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特約專稿】民國時期北京自來水業與傳統井水業的博弈

【特約專稿】民國時期北京自來水業與傳統井水業的博弈

一、昂貴的自來水

打開龍頭，流出清澈的自來水，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可是再正常、再普通不過了。不過，往上追溯個百八十年，誕生在歐洲的自來水，能夠流進中國社會，可還真是大為不易。特別是在北京這種傳統色彩極為濃厚的城市，就更是艱難險阻，關隘重重了，內中不單要解決經濟問題，還要克服社會矛盾，特別是要面對來自傳統利益格局的挑戰與糾葛。

北京有自來水始于1908年，距今已有105年的歷史。當年，由著名實業家兼官員周學熙等人發起，成立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京東溫榆河為水源，建孫河水廠，經東直門水廠向城內輸水，1910年正式投產供水，開始了北京自來水事業的歷史。自來水公司以蒸汽動力汲水，設沉淀池3座，清水池2座，每日平均出水量將近1.3萬立方米，可供約16萬人口生活用水。經過公司幾十年苦心經營，加之本身注重衛生、水質優良，自來水用戶穩步增長。據統計，1930年北京自來水用戶已有7777戶，1936年6月安裝水表戶數更增至10384戶。自來水逐漸在北京扎住了腳跟。

不過，如此成績顯然還沒令自來水公司管理層和股東們滿意。因為即便到了30年代中期，公司雖然擁有了一萬多穩定用戶，但這個規模大概也只占當時全市住戶的1/30左右，自來水在全市供水產業中的份額和影響力依舊非常有限，遠不能和其競爭對象——井水業相提并論。

當時是什么原因阻礙了自來水在北京這座百萬人口大城市中的拓展？一個關鍵問題，還是高昂的費用。

20世紀30年代之前，北京自來水的售價，大抵是每10加侖售銀元（大洋）1分（即每立方米0.22元），而且設有最低消費額：裝表計費用戶每月1500加侖（1.5元），包月用戶每月1600加侖（1.6元）。而據估計，1916年時北京豬肉的售價，是一市斤（新秤）為銀元0.11元。兩相比較，可見自來水的價格相當昂貴。自來水售價更是遠高于當時井水的售價。據估計，1933年時，占全市1/25售水量的自來水公司全年售水費約為30萬元，而占剩余24/25的井水售水費用僅需2~3萬元，差距顯而易見。

除了每月可觀的水費支出外，自來水用戶還要負擔一大筆設備安裝費用。由于公司資金和建設能力有限，20世紀前期北京自來水管道系統很不完善——1934年全市鋪設水管只有380公里。因此用戶在申請供水之前，往往需要自費安裝由水廠輸水主管到各戶的“專管”。裝管工料費，1917年時為每尺0.3元（4分口徑水管）至1.3元（2寸口徑水管）。根據《魯迅日記》記載：1919年，魯迅、周作人兄弟遷居八道灣住宅，為安裝自來水管道，花去工料費高達80.1元；水管要穿越鄰居陳姓住宅，還被索去“假道之費”30元；另外還有中間人調停費5元，總共花費115.1元。1916年，魯迅的月薪大概是銀元300塊，而一二十年代北京普通小學教師的月薪則只有40元左右。如此高昂的支出，連高級知識分子都甚是在意，就更別說一般的平民百姓了。“安設專管需費甚巨，其距離干管較遠，本巷并無支管，地方裝置費用每具動逾百元，以至中下等住戶及租房暫住之家，裹足不前。”（《北平特別市公用局1929年度施政大綱》）

面對經營中的劣勢，自來水公司自然也希望推陳出新，廣開客源。1923年，自來水公司為開拓用戶起見，制定《自來水公司水車送水試辦簡章》，準備招募水夫向未鋪設供水管線的地區和住戶出車零售送水。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合理又便民的舉措卻重重地得罪了人，而且是老北京城里有勢力的一大群人——井商和井水夫。

