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童之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之二)

童之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之二）

三、重慶打黑從治安手段到社會管理方式的蛻變

如果按前文確立的一些指標來衡量重慶有關公權力組織過去近十年實施刑法第294條等條款的情況，可以做兩點評估：第一，重慶十余年來，連續幾屆政府都積極致力于打黑，維護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秩序，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等基本權利免受來自個人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侵害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重慶的打黑原本屬于治安型打黑范疇。第二，最近兩年多來，重慶的公權力組織由于法治觀念薄弱，違法任意運用暴力，借重打黑和刑罰追求社會管理效果的情況十分明顯，因此，那里的打黑從2009年成立二百多個（次年達到329個）專案組、大規模集中抓捕、秘密關押嫌疑人時起，就從總體上開始蛻變為以“打黑”為標識的社會管理方式了。社會管理型打黑雖然仍有治安效能，但這種效能相對于社會管理來說已經是其次要的和附屬的方面。

重慶打黑的案例很多，但偵辦過程透明度極低，一些秘密羈押地點還沒有聽說有任何律師進入過，甚至沒有任何信息表明有檢察官到過那里，案件的審判過程也不是真正公開的，學術界不可能對這些案例逐一或抽樣進行調查研究。所以，學術界的研究只能借助經由各種渠道披露出來的現象展開，因此，這種研究只能算是對重慶打黑的初步研究。如果將來出現與我掌握的材料證明價值相反的有相反的材料，我會隨時相應調整我對重慶打黑的評價。

從已顯露的大量現象看，重慶打黑具有雙重性：打黑在表面上是被作為治安手段運用的，也確實具有一些社會治安狀況改善、公眾的人身安全感提升的治安效果；但是，從打黑主事者的行為方式、行為顯示的意向和行為的社會效果三方面綜合起來看，打黑在重慶主要是被當作社會管理方式來運用的。

現代經濟學上有一種顯示偏好理論，其大意是，消費者在一定價格條件下的購買行為顯示或透露了其內在的偏好傾向。這種理論注重根據對人的具體行為的實證觀測來發現和確定其內心的偏好。

政治、法律行為也是人的行為，因此，根據人的行為來洞察其思想動機的原理，在政治、法律生活中同樣適用。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人的行動顯示的思想動機比他們口頭宣示的思想動機更為真實可信。按照顯示偏好原理，我們可從重慶最近兩年多來的打黑行為中觀察到，那里的公權力高層欲運用打黑實現的一些社會管理目標十分明顯。尤其在打黑進入收尾階段的今天，人們很容易從重慶兩年多來的打黑行為中，看清那里一直在實施一項即使不是試圖毀滅私營經濟也是欲重創私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重慶打黑行為顯示的首要的、基礎性的社會管理目標，是削弱或變相剝奪非公有制經濟中的私營經濟和相應的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并用在這個過程中的所得來壯大國有企業或補助地方財政。重慶打黑運動最突出的行為，是使得那里最大的一批私營企業家都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打黑的這一突出行為后果已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請注意如下統計數字：重慶第一大的私營企業家、“身家數十億的地產富豪”彭治民“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尋釁滋事罪、濫伐林木罪、高利轉貸罪、行賄罪，數罪并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重慶身家第二大的私營企業家、“凈資產40億元人民幣”的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相關企業被國家機關或國有企業接管。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亮，據報資產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應該可以算重慶身家排第三的私營企業家，已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重慶不僅三位最富有私營企業家在打黑中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還有一批次富有的私營企業家也在打黑中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在新聞媒體上人們看到的被判重刑和被剝奪個人財產的黎強、王天倫、馬當、岳村、龔剛模等人，都是身家過億的私營企業家。在這些人中，黎強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20萬元；王天倫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并處罰金人民幣1億元；馬當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岳村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1.5億元；龔剛模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除媒體已經公開報道的這些外，重慶還有多少私營企業家被追訴和判刑，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筆者無法前往那里做相關的調查研究，只能等待那里相關國家機關或媒體的進一步披露。不過，那里獲披露的情況已經足以說明問題。

