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丘吉爾 不懂金融 不會炒股 也能當財政大臣

丘吉爾 不懂金融 不會炒股 也能當財政大臣

轉眼間，英國傳奇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已經去世半個世紀。他的才華和成就無疑是璀璨的。作為歷史上掌握英語單詞數量最多的人之一（十二萬多），他曾經獲得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無數演講都成為經典，并改變著歷史的走勢和進程。2002年，BBC舉行了一個名為“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的調查，丘吉爾獲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

然而，這位偉人對于數學、金融、財政和國家的數目字管理（假如借用黃仁宇的說法），始終是有些發怵的。在他去世五十周年之際，不留情面地對此進行“揭短”，以期凸顯那些令人感慨的價值與偉大。“我曾看透了數學”

溫斯頓?丘吉爾1874年11月30日出生于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鎮附近的布倫海姆宮中。第一代祖先是17世紀的約翰?丘吉爾，一位法律學家，同時也是一位鐵桿保皇派。而溫斯頓則是他的第二代祖先的名字。這位溫斯頓?丘吉爾，曾為國王查理一世同克倫威爾的軍隊打過仗。

18世紀初，丘吉爾家族通過立下戰功，開始躋身世襲貴族階層，受封為馬爾巴羅公爵。第一代馬爾巴羅公爵曾于1704年，被任命為英、德、荷等國聯軍總司令，大敗法國及其盟國軍隊。19世紀末，馬爾巴羅公爵已經傳到第七代。公爵是丘吉爾的祖父約翰?溫斯頓?斯潘塞—丘吉爾。這位第七代公爵將爵位傳給長子喬治，而他的第三個兒子倫道夫?亨利?斯潘塞—丘吉爾雖然沒有繼承爵位，卻曾任英國內閣的重要職務——財政大臣，并且在25歲那年有了一個早產卻健康的孩子——我們故事的主人公溫斯頓?丘吉爾。

少年時代的丘吉爾

費些筆墨痛陳丘吉爾的“光榮家史”，是為了展示馬爾巴羅家族的軍功傳統和軍事天分。作為將門之后，丘吉爾的膽識謀略和歷史視野出眾，并不令人驚訝。一般來說，有大視野者往往對具體技術細節不那么感興趣。傳記作家杰弗里?貝斯特曾經這樣描述丘吉爾對于父親性格的繼承：自大、無畏、急切地希望引起他人注意，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和解決復雜難題的非凡能力、果斷機敏、精力充沛、擅長演講、滔滔不絕，有時也有缺乏理智判斷和不計策略的致命弱點。

事實上，丘吉爾政治生涯中遭遇的幾次不順利，都與數字、經濟與金融方面的疏忽有關，比如恢復“金本位”制度受到的批評，以及二戰結束時令人意外的競選失利。實際上，丘吉爾自己從小對數學和財經就頗感吃力。雖然他在自傳《我的早年生活》中說：“我曾感覺把數學看透了，看透了它最深層的東西。就像在金星凌日甚至市長就職典禮中看到的一樣，我看見一個量通過無窮大從正的變為負的。我明白了那是怎么發生的，明白了為什么總有背叛，明白了牽一發會如何動全身。它就像政治。”

青年時代的丘吉爾 丘吉爾炒股：又被套住了

但是，丘吉爾或許遠沒有像擅長政治那樣擅長數學。他在布賴頓中學和哈羅公學的數學成績，基本從來沒有及格過。在金融投資方面，他也從不擅長。1929年前后，他將大幅資產投入美國股市，卻以慘痛的損失收場。

當時剛剛從財政大臣卸任的丘吉爾，在老友美國證券巨頭伯納德?巴魯克的陪同下，參觀華爾街股票交易所。那里緊張熱烈的氣氛深深地感染了他。當時他已年過五旬，但狂傲之心絲毫未減。在他看來，炒股賺錢實在是小菜一碟。他讓巴魯克給他開了一個戶頭，想在華爾街股市小試牛刀。沒想到，丘吉爾的頭一筆交易很快就被套住了，這叫他很丟面子。他又瞄準了另一支很熟悉的、他認為很有希望的英國股票，心想這家伙的老底我都清楚，準能大勝。但股價偏偏不聽他的指揮，一路下跌。他又被套住了。如此折騰了一天，丘吉爾做了一筆又一筆交易，陷入一個又一個泥潭。下午收市鐘響，丘吉爾驚呆了，他已經資不抵債要破產了。

