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司借款人偽造擔保合同貸款是否構成詐騙罪,應向什么部門舉報

篇一：騙取他人擔保申請貸款的是貸款詐騙還是合同詐騙

騙取他人擔保申請貸款的是貸款詐騙還是合同詐騙(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5集)2011-07-13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 瀏覽次數：2137 秦文虛報注冊資本、合同詐騙案——騙取他人擔保申請貸款的是貸款詐騙還是合同詐騙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秦文，男，1962年11月6日生，研究生文化，原系南京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藝術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南京中晟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晟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因本案于1999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逮捕。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秦文犯虛報注冊資本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秦文辯稱，貸款、借款的用途明確，沒有詐騙故意。其辯護人認為，起訴書指控的虛報注冊資本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且被告人主觀上沒有詐騙故意，客觀上沒有詐騙行為，被告人亦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一）虛報注冊資本

1997年11月，被告人秦文在成立中晟公司過程中，使用偽造的銀行進帳單、銀行存款余額證明及委托付款證明、出資證明書等文件，騙取了江蘇興惠會計師事務所的驗資報告，進而騙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發的中晟公司營業執照，計虛報注冊資本人民幣1005萬元。

（二）合同詐騙

被告人秦文虛假出資成立藝術品拍賣公司、中晟公司后，在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采用虛構借款理由、隱瞞公司真實情況及虛假抵押等手段，于1997年7月至11月間，先后兩次騙得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總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材總公司）人民幣470萬元；于1995年10月至1998年11月間，多次向中國東方航空江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航江蘇公司）騙取借款人民幣1150萬元及騙取東航江蘇公司擔保，向7家銀行貸款共計人民幣3700萬元。后秦文采取以貸還借、以貸還貸、以借還貸的方式，先后歸還東航江蘇公司借款人民幣500萬元，實際占有650萬元；歸還銀行貸款人民幣1995萬元，實際占有1705萬元。綜上，秦文以藝術品公司、中晟公司的名義共計騙取東航江蘇公司、中航材總公司人民幣2825萬元。分述如下：

1．騙取中航材總公司人民幣470萬元

1995年7月至11月間，秦文以藝術品公司的名義，采用虛假抵押的手段，先后兩次騙得中航材總公司人民幣470萬元。秦文將該款用于償還債務等。2．騙取東航江蘇公司人民幣650萬元

1995年10月，秦文以需流動資金臨時周轉為由向東航江蘇公司借款人民幣500萬元。其中大部分借款被秦用于歸還個人借款。后被告人秦文用向3家銀行貸款的部分資金歸還該筆借款。

1996年1月，秦文以需流動資金周轉為由向東航江蘇公司騙取借款人民幣100萬元，被其占有。

1996年10月，秦文向中國銀行南京分行薩家灣支行貸款人民幣250萬元，由東航江蘇公司提供擔保。該款被秦文用于歸還借、貸款及支付其兄秦勇個人購房等開支。到期后，秦無力償還。1997年3月，秦文以清·雍正青花花卉撇口大碗一只作價人民幣280萬元作抵押，騙得東航江蘇公司借款人民幣250萬元用于歸還該筆貸款。經鑒定，該碗系偽作，實際價格僅為300元。

1997年4月，秦文向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南京分行鼓樓支行貸款人民幣300萬元，由東航江蘇公司擔保。貸款被用于歸還借款、支付銀行利息、提現等。貸款到期后，秦無力償還，又騙得東航江蘇公司300萬元償還該筆貸款及利息。

1998年8月，秦文與東航江蘇公司就上述未還借款人民幣650萬元簽訂清款協議，并以劉海粟《潑彩荷花圖》作價人民幣350萬元作抵押。經鑒定，該畫系偽作。3．騙取東航江蘇公司承擔擔保責任人民幣1705萬元

1996年7月至1998年11月，秦文先后以藝術品公司、中晟公司的名義，4次騙取東航江蘇公司擔保，向金融機構貸款2540萬元。貸款到期后，秦文僅歸還835萬元，東航江蘇公司代為償還1460萬元，尚有245萬元未能歸還。分述如下：

1996年7月，秦文以藝術品公司的名義向南京市浦口城市信用社貸款人民幣400萬元，用于歸還欠款、支付利息等。后秦用借款歸還人民幣205萬元，余款人民幣195萬元由東航江蘇公司代為償還。1996年12月，秦文以藝術品公司的名義向華夏銀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貸款人民幣1000萬元，貸款被用于歸還其他借款、貸款及購房等。后秦用其他借貸款歸還人民幣630萬元，余款人民幣370萬元由東航江蘇公司代為償還。1997年6月，秦文以藝術品公司的名義向中國建設銀行南京市雨花支行貸款人民幣990萬元，貸款被用于歸還華夏銀行貸款人民幣600萬元及提現等。后由東航江蘇公司代為償還人民幣895萬元，尚欠人民幣95萬元。

1998年11月，秦文以中晟公司名義，由東航江蘇公司擔保，向中國工商銀行南京分行下關支行貸款人民幣150萬元，被其占有。1998年11月25日，秦文又與東航江蘇公司就雙方借、貸款人民幣2355萬元簽訂清款協議，并以虛假文物作抵押。經鑒定，文物實際價格僅為人民幣57300元。

案發后，公安機關依法追繳和扣押了人民幣30余萬元、轎車2輛等物品。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秦文在申請公司登記過程中，使用虛假證明文件，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后果嚴重，其行為已構成虛報注冊資本罪。被告人秦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資金用途、隱瞞公司真實情況、以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等手段，騙取東航江蘇公司、中航材總公司的財產，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起訴書指控秦文犯貸款詐騙罪的事實，經查，與指控秦文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在性質上是一致的。被告人秦文以欺騙手段獲得東航江蘇公司的真實擔保后取得貸款，放貸銀行在東航江蘇公司擔保的前提下放貸，并無不當，被告人秦文在上述貸款操作中的詐騙對象仍是東航江蘇公司，故上述事實的性質仍為合同詐騙。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秦文犯貸款詐騙罪，定性不當，應予糾正。起訴書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實及認定性質，予以支持。本案現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在沒有還款能力的情況下，編造虛假理由，以借還貸、以貸還借、以借還借的事實清楚，秦文未按照約定的目的使用借、貸款，并最終不能歸還借款，造成了被害單位巨大的經濟損失，其詐騙故意明確，故被告人秦文“貸款、借款的用途明確，沒有詐騙故意”的辯解意見及其辯護人“被告人主觀上沒有詐騙故意，客觀上沒有詐騙行為，故被告人亦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的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納。被告人秦文以實際不可能到帳的款項欺騙公司登記機關，并騙得了公司登記，且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故其辯護人“起訴書指控的虛報注冊資本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辯護意見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納。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五）項、第六十九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秦文犯虛報注冊資本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罰金人民幣十一萬元；犯合同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一審判決后，被告人秦文不服，提出上訴。秦文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1．認定秦文虛假出資成立藝術品公司不是事實；2．原鑒定人員與秦文有私人矛盾，要求對扣押的涉案文物進行重新鑒定以確定真實價值；3．對藝術品公司的財務狀況應進行全面審計以確定秦文有無還款能力。綜上，認定秦文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證據不足。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判決認定的事實相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秦文在申請公司登記過程中，使用虛假證明文件，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虛報注冊資本人民幣1005萬元，數額巨大，后果嚴重，其行為已構成虛報注冊資本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假手段，騙取東航江蘇公司、中航材總公司的財產共計人民幣2825萬元，詐騙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依法應予數罪并罰。

