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名女兵人生結局(二)

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名女兵人生結局

（二）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名女兵人生結局

（二）11、李伯釗，重慶人。1911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與楊尚昆結婚。1930年冬回國。1931年到閩西革命根據(jù)地，任閩粵贛軍區(q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彭楊軍政學校政治教員；同年秋到瑞金，任中央軍政學校政治教員，《紅色中華》編輯，高爾基戲劇學校教務主任、校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紅四方面軍辦文藝訓練班，隨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工農劇社社長，同年7月隨紅二方面軍長征北上，到達陜北。抗日戰(zhàn)爭時期，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審委員會主任，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校長、黨總支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員等職。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戰(zhàn)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文委委員，華北解放區(qū)文聯(lián)副主席，華北文工團團長等職。建國后，歷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書記，北京市文聯(lián)副主席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任院長，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副主席和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等職。是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lián)執(zhí)行委員和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話劇劇本《長征》、《北上》及《李伯釗文集》等。

12、李建華，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15年生。高小畢業(yè)。1930年參加紅軍，在紅三軍團當文書。1931年初，到紅軍無線電報務員訓練班受訓，畢業(yè)后調紅軍總司令部電臺工作，當報務員。1934年初，調軍委二局（偵聽情報）當報務員。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后，由二局調到三局工作。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后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7月繼續(xù)長征北上。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隨紅軍總部到達陜北。

13、李桂英，原名李桂紅。江西尋烏人。1911年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9年參加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31年，與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戴元懷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總衛(wèi)生部擔架連擔任政治指導員。1935年2月，戴元懷、李桂英夫婦被調入川南游擊縱隊。不久，戴元懷犧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zhàn)斗中被敵俘虜，被關進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經營救出獄。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到達漢口，經由新四軍政治部審查恢復了黨籍，并擔任中共皖南特委婦女部部長。1939年，她與新四軍軍需處副處長羅湘濤（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黨支部書記、后方勤務部黨總支書記和軍工部協(xié)理員等職。解放戰(zhàn)爭時期，隨丈夫在華東軍區(qū)軍工部、供給部工作。建國后，歷任華東軍區(qū)后勤部軍需部科長，軍區(qū)軍事工業(yè)工會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山東青島療養(yǎng)院副院長。“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開除黨籍，蒙冤十載。1978年7月，才得以落實政策，恢復黨籍。

14、吳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參加湘南起義，后隨起義部隊奔上井岡山。曾任紅軍宣傳員、紅四軍前委秘書和紅軍學校教官。1932年，中央蘇區(qū)女子義勇隊在瑞金成立后，康克清任隊長，她為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干部休養(yǎng)連擔任秘書，后隨紅五軍團編入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隨軍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zhàn)。被俘后，由張掖押到青海西寧，后與張琴秋、陶萬榮兩個女俘一起，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來營救出獄，并返回延安。建國后，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檢法系統(tǒng)擔任領導工作，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離審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15、吳富蓮，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貧苦，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8年參加少年先鋒隊，并任隊長。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1931年調中共官莊區(qū)委工作，任區(qū)蘇維埃政府婦女部部長，不久調中共上杭縣委工作，為縣委委員。1932年4月調中共閩粵贛省委工作，任省委組織部巡視員，到寧化等地從事和開展群眾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初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當時被編在總衛(wèi)生部工作團，后并入干部休養(yǎng)連，擔任“政治戰(zhàn)士”。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被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治委員，隨軍南下川康邊。后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zhàn)。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作戰(zhàn)負傷不幸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吞針而死。時年25歲。

16、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貞、李晏溫。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6月參加紅軍，同年轉為中共黨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干事。紅三軍團攻占長沙后，任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1931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2年春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中央軍政學校黨總支書記、政治教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yǎng)連行動，后因其丈夫袁國平患病，又隨紅三軍團行動，任軍團衛(wèi)生部黨支部書記。到達陜北后，任紅軍大學政治教員，中共隴東特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zhàn)爭時期，同丈夫調往新四軍工作，任新四軍后方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新四軍教導隊宣傳科科長，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同袁國平被評為新四軍軍部“模范夫妻”。袁國平后在“皖南事變”中犧牲。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干部科科長，華中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建國后，任南京軍區(qū)機關黨委書記，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監(jiān)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終年49歲。陳慧清，廣東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香港。14歲入紗廠做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在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鄧發(fā)結婚。1930年到中央蘇區(qū)，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后，隨丈夫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任黨總支書記兼郵政檢查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陜北。

17、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后到上海，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從事秘密女工運動。1929年6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夏，與鄧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蘇區(qū)，后來二人結為夫妻。歷任中共于都縣委書記、勝利縣委書記等職。1933年5月，與鄧小平離婚。1933年秋，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為夫妻。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抗日軍政大學女生大隊政治協(xié)理員，陜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8年春赴蘇聯(lián)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區(qū)病故。

18、周越華，湖北廣濟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秋，在上海“達生醫(yī)院”與賀誠（195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結婚，后在香港、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交通總站秘書。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qū)，任紅軍總衛(wèi)生部兵站醫(yī)院政治委員，衛(wèi)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隨四方面軍行動，南下川康邊，任四方面軍衛(wèi)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6年10月到達陜北保安。建國后，任國家衛(wèi)生部黨組成員、計劃檢查局副局長、監(jiān)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18、鐘月林，原名鐘玉林。江西于都人。191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秋到達瑞金，在中共中央婦女部工作，當巡視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正式轉為中共黨員。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宋任窮結婚。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延安通信學校學習無線電專業(yè)技術，畢業(yè)后在延安電臺工作。1938年8月調往八路軍一二九師，在電臺當報務員。建國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調回北京，在中央組織部從事檔案工作，后到沈陽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機要秘書。曾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

19、賀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婦委書記。1927年夏參與組織永新農民暴動，同年冬隨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wèi)軍奔上井岡山。1928年同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毛澤東生活機要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后在貴州境內遭遇敵機轟炸身負重傷，乘擔架隨軍轉戰(zhàn)。1937年11月從西安經蘭州赴蘇聯(lián)治病。1947年回國到東北。1948年在哈爾濱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1949年秋任浙江省婦聯(lián)主任，10月調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后因病長期休養(yǎng)。是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20、錢希均，浙江諸暨人。190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調中共中央出版發(fā)行部工作，并與毛澤民結婚。后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經香港進入閩粵贛革命根據(jù)地，秋后抵達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兼銀行會計。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科長。1938年初，因故被滯留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到“新兵營”（即西路軍失敗后由李先念等人率領突圍到新疆的400余人所組成的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工作，擔任文化教員。期間，因與毛澤民感情破裂而離婚。錢希均回到延安后，在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兩年。解放戰(zhàn)爭時期，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滬西區(qū)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后，先后擔任過上海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yè)部辦公廳副主任等職。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屆政協(xié)委員。

21、蕭月華，廣東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貧苦，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5年，在農運領袖彭湃的影響下參加革命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來到大埔山河壩、百侯鎮(zhèn)，蕭月華領到一支步槍，從此投入家鄉(xiāng)的武裝斗爭。由于斗爭形勢嚴峻，被迫離開大埔。1932年8月，被調到紅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擔任收發(fā)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轉為中共黨員。建國后，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廳養(yǎng)路處擔任副處長。1983年身患癌癥，在胡耀邦的關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療。當年，因醫(y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2歲。

22、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萬安人。1911年9月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春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任鄉(xiāng)農協(xié)會秘書，同年秋上井岡山參加紅軍。1929年春與朱德結婚。曾任中央蘇區(qū)女子義勇隊隊長，紅軍總司令部交通大隊政治委員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朱德南下轉戰(zhàn)川康邊，后任紅四方面軍黨校黨支部書記。1936年10月長征到達陜北。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前方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國解放區(qū)戰(zhàn)時兒童保育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國后，歷任中華全國婦聯(lián)第一屆至第五屆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主席；中國人民保衛(wèi)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屆至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23、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詳。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上，與共同參加湘南起義的紅軍營長周子昆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出發(fā)時，因懷有身孕，被留在蘇區(qū)堅持斗爭，但她隨后又追上部隊。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曾玉隨中央紅軍先期到達陜北。1938年到新四軍工作。1940年，她在護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養(yǎng)時，據(jù)說在歸隊途中失蹤，下落不明。

