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拒貸款銀行被判“怠于履行義務”與維護金融環境
拒貸款銀行被判“怠于履行義務”與維護金融環境
四年前,地處大巴山深處的一位農村種植業主為保證牧草過冬向銀行申請貸款,在銀行按照有關程序審查過程中,數百萬株牧草種苗遭受寒凍死亡。這位農民認為是銀行未及時貸款才造成了自己的損失,為此狀告銀行。不久,重慶高級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援引“先合同義務”條款,認定銀行“怠于履行義務”,承擔部分賠償責任。據銀行和法院介紹,通過查證,銀行“怠于履行義務”案在全國尚屬首例。這起案件,引發了一場司法創新與維護金融環境的爭論。
糾紛源于30萬元扶貧貸款
2001年1月,重慶城口縣嵐天鄉種植養殖場業主張承國,花費200多萬元從外地引進數百萬株供山羊食用的皇竹草種節苗。當年10月,張以“波爾山羊、皇竹草”項目向城口縣扶貧辦申請扶貧立項,扶貧辦同意將其列為扶貧開發項目,并批準了扶貧貸款立項。隨后張承國向中國農業銀行城口縣支行申請扶貧貸款30萬元,用于保護皇竹草種苗安全越冬。據介紹,支行在接到扶貧辦文件后,隨即派出信貸人員對貸款申請進行調查。信貸員調查后認為,嵐天鄉種養殖場已經貸過一筆扶貧款項,如果再申請貸款,企業必須落實有效的擔保抵押,同時結算上筆貸款所欠利息,在按原借款合同約定期限內償還原貸款10萬元的前提下,銀行可以受理貸款申請。
張承國告訴記者,當年12月份,已經是大巴山區的嚴冬季節,他兩次向農行遞交緊急報告,說明隨著寒冬來臨,氣溫下降,皇竹草越冬十萬火急,要求銀行迅速發放貸款,但銀行仍在調查審查之中。技術人員告知他皇竹草種節、種苗必須于12月25日前進入大棚。張承國從朋友處籌集到8萬元,于25日開始自己租籌資金修建簡易溫室大棚,不料當晚城口縣下起大雪氣溫驟降,數天時間里皇竹草種節和種苗全部被凍死。
2002年1月,農行修齊營業所向城口支行遞送調查報告認為,貸款申請人尚未歸還上筆到期貸款本息10.51萬元,借款抵押物也已經在上筆貸款中做過抵押,借款人的皇竹草項目發展前景有待評估,建議銀行審貸委員會審慎決策。農業銀行城口支行于2002年2月做出決定,對嵐天鄉種養殖場所申請的貸款不予發放。
“怠于履行義務”銀行被判賠80萬元 張承國認為,農行在和他進行貸款合同締約過程中,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致使貸款問題遲遲不能落實,銀行的過失行為致使其遭受數百萬元的損失。2003年1月,張向法院遞交訴狀,狀告農業銀行城口支行,要求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并賠償經濟損失612萬元。
農業銀行城口支行辯稱,銀行在原告提出貸款申請后,派人進行了調查,發現原告在信用記錄和貸款抵押物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從而判斷這筆貸款的風險較大。按照銀行貸款風險管理的審查程序,必須進行審慎調查和分析,并要報上級行批準。羅明清行長說,依照《貸款通則》中“中長期貸款應在6個月內回復”的規定,農行城口支行在原告提出貸款申請3個月后決定不予發放。因此,農行在此案中沒有過錯,也沒有超過法定的貸款審查時間,不應承擔任何責任。
在一審法院認定張承國不能證明銀行有過錯,判決他敗訴的情況下,張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重慶高院在二審時認為,依照《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的相關規定,銀行與原告就貸款申請進行磋商時就應承擔“先合同義務”,即在合同訂立前,雙方在貸款協商的過程中就形成了相互注意、幫助、告知的信賴關系。由于農行怠于履行自己的義務,使張承國對獲得貸款的合理期待完全落空,也使皇竹草得不到及時的越冬保護而處于更大的風險之中。農行用《貸款通則》規定的“中長期貸款6個月答復期限”來判斷其據貸回復是否及時,忽視本案貸款申請的特殊性和緊迫性,違反了《貸款通則》的義務性規范和誠實信用原則,對張承國的損失存在一定的過失和因果關系。2005年1月28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農行城口支行賠償原告部分損失80萬元。“怠于履行義務”案引發爭議
