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從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以白嘉軒和朱先生的人物形象為主

關于儒家文化的小說很多，在《白鹿原》中，作者陳忠實展示了儒家文化的兩面性，以白嘉軒和朱先生為代表。

一、儒家文化的精華——朱先生

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精髓的那一面，“仁義”“愛國愛民”。“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朱先生作為白鹿原的圣人，他的“仁義”主張是非常飽滿的。他從來都是與人為善的，他追求的是一種淡泊寧靜，粗茶淡飯式的生活，但這并不表示他不關心世事，他只是以一種更為深廣的洞察力來審視這一切。朱先生不走仕途而主持教學，修學堂，“有教無類”無論什么樣的人都可以成為他的學生。就連一身匪氣的黑娃都成為他的弟子。黑娃是他所教的最后一個弟子，他為其寫下“學為好人”的題字，并悉心教導，他將黑娃由一個粗俗不馴的匪人教化成一個已具儒雅氣度的好人。在饑荒年，他聯合白鹿兩家大肆的賑粥。在晚年，時代的潮流已經拋棄了他，他開始修理縣志。在修縣志的全過程中，他沒有任何利益，為的是記錄歷史，造福子孫。

朱先生，扮演了一個儒家救世的角色。儒家強調“學而優則仕”、“仁義濟天下”的論述。朱先生的思想核心即為民本思想。他的這種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環境下又使他發展成為一個真誠的愛國者。他的應約說退方巡撫數十萬入陜清兵，就是這種民本愛國思想的具體體現。在革命軍同清廷殘余軍隊發生沖突，劍拔弩張兩軍對壘時，朱先生受革命軍張總督之邀勸退清兵。他不坐差官備好的汽車，徒步趕往總督府，并且笑著謝絕張總督為其準備的十二名經過特種訓練的衛士，一身布衣一只褡褳一把油傘只身進入清兵陣營。他用剩菜倒進褡褳內瓦罐的舉動和“順時利世”的一番說詞訴明了戰事若起百姓必遭涂炭，而挑起者將落千古罵名的后果。這樣一來，清軍罷兵回歸，而三秦父老也免遭了屠城之災。他不動用官差提供的任何便利是為了不與當朝政府扯上關系，說明他有遠避名利的清高；他冒險斥勸兵士，是為了千萬百姓的安危。在鹿兆海死后朱先生等八位老人發表的《白鹿原八君子抗戰宣言》轟動了整個中國。他們八位老人更是徒步走到渭河邊才被攔下來，斷了他們的抗日夢。

二、儒家文化的糟粕——白嘉軒

而白嘉軒則是代表了儒家文化糟粕的那一面。其實白嘉軒身上也有儒家文化的精華，也繼承了儒家文化的優秀傳統。但儒家文化的糟粕在他身上也顯現無疑。白嘉軒不僅僅仁義，正直，還教條主義、迂腐。當時新式的教學已經流行開來，鹿子霖把兩個兒子都送到西安去接受新式的教育，而白嘉軒依舊把兩個兒子送到朱先生那里，之后就回家幫忙。讓白孝文繼承他族長的位置。他重視的“耕讀傳家久”時代的變遷，對于他來說是充耳不聞的，他只在乎他的土地，他自己的職責有沒有做好。

他冷漠的有些恐怖。無論是白靈還是白孝文他是愛他們的，但是他從來不表現出來。在他的心里，這份親近會讓他有失威嚴，有失身份。對于女兒，他不能阻擋女兒的革命道路，最后和她斷絕父女關系。最后白孝文敗家，抽大煙，餓的去討飯，他都沒有去管一下，也是與他斷絕了父子關系。被黑娃的手下撞斷腰，他都是沒有任何的表示，在查出鹿子霖的栽贓陷害白孝文，他也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是埋在肚子里。他是堂堂的族長，怎么可以和鹿子霖交鋒。在小說中，鹿三說：“嘉軒你活的太苦了。”確實，被那些教條所束縛，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我曾想，如果白嘉軒對于白孝文的“出軌”都給予一些寬容和愛，白孝文也許不會成為一個心狠手辣的陰謀家。白孝文在家中都感受不到溫暖，他會成為一個溫暖的人嗎？白嘉軒也是小說中的一個悲劇人物。看完整篇小說，感覺白嘉軒就是沒有多少情感，一本正經。儒家文化中那些倫理綱常束縛了人們的情感，在家中也是按照這樣的綱常倫理去生活，這樣的家庭也是冷漠的。

三、小結

隨著時代的變遷，朱先生和白嘉軒都被時代所拋棄，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在朱先生逝世后，在為朱先生送葬的路上，滋水河川沿途五十多里幾十個大小村莊的村民一齊守候在路旁村口，燭光紙焰連成一片河溪，成為原上原下亙古未見的送靈儀式。由此可見，朱先生在鄉民心目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尊祟地位。“白鹿原上最好的一個先生謝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這樣好的先生了”。這是對朱先生的一種贊譽和惋惜，同時也宣告了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歷史性失落。不管是好的壞的，都隨著歷史一起埋沒了。

在白鹿原中，最后掌握政權的不是像朱先生這樣一心一意為民為國著想的人，而是精于算計，那片風大倒向那邊的朱孝文。時代終究是要進步的，在進步的過程中，我們要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產物。“五四”時期我們盲目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時期我們更是把一切都打到，推翻儒家文化，同時也丟掉了很多民族文化的精髓。“取之精華，去其糟粕”不是說在嘴上的，而是做在行動中的。

第二篇：從女性悲劇看《白鹿原》文化沖突的意義

陳忠實，男，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97年獲茅盾文學獎。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后去》，以及文論集《創作感受談》等。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醫院去世。

讀過陳忠實90年代長篇小說《白鹿原》的人們,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蘊所震撼,這部榮獲茅盾文學獎的優秀長篇小說不僅是幾千年封建傳統文化向現代文明轉型過程中歷史的真實記錄,是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關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個民族從近代向現代過渡的雄奇史詩。白鹿原地處關中腹地,相對封閉,鄉民長期以來深受儒文化浸染,盡管如此,社會革命和現代文明還是越過崇山峻嶺,侵入這塊古老的土地,兩種文化在這里交鋒,上演著一幕幕悲歡離合的故事。小說通過田小娥、兆鵬女人、白靈等14位女性悲劇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訴了封建文化冷漠殘酷、漠視生命、滅絕人性的一面,也預示了封建文化即將崩潰的趨勢,隱現著現代文明發展的艱難。小說在對封建傳統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喚著現代文明的到來。