24、謝飛，原名謝瓊香，人稱“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初，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工作。1932年初回國。1934年春進入中央蘇區(qū)，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隨干部休養(yǎng)連行動。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劉少奇結婚，遂改名謝飛。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兩年，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區(qū)黨委、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1940年與劉少奇離婚。抗戰(zhàn)后期，擔任中共余（姚）上（虞）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治委員。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任華東婦聯(lián)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后任華北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建國后，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該校法律系研究生，畢業(yè)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文革”中，被關押坐牢6年。落實政策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后改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公安部咨詢委員，中國法學會理事和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

25、謝小梅，福建龍巖人。1913年12月15日出生。15歲小學畢業(yè)后，考入石碼鎮(zhèn)電話公司當接線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在廈門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結婚。1931年春到達閩西蘇區(qū)，在中共閩粵贛特委組織部當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書處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羅明在婁山關戰(zhàn)斗中負傷后，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療養(yǎng)。在貴州境內，二人兩次被捕兩次脫險，后經廣州、香港等地輾轉到達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獄。抗日戰(zhàn)爭時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謝小梅隨丈夫回到廣東大埔擔任小學教員。1947年春，因處境困難，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難。1949年秋返回廣州大埔，在侯云山區(qū)婦聯(lián)擔任秘書。建國后，被調到廣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學校當圖書管理員，還在百貨公司廣州采購站從事過工會工作。為一般干部，行政21級。1981年，中共廣州市委批準為其恢復黨籍，黨齡從1930年8月算起；承認她是老紅軍，由退休改為離休，工資待遇調整為行政17級。

26、蔡暢，原名蔡咸熙。湖南雙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就讀于長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隨其兄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在巴黎與李富春結婚。同年底去蘇聯(lián)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秋回到廣州，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區(qū)委婦女部部長。1927年任中共湖北區(qū)委婦女部部長。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蘇區(qū)工作，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軍委第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工作。到達陜北后，任中共陜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共陜甘寧省委白區(qū)工作部部長，陜甘寧邊區(qū)黨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常委、書記等職。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后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書記，1948年被選為國際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副主席。建國后，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lián)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lián)名譽主席。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27、廖似光，原名廖嬌。廣東省惠陽人。1911年4月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不久，與何克全（凱豐）結為伴侶。1933年冬到達中央蘇區(qū)。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yǎng)連行動。到達陜北后，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38年被派往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和婦運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后調回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8年8月，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并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后隨第四野戰(zhàn)軍南下，參加接管武漢、廣州的工作。建國后，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主席，廣東省工業(yè)廳副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工交部副部長、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xié)第四、五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2004年7月2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第二篇：揭秘隨中央紅軍長征30名女紅軍最終結局

揭秘隨中央紅軍長征30名女紅軍最終結局

李桂英，原名李桂紅。江西尋烏人。1911年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9年參加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31年，與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戴元懷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總衛(wèi)生部擔架連擔任政治指導員。1935年2月，戴元懷、李桂英夫婦被調入川南游擊縱隊。不久，戴元懷犧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zhàn)斗中被敵俘虜，被關進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經營救出獄。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到達漢口，經由新四軍政治部審查恢復了黨籍，并擔任中共皖南特委婦女部部長。1939年，她與新四軍軍需處副處長羅湘濤（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黨支部書記、后方勤務部黨總支書記和軍工部協(xié)理員等職。解放戰(zhàn)爭時期，隨丈夫在華東軍區(qū)軍工部、供給部工作。建國后，歷任華東軍區(qū)后勤部軍需部科長，軍區(qū)軍事工業(yè)工會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山東青島療養(yǎng)院副院長。“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開除黨籍，蒙冤十載。1978年7月，才得以落實政策，恢復黨籍。

吳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參加湘南起義，后隨起義部隊奔上井岡山。曾任紅軍宣傳員、紅四軍前委秘書和紅軍學校教官。1932年，中央蘇區(qū)女子義勇隊在瑞金成立后，康克清任隊長，她為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干部休養(yǎng)連擔任秘書，后隨紅五軍團編入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隨軍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zhàn)。被俘后，由張掖押到青海西寧，后與張琴秋、陶萬榮兩個女俘一起，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來營救出獄，并返回延安。建國后，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檢法系統(tǒng)擔任領導工作，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離審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吳富蓮，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貧苦，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8年參加少年先鋒隊，并任隊長。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1931年調中共官莊區(qū)委工作，任區(qū)蘇維埃政府婦女部部長，不久調中共上杭縣委工作，為縣委委員。1932年4月調中共閩粵贛省委工作，任省委組織部巡視員，到寧化等地從事和開展群眾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初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當時被編在總衛(wèi)生部工作團，后并入干部休養(yǎng)連，擔任“政治戰(zhàn)士”。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被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治委員，隨軍南下川康邊。后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zhàn)。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作戰(zhàn)負傷不幸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吞針而死。時年25歲。

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貞、李晏溫。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6月參加紅軍，同年轉為中共黨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干事。紅三軍團攻占長沙后，任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1931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2年春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中央軍政學校黨總支書記、政治教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yǎng)連行動，后因其丈夫袁國平患病，又隨紅三軍團行動，任軍團衛(wèi)生部黨支部書記。到達陜北后，任紅軍大學政治教員，中共隴東特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zhàn)爭時期，同丈夫調往新四軍工作，任新四軍后方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新四軍教導隊宣傳科科長，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同袁國平被評為新四軍軍部“模范夫妻”。袁國平后在“皖南事變”中犧牲。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干部科科長，華中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建國后，任南京軍區(qū)機關黨委書記，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監(jiān)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終年49歲。

陳慧清，廣東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香港。14歲入紗廠做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在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鄧發(fā)結婚。1930年到中央蘇區(qū)，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后，隨丈夫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任黨總支書記兼郵政檢查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陜北。

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后到上海，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從事秘密女工運動。1929年6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夏，與鄧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蘇區(qū)，后來二人結為夫妻。歷任中共于都縣委書記、勝利縣委書記等職。1933年5月，與鄧小平離婚。1933年秋，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為夫妻。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抗日軍政大學女生大隊政治協(xié)理員，陜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8年春赴蘇聯(lián)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區(qū)病故。

周越華，湖北廣濟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秋，在上海“達生醫(yī)院”與賀誠（195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結婚，后在香港、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交通總站秘書。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qū)，任紅軍總衛(wèi)生部兵站醫(yī)院政治委員，衛(wèi)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隨四方面軍行動，南下川康邊，任四方面軍衛(wèi)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6年10月到達陜北保安。建國后，任國家衛(wèi)生部黨組成員、計劃檢查局副局長、監(jiān)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鐘月林，原名鐘玉林。江西于都人。191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秋到達瑞金，在中共中央婦女部工作，當巡視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正式轉為中共黨員。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宋任窮結婚。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延安通信學校學習無線電專業(yè)技術，畢業(yè)后在延安電臺工作。1938年8月調往八路軍一二九師，在電臺當報務員。建國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調回北京，在中央組織部從事檔案工作，后到沈陽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機要秘書。曾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

賀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婦委書記。1927年夏參與組織永新農民暴動，同年冬隨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wèi)軍奔上井岡山。1928年同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毛澤東生活機要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后在貴州境內遭遇敵機轟炸身負重傷，乘擔架隨軍轉戰(zhàn)。1937年11月從西安經蘭州赴蘇聯(lián)治病。1947年回國到東北。1948年在哈爾濱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1949年秋任浙江省婦聯(lián)主任，10月調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后因病長期休養(yǎng)。是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