首例銀行“怠于履行義務”案的司法判決一出來,就引起了各方爭議:
法院認為,判決體現了“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商業合同領域的延伸,是司法實踐的一次創新。銀行界則認為判決不僅侵犯了金融機構的經營自主權,還可能引發大量類似的惡意訴訟,導致商業銀行的經營環境惡化。參與審理此案的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劉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覺得在此案中,金融機構應作出及時的回答,這是個要命的貸款,這是銀行應該注意的義務,不能用人民銀行自己制定的《貸款通則》規定的6個月來判斷其回復是否及時,而且退一步說,我們判定依據的《民商法》的精神是高于行業法則的。從這個案件中,我們認為國家銀行應該轉變觀念和過去行政審批似的作風,真正以平等的姿態對待每一個貸款人。”
重慶銀行界人士則對法院的判決普遍表示擔憂。農業銀行重慶分行法規處處長張劍說,國家規定扶貧貸款“由中國農業銀行按照放得出、收得回的原則自主發放”,農行有按照程序對貸款申請進行審查,并決定貸與不貸的權利。城口縣每年由當地扶貧辦立項的貸款也只有約50%獲得銀行的批準。張承國在此之前已經貸過一筆扶貧款,完全清楚貸款程序,并且曾向信用社和私人尋求借款,表明并不是將農業銀行貸款作為應付風險的唯一渠道。張劍認為,幾十萬元的賠償對銀行來說也許不是一個大數目,但這種提出申請就必須貸款,否則受到損失就是銀行過錯的判例一旦成立,可能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無窮無盡的惡意訴訟,這才是我們感到最擔憂的事。重慶市銀監局一位部門負責人認為,盡管我國不實行判例法,但客觀上對同一類型案例,在同一區域、同一行業會有示范導向作用。一旦這起案子形成判例,可能引發一場針對銀行貸款的訴訟浪潮。銀行系統將會面臨強大的壓力,金融風險將會被無限放大。本來銀行如今的生存環境就不佳,各種金融糾紛、甚至惡意的金融詐騙時有發生,銀行要應付這些情況就很不容易,社會上很多人都把銀行看作唐僧肉,認為銀行多的是錢,承擔一些損失也沒什么,但是銀行畢竟是企業,有相應的法律約束,而且銀行的錢歸根結底也是老百姓的錢。
凸顯金融環境亟待改善
法律專家認為,雖然案件所涉及糾紛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扶貧貸款政策性和商業銀行風險控制之間的矛盾,但是從金融環境的角度來看,則更多地凸顯出當前我國金融企業和客戶間權責劃分模糊,金融法律法規不夠健全,金融活動受外界因素干擾過多等問題。重慶市銀監局一位人士認為,這起訴訟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國金融生態環境對銀行很不利,社會上還存在一定的錯誤觀念,一提銀行就想到霸王條款等等。銀行也是企業,在我國法制日趨健全,各方利益得到保護的時候,商業銀行的權益卻往往容易被忽視,一旦發生糾紛,首先被批評的就是銀行,其實銀行的合理正當權益也應該被充分重視。西南政法大學張玉敏教授分析,重慶高院在判決中提出的“先合同義務”,實際上就是新《合同法》42條列出的關于締約過失責任的誠實信用原則,現在仍處于司法實踐的初始階段,還不適于擴大使用。法院所謂從維護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將以上原則此作為判決的根據,既抽象空洞,也忽視了銀行的經營自主權。他認為,在我國法制還不十分健全的情況下,法院在審理涉及金融等重要經濟社會活動的案件不宜隨意創新,而應當進行有效的探討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