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京潤律師：洪災致損農民如何獲得救濟

北京京潤律師：洪災致損農民如何獲得救濟

今年入夏以來，全國各地普降大雨，洪澇災害時有發生，特別長江流域遭受多輪強降雨過程，沿線省市洪澇災害嚴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財產損失。最近發生的，當屬河北邢臺地區最為嚴重。邢臺市有條七里河，這條河自7月19日夜里開始發瘋，由于水勢太大，河堤決口，致12個村莊被大水掃蕩，其中，東汪鎮的大賢村受災尤為嚴重，導致居民傷亡慘重，不少災民房屋財產被洗劫一盡。面對這樣的災情損失，我們無比痛心，不僅是天災面前我們深感無力和脆弱，更是對當前災害預警、災情通報、事后救濟無力的失望。

一場洪災過去，除了死者生命的逝去，留下的還有許多不堪局面，包括但不限于農田被淹，顆粒無收；房屋倒塌，居所滅失；還有一些因洪澇災害引發的各類財產糾紛，困擾著農民的自救和再生產。我們姑且不去討論災害預警機制為什么不健全、災情信息公開為什么不及時、行政機關權利行使民眾為什么不滿意等等，而是將問題聚焦到面對自己的財產損失，農民可以通過哪些途徑進行救濟？也許這是當下重要且緊迫的事宜。

1、災民可以通過哪些途徑獲得救濟

洪澇屬于自然災害，從法律上來說一般沒有當然的賠償義務主體。因此，往往這個時候國家自然就遞補成為救助義務的第一主體責任人，理應承擔一定的救濟和補償責任。在歷年來的自然災害發生后，政府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為人民群眾提供了大量的物質支持和其他救助。國家承擔著主要彌補損失的責任，這從各種災害發生后政府通過民政部門撥付款項和物資均可管窺一二。國家救助義務的主要法律依據包括《突發事件應對法》和《自然災害救助條例》等，這些法律均從災害的預防準備、監測預警、處置救援、恢復重建以及法律責任等方面對發生自然災害事件進行處理和救助。

當然，還包括民政部、財政部《關于規范特大自然災害救濟補助費分配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民發[2002]127號）等，該通知明確規定：“中央設立救災專項資金對農村發生水、旱災害，臺風、冰雹、雪、沙塵暴等氣象災害，火山、地震災害，山體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風暴潮、海嘯等海洋災害，森林草原火災和重大生物災害等自然災害給予政府救助。中央救災資金主要用于新災救濟資金、春荒、冬令災民生活救濟資金、采購和管理中央救災儲備物品等。對于救災應急資金還規定應在10日內下達到縣級，縣級應在5日內落實到災民手中。”這些規定都是災后民眾向政府尋求幫助以及政府行使救助義務的主要依據。

當然，面對有著巨大危害的自然災害，光靠政府單方面的救助不足以實現對于損害的有效救濟，社會捐助和災民自救依然是救助洪災等自然災害的重要力量。每逢重大災難發生后，活躍在全國乃至海外的眾多慈善組織和個人的愛心捐贈給受災群眾提供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慰藉。有時這些救援力量甚至還比國家救援來的都及時來的都給力，為災區救助做出了重要貢獻。

2、農作物、房屋等受災能否獲得賠償？

一般來說，洪災屬于自然災害，農作物受損只能農戶自己承擔損失。但是，如果參加過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農戶那就會享受相應的保險理賠。農業保險是專為農業生產者在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生產過程中，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險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保障的一種保險，是一種為可能發生風險的農作物投保的行為。但是，從全國來看，為農作物投保的普及性不高，農戶參保的積極性不高，這里既有相關部門宣傳不到位的問題，也有保險公司承保范圍有限的原因，更有國家財政支持力度不夠等原因。我想當每一次自然災害發生后，農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該會更加深刻。按照國定農業保險中保費來源于中央、省、市、縣財政和農民自繳，其中各級財政承擔了80%，農民自繳的部分只占20%。應該說，農戶自身繳費比例并不高，國家已經承擔了大部分，因此建議農戶積極參保，未雨綢繆，以降低損失。針對目前農業保險品種少、覆蓋率低、保額低、損失補償率低等問題，下一步應對其改革，比如擴大中央對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加大農業保險責任范圍、提高保額標準和賠償水平、探索建立農業保險“政府主導、第三方介入、保險公司承保”的運營模式。