錢希均，浙江諸暨人。190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調中共中央出版發(fā)行部工作，并與毛澤民結婚。后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經香港進入閩粵贛革命根據(jù)地，秋后抵達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兼銀行會計。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科長。1938年初，因故被滯留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到“新兵營”（即西路軍失敗后由李先念等人率領突圍到新疆的400余人所組成的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工作，擔任文化教員。期間，因與毛澤民感情破裂而離婚。錢希均回到延安后，在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兩年。解放戰(zhàn)爭時期，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滬西區(qū)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后，先后擔任過上海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yè)部辦公廳副主任等職。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屆政協(xié)委員。

蕭月華，廣東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貧苦，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5年，在農運領袖彭湃的影響下參加革命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來到大埔山河壩、百侯鎮(zhèn)，蕭月華領到一支步槍，從此投入家鄉(xiāng)的武裝斗爭。由于斗爭形勢嚴峻，被迫離開大埔。1932年8月，被調到紅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擔任收發(fā)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轉為中共黨員。建國后，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廳養(yǎng)路處擔任副處長。1983年身患癌癥，在xxx的關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療。當年，因醫(y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2歲。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萬安人。1911年9月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春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任鄉(xiāng)農協(xié)會秘書，同年秋上井岡山參加紅軍。1929年春與朱德結婚。曾任中央蘇區(qū)女子義勇隊隊長，紅軍總司令部交通大隊政治委員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朱德南下轉戰(zhàn)川康邊，后任紅四方面軍黨校黨支部書記。1936年10月長征到達陜北。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前方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國解放區(qū)戰(zhàn)時兒童保育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國后，歷任中華全國婦聯(lián)第一屆至第五屆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主席；中國人民保衛(wèi)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屆至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詳。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上，與共同參加湘南起義的紅軍營長周子昆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出發(fā)時，因懷有身孕，被留在蘇區(qū)堅持斗爭，但她隨后又追上部隊。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曾玉隨中央紅軍先期到達陜北。1938年到新四軍工作。1940年，她在護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養(yǎng)時，據(jù)說在歸隊途中失蹤，下落不明。

謝飛，原名謝瓊香，人稱“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初，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工作。1932年初回國。1934年春進入中央蘇區(qū)，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隨干部休養(yǎng)連行動。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劉少奇結婚，遂改名謝飛。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兩年，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區(qū)黨委、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1940年與劉少奇離婚。抗戰(zhàn)后期，擔任中共余（姚）上（虞）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治委員。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任華東婦聯(lián)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后任華北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建國后，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該校法律系研究生，畢業(yè)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文革”中，被關押坐牢6年。落實政策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后改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公安部咨詢委員，中國法學會理事和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

謝小梅，福建龍巖人。1913年12月15日出生。15歲小學畢業(yè)后，考入石碼鎮(zhèn)電話公司當接線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在廈門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結婚。1931年春到達閩西蘇區(qū)，在中共閩粵贛特委組織部當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書處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羅明在婁山關戰(zhàn)斗中負傷后，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療養(yǎng)。在貴州境內，二人兩次被捕兩次脫險，后經廣州、香港等地輾轉到達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獄。抗日戰(zhàn)爭時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謝小梅隨丈夫回到廣東大埔擔任小學教員。1947年春，因處境困難，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難。1949年秋返回廣州大埔，在侯云山區(qū)婦聯(lián)擔任秘書。建國后，被調到廣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學校當圖書管理員，還在百貨公司廣州采購站從事過工會工作。為一般干部，行政21級。1981年，中共廣州市委批準為其恢復黨籍，黨齡從1930年8月算起；承認她是老紅軍，由退休改為離休，工資待遇調整為行政17級。

蔡暢，原名蔡咸熙。湖南雙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就讀于長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隨其兄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在巴黎與李富春結婚。同年底去蘇聯(lián)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秋回到廣州，任中共廣東區(qū)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區(qū)委婦女部部長。1927年任中共湖北區(qū)委婦女部部長。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蘇區(qū)工作，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軍委第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工作。到達陜北后，任中共陜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共陜甘寧省委白區(qū)工作部部長，陜甘寧邊區(qū)黨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常委、書記等職。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后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書記，1948年被選為國際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副主席。建國后，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lián)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lián)名譽主席。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廖似光，原名廖嬌。廣東省惠陽人。1911年4月生。幼時做過童養(yǎng)媳，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不久，與何克全（凱豐）結為伴侶。1933年冬到達中央蘇區(qū)。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干部休養(yǎng)連行動。到達陜北后，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38年被派往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和婦運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后調回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8年8月，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并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后隨第四野戰(zhàn)軍南下，參加接管武漢、廣州的工作。建國后，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主席，廣東省工業(yè)廳副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工交部副部長、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xié)第四、五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2004年7月2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作者附言：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為30名，紅二十五軍7名，紅二方面軍20多名，紅四方面軍約3000名。在紀念中央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時，筆者以多年所收集到的有關資料，首先為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撰寫出三五百字不等的生平簡歷。由于資料欠缺和水平有限，錯誤及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并希望知情者幫助提供有關資料，以便進一步修改、補充和訂正。

第三篇：30名女紅軍出發(fā)長征 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30名女紅軍出發(fā)長征 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紀橋》2010年第18期 作者：劉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個披頭散發(fā)、衣衫襤褸的女子流落在重慶街頭，不遠處一個男人緊緊跟在她身后，在一個拐角處那個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問：“你到那兒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兒？”，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討飯回去！”“你身子這么弱，就是討飯也走不到。我倒有一個住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這位男人帶進了新華日報附近的一個小飯館。不久，她與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接上了頭。這個流浪的女子就是紅軍女戰(zhàn)士李桂紅。

在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中的30名女紅軍中，只有李桂紅和闞思穎在中途留了下來，其她28人都安全到達了延安。在延安，她們思念著這兩個失去聯(lián)系的姐妹，多次電告四川地下黨的同志要設法找到兩人。羅世文告訴李桂紅：“蔡暢同志從延安來了電報，她說你在長征中表現(xiàn)得很好，要我們立刻介紹你到延安去。”隨后，董必武將李桂紅接到了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招待所，由鄧穎超陪伴來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在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面前，26歲的李桂紅像無家可歸的小孩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盡情地傾訴著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qū)游擊縱隊（紅軍縱隊）悲壯的戰(zhàn)斗歷程。

1938年元旦，在漢口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室，周恩來設宴招待即將奔赴抗戰(zhàn)前線的項英、周子昆、張云逸等新四軍領導同志。宴會間，神色凝重的“周恩來把一位身材苗條、留著齊耳短發(fā)的女同志介紹給大家：這就是李桂紅同志，長征中她沒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們還要艱難啊！”周恩來說的“艱難”，就是指李桂紅在紅軍縱隊的艱苦經歷，特別是她在長寧梅硐山區(qū)留下的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

隱藏梅硐

紅軍長征到達云南扎西時，中央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留在川滇黔邊區(qū)活動，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轉移后，紅軍川南縱隊就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大患。蔣介石抽調尾追中央紅軍的一部分嫡系部隊和云貴川的軍閥武裝及地方團隊10多萬人，親自部署對只有1000余人的紅軍縱隊進行“三省會剿”。一時間，戰(zhàn)爭烏云密布，“川南各縣布滿了重兵”，國民黨重兵向宜賓一帶集結，妄圖將紅軍縱隊一舉消滅。恰在這時，已有數(shù)月身孕的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李桂紅行走困難，不能再隨部隊作戰(zhàn)，紅軍縱隊領導人決定由司令部總支書記闞思穎陪伴其隱藏在長寧梅硐山區(qū)，交中共梅硐區(qū)委保護。

