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聞發布會與公眾輿論方向引導———比較“東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聞發布會的得失

新聞發布會與公眾輿論方向引導———比較“東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

系列新聞發布會的得失

作者：天天論文網 日期：2016-1-7 9:15:11 點擊：2 摘 要：重大突發事件新聞發布會對公眾輿論引導起著重要作用。“東方之星” 沉船和天津爆炸兩起事件系列新聞發布會在這方面效果迥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場發布會“ 定調”是否精準，選擇發布新聞的主體是否恰當，發布的信息內容是否及時、權威、明確和是否抓住了公眾輿論的“痛點”。

關鍵詞：突發事件；新聞發布會；信息；公眾；輿論引導

２０１５ 年．給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重大突發事件，無疑是６ 月的“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和８ 月的天津爆炸事件。二者同屬于特別重大傷亡事故，單就遇難人數而言，前者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后者。沉船事件造成４００ 多人喪生，爆炸事件遇難人數為１００ 多。然而，公眾在關注這兩起事件的過程中，輿論的方向大相徑庭。前者似乎奏響了一曲愛國主義、人道主義之歌，人們的目光聚焦在救援行動上，聚焦在對乘客、救援人員的揪心和牽掛上。事件過后有網友甚至評價“一連串的‘感動’和‘歌頌’，讓喪事幾乎變成了喜事”，此說當然言過其實；而天津爆炸事件，人們最感興趣的不是救援甚至不是爆炸事件本身，而是聚焦與事件相關的不明究里的腐敗問題，坊間傳聞、猜測四起，“認定”爆炸事件與當地和更高級別的官員有關。這似乎成了整個事件中持久的輿論中心之一。這對事件過后處理相關責任人可能會起到積極推動作用，但在事件過程中，卻一定程度沖淡甚至干擾了救援工作這個最大的當務之急。

造成公眾輿論方向的這種天壤之別，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沉船由龍卷風引發，與自然災害關系大）。但筆者認為，圍繞這兩起事件所舉行的系列新聞發布會在引導輿論方面的得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本文擬就此作一些對比分析。

一、首場發布會“定調” 和“ 第一印象” 至關重要凡遇重大突發事件，特別是類似于沉船、爆炸那樣人員傷亡特別嚴重的事件，因救援、善后、處理等有一個持續的過程，有關方面一般都會舉行一系列新聞發布會，以滿足受眾對事件的關心、關注。

這些發布會的功能主要有：一是消除受眾的信息不確定性，讓他們及時了解與事件密切相關的動態、進展；二是引導輿論朝著有利于妥善處理事件、正確認識相關問題的積極的方向發展，澄清傳聞，以正視聽。

“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和天津爆炸事件，新聞發布會舉行的場次、密度大體相當。前者從６ 月２ 日至１３ 日共召開１５ 場新聞發布會，后者從８ 月１３ 日至２３ 日舉行１４ 場新聞發布會。召開首場發布會的時間也基本一致。前者在事發次日下午５：３０，距沉船時間（１ 日２３ 時多）約１８ 個小時；后者在事發次日下午４：３０，距爆炸時間（１２ 日２３：３０ 左右）約１７個小時。這表明，兩起事件首場新聞發布會準備的時長差不多，首次向公眾亮相的時機把握也相差無幾。

然而，在內容發布的“定調”和現場氛圍給公眾留下的“第一印象”上卻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東方之星”沉船事件新聞發布會一開始亮相就定調為“救援新聞發布會”，此后１０ 多場發布會都沿襲這一叫法，叫“‘東方之星’沉船事件救援工作第×場新聞發布會”。事發１８ 個小時后，公眾最關心的莫過于船上人員的命運，生還的機會有多大，有關方面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有無落水者被救起，救援工作最大的難度和最急需的人員物資是哪些等等。把新聞發布會明確為“救援新聞發布會”既順應了公眾心理，把準了他們關注的焦點和中心，也符合新聞發布會必須主題集中的突出特點，還一定程度起到了“守門”和“把關”的作用，即與救援無關或關系不大的內容不是發布會發布的重點。而且，在發布會發布新聞的人，也的確講的是救援方面的事情，使得首場發布會開成了名副其實的救援新聞發布會，如地方和軍隊投入多少救生艇、巡邏艇，多少潛水員等等，還特別提到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第一時間作出指示，強調“搜救人命高于一切”，國務院總理已親赴現場等等。發布會還報告截至目前救起１４ 名落水者，海軍潛水員從船艙救出一名６５ 歲老人，并表示潛水員是重要的救援力量，仍有大量潛水員正緊急奔赴現場。這極大地吸引了公眾的關注力和輿論聚焦點，相當于在議程設置環節就“圈定”了公眾輿論的大方向。這場新聞發布會雖然有些按部就班，但整體上有條不紊，有章有法。盡管發布新聞的人將“盡最

