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德國經濟從金融危機中恢復最快的體制與政策原因

德國經濟從金融危機中恢復最快的體制與政策原因 史世偉

2007年由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一場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這場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15日美國4大投資銀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破產達到高潮，到2008年第4季度開始顯著地影響到世界各國的實體經濟，由于金融部門遭受嚴重打擊，銀行流動性不足，金融危機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引起嚴重的經濟衰退，德國當然不能幸免。與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德國經濟更加依賴于出口，2008年德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47.2%。所以德國遭受的打擊尤其慘重。2009年德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下降4.7%，這是自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以來德國經歷到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出口下降了14.3%，統計失業人數增加了164000人，失業率從7.8%上升至8.2%。一般認為，經濟衰退對就業的影響有時滯，因此，危機爆發時，德國6大經濟研究所和德國聯邦銀行預測2010年德國的失業率將增至10%左右，失業人數比2009年增加100萬，達到440萬。現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日子已經過去，可是連最樂觀的經濟預測機構都未能料到德國經濟不但很快從經濟危機中恢復，而且各項重要經濟指標都創造了歷史最好水平。2010年，德國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6%，這是自1991年德國20年來的最高增長率；出口（得益于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美國經濟的逐漸回暖）增長了14.2%；失業率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出現了一個就業的高潮，登記失業率由7.8%下降到7.2%。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德國“經濟五賢人”的預測，這種經濟增長的勢頭今年還會繼續。他們預測，2011年德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2.2%，出口將繼續增長6.5%；而失業率將降至7%，登記失業人數為294萬，自1992年以來第一次降到300萬以下的水平。考慮到1991-1992年正逢德國統一造成的所謂“統一高漲”，增長率與就業率都達到了德國在“經濟奇跡”的1950-1960年代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這次的德國“危機后高漲”不亟于是一次小“經濟奇跡”。而且，這樣的增長率和就業率還是在極低的通脹率水平上取得的。雖然德國聯邦政府也推出了大規模的經濟振興計劃，用政府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但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僅從2009年的0.2%上升至2010年的1.5%，仍低于歐盟規定的2%的水平。從世界上與德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比較來看，德國取得的成績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啟動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的美國2010年的經濟增長率僅為2.6%，而失業率則達到9.2%的歷史高位。而歐洲的其他大國的情況就更差，英國在同其高企的財政預算赤字做斗爭，而法國2010年的經濟增長率僅為1.6%，失業率則高達10.1%。更不要說目前正在遭受主權債務危機蹂躪的所謂PIIGS國家了（數據比較見附錄表）。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先前不起眼的德國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呢？作為同樣也受到金融危機沖擊的中國又能夠從德國的經驗中汲取哪些啟示呢？下面從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圖一：德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長率(1999-2010年)

數據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

圖二：德國進出口總額(1999-2010年)

注：2010年為前11月的數據。

數據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

一、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制度穩定器的作用

德國對克服經濟危機總體戰略方針的選擇有深刻的體制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深受德國弗萊堡學派秩序自由主義的影響。按照秩序自由主義的理念，政府首要任務是通過立法建立和維持市場經濟運行的框架條件，而不是對經濟做“點”上或相機抉擇（ad hoc）的干預。有運作能力的價格體系、幣值穩定、開放的市場、私有產權、契約自由、經營責任完全自負、經濟政策的穩定性是市場經濟的建構原則。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德國政府強調私人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鼓勵私人投資，通過私人企業的市場競爭達到供需平衡。政府的作用是糾正市場失靈，即對行業壟斷、收入嚴重不公、外部效應（如環境污染）和非正常供給（如農業生產）的政府規制（市場經濟的調節原則）。因而，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不是簡單的自由市場秩序+社會福利政策，而是在市場秩序的型塑中考慮到社會公平的目標（在理論上可闡釋為市場秩序與社會秩序的一致性）。在具體經濟政策的設計中，如果一些領域涉及到社會公平問題，則將這些領域進行例外處理，例如農業政策、住房政策、對外貿易政策以及在市場競爭領域。

以競爭秩序為例，德國擁有世界上最嚴厲的《反對限制競爭法》。德國的聯邦卡塔爾局具有對限制競爭行為，比如協議定價、捆綁銷售等行為直接處罰的權力，而不需要經過法院的裁決。但另一方面，對于中小企業的合作和兼并卻網開一面。所以，在大企業、跨國公司日益成為全球經濟主導的時代，中小企業仍是德國經濟的支柱。因為歷史經驗表明，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是社會擺脫經濟危機的重要保障。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歐洲統一市場形成后，德國一方面積極推動銀行間的兼并重組，使銀行的規模更加合理，能夠適應歐盟范圍內的競爭。另一方面，德國政府保留了由信貸銀行、（公立）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三大支柱構成的銀行體系。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除地產融資抵押銀行以及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的德國工業信貸銀行（IKB）外，受到沖擊最大的是幾家具有大量跨國業務的大私有信貸銀行，即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德累斯頓銀行（Dresdener Bank）以及商業銀行（Commerzbank）。而業務范圍主要在國內的公有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情況相對較好，壞賬不多。根據德國工商總會的一項問卷調查，德國中小企業中只有19%認為，自身的信貸環境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其中只有3%認為由于金融危機完全得不到貸款。