李桂紅1911年出生在江西尋烏一個貧苦家庭，不滿4歲時父親就死了，母親把她賣給一個吹喇叭的家庭當童養(yǎng)媳。紅軍打下尋烏縣城時，她聽了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演講之后就跟著紅軍的隊伍走了。21歲時就成為會昌縣麻州區(qū)委書記、紅軍中著名的“擴紅”突擊隊隊長，被中央政府授予“擴紅模范”稱號，“在會昌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在川南艱苦的斗爭中，李桂紅與紅軍縱隊政委余澤鴻結為夫妻。“一簇紅艷艷的杜鵑花，就是余澤鴻同志送給她的結婚禮品”；闞思穎是南溪縣一個富裕家庭的小姐，參加革命后長期從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員，轉移到中央蘇區(qū)后任黨的交通總站秘書，在鄧穎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紅色特工劉鼎（闞思竣）。

縱隊司令變節(jié)

“劉湘曾經向部下表示過他對紅軍入川的原則：紅軍只要不危及我們的生存，就虛與周旋，絕不對消；??”蔣介石對劉湘的“剿匪”態(tài)度非常惱怒，“發(fā)來急電斥責劉湘，聲言若再后退拿總指揮官是問。”現(xiàn)在對只有1000余人的紅軍縱隊，劉湘則表現(xiàn)得非常“努力”，但始終以不傷其自身實力為前提，因此，密令宜賓（第六區(qū)）專員冷薰南、瀘州（第七區(qū)）專員裴剛負責招降紅軍干部，“剿、撫”并舉，以“撫”為重。遵照裴剛指令，敘永縣縣長將紅軍縱隊司令王逸濤的妻子秘捕并送瀘州關押，并寫密信給王逸濤，以逼其“投誠”。

不久，正在重慶焦躁不安的蔣介石就收到了來自瀘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電，內容是紅軍縱隊司令受降了。蔣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電示各部：“現(xiàn)川滇黔邊區(qū)赤區(qū)，由前偽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澤鴻指揮，戰(zhàn)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軍事自必急轉直下，肅清當在指顧間矣??”同時，蔣介石命令“將王逸濤通緝案撤銷，各軍政機關、各部隊，以后文告電令及報載關于川南殘匪，應一律改稱余澤鴻匪部，勿再稱為王部。”國民黨《新蜀報》對王逸濤的叛逃進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區(qū)專員秉承蔣（介石）、賀（國光）意旨，設法招撫，兩次派員深入王之滇邊老山??推誠招撫，王逸濤因不贊成共匪策略，遂下決心投誠反共??來瀘隱居專署密室，由專署代呈委座，準予反共自新??”蔣介石親自任命王逸濤為川南招撫特派員，專門組織“特別行動隊”（簡稱別動隊）。1935年11月7日，劉湘電令宜賓、瀘州專員：“頃奉委座號蓉行參戰(zhàn)電開，擬康處長澤全節(jié)放王逸濤，請予以川南招撫特派員名義，發(fā)派赴第七區(qū)潘司令官處，專報招撫事宜等除準照辦，經費由行營發(fā)給并給委外，并暫由陳師長萬仞指揮。”王逸濤率領的“特別行動隊”在川軍第五師陳萬仞師長的指揮下，四處搜集情報，捕殺隱藏的紅軍傷病員，招降意志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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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王逸濤是大革命時期入黨，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崗山根據(jù)地時擔任朱德警衛(wèi)員是老紅軍。因此，在長征中組建紅軍縱隊時，他擔任了紅軍縱隊司令。王逸濤的叛變，使中共梅硐區(qū)委雪上加霜。

宜賓專暑密電

中共梅硐區(qū)委是1935年3月紅軍縱隊到達梅硐時由中共川南特委組建的地方黨委和政權組織。此前，王逸濤曾帶領紅軍到過梅硐，他熟悉紅軍縱隊的活動規(guī)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區(qū)委及兩名女紅軍隱藏下來的情況。此時的梅硐山區(qū)已是血雨醒風、烏云密布。一天，“別動隊”偵悉長寧梅硐藏有6名紅軍傷員和女紅軍的情況，四川省第六區(qū)（宜賓）專署迅速下達秘密通令：“本區(qū)轄境已無股匪，惟查長寧所屬鄉(xiāng)鎮(zhèn)，尚有赤匪潛伏工作，派員前往該縣暗中查拿究辦”。

紅軍縱隊在司令員叛變、政委徐策在戰(zhàn)斗中犧牲的極端困難情況下，政治部主任余澤鴻挺身而出，擔任川南特委書記、紅軍縱隊政委，率領紅軍縱隊與強敵進行殊死的戰(zhàn)斗，在川滇黔邊區(qū)對國民黨基層政權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各縣縣長紛紛向上司告急：聲稱紅軍縱隊“聲勢浩大”，“形勢嚴重，有進窺縣城企圖”，地方“團力不足”，要求派勁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國民黨軍無法脫身“追剿”中央紅軍。叛徒王逸濤千方百計招撫余澤鴻，以使川南戰(zhàn)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澤鴻的痛斥。

余澤鴻是長寧縣梅硐鄉(xiāng)人，在1929年就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是我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上海群眾運動中有名的領導人”。余澤鴻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煅煉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多次面臨生死考驗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賓專員冷薰南在致長寧縣長李鳴和的電報中稱：“查余匪系該縣紅硐場人，雖不諳軍事，然志向堅決，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槍也要革命’，確系共黨中堅分子??”12月27日，王逸濤在接受《江安通訊》記者采訪時也稱：“在瀘州川南師范時，（澤鴻）即與我私交極好，我脫離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澤鴻處勸其來歸，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澤鴻執(zhí)迷不誤”、“在澤鴻本人，本事極好，若得反共，不啻為國家民族增一堅強分子”。不甘心失敗的王逸濤加緊搜捕女紅軍李桂紅，因為他知道李桂紅是余澤鴻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紅才能招降余澤鴻。因此，王逸濤組織大批敵特人員和鏟共義勇隊、清共委員會、“模范”保安中隊等地方反共武裝開往梅硐，捕開大網“緝拿”兩名女紅軍。“別動隊”與梅硐區(qū)委的較量悄悄地展開了。

黃二嫂“撒糞”退敵

女紅軍李桂紅和闞思穎打扮成當?shù)剞r婦，由梅硐區(qū)委安排在名叫“李樹灣”的山上隱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區(qū)“坳田坡”靠編竹筐為生、外號叫“黃蘿筐”的貧苦農民家里。“坳田坡”地處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終年云霧繚繞，“黃蘿筐”家又在山頂上，視野開闊，是兩個女紅軍隱藏的好地方。“黃蘿筐”妻子黃二嫂為人正直、善良，熱情照顧女紅軍。李桂紅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時就裝成啞巴不說話。“她家只有兩間房子，一張床讓給我（李桂紅）和闞思穎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兩個農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東張西望，曾在中央蘇區(qū)從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時被李克農稱為“闞大姐”的闞思穎意識到情況危急：一定是敵人偵察到了她們的落腳點。她馬上回屋與李桂紅商量轉移，兩人剛一走出門，發(fā)現(xiàn)10幾個敵人已出現(xiàn)在山下，向黃二嫂家撲來。已來不及轉移，情況萬分危急。這時，黃二嫂急中生智，將女紅軍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黃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縫隙，把準備澆菜的一擔糞和一些農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內潑了幾瓢糞水。這時，敵人已到屋門口，一名敵兵想爭頭功，搶先一步進屋就踩了糞水，大罵一聲就退了出去。李桂紅后來回憶到：“我和闞思穎各有支小手槍，在窖里下了決心，只要敵人打開窖板，我們就開槍，打死一個算一個，自己也準備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敵排長逼著幾個敵兵捂著鼻子進屋仔細搜查。事也湊巧，正當敵排長一只腳踩在窖板上，即將發(fā)現(xiàn)地窖時，突然發(fā)生地震，草房搖動，敵排長全身淺得是糞水，慌忙帶著敵軍沖出屋外，胡亂打了幾槍逃命去了。

當晚，得到女紅軍遇險報告的梅硐區(qū)委書記鄧楷到黃二嫂家，將兩名女紅軍轉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巖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巖洞里，山高林密，敵人不易發(fā)現(xiàn)，由當?shù)貗D女們裝著砍柴和割草給女紅軍送飯，晚上再接到老鄉(xiāng)家里住。