對于上訴人秦文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的“認定秦文虛假出資成立藝術品公司不是事實”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藝術品公司成立于1994年11月，是以江蘇省新聞美術家協會、南京依斯特廣告實業公司、秦文等5個股東名義共同出資人民幣108萬元申請登記注冊，1996年以實物增資至人民幣1550萬元，而該公司實際上只有秦文個人投資8萬元并實際操作，該事實有新聞美術家協會潘高鵬和薛亮、朱紅的證言證實，上訴人秦文也有過供述；秦文稱以香港萬寶堂贈送的字畫等物品進行增資，無其他證據印證。故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對于上訴人秦文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的“原鑒定人員與秦文有私人矛盾，要求對扣押的涉案文物進行重新鑒定以確定真實價值”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公安機關按法定程序委托江蘇省文化廳組織有關專家對涉案文物進行鑒定并無不當，該鑒定結論依法具有證明效力；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原鑒定人員與秦文有私人矛盾，可能會影響鑒定結論的真實性現無證據印證。故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對于上訴人秦文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的“對藝術品公司的財務狀況應進行全面審計以確定秦文有無還款能力”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在本案偵查階段，公安機關調取了藝術品公司全部財務報表、記帳憑證等，但因該公司會計核算工作不規范、財務管理混亂、銀行對帳單不齊、營業收入記錄不完整、財務結算收支白條抵庫現象嚴重并通過外單位套取現金等，致使審計缺乏依據，故公安機關對藝術品公司經營收支和資金借貸等情況加以分析、分類、調帳、匯總，制作了該公司的資金流向表，該證據證實秦文將所騙款項用于歸還其他借、貸款及私人購房、購車等，與秦文的供述及相關人員的證言相互印證，并經一審庭審質證、認證，具有證明效力。上訴人秦文明知無還款能力而多次采用虛假手段，用后款抵前款的方式，騙取東航江蘇公司、中航材總公司的財產共計人民幣2000余萬元，致使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原審認定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證據充分。

綜上，上訴人秦文上訴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的行為，是構成貸款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三、裁判理由

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行為人向銀行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同時又騙取擔保人的信任，以申請貸款的方式獲取銀行資金后，自己沒有償還貸款能力，而由擔保人代為償還部分或者全部貸款的情況，對此究竟應當以何罪論處存在一定爭議。本案審理過程中，關于被告人秦文的行為性質，以下三點不存在異議：一是屬于個人犯罪而非單位犯罪；二是成立虛報注冊資本罪；三是直接騙取中航材總公司人民幣470萬元、東航江蘇公司人民幣650萬元的行為性質屬于合同詐騙罪。爭議的焦點就是秦文通過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東航江蘇公司承擔擔保責任人民幣1705萬元，究竟構成貸款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公私財產所有權和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犯罪對象為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根據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貸款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行為，其侵犯的也是復雜客體，即金融機構的財產所有權和國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犯罪對象為金融機構的貸款。按照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在一定條件下，犯罪客體對認定犯罪的性質、分清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犯罪對象往往是犯罪客體的表現形式。因此，通過區別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可以準確界定通過向銀行貸款騙取擔保人財產的行為性質。我們認為，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的行為，表面上看是騙取銀行貸款，實際上侵害的是擔保人的財產權益，犯罪對象并非銀行貸款而是擔保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財產，對此種行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確保所貸出的款項安全可靠，一般均要求借款人在申請貸款時提供必要的擔保。擔保人作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貸人不能償還貸款本息時負責償還貸款本息（一般擔保）或承擔與借款人共同償還貸款的連帶責任（連帶擔保）。行為人虛構事實騙取銀行與擔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錢款后，銀行可依據擔保合同從擔保人處獲取擔保，而擔保人則是銀行債務的實際承擔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擔保人。即使擔保人因某種客觀原因如破產等情況導致無法償還擔保，銀行的債權無法實現從而權益受到實際侵害，但只要擔保人與銀行之間所訂立的擔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銀行與擔保人之間就成立債權、債務關系，法律關系的最終落腳點和行為侵害對象就應認定是擔保人而非銀行。當然，如果行為人提供虛假擔?；蛘咧貜蛽?，騙取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則符合貸款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理應以貸款詐騙罪論處。

聯系本案，被告人秦文假借藝術品公司、中晟公司名義的所有經營都是依靠借款及向銀行貸款，公司從未有盈利記錄，其所還借、貸款，均系以借還貸或以貸還借，現尚有2咖余萬元借、貸款不能歸還，且被告人除了用于其個人購買房屋、汽車等開銷外，不能說明款項的實際去向，至案發也不能歸還上述欠款，因此，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被告人隱瞞公司真實情況，采用虛假抵押等手段，向東航材總公司借款、向東航江蘇公司騙取借款及騙得東航江蘇公司為其擔保向銀行貸款，均應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執筆：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 鄧林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韓維中）《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5集篇二：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經濟與法 作者簡介：葉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陳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陳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責任公司,被告人陳某系實際出資人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陳某用本人2007 年已經出賣的房子和四十萬元的空頭支票作抵押, 通過中間人,與被害人牟某某簽訂借款協議,騙取牟某某人民幣三十萬元,還款日期為2010 年3 月30 日.陳某在借款協議上簽字并加蓋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將三十萬元于當天匯入陳某公司的賬戶,陳某當天就通過網銀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萬元用于個人支出,其他去向無法查明.后陳某不予還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間人發現后扭送至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以陳某構成合同詐騙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判決 陳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二個月,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判決理由是：被告人陳某在詐騙牟某某錢財過程中,雖然與牟某某簽訂了借款合同,但該合同并未體現市場交易行為,亦非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被告人陳某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偽造的房產證做抵押與被害人張某簽訂借款協議書.騙取張某人民幣18萬元.后張某到朝陽區房管局核實房屋產權時被告知房產證系偽造的,發覺被騙遂報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獲歸案.檢察機關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詐騙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訴,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

