是同一種東西。他認為國家或社會均起源于分工。人們在生活中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個人的技能只能滿足自己的一部分需要。所以，人們便不得不聚居在一起，組成所謂的國家。亞里士多德把國家和一般的社會團體作了區分，他從倫理的角度出發，認為所有的社會團體都是為了完成某種善業，其中有一種追求最高、最廣的善業的社會團體，這就是“城邦”，即國家o[1]可以認為，古希臘的思想家看到了國家是社會關系發展的產物，不過，他們只是把國家看做是滿足社會公共生活需要的一種中性的、“求善”的組織形式。

（2）“君權神授說”

在漫長的中世紀里，教權和王權并立。這種狀況的理論注釋，是5世紀末基督教思想家提出的“兩種權力學說”。他們認為，有兩種權力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宗教利益和永恒的得救是教會的本職，暫時的或世俗的利益以及維持和平、秩序與正義則是世俗政府的本職。”于是，在塵世就有了這兩種彼此分工的權力。按照當時通行的“君權神授”的觀念認為，是上帝把宗教的權力授予教會，把世俗的權力授予政治統治者的。到中世紀后期，一些君主曾經利用“君權神授”的觀念極力主張他們有權管理教會和國家兩方面的事務。

（3）“國家主權論”

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里首先用“國家”一詞來表示“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社會”。他極力主張君主應該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應該把各種權力集于君主一身。同時代的法國人布丹則是第一個突出地提出主權概念的政治理論家。那個時代的思想家認為，擁有主權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屬性。專制君主們憑借著這種“國家主權論”，便有了爭取至高無上權力的更好的理論根據。所以，最初與國家主權論相聯系的是君主專制論。

（4）“法律主權論”

17世紀以來，產生了一種以“法律主權論”為特征的國家觀念，這種觀念認為，在國家權力之外還有一種法律主權。法律應該是國家的最高權力。這種具有最高權力的法律就是近代的自然法。自然法的主要內容包括契約的思想。當人們自然地聚居在一起的時候，需要有一種共同認可的契約來維持公共秩序。這是一種自然的法律，超越于包括君主在內的任何個人的意志。阿爾色修斯從兩個層面解釋這種契約的內容：政治的層

面和社會的層面。政治層面的契約表現在統治者與其臣民的關系方面。根據契約的原則，主權不能由一個統治階級或家族獨享，國家權力只不過是根據自然法授予一國的行政長官的。法律才是權力的真正來源，行政長官或擁有權力的君主只能維護和實施法律。因此，統治者同樣必須服從法律，而法律卻不必服從統治者。社會層面的契約則表現在民眾之間，他們憑著契約的約束而結成各種社團。

無疑，自然法思想和法律主權論為新興資產階級反對中世紀的君權神授論以及與國家主權論相關聯的君主專制論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上述思想的基礎上，17世紀英國的洛克和18世紀法國的孟德斯鳩根據英國的政治實踐先后發展出了三權分立和制衡的學說，首創代議制和分權制原則，為構建新的國家制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5）“人民主權論”

盧梭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著名代表。他鮮明地提出了“人民主權論”的國家觀念，激烈地反對“君權神授”、“國家主權(君主專制)”等封建專制思想。他認為，所謂國家，就是“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種根本法律是可以約束人民共同體的”，如果有“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當然，包括統治者在內。盧梭認為，國家只能建立在自由人之間的“社會契約”之上，社會契約賦予國家以及構成國家的每個成員以絕對權力；主權在民，人民主權不受限制、不可分割、不可侵犯、具有強制性和永遠公正。美國杰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于1776年通過)表達了盧梭的人民主權論思想。這一思想對美國的立國和組織自治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

總結來說，契約論的國家基本命題有三點：第一，國家是人類理性而非“天然”政治權威的產物，人類意志“構成了一切契約的精華”；第二，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和賦予，“斷定政權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除了自己的同意，“無論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權力”；第三，國家“應該以既定的、向全國人民公布周知的、經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來實行統治”，其權力的運行“絕不容許擴張到超出公眾福利的需要之外”。

（6）“理性國家論”

18世紀末，同英國、法國、荷蘭等國比起來，德國還停留在政治上分裂、經濟上落后的混亂狀態中。當時，黑格爾試圖在“國家主權”、“法律主權”、“人民主權”之外尋找新的理論，以促進德國的統一和復興。他提出“理性國家”的觀念．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

19世紀后半葉，西方國家普遍地進人了工業化的時代。隨著經濟及社會的迅速發展，對國家及其公共權力有了新的認識。一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如馬克斯·韋伯、涂爾

干等人，拋棄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理性國家”觀念，力求以客觀的、理性的科學方法來闡釋國家的結構、功能；另一方面，在美國興起的現代政治學，更是揚棄了傳統政治學以政治原理(如國家、政權、主權、公民、制度和統治等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做法，開始了對公共權力及公共管理的探討。

（7）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西方國家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一些刻意回避價值判斷，自詡由“中立的”經驗研究和實證分析得來的國家觀念在西方陸續興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種：

1）多元主義國家觀

認為國家只是一個反映和平衡社會各個利益團體要求的消極機器，為保證其合理公正地分配社會利益，國家不應保有單一的主權，而應最大限度地將主權分配給自治區域和職能性團體，以利于充分發展公民的福利和個性。

2）精英主義國家觀

認為人類分裂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是任何社會無可回避的事實，那些在統治階級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政治精英，對于國家以及國家的運轉起著關鍵的作用，歷史不過是精英集團吐故納新的綿延過程，主權在民不過是理論家的幻想，民主政治不過是專制政治的現代翻版，國家不過是政治精英推動的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消極工具。

3）新保守主義國家觀

認為任何社會都不可能自發地形成某種等級秩序，惟有國家這樣一個承載著傳統、秩序、等級、自由諸價值的強大政治權威，才能有效地約束人們的行為，任何個人都“應當被看作僅僅是這個更普遍的整體的組成部分”，個人及其權利只有通過國家才具有意義。

4）新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國家觀

認為國家是獨立于統治階級和政治官僚的一股結構性力量，正是這種“無意識結構”使國家得以有效地組織統治階級，運用暴力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手段瓦解被統治階級，并使后者確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除上述四種國家觀念外，戴維·伊斯頓提出的政治系統理論還試圖從根本上顛覆延續千年的國家概念，認為：“作為一個概念的‘國家’被認為不合要求，不久就為一個含義更加豐富的術語‘政治系統’所代替了。‘國家’這一概念之所以會被政治學首先擯棄，是因為它早先是含糊不清的。”然而，崛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后行為主義運動”卻表明，“國家”這個概念不僅不能為人摒棄，反而應當成為人們長久凝思的一個問題。

3.馬克思主義國家觀

綜觀西方近代以來出現的各種國家觀念，反映了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人們對國家

本質的認識在不斷地深入。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看，這些觀念的形成，是西方社會發展和變革歷史的現實的反映，觀念和現實之間有著合乎邏輯的聯系。可以認為，正是在這種持續不斷的理論探求和觀念變革的過程中，才最終建構起了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紀的西方近現代國家觀。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以客觀事實為依據，通過對人類歷史上各種國家形態的全面考察而得出了科學的結論。恩格斯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對國家及其公共權力的政治本質作了深刻的分析。

三、國家的階級特性與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 1.國家的階級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在此，國家被直接等同于公共權力組織。這段關于國家及其本質的論述，與恩格斯的國家歷史起源理論密不可分。

（1）源于國家起源

在國家的歷史溯源中，恩格斯吸收了摩爾根關于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發展歷程的研究成果，認為生產工具的進化、勞動分工的出現以及由此帶來的私有財產，從根本上瓦解了原始的氏族社會，人類社會第一次出現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對立，當“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馭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新的社會要求最終促成了國家的起緣。

在所考察的“國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三種主要形式”中，雅典國家的產生被認為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因此，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將如下過程看作是國家形成的一般規律：鐵制工具的發現和使用使社會生產力獲得大幅度的提高，剩余財富以及隨之形成的家庭破壞了原有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社會關系，社會分工與分層導致階級的聚合與對立，而貫穿在整個社會變遷中的階級斗爭，則使得一個按照地域進行統治的、與社會相分離的“公共權力”應運而生。

（2）源于國家的雙重特征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國家的歷史形成方式決定它天然具有作為公共管理機構和作為暴力統治機器的雙重特征，前者是其一般特征，后者是其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屬性。

1）公共管理機構的一般特性

具體說來，作為公共管理機構的國家，采取的是“社會共同體”的形式，它以凌駕于社會之上的超然中立者的形象出現，用權力機制規范社會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生產、分配和交換，致力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調和階級沖突和社會矛盾、行使社會治理的職能。在這里國家具有其相對自主性。

2）實施階級統治的階級特性

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存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社會中，國家還具有實施階級統治的階級特性。也就是說，經濟上處于優勢地位的階級，往往會獨自全權掌握社會的管理職能，使國家在履行社會職能時不得不處處反映統治階級的意志，而為了確保這些意志的實現，統治階級又必須依靠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暴力手段，這樣就使國家將其對于社會的治理淪為對于社會的統治，使國家成為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維護統治階級整體利益、實現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

恩格斯指出：“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對于國家這一方面的特性，列寧也曾反復地加以強調，并因此斷言：“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迫使一切從屬階級服從于一個階級的機器。”

2.政治制度的階級性

階級社會中，國家的階級特性決定了它所采取的政治規則體系——政治制度在內容上也具有相應的階級性。這主要是從以下兩個方面體現的：

（1）政治制度是階級社會實施階級統治的必要工具

階級統治的首要目的，就是考慮如何維護本階級的政治統治和實現本階級的經濟利益，在此核心目標的推動下，掌握國家機器的統治階級必然要為自己選擇適當的“政治外殼”，也就是說，選擇一定的形式去配置國家權力、組織政權機構、建立政治運作的實體與程序規范。只有依靠相應的組織機構和運作手段，才能使階級意志轉化為具體的方針、政策、指示、法令，并促成相應的服從行為和政治秩序。

總體說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統治目的相協調、權力配置相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有助于階級利益最大化的。

（2）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斗爭狀況

統治階級對其“政治外殼”的選擇，本質上是由其階級利益驅動的，只不過這種驅動在具體化為統治階級的制度選擇時，不得不鑒于現實的社會階級狀況而作出妥協和調整。

統治階級中的政治精英通常能夠意識到，只有將階級沖突和社會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將不和諧的利益關系有效地納入一定的“秩序”，階級的統治才有可能穩固，階級的整體利益才有可能得以實現，因此，政治制度會隨著階級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隨著階級矛盾的調整而調整。

英國封建君主制度由“巡游王權”、“個人王權”向“行政王權”、“制度王權”的轉化過程，便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其君主制度的衍生歷程中，“封建習慣的束縛和地方大貴族的抗爭，即使國王難以徹底超越封建宗主的權限，將王權權威完全滲透到各個封建領地及市鎮，也使國王的一些重大集權措施不易及時有效地推行，有時還被迫妥協和讓步。”