本文此處只想指出，過去兩年多重慶的打黑情況顯示，那里的打黑是以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為打擊重點的，那里實施了一項劍指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刑事司法政策。至于那里的司法機關在這個過程中對有關被追訴人涉黑的定性和定罪是否準確，量刑是否適當，附加財產刑的執行出現了什么偏向等問題，將在后文的相應部分繼續討論。

重慶實施劍指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刑事司法政策，顯然有其思想理論基礎。其思想理論的具體內容有兩點：一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偏好“一大二公”，歧視私營經濟，傾向于抑制私營經濟的發展，二是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在改革開放以來利用非按勞分配方式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視為不義之財。在這方面，當今中國存在一種相當流行的思潮，這方面的言論和文章引不勝引，這類與我國憲法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極不同調的文章，主要的集中在網站，如“烏有之鄉”。

重慶打黑行為顯示的第二個社會管理目標，是以某種“合法”形式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的財產變相收歸國有，既壯大國有企業、補助地方財政，又縮小社會的收入差距。人們從重慶近年來的打黑行為可以經驗地觀察到，那里確實一直在施行著一項劍指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刑事司法政策。因為，重慶打黑幾乎所有的重頭戲都是針對私營企業家和私營企業的，即使是李莊案這樣影響廣泛深遠的案子，也是因為當時的李莊律師受托為前私營企業家辯護引起的。實際上，李莊案鬧得影響那么大，掩蓋了重慶打黑事實上主要打私營企業家和私營企業這個事實，如果今天讀者愿意回過頭看，這一點會看得比較清楚。最能說明問題的事實，莫過于案件判決后瓜分私營企業資產和原私營企業家財產的情況。其中的不公不義和混亂不法，僅《財經》雜志上一篇短短的文章反映出來的情況就讓人讀起來感到觸目驚心，而尚不為人所知的內幕還有多少啊！看來，實施劍指私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重慶終于發現的、可借以實現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的財產變相收歸國有這一社會經濟目的的“合法”形式。

重慶打黑行為顯示的第三個的經濟社會目標，通過用超越憲法、法律的刑事追訴方式來彰顯公共強制力，并以其為基礎形成輿論一律和社會穩定。在這方面，后文有大量論述，這里從簡。但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現行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要通過打黑來實現上述三方面的社會管理目標，都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一定要借打黑的路徑來實現這三方面的社會管理目標，很多時候就只能選擇破壞國家的法制。所以，在重慶，實施社會管理型打黑過程中，違憲違法辦案不是一些偶然的過錯，而是由其行動宗旨和行動路徑決定的必然要求。從重慶打黑過程中法制被破壞的方式和規模看，不依法辦事在那里是被相關公權力組織刻意作為進行社會管理的方略和經驗加以運用的。把不依法辦事作為進行社會管理的方略和經驗，是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一點特別值得關注。

為了說明重慶的打黑從2009年夏季以來已具備社會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我們不妨將那里打黑過程中一些帶普遍性的做法與本文前兩部分概括出的社會管理型打黑的特點做些對照：

1.打黑在重慶表現為整個公權力組織一體化持續推進的運動式執法或施政方略。我國刑法中有400多個罪名，其中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有125個罪名，這其中黑社會性質犯罪占3個罪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只是其中之一。如此之多的罪名，重慶為什么能持續地強調和運用其中的一個罪名并將其打造成一面旗幟？為什么將其在法律實施中所處的地位和意義，拔升到不可思議的高度，直至使其成為了地方公共當局的最重要施政標志之一（另一個標志是“唱紅”）？在那里，打黑似乎從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轉化成了整個公權力組織體系持續關注的事情，甚至成為了施政的中心。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奧妙，或許就在于主事者以這個罪名為抓手，比較容易進行社會管理或控制。

在這種背景下，重慶相關公權力組織在打黑中辦理刑事案件系統性違法曾經是普遍現象，實際上，堅持違法辦事或不依法辦事在那里似乎已經成為公安部門實現自己工作目標的基本經驗或方略。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在我一年來發表的文章中做過很多具體的列舉，始終未得到具體回應，今不再繼續列舉。