“

一、專制婚姻的束縛與逃離

白鹿原地處京畿腹地,作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發源地,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演進,封建宗法制已經根深蒂固。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長包辦制為主。正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辦,漠視當事人利益和婚姻關系,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聯合支配。上世紀初,隨著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侵襲、滲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體意識開始覺醒,婚戀觀也相應發生轉變,開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愛情和理想婚姻。新舊不同的婚姻在內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終引發了觀念層面的沖突,而女性往往成為這場文化沖突的犧牲品。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男權社會,男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即使在婚戀觀上,也顯現出霸權話語。對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無非是傳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滿足。小說一開篇就寫到“白嘉軒后來引以為豪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接著浮光掠影般地描寫了白嘉軒前六個妻子從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過程。母親白趙氏平淡而堅決地認為“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以致暴死的秉德老漢在臨死前囑咐兒子“不必守孝，過了四房娶五房??哪怕賣牛賣馬賣地賣房賣光賣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孝悌觀透露著白鹿原上老一輩人對婚姻的理解:婚姻不過是傳宗接代的法定程式,而女人就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結婚卻是被動的,她們無權選擇對象,沒有獨立人格,她們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母親甚至做人的權力,物化為夫家財產的一部分。

封建宗法制婚姻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聯合支配,主要特征是專制、集權、無視當事人的自由、愿望和要求。正如辜鴻銘所述,“婚姻是一種社會婚姻,一種不建立在夫婦之間而介于婦人同夫家之間的契約———在這個契約中,她不僅需要對丈夫本人負責,還要對他的家庭負有責任。通過家庭再到社會———維系社會或公民秩序,實際上最終推及到整個國家。”幾千年來白鹿原上成千上萬的婦女都恪守著封建禮教對婚姻的約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兆鵬女人順從傳統婚姻卻獨守空房致淫瘋病被父親下藥毒死;田小娥反抗傳統婚姻不甘做人小妾和長工黑娃私奔,后被公公親手殺死;白靈抗婚,自由戀愛也以死結局??她們無論是打破或者順從傳統婚姻都慘遭不幸,這三種女性分別代表在婚姻上不同的態度:“不走出家庭”、“走不出家庭”、“走出家庭”,最后都直接或間接地因專制婚姻慘遭不幸。

兆鵬女人照理說是接受過傳統良家女子的教育,也深受傳統婚姻道德的約束,沒有反抗意識,是“不走出家庭”的典型,以她的孤獨、寂寞、屈辱、受害演繹了舊式女人無法擺脫的悲劇命運,展示了傳統性愛觀與現代性愛觀的尖銳沖突,批判了宗法制婚姻滅絕人性的一面。

她嫁給了原上有頭有臉的鹿家,理應和原上所有女人一樣在舊式婚約中了卻一生,可她偏偏嫁給的是一個有新思想的革命者,雙方沒有愛情。丈夫屈從于家庭壓力,新婚之夜和她發生過關系,以后就過著有名無實的夫妻生活。婚姻對她而言只是沒有盡頭的思念和羊癜風似的顫抖,她有著一個健康女人對性的憧憬和渴望,卻難以實現。父親和公公死撐面子,不休不棄,以犧牲她的青春和幸福來維護封建的婚姻道德,以致一個“正統女人”居然羨慕起婊子樣的小娥“,她原先看見覺得惡心,現在竟然忌妒起那個婊子來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窯洞里夜夜都在發羊癜風似的顫抖。”一方面傳統禮教使他在理性上完全接受傳統觀念:女人要貞節,要正派;另一方面,在感性上她又難以抗拒欲望本能的沖動,她作為一個健康的女人,渴望得到性的滿足。這種在現代人眼里正常的人性欲求,在當時白鹿原人的眼里則是思淫和不道德的表現。公公酒后失態捏她胸脯時再度喚醒她的性意識,欲望的沖動使她難以自已,但又被公公強行壓制下去,她只能在夢中痛苦地掙扎,以致自己都認為自己是可恥的。人格分裂而至精神分裂,患上了淫瘋病。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因思淫致瘋的壞女人、瘋女人,并不在意她內心的痛苦。兆鵬妻沒有人理解,更沒有喚起親人的同情和重視。以仁義自居的白鹿原村民對她的瘋病表現出異常的冷酷和無情。公公首先意識的是兒媳婦的瘋言瘋語是否引起老婆和親家的懷疑,作為醫生的父親在意的是怎么樣讓女兒停止瘋言瘋語,免得讓自己與親家難堪,根本不顧女兒發瘋的真正原因,更不關心女兒內心的真正痛苦,也沒有想過如何挽救。我們不能說他不愛自己的女兒，但在一個高標仁義、道德至上的社會里,面子往往比人的生命更為重要,于是毫不手軟地下重藥毒死女兒??。小說以一個順從傳統婚姻道德的良家女子發瘋致死來嘲諷和批判宗法制婚姻的罪惡、人性的缺失和冷漠。可悲的是她的死沒有喚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思考,在麻木和停滯中,兆鵬女人的悲劇注定還要在白鹿原上重復。

田小娥在傳統婚姻里充當性工具,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所以她反抗。和毫無“走出家庭”意識的兆鵬女人不同,田小娥是想走出家庭卻無法走出家庭,或者說是走出了一個讓她絕望的封建專制家庭,卻陷入了一個更讓她痛苦的支離破碎的家庭,因此她最終不能擺脫家庭的樊籬,田小娥在小說中是具有走出家庭意識但卻“走不出家庭”的女性的代表。如果說她以前進入郭舉人的家是被迫的,那么她和黑娃成家則是自愿的,田小娥的反抗讓她陷入更大的深淵,越是這樣也就越顯示悲劇的深刻性。田小娥對自由、愛情、平等、人權的朦朧的現代追求使她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在白鹿原這塊舊文化的腐尸般的土地上,她的追求只能以悲劇告終。