再以住房政策為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房產泡沫的破滅成為許多發達經濟體經濟滑坡的元兇。但是德國住房市場的交易總量并沒有出現大幅萎縮，住房價格也基本保持平穩。其原因在于政府管制下德國特殊的住房模式。在具體上，德國鼓勵私人投資住房市場，主要通過私人投資而不是公共和社會租房體系來解決社會弱勢群體的住房問題。在私人產權的基礎上，德國私人投資建設住房占總建筑的61%。由于政府的政策鼓勵（個人建房補貼、社會住房政策，住房補貼），私人投資可以盈利，保證了德國住房市場較長期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對住房土地、住房租金、住房抵押信貸和住房買賣投機進行嚴格的管制，從而有效地遏制了房價的快速上漲和泡沫的形成。例如德國對房租水平進行了嚴格限定，制定了各地區不同房屋類型“房租合理價格表”。如房東的房租超過“合理房租”20%，就構成違法行為；超過50% 就構成犯罪行為。另外，對租戶的住房權進行有效的保護。在這兩項舉措的作用下，作為高收入的發達工業國德國的自有住房率僅為41%，為歐洲最低水平（英國69%，法國57%，美國70%，中國北京70%）。德國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家庭，包括2/3的家庭福利的領取人，生活在私人投資的出租房屋，而不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政府的住房政策為住房市場的穩定奠定了基礎。從住房市場價格角度看，金融危機前的1996-2006年，歐洲住房價格上漲不僅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上漲幅度非常驚人，除德國以外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房價平均上漲了100%左右。而在這十年德國的房價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14%。從住房金融發展速度來看，德國全部金融對于住房的貸款即使在2006年5月的最高峰期，其增長率也未超過2%。從1970-2005年，德國的房價僅出現過一次較大的波動，且波動率未超過15%。

我們強調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建設和諧社會，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社會團結原則體現了這一點。即社會各階層通過協商來調節和平衡各方的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為整體的利益做出妥協。德國經濟的中介機構商會、工業協會等十分發達。它們不僅為所屬企業提供市場和專業信息，同時參與社會對話，分擔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德國雇員的工資是在《勞動法》最低標準下由行業工會和雇主聯盟通過談判自主決定的。面對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德國工會采取了工資增長低于生產率增長的工資政策。根據德國伯克勒基金會一項調查，單位工資成本（它反映勞動成本與生產率增長的關系）在德國從1998年至2008年中期幾乎沒有增長，而在荷蘭、法國、波蘭、西班牙和丹麥則增長了20-35%。這大大加強了德國相對其他歐盟國家的競爭力，使德國的出口不斷增加，形成了德國出口導向性的增長模式。

二、制度化的宏觀經濟調控有利于總體經濟的穩定與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開始采取國家+市場的混合經濟模式，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1967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促進經濟穩定與增長法》，將運用經濟政策手段努力實現價格穩定，高就業水平、持續的、適度的經濟增長及對外經濟平衡（所謂“魔力四邊形”）納入到政府的責任范圍。同時德國政府還為實施和協調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成立了

政府景氣委員會。它由聯邦、州和地方機構經濟和財政部門的官員組成，每年至少召開兩次，任務是統一各級政府的景氣政策；

財政計劃委員會。它同以上機構的組成相似，主要任務是協調各級政府的財政計劃，使其在收入和支出方面更多地兼顧總體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

由5位大學經濟學教授組成、政治上獨立的“總體經濟發展評估專家委員會”（“經濟五賢人”），它負責對政府的經濟政策做出科學上的評價，對經濟增長做出預測，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建議。

