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家野夫演講稿：我面對一個時代,非常無能為力

土家野夫演講稿：我面對一個時代，非常無能為力

遠行與回歸，我想圍繞著這個話題來講一講貌似深刻的話。

我和于建嶸其實是很好的朋友。我從我們倆，從他剛剛提到的事情講起吧。因為他是一個學者，而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通過我們兩個人的故事可以講一講，我們這一代，所謂的讀書人，所謂的知識份子，在這個時代，如何盡心盡力為自己，為社會做一點事。

2008年地震之前，我在四川川北地區做社會調查。在那個期間發生了“5.12”大地震，我就在鄉村現場，也從鄉政府的房子里面飛奔逃出來。感受到那一刻大災難的恐懼，感受到整個當時的鄉村社會有非常嚴重的困難，死亡。也參與在廢墟當中去搶救生命。

在那之后我決定留下來，在四川鄉村做抗震救災的志愿者，我為我所在的那個縣，以我個人之力募捐了將近兩百萬現金，還有物資。因此我跟當地的官民都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因為我是一個外來者。我把我自己的時間、精力，完全和當地的災民綁在了一起。把當地的災情以我的、最快的方式報告給整個社會，引起了中央各級政府的注意。在當時鄉村的救災過程中，當地的官民都對我非常信任、非常友好。

但在這種抗震救災過程中你會發現巨大的社會問題。當時我所在這個縣在第一次出現騷亂，一個只有二十多萬人口的縣，突然在地震后第七天，將近一兩萬人的人在縣城騷亂、砸警車、打警察，相關的事情都出來了。這是災區的第一例大規模騷亂，這個騷亂是怎么產生的呢？它僅僅，是一些流言，因為這個故事很長，我不想詳細講這個過程。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在當時，整個大救災的背景下，所有的干部、官員，我作為旁證人可以看見，確實是非常辛苦、非常盡力的。回到鄉村社會我們去看的時候，我發現每一個村在分配救災物資的時候，整個中國社會道德系統和道德體系到了一個非常嚴峻的程度。因為救災物資不可能是每人一份餅干或者是每人一箱水，每人一箱牛奶，做不到！它是各種各樣的救災物資在一起。

你要每家每戶分配這些物資的時候，你只能大致公平的調配。但是對老百姓來說，他們不干。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開了，分成每個碗里的分，就是絕對的平均主義。根本都不考慮誰家是真正的重災戶，誰是輕災戶。

中國民間社會為什么會到了這樣一種，我們傳統來說“禮崩樂壞”的程度？人的基本同情心喪失，沒有受災的人和受災的人要求完全絕對的公平，為一點點救災物資，爭、搶、打架，這就是我親眼見的，甚至在分配救災物資中間，還打死了一個人。

因為打死了一個人，又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死者的家屬不會留取焚燒尸體。官民的矛盾對立、上訪。面對這一切的問題，我作為一個一個寫作者，一個不受任何機構、單位、資金支持的一個自費、關心社會問題的、一個旁觀的調查者，我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我覺得我需要思考，這個社會為什么是這樣的，那么今天社會如何來改變，使農村變得更好一些？光靠給他們募捐了一些錢和物資是不足以解決中國鄉村問題的。

由于我取得了當地縣委、縣領導的信心，我和他們商量說：在這個救災的物質重建過程中，我們還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這個社會就是不僅要重建房子，還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構。

當地的縣領導其實是一批很開明的官員，在中國的基層并不缺少開明的官員，這是我和他們真實接觸的感受。他們也深刻意識到體制帶來的很多問題，很多疾病，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想要改變。但在這個體制下，有時官員不敢亂動，動輒得咎。我們只能尋求一些溫和的改良辦法。

于是，我們這些村民在面臨救災的時候，每天有大量的事務要做。而村不是屬于官僚系統的，村兩委，所謂的村主任是選的，村書記是黨員選的，實際是上面指派的。然后一個村里面只有四個是拿津貼的人——所謂的村主任、村書記、會計和一個婦聯主任。那這一個村里面就靠這四個人來管理上千戶的人家，而且要大量的救死扶傷和分配各種各樣的物資，一片亂局，四個人也不足以維持好這件事情。

各種激發出來的鄉村矛盾越來越多。當時我就跟縣里的人提出來，說你能不能給我在村里面做個實驗，就是讓這個村選舉村民議員，在村民中定向選舉，就是村民代表。但是我們不叫傳統意義上的村民代表，就是選議員。由這些村民議員成立一個全村的議事小組，每一個村民議員都要有定向代表，你要么代表你這個組的，要么代表你這個家族，農村有很多大家族嘛，由此誕生了議員。村兩委作為召集者和執行者，全村的所有重大事務由村民議事小組的村民議員們幾天投票決定。

這樣一來，村兩委只是召集所有人來開會，上面有一個什么任務來了，物資來了，村民議員們來開會討論這個究竟怎么分。國家的救災款來了，哪些家庭應該獲得這些救災款，哪些家庭不應該，因為他沒有受災，由議員們自己來決定。