上述兩個案例的基本事實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實踐中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一個問題: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二、分歧觀點

實踐中,對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定詐騙罪.理由是借款合同雖有合同形式,但是與普通民間借貸中借條的性質一樣,公民個人之間進行類似借款協議,不能體現市場交易性質,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當認定為個人之間的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通過借款合同形式進行的詐騙,是雙方當事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行為,同時伴有抵押,質押等特殊的擔保形式,此類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間借貸中的借條,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交易特征,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是自然人實施的行為,應當定詐騙.理由基本同第一種意見;如果是單位實施的行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因為單位的參與使得整個借款合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就具有了市場交易的性質,體現市場經濟秩序.而且詐騙罪沒有單位犯罪.三、評析意見

我們在實踐中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應當以犯罪主體是否單位或個人來判斷合同詐騙或者詐騙.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簽訂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單位的,就能夠體現市場交易性質.如陳某合同詐騙案中,法院在審查時就認為,如果陳某是以單位名義簽訂合同并將借款直接用于單位經營,那么其借款的行為就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性質, 就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事實上陳某并未將借款用于單位經營,而是用于個人支配使用,故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也就無法體現市場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 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并未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須是單位,這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通過對合同的主體進行界定,即將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之間訂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來,同一個行為,如果單位實施是合同詐騙罪.而自然人實施就變成了詐騙罪,顯然違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其次,不應當以合同內容是否系原《經濟合同法》(已作廢)規定的經濟合同來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理由如下:雖然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似乎僅指原《經濟合同法》規定的經濟合同,因為1997 年的《刑法》頒布前,有關的司法解釋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應當注意到,修訂后的《刑法》第224 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并沒有繼續沿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說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詞.而原有的《經濟合同法》已經廢止,現行的《合同法》已經不再出現經濟合同一詞,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體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對利用身份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只能以詐騙罪處理.通過對合同的內容進行界定即將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界定為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學.因為按照《合同法》的有關立法解釋, 社會經濟指的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的說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由此一來,對合同詐騙罪作出的司法解釋如要將《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為市場交易與非市場交易兩種類型,恐怕不但實踐中難以操作,而且也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顯然,司法實踐部門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法院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實務操作指導書中,也有如下表述.關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結合本罪的侵犯客體和立法目的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合同詐騙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對各種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范和調整,其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應再以典型的經濟合同為限,同時,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進行詐騙罪的,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合同,協議,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予合同,以及婚姻,監護,收養,扶養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受勞動法,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構成犯罪的,應以詐騙罪處理.但是.由于這一掌握標準確實仍有難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實踐中難免出現分歧.陳某案中,法院認為,此類民間借款合同的性質與借條一樣,雖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場交易行為,不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故不是合同詐騙罪.筆者也認為,一般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虛構事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借條方式騙取借款后不還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但陳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現,顯然不能等同于一個簡單的借條,合同規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約定了擔保形式,顯然這一借款形式已經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的民事行為而是一種商事經營領域的商事行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過在擔保形式作假來虛構償還能力騙取借款,其行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這一特定的形式來進行詐騙,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條第

(二)項合同詐騙罪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 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特征.最后,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當避免另一個極端,即見合同就定合同詐騙罪.我們也要審查合同在該犯罪行為中是否起到了關鍵作用.實踐中,司法機關也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利用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而是虛構其他事實或隱瞞其他真相獲得被害人財物的,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在很多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虛構了開礦,辦事等各種虛假事由已經騙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間簽訂了各種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只是對某一階段事實的一個證明,并非取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種情形下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我院辦理的丁某某詐騙案中,丁某某虛構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轉資金的事由與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取得房產,雖然有房屋買賣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該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該合同來進行詐騙,因此該案應當定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篇三：騙取擔保后騙取銀行貸款不還的行為如何定性

騙取擔保后騙取銀行貸款不還的行為如何定性作者：于紅梅 單位：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人民檢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08年9月份，被告人劉某隱瞞其投資失利、經營陷入困境的真實情況，以其經營的紅發建材商店資金周轉為由，欺騙馬某某、禇某某、張某某、王某某為其提供擔保，讓其朋友王某霞冒充其妻子李某某在貸款手續上簽字，從農村合作銀行貸款20萬。從借款合同簽訂至案發，共歸還8個月利息，尚欠銀行本金20萬元，利息12416.8元。2008年12月，被告人劉某隱瞞其投資失利、經營陷入困境的真實情況，以其經營的紅發建材商店資金周轉為由，欺騙趙某某、馬某某為其提供擔保，讓其朋友王某霞冒充其妻子李某某在貸款手續上簽字，從郵政儲蓄銀行貸款10萬元。至案發已歸還部分本金及利息，尚欠銀行本金76455.38元，利息5134.26元。被告人劉某用上述貸款的少部分歸還了其個人債務，大部分用來買賣股權證，案發時已無力償還貸款。

二、爭議焦點

對于本案中劉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貸款詐騙罪。劉某通過虛構貸款資金用途，偽造其妻子李某某的身份證，私自從李某某單位開具工資證明，讓其朋友王某霞冒充其妻子在貸款合同上簽字等方式，欺騙銀行，并且擅自將貸款挪作他用，最終導致銀行貸款被騙取。其主觀上有詐騙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詐騙的行為，并將貸款用于還債和進行高風險的經濟活動，最終導致無法歸還銀行，完全符合貸款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劉某通過欺騙手段從銀行貸款，表面上看是騙取銀行貸款，實際上侵害的是擔保人的財產權益。因為劉某采用虛構資金用途、隱瞞真實情況、以朋友王某霞冒充其妻子李某某等手段，欺騙擔保人馬某某、禇某某、張某某、王某某、趙某某為其貸款提供真實擔保，在其無力償還銀行貸款的情況下，銀行與擔保人之間就成立債權債務關系，擔保人就成為銀行債務的實際承擔者。因此劉某在上述貸款操作中的犯罪對象并非銀行貸款而是各擔保人的財產，對此種行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劉某在辦理銀行貸款過程中，雖然使用了欺騙手段，簽訂貸款合同后，也沒有將取得的貸款用于合同規定的用途，并且最后無力償還銀行，但是劉某主觀上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明顯，因此其行為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