這些機構保證了德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制度化和科學化。

在經濟政策的目標選擇上，德國政府的做法是，價格穩定和高就業優先于經濟增長；長期、可持續增長優先于短期增長，質的增長優先于量的增長。在政府承擔的任務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重視保持政府的財政平衡。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相對于德國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德國政府應對措施的財政資金投入數額相對較少。這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是銀行間的融資困難，鑒于銀行信貸對德國經濟運行的重要性，德國政府為德國銀行之間的信貸往來提供了4000億歐元的擔保金，但與美國等國不同，銀行是否需要擔保則由各銀行自行決定和申請。由于大多德國銀行從自身聲譽的考慮沒有申請政府擔保，所以實際上政府擔保金使用率不高。德國政府為克服經濟衰退制訂的兩套經濟振興計劃投入的財政資金約為1200億歐元。但由于在第一套經濟振興計劃中的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政府已經實施的項目，所以兩套經濟振興計劃在2009年和2010年實際投入的資金為800億歐元，而同時期美國經濟振興計劃投入的資金為5770億歐元（7850億美元），中國則為4300億歐元（40000億人民幣元）。另外，德國是G20中最積極推進退出戰略的國家。德國政府從一開始起就對將大量財政資金注入經濟表示憂慮。一般說來，政府是不創造社會產值的，那么政府大規模刺激經濟計劃的資金從何而來呢？政府如果增稅，會增加企業的負擔，減少投資，這從長期來看不符合政府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的目標。在獨立的中央銀行制度約束下，政府也不可能通過向中央銀行透支來彌補收入與支出的缺口。所以，政府只有舉債這個唯一選擇。但政府大量舉債則會對經濟的可持續性產生威脅。政府的年度財政赤字和總債務水平過高會造成利率上升，會提高私營部門的融資成本，抑制投資。當期的政府債務會成為下一代人的負擔，有悖于代際公平。這對于德國這樣的人口老齡化和存在著移民限制的國家尤其嚴重。另外，為了維持銀行的流動性，金融危機中歐洲中央銀行不得不采取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前提下，政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帶來通貨膨脹的危險。德國在歷史上曾經遭受過兩次惡性通貨膨脹的打擊，所以對于通貨膨脹尤其敏感。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強調經濟的穩定發展，德國政府嚴格執行低通脹政策，通貨膨脹率總體低于其他主要發達工業國家的水平。雖然在經濟衰退時，物價水平較低，但是隨著經濟振興計劃的效果的顯現，物價水平就會上升，一旦形成通貨膨脹的預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大。這正是德國政府所擔心的。所以，德國政府決定盡快執行退出戰略，將由于政府經濟刺激措施而推高的國家年度預算赤字和公共總債務降下來。為此，德國聯邦和各州政府于2009年6月11日制定和通過了《新債務限額》法案，為了強調其長期約束力，將其寫入了聯邦基本法（憲法）。它規定：聯邦政府要將其預算赤字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0.35%，達到目標的時間為2016年，為此，聯邦政府從2010年起每年需在聯邦預算中節約100億歐元。而各州政府從2020年起則不再允許舉債。憑此，德國政府在金融海嘯還未消退時，盡早放出了德國政府決心整肅財政紀律的明確信號，讓全世界知道在盡快實行退出戰略上沒有選擇的余地。

圖三：至2016年聯邦政府預算中計劃或允許的新債務（單位：億歐元）

□ 《聯邦債務限額》后的凈借款 ■ 《聯邦債務限額》后合法的新債務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財政部

為了落實政府每年減少債務100億歐元的決定，德國聯邦議院2010年6月7日通過了政府到2011年底的一攬子節約措施。雖然在德國輿論界和民眾中，對節約措施的具體項目有較大的爭議，特別是政府在諸如失業補助金這樣的社會福利開支方面的節省受到很多人的反對。但是德國舉國上下對于通過厲行節約，整頓財政來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卻是驚人的一致。為了防止在經濟復蘇尚不穩定的情況下政府的收支出現大的不平衡，德國政府把原本計劃從2011年開始的減稅措施推遲到2014年。

鑒于歐盟內部長期存在的財政紀律松懈的狀況，德國的這一舉措無疑具有示范效應。在2010年6月17日召開的歐盟峰會上，歐盟27國一致同意厲行節約。目前，法國與英國相繼效仿德國，通過了自己的政府開支節約計劃。德國、法國政府和歐洲中央銀行還建議對《穩定與增長公約》進行改革，引入更加嚴格的審查和懲罰機制。雖然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開始復蘇的世界經濟蒙上一層陰影，但德國政府的立場在歐盟內部得到了認同。歐盟各國開始認識到，經久的政府預算赤字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危害要大于經濟可能走入第二次衰退。而厲行節約必然導致執行退出戰略。歐盟和國際貨幣與基金組織通過的7500億的救助歐元計劃雖然緩解了歐元危機，但是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產生危機的根源，即陷入危機的政府超高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負擔，債務危機還會在更多的國家爆發。

最近，作為歐洲中央銀行委員的德國中央銀行行長韋伯堅持認為歐洲中央銀行購買歐元區陷入危機國家的政府債券是為政府向中央銀行透支打開大門。他的這種立場促使他同德國政府總理產生了矛盾，從而喪失了今年11月接替法國人特里徹擔任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的機會。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奠基者們堅持中央銀行的唯一職責是維護幣值穩定。因此，歷屆德國中央銀行行長不乏有同政府首腦關系緊張的經歷，因為他們堅決法律規定的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抵制政府為刺激經濟增長而放松銀根的企圖。德國這個傳統被歐洲中央銀行繼承下來，并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證。目前，歐洲央行的通貨膨脹率目標是低于2%。為了保證金融危機中陷入困境的一些歐洲銀行的流動性，同時直到2010年底歐元區的通脹率沒有明顯的上升，歐洲中央銀行的指導利率目前處于較低水平。但是德國經濟學家不斷提醒歐洲中央銀行在條件成熟時堅決地實行退出戰略，緊縮銀根，而不要迫于各國政府的政治壓力繼續使流動性泛濫。

德國是目前在世界主要發達工業國中除日本外保留制造業比例最高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作為高收入經濟體，德國能夠在汽車、化工、機械制造、電子工程等傳統制造業領域以及環保節能和新能源等新興制造業領域保持較高的國際競爭力，實屬不易。德國沒有放棄制造業，而是用高科技來改造制造業，這是有遠見卓識的。