田小娥一開始便是以一個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現的,她的悲劇命運首先是傳統世俗婚姻觀念帶來的結果。父親是個窮秀才,十七八歲便把她嫁給了一個七十多歲的郭老頭做小妾。她的悲劇不僅是無權自由選擇婚姻,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失去一個小妾、甚至一個女人的基本權力和尊嚴,完全充當了郭舉人的性奴。她在郭家的任務是每天晚上必須在陰道里泡三顆棗供郭舉人補養,而且郭舉人到她廂房的時間都是有規定的:“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進小女人的廂房”。甚至每次還有大女人在外監視,這對一個女人的正常性生活是何等的變態。如此不堪的命運,在宗法制的婚姻觀念里卻是被承認也是必須遵從的,是理所當然的。在封建階級社會里,愛情和婚姻往往是相脫離的,丈夫可以納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從一而終。“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妾是沒有經過一定的婚姻儀式而成為某一男子配偶的女子,他們以丈夫為君,不能稱之為夫。用她自己的話說在郭家她過著連狗都不如的生活。這樣的婚姻不僅沒有愛情而且剝奪她做人的權利,激起了她的叛逆情緒,為了自己的生存她開始反抗。黑娃的出現對渴望自由的小娥來說像一根救命稻草。當一個弱女子在黑娃懷里哭訴自己“兄弟呀,姐在這屋里連狗都不如!”,心靈痛苦的吶喊和傾訴,喚起了一個男人的同情和憐惜,他們真正相愛了。殊不知她和黑娃的結合不但沒有讓她得到幸福的愛情,反而使自己陷入一個更大的旋渦。他們的相愛更是傳統倫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第一,他們的婚姻既沒有媒妁之言也沒有父母之命,是蔑視家長權威的逆子的表現;第二,黑娃娶的是一個失去貞操的已婚女子,有辱門風,更丟面子;第三,黑娃帶著郭舉人的女人出逃,屬于典型的“淫奔”,那是極不道德的;第四,婚后小娥的亂倫行為,被族里人罵為“爛女人”、“婊子”,成了“惡”的代表。封建禮教一步步把小娥逼向死亡之淵,于是遭父親辱罵,公公和丈夫甚至斷絕父子關系,小娥被拒進祠堂。這樣的婚姻注定是被人恥笑和唾棄的,可他們有一段時間的生活是幸福的,得到過真正的愛情。小娥敢于沖破傳統世俗觀,和黑娃私奔,婚后男耕女織,倒也苦中有樂,那一句“我吃糠咽菜都愿意”,對愛情的偉大犧牲和付出,這是許多女人都做不到的。小說寫到黑娃也因此“居然激動了好一陣子,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一個窩兒一坨地兒了。”田小娥和黑娃的愛情讓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革命者鹿兆鵬都佩服和羨慕。然而發人深思的是,作為兆鵬自己的婚姻卻叫人難過,當鹿子霖的三記耳光把兆鵬拉進洞房的同時,也把兆鵬女人拉進了傳統婚姻的墳墓。

相對而言,白靈的婚姻才給白鹿原上幾千年的傳統婚姻以沉重的打擊。在小說中,白靈是“走出家庭”的代表。她自主選擇自己的婚姻,堅決和專制家長作斗爭,而且取得婚姻的主動權。她如同一只白鹿式的精靈,用她得天獨厚的智慧和勇氣完成了原上眾多女性永遠都無法也不可能完成的蛻變。她的婚姻和命運要比兆鵬女人、小娥以及包括自己母親在內的眾多女人幸運很多倍。從父親第一次允許她不必纏腳開始似乎就注定她的與眾不同,她是原上第一個進私塾讀書的女性,以決絕的方式來反抗父親強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自始至終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禮教戒條持堅決反抗的態度,把自己看作是獨立個體,而非他人的附屬品,所以她理直氣壯地和鹿兆海私定終身,當她后來發現鹿兆海與她的革命道路不同時又勇敢地和兆海分手,與志同道合的兆鵬結合。她掌握著愛情的主動權,不像小娥和兆鵬妻子那樣完全依附于男人。她有新思想,有膽略,有智慧。在對待傳統婚姻上,她表現出男人們都少有的堅定、果敢。她不顧父親的臉面,堅決反對父親的包辦訂婚,毅然地用一張字條兒擅自退掉自幼定下的親事,并以譏諷的口吻捎信于對方,“你們難道非要娶我革你們的命嗎?”使得白嘉軒從此將其掃地出門,斷絕了父女關系。而她壓根就認為拒絕一門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是天經地義的事。在白靈看來,愛情婚姻應當是兩性心靈層面上的情感默契,是靈與肉的結合,非世俗的倫理道德、金錢地位可以左右,這正是一個漸漸覺醒的新時代女性現代婚戀觀的表現。然而,“歷史不會輕易將幸福提前降臨給弱者,尤其是女性。”白靈畢竟生活在那個以男性為尊的時代,她仍然擺脫不了男權社會對女性固有的觀念,她的思想、言行無法為普通大眾所接受,就連一向最慈愛的姑媽也禁不住撇著嘴角罵她臉皮太厚。在那個禮教嚴謹的時代和社會里,男子尚不能自由地選擇配偶,又怎能容許一個小女子如此“傷風敗俗”呢?她雖然選擇了自由的婚姻,雖然她最終也逃不脫慘死的厄運。她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愛情得不到父母和族人的認可,而且她生活在動蕩的革命年代,一個人大著肚子東奔西跑每天都處于危險中,可是她為自己而活了,為了千千萬萬女性的解放而奮斗了,她的犧牲是值得的,她證明了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讓原上乃致全中國的女人開始覺醒。

小說中三個女性在對待傳統婚姻上,無論是屈從、掙扎,還是反抗,結果都成為犧牲品,這有力地控訴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的、殘酷的一面,對女性人格、尊嚴的漠視,人性的缺失,也透露出現代文明行進的艱難。

“

二、傳統道德的堅守與反叛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文化,而儒文化的核心又是傳統的倫理道德,中國人關注道德,又尤其關注女人的道德,因此女人一直處于道德評判的風口浪尖。到了宋明時期,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價值觀更加重了道德的砝碼。這與現代社會的尊重人權、張揚個性、滿足人性的合理要求的價值觀和人性觀大相徑庭。小說中女性———這一被封建倫理道德壓抑了幾千年、忍受著巨大屈辱的弱勢群體向社會發出了悲壯的吶喊。她們的切身利益和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發生著不可調和的沖突。她們以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迫切地希望現代文明的到來,尤其渴望對女性的關注,對人性的關注。白鹿村在小說中也叫“仁義村”,這個打著封建倫理道德典范旗號的村子,幾千年來竭力地用鄉約、族規來維護封建傳統的仁義,沒有任何人敢違反和觸犯。然而,原上有這樣一群女性卻用鮮血和生命來揭露白鹿村這所謂的“仁義”,小娥和黑娃私奔,與叔輩鹿子霖亂倫,拖孝文下水;兆鵬女人日夜想著和公公交歡;白靈斷絕父女關系投身革命;婆婆幫孫媳婦借種生子?這一個個看似荒誕的故事卻發人深省,揭露傳統文化丑惡的一面,暴露傳統道德理與欲的沖突。

