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簡評《人權機制的起源：戰后歐洲的民主授權》(報告人：葛仲彰)

簡評《人權機制的起源：戰后歐洲的民主授權》

二戰之后，原先屬于國內主權和內政的人權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法的范圍，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各種旨在保護人權的國際性和區域性機制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聯合國體系內，建立了以《國際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核心的人權保護機制；在區域范圍內，則形成了歐洲人權保護機制、美洲人權保護機制以及非洲人權保護機制。其中，以歐洲人權保護機制最為發達與完善。在這里，有一個最為基礎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各國要建立這樣的機制，國際性的或區域性的，來保護人權呢？換言之，人權保護機制的起源是什么呢？

在《人權機制的起源：戰后歐洲的民主授權》一文中，作者試圖給出自己的解釋以回答上面的問題。從邏輯線索上講，該文由理論框架、理論驗證和理論發展三個部分構成。

在理論框架部分，首先，作者界定了什么是人權保護機制以及這些機制的特點。其次，作者提出了本文的中心命題：為什么各國會同意建立相互有約束力的人權保護機制以保護人權？即人權機制的起源是什么？另外，作者通過批判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理論對于該問題的主張，做出了自己對該命題的共和自由主義理論假設，即國家通過做出國際承諾提高國內政策的穩定性和可信度以對抗非民主國家的威脅。最后，作者分析了關于國際人權合作的四種現存理論。

作者在文中并沒有對人權保護機制做出一個概念性的界定，但是他指出，“這樣的機制包括那些根據《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美洲人權公約》和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建立的機制。”作者接著說道，上述這些人權保護機制在結局與方式上都與其它問題領域的國際機制不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首先，人權機制主要不是為了調整跨越國界的社會影響產生的政策外部性而設計的，而是為了使各國政府對其內部行為負責。其次，人權機制一般并不是依靠國家之間的行為來實施。最后，這些機制賦予了個體公民對他們自己的政府的國內行為提出適當質疑的權利。這些特征使人權保護機制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形成的國家主權觀念和自由主義理念構成了挑戰，其在戰后的出現亦被認

為是“國際法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

那么，國家為什么會同意建立這樣的機制呢？作者對這一命題做出的假設是，戰后支持建立人權機制的主體既不是現實主義所說的大國，該理論主張人權機制的建立得益于大國的強制；也不是理想主義所斷言的“基于長期的民主自由制度而形成的政府和跨國組織”，該理論認為人權機制的建立依賴于跨國網絡中的跨國組織的游說與說服；而是新建立的民主國家，新建立的民主國家之所以支持建立人權保護機制，原因在于建立諸如此類的機制符合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利益。用共和自由主義理論的話說就是，通過國際承諾可以提高國內政策的穩定性和可信度，從而對抗非民主國家的威脅。對這些國家而言，國內普遍存在政治不穩定的問題，而解決該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自我約束”，即做出國際承諾以約束自己的將來行為。

在轉到實證分析之前，作者對國際人權機制出現的四種現存理論——現實主義理論、理想主義理論、現實主義理論與理想主義理論的綜合、共和自由主義理論——進行了分析。

現實主義理論，不管是古典現實主義理論還是新現實主義理論，都強調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首要作用。漢斯·摩根索甚至認為國際政治就是爭奪權力的斗爭。具體到人權機制的起源，該理論強調的是國家在建立人權機制的談判過程中的權力分配情況。各國在政治功能上都是相似的，唯一的不同在于權力的分配情況。大國在權力的分配過程中占據優勢地位，小國弱國則處于劣勢。大國可以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權力強制其它國家接受國際人權義務，從而建立國際人權機制。根據該理論，人權機制實質上是大國意識形態的客觀化。人權機制的建立和維持都需要有大國的支持，一旦大國衰落或不再支持該機制，人權機制就會隨之衰落并走向消亡（“霸權穩定論”的基本觀點之一）。

理想主義理論強調國際制度和跨國網絡中的國際組織的重要作用。一戰之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計劃”以及隨后成立的國際聯盟，就是理想主義者試圖通過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解決國際爭端的嘗試。該理論認為在人權機制的建立過程中，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不是強制（大棒）或引誘（胡蘿卜），而是說服。國家之所以接受人權規范，是因為它們認為這些規范在道德

上是恰當的，它們被同樣接受這些規范的民主國家所說服。在這個說服的過程當中，國際組織的作用不容忽視，國際組織的積極游說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些學者同時支持現實主義理論和理想主義理論，他們認為，“有著理想主義價值觀的公共利益團體，也許是跨國性的組織，改變著民主大國的潛在偏好，這些民主大國利用它們的優勢權力制定和實施國際人權規范。理想主義理論解釋了大國的地位；現實主義理論解釋了規范的傳播。”所以，人權機制的建立既有國際組織的游說說服，也離不開大國權力的強制與引誘。他們預言，政府、各種利益團體和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的公眾輿論將帶頭去努力形成和實施國際人權機制，并強制、引誘或說服其它國家加入。