由此可見，王權與封建貴族勢力的消長對比，盡管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也直接影響著政治制度的建構和發展。與之相比，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時期的階級關系相對比較單一和穩定，這既是政治制度能夠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重要保證，同時也是其缺乏有效制度創新而趨于僵化的重要緣由。

3.國家的階級特性與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之間的關系（1）國家的階級特性決定了政治制度的階級性

國家的階級特性與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

也就是說，在階級社會中，國家的階級烙印不可避免地會在制度層面留下印記，使后者難逃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厄運。另一方面，在考察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時，必須看到，階級性只是政治制度的本質內容之一。

（2）階級性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種屬性

列寧曾經指出：人的認識是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的深化的無限運動，它由所謂初級的本質到二級的本質，這樣不斷地加深下去以至于無窮。由此可見，本質存在著層次上的差別，階級性只是政治制度的初級本質，更深的本質是它賴以存在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無論統治階級有著怎樣的階級意愿，政治制度的建構與發展都不可避免地要與社會的整體發展相適應。

正是基于這一更深層次的本質內容，政治制度具有“與內容不可分離地聯系著的形式”——客觀的規范形式，這種形式就其自身而言是純然超階級的，它深植于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其表面上的客觀性、規范性、整體協調性實現其對政治上層建筑的調節。

忽略政治制度的形式特征和形式功能，我們既無法理解階級社會中政治制度的階級性，也無法理解無階級社會中政治制度的必要性。

四、國家形式：政治制度的雙向配置

國家是與社會分離的公共權力組織，其根本職能在于緩和與消解社會矛盾，使社會的對立面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

鑒于此，任何國家都必須采取最適合自己行使公共權力的組織形式，以實現國家的階級統治職能和社會治理職能。總體說來，國家權力的分配體制或組織結構主要表現為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前者涉及同一層級的國家機關尤其是全國性國家機關之間的權限劃分，政治學中將這種國家機構的橫向構成關系，稱作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后者涉及全國性政府與區域性政府之間的權力配置關系，稱作國家結構形式。

1.政權組織形式——政治制度的橫向權力關系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哪一個階級處于統治地位，不僅決定了國家的階級屬性——國家將淪為何種階級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且決定了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將采用怎樣的方式實施統治。前者構成國家性質或“國體”，后者構成政體和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

國體反映的是國家權力在政治上或實質上的歸屬狀況，政體所要解決的是國家權力在法律上或形式上的歸屬問題，政權組織形式則直接涉及實現國家權力的機關以及這些機關相互之間的關系問題。

（1）政權組織形式視野下國體與政體的形態

歷史上出現過的國體：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 歷史上出現過的“政體”：大體可概括為君主制、寡頭制和共和制三種類型。

凡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權，在法律上屬于個人終身享有并且世襲相傳的是君主制；

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權屬于相對封閉的一小部分人所有，其政體為寡頭制； 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權，在法律上屬于絕大多數人乃至于全體人民所有的是共和制。

國體與政體的結合形態

基本規律：不同國體的國家，會呈現出相同或相似的政體，而相同國體的國家，也有可能實行不同的政體；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也可能隸屬于相同的政體，只是由于歷史傳統、國情民情等非本質因素上的差異，才使同一種政體在制度化為具體的政權組織形式時表現各異。

羅斯坦的制度形式多樣性圖

羅斯坦在論及制度形式的多樣性時，以當代西方政治系統中的10項基本制度設置

為基數，認為只需考慮每項制度的兩種主要形式，就能得出1024種制度的組合形式。這當然只是保守的估算。就世界范圍而言，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制度設置遠非下述10項，每項制度呈現出的結構形式也遠不止下述兩種，它們與不同類別的政權組織形式交織融合，使當今世界的共和制政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見圖1—1)。

（2）政權組織形式的基本類型

政權組織形式是在國家機構體系中橫向配置國家權力并規范其運行的制度模式。依據國家權力的橫向配置狀況，即國家權力在同一層級的國家機關尤其是在議會與政府之間的權限劃分，可將政權組織形式分為議會制、總統制、委員會制和人民代表制四種基本類型。

議會制的基本特點，是議會在國家機關體系中居于實際的或法律上的主導地位，擁有產生包括政府在內的其他國家機關并監督其權力運行的權力；根據政體之不同，議會制又包括議會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共和制兩種主要類型。

總統制的基本特點，是議會在國家機關體系中與其他國家機關地位平等，不對其他國家機關構成實際或法律上的派生從屬關系，它是國家權力配置關系中最具分權制衡色彩的政權組織形式。

委員會制是國家機關權限劃分最不清晰的一種政權組織形式，其基本特點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采取委員會制，并以合議制的形式行使職權。

人民代表制是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政權組織形式，其基本特點是人民代表機關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在法律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一切其他國家機關均由其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

2.國家結構形式——政治制度的縱向權力關系（1）社會單位劃分的歷史變化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認為，按照地理區域劃分居民是國家的固有特征。在國家產生之前，社會單位是依據血緣關系而劃分的氏族、胞族、部落等社會組織；在國家產生之后，社會單位是依據地理區域劃分的。

國家在氏族制度解體的基礎上形成，“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血緣關系形成和聯結起來的舊的氏族公社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是以氏族成員被束縛在一定地區為前提的，而這種束縛早巳不復存在。地區依舊，但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并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一切國家共同的。”在國家產生之后，“有決定意義的已不是血緣團體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區了；現在要加以劃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區了；居民在政治上已變為地區的簡單的附屬物了。”

（2）國家結構形式的含義

既然國家總得建立在一定的地域之上，總得按照一定的行政區域和行政層級劃分領土并實施統治，那么，以地緣政治為基礎的國家，就必然存在著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問題，而如何看待和調整這種關系就構成了國家結構問題。

所謂國家結構，是指作為整體的國家與國家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具體包括國家區域構成單位的劃分，各層級區域單位的法律地位和權限劃分，處理全國性政府與區域性政府之間縱向職權關系的原則，各層級政府之間權限爭議之解決等方面的內容。

國家結構形式是國家結構在特定國家的具體表現形式，主要指國家整體與部分之間，特別是全國性政府與區域性政府之間相互關系的構成形式，它是在國家機構體系縱向配置國家權力并規范其運行的一種制度模式，是政治制度的縱向權力關系。

（3）國家結構形式的類型

依據國家權力的縱向配置狀況，可將國家結構形式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兩種基本類型。

“單一制”，是指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權屬于全國性政府(中央政府)，區域性政府(地方政府)所行使的國家權力完全由中央政府賦予的一種國家結構形式類型；

“聯邦制”，則是指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權由全國性政府和區域性政府根據憲法分享，雙方均不得單方面改變憲定權力分享格局的一種國家結構形式類型。

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凡屬聯邦國家，其中央政府與各邦政府的事權，全由憲法劃定，所以各邦政府的事權，有憲法為保障；其在單一國家，無論分權至如何程度，其地方團體的事權，總系經由中央政府以普通的法律或命令規定，所以地方團體的事權，初無憲法的保障”。

根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劃分方式之不同，單一制主要呈現為中央集權單一制、地方自治單一制、中央地方均權單一制和民主集中單一制四種類型；

? 中央集權單一制 ? 地方自治單一制 ? 中央地方均權單一制 ? 民主集中單一制

根據全國性政府與區域性政府權限劃分方式之不同，聯邦制主要呈現為中央集權聯邦制、分權制衡聯邦制、民主集中聯邦制和自治民主聯邦制四種類型。

? 中央集權聯邦制 ? 分權制衡聯邦制 ? 民主集中聯邦制 ? 自治民主聯邦制

分權制衡聯邦制的特點是：按照權力分立制衡的原則在聯邦政府與聯邦成員單位之間均衡地劃分國家權力，使雙方都極難單方面地改變法定的權力分配格局而走向中央集權或導致聯邦解體。這是一種相當成熟的聯邦制類型，美國、瑞士、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奧地利等國均屬此類。

第二節

憲法與政治制度

一、憲政：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 1.憲法與憲政

（1）近代以前的“憲法”

近代以前的“憲法”(Constitution)概念，曾經有過以下四種不同的內涵： 1）古希臘時期將憲法等同于政治制度

公元前594年在梭倫改革將雅典引上民主的軌道，梭倫改革立法被梭倫自稱為“憲法”，它規定創設400人會議和陪審法院。

2）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另一種觀點，將憲法看作國家的最高法律

亞里士多德在對古希臘158個城邦共和國的比較研究之后，在《政治學》一書中，根據法律的作用和性質，將法律分成兩類：一類為基本法律，另一類為非基本法律。他這里所說的基本法律便是指憲法，即規定國家政權的基本結構與權限，統治人數的多寡，以及公民在城邦中的法律地位，即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法律。

3）羅馬帝國時期用憲法表示皇帝的各種建制和詔令，以區別于市民議會制定的普通法規

古羅馬時期，被稱為“憲法”的是指那些由皇帝發布的諭令，包括“告示”、“訓

示”“批復”和“裁決”四種形式，以區別市民會議和元老院通過的普通法律文件。內容主要涉及公共行政和宗教事務，性質屬于機構法和組織法。除了在稱謂上有一些不同外，普通的法律，羅馬的行政長官即可變更，但關系到國家根本組織的法律，則需由護民長官參加由查士丁尼皇帝欽定的、并被賦予法律效力的《法學總論》的序言中，曾四次使用“憲令”一詞，就是在上述意義上使用的。

可見古羅馬時期的憲法基本上繼承了古希臘關于憲法的理論。憲法在這里仍然是統治者管理意義上的基本法律，權利義務的分配仍然是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分配模式。在內容上仍然是涉及國家調整對象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憲法屬性上，仍然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威，效力具有最高性。只是在制定主體上，專指皇帝發布的的諭令;在修改程序上規定了比普通法律更為嚴格的修改程序。

4）中世紀的歐洲，為確認教會和封建領主的特權而將規定君主、教會和封建領主關系的法律稱作憲法

中世紀的歐洲是西方社會最灰暗的時期，基督教處于萬宗歸流的地位。神學處于最高和根本地位，其他的一切社會學科包括法學在內，都合并到神學之中，成為神學的科目。

中世紀的憲法專指用來調整和確認封建主和教會關系以及各項特權的法律。如英王亨利二世于1164年頒布的限制教皇和教會特權的法令，就稱之為《克拉倫敦憲法》，英王約翰頒布于1215年頒布的規定英王與英國貴族，諸侯和僧侶關系的法律就稱之為《大憲章》等等。

這些法律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不是國家根本法。由于神學處于最高地位法學基本上淪為神學的附庸，憲法在屬性上最高地位和根本地位消失了。從中世紀起“，憲法”已失去了詔令的意義。但是調整內容上增加了國家與其屬民關系部分。這個時候的憲法基本含義是一般的法律規則和章程，與一般法律無甚區別，不再強調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和地位上的最高性。