在洪澇災害中，房屋被淹、損毀是最常見的現象。從我國的保險體系來看，主要還是商業保險為主，很少有農戶為自己的房屋進行投保。這里面同樣有著各種原因，可能是農村住房毀損的可能性大，畢竟磚木結構為主的房屋更容易損傷，對于此類房屋保險公司也往往不納入承保范圍，導致了農民對農房進行投保的意愿不強烈。

和農作物、房屋受損保險理賠類似的，還包括像農村牲畜投保，也是如果提前投了保，可以相應獲得理賠。保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或者是彌補農民的各種損失，理應受到政府和民眾的重視，也期望國家層面保險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3、其他類型涉農糾紛又如何獲得救濟？

在洪災中，除了直接的農作物和房屋損失以外，其他糾紛也不在少數。最常見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洪災間接引發的合同糾紛、勞動糾紛、債權物權糾紛以及其他行政刑事糾紛。具體來說，比如農村的企業廠房在洪災中倒塌，無法進行生產投入，原來簽訂的合同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無法如期履行，這時《合同法》第117條為這種情形做了補救。該條款明確規定因不可抗力導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可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比如洪水洗涮過后，原有的財物及權利憑證等可能被洪水沖走或者毀損，這時怎么辦？《物權法》第109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返還權利人。拾得人應當及時通知權利人領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部門。《物權法》第111條規定拾得人在遺失物送交有關部門前，有關部門在遺失物被領取前，應當妥善保管遺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遺失物毀損、滅失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只不過要求 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 其他權利憑證丟失也不會造成權利的相應喪失，像借條丟失或毀損就屬于這種情形，只要舉證證明借用關系存在即可；同樣存折、銀行卡或房產證等各種憑證丟失，權利人可以通過公安機關的身份證明去相應部門要求依法履行權利或重新辦理相關憑證；在救災中，如果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不作為亂作為，導致農戶損失擴大，可以提起行政的訴訟，告相應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不作為；如果救災專項款物撥付到當地政府后，政府官員挪用或者不發放，則可能會構成刑事犯罪；還有在救災過程中，如果村民發生爭斗、毆打等行為，《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將會對這些行為進行制裁。總之，盡管天災誰都不愿意經歷，其中許多損害也不得不由自己承擔，但是法律也沒少為受災民眾準備好了各種類型的法律救濟途徑。國家政策持續投入、尋求法律幫助以及災民自救等將共同為民眾走出災難保駕護航。為此，北京京潤律師事務所全體律師愿為災區民眾提供一切可能的法律援助，與災民一道共渡難關！

第二篇：北京京潤律師：感恩節,感恩沒有上過幼兒園？

感恩節，感恩沒有上過幼兒園？伸向幼兒童的魔手何時才能停止？

昨天上午下飛機，收到朋友的微信消息“感恩”，突然意識到是感恩節。下午，打開微信朋友圈，被兩類信息刷屏，一類是關于北京大興大火之后的各種對于消防以及公寓、以及充滿著歧視與階層思想嚴重的所謂的清理”低端人口”的各個區域的各種舉措。另一類是關于紅黃藍幼兒園出現的惡性事件。從這兩類信息上，無論是第一類事件本身還是悲劇后的舉措，還是第二類事件，似乎都無法與感恩節這個節日主題相符合，無不為之悲憤。

近一周以來，不斷的出現各種事件刷新著我們的三觀，刺激著本就脆弱的神經。在上周的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還沒有平息的時候，爆出了江歌遇害事件的更多細節。昨天，又出現了朝陽區紅黃藍幼兒園涉嫌給園區的幼兒針扎、喂藥的虐童行為以及猥褻行為，據報道，早在2015年，吉林紅黃藍幼兒園被曝有30名幼兒遭針扎，4人被判刑；今年4月份，北京大紅門紅黃藍幼兒園一段虐童視頻曝光。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得不讓我們反思，我們的教育到底是怎么呢？原本應當受人尊敬的師者，其中的部分人員卻成為了“禽獸”，披著光鮮的外衣做著違法犯罪的的事，侵犯著幼兒的身心健康，也敗壞了整個群體的形象。使得也不得不考慮，還有安全的地方嗎？還敢讓祖國的花朵去幼兒園嗎？對于伸向兒童的魔手，何時才能停止？

我們小時候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兒童是祖國的花朵，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如今，兒童更是是祖國的花朵和未來，但是對于這些花朵，有合適成長的“土壤”嗎？當這種事情發生，尤其是頻頻發生之后，對于這種違反法律規定，侵犯幼兒身心健康的行為，法律應當如何去處理？如何去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從民事侵權的角度，對于行為人及教育機構的責任，可以根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要求行為人及教育機構承擔賠償責任。