三、評析意見

我們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

1、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的區分標準

（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貸款詐騙罪要求行為人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騙取貸款罪在主觀上不要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于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避免單純的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

（2）是否以貸款損失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貸款詐騙罪屬于行為犯，其成立不以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損失的不可挽回為必要條件。騙取貸款罪屬于結果犯，其構成不僅要求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而且必須具備“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這一要件，兩者缺一不可。就本案來看，劉某在與銀行簽訂貸款合同時，雖然采用欺騙手段從銀行取得30萬元的貸款，但是其與農村合作銀行簽訂的20萬貸款合同，從簽訂伊始就開始償還利息，并且連續償還8個月；對于從郵政儲蓄銀行貸款的10萬元，劉某也是連本帶息連續還款3個月。而且在申請貸款時，被告人劉某的經濟狀況并沒有陷入資不抵債、無法履行還款義務的境地，其將貸款大部分用于買賣股權證，也是想通過高風險的經濟投資活動來扭轉其投資失利、經營狀況困難的現狀，并最終實現按時償還銀行貸款本息的目的。只是由于其判斷失誤，導致投資再次失利，最終造成無法償還銀行貸款的結果。因此通過其客觀行為，可以判斷被告人劉某主觀上并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不宜認定為貸款詐騙罪，而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

2、擔保人因受騙而提供真實擔保對騙取貸款行為定罪的影響擔保人作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貸人不能償還貸款本息時負責償還貸款本息(一般擔保)或承擔與借款人共同償還貸款本息的連帶責任(連帶擔保)。如果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擔保人的真實擔保后從銀行等金融機構詐騙或騙取貸款并造成損失，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依據擔保合同從擔保人處獲取擔保，擔保人就成為銀行債務的實際承擔者和行為人騙貸行為的最終受害者。但最終的受害者并不是判定罪名的標準。實際上，行為人騙取擔保人提供真實擔保，只是其騙取貸款的手段之一，并不影響其非法占有貸款或者騙用貸款的目的，因為行為人侵害的客體仍是金融機構對貸款的所有權或者金融機構的信貸管理制度。履行擔保義務只是詐騙或騙取貸款犯罪的事后行為，不可能影響犯罪本身的成立，更不能依據民事上的責任承擔來區分刑事責任。本案中，放貸銀行在馬某某、禇某某、張某某、王某某、趙某某提供擔保的前提下放貸，并無不當。從劉某的主觀故意來說，其目的是騙用銀行貸款，而擔保只是劉某為達到騙用貸款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種表面合法的欺騙手段。由于主合同（貸款合同）的債務不能歸還，導致最終由擔保人承擔民事上的連帶責任。銀行事后使擔保人履行擔保責任，也是因為金融機構遭受了貸款損失，金融機構仍是受害人，而該損失是由劉某的欺騙行為造成的。因此，對劉某的行為，應將其視為一個整體，適用騙取貸款罪的規定，而不宜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經審理，法院最終以騙取貸款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五萬元。

第二篇：委托擔保合同(借款人公司版)

格式二

委托擔保合同

合同編號：德信委字第：號)

甲方：法定住所：法定代表人（或授權委托人）：電話：乙方：河南德信投資擔保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鄭州市金水區金城國際廣場6號樓西單元1001法定代表人（或授權委托人）：電話：

甲、乙雙方根據《合同法》、《擔保法》等國家法律、法規，本著誠實、信用、公平、互利的原則，經協商一致，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甲方作為借款人擬與簽訂《借款合同》，借款金額為萬元，期限為天/月。甲方向乙方申請為該筆債務提供擔保，乙方同意為該筆債務提供擔保。

第二條甲方愿意就借款使用情況及債權債務情況、經濟糾紛訴訟情況，提

供相關的真實資料，并接受乙方的檢查、監督。如甲方違約，造成乙方代償損失，乙方有權采取其它法律救濟措施。

第三條乙方有權要求甲方提供乙方認可的反擔保措施（反擔保合同另訂）。

第四條乙方為甲方提供擔保，甲方應按被擔保金額和擔保期限向乙方交納

擔保費，擔保費金額為元，擔保費應在《借款合同》簽字前一次付清。

第五條如果甲方逾期償還借款，乙方除按原執行的收費標準向甲方收取擔

保費外，另在借款逾期期間內，按未清償的借款額逐日收取千分之五的逾期違約金。

如果甲方未能按約還款致使乙方代償的，乙方按以下兩部分收取費用。

（一）按代償額，按日千分之五逐日收取債權人財產有償使用費；

（二）自代償之日起按日收取千分之五的代償擔保違約金。

第六條若甲方違反《借款合同》及本協議約定，造成乙方發生代償，乙方除追究有關當事人連帶責任（包括處理反擔保財產，扣收甲方交存的風險保證金本息）補償損失外，甲方還應按本合同第五條的有關規定向乙方支付相應費用。

第七條甲方應在借款手續辦理結束后三日內將《借款合同》送交一份給乙方留存；甲方應按《借款合同》約定期限歸還借款本息。

第八條乙方為實現債權的費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費、訴訟費、律師費等）由甲方承擔。

第九條本協議于乙方在《借款合同》保證人處簽字蓋章后生效，于甲方履行《借款合同》全部義務后自動失效，或在乙方代償金額及利息、違約金、實現債權的費用得到全部清償時自動失效。

第十條 甲方在此向乙方和出借人作出如下聲明與保證：

（一）甲方具有簽署和履行本合同所必要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二）甲方向出借人和乙方提供的與本借款和擔保有關的一切文件、資料及陳述均是完整、真實無誤的；

（三）按《借款合同》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絕不挪作它用；

（四）甲方未經乙方和出借人書面同意，甲方不得采取任何方式轉移或變相

轉移相關合同項下的債務責任；

（五）甲方在其資產、其他合法收入的全部或主要部分上為本合同項下債務以外的其他債務設定任何形式、類型的擔保，應取得出借人和乙方的事先書面同意，并不得損害乙方和出借人的權益；

（六）甲方轉讓、出租或以任何其它方式處分其資產的全部或重大部分，應取得出借人和乙方的事先書面同意；

（十二）甲方在借款擔保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于該情形發生之日起三日內書面通知乙方和出借人；

1、涉及重大經濟糾紛訴訟、主要合法財產被采取了財產保全等強制措施、被行政處罰、涉及刑事訴訟；

2、出現其它危及借款安全的突發事件；

4、變更住所、電話、移居境外。

第十一條乙方擔保責任解除前，借款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即構成違約：

（一）違反了甲方與出借人之間的合同；

（二）違反了甲方與乙方之間的合同；

（三）違反了甲方與出借人、乙方三方之間的合同；

（四）違反了甲方單方作出的聲明、保證、承諾；

（五）甲方向擔保人提交的與本借款和擔保有關的證明和文件在乙方和出借人認為是重要的任何方面被證明為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誤解；