2.重慶地方黨委及其所屬機構與官員強力介入了具體司法過程，在打黑中的活動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范圍。地方黨委可在包括刑事司法在內的地方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這一點沒有疑問。所以，我國各行政區域不存在要不要黨的領導的問題，但存在黨組織是不是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問題。很多已經披露的重慶打黑的事實，表明重慶地方黨組織在打黑中的活動總體看大大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的范圍。重慶大規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證，并設立脫離其他國家機關監督制約的秘密場所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關押和審訊，這樣的活動如果不是政法委、“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等地方黨委的機構做決定，是不可能推行的。當然，最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做法是市委的機構和官員直接統一指揮法檢公行使職權，導致法檢公只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約、變相合署辦案，或搞“大三長”未審先定處理具體案件。例如李莊案，在庭審過程中，被告就聲稱，審訊他的警員說，抓他“是開了大三長會議決定的”。對這類報道，重慶有關公權力機構都是默認的。當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證。

3.由于地方黨的機構直接介入具體案件的處理，打黑運動中的重慶各級法院往往放棄應有的獨立性，放棄對偵查、檢察機關的制約，間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門的偵查和檢察機關的起訴，給被告定罪科刑。這種違背法律規定和精神的現象或傾向在平時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國各地，但在重慶推行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搞諸如打黑這樣的運動式執法的背景下，就難免顯得尤為嚴重。試想，某個犯罪嫌疑人既然是由地方黨委的機構的領導人主持召開的“大三長會議”決定抓的，檢察院自然談不上對這個案子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也談不上獨立行使審判權，只能按“大三長會議”的意見辦，于是法律規定的包括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法檢警三方相互制約在內的辦案程序就完全被破壞了。

4.重慶打黑設立了數百個其活動貫通和主導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各階段的全權型“專案組”。重慶華龍網2010年6月報道，一年來，“重慶市公安局跨區域調警1萬余名，集約329個專案組強力開展‘掃黑除惡’，共摧毀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伙300余個”。這里要提醒讀者留意，重慶這些數量龐大的全權型專案組織及其活動方式，直接繼承了“文革”的專案組體制，它的活動特點，是憑感覺抓人，秘密關押，先抓人后取證，活動全程貫穿于偵查、審查起訴和法院審判的各個階段，其活動違反憲法、法律規定之處甚多，有些甚至有明顯的刑訊逼供犯罪嫌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論及審查干部的專案機構時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近年來，重慶的數百個全權型專案組（如李莊案專案組）和相應的專案組體制，是否也是“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這個問題特別值得研究！刑事司法方面的這類專案組體制對我國憲法、法律規定的刑事司法體制破壞極大，同樣應該永遠廢止。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法學界足夠的關注與討論。我覺得應該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形式或其它形式正式廢止。

5.重慶打黑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定義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連性，任意追訴和濫用刑法中涉黑條款的傾向太過明顯，顯得太輕率太簡單，讓人感到即使是身家數十億的企業家，其自由或生命的得失在重慶都不過取決于一兩個權力人士的一句話。這種傾向集中表現在以下諸方面，同時也反映在許許多多人日常表達的質疑中：（1）重慶最大的一批私營企業都被打成了黑社會組織。到底是那些大型私營企業屬于合法組織里某些個人或機構有犯罪行為還是這些企業都蛻變成了犯罪組織？（2）重慶最大的一批私營企業的老板都被判了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或逃跑了，有的整個家族的成年人似乎都被抓起來關起來了。這樣做有沒有株連過度的問題？是否經過了正當法律程序？其中有沒有類似于方洪因發一個微博自己被勞教1年還有多名家人被非法拘禁（“失蹤”）的情況？（3）這些私營企業都有上億、數十億資產。對這樣數量巨大的私有財產的處置合法嗎？有關組織處置這些財產是否受到其它國家機關和社會的監督？這些財產最終到哪里去了？（4）對下屬部門和員工的犯罪行為，企業最高層要不要負刑事上的連帶責任，審判過程中定罪量刑是如何歸責的？一個數十億身家的私營企業家是如何具體組織婦女賣淫的？這些重大問題不僅普通民眾，連法學專家都普遍不知曉，而中國法學界對辛普森案的審判細節似乎都輕易做到了如指掌。相比之下，重慶那樣的審判、那樣的辯護、那樣的定罪判刑，社會哪能不感到莫名其妙！這些問題是比李莊案大得多的問題，看來人們還遠遠沒有來得及給予適當關注。

