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蓋投標專用章的標書是無效還是合格

加蓋投標專用章的標書是無效還是合格？

■ 政府采購供應商資格研究 嚴格約束條件 規范使用投標專用章

招標采購單位如要禁止企業使用投標專用章，在招標文件中除規定“需加蓋投標單位公章”之類的表述外，還須界定招標文件對“公章”含義的理解，并特別指出“不包含投標專用章等企業專用章”。

投標文件如要使用投標專用章，在招標文件未禁止的前提下，應在投標文件中以授權書或者聲明書表明投標專用章的法律效力等同于投標人公章，且該授權書或者聲明書必須加蓋單位公章并經過公證。

筆者在參加政府采購招投標的具體公證工作中，碰到過一些因為投標文件未加蓋“投標單位公章”而是加蓋投標單位“投標專用章”的情形。在招標文件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這種加蓋“投標專用章”的投標文件是作為無效標書還是作為合格的投標文件處理，往往引發評委激烈的討論，投標人也會極力辯解。那么，投標專用章到底有沒有法律效力？如果有，效力又有多大呢？

何為公章？法律缺乏嚴格界定

談到投標專用章，首先得談談我國的印章制度。印章在我國的商周時期便開始使用，距今已有4000年的歷史，早已滲透到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就是如此歷史悠久、被廣泛使用，且具有非常深刻復雜的法律意義的一個物件，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制定一部專業的法律對其加以規范，相關管理規定多散見在其他法律條文中。國務院1999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國家行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印章管理的規定》短短二十七條，也不過僅僅是規定了印章的形式，對印章的效能及其法律效力均未提及。

公章，顧名思義就是機關、團體使用的印章。《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企業法人開業登記的單位，經登記主管機關核準登記注冊，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后，企業即告成立。企業法人憑據《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可以刻制公章、開立銀行賬戶、簽訂合同，進行經營活動。”據此，公章的概念就相對清晰了：公司公章是公司處理內外部事務的印鑒，公司對外的正式信函、文件、報告等文件使用公章，加蓋了公章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就企業對外一般活動而言，公章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起到了代表企業真實意思表達的證明作用。企業使用的公章應在工商或者公安部門備案。

在實踐中，企業在備案企業公章的同時，往往會把“財務專用章”甚至“合同專用章”一同備案，于是，“專用章”出現了。和公章的權威性相對應，財務專用章以及合同專用章是企業分別用于處理其財務事務和合同事務所使用的印章。

與合同專用章稍有不同，財務專用章一般還需要在銀行預留印鑒，其使用嚴格程度并不亞于企業公章，在某些法律規定的特定情形下，其效力甚至強于公章，而公章則不能替代其使用。

這兩個印章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在法律法規條文上，都或多或少有了相對完善的規范，對外使用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篇：本案是無效婚姻還是構成重婚罪？

本案是無效婚姻還是構成重婚罪？

2009年8月，陳某提出與吳某離婚的訴訟請求，吳某則提起刑事自訴，狀告陳某犯重婚罪。自訴人吳某訴稱，其于2002年10月20日與被告人陳某登記結婚，同年生育一子陳某某。2006年5月自訴人發現被告人與蘭某某同居生活，自訴人多次找被告人和蘭某某，說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陳某與蘭某某卻于2007年6月25日公然登記結婚。自訴人吳某的訴訟代理人提出：被告人陳某的行為，符合重婚罪的四個要件，已構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陳某辯稱，其與吳某的結婚屬無效婚姻，因當時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向婚姻登記機關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實，因而其行為不構成重婚罪。經本院審理查明：被告陳某與吳某及蘭某某的兩吳結婚證都是用虛假結婚證明材料領取。2002年10月20日，年僅18周歲的陳某采取提供虛假身份證明的方法與比他大3歲的吳某領取了結婚證，二人結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結婚之事親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陳某某。2006年5月，被告人陳某與蘭某某相識，以夫妻名義先后長期在出租房非法同居。2007年6月25日，被告陳某又用虛假證明材料與蘭某某登記結婚。

余婧婚姻家庭律師團隊專業律師分析：

律師認為以重婚罪對被告人陳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復》，事實婚姻仍可作為重婚罪的構成要件;同時，按照《批復》，陳、蘭的行為屬于“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形態的重婚行為，符合重婚罪的構成要件。重婚行為構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規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實婚的形態，只有在確定其為一種婚姻的條件下，才能進而認定其為一種非法的婚姻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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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外合作企業股權轉讓未經審批,股權轉讓協議是無效還是未生效？

中外合作企業股權轉讓未經審批，股權轉讓協議是無效還是未生效？

問題: 中外合作企業股權轉讓未經審批，股權轉讓協議是無效還是未生效？

解答:我國中外合作企業法規定中外合作企業股權轉讓必須審批。合同法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是否能根據此兩條規定就可以得出中外合作企業股權轉讓未經審批的就絕對無效呢？最高院司法解釋規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才生效，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仍未辦理批準手續的，或者仍未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未生效。可看出，未經批準的中外合作企業股權轉讓合同只是未生效，并不是無效。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師編著的《公司并購法律精解與百案評析》（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廣州市仙源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與廣東中大中鑫投資策劃有限公司、廣州遠興房產有限公司、中國投資集團國際理財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案”為點評案例分析了該問題。欲進一步詳細了解該問題，建議閱讀參考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公司并購法律精解與百案評析》。該書主編唐湘凌律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從事法律職業十余年，北京市律師協會公司法專業委員會委員。他們律師所的團隊在該領域有豐富經驗，該領域的法律問題可以與他們探討交流、委托處理該領域法律事務（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38號；電話***，郵箱：lawyernew@163.com）。

法律分析: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股權轉讓合同未經審批是否有效？關于此種合同的效力問題，主要有無效和未生效兩種主張。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九條對此類合同的效力則有更明確的解釋，即：“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才生效，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仍未辦理批準手續的，或者仍未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未生效”。因此，《股權轉讓及項目合作合同》成立未生效。由于該合同未生效的原因是未經批準，而批準的前提是當事人報批，促成合同生效的報批義務在合同成立時即應產生，否則，當事人可肆意通過不辦理或不協助辦理報批手續而惡意阻止合同生效，顯然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八條規定：經批準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義務辦理申請批準手續的一方當事人未按照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辦理申請批準的，屬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的“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人民法院可以判決相對人自己辦理有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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