為了加強在未來領域的研發投入和創新，提高德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長期發展潛力，德國聯邦政府宣布到2015年，將德國的研發投入由目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6%提高到3%。德國上屆政府還制定了2006-2009年德國高技術戰略，在4年的時間里拿出150億歐元對包括信息與通信技術、航天航空、汽車與交通技術、微系統技術, 直至納米技術、生物技術和材料技術等17個領域的創新與技術政策進行了支持。制定這樣政府促進科技發展的中長期戰略在德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雖然受命于金融危機之中，這屆聯邦政府在預算中沒有削減教育與科研經費，而且還增加了120億歐元（到2013年）。因為德國政府認為，教育是關鍵的未來投資。另外，德國政府還決定2015年將政府的教育經費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

三、德國2005年進行了較成功的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經濟競爭力增強，經濟狀況整體較好

德國經濟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長期受“德國病”的困擾，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常年低于平均水平，失業率過高，公共債務過高，社會福利開支過高和勞動成本過高。2005年社會民主黨和綠黨政府對稅收、勞動就業市場以及社會保障體系進行了較大動作的改革，目標是減輕企業負擔，促進勞動就業市場靈活化。2006年德國進入了新一輪景氣高漲后，體制改革的成效開始發揮作用。勞動市場靈活化取得了效果，政府的就業服務和培訓系統的效率有很大的提高，經濟增長率上升明顯，失業率自1980年代以來第一次降至8%以下，國家收入大幅增加，政府預算在2008年達到平衡。

由于紅綠聯盟和大聯合政府在結構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由上屆政府聯邦總理莫克爾為首的聯盟黨與自由民主黨組成的德國新政府總體上延續了德國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但被德國統一中斷的供給導向的經濟政策，把政策重點放在促進經濟長期增長，而不是通過再分配擴大需求方面。出重視教育和創新在提高德國經濟的競爭力、填補德國在高科技方面同世界頂尖水平的差距外，德國新政府還認為，增長目標的實現取決于企業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因而，必須繼續對德國的經濟社會體制進行深入的改革，通過減稅、減少工資附加成本以及政府審批為企業減負。減稅會使政府的收入減少，而目前政府還面臨著削減債務的憲法約束，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須結束。當然，新政府上臺時（2009年10月）經濟僅稍有好轉，還不能馬上從經濟刺激計劃中退出。為了減少失業和由此帶來的有效需求的下降，新政府決定將雇傭短工的政府補貼發放到2012年3月，延長了15個月。為了不破壞經濟穩定，政府還把原本2010年就要實行的退出計劃推遲到2011年。

四、在金融危機造成經濟急速下降時，德國的短期應對措施卓有成效

德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大量的資金用于對經濟增長有長期影響的基礎設施投資、對企業的稅收減免以及對中小企業的扶助，屬于短期的景氣刺激舉措主要有兩項：

1．對企業雇傭短工的補貼。當雇主選擇短時工作、而非解雇人員時，雇員工資的60%（沒有孩子）或67%（有一個孩子）由政府來支付。企業為雇員繳納的社會保障費在前6個月的50%，以后的100%由國家來支付。雇傭關系從2009年開始的，上述補貼適用24個月，從2010年開始的，則適用18個月。根據德國聯邦勞動服務局（BA）的調查，這項政策從穩定就業來看是非常成功的。2009年，德國勞動服務局共為短工補貼支付了50億歐元，挽救30萬個工作崗位，共有22%的企業使用了這項補貼。2010年為此的計劃支出為47億歐元，預計保住的工作崗位為53萬。實際上會更多，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60000家企業的85萬雇員使用了這項補貼。可以說這項政策用較小的成本，獲取了很大的收益。當然，如果沒有2005年以來的勞動市場靈活化改革，這項舉措則會由于缺乏法律基礎而無法實施。

2．轎車以舊換新補貼。如果車主將一輛保有9年以上的轎車報廢，購買新車或一年以內的舊車，車主則可以得到2500歐元的政府補貼。以舊換新補貼在德國制造了一個汽車產銷高潮，為此政府的開支為50億歐元。截止到2009年9月補貼停止，德國共有200萬人利用了這項補貼。2009年德國國內新車登記達到1992年以來380萬輛的新高，比2008年增加了23%。汽車購買使2009年德國的私人消費比2008年增加了0.4%。如果沒有這項補貼，2009年德國的私人消費將由于經濟衰退下降0.5%。雖然這項政策也受到一些人的質疑，比如，補貼取消以后汽車產業可能會遭受災難性的打擊。但鑒于汽車產業對德國的重要性（每7個工作崗位中就有一個與汽車有關），這項政策對緩解汽車產業的減員壓力起到重要的作用。事實證明，由于2009年第3季度以來世界經濟開始恢復，德國汽車的出口彌補了內需的下降。2010年頭5個月德國國內汽車新注冊量同比下降了28%（德國國內生產的汽車占市場份額的71%），但出口卻增加了49%，尤其是向中國和美國的出口有大幅度的提高，特別對德國高檔車的需求出現了猛烈的增長。需求的增加必然引起企業增加雇工人數。