《白鹿原》主要是寫白鹿兩家的家族史,他們是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楷模,幾千年來白鹿原上空彌漫著積厚恒遠的陳腐的倫理道德的空氣,尤其是對婦女“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約束,把貞操作為中國傳統社會衡量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標準。認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田小娥作為郭舉人的小妾,行過天地之禮,就應該守身如玉,但她不堪忍受郭舉人的性變態,和黑娃私奔,與鹿子霖亂倫,害死狗蛋,又毀了孝文,簡直就是個災星禍水,成為“惡”的代表。所以公公鹿三殺死她是消滅災星,是符合傳統倫理道德的正義之舉,是大快人心之事,沒有人對田小娥的死感到同情。然而她的美麗卻令許多男人無法抗拒,就像一束妖艷的罌粟花,這里面卻隱藏著諸多的矛盾沖突。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家都認為小娥是婊子是災星,但是作為當地人的狗娃、鹿子霖、白孝文等眾多的男人卻擋不住小娥的美麗。尤其是當地以狗娃為代表的年輕人為了得到小娥甚至失去了生命,小說中寫到他夜夜為小娥唱歌,送東西,本應該是多么浪漫的愛情,然而這樣的愛情招來的卻是族里人的懲罰。其次,作為一個完全符合傳統禮教的兆鵬女人,恪守婦道的正經女人,居然由衷地羨慕起“婊子”樣的小娥,這完全是對傳統倫理道德有力的譏諷和質疑。更讓人不解的是給小娥造成悲劇的直接人物居然是有頭有臉的鹿子霖,他和白嘉軒可是白鹿原上封建倫理道德的楷模,居然也和小娥亂倫。誠然和叔輩亂倫很大程度上兼有對性的渴求。但是細看小娥這樣做的真正原因或許我們就會理解了,她失去了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好不容易沖破世俗的城墻和黑娃相親相愛,不料黑娃被通緝使她走投無路,為挽救黑娃才出賣自己的肉體給鹿子霖,當然這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然而以宣揚仁義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卻讓一個封建弱女子走投無路,這又是什么樣的仁義道德呢?尤其是小說中筆墨較少而發人深思的孝儀媳婦借種生子這個細節更加讓人質疑維護了幾千年的仁義道德的合理性。嘉軒的母親在小孫子孝義媳婦多年不育、多方求神問藥未果的情況下,她采取偷梁換柱之術,特意安排長工鹿三之子兔娃與其媾和,這樣既避免了無后之災,又挽救了白家的面子。可見這是虛假的“仁義”,是荒誕的“仁義”,也是注定要消亡的“仁義”。

這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白鹿原上仁義的虛偽性、荒誕性,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樣的傳統倫理道德自身也是矛盾的,是沒有人性的。毋庸質疑,小娥的亂倫很大程度上是兼有對性的渴望,兆鵬女人的淫風病也是性意識覺醒的表現,是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周作人曾在《女性主義的中國道路》一書中這樣總結女性:女性是圣母和淫女的結合。為什么把女性作為圣母和淫女的合二為一呢?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就明確表示人是“從動物”進化來的,符合達爾文的進化論,因而必然有著一些很自然的與動物相近的屬性,有許多本能的欲求,即獸性,每個人都有性本能,人和動物一樣。但人又不同于動物,他是由動物“進化”的,因而又有著只屬于人類自己的高尚平和的社會屬性,即神性。毋庸置疑,女人和男人一樣有著性的需求。性乃人的本能,告子曾說:“生之謂性”,即人生而具有的東西就是性;告子進一步把性的內容規定為食色兩種:“食色性也。”禁錮人性、壓抑人欲是后來宋明理學干的事,后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小娥的倫理道德觀念自身也是矛盾的。作為黑娃的女人她是有愧于黑娃的，至少她沒有為黑娃守住貞操,在黑娃走后與鹿子霖和白孝文的亂倫,違背了性道德,她的內心十分矛盾。但是細讀小說不難發現,她是為了挽救和報復,雖然這樣的反抗方式有點扭曲和可悲,甚至有點變態。但是,這對一個弱女子來說是別無選擇的。在人生的搏擊場上,她是白鹿原上第一個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第一個走出家庭,自己尋找自己幸福,第一個敢于表露和實現自己情欲的女人,第一個敢于犧牲敢與反抗的女人。

田小娥的失貞遭來族人唾棄,甚至遭來殺身之禍,但是孝儀女人在婆孫間掩人耳目的失節卻得到族長的默認、社會的認可。封建倫理道德與蒙昧迷信的風俗習慣,成為鉗制她們心智和命運的枷鎖。白趙氏親手謀劃孫媳婦去偷人,懷上別人的骨肉,這對她來說是奇恥大辱,但又是承接白家香火的唯一途徑,老人在“魚與熊掌”兼得的圓滿里承受著深深的痛苦。而作為當事人的孝義媳婦,更是處于兩難的境地。她要么堅守婦道,要么承受無后的羞辱。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如不聽從婆婆的話也是不孝。因此,封建時代舊道德維護也是以犧牲女性的人格尊嚴甚至生命為代價的,她們沒有選擇的權利,也無法逃避,悲劇成為她們的宿命,也因此飽受祖母無聲的唾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方面,她們在極力維護封建禮教道德;另一方面,又在違背和破壞著傳統封建道德。她們內心都矛盾,孝儀媳婦事后被婆婆瞧不起,自己內心也痛苦,小娥內心也把自己當作爛女人,兆鵬女人甚至在理與欲的掙扎中瘋掉。如果這樣的倫理道德自身沒有問題,那是不會出現這種矛盾心理的。封建傳統倫理道德更多的是上對下扯的幌子,受害的永遠是下里巴人,上層人士根本就不當回事,漢武帝的祖母嫁過三次,蔡文姬也是三次,至于漢代名將陳平,則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友,甚至有皇姐帶頭做第三者,剛做寡婦,就看上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劉秀給自己拉拉??這叫什么倫理道德啊?可見她們的性心理是異化的扭曲的,這樣的倫理道德是虛偽、荒誕的。只有愚昧無知的下層民眾常常更為自覺、更為真誠地維護居統治地位的道德規范和禮俗。

真正的道德是符合人性的道德。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霍爾巴赫認為,宗族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進步,是沒有建立在堅實可靠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虛假騙人的神性之上的。