二、自來水公司與井商及井水夫的糾紛

傳統上，北京城里吃水主要靠井水。因為水井數量有限，設施又不完善，所以城市供水基本靠人工販運，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個專門的井水業行業群體。其中，井商經營水井，售水牟利，水夫則載運井水沿街叫賣。久而久之，這個群體日益龐大。據統計，到30年代中期，北京已有水夫六七千人。水夫各有“水道”（特定的販運區域和路線），所有者享有專營特權——據稱其專營權來自清朝乾隆年間的順天府判例——欲轉讓時則出錢買賣，且價格不菲。當時的北京《晨報》就報道：“北京各水夫皆山東人，各有水路，不相侵犯，其團體甚堅。住戶有時欲另換一人倒水，不惟舊水夫不準（謂系伊用錢買的水道，不準他水夫來賣水），即其他水夫亦不敢擔水。”水夫以地緣關系結成集團，壟斷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勢力很大。“他（水夫）的威焰既盛，所以住戶對之稍有不好，即用停止職務以對付之。??飲水一日缺乏，則茶飯皆不能辦。想另招夫役代理，又無人敢來，到最后結果，多半屈服于他”。北京市民稱之為“水閥”，怨言甚大。

▲北京第一座自來水廠——東直門水廠

此次自來水公司計劃推出零售送水，實際也是看到老井水夫們不得人心，希望以此為突破口，開拓業務，提升行業份額。然而政策甫一出臺，就引發全城井主、水夫的不滿。因自來水公司實力雄厚，再出車送水，必將極大地威脅傳統水井業者的利益。于是“操井業者聞之大嘩，欲施行其蠻橫手段，以謀抵制”。

這次糾紛對自來水公司而言，注定會是一場慘痛的“硬仗”。這點通過考察水夫們以往的“劣跡”就不難看出。水井業者常年居于壟斷地位，對于有人“搶生意”非常敏感。而且水夫大多出身低微，素質較低，遇事多靠“武力”解決。1923年安定門內兩家井主為爭一戶主顧，各約集水夫三四十人，用扁擔大打出手。后經警方極力排解，方告結束。當時《晨報》形容：“是役也，受重傷者七人，受輕傷者十一人，打折扁擔十二條。警察欲將伊等帶區，彼等一口同音不愿打官司。并經多人調解，各自回水屋養傷。”這種崇尚暴力、不管不顧的作風，注定會對自來水公司的業務發展構成巨大挑戰。

自來水公司與井水商及井水夫的矛盾，最終在1925年全面爆發。當年6月，“忍無可忍”的北京井水業者聯名向政府當局具文呈訴，要求制止自來水公司擴展業務。呈文中，井商們開宗明義，即重申其傳統“權利”：“查我挑水夫服務于北京社會也久矣，??相沿數百載，蓋有燕京即有我行，??我水夫蓋與北京居民須臾不可離者也。”并威脅將“用最后手段，齊行罷業向公司請求，將來市面無水，住戶恐慌，責為公司，請惟該公司是問”。同時，眾井商也直接向自來水公司提出了交涉。對此，自來水公司態度堅決而手段圓滑，先以井業未成立“行業公會”為由拒絕談判，等井商組建起“水業公會”后，公司又指責其組織渙散，不具備權威性和決策能力，仍拒絕協商。眾井商水夫屢次面對“質問不理，懇求不應”的境地，怒火中燒。于是矛盾進一步激化，井水業者遂采取非法的激烈手段，鼓動水夫倚仗人多勢眾，暴力阻撓安裝水管，攻擊安裝水管的自來水公司員工。據公司紀錄，1925年4至10月，發生阻撓安管事件10余起，涉及客戶20余戶。每次出事，往往是井水夫百余人，聚眾阻撓安管，“勢頗洶洶，不可理喻”，“肆意兇毆，打傷工匠，幾釀人命”，甚至“搶奪工具，毆辱警員”，嚴重破壞自來水經營和社會治安。