總的來看，盡管用法不同、含義各異，卻都將“憲法”視為不同于普通法律的高級法，認為它有關于國家的根本問題。

（2）近現代意義上的“憲法”概念

近現代意義上的“憲法”概念，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和英美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它將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高級法思想，融人16世紀歐洲宗教革命和18世紀末期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中，逐漸衍生出了“根本法”的思想內涵。

所謂根本法，實質上是指人民與國家或政府之間的一種契約，它主要包含了以下三層含義：

第一，根本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議會亦不得侵犯；

第二，根本法為建造國家之公約，效力高于議會制定的法律，因此，根本法的制定不能僅憑議會決斷，須由全民表決；

第三，由于根本法是限制議會以及其他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其內容有明白詳盡加以規定的必要，故根本法是成文法。

結論：

資產階級憲法觀念的發展歷程表明，惟有足以對國家權力給予實際的約束，足以對公民權利給予實際的保障，足以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基本關系給予實際的調節，憲法才真正成其為憲法，由此憲法構筑的政治秩序類型方可被稱作是憲政。

2.憲法與政治制度在憲政中的融合

憲政，實質上是憲法與政治制度的一種關系。憲法與政治制度在憲政中的融合，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憲法成為調節社會矛盾和政治利益沖突的最高準繩

在人類歷史的早期發展階段，人們的爭端與沖突主要是通過私刑的方式加以解決。隨著國家的產生，開始出現了運用公共權力懲處私人違“法”行為的專門機構，在私人領域實現了由法律(合法的暴力)取代暴力的轉變。

但是，公共領域全然依賴君主或政治權威個人意志的裁決，致使權力的遏制必須仰仗更高的權力，而權力一旦失序，其后果則是對權力的暴力爭奪。

憲政有別于暴政、“仁政”、“德政”的根本點，在于它將憲法視為調節一切政治矛盾的終極規則，主張以民主的方式制定憲法，以憲法調整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種關系，以特定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程序解決政治爭端，從而最終將國家的政治生活納入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法治軌道中，在公共領域同樣實現由法律(非暴力的政治)取代暴力(暴力的政治)的轉變。

（2）憲法為政治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提供實體和程序規范

憲政確立之前，建構社會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憑借政治精英的個人權威，以其不受制約的主觀意志為內容，以不受限制的國家權力為依托，表現出極端個性化和強制性的秩序特征。

憲政之產生，即力圖建立政治制度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確定性，以此克服人治型政治的絕對、專斷和反復無常。

它既表明國家機構的設立、公共權力的運行、國家基本制度的確立，均已獲得了憲法的確認，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改；同時也表明憲法是政治權力的惟一合法來源，國家權力與政府行為必須受到憲法的規范和制約。

“限政”是憲政的應有之義。

（3）政治制度為憲法精神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

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缺乏相應的物質匹配和制度設施，憲法將形同具文。就我國建國以來的憲政建設而言，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我們過于強調憲法形式上的民主性和先進性，而忽視相關規定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是否可行、如何能行、怎樣保證其運行。以人大監督制度為例，根據憲法規定，國家權力機關有權對由它產生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進行監督，這是我國“人民主權”憲法原則的具體體現，但是，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建立起能夠保證此項憲法規定得以有效實施的制度安排。由于人民代表大會的會期短(年平均會期15天，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議會會期都在3個月以上)、組織規模過于龐大(全國人大代表近3000人)、人民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非專職化程度高，致使國家權力機關實際上根本無暇和無力開展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此外，現有的法律對人大有權行使的幾種基本監督方式，規定過于抽象，而且缺乏與之配套的程序保障，致使許多原則性的規定因無法獲得確定的內涵，在實踐中難以運行。憲政，是憲法與政治制度高度融合形成的一種政治秩序類型，如果一個國家有立憲之名而無行憲之實，憲法的規定與實際的政治制度運作相互背離，長此以往，必然損害憲政精神。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極長封建專制歷史、民主法治根基尚且匱乏的國家，憲法不具有權威性的狀況哪怕只是個別存在，若不及時消除，也必將毒害社會主義的民主憲政，危及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這種危害是毀滅性的，值得充分的警醒并加以剔除。

【小資料】

書記揮手，人大舉手，政府動手，政協拍手

書記是領導，揮揮手說好。人大舉手，指人大有重大事項、人事表決權。政府動手，具體事情要政府去做。政協拍手是指政協只有鼓掌權利說好或不好，沒有表決權。

3.憲政是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狀態

憲政是憲法與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狀態：憲法在規范政治制度的同時，賦予政治制度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為憲法的實施和憲法精神的實現，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

二、政治制度與憲法關系的三種類型

從動態變化來看，憲政或憲法與政治制度的融合，又不是與生俱來、凝固不變的，與世間萬物一樣，它同樣需要經歷一個此消彼長、相互磨合的發展過程。

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歷程表明，社會進步與政治變革或是通過暴力手段的革命，或是通過非暴力手段的改良。隨著民主理念的普及和民主制度的確立，在國家的政治制度已經適應了民主憲政的基本要求，適應了本國基本國情民情的狀態下，也完全可以采取改革或改良的方式進行調整，沒有必要大動干戈、再行“立憲”。

這里僅就法國、美國和我國為例，概述在憲政發展道路上，憲法與政治制度之間曾經存在過的三種主要關系，并著重從立憲觀的角度對導致此種關系的政治文化因素給予

剖析。

1.以制定新憲法的方式確立新的政治制度

法國是一個憲法多變、政治制度亦多變的國家。自大革命時期頒布的憲法性文件《人權宣言》起始，法國在169年間先后制定了11部憲法(尚不包括4部憲法修正案)，它們分別是：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1795年憲法、1799年憲法(對該憲法的修正產生出1802年憲法、1804年憲法、1815年憲法修正案)、1814年憲法、1830年憲法、1848年憲法、1852年憲法(對該憲法的修正產生出1870年憲法修正案)、1875年憲法、1946年憲法和1958年憲法。

憲法的更迭突出地反映了法國百余年來的政局動蕩和政治制度變遷，不僅憲法的數量多，而且類別極其復雜。

首先，從憲法的制定者看，既有由封建君主制定的欽定憲法(如1814年國王路易欽定憲法)，又有封建君主與資產階級斗爭妥協產生的協約憲法(如1830年憲法)，當然，更多的是由資產階級制定的民定憲法；

其次，從憲法確立的政體看，既有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憲法(如1791年憲法)，又有實行封建帝制的憲法(如1814年憲法)，還有大多數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憲法；

最后，從共和制憲法規定的政權組織形式看，1793年第一共和國憲法確立了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合一的“議行合一”政府體制，1799年共和國八年憲法確立了高度行政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以參議院為國家權力中心的議會內閣制政府體制，1946年第四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以國民議會為國家權力中心的多黨議會制的政府體制，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以總統制為國家權力中心的“半總統制”政府體制。

縱觀法國的憲法演變歷程，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即政治生活的任何一個微小變化都可能引起政治制度的變遷，而政治制度的任何一次細微調整都可能會動搖憲法，造成憲法的廢棄與重建。

1791年憲法和1799年憲法的設計者，人稱“法蘭西制憲之父”的西耶士就公開宣稱：“國民不僅不受制于憲法，而且不能受制于憲法，也不應受制于憲法。”山由于國民不受制于憲法，因此，任何一個自以為代表國民的團體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將自己凌駕于憲法之上，可以為了粉飾民主而用自己的憲法取代異己的憲法。

2.政治制度的改革與調整不涉及憲法更迭

1789年3月4日由美國第一屆國會宣布正式生效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自生效以來，歷時兩百余年，在此期間，美國社會經歷了民主革命、工業革命、內戰、社會騷亂、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管制狀態，經濟結構出現過多次重大調整，政治權力發生過數次重大轉移，但是，憲法法典本身卻修繕不多，它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至今依然

保持著對社會的強大調控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在立憲觀念上，美國的制憲者們著力強調憲法的最高效力和最高權威性 在憲法與國家權力的關系上，主張任何形式的國家權力都要受到憲法的制約，法律也同樣受制于憲法；在憲法權威與人民意志的關系上，主張憲法既來源于人民，同時又對人民具有約束力，“除非人民通過莊嚴與權威的立法手續廢除或修改現行憲法，憲法對人民整體及個別部分均同樣有約束力。在未進行變動之前，人民的代表不論其所代表的是虛假的還是真實的民意，均無權采取違憲的行動。”

（2）在修憲的態度方面，制憲者們極為謹慎，為此制定了近乎苛刻的修憲程序 制憲者們認識到，社會的不斷發展將使憲法的部分條文趨于老化，若不及時修改，將有礙社會進步。但是，若修改過于容易，又往往會流于輕率和隨意，最后必將損害憲法的權威性，甚至導致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陷于混亂和動蕩。根據美國憲法第五條的規定，修改憲法可采取以下兩種途徑：或是由國會參眾兩院2／3的議員表決提出修正案，或是應2／3州議會的要求由國會召集制憲會議提出修正案，不論哪種方式提出的修正案，都須經各州3／4州議會或3／4州制憲會議的批準方可生效。以制憲會議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方式，迄今尚未使用過，人們之所以對此方式心存疑慮，源于1789年詹姆斯·麥迪遜的擔憂，他認為制憲會議在存在黨爭的背景下召開，有可能招徠來自美國各地的“陰險人物”，提出名目繁多的修憲案，并散布普遍的驚恐，從而引發政治動蕩。

（3）完善的司法解釋體制適時賦予憲法以新的含義，使之順應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社會實際

繁瑣的修憲程序保障了憲法的穩定性，迄今為止，美國憲法修正案只有26條，其中前10條修正案與憲法同時生效。與正式修憲相比，司法部門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對憲法的解釋，在使憲法跟上時代、切合時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突出的優點即在于無須增加或改變憲法條文，改變憲法條文，只需通過賦予憲法條文或部分詞語以新的含義，即可使之適應變化著的社會現實。此外，美國隸屬于英美法系，對前例的尊崇也使得某些憲法性慣例成為不成文的憲法，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無形的效力。

3.修改或制定新的憲法，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不變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我國先后頒布了“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四部憲法，其中“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相對比較成熟，“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則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畸形產物，不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不符合憲法規范的一般要求，因此，現行的“八二憲法”既是對“五四憲法”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的揚棄。從1954年到1982年，短短不足三十年的時間里，憲法更迭了四次，1982年憲法通過二十余年，其間又進行了三次修

改，共通過17條修正案。如此頻繁地修憲、制憲，無論對于世界的憲法發展，還是對中國未來的憲政建設，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其中，尤其值得關注并令人深思的還在于，盡管憲法經歷了頻繁、近乎“動蕩”的變更，但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卻能夠始終保持穩定。

這一切與我國自近代以來反復面臨的“救亡主題”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憲政觀密不可分：

一方面，由于歷史的影響，“理想憲法”的觀念在我國有著深厚的基礎。近代西方憲政的美好圖景與我國民主革命失敗后所面臨的現實，兩者反差巨大，造成民眾在憲法問題上持過分理想化的態度，由于現實憲法始終被認為是不完善的，“從而引發對政治手段的強烈依賴和崇拜，以致脫離現實政治與經濟條件的可能性而主張實現未來社會的憲法。”