原來由村兩委決定，那必然會引起農民恨村兩委，認為村兩委徇私舞弊。現在所有選出來的村民議員他都代表了各方勢力，他們能夠做出來的決定是基本接近公平的決定。然后做出這個決定之后，村兩委只需要按村民議事小組做出來的決定去執行就好了。

這是在村一級最好的一個民主實驗，我們當時曾經這樣做過，這個村整理得非常好，所有的社會矛盾基本上都消除了。在這種基礎上，地方政府嘗到了這種好處，嘗到了基層民主的好處，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推而廣之的，于是在其他村也采取了這樣的辦法。

在這個期間，我想到為了讓這些地方領導真正的提升一些這種民主意識，這種溫和的改良意識，我請了一個老師來給他們上一堂課。而且這個老師是體制內的、正科院、是國家的幕僚智庫機構、正科院的研究員于建嶸先生，是正科院農村所基層穩定研究室主任，完全符合這里的情況。

于是我邀請于建嶸來到我所在的那個縣，然后講了一堂課，非常轟動。全縣所有的官員，聽了都非常受啟發。在這個基礎上，我和老于就像在這個縣進行人大代表專職化實驗，正式這件事情，以老于的身份，因為他長期搞政治學、社會學研究，他搞精神穩定研究，這是他的職責分內之事。對于我來說，我是一介布衣，一個純粹的社會閑雜人員，一個純粹的寫作者，只是對中國的社會民生特別感興趣，為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盡一己之力，讓它盡量美好一些。我和他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我們兩個好朋友都是62年的，都屬虎，然后我們給他們的縣委、常委來動員他們做這樣一個實驗，在這個縣這個范圍來進行人大代表專職化這樣的實驗。

縣常委會在經過討論后覺得這件事情可以做。為了讓這件事情做得完美、沒有風險、沒有漏洞、不違背現行法律，由于老師在北京邀請了所有體制內的、關于制度改革的設計家、全是體制內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黨校、社會主義學院、國家行政學院，全部是體制內的專家，在北京研究了一套人大代表專職化在一個縣里面做實驗的具體方案，以及在法律條文上一點都不突破現行法律的一套辦法，于是我把縣里面的一套常委班子帶到北京，跟這些專家一起開會研討，這個縣里面的情況給所有這些專家匯報，所有的專家拿出成文的一套辦法，因為這件事情書記、縣長都不敢自己拍板，一定是常委會驗證通過，他們看了這整套方案，覺得沒有問題，于是就在常委會形成決議，然后就在這個縣里面開始試驗人大代表專職化。

當時我跟老于其實參與研討會有新華社內參、人民日報內參，全部都是朋友，都是熱心關注這件事情，都想推進這件事情。但是當時我們跟縣委常委約定了，在一年之內不許接受采訪，不許報道。一年之后，我們會讓這些內參、這些記者來了解這一年這個實驗的情況，寫出最好的內參調研報告，直達京城，讓大家看看這個實驗到底是好還是壞。

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是一個大規模的（實驗），只是在每個鄉鎮選出兩名專職化代表，做得非常好。專職化人大代表就專門負責收集民情民意，解決民間的矛盾，老百姓有投訴，不用去找信訪，找專職人大代表投訴，專職人大代表就在會上去反映，這是一套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方案。

那么村里面就一片新氣象，結果四川省報的一個記者到這個縣區采訪另外一件事情，聽說了這個縣在搞這件事情，黨報的記者非常敏感，立馬采訪，書記一高興就談了。談了之后，四川黨報的記者立刻把這件事做了一個非常正面的報道發表出來了。一發表出來，中國有一大批非常敏感、敏銳的人，都叫記者去調查、去寫，全部是正面報道。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派出節目組去，也是做正面報道、正面肯定，因為是找那些老百姓直接問、找那些人大代表直接問，整個是一件好事。這是我和老于兩個人心存良善，完全想為老百姓、為這個國家治理做些非常好的推動……但是最后，無法進行。于是我放棄了這件事情。我當初也做很多鄉村建設、鄉村改造的事情，但是我放棄了這件事情。

老于孜孜不倦的又換了一個縣，現在做得比較成功，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好的范本，那個縣領導也是我的一個朋友。但是我，不再參與這件事情了。因為在這個時代，像我這樣一個體制外的讀書人，只能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那我就選擇了一個回歸的生活。我遠去大理，在云南大理一個小城，選擇了自己的讀書隱居，默默的做點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天天喝酒，過著墮落墮落的生活。

這個時代看上去是一個我們插不上話的時代，是一個你想以你的理想主義，想以你曾經獲得的教養，想要與人為善，想要與制度為善，但是很多時候你無往不在羅網中的時代，有種內心徹骨的悲涼。

遠行與回歸，我曾經走過很遠很遠的路，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路，地理空間的路我曾經走到了北極，精神空間上我也走了很遠，現在最終發現我面對一個時代非常無能為力。

今天就講到這兒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