▲老北京城的挑水夫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只能由官方出面解決了。當時負責北京治安的京師警察廳考慮水井業者人多勢眾，并且掌握著城市供水的絕大部分份額，便采取息事寧人態度，與京師總商會（當時北京最高商會組織）聯合進行調解。首先勸令自來水公司作出妥協，停止水車送水計劃，仍然僅為住鋪各戶安設水管。由于水夫的暴力行為影響用戶安設專管，而專管用戶又是公司收入之最主要的來源，所以公司只得妥協，停止了零售送水計劃，以保住裝管用戶。

三、自來水公司與井水業者的激烈沖突

即便如此，井業對自來水的敵視仍未消減，攻擊事件還是時有發生，甚至引發人身傷害。面對水井業者的得寸進尺，京師警察廳恩威并施，態度轉趨強硬，不但法辦了肇事水夫，還駁回了井水業“取締自來水”的要求：“查北京居民用水出于自由，官廳詎能限制？且居民安設專管或購用井水亦系各戶自相接洽，更非自來水公司與各水夫等沿門乞求，強行買賣，尤無取締之理。現在該公司既專設專管，各水夫仍出車送水，雙方營業已無糾葛之可言，自當各安生業，共就范圍，庶不負本廳維持之初意。所請應毋庸議。”為了警告不法井商、水夫，警察廳還公開貼出布告：“現在該公司既已聲明取消出車送水辦法，雙方營業當不致再發生糾葛，??乃各井業水夫猶復多方阻撓，似此情形實屬跡近把持，??以后該公司與住鋪各戶安設水管，如再有聚眾阻撓等情，定當依法糾辦。”即便這樣三令五申，但在禁令公布后不到半年，還是發生了至少3起水夫暴力攻擊事件。警方只好進一步加緊取締和處罰，才稍稍平息了事態。可不管怎么說，自來水公司希望通過零售送水，以深入聯絡下層社會的計劃告吹，自來水普及進程大大受挫。

而且事情遠未結束。經過一系列的沖突之后，井商水夫們算是和自來水公司結下了“梁子”，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26年6月，京漢、京綏鐵路工人罷工，致使京西門頭溝煤炭無法運進北京，造成北京煤荒。“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自來水公司生產設備都是以燃煤為動力，結果煤炭供應短缺，自來水生產大受影響，出現了水流不暢、斷水、水質下降等問題，也引發一些用戶抱怨。這種局面對井水業者不啻為天賜良機。曾被自來水公司斥為“組織渙散”、“烏合之眾”的井商組織“水業公會”遂再度發難，憑借其送水夫網絡，向住戶宣傳施壓，要求住戶放棄自來水，改用井水。

6月7日，前門外精忠廟某戶正在安設自來水管，被水夫鄭玉文看到，便上前阻攔。安水管的工人上前與其理論，鄭某不問三七二十一，掄起扁擔就打。吵鬧又引來了鄭某的兩個同行，一并加入戰團，結果3個水夫合力打倒自來水工人8名之多。事后外左五區巡警將肇事水夫鄭玉文等三人帶去究訊，并轉送地方檢察廳候審。消息傳到水業公會，當天井商代表就到區署要求保釋肇事水夫。結果話不投機，協商未成。于是6月8日，北京城井商水夫舉行全體罷工。“至昨早內外城各住戶皆未見送水，至午后始知水夫罷工，是以多用木桶瓦盆等，赴自來水各龍頭處取水，男女絡繹不絕”。（《晨報》）另一方面，水業公會致函京師警察廳、京都市政公所等機關，要求“暫令該（自來水）公司停業，而京師用水純由水井負責供給，否則絕不開工”。同時全行提價，“每一擔水增價二枚，共合銅元五枚”。面對水業公會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和提出的無理要求，警察廳采取斷然手段，當天“下通令飭內外城各區署，傳知井業各家，即日供送各戶之水，否則嚴辦”。同時“令水井業，不準更增水價，仍按每擔三枚”。由于市政當局的強力介入，水井業者于罷工一日后恢復供水，并“恢復未罷工前之原狀”。井業罷工雖未達到其全面打擊自來水公司的目的，但對城市秩序和自來水事業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四、余波未息的博弈