小說展示了看重名節、重視道德約束、禁錮人欲的封建宗法制倫理文化與現代社會看重生命、尊重人性健康發展、正常需求的現代文明的沖突。

“

三、生存價值的矛盾與選擇

在男權社會中,女性被邊緣化,是無法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價值的,女人的價值必定服從于男人的價值。久之,價值意識逐漸淡漠,所謂“夫榮妻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就全倚仗男人了。男性作為優勢群體,可以在社會上大有作為;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就只有固守家門了。傳宗接代、相夫教子,持家理財成為女性命定的義務;等而下之,則會淪為丈夫的生育工具、性奴或道德祭壇的祭品。《白鹿原》里傳統家庭婦女們一直以來的生存價值觀就是充當男人的附屬品和生育工具。如仙草、白趙氏、鹿賀氏等女性。在封建宗法社會里:“婦女為財產之一種,而不承認婦女有繼承權,有獨立的人格??她的價值惟在生育。”男人成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屬品。“對于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歲死了也沒有資格在族譜上占領一方紅格”,足以說明女性地位之卑微。至此,白鹿原上幾千年來婦女們都本能地恪守著傳統女人的價值觀,在“男尊女卑”的觀念下,即使她們的身心受到摧殘,也心甘情愿當男人的奴隸和生育工具。作為族長的妻子仙草一生恪守三從四德,從未在人前鋪排過,她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照顧孩子,操持家務。即使作為族長的妻子,她卻并未享受過多少做人的權利。進祠堂燒香叩頭,輪不上她;誦讀鄉約族規,輪不上她,就連臨死前想見兒女一面的要求,也無法滿足。白嘉軒的母親白趙氏生過七女三男,只養活了一男二女,壯年時丈夫先她而去。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生育機器,后半生撫養子孫,唯有臨睡前兒子就著油燈陪她坐一會,以解除她生活的孤清,以至于她“時時把兒子就當成已經故去的丈夫”。白鹿原上另一家庭的主婦鹿賀氏也是恪守三從四德的典范,她甚至相信丈夫鹿子霖“半個屁股都比她的整個臉面重要”。在這個家庭中,內務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撫養長大的兩個孩子被送到白鹿書院念書時,她便開始了求佛問神的香火生涯。她縱容鹿子霖的放蕩,對丈夫在外的風流韻事不聞不問,以至村中長得像他的干娃有幾桌。女人是什么?女人的生存價值又是什么？在小說中用白趙氏平淡而堅決的概括“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小說揭示女人實質上就如同物品一樣。

然而,田小娥卻不甘愿做郭舉人的性奴隸。她想努力活得像一個人,她不顧世俗譴責和黑娃私奔,她寧愿拋棄郭舉人家的富貴生活,選擇和黑娃一起住破窯洞,她和傳統女人的價值觀念是完全不同的,小娥跟著黑娃幾次說到“吃糠咽菜也愿意”,“兄弟呀,姐跟著你死了也值!”和黑娃在一起她第一次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價值,不同于她在郭舉人那里的“連狗都不如”的命運。為了挽救黑娃,不惜以自己的身體為代價,她不顧傳統的貞操觀念,勇敢地爭取自己的幸福。當她拉孝文下水后,居然由報復變為兩情相悅,孝文受刑那天,“她達到了報復的目的卻享受不到報復的快活。”還“渾身抽筋頭皮發麻雙腿綿軟,在窯洞里坐不住了。”這是她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自責,是人性還沒有泯滅的表現;于是有了“把尿尿到鹿子霖的臉上了”的反抗舉動,還痛罵他。這是人生存利益的沖突、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和人對自我價值的追尋;是對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種戲謔、藐視、嘲弄和痛罵。

小娥雖死了,但是單看那些真愛過她的男人們就知道她獨特的個人魅力之所在了。黑娃當土匪也不忘黑夜里冒險來看她,甘愿為她和鹿三脫離父子關系,夜里悄悄為她送錢送糧;白孝文更不用說,這并非性引誘使然,起初孝文在小娥那里根本就沒有得到性的歡娛,但是仍然甘愿為她失去族長的位置,即使做乞丐也不忘為她留點。孝文榮歸故里的時候得知她死了,“鉆進窯里,雙膝一軟就跪倒在地上,輕輕的叫了`親蛋蛋,我來遲了?? '”,要不是鹿三把她殺死,說不定,她的命運會比一般婦女好上很多倍呢,可能孝文會把她接走過上好日子,可能又可以和黑娃團聚??人就那么短短一生,一個被世人辱罵的婊子居然得到兩個有頭有臉的男人為她死活不顧,可見她獨特的魅力所在了,一個封建禮教制約的女人能活到這樣的份上也值了。或許,她的價值取向不被大多數人所接納和肯定,甚至被世人所辱罵,處處被摧殘、迫害,但是她不顧一切世俗的眼光,追求自我利益,自我需求的滿足,頑強地生活下去,的確不得了。但是小娥為爭取實現自我價值和勇于為丈夫犧牲,只是出于自我價值的追求,她的反抗只能依附于男人才得以實現,僅僅依靠自己的身體,是不自覺的不徹底的,而白靈的反抗,她所追求的自我價值才是有力的,自覺的,不僅是個體的,還是全社會的所有女性的真正價值。

白靈從她踏進私塾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的命運和原子上所有女性的不同,她的生存價值是和原子上沿襲幾千年的眾多女性的生存價值觀是格格不入的,她是一只真正的百靈,用她響亮悅耳的叫聲喚醒沉睡的女性意識。女人并不是生來就是女人,是男人把女人變成了女人。白靈是原子上唯一一個把自己命運的主宰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白靈反抗包辦婚姻,有自己的人生目標,進學堂讀書,然后參加革命。她的堅決、果敢、清醒遠遠超過了受過新式教育的男人兆鵬們,如果說小娥選擇黑娃是自我意識的覺醒,那也只是她不堪忍受郭舉人的蹂躪,維護自身利益的無奈選擇。如果兆鵬以不回家的方式反抗爭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權,那么他也只不過是不自覺的,不徹底的,因為他們都抵抗不了父母的封建壓迫,最開始是投降了。而白靈是了不起的,她參加革命,配合鹿兆鵬,處決叛徒;組織學生運動,砸陶部長一磚頭??她和鹿兆鵬在革命的血雨腥風和槍林彈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戰、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黨所賦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卻因為黨內的錯誤判斷慘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盡管被追認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她短暫的一生,留給白鹿原的是無盡的暇思和永恒的記憶,是中國婦女擺脫傳統封建禮教之束縛,邁向思想現代化之歷程的標志。