不甘心撲空的敵人第二天又來到黃二嫂家搜查，目的是專門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復妹弄在窖坑里，敵人把窖坑打開來看，是我們三個人住在里面，因為窖坑是女紅軍住過的??這時兩個女紅軍已換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黃二嫂家被查，使區(qū)委十分震驚。兩名女紅軍是在十分秘密的情況下來到坳田坡的，為什么敵人很快就來搜查？區(qū)委書記鄧楷的眉頭緊鎖了起來。自從王逸濤叛變后，鄧楷就一直在思索區(qū)委內部是否有王逸濤留下的情報人員，鄧楷敏銳的眼睛密切注視著身邊的人員，特別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樹三家秘密聯(lián)絡站的幾個人員。

在巖洞里，女紅軍不斷回憶著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身邊工作時的情景，想念著正在與敵人拼殺的戰(zhàn)友。電視劇《長征》中有這樣一個鏡頭：毛澤東指著“那個像棺材一樣的東西”，問身邊的一個女紅軍是什么？女紅軍告訴毛澤東：“照肺用的儀器，寧都暴動時帶來的”。毛澤東問：“你們就一直抬著它？”女紅軍點點頭，毛澤東毫不遲疑地說：“扔掉它，輕裝前進。”這個劇情中女紅軍的真實原型就是時任蘇區(qū)政府衛(wèi)生部擔架連指導員的李桂紅。偉人的諄諄教誨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紅軍的腦海里縈繞，戰(zhàn)友、親人的臉龐在眼前浮現(xiàn)，讓兩名女紅軍忘記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險。晚上回到群眾家里時，她們不忘摘上幾朵紅妍妍的杜鵑花帶去，這是女紅軍唯一能送給群眾，表達謝意的“禮物”。以后，“紅杜鵑”就成了鄉(xiāng)親們談論女紅軍的暗語。

過了一段時間，李桂紅既將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辦？正在焦慮之時，交通員傳來余澤鴻要女紅軍轉移到他家隱藏的意見。梅硐區(qū)委書記鄧楷和闞思穎研究后也認為這是一個冒險、大膽但又可行的計劃：雖然“大窩沱”周圍駐扎了大量的敵軍，但在敵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窩沱”的保長是一名地下黨員，便于保護女紅軍；余家被敵人搜查過3次，敵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窩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圍竹林茂密，山路崎嶇，便于隱藏，正面是一個很大的山谷，視野開闊。為此，區(qū)委專門安排游擊隊員余承遠到余澤鴻家負責女紅軍的安全。為了保護好女紅軍，當?shù)厝罕娭环Q李桂紅為“高腳四娘”，婦女們都仿照女紅軍的短頭發(fā)，將長發(fā)剪掉。

紅軍縱隊到達梅硐時，余澤鴻就已通過親屬關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員進入鄉(xiāng)鎮(zhèn)府和鄉(xiāng)保安隊。余澤鴻以川南特委的名義寫信給長寧縣保安大隊副袁虹橋，要求他認清形勢，不要與紅軍為敵，袁虹橋深受感動，暗中支持紅軍。游擊隊員被捕時，他都盡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紅軍時，他以“紅軍槍械精良可畏”為借口后撤；紅軍需要安插人員進鄉(xiāng)、保政權時，他極力推薦。因此，敵軍活動情況，梅硐區(qū)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險后，梅硐區(qū)委通過內線得知敵別動隊為了抓住女紅軍和紅軍傷病員，召開了各保、甲長會議，傳達省府指令：“電令各縣縣長，為奉督辦劉（湘）電，轉飭匪區(qū)各縣長切實編聯(lián)保甲，清查戶口，肅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線，跟蹤梅硐婦女會干部和梅硐游擊隊隊員。區(qū)委得此情報后，決定將計就計：由地下黨員王樹三以保長身份在山上設哨棚，名為加強對紅軍的“防守”，實為掩護區(qū)委和女紅軍的活動。王樹三在“在青杠頂、燈草坳等高處設立哨棚，每個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鑼，找可靠人看守，發(fā)現(xiàn)敵情就敲竹梆，平安無事就打小鑼。”竹梆聲一山傳一山，這樣女紅軍就有時間轉移。

驚動省府 在川滇黔邊區(qū)一帶，兩個女紅軍的名聲很大。“有隊伍進村進街，群眾躲在門里偷偷地看，見到有兩個女紅軍，就知道是紅軍游擊隊。我和李桂紅成了群眾區(qū)別游擊隊和敵人的主要標志。”有人寫詩贊頌：“遙想當年花木蘭，不愛閨幃愛劍戟，更有今日女紅軍，粗衣草履為民急。”廣大群眾對女紅軍頗有好感。

雖然在“坳田坡”黃二嫂家撲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紅有身孕，闞思穎是裹過小腳的，不會逃出梅硐，便加緊搜查。一天，梅硐趕場，一個老頭在酒店里喝醉后說漏了嘴：“看見余老七（余承遠）把兩個女紅軍接走了。”消息被暗探獲悉，迅速傳到了梅硐鄉(xiāng)鎮(zhèn)府。梅硐鄉(xiāng)長周極輝曾被梅硐游擊隊警告：不準與紅軍為敵，否則將被處以極刑。他得到鄉(xiāng)丁報告后，大吃一驚，害怕脫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頭抓到鄉(xiāng)公所，要他交出人來，然后扇了老頭兩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謠亂說。此事暫時過去了，但還是被別動隊布置的暗探獲得，并向省府密告長寧保安隊無能。

長寧縣長李鳴和受到上峰嚴責后，為了找一個替罪羊，隨后將梅硐鄉(xiāng)大隊長余吉之捕到長寧縣城，嚴責其偵查女紅軍的下落不力之過，并以“私通赤黨罪”將其逮捕，解宜賓關押。余吉之是紅軍到梅硐后安插到敵人內部的情報人員，后來被叛徒告密，入獄一年，受盡酷刑。

此前，蔣介石對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為光火，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訓令》（治字第405號）就嚴責：“本委員長頻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無形之匪難??倘有匿匪不報，或通匪作惡者，定照匪盜論罪。本委員長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總司令劉湘對兩名女紅軍的情況也早有所聞，珙縣縣長陳國華在1935年6月呈劉湘的密電中就專門提及：“有女匪二名，一為闞思穎，20余歲，任該黨代表，一為李桂紅，亦20余歲，任宣傳工作??”現(xiàn)在，劉湘得悉在梅硐還有女紅軍活動的密報后大怒，省府急電：“電令各縣縣長，為奉督辦劉（湘）電，轉飭匪區(qū)各縣長切實編聯(lián)保甲，清查戶口，肅清散匪，以清地方。”“長寧、興文，奉令轉據(jù)探報闞姓女匪肆擾各情，令飭該縣從速剿辦，勿任滋蔓。”兩縣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紅軍的計劃。

山谷幽靈

梅硐山區(qū)地處長寧、珙縣、興文三縣交界地，山巒重疊，溝壑縱橫，梅硐區(qū)委不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擊隊，還建立了近100人的農會、50多人的婦女會，群眾基礎很好，敵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說出女紅軍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幾十人的別動隊想單獨行動捉拿兩名女紅軍絕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團團長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劉湘時也稱：“查南六為匪化區(qū)域，而尤以珙、長、興各邊區(qū)為最，其誘惑民眾約六七百戶，發(fā)給甲乙兩種門牌，以為秘密組織之證據(jù)。甲種則供匪藏匿，與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種則代探軍情，擔任采買。故其飄忽，經過毫無障礙。”因此“部隊搜剿，甫經出動，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覓得匪蹤，疲于奔命??”瘋狂了一陣的敵人在幾次搜捕女紅軍撲空后，也開始冷靜下來思索：為什么每次得到情報后帶兵去抓捕女紅軍都是興奮而去，空手而歸？王逸濤認真總結后認為，要抓住女紅軍，必先搗毀梅硐區(qū)委，尤其是抓捕鄧楷。他一方面電請重慶行營支援，請求駐軍“協(xié)剿”；另一方面策劃了密捕鄧楷的計劃。不久，宜賓專署和駐軍亦嚴令所轄各級“切實偵察，務期捕獲南六（縣）鄧楷。”