大努力把損失降到最小”口誤成了“降到最大”，也沒有人注意或者在意。由于首場發布會調子定得好，公眾輿論在關注整個“東方之星”事件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形成影響救援工作的不利的次生輿情，這尤為難得。

天津首場發布會在這方面就遜色得多。首先，發布會的稱謂沒有統一的口徑，有媒體報道為“天津港‘８·１２’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首場新聞發布會”，有媒體報道為“天津爆炸事故首場新聞發布會”，也有的報道為“天津濱海新區火災爆炸事故首場發布會”，還有的報道為“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火災爆炸事故新聞發布會”。這一開始就讓受眾云里霧里，搞不清究竟是天津哪里發生了特別重大的火災爆炸事故，瑞海公司、天津港、濱海新區之間是什么關系。筆者原以為，媒體報道的稱謂之所以五花八門，可能是因為發布會現場只標明了籠而統之的“新聞發布會”這樣含混的字樣，查看視頻才知，發布會現場什么字樣都沒有。這相當于新聞發布會未顧及新聞最基本的“Ｗ”。其次，天津發布會上也提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卻未說明批示的具體內容，沒有像“東方之星”發布會上“搜救人命高于一切”那樣打動人的核心理念。第三，發布會沒能回答公眾最急于了解和關注的焦點，如起火爆炸原因，有無氰化物，火患是否徹底消除，人員財產損失，１ ０００ 余名參戰消防官兵是否安全等等。倒是發布新聞的一名負責人說“危險品爆炸物距居民區還是蠻遠的”，讓人頗為費解。既然“蠻遠”，怎么會那么多居民需要疏散安置？ 這給人留下了當地政府負責人沒對爆炸事故特別在意的不良印象。

而且，當首場發布會進入記者提問環節，有記者提問起火的到底是什么物品時，央視和天津衛視的直播畫面中止，畫面被轉到主持人演播室，主持人稱直播暫停，天津衛視播放幾首歌曲后，開始播放電視劇。這既是極不好的“第一印象”，也給公眾留下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猜測、議論的空間。由此開始，類似于疑云、貓膩、腐敗那樣的次生輿情在公眾關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就從未間斷過。

所以，筆者以為，在同一事件的系列新聞發布會中，首場發布會有著至關重要的定調、定向的作用，組織者要有與此相適應的充分準備和重視程度。

二、由誰發布新聞，安排誰出場發布新聞十分考究新聞發布會有著正規、正式、隆重、權威等特點。因此，會議組織者安排誰或者邀請何種分量的人出場發布新聞極為考究。

“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屬于特重大水上交通事__故，出場發布新聞的人應當具有同這一事件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相匹配的分量。在這方面，新聞發布會的組織者安排比較恰當。在首場發布會發布新聞的人員中，打頭陣的是交通部部長。這是主管全國交通工作的最高部門首長。他出場發布新聞，向公眾傳遞了一個信號，即國家和政府高度重視，在姿態和權威性方面給了公眾一份值得信賴的積極的印象分。另外兩位發布新聞的分別是省軍區司令員和省政府副秘書長。他們分別代表參與救援工作的軍方和事發地省級政府，分量也較為恰當。試想，如果首場發布會出面發布新聞的是輪船公司負責人和事發縣級政府領導，效果一定大打折扣。在此后的１０ 余場新聞發布會上，會議組織者根據救援工作的進展，基本都安排和邀請了身份、分量得當的人出場。這是保證１５ 場新聞發布會始終圍繞救援主題、取得較好效果的重要條件，也是正確引導公眾輿論方向不發生重大偏離的重要保障。尤為難得的是，“東方之星”事件新聞發布會還經常不失時機地邀請一些一線參戰人員參與發布新聞。給公眾印象最深刻的是６ 月５ 日晚９：３０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某舟橋團團長由于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聲音嘶啞地向介紹了架設浮橋的情況，感動現場，贏得一片掌聲。這“無聲勝有聲”地向公眾傳遞了救援工作正在奮力推進、分秒必爭的事實。這位團長的出場絕不是巧合，而顯然是精心安排的結果。

這方面，天津爆炸事件的新聞發布會顯得相形見絀。首場發布會出場發布新聞的共有四位，分別是濱海新區政府負責人、天津公安消防局局長、市衛計委主任、市環保局局長。后三位的身份、分量應無明顯不妥，問題出在打頭陣的新聞發布人的安排上。像黨和國家領導人已作出重要批示的事件，其性質和嚴重程度上已遠遠超出濱海新區的區域性事件。由相當于事發區級政府首長擔當新聞發布的主角，比之“東方之星”事件新聞發布會上的主發布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部長，分量顯然不夠。這在姿態和權威性方面就先給公眾留下了負分。人們會認為，有關方面要刻意矮化該事件。