巴魯克和丘吉爾

正在丘吉爾絕望之時，巴魯克遞給他一本賬薄，上面記錄著另一個溫斯頓?丘吉爾的“輝煌戰績”。原來，巴魯克早就料到，像丘吉爾這樣聰明睿智，也會在股市之中翻船。因此，他提前為丘吉爾準備好了一筆“救命錢”。他暗中吩咐手下開了另一個賬戶，這個明著的丘吉爾買什么，另一個暗中的“丘吉爾”就賣什么；明著的丘吉爾賣什么，暗中的“丘吉爾”就買什么。這段糗事，高傲的丘吉爾當然是一直守口如瓶，再也沒有提起過。不過巴魯克卻將其作為一件趣事，在回憶錄中披露了出來。

在巴魯克的幫助下，丘吉爾進一步獲得了巨額的收益。帶著這種順利的預期，他和家人開始了在美洲的旅行。但是，當他抵達紐約時，目睹的卻是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

丘吉爾曾經親眼看到一名男子從15層樓跳下自殺。但是，他完全沒有意識自己的股票虧損了多少，而是對大崩盤做了充滿哲理的樂觀評述：“這些勇敢的人們通過自己艱辛的努力，為我們開辟了新的道路，他們通過自己的投資實踐，告訴全世界人民應該嘗試什么，同時又該避免什么。崩盤只是這些勇敢者生命中轉瞬即逝的一個小插曲。”

盡管丘吉爾說得這樣漫不經心，但是現實中，他的股票大幅縮水，損失至少超過一萬英磅，導致他們一家的生活陷入一種尷尬的拮據之中。當時只有7歲的女兒瑪麗回憶說：“那個冬天查特韋爾莊園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機：到處都蓋滿了灰塵，只有書房開著供父親工作。”瑪麗和家庭女老師擠在一間溫暖的小屋里，丘吉爾夫婦則住在短期租來的房間或賓館里。直至冬天過完，幾筆收入到賬，境遇才好轉起來。“金本位”之殤：一項失敗的實驗

丘吉爾于1925年至1929年任財政大臣一職。對于許多英國首相來說，這個職位都是他們登上政治頂峰的晉身臺階。丘吉爾也非常興奮，這使他有機會穿上父親任財政大臣時穿過的官服——他母親“用薄紗和樟腦將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

但是，這又是丘吉爾從政以來最具挑戰性的職位。他從小就對數學感到頭痛，長大后在花銷方面從來也不去細算經濟賬，從政后對財政問題接觸較少，后來他在財政部的副手、財政部政務次官羅伯特?布特比說：“丘吉爾對重大財政問題完全不感興趣。”所以當他被任命為財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許多英國人感到吃驚。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泰勒曾寫道：“丘吉爾，這位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對財政一竅不通，竟成了財政大臣！”

丘吉爾深知自己對經濟和財政所知不多。盡管他有龐大的財政問題專家班子作顧問，但有關經濟和財政的重大決策需要他主持決定，責任最后也得由他來負，他還必須為自己制訂的財政政策和預算在下院進行說明和辯護。因此他堅持親自起草重要文件和演說稿，用他的副手的話說，“在下屬官員起草聲明或重要信件和內閣文件時，除非經過他自己的文學天才這個蒸餾器進行提煉，否則他是不會接受的。”

財政大臣時期的丘吉爾

丘吉爾接掌財政部以后，面臨一個極為重大的財政難題：是否應當恢復金本位制度。英國戰前和平時期，長期使用金本位制度。這一制度能在戰后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的勢頭，但也必然導致一些工人的失業率上升和工資收入的減少。

一戰結束以來，英格蘭銀行總裁蒙塔古?諾爾曼一直在推動恢復金本位制。他說服歷任財政大臣采取緊縮通貨政策，使英鎊與美元的比值不斷攀升，從1920年2月的1英鎊兌換3.40美元漲到1922年末兌換4.635美元。諾爾曼計劃到1925年初把比值最終調整到4.86美元，使國家幣值的金本位達到戰前水平。

在丘吉爾上任前，工黨政府于1924年曾以財政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為主席，成立了專門研究恢復金本位制的委員會。該委員會在聽取了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后，仍一致贊同應盡早恢復金本位制；但考慮到國內緊縮通貨導致失業人數上增等“諸多不便”，以及與美元的匯率差價較大等因素，報告又建議暫緩一年實行。

但是，丘吉爾并不贊同這一報告。他被許多猛烈攻擊恢復金本位制政策的文章所觸動（其中包括比弗布魯克在《每日郵報》上發表的系列文章）；同時，在丹迪市參加競選時看到極度貧困景象，他記憶猶新。他甚至親自準備了一份反對恢復金本位制的文件。