總的來看，德國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雖然不算大，但是在短期還是帶來了較大的收益。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弊端，這既包括全球經濟的運行體制，也包括市場經濟的指導原則。德國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政策的重點是改造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重建世界市場和金融秩序，同時對勞動市場管理和社會保障體系進行結構性變革；在經濟復蘇已經明顯后，則做好堅決從政府經濟刺激計劃中退出的準備，保證政府財政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目前看來，德國這一理念至少在歐盟內得到了廣泛的認可。法國和西班牙已相繼推出了社會保障和勞動市場體系的改革。另外，德國長期投資于實體經濟和基礎設施，增強了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為德國經濟的迅速復蘇奠定了基礎。德國政府、企業和廣大人民將這次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轉化為機遇，為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起到了標桿的作用。對我國政府的政策選擇也有重要的啟示。

第二篇：形勢與政策論文 從黨的征程中得到的體會

形勢與政策教育論文

從黨章的歷程得到的啟發

形勢與政策教育課上，我認真地學習了黨章的歷程，結合史料與時代背景，我感觸頗深，很受啟發。

中國共產黨自建立那天起，于艱難困苦的歷程中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成長為一個引領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執政大黨。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的九十年間，歷經十五次修改，共產生了十六部黨章，而每一部黨章的產生，每一次條文的改動，都曾經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廣泛而強烈的關注。對黨內，它是團結和統一的法權基礎；對黨外，它是人們判斷共產黨理念和實踐活動的主要根據。這十六部滲透著歷史煙云的黨章文本，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到成熟的全部過程，記錄著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它們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是中國共產黨在探求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心路歷程的縮影。一大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黨的正式創立。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宣告黨的政治綱領是通過武裝斗爭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直至消滅階級區分。《綱領》也對黨的組織章程、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組織發展作出明確的規定。

二大黨章--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正式黨章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對黨的綱領作了重大修改，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正式章程。章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宣告黨的最高綱領是為將來建設、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這部黨章對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對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黨的紀律和制度等，作了具體規定。

三大修正黨章--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二大通過的黨章相比較，進一步完善了入黨手續的有關規定，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并分別規定了正式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權利與義務。

四大修正黨章--規定支部為黨的基層單位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并規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為“書記”。

五大修正黨章--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則

1927年4月至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沒有專門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這個章程對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許多新的補充和修正，明確規定黨組織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同時，第一次劃分了黨的組織系統；第一次規定入黨者的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第一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列入黨章，等等。

六大黨章--強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六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保持了五大黨章的基本內容。這部黨章體現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密切聯系，把中共同共產國際的關系強調到了過分的、不適當的程度，使黨不能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實際情況領導革命和自行處理黨內事務。

七大黨章--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七大黨章中增加了總綱部分。總綱以簡潔的文字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和必須具備的條件。七大黨章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還特別強調黨的群眾路線。

八大黨章--對執政規律的初步探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指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需要來自黨內外的監督，其關鍵在于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堅持集體領導。在對執政黨建設規律進行初步探索的同時，八大黨章對于剛剛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作了明確闡述，正確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

九大黨章--背離了八大的正確綱領

1969年4月通過的九大黨章背離了八大的正確綱領，在黨章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把接班人列入黨章，在黨章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九大黨章否定了八大黨章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十條義務改變為五項接班人條件。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并取消了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

十大黨章--繼續了九大“左”的錯誤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繼續了九大的“左”的錯誤，沿襲了九大黨章的總綱和條文，只作了個別的修改和補充。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

十一大黨章--十年內亂結束后的第一部黨章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年內亂以后的第一部黨章。它恢復了八大關于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在內容上與九大、十大黨章比較作了較多的修改：增寫了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內容；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等。但十一大黨章并未從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黨章中的“左傾”錯誤。

十二大黨章--探索執政黨建設的原則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十二大黨章總綱對黨的性質和黨的指導思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對加強黨的建設基本要求，對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發揮作用，都作了完備的規定。新黨章對黨的中央和地方組織體制作了重要的改變和新的規定。十二大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

十三大修正黨章--適應體制改革進程

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的方針，對十二大章程的部分內容作了十項調整。其中重大的改變有：改革選舉制度，明確規定了差額選舉辦法；為加強集體領導，提出黨組織討論決定重要問題要進行表決；轉變基層黨組織的職能，規定企業和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不再領導本單位的工作，而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

十四大黨章--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

1992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被寫入十四大黨章。十四大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鄭重地載入黨章。將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大修正黨章--確立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對黨章進行了修改。黨章確立了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寫入黨章。

十六大修正黨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十六大黨章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總綱。十六大黨章的另一項重要修改是對黨的性質及階級基礎的表述，強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始終如一的黨的性質規定的邏輯發展。十七大修正黨章--將科學發展觀寫進黨章

中共十七大10月21日在北京閉幕，胡錦濤主持閉幕大會。十七大閉幕會通過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把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寫進黨章，有利于全黨同志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進一步把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上來。