小說分別闡述了田小娥、兆鵬女人、白靈三種不同類型女人的價值觀,她們都成為犧牲品,說明了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價值觀存在激烈的沖突,它反映出現代女性意識的覺醒,自我價值的實現。

從這幾個女性身上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給那個時代底層人們造成的深重災難,尤其是以婦女為主的受害者,小說中眾多的女性不管是順從傳統觀念的還是反抗斗爭的,她們無一能逃脫悲劇命運。像小娥和白靈敢于為自由和自己而打破傳統世俗觀念,不顧世人的譴責,做白鹿原上一只反叛的精靈。可惜,封建文化的傳統早已根深蒂固,又尤其是在這個男權社會里,她們反抗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注定了只能走向封建的深淵,走向死亡的命運。就如陳忠實1990年1月6日發表《從“跳底子”看關中人的心理結構》,闡述了他對作為“京畿之地的關中”的深刻尖銳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與皇族貴妃們的胭脂水、洗腳水一起排到宮墻外的土地上,這塊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納污濁。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社、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滲透到一代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但是文化沖突是持續的,客觀的。雖然往往會給個人或者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但是文化沖突的正面影響遠遠大于負面作用。文化沖突最根本表現在思想觀念的沖突,陳忠實把眾多的傳統觀念巧妙而集中地賦予田小娥、白靈、兆鵬女人等典型的女性身上,作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她們的悲劇有力地批判了傳統仁義文化陰暗、殘忍的一面,使人們對傳統文化產生質疑。小說以她們的反叛呼吁現代文明的發展和人們對新文化的追求。文化沖突讓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也展示了文化進步的艱難。這表明:符合人性、有利于人類健康發展的文化才是富有生命力的進步文化。白鹿原的女性悲劇讓人震撼,《白鹿原》的文化沖突更讓人沉思。

第三篇：《白鹿原》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歸附

《白鹿原》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歸附

[摘要]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一些探尋傳統儒家文化價值的著作也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在諸多著作中，《白鹿原》在探尋傳統儒家文化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著眼于20世紀80年代整體文學環境來探究《白鹿原》對傳統儒家文化，就會得出小說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反思。本文主要從小說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探討他們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內核，進而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性及其痼疾進行探究。

[關鍵詞]新歷史小說 白鹿原

[中圖分類號]I207.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0-0098-02

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逐漸走向低谷時，作家們紛紛將目光轉向歷史，渴求在失去的歷史中尋找寫作資源。由此，歷史小說的創作出現了分支。一類創作是所謂的“舊瓶裝新酒”[1]。作家們把歷史不再當作人們心目中原有的歷史，而是把歷史當作自己的個人意念，把自己對歷史的理解當作自己寫作歷史的依據，無所顧忌地改寫原有的歷史，充分發揮作者自己的想象力來對歷史故事進行虛構，歷史在這種情況下就變成了一個簡單的標志或者符號，也就成了一個借口――對歷史進行虛構的借口，它的真實性也因此受到質疑。這類歷史小說在文學界被稱為“新歷史小說”。陳忠實的《白鹿原》就屬于此類。另一類是“新瓶裝舊酒”[2]。在這些作品中一般能尋找到歷史的某些蛛絲馬跡，故被稱為歷史小說。文學評論家吳秀明是這樣解釋的，即“這里所說的歷史小說是指以一定的歷史事實為基礎創作而成的這類作品，也就是就當今文學界多數人認同了的，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小說而言，它們是有一定的內涵的；并不將目前盛行的只有虛的歷史背景而無實的內容的所謂的‘新歷史小說’包括進來”[3]。

陳忠實在小說《白鹿原》中引用了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部小說在其品格方面就有了“民族靈魂的秘史”的高度，這種品格一般稱之為史詩性。而“秘史”的記錄，其內在的精神層面始終都是在傳統儒家文化的精神內核中進行的。這樣一來，有關《白鹿原》“民族靈魂的秘史”的說法就可以看作是對傳統儒家文化的一種還原和記錄。

《白鹿原》產生的時代背景是新時期文學上新歷史主義小說思潮興盛的年代，這種思潮又是把改寫歷史作為其追求的。但在當時諸多作品中，《白鹿原》之所以被認為是“民族靈魂的秘史”，首先在于它真正達到了把儒家文化里“人本”思想真實的放在的百姓的生活里。這使得歷史上的事變和思潮就變得具體化，感性化。小說把關中大地上的“仁義白鹿村”作為人物活動事件發生的地點，以白姓，鹿姓一族兩條支脈的主要人物為故事的主人公，將發生在半個世紀內的有影響力的歷史事件，諸如清末的革命，國民黨領導的辛亥革命，軍閥之間的混戰，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全民族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饑荒，瘟疫，土匪橫行等天災人禍都投放到關中大地上，寫以白嘉軒為首的白鹿村人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中的困苦掙扎、努力、人之本性和道德沖突、傳統文化和現實思想的對峙和交戰。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跨度讓白鹿原上飄揚的旗幟幾經變換，它見證了“烏鴉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興衰成敗。在變動的歷史中解構人物事件，就很容易在變化中突出人物事件背后的文化意蘊。小說主人公白嘉軒一生的精神支撐就是傳統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相對于白嘉軒，鹿子霖的精神追求是沒有根基的，他就像水中的浮萍在亂世飄搖，水面移動他的陣地就跟著擺動。

同時，小說將“東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觀同西方文化及文學中的象征主義，生命意識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相結合”[4]，從而“保持了歷史的混沌性和豐富性，使這部偏重于感性和個人性的歷史小說，既成為一部家族史、風俗史以及個人命運的沉浮史，也成為一部濃縮的民族命運史和心靈史”[5]。有人就提出，《白鹿原》最可貴的藝術品質就在于它“保持了歷史過程的某種混沌狀態”[6]。小說中的白家和鹿家都是從老一輩寫起。小說從白秉德老漢寫到解放后年邁駝背的白嘉軒坐在村子里曬太陽時接到“烈士”家屬的稱呼，從鹿子霖的父親寫到鹿家兩個兒子的不同命運和鹿子霖最后的死去。在兩支家族的不同發展中，各個家族里的人物又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勤勞善良的黑娃在經歷一系列身份轉換后，洗心革面，跪在朱先生面前要學習四書五經，但就是在他皈依正途后，遭到白孝文的陷害而被殺；活潑可愛的白靈，為革命背叛了家庭，卻在最后慘死于自己人所發起的肅反運動中；主人公白嘉軒的命運倒是沒怎么讓人扼腕嘆息，但在他領導下的白鹿村，也在發生著他無能為力的改變。眾所周知，在民族歷史的幾千年里，也包括“白鹿原”經歷的半個世紀的**發展，在廣大農村，普遍采用的是封建宗法制來維持社會穩定。和其他記錄歷代王朝歷史不一樣，《白鹿原》是把歷史形而下至一個家族若干個人的人生起伏，這樣就把虛無的歷史具體化，人物所受的教育也在敘述中得到展現。儒家文化的幽靈漂浮在中國人民思想意識領域中幾千年，無論在以后何時何地，傳統儒家文化都會是國人歸附的根。