（六）甲方喪失償還債務的能力，或表示其不能償還到期債務；

（七）甲方或反擔保人涉及違法活動；

（八）反擔保人發生了重大的可能導致反擔保能力削弱的情形；

（九）反擔保人實施了足以導致其履行反擔保能力削弱的行為；

（十）反擔保人違反了與乙方的約定。

第十二條甲方違約，乙方有權提請出借人提前收回借款，出借人也有權提前清收借款，且乙方所收保費不再退還，由此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由甲方及反擔保人承擔。

第十三條本協議未約定事項，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法律法規未作規定的，甲乙雙方可達成書面補充協議或條款，作為本協議的附件，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四條其他約定

（一）甲方向出借人和乙方提交的借款擔保申請表和其他材料為本合同的一部分；

（二）本合同的修改和補充，均須經甲方、出借人、乙方共同協商同意，并形成書面形式，由以上三方簽字蓋章后生效。本合同的任何附件、修改或補充均構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如果本合同的某條款或某條款的部分內容在現在或將來成為無效或不可強制執行的，該無效條款或無效部分并不影響本合同及本合同其它條款或該條款其它內容的有效性或強制執行性；

（四）乙方和出借人在本合同項下的權利、權力是累加的，并不排除乙方根據法律和其它合同對甲方所可以享有的任何權利、權力。除非乙方書面明示表示，乙方對其任何權利、權力的不行使、部分行使或延遲行使，均不構成對該權利、權力的放棄或部分放棄，也不影響、阻止和妨礙乙方對該權利、權力的繼續行使或對其任何其它權利、權力的行使。

第十五條 本協議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第十六條 甲乙雙方在執行本協議中產生爭議，由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可由乙方所在地仲裁委員會仲裁。

第十七條提示：

乙方已提請甲方對本協議各項條款作全面、準確的理解，并應甲方的要求作了相應的條款說明，簽約各方對本協議含義認識一致。

甲方：（簽字）乙方：（蓋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權委托人：（簽字）

年月日年月日

第三篇：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簽訂的借款合同,貸款詐騙罪,合同無效

篇一：企業借貸無效的法律風險 企業借貸無效的法律風險 【要點提示】

由于國家對于融資方式的監管加強和一些企業自身運轉中的問題不斷呈現，對于很多中小企業而言，其獲得的合法的金融金鉤資金支持由于自身條件的不足而具有一定的難度。但是，貨幣的市場經濟的第一推動力。企業的存在法則就在于資金運轉。沒有足夠的資金，一個企業無論是在自身的內部運營還是在外部市場拓展方面都會舉步維艱。所以，企業對于資金的強烈需求與現實條件下的資金支持無法滿足的這些矛盾，使得許多的經濟活動主體在融資中往往饑不擇食，不顧借貸方法方式，導致一些借貸行為無效。導致無效的借貸的原因很多，有主體不合格情況，也有內容不合法的情況。例如，企業間的借貸。這種借貸方式，在我國還沒有開放非金融主體進行融資的前提下，因被法律確認無效而存在巨大的經濟和法律風險?！鞠嚓P案例】

原告甲公司起訴稱，乙醫藥公司于2007年8月24日向丙公司借款1200萬元，承諾與2007年9月24日歸還。但借款到期后，乙醫藥公司未按照約定履行還款義務。2008年7月5日，甲公司、乙醫藥公司以及被告李某共同簽署一份欠款協議，約定：2008年10月31日乙醫藥公司償還甲公司全部借款以及利息，共計1348萬元。同時，被告李某自愿對上述借款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協議到期后，乙醫藥公司未依約履行，甲公司訴訟至法院?！痉ㄔ簩徖怼?/p>

法院認為：甲公司與乙醫藥公司簽訂的借款合同屬于無效合同，但是甲公司有權要求乙醫藥公司返還借款本金以及自2007年8月25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標準計算的利息損失。2008年7月5日欠款協議亦效，但因為被告李某作為乙醫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應視為李某有過錯。其承擔民事責任部分，不應超過乙醫藥公司債務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撅L險提示】

1、借款合同無效的法律風險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以及有關的《經濟法》《行政法》等有關規定，借款合同在以下情況下無效：（1）一方以欺詐、脅迫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2）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3）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由第（5）點延伸出來，我國《貸款通則》第57條的規定，“各級行政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不得經營貸款業務。企業之間不得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的融資業務?！碧幱诰S護金融秩序和其他各種因素的考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正批復如下：“企業借貸合同違反有關金融法規，屬無效合同?！?/p>

借款合同無效，其風險在哪？我國《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遭受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边@里的責任如果被放大地看，出借方有可能因為自己的過錯要承擔過錯責任——自己承擔損失或者部分損失，如本金的損失、利息的損失。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有利息必須被收繳，即對至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還款期滿之日，至法院判決確定借款人返還本金期滿期間內的利息，應當收繳，該利息按借貸雙方原約定的利率計算，如果雙方當事人對借貸利息未約定，按同期銀行貸款利息計算。所以企業之間的借貸合同無效的，除了得不到法律的維護，還會受到收繳利息的懲罰。

2、刑事責任的風險

企業之間的借款合同，在嚴重破壞金融秩序的情況下，不僅要承擔合同無效的民事責任，還要承擔刑事責任。一般合法的金融機構借貸出的資金有嚴格的使用限制，即企業只能用于自身企業的發展需要。所以當一個企業并不是出于這個目的，而把從金融機構處獲得的資金高利轉貸給其他企業，達到一定數額的，就嚴重擾亂了我國的金融秩序，這就有可能觸犯《刑法》，構成犯罪。我國《刑法》第175條規定，“以轉貸為目的，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他人，違法數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的5倍以下的罰金，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另外，個人、企業進行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構成非法集資罪，應被追究刑事責任。非法集資往往以高利為誘餌，以合同未掩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從目前社會上反應出來的一些非法集資的案例看，其往往對參與的社會公眾造成血本無歸的嚴重后果，社會危害較大，所以，非法集資數額達到法定標準就要承擔刑事責任。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非法集資的罪名依照集資方式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欺詐發行股票、債權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等。