另一方面，憲法在我國更多地具有政治屬性而非法律屬性。

毛澤東對憲法作用的經典解釋是：“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憲法在此并未被視為規范國家政治生活、約束國家機關和領導人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不受國家非法侵害的根本法，而是一個政治“總章程”——政治決心書、計劃單、路線圖、實現目標的工具。這種立憲觀對此后中國的憲政道路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第三節

戰后憲法與政治制度的發展 一、二戰后的憲法與政治制度發展的發展態勢

二戰后的憲法與政治制度發展，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發展態勢：

首先，從憲法和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看，出現了社會主義憲法和政治制度。其次，從憲法和政治制度的類型上看，出現了民族獨立國家憲法和政治制度。最后，資本主義憲法與政治制度的原生形態也發生了變異。

一方面，原有的以代議民主制為核心的政治制度逐步走向了行政集權民主制；另一方面，出現了更廣泛公民權力的訴求，擴權與控權此消彼長，對西方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的變化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

二、行政集權民主制主導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

戰后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政權組織形式方面，國家結構形式方面的變化不大。

政權組織形式在基本構架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呈現出以下三方面的發展趨勢：

1.傳統代議民主制由盛而衰

近代民族國家無論是在管轄的疆域和人口的數量方面，還是在所管理的公共事物的復雜程度方面，均大大超過古代城邦或中世紀后期的城市共和國。加之社會分工日益細致，社會單位彼此孤立，妄圖再實行以全民參政為核心內容的直接民主制，已屬不可能之事。

（1）19世紀后期代議民主制的特征

19世紀后期，建立在間接民主基礎上的代議民主制，成了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選用的政府形式。代議制的基本內容是：

? 人民通過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表，由代表組成議會；

? 議會作為“民意機關”擁有國家主權，可根據自身意愿將國家權力委托給其他國家機關行使；

? 在法律上，任何權力的行使最終都要受到議會的監督和控制。

由于代議制既解決了直接民主制的技術困境，又解決了王權廢除后的政權合法性問題，因此，代議制被當時的人們稱作“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

（2）傳統代議民主制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傳統代議制開始走向衰落。導致代議民主制由盛及衰的核心因素，在于它是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行政權力不斷擴張，最終由量變疊至質變的結果。

美國學者指出，“國會是代表和表達美國的多樣性的一個絕妙的講壇。但正是這個優點使國會難以提供領導，難以有效地向總統挑戰和同他討價還價。毫不奇怪，審慎的公眾不滿于不起作用的計劃和不符合當時緊急情況的政策，便會另有期待，往往寄希望于總統或一位有抱負的總統候選人。”

行政部門及其行政權力的擴張，在實行責任內閣制的國家尤其嚴重。在責任內閣制的權力關系中，政府由多數黨組成，議會又由多數黨控制，在多數黨的操縱下，作為政府首腦的多數黨領袖只會用內閣政府來左右議會，而決不會用議會來控制政府。由此而論，傳統代議制下“大議會、小政府”——政府從屬于議會并對議會負責的精神已經發生顛倒，議會權力開始虛化：議會已越來越不能實現其表達民意的代議功能，議會政治已越來越多地為政黨政治所控制而淪為“政黨議會政治”。在一些西方國家，本應由議會決策的問題常常轉移至執政黨內部解決，或由朝野政黨協商解決。政黨政治的過度發展，削弱了議會政治的透明度和議會在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功能，從根本上動搖了代議民主制的固有原則。

2.行政集權民主制基本形成

代議民主制的衰落與政府職能的擴大是一體的兩個側面，兩者屬于同一個過程。二

戰后，西方國家權力結構的重心向行政機關進一步偏移。到20世紀60年代，行政集權民主制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已基本形成。

（1）行政集權民主制的特點

20世紀60年代的行政集權民主制表現出以下特點： 1）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還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各國仍然保留傳統代議民主制下的議會制度和公民普選制度，而且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還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2）議會權力大幅度削弱

“議會立法一行政執行一議會控權”的傳統權力關系不復存在，政府的立法提案權、行政立法權、行政司法權、自由裁量權迅速膨脹，行政機關往往主導議會立法或千脆自行立法，然后再執行自己制定的法律，議會只能起到授權或事后認可的作用；

3）行政權力急劇擴張

行政權力急劇擴張，幾乎已經擴展到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行政權力的容量、行政機構的職能、行政官僚的規模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政府只管“法律和秩序”的“小政府”時代一去不返。

4）總統或政府首相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

行政擴權和行政集權的核心標志，是作為行政首腦的總統或政府首相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

這從美國典型的反映出來：總統權力的擴張最早出現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為了扭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當時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厲行“新政”，改變了政府作為社會“守夜人”的傳統形象，使政府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干預角色得到確認。

二戰后，政府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獲得了進一步的提升，總統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男人”。在傳統的責任內閣制國家，內閣責任制已經變為總理或首相個人責任制。

3.共同參與民主制初見端倪（1）共同參與民主制的出現

隨著議會地位的不斷下降和行政權力的不斷擴張，西方國家均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國家巨人癥”：官僚主義盛行、行政決策超載、執行部門濫用自由裁量權和行政保密權。政治制度的發展與公眾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日益背離。

20世紀60至70年代，反國家主義的思潮蓬勃興起，首要目標便針對政府的行政權力，要求將政府權力納入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使其能夠合法、合理、有效地運行。

由于行政權的擴張是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因此，對行政權的控制再不能采取傳

統的“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方式，而是轉而尋求一個由各種獨立、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社會，并對必然擴張的行政權力實施“社會的制衡”。

在此思路主導下，西方國家一方面加強政府的自身建設——適當恢復和加強議會的傳統權力、大力完備行政法的控權機制；另一方面，廣泛提高各種社會力量在政府決策、國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民主政治活動中的地位，以此構建“共同參與民主制”。

（2）共同參與民主制的基本內容

從民主的形式上看，共同參與民主制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其基本內容包含了兩個側面：

在政權體制內，主張提高人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

主張由人民以直接行使創制權、復決權和罷免權等方式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保證公民能夠廣泛地參與國家立法和政府決策，對國家政治生活施加更強有力的影響；

在政權體制外，強調發揮獨立社會組織的作用，推進政治自主性

強調包括利益集團、公民團體、公共媒介、自由從業人員等多種獨立社會組織的存在，努力營造一種相互控制的機制，使各種統治資源呈現出分散化的狀態，從而加大集權統治的成本，推進政治自主性。

三、憲法規范政治制度、維護公民權利的功能日益增強

憲法是規范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及其相互關系的根本法。二戰后，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權組織形式上出現了從傳統代議民主制向行政集權民主制的轉變，但是，除了法國在1958年全面修憲，通過制定第五共和國憲法改責任內閣制為“半總統制”，以及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在戰敗后制定了符合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精神的新憲法外，憲法在國家權力的配置問題上并無實質性的發展。比較引人關注的倒是這些國家的憲法在公民權利方面所作的擴展。以美國為例，伴隨羅斯福“新政”出現的，不只是國家行政權力的擴張，還有公民權利的迅速擴展。后者在二戰后更是進入發展的高潮時期。與此互為呼應，美國憲法無論在總體上還是在細節上都發生了突破性的調整。

1．憲定公民權利在內容上得到擴展

憲法前十條修正案所確認的公民權利，尚屬于政治權利的范疇。例如，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是實現政治利益所必需的政治自由，在當時并不包含個人的自我表現自由或學術自由。二戰后，在“紐約時報訴蘇利文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往禁止紐約時報出版與越南戰爭有關的政府文件的前例，裁定出版自由及知情權的價值高于官員的權利、高于“公共人物”不受誹謗的權利，因此，言論自由不僅適用于表達政治和宗教觀念，而且還可被用于保護激進的、“令人不安的、放肆的”觀點，而出版自由也獲得擴展，日益與公民的知情權聯系在一起，以往對出版物的限制被憲法實際取消。

總之，憲法的權利保護超出了政治權利的范圍，擴及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性的和

其他人身自由、個人隱私及獨立、愛好等諸多方面，這些權利被認為根植于人的基本尊嚴和價值，理應受到普遍保護。

2．憲定公民權利的適用范圍得到擴展

在1833年的“巴倫訴巴爾的摩市長和議會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州不受憲法《人權法案》的制約。二戰后，該項裁決受到質疑，通過激進的憲法解釋，最高法院認定第十四修正案與《人權法案》的主要條款構成統一整體，而根據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人權法案》理應適用于州。這些主要條款包括言論、出版、集會和宗教信仰自由，住宅及人身不受侵犯，刑事嫌疑犯享有的各種權利等。

因此，每一個州侵犯公民基本自由的法律，以及每一個州的刑事審判都應受到聯邦法院的監督，國會有權對被州立法機關、州或聯邦法院及行政官員所侵犯的權利提供救濟。

3．社會弱勢群體的憲定權利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通過對憲法第五修正案的重新解釋，聯邦政府有權依據第十四修正案公開命令各州履行法律的平等保護，所有的種族分類以及基于種族而產生的歧視，無論是州所為還是聯邦所為，一概受到拒斥。官方對種族的分類即使是“分離而平等的”，也是違法的。此外，窮人也獲得了某些平等保護的權利，例如，最高法院1956年裁定，州若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為有錢人提供福利，該福利也必須同樣適用于無錢的窮人。婦女的憲法地位在二戰后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提高。與美國相似，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在憲定公民權利方面，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擴展和提高，例如，法國1946年憲法和1958年憲法均將1789年《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收作憲法序言，使之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憲法效力，從而使最高行政法院能夠在沒有有關立法的情況下，直接援引1789年人權宣言裁處行政行為無效。聯邦德國的基本法移植了1919年魏瑪憲法的許多條款，后者在確認主權在民、確認公民基本權利的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規定了公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現代西方國家的憲法與政治制度發展，從資產階級革命算起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漫長的理論探索和制度實踐，使西方國家在國家政權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無論是在制憲、修憲、憲法的實施和監督方面，還是在政治制度的設計、演化、調整與創新方面，均已形成一套比較系統和相對成熟的行為模式體系。探討西方發達國家憲法與政治制度的發展方向，可以使我們由管窺豹，對當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生活有更加清醒的認識，對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發展脈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五篇：比較政治制度講稿--4

《比較政治制度》講稿

第四章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與形式

使用班級：政治學與行政學2009（1-2）

高 崗 倉

2011.01

第一節

政治權力來源的人民主權原則

一、人民主權思想的提出

二、政府合法性的來源

三、監督和限制政府權力的依據

四、人民主權的階級屬性

第二節

人民行使權力的代議制原則

一、代議民主制的理論

二、代議制的意義與缺陷

三、議會代議制與人民代表制

第三節

民主制度權力結構中的分權與分工原則

一、“分權制衡”的理論

二、“分權制衡”的模式

三、“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

四、民主制度權力結構中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節

民主制度運作的法治原則

一、法治思想的來源

二、實行法治的原則

三、法治的價值取向與法的實質 第五節

現代民主制度的形式

一、直接民主制與間接民主制

二、代議民主制

三、行政集權民主制

四、共同參與民主制

學習目標

理解和掌握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與形式，能夠結合現實案例說明民主原則的發展歷程和基本模式，能夠結合實際案例對比不同民主國家在民主原則運用上的異同。

