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必看】十九大明確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即將推向全國,相關人員轉隸后職級待遇如何安排(全面梳理)

【必看】十九大明確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即將推向全國，相關人員轉隸后職級待遇如何安排（全面梳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觀點。同時，因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公開信息有限，整理難免很多疏漏，望見諒。本次總結，主要是政治待遇，不涉及經濟待遇。監察體制改革中，不論是對原紀委工作人員，還是檢察機關面臨轉隸的反貪反瀆預防工作部門人員，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待遇問題，當然，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經濟待遇和未來發展潛力三個部分。今天，筆者結合公開的資料和報道，對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檢察機關轉隸人員的政治待遇問題進行一個簡要的總結，因為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面面俱到，還望見諒。

一、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檢察機關轉隸人員待遇問題的前置條件

一是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機構、職數、人員是否會較大幅度增加的問題。一般來說，機構和職數如果能夠較大幅度的增加，對轉隸人員政治待遇的保留或提高就會有較大的空間。但是，實際上，本次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紀委和監察委采取合署辦公的模式，機構和人員共用，機構、職數、人員總體上并沒有大的增幅或擴張。引用對試點地區負責人采訪時的表述就是：“精簡高效、整合資源、調整結構、盤活存量，做到了機構、編制、職數‘三不增’”。這也就意味著，紀委和監察委合署辦公，其實就是“原紀委工作人員＋檢察機關轉隸人員”，不會再額外增加其他人員或將檢察機關其他轉隸部門以外的部門或人員納入轉隸范圍。只是在各地監察委正式成立并運作后，在還有空編或者實際需要的情況下，通過公開選調或定向招人的方式，適量增加紀委監察委的實有工作人員。

二是機構設置問題，機構設置多少、職級高低也關系到原紀委人員和檢察機關轉隸人員的安排問題，沒有機構安排則實際政治待遇解決將較為緊張。從公開的報道看，監察委員會機構設置是以探索執紀監督和執紀審查、依法調查相分離為原則，合署辦公前提下，監察委內設機構是本著精簡的原則進行整合的，且報道中可以看出，執紀監督和執紀審查部門占到了合署辦公機構總數的一半左右。

這也就意味著，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為解決檢察機關轉隸人員政治待遇而多設內設機構成為一個偽命題。在不增加機構或者適當增加幾個執紀監督或執紀審查部門的情況下，原紀委人員和檢察機關人員政治待遇，即崗位職級等的解決則要在原有的大盤子里解決。這就可能使崗位安排的難度增加，人員安排平衡就顯得非常考驗一個地方的解決問題的水平。

三是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試點地方都強調檢察機關轉隸人員待遇保留，包括政治待遇跟經濟待遇（今天不談經濟待遇）兩個方面，但是如何保留，有沒有具體的方案或者實施辦法，尚未有相關成文規定的報道，可能考慮到這不是試點的重點，也將留待以后逐步解決。因此，在試點期間，其實待遇保留只是一個原則，并無具體的標準。

比如，行政級別保留，但是原所在部門的職位是否能夠同等享受就不一定了。舉個例子，假設原來擔任檢察機關反貪部門相關內設部門的處長，轉隸到監察委并不一定就是監察委相關內設部門的正職，也可能是主持工作的副職或一半副職（但是原有行政級別卻保留）。同時，在基層縣區檢察機關，原來是反貪局副局長的，可能轉隸過去的就成為監察委內設機構副職，當然，有些地方也會轉成主持工作的副職，此種情況下，對轉隸人員來說，其實再提拔一級的可能更大、時間更短。

二、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對檢察機關轉隸人員政治待遇問題的簡要梳理

一是以北京為例，北京地區轉隸要求較高、例如必須黨員，因此，北京轉隸人員總體數量相對較少一點。但是，北京基層監察委建立過程中，分管自偵副檢察長、反貪局長都有被任命為同級監察委副主任的情況，反瀆局長和預防處長都有被任命為同級監察委委員的情況，而且也非個例。此外，檢察機關反貪反瀆預防部門中有一定職務的人員轉隸后擔任同級監察委內設機構同職級負責人也是一種很常見的安排，這種檢察機關轉隸人員任命方式將是北京基層監察委人事任命的常見方式，也側面說明北京基層檢察機關轉隸人員安排較為科學合理，目的是服務轉隸后快速投入到案件查辦預防工作之中，強化過渡期的穩定性，這樣可以說是紀檢監察和檢察機關轉隸人員的雙贏。當然，北京也有反貪局副局長被任命為監察委委員這一特殊情況，與反貪局自身的地位和所在地區傳統有關。此外，北京作為直轄市，根據公開的早前轉隸信息，市級檢察分院反貪局局長一般轉到上級監察委擔任室主任一職，而分院反貪反瀆等所有的內設機構（例如偵查處長之類）上轉后一般不擔任任何職務或者可能擔任監察委內設機構副職，不管是否擔任內設機構職務，行政職級依然保留，畢竟上級級別高崗位更少。當然，這也側面反映，北京監察體制改革試點過程中，對檢察機關轉隸人員在安排上采取較強的開放和包容態度，比較重視檢察機關反貪隊伍轉隸后過渡期辦案的穩定性，也注重從地方實際出發，對反貪業務人才進行合理的職務安排。