與上述三種理論不同，共和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國家之所以會同意建立國際人權機制，是出于對國內政治利益的考慮。該理論強調的是國內政治制度對于國家做出的國際承諾的穩定性和可信度的影響。根據該理論，國家是否同意建立國際人權機制，取決于政府對兩種因素——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權（主權成本）和減少國內政治不穩定性（國家收益）——的衡量結果。一般情況下，當需要將政府的部分自由裁量權交予一個獨立的國際機構時，各國政府都會因為其產生的主權成本而猶豫不定。因為這樣的機構可能會通過審查政府的行為并宣布其無效或者不有效執行而否定政府行為。另一方面，如果這種自我限制對于減少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性是卓有成效的，即國家收益大于主權成本，那么政府就會容忍這種主權成本從而同意建立國際人權機制。因此，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國家，由于國內存在嚴重的政治不穩定狀況，最有可能支持建立人權機制。因為與主權成本相比，減少國內政治不穩定性所得到的國家收益更有價值。相比之下，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由于國內政治制度趨向于穩定，對于減少政治不穩定性的需求較弱，所以其作出國際授權時產生的主權成本往往高于相應的收益，所以這些國家往往會反對人權機制的建立。

作者在本文中支持的是共和自由主義理論的觀點。在分析了現存的理論之后，作者轉入了理論論證。作者在文中使用了歐洲人權公約談判的例子。

在這一部分，作者從三個方面來論證他在前文所做的假設。一是國家對歐洲人權法院制度設計的兩個相關因素——強制管轄權和個人訴權——的態度；二是

國家在國際談判中所采用的策略；三是國內政策制定者在決策過程中的文件記錄。

對于第一個方面，作者把參加歐洲人權公約談判的國家分成了三類：第一類是“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主要包括那些在1920年之前和之后都奉行民主制度的國家。第二類是“新建立的民主國家”，包括那些在談判期間已經建立并在之后仍然持續的國家，但是僅限于1920年到1950年之間的國家。第三類是“半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

作者發現，這三類國家對于歐洲人權法院的強制管轄和個人訴權的支持程度，并沒有像現實主義理論和理想主義理論所預測的那樣，與民主治理的時間成正比。相反的，考察的結果驗證了共和自由主義理論的預測，即民主治理的時間與國家對上述兩個因素的支持之間呈現出一種倒U形的關系。也就是說，第一類國家和第三類國家，或者民主治理的時間較長，或者民主治理的時間較短，其對于強制管轄權和個人訴權的支持程度都較低，而第二類國家，民主治理的適中，其恰恰最支持這兩個因素。

對于第二個方面，作者認為，在國際談判中國家使用最多的策略既不是現實主義理論所說的強制，也不是理想主義理論所說的說服，而是和自由主義理論所說的妥協。作者認為，在條約的談判過程中，沒有國家會被強制接受對其國內政策施加超出其預期的限制，國家之所以能在條約談判遇到分歧時最終還能達成條約，原因在于談判各國都作出了讓步和妥協，條約實際上就是方妥協的產物。

對于第三個方面，作者從相關的文件記錄中并沒有發現國家通過外部強制和引誘來加強人權規范的記錄。關于理想主義所說的非政府組織和社會輿論的說服的證據稍微多一點，但是作者認為，其真實性還有待考究。相反的，大量的證據驗證了共和自由主義的解釋，即國家同意受國際人權規范的約束是因為它有助于反對來自極權主義者的國內威脅，從而穩定國內民主制度和防止國際侵略。并且，認為歐洲人權公約是反對將來暴政的屏障的主張不是由有著長期的民主傳統的國家提出來的，而是由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國家提出來的，這和共和自由主義理論的預測一致。

通過以上的論證，作者斷言，歐洲人權機制的起源，并不在于強制性的權力政治，或者理想主義規范的社會化。相反的，它起源于新建立的民主國家使用國際承諾來穩定民主制度的自我利益努力，即穩定國內政治現狀以對抗它們的非民主對手。作者認為，這一理論不僅在人權領域適用，它還可以擴展到其他領域。因此，在理論發展部分，作者考察了該理論對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的影響。

首先是對人權起源及發展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說，國家之所以支持建立國際人權機制，原因在于國家通過接受國際義務的約束能提高國內政治的穩定性。這在美洲人權機制，非洲人權機制和聯合國的人權機制的談判中都是適用的。但是，該理論卻不能對人權機制的發展作出很好的解釋。

其次是在其他領域擴展合作理論。在什么條件下國家會傾向于國際合作呢？共和自由主義理論列舉了三個條件：（1）政府害怕將來國內政治不穩定（2）國內政府的態度得到外國政府的一致支持（3）國際合作有助于誘使國內行為者支持現有政策的維持。該理論認為，只要在其他領域，上述三個條件都滿足，那么國際合作就會出現。這是對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關于合作理論的解釋的一種發展。