從行政監管處罰的角度，對于行為人及教育機構，可以從《教育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及《教師資格條例》等法律法律法規要求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

從刑事犯罪的角度，可以根據《刑法》的規定，追究行為人及單位、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的的虐待的刑事責任，以及追究行為人其猥褻的刑事責任。

對于此類事件的預防，政府應當加大公共教育的資金投入、嚴格教育機構的設立、嚴格教育從業人員的準入并進行心理評估、定期進行心理評估、加大行政監管及處罰，及時履行法定職責、加強媒體的監督等；同時對于涉嫌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采用重刑。通過等等一系列的監督監管及處罰，嚴格規范行為人及教育機構的行為，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及身心健康，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

法律無論如何規范，都不如良心的自律。

第三篇：北京京潤律師：網絡退票法律責任分析

北京京潤律師：網絡退票法律責任分析

日前，何小姐在某網站上預定返回北京的機票，提交成功后，頁面顯示訂票申請已提交，一個小時內等回復。何小姐事后回憶：“前后不到1分鐘內，一會兒顯示同價票有9張，一會兒為0，且不到3秒內，先顯示該航班無票，返回再入時又有高價票7張。”疑惑之余，何小姐有些不放心，看到上面顯示可全款退票，遂決定退掉21:20的航班，改訂21:30起飛的航班。協商好之后，何小姐重新訂了票，突然，一條提醒短信顯示在手機上：“21:20的機票已出票成功”，她立刻退出訂票程序，致電客服詢問。客服人員的回復是，技術人員并未攔截成功，也沒有通知。之后，何小姐坐上了21:30的飛機，與此同時，之前的預訂的車票并未顯示退款成功。后來，工作人員表示僅能返還50元的機建費，何小姐以網站提示可以全款退票為由要求網站退還其他款項，工作人員則認為按照規則辦事不應返還其他費用，此舉令她頗為惱火。網絡訂票、退票和改簽等乃是消費者日常生活所必須，關于網絡退票的費用返還中的法律問題值得關注，以下筆者謹從法律角度試論退票中的法律責任，愿今后消費者遇到類似問題時有所裨益。

因網絡的普及，網絡訂票因其便利快捷的特點頗受歡迎，盡管訂票手段已經改變，但是要約和承諾的交易模式并未改變。消費者在客戶端根據需求操作，發出包含訂票數量、時間和班次等信息的要約，網站根據預定程序接受訂單屬于承諾，訂票合同即告成立，等到出票后合同履行完畢。但是，根據購買機票的交易性質，消費者在航班起飛前享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權利，即退票的權利，相應的，網站會根據機票再次售出的可能性等因素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問題在于，手續費的收取比例并不確定，可能根據退票手續的復雜程度、距離航班的起飛時間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難以提出一個一致的比例。一般而言，網站會提前以協議的方式告知消費者退票手續費的比例，這種協議屬于格式條款。格式條款的使用促進了標準化交易的效率，降低了服務提供者的經營成本，也一定程度上能夠使消費者獲益，同時，也極大地削弱了消費者在交易中的談判能力，有戕害意思自治之虞，使消費者被動地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協議，故法律在認定格式條款的效力和對其進行解釋時更多的偏向于消費者，意在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該協議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具有法律效力，網站在消費者退票時按照協議收取即可，但在一些情況下，仍會出現爭議。

首先，如本案中情況，何小姐按照網站的操作要求發出退票指示后，因網站技術人員未能攔截成功導致出票的，在法律上應該認定 何小姐已經退票成功，誤出的機票應該由網站承擔。因為何小姐按照操作程序發出退票指令的行為屬于行使解除權，解除權是形成權，只要單方意思表示到達網站的服務器后，無需網站方同意，訂票合同立即解除，退票成功，網站只有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續費的權利。至于技術人員未能攔截成功導致出票的，盡管機票所載名字是何小姐，因為合同已經解除，該機票的所有權亦不屬于何小姐，網站有權要求何小姐返還機票，何小姐有權要求返還機票價款，應予扣除的手續費除外。

其次，何小姐以在訂票前在網站界面中看到可以全款退票，并以此為由要求退還價款，事后網站卻以“按照規則辦事”拒絕，導致二者相持不下。盡管簽訂格式條款合同時，消費者難以與網站協商，但是所有的合同條款仍需消費者在訂立合同前知悉并予以確認接受，否則，該條款并未定入合同，對消費者不具有法律效力，無須遵守。如果網站為了招攬消費者，在訂票的界面上提示可以全款退票以打消消費者訂票的疑慮，這種承諾有利于消費者，無疑，具有法律效力，雙方應該遵守。事后，假如網站單方以消費者訂票前并未接受的“規則”為由拒絕退還其余款項，因該“規則”尚未定入合同，不必依據《合同法》41條關于對該格式條款進行解釋，只要直接認定其沒有法律效力即可，消費者自然也不應受其約束，可以起訴要求網站按照承諾退還其余款項。