3、信用風險

從本來意義上，信用風險又稱為違約風險，是指交易對方未能履行約定契約中的義務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即一方（受信人）不能履行還本付息的責任而使另一方（授信人）的與其收益與實際收益發生偏離的可能性。但在這里，我們指的是企業借貸無效后，受信人由于經營不善、無力償還資金，給資金出借方造成的風險。這種風險會產生蝴蝶效應，波及其他企業，最后給國家金融體系產生原本意義上的信任風險。篇二：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如何定性

關于hcl、hch和hy三人涉嫌合同詐騙的報案材料

報案人：lhy，男，漢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證號×××××× 犯罪嫌疑人：hch，男，漢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證號×××××× 犯罪嫌疑人：hy，女，漢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證號×××××× 犯罪嫌疑人：hcl，女，漢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證號××××××

案由： 合同詐騙

一、主要涉案事實 ：

2010年11月下旬，犯罪嫌疑人hch和hy找到我，以高額利息（月息6分）為誘餌，騙我借錢給××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和hcl，幫助“周轉”還貸（還貸后再續貸）。兩人又編造種種理由說還貸時間比較緊，hcl是a公司法人，在外地，要我先打款到a公司賬號，事后再由hcl在借據上補簽字。我當時并未與hcl直接認識，便有些猶豫。為了制作充分的假象，hy利用自己擔任××信用社主任的身份當場拿出了一份所謂a公司貸款憑證的材料，又說借款時間只要一個月，h、h二人又分別以“經辦借款人”和“擔保見證人”名義向我出具兩張“借據”（一張200萬元，一張250萬元），約定了打款賬號、利息、借款期限、還款人等內容。我當時信以為真，便按照“借據”的約定在2010年11月24日和26日分兩次給a公司賬戶匯款合計450萬元。事后，我多次催促h、h二人完善hcl的補簽字手續，但二人總以各種理由推諉，2010年12月下旬借款期限屆滿時hcl也沒簽字更沒還款。2011年1月23日晚hcl突然打電話約我在××大酒店405室見面，我以為是她要還錢。不料我到那里時hcl、hch和hy三人已經擺起了“鴻門宴”，先是hcl否認曾指示h、h二人向我借錢，接著h、h二人支支吾吾不認賬！我當時告訴他們考慮法律后果后憤然離席。

此后，我多次聯系三人，但hcl和hy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凈，要我找hch。當我轉而聯系hch時，雖然想盡各種辦法，但始終找不到hch蹤影，事實上hch已經逃匿！另據了解，h、h二人所謂的a公司“周轉”還貸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而我匯款的a公司賬號已經在2010年12月清零!！至此，事實已經很清楚，三人根本不是“借”錢，而是通過簽假合同（“借據”）和“彈雙簧”的方式詐騙他人財物，現在又通過“踢皮球”、玩失蹤來掩人耳目，是典型的合同詐騙行為。

二、本案補充事實 ：

另外，我還有以下事實向公安部門匯報：

1、hch已經畏罪潛逃。hch在騙走錢后便頻繁改變手機號，先后使用的有××××、××××、××××、××××等，但現在這些手機號或者關機或者占線或者無法接通。為了找到hch，我三番五次到hch的老家（××××）、辦公地（××××）、出租房（××××）、其“女友”（情婦）××的老家（××××）、其好友××在××××的住處等地查找，又三番五次聯系或走訪了hch妻子×××、侄女×××和×××、其兄弟姊妹、好友等十數人，均不能找到他的下落。

2、贓款已經被轉移。我匯款的a公司賬號為××××，開戶行為農商銀行××××分理處。該賬號已在2010年12月清零，贓款已經被轉移。hcl是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hcl實際將贓款占有并轉移。

3、借錢的理由純屬詐騙。根本不存在h、h二人所謂a公司需要“周轉”還貸的問題。a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是“×××”也并非如二人所說的是hcl，但是“×××”與hcl系母女關系。hcl是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4、h、h、h二人是合謀詐騙。hch與hcl既有商業合作更是“情人”關系。在經濟方面，h、h、h 二人也關系密切。hcl曾將其控制的××××的一宗地塊的31%的份額以800萬的價格轉讓給hch。因為hch沒有資金實力，三人便合謀“借款”詐騙，hy以信用社主任身份出面協助，事后收取數十萬元的傭金。

5、h、h二人有長期勾結違法的事實。自2007年起hy及其丈夫××曾數次以私人名義向hch提供高息貸款，每次數額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這些款項來歷不明，鑒于hy××××信用社主任的特殊身份，其貸款極可能挪用自信用社的公款。

三、h、h、h三人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h、h、h三人的行為違反了《刑法》第224條的規定，涉嫌合同詐騙罪，且屬團伙作案，涉案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由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責任，理由如下：

1、hch和hy已經構成了合同詐騙罪。h、h二人找我借錢時，以高額利息為誘餌，虛構周轉還貸和

hcl是a公司法人的事實，又出具約明利息、借款期限的“借據”進一步制作簽訂合同的假象，贓款到手后h、h二人互踢皮球，hch畏罪潛逃，合同詐騙的事實和意圖已經昭然若揭，案發至今已4月有余，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

2、hcl事前參與謀劃，事后轉移贓款，也是重要犯罪嫌疑人。hch與hcl既有商業合作更是“情人”關系。是hcl提出hch到外面以其名義騙錢，二人又拉身為信用社主任的hy入伙，事成后錢款打在hcl所控制的公司賬戶，hcl再將賬號清零，轉移贓款?？梢姡唧w操作是h、h二人出面，而h參與謀劃，在幕后操縱并提供帳戶轉款，事成后清空賬戶，轉移贓款。

3、hcl、hch和hy三人是有預謀的團伙作案，涉嫌的詐騙數額高達450萬，根據《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刑法部分條款數額執行標準和情節認定標準的意見》的規定，三人詐騙錢款“數額特別巨大”，可能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屬于重大經濟犯罪，依法應由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責任。

綜上，h、h、h三人事前通謀，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通過簽假合同（“借據”）和“彈雙簧”的方式詐騙他人財物，其行為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為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為維護誠信守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請公安部門對此案予以立案偵查，追究hcl、hch和hy三人的刑事責任。

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被告人陳某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詐騙案被告人周某某用偽造的房產證做抵押與被害人張某簽訂借款協議書.騙取張某人民幣18萬元.后張某到朝陽區房管局核實房屋產權時被告知房產證系偽造的,發覺被騙遂報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獲歸案.檢察機關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詐騙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訴,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上述兩個案例的基本事實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 因此引出實踐中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一個問題: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二、分歧觀點 實踐中,對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定詐騙罪.理由是借款合同雖有合同形式,但是與普通民間借貸中借條的性質一樣,公民個人之間進行類似借款協議,不能體現市場交易性質,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當認定為個人之間的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通過借款合同形式進行的詐騙,是雙方當事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行為,同時伴有抵押,質押等特殊的擔保形式,此類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間借貸中的借條,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交易特征,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是自然人實施的行為,應當定詐騙.理由基本同第一種意見;如果是單位實施的行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因為單位的參與使得整個借款合同的