最后是它對不加批判地接受理想主義關于國際規范的某些解釋提出了警告。作者認為，雖然最近的學術研究表明，現實主義理論在某些領域，諸如人權和環境領域，不能解釋國際合作，但是這并不代表理想主義理論就能解釋，對國際政治爭論進行簡單的二分法劃分是危險的，不加批判的接受理想主義的解釋也是不可取的。在國際政治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理論都具有解釋力，要建立有約束力的國際承諾，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對本文觀點的評述

文章從共和自由主義理論的角度解釋了國際人權機制——寬泛點說，是國際機制——的起源問題。該理論認為國際機制的起源不在于大國的強制，如現實主義理論所說的那樣；也不在于跨國組織的說服，如理想主義理論所說的那樣；而在于新建立的民主國家穩定國內政治現狀的內在需求。作者在文中用建立歐洲人權機制的例子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咋看之下貌似有些道理，但是細看之下，似乎又有些令人困惑之處。

我認為，作者在回答人權機制的起源是什么這一命題時所作的假設是可以證偽的。人權機制的起源真的只是因為新建立的民主國家希望通過接受國際義務而穩定國內政治現狀嗎？我認為不是。在這里，我與作者一樣以歐洲人權機制的建立為例。我們都知道，歐洲人權機制的建立始于1949年由10個西歐國家（愛爾蘭、比利時、丹麥、法國、荷蘭、盧森堡、瑞典、挪威、意大利和英國）成立的歐洲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宗旨是促進人權、法治和多元民主。這三者都是當今歐洲的根本價值。歐洲委員會成立之后，于1950年開始著手制定《歐洲人權公約》。該委員會還要求，其成員國必須為實行多元化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的歐洲國家，并且，其成員國必須簽署《歐洲人權公約》。從上面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委員會，這個建立歐洲人權機制的領跑者，其創始成員并沒有像共和自由主義理論所說的那樣，是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國家。相反的，除了愛爾蘭、法國和意大利是“新建立的民主國家”之外，其余的國家都是那些有著悠久的民主傳統的“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可見，支持建立歐洲人權機制的國家主要并不是“新建立的民主國家”，而是“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

那么，這些國家支持建立歐洲人權機制的目的是什么？真的如共和自由主義理論所說，是為了穩定國內政治現狀嗎？我認為也不是。如果說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國家”尚且有這樣的考慮的話，那么那些“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呢？按照共和自由主義理論的觀點，“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由于有著穩定的國內民主制度，其并不存在穩定國內政治現狀的問題，所以它們會反對人權機制的建立。可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從前面的敘述中看到，在歐洲委員會中，絕大多數的創始成員國是那些“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歐洲人權公約》的主要簽署國也是這些“已經建立的民主國家”。既然這些國家不存在與“新建立的民主國家”所面臨的相同問題，那么它們支持建立人權機制的目的自然也與“新建立的民主國家”不同，那么它們的目的是什么呢？顯然，共和自由主義理論并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歐洲人權機制起源于何處？

關于歐洲人權機制的真正起源，我個人更傾向于以赫德利·布爾、馬丁·懷特和巴里·布贊為代表的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理論解釋。根據國際社會理論，國

家之間的交往形成了一個國家體系，但是有了國家體系并不意味著形成了國際社會。國家體系要形成國際社會，需要在國家體系中存在一套各國都普遍遵守的規范，即我們所說的“國際法”。所以，國際社會是一個權力與法律并存的社會。

首先，該理論承認權力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卻不是一個無秩序的社會。但是，國際社會的這種秩序并不能光靠國際法來維持，權力和均勢在建立秩序和維持秩序方面仍起著重要作用。這也就能部分解釋為什么二戰之后西歐各國會積極建立國際人權機制。我們都知道，二戰之后，美蘇冷戰便開始了。當時的西歐各國幾乎都實行民主制度，屬于資本主義陣營；而東歐國家則絕大多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屬于社會主義陣營。在兩大陣營的對峙中，權力是至關重要的。每一陣營都希望通過擴大己方的權力而壓倒對方。于是，西歐各國結盟是為了與共產主義國家對抗。而西歐各國都實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強調對人權的尊重，所以西歐各國通過建立人權機制而把各國聯合起來以對抗共產主義的威脅的目的就很明顯了。

另外，該理論也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二戰之后，人權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法的范圍，國際人權法得到迅速發展。當時，《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都強調對人權的尊重，這與西歐各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尊重人權的民主傳統相一致。所以，西歐國家建立國際人權機制的積極性非常的高。

最后，歐洲人權機制的起源與歐洲國際社會這一觀念密切相關。在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所謂的國際社會指的就是歐洲社會，該國際社會并不包括亞非拉等廣大殖民地。在歐洲人看來，歐洲國際社會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二戰之后，歐洲失去了往日的世界中心地位，西歐各國為美國馬首是瞻。面對戰后的經濟復蘇問題，各國想到了團結起來，實行歐洲一體化，用一個聲音說話。而歐洲一體化的范圍甚廣，包括經濟一體化，文化一體化、政治一體化和軍事一體化等目標。建立統一的人權機制自然也屬于一體化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