區級負責人當然無法代表市委、市政府，他在發布新聞時只能說“對這一事件，我們地方政府深感痛心”。而這讓人覺得特別別扭。照說，像“８·１２”那樣嚴重的火災爆炸事件，出場打頭陣發布新聞的當是市一級的首長，至少應該是市政府分管安全工作的副市長。所以，天津事件，一開始公眾和記者就在追問“分管副市長為何不露面”，由此滋生了許許多多的聯想、猜測。這導致公眾輿論的方向偏移。

此后舉行的多場發布會，時不時還有出場人員不當或該出場而未出場的情況，致使各種議論、猜測話題一直持續，以致公眾輿論的方向嚴重“拐道”，出現喧賓奪主式的錯位，救援和事件本身反倒淡出了輿論中心。到第７ 場發布會時，分管副市長總算現身，他解釋了未能參加前６ 場發布會的原因，即此前忙于處置救援等工作，無暇出席。此說似乎不能完全打消公眾的疑惑。而當有記者問及“天津港方面為何一直無人參會”，會議組織者回應“我們抓緊安排有關人員到場”。這表明發布會的主辦方在人員安排和邀請方面缺乏細致統籌考慮，有點“顧頭不顧腚”。天津港負責人出場后，竭力想表達的是和爆炸事件沒有關系，要撇清責任，這又給了公眾很不好的印象。

縱觀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聞發布會，由誰、安排誰出場發布新聞，多數時候并無太大不妥，問題出在關鍵人、重要發布人的安排和邀請上。而這關鍵的“一著不慎”，帶來了連鎖反應，以致無力把控、引導公眾輿論的大方向。這不能不是一種教訓。

三、信息發布的及時、權威、明確和針對性直接決定新聞發布會的質量，影響公眾輿論的走向新聞發布會的質量高低、成功與否以及與此相應的對公眾輿論的引導效果，固然同由誰發布和首場發布會的定調有關，但最核心的還是決定于每場發布會所發布的信息內容。信息越及時、越權威、越明確具體、越有針對性，就越能引導輿論朝著發布者期望的方向發展。這些方面，“東方之星”事件新聞發布會和天津爆炸事件新聞發布會也存在著較大差異。

其一、單從新聞發布會的場次和密度來看，兩起事件在信息發布的及時性方面整體相當。可是，具體到每一場以及關鍵信息的及時回應上，前者明顯優于后者。沉船事件事發次日下午５：３０ 召開首場新聞發布會，第二場發布會又趕在幾個小時之后連夜舉行，給人的感覺是再晚也要把救援的信息及時傳播出去。１５ 場發布會幾乎都圍繞救援工作的最新動態和公眾急于了解、關心的問題予以公布和回應，如有人關心打撈設備是否充裕，第二場發布會就明確回應：“一艘５００ 噸級的大型打撈工程船已于當日１８ 時到位，另一艘相同噸級的打撈船明早抵達。”相比之下，天津爆炸事件的新聞發布會數次出現延遲舉行的情況，給人感覺信息披露不夠及時或者發布會的協調組織出了問題。更為惱火的是，不少公眾急于想了解的核心問題，發布會沒能及時有效作出回應，有媒體總結說“新聞發布會開了七場，四大關鍵問題依然沒解答”。這不僅給爆炸事件平添了“神秘色彩”，也給公眾留下了揣測想象的空間和時間，直至無中生有的妄議和以訛傳訛迅速發酵。因此，就有效引導公眾輿論的方向而言，天津爆炸事件的新聞發布會效果不佳。

其二、在信息發布的權威性方面，出場發布新聞者（尤其首場）的身份、分量的差異讓兩起事件新聞發布會的高下不言自明。筆者還注意到，“東方之星”沉船事件新聞發布會在回答有關公眾關心的救援、打撈的專業性、技術性問題時，頗為恰當地邀請權威專家出席發布會現場作答，如６ 月５ 日晚間的第１０ 場發布會就有一位水下打撈專家回答了四大專業性問題： 為什么不第一時間割艙救援，為什么沉船不往岸上拖移，為什么要扳正沉船抽水起浮，為什么船體看上去沒有太大損傷。這些都是公眾極為關注、心存疑慮和困惑的敏感問題，不及時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極易滋生負面輿情。由一位資深專家而不是由官員出場解釋說明，給了公眾足夠的心理認同，而且專家的回答足夠權威，便起到了很好的釋疑解惑作用。這樣做，積極有效地引導了公眾輿論的大方向。天津爆炸由化學危險品倉庫起火引發，其中也涉及大量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公眾和記者也一直關注、追問這些問題，可是，前后１４ 場新聞發布會，沒有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化學危險品方面的專家到場解答問題。這是明顯的敗著，以致有媒體質疑“這是新聞發布會，還是工作匯報會”。