6.打黑以來，重慶警方肆意抓捕、先抓人后取證、秘密關押、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嚴刑逼供、任意追訴的情形相當普遍，到了近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程度。這方面的情況我曾經做過一些歸納，詳述有關證明材料的文章已經在中國法學網、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等幾個學術網站發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本文不再重復。在濫捕濫押方面，僅僅從幾個典型案例披露出來的情況看，重慶有些做法即使在封建社會也是較罕見的。一是把可能在審判時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證言的證人秘密關押起來，如李莊的助手馬曉軍并未被批捕，但李莊前案終審前一直被關押著。二是把當事人有發聲能力的家人都抓起來，使其家族在其喪失人身自由期間無人為其申辯，如文強的兒子，樊奇杭的姐姐，李俊家的多名親屬。更離譜的是方洪案，這本來就是個公安局辦的讓別人無辜勞教一年的錯案，但似乎是擔心律師的介入，重慶公安部門又讓方洪的兒子、妻子、女兒失蹤了。這就太不像話了，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否重獲自由。對這些情況，難怪有位法學教授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使我們感到最黑之處，莫過于公共權力在‘打黑’進程中表現出來的為所欲為。不是別的，正是此種為所欲為，才讓我們真正感到‘不安全’，感到‘真黑’。重復一句，即便是‘打黑’，一旦公共權力出現為所欲為的勢頭，公權濫用，便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安全的最大威脅，如何不叫我們這些普通百姓膽戰心驚？”

7.打黑運動中，重慶對刑辯律師進行了全面打壓，對律師刑事辯護制度和刑辯律師群體表現出明顯的排拒和敵視態度。為達到準確有效實施刑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之目的，我國現行法制像其它任何現代法治國家一樣，是安排了兩套相反相成、相互為用的制度的：其一是刑事追訴制度，用于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進行偵查、檢察起訴；其二是律師受托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給予法律幫助和依法為其進行辯護的制度。這兩套制度同時充分發揮預設功能，是刑法得到充分實施和準確、有效適用的制度保障。所以，破壞或妨礙律師刑辯制度的正常運作，就是破壞或妨礙刑法的充分實施和準確有效適用。

重慶打黑運動中的種種現象表明，其公權力組織有刻意抹黑、打壓刑辯律師、試圖系統損毀刑辯律師制度功能的行為傾向。這種行為傾向貫徹在重慶整個打黑過程中。打黑運動伊始，重慶有關部門就要求本地律師“配合”、“講政治、顧大局”、不要糾纏“細節”，實際上就是讓律師代理刑事案件只走走過場。在過去兩年中，打黑運動在重慶如火如荼地進行，有那么多大案要案，但人們始終沒看見重慶本地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為其當事人做過像樣的、引人注目的辯護，一次也沒有。可以想象，他們決非不愿為，而是不能和不敢為也。外地律師不在重慶公權力組織的控制下，獨立性較強，但人們看到的情況是，外地律師到重慶代理刑事案件，執業活動始終受到莫名其妙、舉世罕見的阻擾和打壓。君不見，即使是康達所和李莊，他們在李莊被捕前就已經被迫決定退出，可見壓力之大。但盡管如此，重慶方面還要把李莊律師抓去、羅織證據給他定罪。如此進行恫嚇的結果是，能去和敢去重慶代理刑事案件的外地律師極少。

8.重慶各級法院審判打黑案件時，千方百計搞不公開或半公開審判，使憲法、法律關于公開審判的規定形同虛設。公開審判是為了公眾能直接監督法院或法官的審判活動、防止他們專橫擅斷，同時也是為了讓公眾能間接監督偵查和檢察起訴情況。但是，媒體披露的情況表明，重慶法院對公眾關切的所有打黑案件，都事先安排包括司法機關人員在內的“公門”中人占據了絕大部分旁聽席位，幾乎所有意欲對審判過程進行監督的普通公民和不親近當地官方立場的媒體的記者，都未被允許旁聽，甚至被告親屬旁聽也遭遇種種刁難。這實際上是有關公權力組織心虛和害怕公眾監督的表現，其本身也違反憲法、法律的規定和精神