其次，在消費者預定機票前，網站沒有提供給消費者關于退票的協議，事后單方按照“規則”扣除手續費，消費者不同意的，該“規則”仍然屬于未定入合同，構成合同漏洞，需要對訂票合同進行補充解釋。《合同法》61條規定：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如果消費者和網站事后難以對退票手續費的扣除比例達成協議的，應該按照交易習慣執行。《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7條對交易習慣有所規定：下列情形，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合同法所稱交易習慣：一，在交易行為當地或者某一領域、某一行業通常采用并為交易對方訂立合同時所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做法；二，雙方當事人經常使用的做法。因為退票屬于常有之事，交易習慣比較容易舉證證明，如國航、南航等知名航空公司都會有相關退票規則，大同小異，為航空行業所知悉認可，且受到監管部門的調控，可以認定為退票的交易習慣，比照執行即可。當然，法官在確定交易習慣時也需考慮合同條款、網站的經營模式等因素，以最大限度的吻合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最后，在訂票之前，網站提供的協議已經載明相關退票規則，消費者也已知悉，但是按照協議收取的手續費畸高，極大的高出同行業的平均水平，明顯不合理，如本案中，網站僅返還價款的10%，此類格式條款的效力尚需依法予以評價。《合同法》40條規定：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52條和第53條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預定機票后，消費者因改變行程而退票的情形事所常有，退票同樣對消費者也至關重要，網站也都會提供退票的服務，這種對退票相關事宜進行約定的協議直接承認了消費者退票的權利，可以看出，消費者退票并要求返還相應的價款屬于預定機票協議中的主要權利。按照《合同法》第40條的規定，扣除畸高的不合理手續費，以至于拒絕返還價款的約定屬于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無效。至于退票費用，需要按照《合同法》61條補充解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協議約定的手續費是否畸高以至于構成“排除對方的主要權利”，不應簡單地以收取的手續費比例來確定，而應考慮經營季節、退票時間、其他航空公司或訂票網站相同情形收取的手續費比例和退票手續的復雜程度等綜合因素來認定。比如，在航空售票的旺季，機票供不應求，而消費者航班起飛前的幾個小時要求退票，導致本應售出的機票難以再次售出，即使收取很高的手續費也不能謂之不合理。

總而言之，網站無視消費者合法權益，單方依據所謂的“規則”拒絕返還價款屬于違法行為，消費者可以依法請求返還。但是，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畢竟是費時費力的，不夠經濟，消費者網購機票應該選擇信用好、正規的網站，提高警惕，仔細閱讀相關協議，盡量避免出現糾紛；假如出現問題后，要積極協商，如不能解決問題可以向監管機構投訴，甚或依靠法律手段維權。

第四篇：北京京潤律師：城鎮居民購買村民宅基地是否一定無效？

城鎮居民購買村民宅基地是否一定無效？

城鎮居民購買村民宅基地是否一定無效？答案是否定的。宅基地及其房屋的轉讓在不同歷史階段是有不同法律政策規定的。一、一九九九年之前的政策

首先，1986年頒布的《土地管理法》第41條規定，城鎮非農業人口建住宅，需要使用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必須經縣級人民政府批準，其用地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并參照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標準支付補償和安置補助費。

其次，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取消了非農業戶口居民使用農民集體土地進行住宅建設的規定。

再次，1999年5月6日發布實施的國辦發（1999）39號《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規定，農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準城市居民占有農民集體土地建住宅，有關部門不得為違法建造和購買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由此可以看出，1999年5月6日之前購買村民宅基地并辦理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二、一九九九之后的政策

首先，根據國辦發（1999）39號《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規定，農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準城市居民占有農民集體土地建住宅，有關部門不得為違法建造和購買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

其次，根據2004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62條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該條明確規定，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的權利，與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聯系，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無權取得。

再次，根據國辦發（2007）71號《關于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規定，農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給本村村民，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搞房地產開發。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

從以上規定可知，宅基地是國家分配給農民使用，實現農民居住權的福利性保障措施。農民出賣宅基地上房屋是有限制的，即農民需經本集體經濟組織同意，可以把宅基地及房屋轉讓給本集體經濟組織內無宅基地人員，不能出售給城鎮居民或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成員。