二是以山西、浙江為例，轉隸條件在總的原則下，各地存在小幅度差異就要多一點。但是在檢察機關轉隸人員職級的安排上則較為統一。一般來說，山西、浙江地區的分管反貪反瀆預防的副檢察長不在轉隸的范圍內，因此，一般都是反貪局局長轉隸后擔任監察委委員（一般不兼任紀委常委，同時，轉隸時反貪局局長一般還應是檢察機關黨組成員），當然，有些檢察機關非黨組成員的反貪局局長轉隸后并不擔任監察委委員，而僅是內設機構負責人。此外，反瀆局局長符合一定條件和能力較強的也會轉隸后擔任不兼任紀委常委的監察委委員，如浙江永康市檢察院黨組成員反瀆局局長、浦江縣院黨組成員反瀆局局長等人，轉隸后均擔任同級市縣監察委員會委員。

同時，山西、浙江等地市級監察委成立后，根據公開新聞和已成立的監察委員會來看，試點階段，浙江監察委員會與原紀委部門合署辦公，內設機構變化不大，均是根據檢察機關轉隸人員和原有紀委人員情況，增設少量的紀檢監察室，檢察機關轉隸人員主要安排在相應的紀檢監察室從事相應的執紀或執法工作（根據檢察機關人員原工作性質，轉隸人員應該主要是從事涉嫌職務犯罪的調查工作），少部分安排到監察委監察室以外的部門，當然這是參考轉隸人員原工作性質和特長進行的安排。

此外，檢察機關轉隸人員中，特別是地市級檢察機關，反貪反瀆預防部門中有很多非檢察機關領導層的中層干部。目前，從山西、浙江公開的機構組成和了解情況看，地市級檢察機關這批人員轉隸后，多數是實行職務和職級平移進行安排，即：原是中層副職的一般均安排為同級監委會的內設機構副職，職務職級均不變（當然，例如浙江縣區級檢察機關反貪反瀆副局長只有副股待遇，轉隸后也有部分被安排為同級監察委紀檢監察部門的副職，由于同級監委紀檢監察部門的副職多是正股職級，這算是轉隸后職級上的提升）；原是中層正職的，例如反貪局反瀆局的政委，以及部分反貪反瀆內下設處室的都任命有處室正職的，這些種類的中層正職轉隸后的情況就比較多樣，并沒有統一的轉隸安排任職標準，反貪局反瀆局政委以及預防處長一般是轉隸后，擔任同級監委會內設機構的正職負責人；也有部分因資歷較淺任職時間較短或者由于其它因素，轉隸后擔任同級監委會的內設機構副職（原行政職級保留，就是職務轉隸后非內設機構正職，而是內設機構副職）。當然，擔任內設機構副職也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普通的內設機構副職，一種是主持工作的內設機構副職（無內設機構正職，由副職全面負責該內設機構工作），顯然，內設機構中主持工作副職的安排更加有利，畢竟普通中層副職未來職務晉升還要通過競爭產生。當然，上述總結有些零散，這也是由于試點時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所導致的，但是總體上看，轉隸人員政治待遇轉隸后如何解決，主要還是如下幾個大的方向：

一是由于監察委成立后，紀委監察委合署辦公，內設機構總量不變或者內設機構中辦案部門少量增加，但是這些內設部門既要安排原紀委人員，也要安排轉隸人員，如果檢察機關轉隸人員中領導或者中層干部比較少，同級安排職務問題不大，但是如果要解決的人員較多，必然會犧牲部分人員的原有職位，具體還要看各地安排。

二是檢察機關人員轉隸后，除符合當地設置條件的領導曾安排為監察委副主任或監察委委員外，當然多數情況是監察委委員，由于轉隸人員安排的職務一般不兼任紀委副書記或者紀委常委，因此在紀委監察委內的排名比較靠后，多數監察委委員排在領導層的最后一位。而內設機構職務安排中，考慮到檢察機關原來以辦案為主且專業能力較強的實際，一般多安排在執紀審查、與案件管理或審查有關的內設機構正職或副職。轉隸后有個過渡和適應期，最終發展如何還是要靠個人的能力或機遇。

三是監察體制改革作為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是新的政治權力體，紀委則是黨委的重要部分，紀委監察委的政治地位自不必說，加之紀委監察委的干部是納入黨政大盤子通盤考慮，因此，未來紀委監察委干部流動的速度比較快，面比較廣，機會也將比較多。

其實，轉隸人員職級等政治待遇如何，還是要結合檢察機關（反貪反瀆）在當地的作為和地位，以紀委的安排方案為準。但是未來的發展最終還需要靠個人的努力去爭取，正所謂有作為才有地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