9.重慶的打黑已形成明顯的寒蟬效應，這是那里的打黑性質上已經蛻變為社會管理方式，并且開始發揮社會管理效用的一個重要標志。形成寒蟬效應，是公權力組織實施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所要追求的關鍵性指標之一。眾所周知，鄧小平說過，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重慶公權力組織治下的數千萬公民，對于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如“唱紅打黑”之類公共事務，只能叫好，不能七嘴八舌加以評論，從批評的角度看，這就是“鴉雀無聲”。“鴉雀無聲”與寒蟬效應是同義詞，屬于同一種最可怕的社會景象。而這種社會景象在重慶已經通過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形成了，其形成的集中表現，是重慶公權力組織治下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能在全國的任何公共言論平臺上，公開對“唱紅打黑”表達過不贊成或有所質疑的意見，就像“文革”中全中國十多億人口沒有任何人能夠和敢于在中國的公共言論平臺上對“文革”發表任何一點批評或否定意見一樣。

10.重慶公權力組織片面宣揚打黑治安功能，明顯表現出欲借以掩蓋他們推行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致使憲法、法律規定的社會秩序招致破壞的事實。這方面的問題在重慶有多種表現：抽象地而不是具體地否定輿論界對“黑打”現象的有理有據的具體批評；每當輿論界批評“黑打”（即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時，有關公權力人士必拿治安型打黑進行搪塞；不愿正視公安等國家機關的“黑打”行為在改善社會治安的同時對公民多項基本權利造成的嚴重侵害；不敢或不愿正視“黑打”行為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國家機關間職權關系的破壞，等等。

好了，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概括了社會管理型打黑的14個特征，本文第三部分已經論述了重慶打黑所具備的作為社會管理方式的10個特征，這10個特征都是有可以經驗地感覺得到的事實作為現實基礎。還剩下4個特征，這四個特征在重慶打黑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顯露，但大都沒有上述10個特征那樣典型或普遍，這里就不再一一對照評說了。

綜合地看，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在重慶已經形成并開始發揮功能。重慶的施政，特別強調打黑，把打黑作為最顯著的施政標志，這個事實直接表明打黑在那里是被作為社會管理的基礎性方法加以運用的。時任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的王某的一句話無意中點出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的根本屬性。他對不順應其要求的企業界人士毫不掩飾地說道：“你知道重慶為什么打擊黑惡勢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惡不？跟政府作對就是惡！”這就是說，打黑是針對所有公權力相對人的管理手段，誰不服貼就打誰的“黑”。王書記在這件事上有點糊涂，他糊涂就糊涂在不懂得這種事情只能做，千萬不能說，說出來就會像讓水餃露了餡、方術揭了底，是犯大忌的。而且，他更沒想到他那番蠻橫但卻內容實在的話被別人錄了音、曝了光。結果很自然，他不久被摘掉了區委書記這頂烏紗帽。

同理，不少人不理解重慶何以提“平安重慶”而不提“法治重慶”，也不理解重慶城區何以要花200億元人民幣裝50萬個攝像頭，成為世界上攝像頭密度最大和總數最多的城市。其實，諸如此類問題，只要人們從重慶打造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的需要這個角度來考慮，就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了。

（未完待續）

[1]《重慶掃黑除惡上萬民警參戰抓捕黑惡人員3608人》，2010年6月1日，來源：華龍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1/c_12165371.htm。

[2]《重慶彭治民涉黑案披露，億萬富豪“原罪”深重》中國新聞網，http：//news.qq.com/a/20101029/000029.htm。

[3]《重慶希爾頓股東彭治民等32人涉黑案一審宣判》，來源：中青在線，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1/05/05/10578095_2.html。

[4]公安部通緝令（B級）李俊，公緝[2010]91號”，http：//。

[1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

[12]童之偉：《重慶欲消除“誤解”亦須反思“黑打”》，中國法學網，http：///ziliao/20091219/2199.html；《律師的界線：陳有西談“李莊案”的前前后后》，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e0a770bfc77da26925c5b065.html。

[17]《重慶風水門：“重慶為什么打擊黑惡勢力？跟政府作對就是惡。”》2010年10月13日《新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