三、對于因繼承取得的宅基地及房屋，其權利受法律保護

根據國土資發（2011）178號《關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規定，已擁有一處宅基地的本農民集體成員、非本農民集體成員的農村或城鎮居民，因繼承房屋占用農村宅基地的，可按規定登記發證，在《集體土地使用證》記事欄應注記“該權利人為本農民集體原成員住宅的合法繼承人”。因此，在繼承的情況下，既存在農村村民享有一戶兩宅情形，也存在城鎮居民依法享有宅基地及房屋權利的情形。

第五篇：北京京潤律師：山東問題疫苗事件背后的法律探析

北京京潤律師：山東問題疫苗事件背后的法律探析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18日，有媒體爆出，2010年以來山東省濟南龐某衛母女涉嫌非法經營疫苗，非法購入25種兒童、成人用二類疫苗，未經嚴格冷鏈存儲運輸銷往全國18個省市，涉案金額達5.7億元。2016年3月19日，山東省食藥監局公布：根據濟南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協助公安機關偵破龐某等非法經營疫苗案件中掌握的信息，共梳理出向龐某等提供疫苗及生物制品的上線線索107條，從龐某等處購進疫苗及生物制品的下線線索193條，涉及全國24省市。目前案件正在立案調查當中。

律師看法

京潤律師認為，龐某、孫某將未經嚴格冷鏈存儲的疫苗非法進行銷售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法律法規的規定，不具備疫苗經營資質而經營疫苗，是違法犯罪行為，依法最高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明知他人不具備合法經營資質、仍提供疫苗的，依法可作為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而在問題疫苗事件的背后，突顯出來的是疫苗流通和接種過程的法律監管方面的缺失，更折射出監管人員失職瀆職現象。龐某等人不具備法律規定從事疫苗經營活動的資質，仍違法進行經營，且明知作為特殊藥品的疫苗，未經嚴格冷鏈存儲或將失效，接種后會危及他人生命健康，仍漠視法律，一方面是私利的膨脹，另一方面是利用監管漏洞實現非法牟利。犯罪嫌疑人打通了包含生產、銷售、接種等在內的所有環節，足見存在很大監管和審查方面的問題。

我國法律已在2005年6月份開始實施《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在疫苗的流通和管理上有法可依，但法律實施環節仍有漏洞。衛生主管部門負責其行政區域內預防接種的監督管理工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負責其行政區域內疫苗的質量和流通的監督管理工作。條例規定疫苗不能隨意出售給個人，疫苗生產企業、疫苗批發企業向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接種單位、疫苗批發企業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銷售第二類疫苗，或者疫苗批發企業從不具有疫苗經營資格的單位或者個人購進第二類疫苗的，由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沒收違法銷售的疫苗，并處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依法吊銷疫苗生產資格、疫苗經營資格。本次問題疫苗流通中涉及到向個人出售。

問題疫苗事件發生后，一方面要緊急對問題疫苗的去向進行摸底，并為問題疫苗受害者制定相應的補償和補救措施。相關藥品負責部門應立即組織人員對轄區內所有疫苗經營企業、使用單位徹底清查，重點排查購進疫苗的渠道是否有票據和相關記錄合法手續，儲存運輸條件是否符合條件；疫苗接種使用單位核實疫苗的購進和使用記錄，對所有庫存疫苗進行排查檢查，重點清查山東疫苗自涉案以來全部購進的疫苗名稱、生產批號、規格、購進數量、使用數量、儲存數量等情況進行登記并記錄備查。一旦發現來源不明疫苗，未按溫度要求儲存的疫苗、立即封存。另一方面，要對問題疫苗所涉監管部門整個利益鏈條進行查處，細化權責，對監管環節責任到個人，避免監管人員與藥品銷售單位相互串通。未依照藥品管理條例規定履行監督檢查職責，構成失職瀆職的，對其部門責令改正，通報批評，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我國只有對合格的疫苗在實施規范接種過程中異常反應的鑒定及損害賠償標準在出臺《預防接種異常反應鑒定辦法》有規定，但對問題疫苗的賠償標準尚未具體規定。

遭受到問題疫苗損害的法律救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第九十二條、《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第四十七條，因疫苗質量不合格，或疫苗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違反藥品管理法規定，給受種者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涉案疫苗失效，接種后短期內可能不會出現癥狀，建議接種問題疫苗的兒童家屬另行去正規接種單位進行接種。當發現損害時應盡早提起損害賠償，以維護其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