教學重點：民主原則與形式的基本內容與要求

教學難點：各原則與形式的基本要求 計劃學時：4學時

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從資產階級革命算起已有三百余年的歷史。它最早表現為英國資產階級建立的代議制政府，也就是代議民主制。此后，無論是通過革命道路還是改良途徑，西方資產階級取代封建專制統治，無一不把建立適合本國情況的某種形式的民主制當作最終的政治目標。雖然各國歷史文化傳統與當時階級力量對比的不同決定了各自民主制度之間的差異，但是，在差異的背后，仍然可以發現，這些多種多樣的民主制度不僅具有相同的階級統治本質，而且具有相同的基本原則。

第一節

政治權力來源的人民主權原則

一、人民主權思想的提出

人民主權思想的提出是近代西方政治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理論成果。在人民主權成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一面旗幟以前，君主主權論和議會主權論曾是新舊兩個政治時代的路標，人民主權論則以對君主主權論的徹底否定和對議會主權論的批判改造，確立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地位。要理解人民主權的思想，需要先對主權論和契約論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盧梭曾對人民主權學說做了較為充分的論證，按照盧梭的觀點，人民主權有這樣幾個原則：

1.主權是至高無上的

構成主權的公意——人民的整體意志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指導”地位。所以沒有任何一種權力可以凌駕于人民意志之上，也沒有任何一種權力可以約束和支配人民。

2.主權是不可轉讓的

主權是人民意志的體現，是公意的運用，集體的生命。轉讓主權在邏輯上無異于說在主權之上有一個可以支配主權的所有者，這與主權的第一原則——主權至高無上是矛盾的，它的必然結果是導致人民的自我毀滅。

3.主權是不可分割的

盧梭認為，構成主權的公意是一個整體，意志要么是公意的，要么不是，要么是人民共同體的，要么只是一部分人的。

在前一種情況下，這種意志一經宣示就成為一種主權行為，并且成為法律；在后一種情況下，它只是一種個別意志或行政行為。因此不能把主權權威與主權權威所派生出來的東西混為一談，即不能把主權分為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為稅收權、司法權與戰爭權，分為內政權與外交權。

4.主權是不能代表的

盧梭指出：“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權在本質上是由公意構成的，而意志是絕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另一個意志，而絕不能有什么中間的東西。”

二、政府合法性的來源

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政府的權威是相對的，政府若違反作為主權者的人民當初委予權力的目的，人民就有權推翻它，建立新政府。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民主權是動員人民起來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強大思想武器，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人民主權則成為資產階級政府標榜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三、監督和限制政府權力的依據

政府合法性問題實際上涉及人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關系。

早起的資產階級就認為：人的權利是造物主賦予的，是與生俱來的，國家和法是人的需要的產物，人的本性自然構成了國家和法的本質，因而國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保護個人的天賦權利。顯然，這種“天賦人權”理論是對政府權力的最大約束。

資產階級思想家大都鼓吹必須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這種限制主要表現為： 第一，政府應承認被統治者的自由權利，包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財產自由、經營自由、貿易自由，等等，對此不得侵犯，否則就是背棄政府得以產生的理由；

第二，政府制定的重要政策和措施應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

從歷史發展來說，這種限制政府權力，其實是對封建君主制權力的限制。限制政府權力的最大受益者是統治階級自身而不是被統治階級。

四、人民主權的階級屬性

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則是經濟對政治的控制，是通過謀求財產來謀求政治權力。財產權利實際上它只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權利，反映的是資產階級占有財富的財產關系。“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系。”這種限制非常符合資產階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由于生產資料的日益集中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

高，財產權理論以及法律保護財產權的方式發生了某些變化，一是承認財產權中包含有義務，財產所有人行使權利必須有利于促進社會福利；二是承認國家有干涉財產權的普遍權力。但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實質并沒有改變。

當代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中已經很難找到盧梭那種洋溢著戰斗激情的表述，主權在民原則的光芒日益黯淡，充其量在每隔數年進行一次的議會、總統選舉或公民投票中尚可覓見它的蹤影。資產階級已經告別了革命，成為一個保守的階級，而人民主權作為一種昨日的政治資源仍然被資產階級國家所利用，據此在統治階級內部因時度勢地進行權力再分配，不斷地調節和平衡統治階級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近期的和長遠的利益，以防止一部分有產者對另一部分有產者的專橫，防止掌握和行使權力者被權力腐蝕而導致政府腐敗再也不能發揮“總資本家”的作用。

第二節

人民行使權力的代議制原則

一、代議民主制的理論 1.代議民主制產生的背景

如果說17、18世紀資產階級政治學的使命主要是在徹底批判封建專制及其政治學說的基礎上闡述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原則，那么，從19世紀以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和資產階級全面走上歷史舞臺，資產階級政治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探索國家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政府形式，才能更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政治管理。顯然，這個問題的回答不能純粹依靠以往那些抽象的理念如社會契約、天賦人權等原則，而必須創立一些新的更具體的政治理論，以用來指導資產階級的政治實踐。代議制理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2.密爾的代議制思想

密爾是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他在《代議制政府》這部著作中，全面論證了有關代議制政府的一般原則及其職能、組織、活動等問題。

（1）區分優劣政府的標準就是它是否有利于“進步”

他認為：“評價一個政府的好壞，應該根據它對人們的行動，根據它對事情所采取的行動，根據他們怎樣訓練公民，以及如何來對待公民，根據它傾向于是使人民進步或是使人民墮落，以及它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壞。”

概括地講，區分優劣政府的標準就是它是否有利于“進步”，即讓整個社會在經濟、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更加有序化，讓整個人類社會朝著更高層次健康發展。

很顯然，在國家消亡之前，理想上最有利于進步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權或作為最高支配權力屬于社會整個集體的那種政府，每個公民不僅對該最終的主權行使發言權，而且，至少是有時，被要求實際上參加政府，親自擔任某種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職務”。政府只是作為公共機關而存在，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它在整個過程中只是充當公共服務而非統治者角色。（2）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是代議制政府

根據這一標準，理想上“能夠充分滿足社會所要求的唯一的政府是全體人們參加的政府；任何參加，即使是參加最小的公共職務也是一樣有益的;這種參加的范圍大小應到處和社會一般進步程度所允許的范圍一樣；只有容許所有的人在國家主權中都有一份才是終究可以想望的。”即，政府只是由全體人民選出，用以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的公共機關，它應當代表所有選民的利益，讓所有選民的意見都得到實現。但是，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由全體公民直接參加、代表全體公民意志的政府在當前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就只能是代議制政府了。

（3）代議制政體中最終控制權掌握在人民手中

在代議制政體中，“全體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權，這種權力在每一種政體都必定存在于某個地方。他們必須完全把握這個最后權力。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動的主人。不需要由憲法本身給予它們這種控制權。”即在這種政體下，其最終的控制權是掌握在人民而非政府手中，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4）代議團體的職能是監督和控制政府

在代議制政體下，代議團體由人民選舉產生，代表人民掌握權力，但它并不直接行使權力，即管理職能，“而是監督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為公開出來，迫使其對人們認為有問題的一切行為作出充分的說明和辯解；譴責那些該受責備的行為，并且如果組成政府的人員濫用職權，或者履行責任的方式同國民的明顯輿論相沖突，就將他們撤職，并明白地或事實上任命其后繼人。”在這種理想的政府下，民主得到發展，全體人民共同享有自由，被統治者的福利成為政府的唯一目的，人民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是進步的，“有最好的法律”，“最純潔和最有效率的司法”，“最開明的行政管理”，“最公平和最不繁重的財政制度”，總之，在代議制體制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3.代議制的現有形式

就代議制政體的宗旨而言，它適合于一切民主制社會，都是為了促進民主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但就其具體內容而言，不同的國家或社會制度，對它的詮釋和操作方式又不盡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這些都是由于國家所特有的階級性質所決定了的。目前，對整個世界影響較大的代議制形式主要是以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的議會制和以我國為代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

二、代議制的意義與缺陷 1.代議制的意義

現在，“代議制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這一原則已經推導出來了，作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代議制體現了現代民主的下述三個原則，因而對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來說具有重要意義：（1）“人民主權”或“主權在民”原則

前面已經多處提到，主權在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首要原則，雖然有些國家以代議機構(國會或議會)為最高立法機關或最高權力機關，但它們都以人民主權為前提，認為權力的終極來源在于人民，也就是密爾所說的“人民握有最后的控制權”。這從各國的根本大法——憲法中可以看得出來。

但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議會主權是無所不能的，議會在立法方面可以修改或廢除以前的法律或憲法性法律，可以制定新的法律或憲法性法律。議會制定的法律，除了它自己外，沒有任何一級法院或其他權力機關能夠改變或宣布其無效；在行政方面構成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來源，有權改變其他國家機關，組織政府和政府繼續執政都取決于是否得到議會的大多數(以多數黨的形式表現)的支持；在財政方面有最后批準權，如果議會拒絕通過政府的財政議案，即意味著對政府不信任，或是內閣辭職，或是解散議會，通過普選由人民再作選擇。（2）“少數服從多數”和“保護少數”原則

在代議政治中，從選舉議員到議會議事立法，一切行動都要一致通過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代議政治需要有一系列可資操作的規則，這些規則的內在原則就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和“少數應有適當的代表”，即既要遵從多數人的意志，也要保護少數人的利益。

1）遵從多數人的意志

在代議制中，一個政治共同體必須有“大多數人的同意”才可能成為一致行動的整體，并認為“根據自然和理性的法則，大多數具有全體的權力”，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2）保護少數人的利益

保護少數人的代表權和意見權。密爾認為，代議民主制要成為“真正的民主制”，就應該是代表全體的民主制，而不是僅僅代表多數人的民主制。

后者所以被密爾視為“虛假的民主制”，是因為它只保證多數人在國家有發言權，而剝奪了少數人的代表權和意見權。從邏輯上說，假如民主意味著由多數與少數之和組成的全體統治，那么，漏掉這個少數，全體就出現空白，就不再是全體，從而就不再是民主。因此，少數服從多數并不意味著多數人在戰勝少數人后，可以無視少數人的意志，取代少數人的代表權。

評：

（1）代議民主制應該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則無法議決，但是議會要保持自己的代表性和民主的廣泛性，少數也應該有適當的代表。

為了滿足這一原則，西方代議制國家設計了各種復雜的選舉制度、權力制衡結構。議員選舉有多數代表制、少數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代表制。以權力制衡結構保護少數的最典型例子是美國各州不論人口多寡都選兩名參議員的制度。總的說來，“少數服從多數”是議會政治的最后裁決手段，并且其中任何形式都包含著一定的危險性，都具有被濫用的可能性，濫用“多數”和濫用“少數”的危險性是同等的。