回首過去，黨章的制定是謹慎而不斷發展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順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展望未來，中國共產黨要繼續站在時代的前沿，帶領人民勝利前進，總結起來，就是必須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思想集中體現了黨的根本性質、宗旨和歷史任務。三個代表思想從根本上進一步回答了在新世紀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三個代表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保持先進性，始終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堅強核心的基本要求，這與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同時，三個代表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們在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不斷爭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新的勝利的基本要求，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

九十年來，共產黨經歷了風風雨雨，九十年的歷程，九十年的奮斗，黨在風風雨雨中茁壯成長，九十年的歷程，九十年的艱辛，黨在跌跌撞撞中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光明，走向富強。“作始也簡，將畢也鉅”，黨的事業使命崇高、任務艱巨，要不斷的前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通過學習《黨章的歷程》，我更充分地認識到黨輝煌的來之不易，同時，作為黨的新一代的我們要時刻勉勵自己，牢固社會主義榮辱觀，樹立共產主義信念，艱苦奮斗，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不怕挫折，一如既往，在生活和學習中不驕傲，不氣餒，自強不息，接起發展黨的重任。

第三篇：從工商聯的歷史與現狀 看工商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職能與作用

從工商聯的歷史與現狀

看工商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職能與作用

內容摘要：

全國工商聯組織從成立到現在，一直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在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建設中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從工商聯歷史發展的基本情況入手，闡述了工商聯不同的歷史時期肩負的職能和發揮的作用，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對工商聯在新時期的職能和作用作了論述。

關鍵詞：工商聯 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職能 作用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全國工商聯組織成立也已經五十五年。縱觀它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工商聯成立后，經歷了我國社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發展時期，雖然它在各個時期的性質、任務不同，發揮的作用也不同，但是充分反映了工商聯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在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建設中一直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工商聯歷史發展的基本情況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東北解放區的少數城市建立了工商聯組織。1949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成立工商業聯合會的決定，一些大中城市在改造舊商會、舊工業會的基礎上，先后成立了工商聯地方組織。1952年8月，當時的中國政務院頒布《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確定了建立工商聯的基本原則。次年10月，全國工商聯正式成立。它是以私營工商業者為主體，國營企業和合作社、公私合營企業等各類工商業者參加的，中國共產黨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的人民團體。它的主要工作對象是私營工商業者。國營企業和合作社的代表參加工商聯，是為了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代表的骨干作用，以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實現。

五十年代，工商聯在引導私營工商業貫徹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規方面，在協助私營工商業者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方面；在反映私營工商業者的意見，維護會員合法權益方面；在促進私營工商業者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方面，進行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完成以后，工商聯積極組織廣大工商業者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這一時期愛國工商界的行動口號。廣大工商業者發揮專長，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工商聯停止了活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工商聯得到了恢復和發展。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同志在約見工商聯五位領導人時指出：落實政策以后，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為改革開放服務。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大大調動了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工商聯提出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工作方針，開展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服務為宗旨的多項活動，積極參加國家事務和經濟決策的協商，就區域性、專業性經濟發展戰略進行調查研究，興辦企業，安置待業青年，舉辦各類專業培訓，開展與港澳臺和國外工商社團的聯絡工作，協助開展“三引進”工作，支援老少邊窮地區的開發建設，為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做出了新的貢獻。

199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工商聯若干問題的請示》的通知（即15號文件）下發后，工商聯認真貫徹落實文件精神，積極轉變工作職能和調整重點，努力發揮作為統一戰線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的作用，有效地加強了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履行了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廣泛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經濟活動和服務活動，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明顯進展，愈益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支積極力量．其職能調整后，經中央批準，全國工商聯及地方各級工商聯同時也稱商會或民間商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江澤民親自為全國工商聯題詞“中國民間商會”。

二、工商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肩負的職能和發揮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工商業聯合會。依據1952年中國政務院頒布《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工商聯的主要工作對象是私營工商業者。黨和政府賦予了工商聯四項職能和任務：領導、指導、代表和組織。工商聯當時是各類工商業者的聯合會，其中，領導和組織是針對所有工商業者而言的。領導作用是指工商聯要領導工商業者遵守政策法令；組織作用是指工商聯組織工商業者學習、改造思想，參加愛國運動。指導作用是指工商聯要指導私營工商業者發展生產，改善經營。從當時實際情況看，工商聯起到了政府主管部門的作用。代表作用是指工商聯要代表私營工商業者的合法權益，向政府反映意見，提出建議，還要協調勞資關系。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工商聯的主要作用表現在組織、推動工商業者進行學習和自我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上。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剛剛開始改革開放，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就決定恢復工商聯。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深入，工商聯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服務為宗旨，積極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新時期。工商聯作為動員原工商業者積極為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服務的人民團體和中國共產黨依靠的重要政治力量，為形成新時期統一戰線和恢復國民經濟發揮了積極作用。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及時制定出臺了中央有關文件，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工商聯工作的性質和任務，要求工商聯擔負起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任。江澤民同志根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及時提出了要堅持“兩個堅定不移”，實現“三個結合”，新的社會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論斷，為工商聯指明了政治方向。實踐表明，工商聯作為黨領導的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黨和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和紐帶，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積極做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大膽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十分注重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健康成長。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20 世紀90年代以來，工商聯為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發揮了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工商聯的工作對象是非公有制經濟領域中的“企業”(法人和非法人)，其中也包括個體戶。職能任務有六項：參政議政、反映與維護、協助、思想政治工作、經政府批準的經濟服務、開展與港澳臺以及國外工商社團的對外聯絡。反映與維護主要是反映會員的意見與要求；協助主要是協助政府進行專題調研，并開展有利于改革開放和建設的服務活動。在這六項職能中最主要的是參政議政和思想政治工作。值得重視的是工商聯各級組織的實踐，比如，建立和完善基層組織、行業商會，開展多方面的經濟服務，拓展商會職能也已經成了工商聯的重要職能，而且社會效果很好。不僅人民團體職能得到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更重要的是，工商聯的商會作用增強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發展較快地區的作用比較明顯。