鄧楷是江西人，外號鄧麻子，具體籍貫不祥。長征中由紅三軍團派到紅軍縱隊，到長寧組建了中共梅硐區(qū)委并擔任書記，還兼任紅軍梅硐游擊隊政委，革命意志堅定。長寧縣府在向上峰報告時稱：鄧楷是“朱、毛竄經南六時，特命留下之中堅分子，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難時鄧楷鼓勵同志們要堅持斗爭；敵人追捕他時，他堅定地說：“黨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會高興。否則，就是敵人把我殺了，我也不會離開梅硐。”

梅硐和興文縣周家溝一帶駐扎了大量“圍剿”紅軍的國民黨正規(guī)軍，他們根據(jù)蔣介石“協(xié)軍剿辦”的電令，都爭相“捕捉”女紅軍，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布置了暗探。對此，11月29日重慶《新蜀報》也作了報道：“闕營長在紅橋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壩（梅硐）搜索，一面調彭營及周化成部圍剿，并飭江、長、興、（古）宋團隊嚴防要隘，以防漏網。”

令鄧楷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正在敵人大兵壓境之時，中共梅硐區(qū)委委員、紅軍干部周思和（因在戰(zhàn)斗中被打斷了一根手指頭，外號周四指）也被王逸濤秘密招降。周思和沒有急于離開，而是留在了梅硐區(qū)委，向別動隊提供區(qū)委和女紅軍的情報，相機暗殺鄧楷。

周思和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城時參加紅軍的學生，由于表現(xiàn)積極，在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時被選為委員。在2月底與鄧楷作為紅軍縱隊偵察員先期到達長寧梅硐，他們裝扮成叫化子，從扎西出發(fā)，將余澤鴻寫給父親的信藏在打狗棍里，沿途討口要飯來到梅硐，與余家人取得聯(lián)系后就住在了梅硐，參與了梅硐區(qū)委、梅硐游擊隊和婦女會的組建工作，對梅硐黨組織、聯(lián)絡站和游擊隊的情況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濤秘密招降后，向別動隊出賣了梅硐區(qū)委設在王樹三家的聯(lián)絡站和兩個女紅軍藏身之處的重要情報，女紅軍不管轉移到那里，敵人都會很快就追來。敵人靈敏的嗅覺使區(qū)委書記鄧楷感覺到內部有“問題”。

敵人并沒有急于破壞聯(lián)絡站，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紅軍，以消滅紅軍的意志，特別是招降紅軍縱隊主要領導人余澤鴻。因此，敵人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陰謀。這給區(qū)委造成了一個錯覺，認為聯(lián)絡站還未暴露。敵人多次有目標的搜索，女紅軍不斷遇險，使鄧楷察覺了周思和的詭秘行動。“因為幾天前鄧楷發(fā)現(xiàn)周思和幾次獨自到梅硐場街附近轉游，行動異常，對周有所警惕。”一天，鄧楷與周思和夜宿聯(lián)絡站王樹三家，周思和想趁機暗殺鄧楷后離開梅硐公開叛逃，以得到敵人的更高獎賞。天快亮時，鄧楷發(fā)覺周思和悄悄掏槍上彈，行動不軌，早有警惕的鄧楷翻身起來，周思和對準鄧楷開槍，由于心虛和慌亂，周思和手槍上的子彈未上膛，槍聲未響。鄧楷趁勢提起被子反蓋著周思和，兩人展開搏斗。周思和年輕力大，掙脫鄧楷破壁而逃（因是聯(lián)絡站用的內屋，后面竹壁未釘牢，以便情況緊急時從后面撤離）。涉河進入唐村壩斑竹林內躲藏。鄧楷追至，見霧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擊隊員王樹三和劉春海一起追到興文縣周家溝，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紅軍縱隊派來的干部，區(qū)委將他押送到興文周家溝“爛窖子”交給紅軍縱隊司令部處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縱隊領導人考慮到他年輕，參加紅軍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給予他留隊察看處分。但他賊心不死，一個月后乘夜逃脫，公開投敵，當上了川南招撫特派處參謀長。不久，鄧楷遇襲，大腿受傷；紅軍梅硐游擊隊長余仲康被俘。

鐵骨柔情

由于叛徒出賣，余承遠被敵人暗地跟蹤，余家附近不時有暗探出現(xiàn)。宜賓專員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告密后專門致電長寧縣長李鳴和：“（余澤鴻）確系共黨中堅分子，現(xiàn)任該黨川南特委，其族人眾多，多與暗通聲氣，乃弟某又隨時傳遞消息。又據(jù)投誠匪張書記稱：余澤鴻之弟，雖不記其號名，但晤面仍可認識等語。據(jù)此，合行電仰該縣長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將該余澤鴻族人及其弟某嚴令偵刺，務獲究辦，以遏亂源，是為重要。”女紅軍的行蹤被敵人完全掌握。一天中午，駐扎在周家溝的川軍郭勛祺部羅營長帶了40余人撲向大窩沱，正在站崗放哨的梅硐婦女會副主任陳淑均發(fā)現(xiàn)后，立即叫人將即將生產的李桂紅抬到夾墻里（又叫“地窨子”）。敵人剛到余澤鴻家的廠壩子，就被余家人攔住，因羅營長是當?shù)厝耍质怯酀渗櫭词宓膶W生，余家人趕緊做了4桌飯“招待”，敵人吃完后，羅營長收了4塊銀元就走了。

兩天后的凌晨，天剛蒙蒙亮，又一支敵川軍陳萬仞5師根據(jù)“別動隊”提供的情報和協(xié)查的要求，由曾排長帶領敵軍和長寧保安隊向“大窩沱”包抄而來。山頂上的竹梆聲急風驟雨般傳來，兩名女紅軍便迅速藏進夾墻里。縣長李鳴和、偵緝員黃質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澤鴻家的情形時稱：“會同全隊拂曉時到達余叔皋（余澤鴻父親）家附近，即令一分隊由高處抄圍后方，甘中隊長從余宅前方包圍，與后方取得聯(lián)絡，以備不虞。至余宅時，當囑余叔皋將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廠壩，即令不許擅自行動，由叔皋執(zhí)亮引導各室挨次檢查??”余承遠見敵人來了，急中生智，將一張女人的圍腰帕拴在身上去廚房幫廚，對敵人說是幫廚的“王伙二”。敵人在余家翻箱倒柜，損壞財物，同時，對余澤鴻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余人進行捆綁吊打，“拷問老幼，威駭備至，家庭受驚不小”，“敵人把機槍架在屋檐下叫囂，如不說出女紅軍的下落就用機槍掃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壯年，敵人將刺刀架在他的頸上，并劃了一刀，鮮血頓時往下直流。曾排長逼問他：殺了多少雞給女紅軍吃??已有9個月身孕的陳淑均被捆在屋檐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臉上被打得鮮血直流，但他們堅貞不屈。