“民族靈魂的秘史”在無聲地訴說著傳統儒家文化在近代各種國外思想和國內改良思想蜂擁而至的歷史中，但始終都像朱先生一樣寧靜淡薄，以不息的精神注視著年輕孩子的成長，因為這是來自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自信。

正是由于這種傳統儒家文化的自信，才讓諸多迷茫的人在人生的關鍵時刻選擇皈依傳統儒家文化。無疑，黑娃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

黑娃在小說中有著與眾不同的成長之路。他出身卑微，在少年時期就愿意放棄學業從事體力勞動，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黑娃叛逆的性格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他作為白家長工鹿三的大兒子，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家庭的貧困與卑微在他潛意識中印上自卑的標記。這集中表現在他第一次接觸冰糖后的態度上。在一次上學的路上，鹿兆鵬送給了黑娃一塊冰糖。可嘗過冰糖的無可比擬的甜味后，黑娃竟然哭了，這種甜甜的味道激起了他對未來生活的沖動。他發誓說：“我將來掙下錢，先買他狗日的一口袋冰糖”，這是不公命運下的他對這種命運的反抗。因為不愿看到主家“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板”，他辭別親人遠走他鄉，以做長工謀生。不想竟與東家的小妾田小娥發生關系并將其帶回白鹿村，白嘉軒沒有讓田小娥進祠堂激起了黑娃的恨，然后在鹿兆鵬的帶領下辦農會，進祠堂砸神像，毀掉寫著鄉約的石碑，打土豪斗鄉紳，在原本寧靜的白鹿原上掀起了“風攪雪”運動。在運動失敗后又隨“大拇指”占山當起了土匪，隨后帶人進白鹿村并親自打斷白嘉軒的腰。這完全是一種反叛，在遠離家鄉和爭取斗爭后，他進行的殘忍的反叛。在反叛層面上，黑娃和白孝文都曾對白嘉軒所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化反叛過。然而，細分這兩種反叛又是不盡相同甚至差異很大的兩種反叛。黑娃在童年時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物質生活上極度貧困，相應的在精神生活也不富裕，這都使他做人做事沒有原則沒有底線。黑娃的那些讓人費解的行為往往并非是對某一事物反叛，只是他不知道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他對這些沒有一個最基本的判斷。和黑娃不同，白孝文是在內心長期壓抑下而產生的一種放蕩的反叛。黑娃心目中在第一次吃冰糖后激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與現實社會進行對比時，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也就顯而易見。他采取包括各種極端的方式在內的方式和現實進行斗爭，然而，黑娃的思想中自始至終的缺乏一種價值觀指引。所以，在他經歷了幾家思想的斗爭和多年的漂泊后，他在紛亂的思想中的必然歸宿是傳統儒家文化下的精神世界。由此，黑娃的反叛及其回歸無疑蘊含著一個諸多作家都在探討的文化隱喻。

第四篇：我看儒家文化與企業管理

我看儒家管理智慧

李軍教授關于《儒家文化與現代管理智慧》的講座，對于一個缺少傳統文化底蘊的理工畢業生來說尤為一頓文化大餐，讓我意識到祖先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的作用，也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提起了興趣。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社會，代代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在這里我想寫寫自己對儒家管理智慧的一些思考，不當之處，請老師指正！

一、從儒學經典看儒家管理之道 1.《易經》中的天地乾坤

《易經》是中國古代最早涵蓋天、地、人三界的哲學著作，是中國最古老、最深邃的經典，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一代宰相虞世南曾對唐太宗說過：“不學易，無以為將。”大醫學家孫思邈也說過：“不學易，無以為醫。”《易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有位企業家曾說：“周易首言富，言辭論理財。”由此可見，《易經》在企業管理中也同樣擁有不可替代，無法忽視的重要地位。

（1）“天地人和”的管理思想

談到《易經》中的管理智慧首推的當然是“天地人和”的管理思想。我們在生活中談論取得某件事情的成功時常會說：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這種思想在管理中同樣適用。

一方面，天時代表了運氣，針對管理來說是指一個企業所能擁有的機會。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自身的努力，但更不開發展的機遇。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一個企業想要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就必定要在對現實情況的把握下，開拓創新，擁有更遠更強的前瞻性，在機會來敲門之時，穩穩地把他抓牢。

另一方面，地利代表了市場。企業的發展不能獨立于市場而存在，一個優秀的企業必定是能充分適應市場的。在企業的管理中，我們要注重對市場的研究，開拓市場，把握市場。就像我們移動公司，現在4G業務發展就是我們機遇和機會，我們需要盡快從語音轉型到流量上，去順勢而行，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談到人和。這是縱向與橫向的結合，不僅要保證企業內部上級與下級能正確處理好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還要保證同級之間能團結一致，一心為企業的發展而奮斗。

《易經》將天地人三才合一，達到了我們在管理中所追求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完美融合，從而促進整個管理系統的發展提升。

（2）“變易、不易、簡易”的管理思想

《易經》中最精髓的內容在于“變”，它提出“三易”法則，即“變易”、“不易“、“簡易”。“變易”是指我們生活中的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能以固定的方法看問題；“不易”是指在我們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些東西是不會改變的，它就是規律，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必須遵守這些規律；“簡易”又指我們處理事情，并不是要將簡單的事情復雜化，而是要學會將復雜的事情簡單化處理。

“三易”法則在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需隨時關注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已作出最新最合適的發展決策，但在這過程中，我們又不能違背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不然只會得不償失。最后，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我們要盡可能地將問題簡化，以便于我們以最快的方式去處理。

2、儒家修身治世之經典—《四書》

儒家智慧作為中國管理智慧之源，留下了許多管理思想，他們大部分被記錄在了《四書》中得以保存下來，供我們后世學習。

（1）“仁”的管理思想

提起儒家智慧，我們首先想到的都會是“仁”的思想。從“仁者愛人”到“為政在人”無一不將這樣的思想表達得淋漓盡致。“仁”的內涵十分豐富，概括起來說包涵了四種意識，即“人格意識”、“人類意識”、“人為貴意識”及“人和意識”。