（2）從發揚民主的意義上說，并不是這一原則符合高尚的理想，而只是因它現實可行，體現了利益保護的廣泛性和采取行動的效率要求的最佳結合點。（3）“在國民監督和批評下”會議和政務公開原則

代議民主制既然把“人民主權”作為自己的首要原則，那么“在國民的監督和批評下”實行會議和政務公開則是順理成章的。現代西方許多代議制國家的憲法對此都有原則的和具體的規定。例如，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規定，議會兩院的會議公開舉行，會議記錄在《政府公報》上全文發表。德國基本法規定，聯邦議院的會議公開舉行，只有應1／10的議員或聯邦政府的要求，且經2／3議員通過時才可舉行秘密會議。有的國家在憲法上對此沒有明文規定，但議院會議和政務公開事實上已成為代議政治的慣例，故無須明載之于法律。

會議和政務公開原則涉及代議政治中的黨派如何取信于民的問題。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前座議員還是后座議員，他們的發言、質詢、答詢、提案、辯論等，通常都不是僅僅面對議會，而且也是面對公眾和社會輿論的。執政黨需要向社會公開闡述他們的政策，宣揚他們的政績。反對黨更需要向公眾表白自己的主張，批評政敵的不是，爭取下屆大選取得多數，與對手互易位置。

因此，議會政治“天生”要求實行會議公開原則，特別是議會的一般辯論，不管執政黨還是反對黨，他們都以此為公開的講壇，發表各自的政見，其真正目的無非是“對于社會輿論加以教導和說服”。這正是議會政治重要的功能之一。

2.代議制的缺陷

“代議制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這是密爾代議制理論的重要立論基礎，但它遠遠沒有結束關于代議制的討論。事實上，代議民主制有其自身的內在缺陷，代議制是“最理想的”，但并不是完美無瑕的。在密爾的前述討論中，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組成的代議團體應直接并親自承擔什么職能，在政府機器中具體起什么作用，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正因如此，代議制政府容易帶來許多弊端和危險。密爾把它們概括為兩條：

（1）議會中的普遍無知和無能，即議員的智力條件不充分

第一個弊端或危險根源于選舉制的內在缺陷，智力優秀和道德高尚的人不被選進代議團體，致使代議團體在智力、魄力和能力上平庸化，引起許多不良后果。例如，對閣員濫用職權加以縱容和姑息，受其蒙騙，對忠于職守盡其責任者不予支持，排斥打擊，廢除好法律，制定壞法律，政策目光短淺，墨守成規，等等。“如此種種就是從代表的構成不保證議會中適當的才智和知識而產生的代議制政府的危險。”

（2）立法受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即存在著階級立法的傾向

但相對于第一種危險而言，第二種危險更值得警惕，這就是由同一階級的人構成的多數會制定只有利于該階級而有損于社會全體的立法這種情形。在君主制和貴族制中，這是屢見不鮮的，在代議制中，它也并非不可能。

在多數與少數之間，例如勞動者與雇主、白人與黑人、天主教徒與新教徒、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乃至非熟練工人與熟練工人之間，多數會讓少數得到公平的審判嗎?假如不能(事實上往往不能)，代議制便有變質的危險。

三、議會代議制與人民代表制

人民代表制就是結合代議制理論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實際并對代議制進行了揚棄。

對于中國革命來說，人民代表制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考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先例，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根據地政權建設和建國初期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運作的經驗，根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原則和代議制的理論而建立的，（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因為學生已經有較為充分的學習經歷和知識儲備，所以可以不做更為詳細的說明。）

第三節

民主制度權力結構中的分權與分工原則

一、“分權制衡”的理論 1.分權制衡的歷史淵源

在西方政治學說史中，分權制衡的思想是最古老的觀念之一。

比如羅馬政體就實行了元老院、公民大會和執政官三種權力在分立的基礎上相互牽制，從而保持政體的平衡的制度。

第一次以分權學說來為資產階級用民主形式組織國家進行經驗總結并為以后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發展提供理論基礎的則無疑要歸功于洛克，洛克的分權學說經過孟德斯鳩的改造，發展成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理論。今天，分權制衡理論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2.分權與制衡

分權即權力分立，是指國家權力不集中于國家機構的某個部門或一部分人，而應當合理地分割成若干部分，由憲法授予不同的國家機構(部門)和不同的人們所執掌。

從純粹的形式看，（1）分掌權力的各部門被視為同等的和自主的，其中沒有一個部門服從或支配其他任何部門(如立法部門不能撤銷行政部門，行政部門不能廢除立法部門)；（2）同理，沒有一個部門可以行使憲法未授予它的權力(例如不是司法部門就不能行使司法權)；（3）最后，司法部門的審判活動獨立。

而所謂制衡，則是指分立為不同部分的權力之間形成彼此制約的關系，其中任何一部分權力都不能獨占優勢。

因此，權力分立并不是說分掌權力的各部門應該完全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牽制。事實上，權力具有一種侵犯性質，應該通過給它規定的限度在實際上加以限制，以保證國家各部分權力在運行中保持總體平衡。這就是分權制衡的原理。3.分權制衡原則的歷史作用

分權制衡原則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斗爭中起過巨大的歷史作用。

二、“分權制衡”的模式

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中的分權制衡機制有廣狹兩義之分。狹義的制衡指國家的三種權力——立法、行政、司法之間的制衡。隨著國家規模的發展，它還應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間、國會上院與下院之間、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內部之間的縱向權力制衡。

廣義的制衡除指國家三種權力的制衡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權力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制衡，如利益集團、媒體、政黨等社會力量對國家權力的制衡。我們這里

主要關注前者，對后者也略加述及。

1．美國模式

美國是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按照美國憲法，國會是立法機關，享有立法權，合眾國的一切重大活動都必須經國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和許可。國會有財政權，負責稅收、預算、撥款、貿易、借貸、鑄幣等等事務。國會有設立郵政局和開辟郵政道路的權力。國會有宣戰、媾和、締約的權力，有征兵和組織民兵的權力。國會有設立最高法院以下的聯邦法院的權力。“憲法在把權力授予國會方面是慷慨的。”

總統則是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與外國簽訂條約和行政協定，任命大使和駐外使節；對內是政府首腦，有權制定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一切領域的政策，有權任命各部部長、各行政機關首長和聯邦法院法官。總統同時也是全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

聯邦法院擁有司法權，聯邦法院和州法院負責審理在美國發生的一切案件。法院所作的判決和裁定，特別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裁定和判決，任何部門和個人都必須執行，不得違抗。

一般說來，美國政府中不存在職權模糊的問題，憲法對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分立作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實際運作中，美國的分權制衡呈現出交錯重疊的特征。從立法與行政的關系來看，國會雖然有立法權，以法律的形式約束總統，但國會的法案只有當總統簽署后才能生效。如果總統不同意，可行使否決權。

總統行使否決權后，只要國會愿意，它仍然可以兩院各自2／3的票數推翻總統的否決，重新通過該法案，使之成為法律。一般說來，國會對法案的審議是非常復雜的，一項提案也許就因為一兩名議員的反對而壽終正寢，也許在主管委員會那里被擱置，從此就了無聲息，也許在全院大會被扼殺，也許在送交總統后又被一票否決。國會掌握立法權這一事實使它在許多方面能夠對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表示態度，但是，總統作為立法創議人也越來越多地插足國會的立法活動。立法與行政的交錯關系還表現在總統有權任命駐外大使、各部部長、各行政機關首長和聯邦法院法官，但這些任命均須經國會參議院的同意才能生效。總統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也需要參議院2／3的票數通過才能生效。國會還有復選總統和副總統、彈劾總統及一切行政官員的權力。國會制約總統，總統也可以制約國會。例如，總統可以向國會提出國情咨文，使之成為國會立法的依據；可以直接或指示其下屬機構向國會提出法案；可以在特別情況下以行政特權為由建議國會兩院召開立法會議，等等。

從行政與司法的關系來看，總統可以任命法官，包括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總統有權赦免罪犯，使法院無法對其進行法律追究。總統還有行政裁判權。但法院也擁有制約總統的力量。例如，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雖由總統任命，但一經任命便終身任職，這使總統無法完全左右法院，因為每一位總統上臺后，他所面對的9位法官不可能都是他親自任命的，即使親自任命，也不一定聽命于他。因此法官可以不依附總統，甚至可以作出對總統不利的裁定(水門事件就是如此)。法院由于掌握了司法審查權，它可以宣布總統的行政立法違憲，可以對違反法律的一切行政官員進行法律追究。從立法與司法的關系來看，國會有權同意或不同意總統任命的法官，有權對法官進行彈劾。國會通過的法律，一旦生效，除非被宣布為違憲，法院必須執行。但是，法院也有權審查國會的立法，一旦某項法律被宣布為違憲，它就不再被執行。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還具有判例的約束力，判例是法院立法的一種手段。不過，國會也有推翻判例的辦法，那就是它制定憲法修正案，只要經過3／4的州批準，該修正案即正式生效，而無須總統簽署，也不會被法院宣布為違憲。

美國政治生活中交錯重疊的分權制衡關系除了體現在上述三個權力系統中外，還廣泛地存在于聯邦制的各個領域。例如，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分權制衡關系；國會參眾兩院的分權制衡關系；州政府內的分權制衡關系；聯邦法院與州法院系統的分權制衡關系；國會與州議會的分權制衡關系；乃至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權制衡關系；政黨、利益集團和民眾與政府的分權制衡關系，等等。當然，分權制衡并沒有否定協調合作。總的說來，在和平時期，制衡多于合作，在**年代或緊急狀態中，合作多于制衡。后者從戰前大蕭條時期的羅斯福新政、戰后的柏林事件、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格林納達事件、90年代的海灣戰爭都可略見一斑。美國政治生活何時凸顯分權制衡，何時強調協調合作，主要取決于美國統治集團對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認知與考慮。

2．英國模式

英國的分權制衡體現在在議會的上下兩院之間、議會與內閣之間、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發展出一種互相監督和制衡的制度。

英國的權力制衡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在行政與立法的關系上，這兩種權力幾乎是融合的。具體表現為：

(1)人員上的重疊。根據不成文憲法，政府大臣(包括首相)必須是議會成員，換言之，政府大臣全部由立法機關成員擔任。

(2)議會授權政府立法。按權力分立原則，立法應屬議會的權力，但英國議會

授權大臣和地方政府制定各自有權的法規、命令、規則等。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和政府活動的大量增加，立法范圍、數量和技術的復雜化使議會在時間、精力和知識上無法滿足立法的要求，這是授權立法的根本原因。