三、工商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功能與作用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從法律上的“平等”保護到經濟上的“平等”競爭，根本上解決了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問題，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定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工商聯以其統戰性、經濟性和民間性的特征，在非公經濟人士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中充分發揮“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主渠道”作用，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承上啟下與合縱聯橫的利益“平衡器”和關系“協調器”。工商聯作為構架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將承擔起那些市場機制無法解決而政府又無力解決的獨特職能。具體來說，工商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具有四大主要職能與作用。

（一）發揮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的“主渠道”作用

工商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由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參加的統一戰線組織，同我國八個民主黨派一起參政議政，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人民政協的組成單位，具有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協調關系等基本功能。工商聯的統戰性決定了工商聯在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發揮“主渠道”作用。工商聯在組織網絡方面具有“合縱”、“連橫”的優勢，作為一個“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中介，發揮政商溝通作用，在溝通和協調方面具有很強的親和力。

作為“主渠道”，工商聯能夠代表所屬群體的利益下情上達，會員的想法、要求和需要通過工商聯轉達到政府；另一方面也能以“橋梁和紐帶”的身份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上情下達，政府的意愿通過工商聯轉達到廣大的會員。工商聯還能進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和對話，可以組織企業與政府主管部門溝通對話活動，在工商、稅務、金融、行業準入、權益保護等眾多重要話題上反映企業的呼聲。工商聯作為商會組織可以代表會員依法同政府交涉，為企業代言，在政企溝通、商業協調、國際交往、推動行業健康發展等多層面發揮重要職能。這樣，工商聯有組織、有目的地進行社會動員，整合和影響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及利益表達方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拓展新經濟階層有序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

（二）積極做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促進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的職能和作用

非公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素質存在著多種層次和多種境界。有少數先進的，大多數是一般的，對非公經濟人士的要求就必須有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按照先進性要求，就是要做好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工作，把他們培養成為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使他們成為全體非公經濟人士學習的榜樣，前進的方向。按照廣泛性要求，就是要把大多數非公經濟人士培養成為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工商聯通過建立主流媒體和自辦媒體相結合的宣傳報道機制、加強評先表彰工作力度、建立集中培訓與日常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培訓機制等方法，緊緊抓住企業黨組織這個有力抓手，圍繞宣傳非公經濟、非公企業和非公經濟人士做文章，提升非公經濟人士的正面形象和社會地位，擴大非公經濟人士的社會影響，營造出有利于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的外部環境。

（三）突出民間商會的職能，成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

工商聯統戰性、經濟性和民間性“三性”疊加的特征，使其具有國家代理人和社會代理人的雙重代理屬性。統戰性決定了工商聯國家代理人性質，是國家管理非公有制經濟和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助手和橋梁；經濟性決定了工商聯的工商界代理人性質，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層面經濟職能；工商聯在參與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活方面以民間的面貌出現、民間的聲音喊出、民間的方式實現，能發揮出黨政部門難以替代的作用。

工商聯的“三性”確定了它在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成長中必須發揮商會的職能，通過商會來協調、調整企業的發展方向；通過商會來依法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

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會議集體學習時指出，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點，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把政府職能切實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他還強調，在社會管理中，“要發揮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形成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合力。”溫家寶總理指出：“堅決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企業、市場和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團體、行業協會、商會和中介機構的作用。”政府必須轉變職能，需要把“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轉移出去，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政府逐漸退出社會能夠進行自我管理和服務的領域，還權于社會，使社會不斷增強自治能力，政府與社會分工協作、相互制衡。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體制的改革為工商聯發揮“助手”作用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政府職能正從“劃槳”向“掌舵”，從“全能”向“有限”轉變，從“利益”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從“大包大攬”向“有所為有所不為”轉變。