由于敵軍是外地人，不知道當?shù)匾恍┺r家在屋內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們?yōu)榉乐股搅滞练说耐狄u而專門修的一個夾墻，外面有一道暗門，從暗門進去后有幾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時，又可從梯子上去，進入一個類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內，暗道把整個屋子串聯(lián)起來，四通八達。一遇緊急情況，住戶的主要人員和重要財物就藏進“地窨子”。李桂紅、闞思穎在夾墻里聽到敵人的打罵聲、小孩的哭聲，心如刀絞，決心沖出去與敵人同歸于盡，救出鄉(xiāng)親們。剛一走出夾墻，被余澤鴻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門閂，苦苦勸阻，李耀岐說：如果你們被抓，余澤鴻三哥回來我們無法向他交待；余澤鴻祖母說：你們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紅的心。李桂紅深知余澤鴻一生的曲折、艱辛：1931年6月，由于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叛變，根據(jù)周恩來的指示，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余澤鴻與愛人立即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qū)，他們將只有3歲的女兒和未滿周歲的兒子寄養(yǎng)在親戚家，亂世之年，現(xiàn)在已4年沒有音訊，不知兒女漂泊何方；前妻吳靜燾也在中央蘇區(qū)被敵人殺害，余澤鴻常常流露出對兒女的思念。李桂紅想，此時余澤鴻正率領紅軍戰(zhàn)士與敵人浴血奮戰(zhàn)，生死未卜，不能再讓他失去這個孩子。因此，強忍心中的怒火，退進了夾墻。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在《長征》一書中用“堅強無比”來形容這一時期的李桂紅。

敵人整整一天都問不出女紅軍的下落，便將“王伙二”捆綁著押到保長胡治國家里繼續(xù)拷問。敵人走后，兩個女紅軍抱著余母痛哭一場。群眾安慰女紅軍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1954年4月13日，中央辦公廳在給余澤鴻父親的信中寫到：“你和你全家人，為了保全黨的一些優(yōu)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犧牲，這種精神是值得發(fā)揚的。”

王二娘“口水”救人

梅硐鄉(xiāng)14保的保長胡治國是中共黨員，以保長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胡治國擔心敵人把“王伙二”帶到梅硐街上或敵營部會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敵兵。胡治國說，“王伙二”是窮人，在余家?guī)蛷N混口飯吃，并提出以保長身份為“王伙二”擔保，保證隨叫隨到。敵排長說：確切情報說這里有兩個女紅軍，不抓一個人回去我交不了差，敵排長猶豫不決。

正在這時，家住梅硐“坪上”的婦女會干部王二娘得知“王伙二”被抓，同樣擔心他會暴露身份，不加思索就往胡治國家里跑去。快到胡治國家時，突然停住了，王二娘冷靜地一想，怎么去救人？情急之中，她裝著家里老人死了，用口水把眼圈打濕，把頭發(fā)抓亂，痛哭流涕地跑到胡治國家里，要“弟弟”王伙二回去安葬。王二娘說，如果不把他“弟弟”放回去，就要把老人的尸體抬到胡家來。胡治國心領神會，明白了王二娘的用意，趁機扭住敵排長說：長官，你們不能把我家鬧翻了喲。敵人不認識王二娘，見她又哭又鬧，又找不出什么證據(jù)，只得同意由胡治國擔保，放了“王伙二”。不甘心撲空的敵人在胡治國家里又傳訊了幾名群眾，“追究女紅軍下落，真所謂無微不至也。”“惱差成怒的敵人在以后不斷抓了一些像女紅軍的婦女叫胡治國去辨認”，對保護過女紅軍的群眾則進行迫害，“我們（胡龍云）家就吃虧了，整有一年生產都未搞，陳五師來抄了我們的家，家有半年簡直無人，衣物罩被都被敵人搶到壩子里燒了的??”

以后“敵人不斷到處搜查女紅軍，經常是半夜突然來搜查，有時一晚上來搜幾次，擾得群眾無法入睡，我（李培酉）家干脆晚上開著門睡覺，免得起床開門”。

黔驢技窮

不久，一封密電又報給了劉湘，大意是在梅硐黃金山上一農民家的墻壁上又發(fā)現(xiàn)了女紅軍寫的兩幅標語：“全民行動起來，實行抗租抗糧，抗稅抗債，組織抗捐軍”；“劉湘是屠殺四川工農勞苦民眾的魔鬼！！”

憤怒的劉湘嚴責王逸濤“匪跡”未干（意為：未盡全力搜剿紅軍），并要求王逸濤設立秘密電臺與重慶行營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聯(lián)系，“以防泄密”。

此時的王逸濤已失去了往日的驕橫傲氣，原因是“搜剿”紅軍傷病員和女紅軍累累失利，不斷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這時，長寧縣保安大隊副袁虹橋與紅軍縱隊的通信失密，被劉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濤得到此消息，認為天賜良機，把搜捕女紅軍累累失敗的原因歸咎于袁虹橋通共，想找一個替罪羊。因此，王逸濤密呈宜賓保安司令蕭烈：“敝未轉變政見時，曾偕澤鴻到達長寧，晤伊叔春凱（余澤鴻么叔），據(jù)稱袁虹橋已彼此有密約??由澤鴻指派該地黨組織，藉袁（虹橋）、余（春凱）二人掩護暗中活動??函請?zhí)幰詷O刑，以消隱患??”同時，又電告第七區(qū)（瀘州）專員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橋必先告之，以資其預備之策。故經大軍迭次剿滅，殊匪焰愈張，而軍團終難獲勝??”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著嫁禍于人的美夢。

而讓王逸濤沒有料到的是，袁虹橋是劉湘“川康團練干部學校”的得意門生，“劉湘對袁虹橋破格授予少校軍銜、長寧縣保安大隊副”，劉湘難以相信袁虹橋通共，捕袁虹橋是迫于各方壓力的權宜之計。袁虹橋在川南地區(qū)有很大的聲望，若有罪，縣長將連坐。因此，長寧縣長李鳴和急電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橋）純系被人傾陷”，并串聯(lián)長寧上層人士和官紳聯(lián)名上書省府具保，稱王氏兄弟為投誠匪共，搞離間傾陷。省府查來查去不得要領，最后省府電令宜賓專署并附劉湘信稱：“查王逸濤兄弟原系匪類??虹橋此次被逮，不過是王逸濤兄弟利用黨傾和通共以陷害之計??足見若輩陷害之不擇手段??令秉公處理。”本想找一個替罪羊的王逸濤沒想到惹火燒身，搬起石頭扎了自己的腳。

抓不到女紅軍，氣急敗壞的叛徒王逸濤、周思和專程到梅硐，查看了標語后，認定這就是女紅軍的筆跡，說明女紅軍還在梅硐。王逸濤通知胡治國將“王伙二”帶去重新審問，胡治國一時拿不出主意，因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會認出“王伙二”就是游擊隊員余承遠。長工龐二興主動請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頂罪，可敬的貧苦農民龐二興受盡折磨，堅強不屈，“龐二興坐了半年牢，敵人問不出什么就放了回來”。后有人問龐二興為什么要代人受過，龐二興回答說：“紅軍對窮人好！”

無計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護過女紅軍的李德明、李學賢到地主莊園“川乾豐”去問罪。敵人對他們進行拷打、用刑，威脅說，如不交出女紅軍就毀其全家。李德明、李學賢堅強不屈，敵人逼問不出口供，就交給鄉(xiāng)鎮(zhèn)府關押。機智的李德明對鄉(xiāng)長說：紅軍攻占梅硐時你交出了兩箱子彈，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鄉(xiāng)長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處罰，同時，又怕得罪紅軍。因此，李德明、李學賢在鄉(xiāng)鎮(zhèn)府關押十幾天后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闞思穎在給梅硐鄉(xiāng)親們的信中寫到：“1935年，我同李桂紅來到貴地時，在反動軍警的追捕之下，你們千方百計地保護了我們，自己受到極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鄉(xiāng)親表示親切的慰問，并祝賀黃二嫂分得了土地。為了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幸福，我決心努力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來報答黨和人民對我的關懷。”

離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紅生產了，在狹窄的夾墻里，群眾抬了兩個銀柜鑲在一起，墊上兩床被子，就作為一張產床，“是個未婚的姑娘幫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紅在余澤鴻家的夾墻里生下一個男孩。由于“大窩沱”周圍駐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隊，為防泄漏消息，梅硐婦女會商量，無論如何也要保護好紅軍的后代，乘夜把僅出生兩天的嬰兒從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國妻子用圍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國夫婦沒有生育，對外就說是撿個娃兒來養(yǎng)，胡治國還專門請了一個奶媽楊五娘來給孩子喂奶。叛徒對嬰兒的來歷始終懷疑，暗中加緊調查，胡治國恐長此下去危險，為保護紅軍的孩子，便舉家遷到興文縣城，以開中藥鋪為生。

1936年1月初，產后僅4天的李桂紅與闞思穎在兩名梅硐游擊隊員的護送下，懷著離別骨肉的痛苦和對鄉(xiāng)親們的感激之情，飽含熱淚離開長寧梅硐，踏上尋找部隊的征程。

50年后，采訪過李桂紅的宜賓地委黨史辦張新時說：“當我們去南京走訪80歲的老紅軍李桂紅的時候，她深情地回憶當年留在紅軍游擊縱隊的艱險歲月，說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險、也最難忘記的經歷，她??十分懷念在梅硐細心掩護和照顧過她的余澤鴻家里的親人和貧苦農民，對川南懷著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敘述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時，我們看到她已經失明的眼中充盈著熱淚??”