(3)在法律上，雖然下院最終控制著行政機關；但是執政黨領袖可以通過其議會黨團中的督導來控制本黨議員的投票，只要政府得到議會的信任，它就能在立法中控制議會。

同樣的是，行政機關的權力雖然很大，下院仍然可通過一定的形式來牽制它：一是質詢。對政府的政策或不明確的事件向大臣或首相提出質詢，后者必須負責解釋，如有爭議，可在下院進行盤問；二是辯論。議員若不滿于對所提質詢的答復，可提出動議，將質詢案改為辯論案，一旦動議成立，便可在下院進行辯論，向政府施加壓力；三是批準立法。尤其是對政府的預算案和其他議案，沒有下院的通過便不能成為法律。而且，雖然議會授予政府的立法權是不受限制的，但為了防止濫用授權，議會建有一定的程序進行控制，如議會監督(議會調查和質詢)、法院控制授權立法的范圍等；四是倒閣。下院可提出不信任動議，如獲通過，內閣就得辭職或解散下院，重新大選。

在司法和立法的關系上，律師可以競選議員，但一旦晉升為法官，便不得再擔任議員。故所有全日制法官均不得為下院議員。司法界首領大法官可以參加議會的立法事務，但不得以政黨的身份參加，在議會辯論中，其發言限于法律事務。法院無權審查立法的有效性，但法官裁決的影響可由立法機關來改變。因此，法院受議會立法的約束，但不受議會決議的約束。英國的司法獨立是不徹底的，例如，所有的法官都由大法官和首相推薦，行政任命，沒有美國總統對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必須得到參議院的調查和確認的程序。地方治安官的任命和解職雖由大法官推薦和女王決定，但大法官受由政黨占支配地位的地方顧問委員會的忠告，大多數被任命的治安法官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3．法國模式

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法國已經經歷過四個共和國，除第二共和國實行總統制外，第一、第三、第四共和國均實行議會制，1958年建立至今的第五共和國一般認為屬于半總統半議會制。由于法國政治體制變動不居，內閣、議會和總統之間的權力制衡關系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特點。（1）總統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

第五共和國憲法宣布：“共和國總統監督遵守憲法。他通過自己的仲裁，保證公共權力機構的正常活動和國家的持續性；共和國總統是國家獨立、領土完整

和遵守共同體協定與條約的保證人。”為此，憲法賦予總統一系列重大職權，如任命重要的各級文武官員，主持部長會議，簽署法令，頒布法律，發布咨文，以及握有赦免權、軍事權和外交權。憲法一反第三、第四共和國關于議會決定政府的體制，把組織政府的權力交給了總統。根據憲法規定，總統任命總理和批準總理提出的政府成員，無需再經過議會的討論和認可。

憲法規定，當政府與國民議會發生沖突時，總統有權解散議會，重新進行選舉。第三、第四共和國總理也曾擁有這種權力，作為平衡議會倒閣的手段，但在議會制條件下，總理所擁有的這種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第五共和國憲法則為總統行使這種權力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他在行使這種權力以前也要同總理和議會兩院議長磋商，但可以不受他們意見的約束，單獨采取行動。這就使總統在對付政敵和制服議會方面獲得了有效的強有力的武器。

憲法規定，總統享有舉行公民投票的權力。第四共和國時期，總統并不擁有這種權力，公民投票也僅限于修改憲法未獲得議會通過的情況下才考慮使用。在新的政治體制下，總統不僅擁有這項權力，而且還把投票的內容和范圍加以擴充，從修改憲法擴大到一切有關公共權力機構組織方面。通過公民投票權，總統越過議會，直接取得公民對政府重大內外政策的支持，從而強化了總統的權力中心地位。

憲法還賦予總統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時采取必要措施的非常權力。同時為防止導致總統實行“羅馬帝國式的專制”，憲法也對總統的這項權力作了某些限制，如必須以咨文形式通告全國；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結束；實行緊急狀態期間國民議會不得解散；議會對緊急狀態法實行監督等等。

此外，總統選舉方式也由第三、第四共和國時期的總統由議會兩院聯席會議選舉產生變為由大選舉團(由兩院議員、省議員、海外領地議員及市議會選出的代表組成)選舉產生，因而減少了議會的牽制。1962年通過公民投票又將總統改為由普遍直接選舉產生，大大加強了總統的地位。正如戴高樂所說：“選舉總統的人民已經把國家不可分割的權力完全賦予總統，除了由總統授予并維護的權力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權力”。（2）政府權力和地位的提升

憲法規定，政府決定并指導國家政策，掌管行政機構和武裝部隊；總理領導政府活動，對國防負責，并確保法律的執行；總理有權向總統建議任免政府成員以及總統職權之外的所有文武官員；總理代表政府提出施政綱領或發表一項總政策聲明向議會承擔責任；總理有權以政府名義宣布戒嚴令；政府在落實上述職能

時享有特殊的警察權、行政處置權、條例制定權和命令發布權。第五共和國改變了第三、第四共和國時期政府的組成由議會批準、政府從屬于議會、行政權受議會嚴格控制因而使政府軟弱無能的局面，在確認政府對議會負責的前提下，提高了政府對議會的獨立性。

為了消除政局不穩定和政府頻繁更迭的弊端，憲法對彈劾動議和信任問題進行了改革。首先是對彈劾動議作了嚴格規定，如彈劾動議要有10％議員簽名才能生效，彈劾動議需要絕對多數票才能通過(只計贊成票，棄權和缺席視為反對彈劾動議)。其次是取消可能導致對政府進行投信任票的質詢。議員可用口頭或書面的“提問”形式向政府了解情況，對政府的答辯無論滿意與否都不得要求議會對政府信任進行投票表決。另外，如果政府提出要求，議會應就討論中的法案或政府所能接受的修正案進行“一攬子”投票表決，這種投票表決程序避免了議會投信任票問題。最后，當總理就政府的施政綱領、或一項政策總聲明、或某項法律草案向議會表示承擔責任時，如果24小時內無人提出彈劾動議，均視為已獲議會通過。政府權力和地位的提升，議會倒閣權的嚴格限制，這就從國家政治設施的機制和運轉方面消除了歷來法國政府和政局不穩定的因素。（3）議會地位和作用的下降

第五共和國憲法及其政治體制是在反議會制思潮興起的政治氣氛中制定的，在憲法文本中，議會被編撰在總統和政府章節之后，預示著議會在第五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第五共和國憲法規定，總統的職權不再受議會牽制，總理的任命和政府的組成也無須議會批準，議會所擁有的立法權、預算表決權和對行政的監督權等三大傳統職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立法權方面，憲法縮小了議會立法的內容和范圍，而擴充了總統和政府發布命令和制定條例的權限；在預算表決權方面，如果議會遲遲未能表決通過財政預算，政府有權以發布命令的形式先行實施財政預算中的某項條款；在行政監督方面，憲法對議會的監督手段(如質詢)、對議會的例會和特別會議、工作程序和方法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和限制，使議會不能為所欲為。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第五共和國的議會喪失作用，它僅僅是相對于總統和政府的地位下降了，但它仍然是當代法國資產階級民主的主要形式。

（4）建立比較完備的監督和咨詢體系

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單靠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傳統部門已不足以適應政治管理和權力制衡的需要。因此，在新的政治體制中，還設立了比較完備的監督和咨詢系統予以輔助。比較重要的監督機構是憲法委員會。憲法委員會監

督中央行政部門依照憲法行使權力；監督立法選舉、總統選舉和公民投票的過程，宣布選舉和投票結果，處理其中出現的問題；審查法律、組織法和議會的規則；就總統動用緊急狀態法提出意見，并監督實施的情況。比較重要的咨詢機構是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它審議有關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法律、法令和命令草案以及有關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計劃、大綱并提出建議。由于委員會的組成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和團體，因而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民間尤其是法國資本家關于經濟和社會的要求，使政府的決策可以獲得準確的信息，減少失誤。所以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又被稱為“第三議會”。

三、“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

“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分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機構組織原則。三權分立原則是在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斗爭過程中逐漸成熟起來的，它在歷史上曾起過巨大的歷史作用。

1.馬克思的“議行合一”思想

“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這一表述強調的是一種貫徹國家權力不可分割和人民主權原則的基本精神，在這種精神籠罩下：

(1)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不存在分立和制衡關系，兩者是統一的

進一步說，立法權與行政權統一的終極含義是國家權力的不可分割，若對應于西方國家分立的三權來說，則“議行合一”的終極意思是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三者只不過是國家權力的某一實施形式，國家權力是個有機統一體。“議行合一”則必在國家機構設置時有一個國家機構來擁有這一不可分割的最高國家權力。這個機構在巴黎公社中是公社，在巴黎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中是設在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在蘇維埃制下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人民代表大會制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這些國家權力機關在形式上是代議機關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全國組織綱要中設在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是由設在專區首府的“代表會議”派代表組成的。同樣，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代表組成的代議機關。

(3)國家權力機關之下可以設立一定的機構，配備一定的人員，這些下屬機構和人員是國家權力機關意志的嚴格執行者，是國家權力機關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

(4)“議行”不僅合一于國家權力機關，而且最終合一于人民

國家權力的統一是以人民主權、人民向代表委托權力、監督代表對權力的實施并可通過罷免等形式隨時終止權力的委托為前提的，反過來說，代表也就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只有如此才能使公社、代表大會等成為“工作機關”，而不是“統治機關”。工作機關強調的是對人民的服務，所以是只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的“廉價政府”；“統治機關”強調的是階級統治，所以是“特權機關”。

(5)作為“工作機關”的成員，代表必須親自工作，必須既是立法者，又是自己立法的親自執行者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①就上述五點來說，公社如此，“全國代表會議”如此，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亦如此。正是基于符合上述基本精神的要求，因此認為蘇維埃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都貫徹了國家機構設置的“議行合一”原則。

2.地方自治是馬克思關于“議行合一”思想的歷史背景

其次，馬克思關于“議行合一”的表述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就是地方自治，“公社將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公社不僅是地方自治的產物，而且促進地方自治。

在自治的各個公社，特別是在巴黎這一自治的城市公社中，公社管理的事務甚至不及沒有地方自治條件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萬分之一，因而公社可以不在公社之下設立任何“行政機構”、“司法機構”而直接由公社掌控國家權力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領域，以所謂三個領域的“組織、人員、職權”三合一來行使國家權力，但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全國代表大會則無法如此。因此，當社會主義在一個超大社會取得勝利且不具備實施地方自治的條件之前，國家權力機關就有必要設立必要的行政、司法等機構及其人員來協助權力機關管理社會，這樣，當將行政權、司法權委托給行政機構、司法機構時，國家權力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立法機構來行使國家權力的。當然，這里所謂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與司法機構的劃分與西方國家有著本質區別，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

家，立法機構的本質是最高國家權力機構，國家權力并不因為機構設置或人員分離而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同時，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始終是國家權力機關的下屬機構，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可以隨時撤換的“負責機關”，它們與國家權力機關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空前增長的今天，即便有了地方自治，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權力機關也不可能再回到公社的形式了。從這一角度看，在貫徹馬克思提出的“議行合一”原則時，蘇維埃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均對其進行了發展，而且這一發展秉承了馬克思關于人民主權和國家權力不可分割的基本精神。

四、民主制度權力結構中的民主集中制

“議行合一”原則強調人民主權和國家權力不可分割的基本精神，這種基本精神必須融入到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權力結構中。在人民代表大會制下，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實施很好地實現了這一要求。