我們在管理中，這四種意識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人格意識”告訴我們的是在管理中要嚴格要求自身，立足于反省自己，將人格建立在自我的基礎上。“人類意識”則要求我們學會推己及人，充分考慮被管理者的感受，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為貴意識”理解起來很容易，即是在管理中要以人為貴，不能盲目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的人的利益。最后“人和意識”要求的是和諧發展，我們在管理過程中不僅要追求獲得利益最大化，也要使各方面協調發展。

（2）“以義為上，義利統一”的價值觀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是我們管理的目標，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道德呢？《四書》中給了我們這樣的的價值觀，即“以義為上，義利統一。”作為商人，在商言商，我們必須追求企業應得的利益。但是，中國古代徽商之所以出名，正是因為他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更注重“義”的建設。我們自古就是講究“仁義禮智信”的國家，管理中將“義”放在首位，再去促進利益的最大化，更能為一個企業贏取更多的發展空間。（3）“中庸”的管理哲學

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學的集中體現，對企業的管理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庸”強調的最主要是個度的問題，萬事有度，沒到這個度事情就沒有圓滿完成，而一旦超了這個度，事情又會向另一個失敗的方向發展。我們在管理中也講究一個適度原則，既不能管得太嚴，是企業缺乏靈活性，也不能放任自流，整個企業如同一盤散沙。我們應該松弛有度，是企業的發展既不缺乏應有靈活性，但又有規范的規章制度，保證企業各種計劃順利執行。（4）“德主刑輔”的基本手段

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獎懲辦法，一個企業也應該有規范的獎懲方法。一方面，我們應以德為主，以鼓勵的方式，感化的方式去管理員工以道德力量為約束，帶動企業的管理。但我們也必須有完善的懲罰制度，在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保證企業的正常管理時，我們要果斷地拿起手中的暴力制度，規范員工的行為。

二、儒家管理之道對現代企業管理影響

儒家管理思想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演變，確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價值，但它也不乏一些落后、陳舊和迂腐的思想觀念。這些管理思想既給我們現代企業管理帶來了積極地影響，但也有一些消極的影響。

1、積極意義

（1）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在幾千年的發展長河中起起伏伏，積累了許多寶貴的歷史經驗，這為我們現代的企業管理留下了許多可借鑒的例子，以及可學習運用的知識。它們已經通過時間的檢驗，因此擁有很強的實用性，我們現代的企業管理可以很方便的應用這些管理思想。

（2）消除矛盾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如果我們在管理中堅持這樣的思想，學會愛人，敬人，這將有利于我們消除內部矛盾，有利于組織內部和諧相處，減少沖突，團結一致，共同為了企業美好的明天而奮斗。

（3）穩定管理秩序

儒家思想中“禮”是不能忽視的一種思想。“禮”即禮儀、禮節、禮教，這樣的思想在管理中有利于規范管理者自身以及員工的行為，是每個人都能自覺遵守企業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穩定管理秩序的效果。

2、消極意義（1）效率低下

由于儒家思想過分強調倫理道德，封建禮教，這就會導致我們在管理過程中墨守成規，不知變通，辦事能力極大被削弱，員工積極性不足，從而導致整個企業的工作效率低下。

（2）重情義而低效益

在儒家思想中，重義輕利是我們大力推崇的思想，但是這樣的思想運用不當反而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一方面，過分注重情誼不利于公司規章制度的有力實施，另一方面，過分注重情誼，企業該有的效益無法保障，這就會阻攔企業向前發展的道路。

三、在現代企業管理的合理應用儒家管理思想 1.“五為”精神

針對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我們提出了“五為”的精神，即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以義為重、以和為貴和以中為用。“五為”精神是對儒家管理思想的高度概括，是我們在管理中必須時刻銘記的精神。我們要堅持“五為”精神，有效地管理企業。

2.揚長避短，選擇性應用

我們在前面討論了儒家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其中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對儒家管理思想的應用中，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盲目學習。我們應該注重分析研究其中積極精華的部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儒家管理思想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四、總結

當前，是我國社會經濟大轉型時期，我們面臨很多新問題、新挑戰，我們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必須經過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進行變革與創新。我們在這樣的過程中，應該以中華民族幾千年優秀傳統管理思想為根，開拓創新，找到屬于我們自己國家國情，滿足當下社會發展需要的新型管理方式。

第五篇：從儒家文化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從儒家文化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儒家文化，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等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影響。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不僅如此，部分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例如儒家的“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等，至今仍是華人的基本教育方法。

然而，從春秋末期孔子創建儒家文化，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到程朱理學，再到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中國，儒家文化已經不能再作為我國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說儒家文化已經失去了主導地位。因為儒家文化已經不再是最適合現代的文化了，無法有效地帶動我國文化的進步。取而代之的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實際上，從春秋末期始到清朝末期，封建社會的主流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本身一直都在不斷演變中，不斷適應著社會的發展變遷，綿延至今。這是因為，儒學植根于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然而無論怎樣變化，儒家文化始終是適用于封建社會的一種文化。首先，儒家文化發展至末期，已逐漸僵化，成為了統治者禁錮人們思想的工具，阻礙了學術、文化、科技的發展，使中國遠遠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其次，儒家文化過分講求綱常，成為統治階級奴役人民的繩索。這一點使同樣倡導對自由的追求的儒家文化無論如何也無法突破封建君主統治的思想范疇。最后，儒家文化的一些曾經被奉為經典的思想與社會制度相悖，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與法制制度相矛盾，然而利用現有文化也無法將此類問題一并解決，人們需要更好的辦法解決這一問題。

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具有時代性。清末我國面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內有思想閉塞的國民，外有虎視眈眈的列強。前者為因，后者為果。解放思想成為中國發展的必經之路，而文化作為思想的產物，亦是要隨著時代所更改。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因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必然帶有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它必須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思想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任務，以實體經濟建設為中信，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然而儒家文化的根源，卻要追溯到大一統專制集權制的長期穩定存在，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特殊標準的選官制度等等重要因素。這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文化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年代的主流文化的可能。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雖無法作為我國的主流文化，但是作為我國的傳統文化，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現代社會的人們學習，儒家文化仍然是我國文化歷史的瑰寶，是重要的文化產物。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更加適用于我國當今的國情，更加適合作為我國主流文化，能夠更加有力地領導我國贏得文化競爭的勝利，從而贏得國家和民族的綜合實力的競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