政府職能的轉變，為包括商會在內的中間組織讓出了制度上的治理空間，工商聯可以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扮演服務會員、溝通政府、拓展貿易、促進交流、聯系社會、維護權益等十分重要的角色。工商聯在政府職能轉變的條件下，可以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事務，通過協商、談判、聽證、監督等制度化的活動，反映民企利益訴求，規范企業行為，發展公益事業，分擔社會事務管理。工商聯在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方面與政府及企業相比有其獨特優勢，它直接地了解成員的具體需求和具體利益，管理社會具體的事務并從事政府無力顧及的一些公共服務。在為會員企業服務方面，工商聯作為商會，一是提供信息服務，建立信息共享平臺，降低企業信息成本。二是提供培訓服務，通過舉辦各種講座、研討會、培訓班來提供適用性和針對性強的職業培訓來滿足會員的需要，使企業員工的技能和知識不斷更新。三是提供中介服務，為企業牽線搭橋。四是積極開展創業輔導、政策咨詢、技能培訓等服務，鼓勵和支持個人創業，積極配合政府建立科技企業“孵化器”。五是幫助會員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工商聯進一步加強與港澳臺以及國外工商社團的聯系，鞏固和擴大商會之間的交往和合作，發揮民間外交作用，通過承辦一些展覽會、博覽會、展銷會等，尋求國際合作；為民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服務。五是依法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維權的依據就是國家的法律法規，維權的主要手段就是法律手段，維權的形式就是建立健全工商聯系統的法律顧問隊伍，維權的工作機制就是建立健全法律工作委員會和維權服務中心的運行機制。

四、在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中發揮獨特作用 工商聯在自律和維權方面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層面經濟職能。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和行政機制這只“看得見的手”雙“手”雙重失靈時，工商聯可以作為構架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第三只手”，發揮“中觀調節”作用，能干市場機制無法解決而政府又力不從心的事，彌補市場失靈與政府缺陷。工商聯作為商會組織可以在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協調市場、協調價格、破除貿易壁壘、規范用人制度、規范市場秩序、組織反傾銷和反補貼等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避免或解決各商會組織之間、商會內部成員之間在競爭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協調其成員的經營業務活動，防止不正當競爭和抑制惡性競爭。

在市場秩序治理方面，需要依靠“組織”去疏導，即通過商會內部組織機制的運行，規范其成員的行為，實現會內的良好秩序，并使其會內秩序與外部法律、市場秩序相協調、相補充。溫州在發展之初曾一度陷入“一品走俏、仿效蜂起、偽劣輩出、傾軋殺價”的混亂局面。溫州商會在政府的授權下，依據《行業維權公約》查處侵權行為，銷毀侵權產品，創造性地開展了新產品仲裁維權服務，促進了市場的有序交易。商會組織有著政府沒有的優勢，政府只能“不到萬不得已不出手”，而民間商會則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在國際貿易中的反傾銷實踐中，政府或單個企業作為提訴人要么有主體越位之嫌，要么勢單力薄，而通過商會組織的協調作用，制定會員企業統一對外策略，實施反傾銷、反補貼等法律措施，可以實現民間組織整體力量的低成本優勢

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關鍵時期，市場各主體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利益紛爭需要有一條溝通、妥協、尋求利益平衡的通道。工商聯組織應成為協調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的中介，成為化解矛盾緩和沖突的“潤滑劑”和“安全閥”。全國第20次統戰會議賦予工商聯構建新型勞動關系的職責。勞動關系直接關系到人們的基本經濟利益，是和諧社會構建的基礎和切入點。在我國經濟轉型和勞動關系市場化的過程中，勞動關系的和諧發展面臨挑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比較僵化，難以適應勞動關系利益主體復雜化、多元化趨勢，勞動執法的力度不夠和勞動爭議處理制度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在新的形勢下，必須重新構造勞動關系的協調機制，引入國際上通行的“三方協調機制”，建立由政府、工會組織和雇主組織組成的三方協商機制，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勞動關系中的重大問題。

工商聯作為聯系和團結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加入三方協調機制是實現新環境下勞資關系和諧發展的有效途徑。工商聯作為商會是市場競爭和秩序規范的天生“仲裁者”。作為工商業服務的提供者，商會、協會更熟悉企業的具體情況，在協調過程中可以進行有效的斡旋。商會調解，作為解決民營經濟中各種經濟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具有手續簡便、程序簡單、方式靈活、辦理迅速、費用節省、與訴訟和仲裁有兼容性等許多優勢，以及“成則雙贏”的前景和結果。商會是一種內行人管行內事，局內人管局內事，對會員糾紛能夠有效地自行調解，往往使競爭對手變成了合作伙伴，在對外銷售中形成合力。企業之間遇到糾紛往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經常爭執不休。有的糾紛“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門打一架，似乎不妥；就這么認了，似乎太窩囊……”，而商會這些內行人和行業巨頭來協調解決糾紛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綜上所述，工商聯積極發揮統戰工作的政治優勢，認真履行參政議政職能，廣泛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帶動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自覺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努力實現“三個結合”，愛國、誠信、敬業、守法，為社會穩定、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服務；不斷完善服務體系和商會職能，不斷開拓新的工作領域；廣泛開展民間外交，工商聯的國際聲望有了明顯提高。

新世紀，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群體等新的社會階層，正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嶄新姿態活躍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不斷健全和完善，會有很多新問題期待解決，很多新社會關系期待協調，工商聯作為集統戰性、經濟性、民間性于一體的人民團體，必將承載著更加繁重的社會職能，也必將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章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十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改，2007年11月19日通過）

2．《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重要歷史文獻選編》（1953-1993）3．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單行本

4．《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四川統一戰線 200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