對于人民代表大會制來說，民主集中制既是組織原則，又是活動原則。作為活動原則，民主集中制在不同國家機關那里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形式，如在國家權力機關那里表現為集體負責制，在國家行政機關那里表現為首長負責制。作為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主要體現在下述三組關系上，其中即貫注了人民主權和國家權力不可分割的精神：

1．人民與國家機關的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一切權力的所有者，是一切國家權力的根源。人民通過普選產生自己的代表，并將自身擁有的權力委托給代表，由代表組成的機關即構成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國家權力機關再選舉產生其他國家機關，并將人民委托給自己的權力再委托給其他國家機關，協助自己行使國家權力。在權力的委托關系中，權力的委托并不意味著權力的喪失。“人民委托出去的是國家權力的直接行使權，而人民始終保留的是國家權力的所有權。”①為此，人民作為國家權力的所有者即有權隨時關注、監督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情況，一旦發現國家機關或其成員違背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則可以通過罷免等形式撤銷機構或撤換人員。而這些權力也為中國憲政體制所保障，故在人民與國家機關的關系上，民主集中制很好地體現了人民主權原則。同時，人民所擁有的國家權力是一個整體，而人民向國家權力機關委托出去的也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權力，故從人民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系來看，國家權力的不可分割原則也得到了很好地體現。

2．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系

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統一執掌所有國家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則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不僅擁有最高立法權、最高監督權，而且擁有最高決定權和最高任免權，有權討論并決定國家一切重大事項，組織中央一級的行政、審判、檢察、軍事、國家元首等其他國家機關。因而，當國家權力機關將其權力委托給其他國家機關時，其他國家機關所擁有的權力只是國家權力在特定領域中的具體運作，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并不存在權力制衡關系。其他國家機關必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領導，對后者負責，受后者監督，它們始終是國家權力機關的下屬機構，是國家權力機關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顯然，就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系而言，作為整體的國家權力并沒有被分割。

3．中央國家機關與地方國家機關的關系

根據憲法規定，中央與地方關系應遵從“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中央的統一領導”在不同國家機關的中央一級與地方一級的關系上體現為不同的領導、指導或監督等關系，且地方國家機關均必須執行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因而這種中央與地方關系有利于維護國家權力的整體性。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也有利于各地方國家機關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行使國家權力。兼顧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有利于在民主基礎上達到集中、統一。

第四節

民主制度運作的法治原則

一、法治思想的來源

二、實行法治的原則

1.法律必須是普遍的和公開的

2.法治的最終目的是維護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司法必須獨立

三、法治的價值取向與法的實質

（因為學生學習了法律基礎，所以本章內容學生自己閱讀即可，但是要納入到考試內容之中）

第五節

現代民主制度的形式

一、直接民主制與間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制與間接民主制是相對應而言的。

所謂直接民主制是指任何公民都有權利和義務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和管理；

間接民主制則是指公民通過特定的形式指定特定人員代表自己管理國家事務，公民的代表或其代表的代表是國家事務的直接管理者，而公民則憑借自身對其代表的監督、罷免等權利間接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和管理。

在西方國家，典型的直接民主制可追溯至古希臘城邦時期的雅典民主制，20世紀70年代后出現的共同參與民主制則保留了直接民主制的遺風。間接民主制以近代的代議民主制為其典范，20世紀60年代正式形成的行政集權民主制則是代議民主制的流變形態。

二、代議民主制 1.含義

代議民主制是一種間接民主制，它是指人民根據主權在民的原則，按照一定的程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議會或國會)來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制度。

2.產生

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代議民主制產生的最重要的歷史條件；代議制產生的第二個歷史條件是資產階級用商品經濟摧毀了封建制度的政治特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即市民社會，從而為資產階級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和民意基礎。

3.代議民主制的必要性和優越性

當代政治學者一般認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與直接民主制比較，代議民主制的必要性和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

（1）代議民主制比較成功地解決了民主的規模和民主的實現問題

在西方國家，代議民主使用的手段除了代表制外，還包括聯邦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等制度，這樣就擴大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空間，解決了民主在現代社會和大國條件下面臨的困難。而且由于代議民主是通過代表組成議會，然后由議會決定把管理國家的權力委托給議會的多數(黨)派，于是引入了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因代議政治而產生，又為代議政治服務，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因而可以在國家層面上把選民數量巨大的不同政治要求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對抗化約為政黨之間和政黨之內的和平競爭和政治妥協，即使民主

滿足了公民參政的普遍要求，又把民主限制在特定的政治生活范圍內，從而保證了社會穩定，并在民族國家的條件下為民主的發展找到了新的載體。（2）代議民主為資產階級權利提供牢固的保障

正如以上所述，代議民主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摧毀封建政治特權的產物，因此代議民主可為財產權、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這些“資產階級權利”提供牢固的保障。代議制是溝通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橋梁，是規范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互關系的準繩。在代議民主制的框架下，市民社會通過政治參與使得政治規范擺脫了自己狹隘的視野，通過政治訓練培育了對政治國家的理性認識，通過由直接行使權力變為制約權力加強了對政治專橫的抵御能力。而政治國家則通過反映市民社會的需求提高了自己的調試性，通過滿足市民社會的利益擴大了自己的涵融性，通過接受市民社會的監督獲得了政治合法性。總之，代議民主制有助于克服直接民主制下國家與社會的高度合一而造成民主與自由的緊張對立。（3）代議民主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代議民主制可以允許國家體制內部有直接民主的因素(如公民表決)存在，而不會破壞其在體制上的間接民主的性質。直接民主過于強調“民主”與“直接”兩個方面的純粹性，兩者缺乏包容性。在直接民主制下如果出現間接民主的要素，就必定會改變其在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的性質。相反，一個代議民主的國家在基層政權中引入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它仍然是一個代議民主制國家。可見，直接民主制要比代議民主制缺乏彈性，也脆弱得多，而代議民主制可以給人民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4）代議民主是程序民主

代議民主是程序民主，它通過各級代表機構和代議程序對民意進行過濾、篩選和歸并簡約，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成分，避免政府的決策受大眾一時情緒的影響和支配。

代議民主尊重多數人的意志，保護少數人的利益，通過以上所說的各種民主手段防止民主蛻變為多數人的暴政。

代議民主政治在19世紀下半葉進入全盛期，但西方國家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后，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巨大變化使整個國家的權力結構發生了大變動，代議制政府出現了危機，傳統代議民主制走向衰落。

3.代議民主制的衰落（1）壟斷的影響

代議民主制衰落的第一個原因顯然與壟斷代替自由競爭有關，也就是說，壟

斷的趨勢要求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這表現為通過削弱議會的傳統權力來加強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在實行內閣制的國家，政府是多數黨的政府，議會是多數黨控制的議會，在多數黨的操縱下，作為政府首腦的多數黨領袖只會用內閣政府來左右議會，決不會讓議會來控制政府。由此而論，議會已經從屬于政府，不是政府向議會負責，而是議會向政府負責。這就導致了議會權力的虛化。議會權力虛化固然是政府高度集權的結果，但兩者的根源是共同的。（2）政府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事務職能的擴大

換言之，代議民主制衰落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社會化大生產日趨復雜，政府只管“法律和秩序”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西方國家，議會傳統的決策模式“提案一辯論一表決”已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尖銳復雜的國內矛盾和高度專業化的事務管理，而不得不把這些領域讓予反應靈敏、決策果斷、講究效率、指揮統一的政府。因此，政府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職能愈來愈大，客觀上促使議會和政府的權力此消彼長。這是對傳統代議民主制真正的挑戰，也是“議會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三、行政集權民主制

到20世紀60年代，在主要西方國家，行政集權民主制基本形成。這突出地表現在作為行政首腦的總統或首相權力的擴張。

總統權力的擴張最早出現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發生了“大蕭條”，為了扭轉嚴重的經濟危機，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看得見的手”開始確認政府在經濟過程中的責任和地位。戰后政府機構因迅速膨脹而獲“山姆軍團”之稱，總統也因政府立法的數量大大增加以及越來越多地使用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而被視為“帝王般的總統”。

在英國，權力的變化經歷了由上院到下院，再由下院向內閣轉移的過程。內閣首相控制著對政府上百名大臣的任命和解職、控制著內閣的議事日程、主持內閣會議、控制國家預算、解散議會和任命內閣委員會等大權。這一現象被稱為“首相民主”。

法國第五共和國賦予總統對憲法有“監督”、“仲裁”和“保證”國家獨立、領土完整及遵守共同體條約和協定的法律地位，使總統超越一切其他國家機關之上，成為整個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至于戴高樂把第五共和國比作是“選舉的君主制”。

顯然，行政集權民主制是西方國家政府體制發展的共同趨勢。它一方面以削弱代議民主制下議會的傳統權力來緩解議會制政府內閣更迭頻繁造成的危機，保

證國家的政治穩定，另一方面也保證國家能夠在現代化大生產和現代社會發展中更好地發揮“總資本家”的作用。

可以說行政集權民主制是在政府權力擴張的同時，國家的政治結構仍然保留著代議民主制的議會制度和公民普選制度。因此從實質上看，由代議民主制發展到行政集權民主制并不是說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什么質的變化，而只是說作為國家制度的民主制的內部，權力關系在重新調整，權力重心在轉移。

四、共同參與民主制 1.共同參與民主制的產生

行政集權民主制并不是對議會政治危機的匡補，而是議會政治危機的體現。議會權力的下降和行政權力的擴大必然導致“國家巨人癥”，官僚主義盛行，政府決策系統超負荷運轉，而與公眾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相矛盾。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后，反國家主義思潮成為全球性思潮，要求限制政府權力的呼聲越來越高。西方各國除了適當地加強議會的傳統權力，以監督、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外，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影響政府決策以及整個政治生活過程的更為廣泛的社會因素在民主政治中顯得越來越重要。共同參與民主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

2.共同參與民主制的含義

從民主的形式來看，共同參與民主制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即由人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例如由人民直接行使創制權、復決權和罷免權，以保證公民能夠廣泛地參與國家立法和監督政府，直接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不難看出，共同參與民主制是試圖挽救代議政治危機的一種補救辦法。

3.共同參與民主制的作用

但是，共同參與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可以克服和防止行政集權民主制的某些弊端，卻不可能根本擺脫現代的議會政治危機，因而也不可能阻止行政集權民主制的發展。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公民創制權和復決權的國家之一，但這種公民創制權和復決權不是從代議民主制向直接民主制改革的標志，恰恰相反，它是從公民大會直接民主制向代議民主制過渡中，為保證這一改革能順利進行而采取的措施，它的行使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瑞士在統一前各公國都是實行公民大會直接民主制的，統一后，公民大會的形式再也無法保持，而不得不采取現代民族國家普遍采取的代議制政府形式，這是一個歷史進步。因此，瑞士的公民創制權和復決權作為一種特殊歷史遺產，直到今天仍然是其代議民主制的補償，而不是替代。事實證明，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要使公民對所有公共事務都直接參與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