第四篇：紅軍長征時中央和各軍團領導人職務

紅軍長征時中央和各軍團領導人職務、年齡一覽

一、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下轄軍委縱隊及紅一、三、五、八、九軍團)1.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委員、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27歲 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34歲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41歲

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司令朱德48歲 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周恩來36歲 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29歲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嫁祥28歲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36歲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fā)28歲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28歲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42歲 2.軍委縱隊(下轄4個梯隊)司令員葉劍英37歲 政委陳云29歲

第一梯隊司令員兼政委彭雪楓27歲 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委羅彬(后為何長工)第三梯隊司令員兼政委武亭(后為李維漢)第四梯隊司令員陳庚31歲 政委宋任窮25歲 3.紅一軍團(下轄第1、2、15師)軍團長林彪28歲 政委聶榮臻35歲 政治部主任羅榮恒32歲 參謀長左權29歲

政治部宣傳部長鄧小平30歲 保衛(wèi)局局長羅瑞卿28歲 第一師(下轄第1、2、3團)師長李聚奎30歲

政治部主任譚政27歲 第1團團長楊得志24歲 第2團政委鄧發(fā)24歲 第二師(下轄第4、5、6團)第4團團長耿飆24歲 政委楊成武20歲 第5團政委賴傳珠24歲 第十五師(原少共國際師)師長彭紹輝28歲 政委肖華18歲

4.紅三軍團(下轄第4、5、6師。扎西整編后編為第10、軍團長彭德懷36歲

政委楊尚昆27歲 李富春34歲

參謀長鄧萍26歲

第四師

師長張宗遜26歲 政委黃克誠32歲 第五師

師長李天佑20歲、12、團)1113政委鐘赤兵20歲 第10團政委楊勇 第11團政委張愛萍24歲 政治處主任王平27歲 第12團政委蘇振華22歲 5.紅五軍團(下轄第13、14師)

軍團長董振堂39歲

政委李卓然35歲 參謀長陳伯鈞24歲 第13師政委朱良才34歲

6.紅八軍團(下轄第21、23師，過湘江時嚴重受損，后并入五軍團)中央代表劉少奇36歲

軍團長周昆32歲 政委黃蘇26歲 參謀長張云逸42歲

7.紅九軍團(下轄第3、14、22師)

軍團長羅炳輝31歲

政委蔡樹藩

參謀長郭天民29歲

注：紅一方面軍于1934年10月10日從中央蘇區(qū)出發(fā)，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歷時1年，行程2萬5千里，經閩、奧、湘、黔、桂、滇、川、康、甘、陜共11省。出發(fā)時人數(shù)為8萬6千人，到達陜北只剩約7千人，大約每12人中只有1人到達陜北。

二、紅二方面軍(下轄紅二、六軍團)

總指揮賀龍38歲 副總指揮肖克26歲

總政委任弼時30歲 副總政委關響應32歲 參謀長李達29歲

1.紅二軍團(下轄第4、5、6師)軍團長賀龍(兼)政委任弼時(兼)副政委關響應(兼)參謀長李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歲 第四師(下轄第10、11、12團)第五師(下轄第413、14、15團)師長賀炳炎21歲

第六師(下轄第16、17、18團)政委廖漢生23歲

第18團政委余秋里20歲

注： 紅二方面軍于1935年11月19日從湘西出發(fā)開始長征，1936年10月22日至寧夏的興隆鎮(zhèn)、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歷時11個月，行16000里，轉戰(zhàn)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寧、陜共10省。進行大小戰(zhàn)斗100多次。出發(fā)時共21000人，剩13300余人。2.紅六軍(下轄第16、17、18師)軍團長肖克26歲

政委王振26歲

參謀長譚家述25歲

政治部主任任夏羲

第十六師(下轄第46、47、48團)第十七師(下轄第49、50、51團)

第十八師(下轄第53團)

三、紅四方面軍(下轄第4、9、30、31、33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張國燾37歲

總指揮徐向前33歲 總指揮王樹聲29歲

政委陳昌浩28歲

政治部副主任博鐘34歲 1.紅四軍(下轄第11、12、13師)軍長王宏坤25歲

副軍長許世友29歲 政委周純全29歲

第11師師長陳再道25歲

第12師師長張才千23歲

2.紅30軍(下轄第88、89、90師)軍長程世才22歲 政委李先念25歲 政治部主任李天煥22歲

3.紅31軍(下轄第91、92、93師)軍長王樹聲(兼)4.紅九軍(下轄第25、27師)政委詹才芳27歲

5.紅33軍(下轄第97、98、99師)

軍長王維舟47歲

注：1935年5月上旬，紅是方面今年撤離川陜根據(jù)地，向西策應中央紅軍，開始長征。1936年10月8日同一方面軍在會寧地區(qū)會師。歷時近1年半，曾三過草地，轉戰(zhàn)川、康、甘3省。出發(fā)時為8萬余人，剩33000人。

四、紅二十五軍(下轄第223、224、225團、手槍團)軍長程子華29歲

副軍長徐海東34歲

政委吳煥先27歲

第五篇：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演講稿二

誰是最可愛的人

誰是最可愛的人？以前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最簡單的，爸爸媽媽就是最可愛的人，但是讀了《豐碑》這篇課文后，我的認識完全改變了！《豐碑》這篇課文主要寫了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一支紅軍隊伍在冰天雪地里艱難地前進的途中，一位軍需處長被凍死在雪地里，大雪覆蓋了他的身體，成了一座晶瑩的豐碑。

讀到這里，大家可能會想到既然是軍需處長，手里掌握著戰(zhàn)士們的吃穿，他在饑餓面前完全可以任意達到自己要求吃飽，他在寒冷面前完全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穿暖，然而他沒有這樣做，竟然被寒冷凍死，失去了寶貴的生命，這難道是他傻嗎？不，絕不是他傻，而是他有一種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還重要的品質。在困難面前他的心里擔心的是每一位戰(zhàn)士的饑餓與冷暖，他那種寧愿犧牲自己也不要把別人的生命當做兒戲的精神值得我們去學習。想到這里，我眼前仿佛看到了當年紅軍戰(zhàn)士不怕艱難險阻爬雪山過草地的情景；仿佛看到了紅軍戰(zhàn)士正在與敵人英勇戰(zhàn)斗的場面；仿佛看到了紅軍為了革命的勝利，忍餓又受餓的一幅幅感人的場面。我們現(xiàn)在那么幸福，又那么富裕，是誰給予我們的？是無數(shù)革命老前輩用鮮血和生命為我們換來的。然而現(xiàn)在的人們，他們已經淡忘了紅軍，淡忘了紅軍精神，淡忘了人性之美。

現(xiàn)在，你們認為最可愛的人是誰呢？也許有人會說是爸爸、媽媽，或者是叔叔阿姨，也有可能是明星劉德華，什么周星馳，還有周杰倫等等，有的人還為了追明星把生命和活力白白的浪費了。但是，在我的心里，紅軍是可愛的，紅軍精神是可敬的，是值得了我們學習的。讓我們永遠傳承紅軍精神，把祖國建設得更加美麗富強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