遺憾的是，丘吉爾最終被大多數人對恢復金本位制的支持態度所說服。1925年4月28日，丘吉爾在下院做了他的第一份財政預算公布演說。他宣布恢復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稅、增收喪葬稅和各種間接稅；恢復征收麥肯納稅（一項針對奢侈品的進口稅，1915年由議員雷金納德?麥肯納提議設立）。同時，他宣布實施對孤兒寡母的救助計劃，將發放養老金的年限從70歲降為65歲。

金本位制為英國財政帶來巨大的好處。據統計，這一政策為英國財界獲得了大約十億英鎊的額外收入。但從長遠看，這一做法卻對英國工業和工人階級形成了沉重打擊。經濟學家凱恩斯作過統計，恢復金本位制使得英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12％，給當時英國工業為適應已發生變化的世界貿易格局所做的調整工作增加了困難。為消除這12％的提價，英國廠商不得不削減工資、加大勞動強度，這樣又導致失業和罷工。

大幅失業

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堅持不下去了，英鎊被迫實行再次貶值。從宏觀上看，短暫恢復“金本位制”給英國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在煤炭工業中，由于煤炭出口嚴重下降，許多礦區遭受到嚴重的財政損失，并激發了規模巨大的罷工。當丘吉爾于1927年4月提出他的第三個財政預算時，他不得不宣布，這個財政年度的赤字達3650萬英鎊，其中因罷工造成的赤字已高達3200萬英鎊。戰爭英雄遭遇“忘恩負義”

英國人曾評價：如果不是因為丘吉爾帶領我們獲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我們真的沒有必要花這么多時間紀念他。這話雖然顯得有些戲謔，卻一定程度體現了英國人對于丘吉爾在戰爭之外的能力、特別是金融治理方面的評價。

一則軼聞也驗證了這一點。當英格蘭銀行2013年打算發行印有丘吉爾頭像的5英鎊鈔票時，銀行高管曾提出過不滿意見。原因是20世紀20年代，丘吉爾和英格蘭銀行共同推動金本位制的恢復，這些糟糕的舉措最終導致英國失業率驟升，造成許多麻煩。那位高管認為，讓丘吉爾出現在鈔票上等于給自己揭短。

五磅頭像上的丘吉爾

更為集中的負面評價，或許體現為“二戰”結束時，丘吉爾在國內大選中的失利。這場“忘恩負義”的選舉，發生在1945年7月5日。此前，英國民眾已經開始對戰后如何重建進行思考。

在戰爭期間，國家治理的邏輯是統籌安排、全體動員，實行一種戰時管制政策。而丘吉爾則信奉自由主義、不喜歡太多政府干預（同時也覺得政府插手經濟會把事情搞砸），他想要做出改變，讓經濟從過度管理和軍事限制中解脫出來。但是，作為競爭對手的工黨則有完全不同的主張，他們希望推進經濟改革舉措，加強政府干預，并引入更多的社會福利安排。

但是，丘吉爾和保守黨則對于工黨旨在推進社會福利安排的改革心存疑慮。特別是丘吉爾自己，還曾在戰時拒絕了貝弗里奇關于改革社會保險的報告。因此，更多的英國選民把希望寄托在工黨身上。工黨借機在選舉中攻城拔寨，占據了有利局面。加上丘吉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任職財政大臣時，曾經有過令人失望、沮喪的搖擺不定，并且最終選擇恢復“金本位制”又匆匆宣告破產，形成了“不良紀錄”。在這個局面下，選舉失利恐怕已經難以避免。

反對丘吉爾的競選海報

事實上，這位二戰英雄并不是不得人心。“忘恩負義”恐怕正是英國選民的一種政治理念。他們認為，政府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存在的。首相之位并不是一個獎勵或者嘉獎，而是肩負人民期望的責任。當戰爭結束，適合承擔戰時使命的丘吉爾，或許就應當讓位于適合日常治理的專家。畢竟，選舉不是著眼過去，而是矚目未來。對此，丘吉爾并沒有太多怨言。反而用一句普魯塔克的名言作為評論：“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志。”

參考文獻：

馬丁?吉爾伯特：《丘吉爾傳》，馬昕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杰弗里?貝斯特：《丘吉爾?追尋偉人的足跡》，賈文娟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溫斯頓?丘吉爾：《丘吉爾二戰回憶錄：從戰爭到戰爭》，吳澤炎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

陸寒寅：《再議金本位制和30年代大危機：起因、擴散和復蘇》，載《復旦學報》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