1928年北洋政府瓦解，“改朝換代”之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為北平市。但自來水公司與井水業者的博弈依舊激烈，問題仍然沒有解決。1928年市公用局的一份報告稱：“本市井水井主暨水道主，因與自來水公司利害沖突，多方把持，往往唆使水夫毆打安設水管工人，發生訴訟已非一次。公司受此牽制，對于擴充水管一事，自未能放手進行。”（《北平特別市公用局1929年度施政大綱》）當年8月23日，前門外大馬神廟因水夫阻攔工人安設自來水管，爆發沖突。前來為住戶安管的自來水公司4人被數十水夫打傷，警察10余人排解無效，又增派警察多人方將水夫“壯漢十六七人”捉獲，被打者“均是遍體鮮血”，被警察抬走（《順天時報》）。這一事件使剛剛平靜的供水之爭再趨激烈。

事后，面對自來水公司的指責和社會輿論對暴力行為的普遍不滿，井水業者也向地方當局提出了申訴。這次出面的“主角”是代表水夫——井水業工人的“水行工會”。盡管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國民黨整體已經轉向保守，但不少地方的基層國民黨組織和黨務人員仍帶有很濃厚的“革命”色彩。北京就是如此。1928年北伐勝利后，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就以“革命者”的姿態，迅速指導組建了北平市總工會和十數個行業工會，還掀起了幾次有模有樣的工人運動，從工廠主、資本家手里爭來不少權益。所以，這次由代表工人的水行工會出面交涉，可謂名正言順，合理合法。而且打起“勞工權益”、“貧民生計”的大旗，也容易博得各界同情和關注。

水夫們的“勞工”路線果然奏效。他們的申訴書通過市總工會，呈遞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作為工會的“保護人”，市黨部又出面與北平市政府協商交涉。在市黨部民訓會致市政府社會局的公函中，明確表達了對井水業從業者的支持和維護：“自來水為改良市政應行推廣之公用物，不應由水行工會加以阻撓，亦不待多述。惟水夫萬余人，應如何使之改業謀生，則問題重大，不容漠視。若徒壓迫水夫，不根本為之謀一出路，即非本黨黨義所許，且恐釀成糾紛，牽動全市秩序。貴局??務系將市上所有挑賣飲水之萬余水夫，預籌一謀生之道，以去此種爭執之禍根，而準工人生存。”（《益世報》）而為了穩定社會局勢，避免激起更大事端，地方行政機關當然也傾向于折中處理。最后，經社會局、公安局、市商會聯合調處，自來水公司“為救濟水夫失業起見，每戶貼洋三十元”了結此事。之后市公用局進一步計劃“擬每安設水管一具，由（自來水）公司酌給水會津貼，作為救濟水夫失業資金，一面由水夫代銷自來水若干，以資補償”。至此，持續數年之久的北京井商、水夫與自來水公司之間的激烈利益爭奪與沖突才算大體平息，而個別水夫“聚眾滋事，阻止安管”之事，直至30年代中期仍“猶有此風”。

20世紀以來，世界潮流，浩浩湯湯，作為新興公用事業的自來水，逐漸發展并取代井水，也是歷史發展的需要和必然方向。當時官民各界對此也很清楚。1923年12月北京《晨報》上就評論：“大凡有新的事業產生，舊的總難免受其影響，不能專顧舊的，凡使新的——便利的不能舉辦，這種誰也知道的。”更何況水夫這種傳統利益集團，固守壟斷地位，服務態度及質量惡劣，品質低下，早應加以限制和取締。然而，北京自來水發展中的紛爭與曲折，又分明彰顯了社會“新陳代謝”的復雜性、真實性。數千底層水夫，連同其家人眷屬，掙扎在貧困線上，他們的怨氣、怒氣，他們的生計、生命，都不是一句“除舊布新”或是“現代化”就能簡單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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