性質發生了變化,就具有了市場交易的性質,體現市場經濟秩序.而且詐騙罪沒有單位犯罪.三、評析意見 我們在實踐中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不應當以犯罪主體是否單位或個人來判斷合同詐騙或者詐騙.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簽訂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單位的,就能夠體現市場交易性質.如陳某合同詐騙案中,法院在審查時就認為,如果陳某是以單位名義簽訂合同并將借款直接用于單位經營,那么其借款的行為就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性質, 就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事實上陳某并未將借款用于單位經營,而是用于個人支配使用,故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也就無法體現市場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 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并未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須是單位,這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通過對合同的主體進行界定,即將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之間訂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來,同一個行為,如果單位實施是合同詐騙罪.而自然人實施就變成了詐騙罪,顯然違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其次,不應當以合同內容是否系原《經濟合同法》(已作廢)規定的經濟合同來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理由如下:雖然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似乎僅指原《經濟合同法》規定的經濟合同,因為1997 年的《刑法》頒布前,有關的司法解釋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應當注意到,修訂后的《刑法》第224 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并沒有繼續沿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說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詞.而原有的《經濟合同法》已經廢止,現行的《合同法》已經不再出現經濟合同一詞,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體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對利用身份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只能以詐騙罪處理.通過對合同的內容進行界定即將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界定為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學.因為按照《合同法》的有關立法解釋, 社會經濟指的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的說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由此一來,對合同詐騙罪作出的司法解釋如要將《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為市場交易與非市場交易兩種類型,恐怕不但實踐中難以操作,而且也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顯然,司法實踐部門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法院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實務操作指導書中,也有如下表述.關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結合本罪的侵犯客體和立法目的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合同詐騙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對各種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范和調整,其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應再以典型的經濟合同為限,同時,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進行詐騙罪的,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合同,協議,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予合同,以及婚姻,監護,收養,扶養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受勞動法,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構成犯罪的,應以詐騙罪處理.但是.由于這一掌握標準確實仍有難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實踐中難免出現分歧.陳某案中,法院認為,此類民間借款合同的性質與借條一樣,雖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場交易行為,不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故不是合同詐騙罪.筆者也認為,一般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虛構事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借條方式騙取借款后不還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但陳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現,顯然不能等同于一個簡單的借條,合同規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約定了擔保形式,顯然這一借款形式已經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的民事行為而是一種商事經營領域的商事行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過在擔保形式作假來虛構償還能力騙取借款,其行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這一特定的形式來進行詐騙,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條第(二)項合同詐騙罪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 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特征.最后,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當避免另一個極端,即見合同就定合同詐騙罪.我們簽訂了各種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只是對某一階段事實的一個證明,并非取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種情形下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我院辦理的丁某某詐騙案中,丁某某虛構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轉資金的事由與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取得房產,雖然有房屋買賣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該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該合同來進行詐騙,因此該案應當定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

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如何定性 ——溫守川合同詐騙案 張 華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溫守川，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大專文化，系成都市曾記茶業有限公司、成都市渝蓉商貿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合同詐騙犯罪于2000年9月12日被逮捕。

200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溫守川犯合同詐騙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溫守川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人民幣26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構成合同詐騙罪，提請依法予以懲處。在法庭審理中，被告人溫守川否認起訴指控的事實，辯稱其沒有向張國林隱瞞企業經營狀況，所借款項用于企業的經營活動，借款到期后并沒有逃匿。

辯護人認為，溫守川所經營的企業均系依法成立，借款時，溫已將其經營情況如實告知張國林，且成都南萊貿易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南萊公司)與溫守川的抵押借款在1999年7、8月間續訂合同時已作了變更，取消了抵押條款，不屬重復抵押。所借款項用于其經營活動和投資養殖場等。借款到期后，溫提出過分期還款及轉移抵押物，但遭張的拒絕，且溫也沒有攜款長期逃匿的跡象。故認為溫守川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本案屬經濟糾紛。公訴人答辯認為，被害單位上海鴻遠房地產開發經營有限公司(下稱：鴻遠公司)總經理張國林陳述，錢輝、趙煒、楊建軍等多名證人的證言和審計查證報告等證據證實，被告人溫守川在向鴻遠公司借款時，隱瞞了其企業經營不善、個人負有巨額債務，并將已抵押給他人的財產進行重復抵押。借款到帳后，溫僅將少部分借款用于曾記茶業公司的經營，其余均被用作其它用途。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1998年9月，鴻遠公司總經理張國林經人介紹與從事化工、餐飲、茶葉經營的被告人溫守川相識。1999年2月，被告人溫守川隱瞞其經營不善和負有大量債務的事實，向張國林稱其茶葉經營有高額的利潤，并用曾記茶業公司名義，以年30％的回報向鴻遠公司借款260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為此，雙方簽訂了《借款合同》，約定該借款用于曾記茶業公司的流動資金，借款期限為1年，曾記茶業公司以上述固定回報，至借款到期日一并給付；曾記茶業公司以成都曾記上海食府的資產、曾記茶樓全部股份資產和曾記茶業公司及所屬茶莊全部資產作為抵押。但其中的曾記茶樓已于1998年6月被溫守川抵押給了南萊公司。鴻遠公司開出金額為260萬元的銀行匯票，并于同月8日劃入曾記茶業公司的銀行帳戶?？铐椀綆ず?，溫僅將其中的64萬余元用于曾記茶業公司的經營業務，其余被用于成都市渝蓉商貿公司的還款和劃入其經營的成都曾記上海食府使用，以及歸還其它債務等。