其三，新聞發布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發布新聞、傳遞信息，消除受信者的隨機不確定性。這要求新聞發布會發布的信息必須明確具體，不能含含糊糊，模棱兩可。比較“東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的新聞發布會，人們可以看出二者在這方面的顯著差異。前者緊緊圍繞救援工作，發布的多是具體、實在、明確的信息，１５ 場發布會，沒有一位發布人使用“不清楚”、“無可奉告”、“下去了解”之類的詞語；后者在這類詞匯的使用上可能創了同類新聞發布會的紀錄。從首場發布會開始，多頻次出現、使用“不掌

握”、“不知道”、“盡快了解”、｜“找同事核實”等含混詞語。這是新聞發布會的大忌。公眾會問：這也不清楚，那也不知道，那還開什么新聞發布會？ 這不僅讓人感覺被糊弄、搪塞，更容易造成公眾輿論的方向飄忽不定，在稀里糊涂中朝著“貓膩”、“有鬼”的猜測方面發展，還會使得輿論對參會官員的信息掌握程度、自身專業性、基本媒介素養等產生較強質疑，極大削弱了新聞發布會應有的正面溝通效果。新聞發布會可能冒出許多發布者未曾準備、不曾預料的問題，偶爾使用“需進一步了解核實”的回應，情有可原，但像天津爆炸事件新聞發布會那樣高頻次出現答不上來的尷尬場景，便幾乎喪失了對公眾輿論方向的把控和引導。新聞發布會，“無可奉告” 之說時有使用，但多是發布者有意為之，主要針對不懷好意的挑釁式提問，或是關乎機密、敏感等不便正面回應的內容。像沉船、爆炸之類的重大危機事件，面對急于關心、關注相關信息的國人，使用“無可奉告”便是低級錯誤了。好在這樣的錯誤，兩起事件的新聞發布會均未出現。

其四、新聞發布會能否準確把握輿論脈搏、回應輿論“痛點”是能否正確引導輿論方向的關鍵，即新聞發布會必須有的放矢，針對公眾最關切的問題作出消弭質疑、澄清誤讀、以正視聽的回應。“東方之星”沉船事件發生后，公眾最大的不解是為什么不在第一時間扳正船體割艙施救，因為“時間越早救人越多”是再簡單不過的邏輯。針對這個最大的輿論“痛點”，新聞發布會及時請專家給予專業性答復，即“船是瞬間沉沒，下層的艙室還有空氣和空間，具備生存條件。如果馬上扶正，上層的水會灌到下層，船將徹底下沉，幸存者也會面臨危險。因此，此時最重要的是保持船體穩定，派潛水員潛入船艙進行救援，生存者可能還有希望”。這樣的新聞發布針對性極強，直接把住了公眾輿論的“方向盤”。天津爆炸事件新聞發布會，特別是前６ 場，在__回應輿論關切的核心信息方面沒能做到又快又準，如“是否存在大量高毒性氰化物”、“天津港消防支隊失聯人數”等“痛點”問題經過多日發酵后才得到回應說明。而這些關鍵問題和核心信息的權威發布一旦跟不上，謠言必然滿天飛。這種情勢直至高層明確提出“公開透明、權威充分地發布相關信息，及時回應社會關切，讓群眾第一時間了解實情”的要求后，從第７ 場發布會開始出現明顯改觀和好轉，公眾輿論的大方向才逐步回歸到可以調控和有效引導的軌道上來。

眾所周知，公眾輿論的形成一般要經歷問題提出、意見討論、意見整合和公開表達四個階段，即輿論意識的客體被列入公眾關注的范圍后，分散的公眾成員會發表并交換觀點、看法，逐步形成集合性的基本一致的意見，通過公開表達影響和作用于社會。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環節上，輿論機關、組織有意識地發布真實、及時、權威、有針對性的信息和令人信服的評價性意見，可以有效地把控、引導輿論的方向。上述兩起事件系列新聞發布會均旨起到這樣的作用，但效果大相徑庭。這頗值得總結、反思。

隨著善后處置和責任追究逐步到位，“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和天津爆炸事件慢慢淡出公眾輿論的視域。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比較總結兩起事件系列新聞發布會在引導輿論方向方面的得失對我們今后的工作有著十分寶貴的借鑒和誡示意義。

當然，或許由于天津爆炸事件自身的復雜性以及充分授權方面的不足，增加了輿論引導的難度，但系列新聞發布會在準確把握輿情關注、充分統籌協調、靈活機動處置上的欠缺與僵化，不能不是引以為戒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