2000年2月，借款到期后，張國林等人多次向被告人溫守川催討，但均遭溫守川的搪塞、拒絕。之后，溫關閉了移動電話、尋呼機并離開成都市躲避至四川省廣漢市隱匿。同年8月3日，公安人員在廣漢市中山小區23幢4單元4－1號將溫守川抓獲。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溫守川身為曾記茶業公司等單位的主管人員，其在與鴻遠公司有關人員簽訂、履行合同中以故意隱瞞事實真相，采用重復抵押等欺詐手段，以借款方式騙取鴻遠公司260萬元，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且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予處罰。被告人溫守川系以單位名義，為單位利益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屬單位所有，故屬單位犯罪，被告人溫守川應承擔主管人員的刑事責任。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溫守川故意隱瞞事實真相，以曾記茶業公司名義采用重復抵押等欺詐手段，騙取鴻遠公司260萬元，并將其中大部分錢款用于歸還欠債或其它用途，借款篇三：以單位名義犯貸款詐騙罪如何認定 以單位名義貸款詐騙罪名如何認定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大河網 點擊數：1117 更新時間：2008-4-8 10:21:51 河南法學網訊 本案是一起以單位名義實施的貸款詐騙案件，由于我國《刑法》規定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該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本案如何定性遂成為難點。本案被告人實施的騙貸行為因不具有意志整體性及非法利益團體歸屬性而應認定為個人犯罪，從而解決了單位犯罪和貸款詐騙罪之間的競合和沖突問題。案情

1995年4月至2002年12月，張某（被告人，原系某資產投資有限公司、某房地產開發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丈夫施某（另行處理）先后虛假出資注冊成立了某資產投資有限公司、某房地產開發實業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主要從事股票交易。2001年10月至2004年1月，張某提供內容虛假的財務報表，先后以上述四家公司的名義與某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信托公司）簽訂資金信托貸款合同，用施某、劉某及冒用他人名義作為出質人與信托公司簽訂質押擔保合同，由張某、信托公司、監控券商（某證券經紀有限公司證券營業部，以下簡稱證券部）三方簽訂監控協議書，并由監控券商出具虛假的股票市值證明，張某以施某、劉某等出質人的虛假資金賬戶和股東賬戶下的資金及市值股票作質押，向信托公司騙取貸款共計13筆，金額共計人民幣6.2億元，其中已歸還本息3.1億元，尚未歸還本金4.1億元。張某將所騙款項用于歸還欠款、個人購房及股票買賣等。

沈某（被告人，原系某證券經紀有限公司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明知張某本身無資金，且明知出質人在證券部和某證券經紀有限責任公司商城證券部營業部（下稱商城證券部）未開設資金賬戶或出質人資金賬戶與實際持有人不符，且無市值股票或無足額市值股票可用于質押的情況下，仍以證券部、商城證券部的名義，多次為張某向信托公司騙取貸款出具虛假的股票市值證明，使被害單位信以為真，向張某發放大量貸款。沈某對貸款資金不履行監控職責，明知張某未歸還貸款，在股市下跌、張某股票虧損的狀況下，應張某要求，多次大量提現共計6000多萬元供張某使用。

一審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分別判處張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處沈某有期徒刑7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一審宣判后，未有上訴或抗訴，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一、張某具有非法占有所騙貸款的主觀目的

本案中張某為取得信托公司的貸款，通過虛假出資注冊成立了四家公司，并以施某、劉某等人的名義或冒用他人名義作為出質人，使用不實的資金、股票賬戶，勾結監控券商出具虛假的股票市值證明，誘使信托公司相信其確有大量質押股票可確保還款，從而使信托公司與之簽訂貸款合同并向其大額貸款。應當說，在整個行為過程中，張某實施的騙貸行為是較為明確的。因此，在本案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對本案定罪量刑具有關鍵意義。

張某在審理中辯稱自己并無非法占有貸款不還的主觀故意，對此，雖然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種心理活動，但它并不是脫離客觀外在活動而存在的。首先，從張某實施貸款的背景來看，張某在貸款時所控制的四家公司均系虛假出資成立，公司成立后又無實際經營活動。其次，從張某實施貸款后的使用情況看，其將所貸款項中的大部分用于風險性極高的股票投資，在貸款不能按期歸還的情況下，仍繼續大量貸款。上述行為表明，張某在明知自己沒有歸還能力的情況下仍大量騙取他人資金，并將所騙資金用于高風險活動及取現等，其客觀上已沒有歸還貸款的可能，其主觀上也沒有歸還所騙資金的意圖，從而可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所騙資金的主觀目的。

二、張某的行為是在單位名義下實施的個人犯罪

本案中，張某所實施的騙貸行為基本是以其所注冊成立的四家公司的名義實施的。雖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并未對張某的行為是否系單位犯罪產生太大爭議，但從正確適用法律的要求講，法院必須對此問題作出明確的結論。

就貸款詐騙犯罪而言，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并未規定單位可以構成該罪，如果單位實施了貸款詐騙行為，其處理方式無疑要有所區別。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發布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币虼耍景甘欠癯闪挝环缸?，直接關系到對案件當事人的罪名適用并進而影響其量刑。

張某以自己或他人的名義先后注冊成立了四家公司，從公司的決策上看，四家公司不具有獨立的單位意志，其完全受“幕后老板”張某一人的控制。從公司的經營上看，張某對上述公司的實收資本均未真實投入，公司成立后除用所騙貸款從事股票交易外沒有實際經營活動，亦未向稅務部門進行納稅。從四家公司的利益歸屬上看，公司沒有獨立的財務和經濟體系，公司所有合法及非法“經營”收入均為張某所控制和取得。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發布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币虼?，本案系張某個人犯罪，不能認定為單位犯罪。

顯然，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公司的名義，通過使用虛假證明文件，利用虛假質押擔保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金融機構信托公司數額特別巨大的貸款，其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

三、沈某構成張某貸款詐騙的幫助犯

本案中，沈某在明知張某提供的出質人無相應的資金賬號，出質人名下無資金、股票的情況下，仍多次為張某貸款出具虛假的股票市值證明，使信托公司確信張某擁有上億元的市值股票，從而向張某發放大額貸款。在股市下跌過程中明知張某炒股虧損，仍然幫助張某提現。雖然沈某辯稱與張某沒有共同犯罪故意，但需根據案件事實，結合我國《刑法》對于共同犯罪的規定及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來加以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備“共同犯罪故意”，在客觀上則必須實施了具有內在聯系的犯罪行為。就本案而言，沈某在客觀上對張某實施騙貸行為的幫助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沈某提供的虛假資信證明，張某不可能向金融機構取得數額如此巨大的貸款；如果沒有沈某的幫助，張某也不可能將上億元資金提現。本案事實表明，在主觀上沈某與張某存在意思聯絡，應認定二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綜上，可以認定沈某與張某構成貸款詐騙罪的共犯。

值得注意的是，沈某之所以幫助張某實施騙貸行為，其犯罪動機僅在于做大營業部業務量，為了單位利益，個人沒有非法所得。雖然行為人的犯罪動機并非犯罪構成要件的內容，一般不影響對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但是，犯罪動機作為刑罰裁量過程中的酌定情節，卻有可能影響對行為人的量刑。